新形势下农信社服务三农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思路

第一篇：新形势下农信社服务三农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思路

新形势下农信社服务三农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思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撑，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增加涉农资金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农信社的支持，更是尤为重要。但受制于经营环境及农信社自身经营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目前农信社在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亟需加以解决。

一、当前农信社经营面临的困境

（一）农村金融市场固有的高风险。一是农信社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但随着农民大量进城，“有农村无农民，有农地无农业”的现象日趋普遍，农信社的市场主体发生变化。二是农业是弱势产业，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制约，在农业保险机制及补偿机制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农户的还贷能力难以保证，信贷风险较大。三是农村交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信用体系及法制建设不尽完善，农信社经营管理成本普遍较高，经营较脆弱。

（二）新型农村经济模式酝酿新的风险。当前，农村经济环境和条件已发生显著变化，农业专合组织、订单农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共同发展，这一方面为农信社的经营绩效提高创造了条件，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新的信贷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复杂多变，如果市场预测不准、经营管理不善、缺乏长远规划，或遭遇自然灾害，或舆论影响，就会造

贷款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机构就多达30余家，其变相高息揽储、违规发放高利贷等行为，已严重干扰和影响农村金融市场。

（四）客户群体发生变化或转移。农信社生于农，发展于农，这决定了其客户对象主要在农村。长期以来，缘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少，农民在可选择性不强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在农信社办理金融业务，促使农信社成为农村金融主力军。但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的许多居民正逐步走向城市居住、生产、生活，农村人口在逐步减少。根据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居住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按照“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或达51.5%。从近年来地方经济和农信社业务发展看，城区经济总量远大于非城区经济总量，农信社城区业务理应大大超过非城区业务，但受结算渠道、服务、产品、品牌形象等制约和同业竞争影响，城区业务发展却不尽理想。例如xx县，2013年末全县银行机构存款余额76.45亿元，其中县城区银行机构网点存款余额52.15亿元，乡镇网点存款24.3亿元，但xx农商行县城区网点存款12.37亿元，仅占全县城区存款总量的23.72%，占该行存款总额38.45%。

（五）缺乏稳定持续有力的政策扶持。农信社资金取之于农，理应反哺于农。历年来，农信社在支持“三农”建设上都倾注了全力，但农信社没有得到与贡献相匹配的利惠待遇或利惠甚小。例如xx县的支农主力军xx农商行，每年投放贷款占全县银行机构投放贷款总额65%以上，其中涉农信贷投放占比达97%以上，业务所占比重较大；三是实行资产多元化、经营多样化，个人理财业务、委托代理业务等中间业务具有鲜明特色；四是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对照社区银行的特征，农信社实行社区银行改制条件基本具备，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一是长期以来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这种资金流向与其他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向有根本区别，符合社区银行主要为当地经济服务的要求；二是多年来贷款投放始终坚持以个人为主、以小额为主、以服务当地居民为主，把大量贷款投向了个体的农户和城镇居民，在开展个人等中小客户业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农信社实现社区银行改造奠定了业务基础；三是网点遍及乡镇，把金融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在网点覆盖上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适应社区银行对社区居民提供就近服务的要求。因此，农信社定位于社区银行、零售银行，这符合农村发展趋势，有利于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

农信社要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农村劳动力大转移的趋势，顺应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方向，客观审视自身与其他商业银行存在的差距、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把区位特点同行业特色紧密结合起来，突出“四个面向”，坚持走特色化经营的道路，即面向“三农”，巩固农村市场；面向城市新社区，延伸金融服务；面向小微企业，拓展优质客户市场；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积极培育潜在市场，寻求政策目标和商业目标的和谐统一。

（二）转变服务理念，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意味着城乡一体化是三农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将彻底改变农村金融生态，在城乡一体化起步较早的地区，例如江浙沿海、珠三角地区，目前农信社在服务对象、服务范围、业务品种、网点布局上已超越传统的范畴，其经营活动已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对此，农信社必须要与时俱进，以市场需求为中心，积极主动融入其中，才能化挑战为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

积极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广大农民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对农村社会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信用社要大力对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农村基本建设、行政村整治等信贷支持，促进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和进程的提高。要进一步简化贷款手续，大力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贷款品种，开展农户贷款千家万户工程，帮助农民增收。

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营效益。要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扶持农民规模和农场化经营，集约农业资源。积极扶持一批市场带动型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格局加速发展；要积极扶持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与出口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储藏、运销等流通设施和经济主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从而促使农业经济转型。

第二篇：新形势下农信社服务三农调研思考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支持“三农”？对此我们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对**省**县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情况进行了比较祥尽地调查。

一、县域基本情况

**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现为全国产棉大县、粮食生产

基地县、十大重点渔业经济联系县、林业工作先进县和全省蔬菜、速生林面积最大的县。全县辖20 个乡镇，444个行政村场，14.5万个农户，59万农业人口，102万亩耕地。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已初具雏型。

（一）农产品结构日趋合理，规模扩大。全县已形成优质水稻、优质棉花、优质油菜、特色蔬菜和高效速生林、特种水产养殖、**土鸡养殖、草食动物养殖等8个具有传统优势的特色产业。养殖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3%，稳定地超过了种植业；农产品优质品种、特色品种的比重达到了85%以上。种植业方面，水稻复种面积达到117万亩，常年产稻谷51.5万吨。棉花种植稳定在35万亩，常年产籽棉210万担，棉花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三、**第一。油菜常年种植40万亩，年产油菜籽5万吨。蔬菜生产方面，常年复种30万亩，总产蔬菜80万吨，面积和产量居全省第一。特别是芥菜成片种植面积10万亩，是全国集中生产面积最大的县。全县有11万亩7种蔬菜的22种产品通过了无公害认证。畜牧生产方面，我县已成为全国牲猪、家禽生产基地县和全省草食动物发展基地县。常年发展生猪120万头、家禽1600万羽、肉牛和肉羊12万头。水产生产方面，有养殖水面25万亩，年出水水产品11.6万吨，产量居全省首位，2004年纳入了全国虾蟹优势产业带。尤其是近几年特种养殖发展迅猛，珍珠蚌吊养达到了3.5万亩、3500万只，黄鳝、才鱼等养殖网箱达到30万口，河蟹放养达9.2万亩、1800万只，大口鲶等名优鱼专养、套养达5万亩。

（二）农产品加工企业逐年增加，水平提升。目前，全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达1100多家，其中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7家，形成了棉花、蔬菜、粮食、板材四大农产品加工支柱产业。在棉花加工方面，已发展轧花厂48家、纺织企业40家、纱锭41.7万锭，年可加工籽棉200万担，年产各类纱线4.7万吨、巾被1万吨，生产能力全省第一。在蔬菜加工方面，已形成以插旗菜业、华凯、康田、田丰、雄风等规模企业为龙头，以40多家中小型加工企业为依托，精加工和粗加工相互配套的加工体系，年加工量60万吨，占全县蔬菜产量的70%以上。在粮食加工方面，已形成95家小型企业和银波米业、兴华啤酒、华泰米业等一批规模企业，年可加工稻谷10万吨。板材加工方面，华信人造板有限公司总投资达1.5亿元，年加工量达20万方。

（三）农业品牌初步形成，市场活跃。目前，“湘妃”毛巾、“漂亮宝贝”巾被、“雄峰”藠头、“同兴”和“万理石”花岗石等产品畅销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兴华”啤酒已成为湘鄂边啤酒市场的主导产品，2006年成为了人民大会堂国宴特供酒。插旗芥菜、护城黄白菜苔、**豆角、潘家大辣椒、洞庭雪藕、马涧西瓜、“芙蓉”鱼块、“蝴蝶”鱼排、东湖源水产品、洞庭黄鳝、洞庭岛王鸽、洞庭银波精米等畅销省内外。有30多种农产品在国家、省、市有关评比中获奖，“华凯”牌鱼制品等3个农产品商标被评为**著名商标，湘妃毛巾等2个农产品被评为**名牌产品，**芦苇笋等3个农产品被评为有机食品，洞庭银波米被评为绿色食品。农产品品牌凸现，促进了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活跃。目前，全县已形成以县城农产品专业市场为龙头，中心集镇集贸市场为主体，乡村墟场和众多的路边市场为依托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市场建成总面积已达45万平方米，触角延伸到了武汉、长沙、广州、上海等大中城市。在营销主体培育上，我县近年已组建各类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运销协会220多个，全县参与农产品流通的人员已达12000多人。与此同时，农产品经纪交易、信息咨询、物流配送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全县参与农产品流通的物流企业已达17家，信息咨询企业14家。去年，全县农产品集散和交易量达到80万吨。

（四）农业生产投入不断增加，条件改善。一是政策性资金投入增加。近5年来，国家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建整扶贫、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途径，已向我县投资 2亿多元，极大地支持了我县农业生产。二是信贷资金投入增加。我县农村信用社自2002年以来的小额农贷资金累放已达到10亿元，年均近2亿元，在全县农业生产直接投入中的比重已达到45%以上。三是民间资金投入增加。据统计，到2007年底，全县有500多名下岗职工和机关干部投身农业开发，为农业生产已累计聚集资金8000多

万元。四是工商资金投入增加。近几年先后引进了农业招商项目110多个，引资总额达7亿元。因为农业投入不断增加，有效改善了我县农业生产条件。近几年来共投入12亿元，对长江、藕池河、**河和洞庭湖进行了重点治理，堤垸防洪保安和农田抗灾保收能力大大增强。改造了78个村的中低产田15.9万亩，并通过衬砌渠道、新建机埠、修砂石路、渠系配套、添

置农业机械等多种方式，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此外，还加大了扶贫开发和农村沼气建设力度，有效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二、县农村信用社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近三年来，全县农村信用社累放各类贷款7.3亿元，其中涉农贷款累放49570万元，占贷款投放总额的71.1%，较好地支持了县域“三农”经济的发展。连续四年被县政府授予“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信贷投放贡献奖”，特别是去年，我们通过调整投放方向，重点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是支持了季节性农业生产。去年，累计发放农户贷款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6800多户，金额达23431万元，有力支持了季节性农业生产，在保证辖内农户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基本上解决了农民子女就学方面的资金困难。

二是保证了镇村两级财政正常运转。去年，我们以各种方式对镇村两级财政投放资金近600万元，确保了镇村两级财政正常运转。

三是支持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2007年，全县信用社累计为新南棉业有限公司、田丰菜业、铭泰米业等45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民营企业投放支持贷款3700多万元，占总投放的13.2%。

四是支持了银企洽谈会的签约项目。去年，我们在岳阳市银企洽谈会上共签约企业8家，签约金额2160万元。年内，共向8家企业发放贷款1740万元，履约率达80.6%。

五是配合政府发展经济。去年11月至12月，针对收购市场疲软，资金短缺的问题，我们先后为10家轧花厂贷款2000万元，成功启动粮、棉收购市场，有效缓解了棉花收购与销售的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008年为执行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结合省市人民银行信贷管理精神和市联社调控季度信贷计划的要求，我联社2008年的信贷计划确定为净投放2亿元，做到重点优先发放小额农贷和中小企业贷款。截至4月底，我县信用社已发放贷款19697万元，其中“二小”贷款12212万元，占 62%。

三、当前支农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我们农村信用社作了一些积极的工作，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

㈠支农资金组织难。由于竞争激烈，对在农信社存款歧视性政策从心理上未完全消除，农信社组织存款难，对公存款占比低，整个存款市场份额不高。截止 200８年４月底，我县农信社存款90190万元，不到全县存款总量的 %，这与农信社支农贷款占全县90%以上严重不对称。说明农村资金仍在大量外流，支农资金补给不足。2008年我县联社的信贷计划只有2亿元，到目前为止，已大大突破了季度控制计划，还有很多需要支持的客户，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㈡不良资产盘活难。盘活不良资产，对于农信社增强资金实力，改善经营状况，更好地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些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村组集体及其他贷户拖欠农信社贷款，逃债现象严重，一部分农民依法借贷，依约还贷的信用意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极个别农村经济组织的贷款，村委换届后，“本届不理上届事”，依约还贷就成了空话，农信社不良资产盘活困难重重。

㈢涉农贷款风险补偿难。农业目前仍然是弱质产业，涉农贷款风险大，营销成本高，没有担保，也没有政策性和商业性风险补偿渠道，由此产生的风险由农信社承担，使农信社在涉农贷款的风险和收益上很不对称。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农信社支持县域经济的后劲。

四、进一步做好农村金融服务的几项措施

要更好地服务三农、支持三农，农信社应积极开辟路径，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着力发展规模型、加工型、科技型、品牌型、生态型和外向型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增值效益、质量效益、市场效益和综合效益。

（一）拓宽思路，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延伸工作。其核心就是：延伸贷款对象，也就是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发放的对象由过去的种、养农户延伸到从事或服务于第一、二、三产业的所有农户以及城镇个体工商户，使更多的农民受益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让更多的农信社把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做大；扩大授信额度，也就是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最高授信额度从过去的3万元扩大到5万元，对种、养、加等特色大户大力推行农户联保贷款，其最高贷款额度甚至可以提高到30-50万元，这样可以充分满足信用农户的大额资金需求；延长使用期限，根据农户贷款用途、生产经营周期、还款来源等因素，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允许贷款跨使用。

（二）突出重点，做好信贷资金的有效投放。一是支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建立重点支持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库，研究确定支持其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工作措施，大胆创新贴近于本地产业化经营的信贷产品，满足特色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支持农村经济结构优化。突出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三是支持现代农业建设。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目标，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支持力度，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四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通过信贷资金的注入，大力推进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抗灾能力建设，加大大型排灌泵站更新改造、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病险水库排险加固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五是支持推进乡村城镇化。通过信贷政策扶持，鼓励富裕起来的农民、私营个体业主以及已在小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户在小城镇建房落户。运用市场机制，积极支持集体、个人、私营企业等投资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小城镇的建设与开发，吸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乡镇企业向集镇集中，促进主导产业发展，尽快建立起支撑小城镇的产业群体。

（三）抓好典型，促进农村经济工作以点带面。通过支持有技术、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涉农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带动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发挥企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和主渠道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农村信用社要坚持做到“三个全面”：即全面调查、全面建档和全面支持。全面调查是指农信社应对辖内所有中小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摸清企业的现状，包括行业、产业形势，企业基本情况、经营状况，贷款需求及满足情况等。全面建档即对中小企业全面建立经济档案，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申请和有关管理办法进行评级授信。全面支持是指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不管其在农信社是否有贷款，都应一视同仁，积极支持。

（四）政府扶持，齐心协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针对农村信用社的现状，市、县、乡各级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帮助农村信用社组织存款，加强诚信建设，化解不良资产，增强农信社的资金实力，通过农信社用活本地的存量资金，推动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在防范农信社信贷风险的前提下，采取组织农信社与企业洽谈会等形式达到社企双赢。此外还应充分尊重农信社的自主权，不强迫农信社发放风险贷款。通过建立涉农贷款保险制度，设立不以盈利为目的政策性保险机构，为涉农贷款提供保险业务。尤其重要的是，应把农信社当做企业来办。要像关心重点企业、关心骨干企业一样给予关心与支持。

第三篇：论揭阳市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思路

论文题目：揭阳市村民自治制度研究 ——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与解决对策 作者姓名：黄宇华 学号：200907558576 指导老师：郑臣 写作时间：2011年 目录

一、村民自治的理论内涵———————————————————————4

（一）村民自治的核心概念——————————————————————4

（二）村民自治的相关理论———————————————————————4

二、揭阳市村民自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5

（一）揭阳市基本情况简介———————————————————————5

（二）揭阳市村民自治现状—————————————————————6

（三）揭阳市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6 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很不到位—————————————————6 2．“两委”工作存在矛盾，一些村的村民“自治”形同虚设，一些村委会组成人员呈现“年老体弱，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等严重现象——————6 3．村民自治形式虚化，工作推进很缓慢，进展很不平衡，实施结果低效 7 4．缺乏村民自治相关配套制度和制约机制，落实乏力————————7

三、改进揭阳市村民自治的对策———————————————————7

1、广泛宣传，提高全县村民参加自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7

2、选好“两委”，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两委”适当兼职，狠抓村民自治的组织建设——8

3、号召乡镇、各村健全村民自治相关规章制度，以制度来规范村民自治8

4、健全“四民主”，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机制————————————8

5、勇于实践，开展村民自治模范单位的创建工作——————————8

四、结语—————————————————————————————9 参考文献————————————————————————————10 揭阳市村民自治制度研究

——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与解决对策

姓名：黄宇华学号：200907558576

指导老师：郑臣

[摘要]

在农村30多年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领导亿万农民不仅创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村民自治这一亿万农民当家作主的好形式。实践表明，村民自治制度顺应了时代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方向，促进了农村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在谈到成绩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了存在的问题。必须看到，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实行得比较好的毕竟还是少数，不少地区虽然也建立了村民委员会组织，也按期进行了选举，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有较大距离，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各种自治组织和规章制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实行“村民自治”任重而道远。本文重点介绍了广东揭阳市村民自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揭阳市村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改进揭阳市村民自治的对策。希望借此来引起各方面对村民自治问题的高度关注，以便采取更好的办法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关键词] 村民自治；农村改革；揭阳市

一、村民自治的理论内涵

（一）核心概念鉴定：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含义包涵四个方面：民主选举，即直选；民主决策，即通过村民会议决定重大事项，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研究日常工作；民主管理，通过制订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建章立制实现规范化管理；民主监督，即实行村务、财务公开，民主评议干部，建立重大事项汇报制度。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把村民公认的、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人选进村民委员会；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促进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村民自治的相关理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有20多年。科学总结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建设，关系着对2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认识，关系着对中国实际的人权进步程度的把握及对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真实性的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央非常关心的问题，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赶超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是绝对不行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我国有13亿人，其中9亿多在农村。我国的民主化，必须有农村的民主化。村民自治是我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搞好村民自治，让9亿多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必将极大地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我国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１１１条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１９８７年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把宪法所确定的村民自治原则具体化。在宪法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范下，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实践，已经对农村基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在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解决，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村民自治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在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我党及时顺应民意，推进村民自治，把党的基层政权对农民的直接领导关系转变到全力推进以“四个民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下的指导关系，这一政治体制的转变：调动了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坚定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了对党的信任；促进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村民自治的伟大实践为厉行法治，落实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提供了民主政治动力。1988年我国在农村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村民自治，直至1998年的《村组法》的颁行，最终将农民的民主政治实践所提出的自治权法律化和制度化，从而把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实现了农村干部由村民自己选，村里的事情由村民自主办，村中财务由村民自己管。村民自治的伟大实践，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法治观念，推进了法治建设的步伐，并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通过村民自治这一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有效载体在广大农村逐步得以具体落实和推行。

二、揭阳市村民自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揭阳市基本情况简介 揭阳市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三角洲南端，历来是粤东、赣南、闽西南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进出口岸和商品集散地，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要冲”的美称。也是全国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和著名侨乡。揭阳市，处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点，是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揭阳港临近西太平洋国际黄金航道，距香港、台湾高雄均不足200海里，位于东经116°14′至117°19′，北纬23°02′至23°38′之间，韩江三角洲南端，东北接潮州市饶平县，北邻潮州市潮安县，西邻汕头市，西南接汕头市潮阳区，东南濒临南海。市区距香港187海里，距台湾高雄180海里。

2010年，揭阳市辖普宁市、惠来县等3个区和5县，辖32镇37街道，辖548个村委会和513个居委会。民族以汉族居多，约占99.9%，还有畲族、壮族等10个少数民族，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1118人。

（二）揭阳市村民自治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揭阳市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引下，进一步免除农业税和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总的看，揭阳市村民自治工作有所加强，村民自治成效较为显著，集中体现在：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不断深入人心，农民参政议政意识空前增强；农村很多工作取得了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农村中不少矛盾被有效化解，大多数村民变得气顺心齐劲足。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点：

1、村新一轮换届选举都能按照新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做到了由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普遍设立了秘密写票处，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重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这些经常性民主形式作用的发挥。许多乡镇重新依法选举了村民代表，又有一批乡镇单位出台了本行政区域的关于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对村民会议议事规则，村民代表的产生、培训、职责作了详细规定。

3、村务公开已在原有村务公开栏的基础上，向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但是，揭阳市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多，农业科技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村民自治问题仍然严重。下面将对此展开论述。

（三）揭阳市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很不到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揭阳市一些村级组织的软弱涣散，农村教育处于放任自流状诚。一些急于发家的农户纷纷让女子弃学务农；还有的农户承包后生活水平下降，无法供子女上学读书；少数坚持完成大学学业的青年又纷纷远离农村。经调查，目前在揭阳市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的占70%左右，文盲占15%左右；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15%，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8%，而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5%，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65%。教育的薄弱和人才的流失，导致揭阳市农村经济文化总体发展的缓慢与落后，同时使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缺乏现代化的支撑。现代文化的贫乏导致了揭阳市部分乡镇干部和农民观念陈旧思想，对村民自治认识很不到位！

揭阳市有少数乡村干部认为，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不具备实行自治的能力，担心村民自治给农村工作带来混乱；有的仍然习惯于行政命令、发号施令，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还有的乡村干部认为，村民自治是软指标，发展经济是硬指标；有的认为村民自治会带来“麻烦”出力不讨好。一些村受地域观念、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影响，左右或干扰广大村民表达意愿。不少村民由于自身素质的问题不会议政，在参与决定村里的大事时，要么人云亦云随大流，要么随心所欲，难以形成共识。还有一些村民不能正确对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为村民自治就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味要求行使民主权利，对履行义务不自觉、不主动。也有少数村民以为村民自治就仅仅是选几个村委会干部，对村民自治的其它内容稀里糊涂。

2、“两委”工作存在矛盾，一些村的村民“自治”形同虚设，一些村委会组成人员呈现“年老体弱，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等严重现象。本人在调查中发现，揭阳市288个村民自治委员会中，大专以上村委会干部仅有3人，高中有81人，其余均为初中以下学历。村委会干部55岁以上占66％，与此同时，“两委”工作还存在诸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村党支部习惯于计划体制的管理方式，在实践工作中往往实行包办代替，使村民会议、村委会形同虚设。有的村委会干部认为，自己是民选的，有群众基础，只要执行包括党员参加的村民会议的决定就行了，至于党支部书记个人的意见听不听无所谓，有的甚至与党支部争权。虽说经过选举产生的村干部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但勿庸讳言，有不少村干部带富本领、工作能力与村级发展的要求和广大村民的愿望还有不小差距。极个别村干部选前为了拉选票到处讨好许诺，选后有的心甘情愿做群众的尾巴，有的却忽视对村民的承诺和服务。还有一些当选村干部不能及时转换角色，或盲从迁就、无所事事，或在其位不谋其职，或自我服务、种“自留地”。有的本身就无意于当村干部，做了和尚也不愿撞钟。很难起带头作用。

3、村民自治形式虚化，工作推进很缓慢，进展很不平衡，实施的结果低效。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由于法律的强制性，不搞不行了，因此，过去工作基础差的地方，或者不按法律办事的地方就暴露出种种问题。如在村委会选举中操纵选举、指选、派选，随意罢免群众选举的干部；在村务公开中搞虚假公开，欺骗群众；在村务管理中，有的乡镇上收村民民主理财权利，强制推行“村财乡管”；在村务决策过程中，有的村干部依然习惯于 “一言堂”,使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作用难以发挥，等等。

4、缺乏村民自治相关配套制度和监督机制，落实乏力。村务公开存在大量问题，表现为：内容不真实。一是公开的内容故意简化，在公开汇总项目时不公开细节，不让村民了解真实情况；二是有选择的公开，对干部有利的公开、不利的不公开；在财务管理上做假帐，有的做成两本帐，一本对付上级检查和村务公开的，另一本是村委内部掌握的；还有的做成三本帐，一本是公布在公开栏上的帐，一本锁在办公桌里的帐，另一本是揣在会计口袋里的帐。村务公开时限目前普遍为4个月至6个月，个别的甚至一年公布一次。许多“问题村”、“空壳村”的干部贪污腐败、财务管理混乱都与公开时限间隔过久有关。程序不规范。有的村对票据从不审核，所有开支不论是否正当全部交由会计入帐。反馈制度不健全。村务公开缺乏“反馈”制度，有的公开栏前不设“意见箱”，有的虽设有“意见箱”但长期不用，村民的意见和疑问不能及时反应反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村务公开上的弄虚掺假剥夺了村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不少村没有结合村情民意来完善、细化各项村规民约，有的将原来过了时的制度拿出来“翻录”，有的参照其它村的做法“生搬硬套”，有的按上级规定“依样画葫芦”，导致一些村务工作无章可循或有章难循。一些村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制定诸如财务开支等敏感问题的制度时，过于笼而统之，难以操作。个别村干部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就踊跃支持，对干部加以约束、规范的制度就阳奉阴违、消极抵触。一些村没有设村民代表议事室、村民自治档案室（柜）、村民意见箱以及专门的村务公开栏，有些村务公开栏，因未及时维修破蔽不堪，连避风挡雨都做不到，上墙的东西今天贴了明天掉；一些村虽有零星的各种制度，但该上墙的未上墙，该装订成册的未装订成册，“制度”被几个村干部“束之高阁”；还有一些村缺少村委会会议簿、村民议事簿、村务公开记载簿、民主理财记录簿、村民意见登记簿等，未能形成村民自治的有形载体和有目共睹的活动机制。一些村民主评议制度未能有效形成，严重阻滞了对村干部批评和村干部接受批评的渠道。村务工作过失责任追究制度也未真正建立起来，对造成过失的村干部失之于宽。一些村干部对村务特别是财务公开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公开时搞形式主义，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村民无法有效掌握村务实情。此外，在当前村民自治中还有一些像选民资格问题、如何制止贿选问题、罢免村委会干部的程序问题、妇女当选问题等等，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三、改进揭阳市村民自治的对策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当前农村工作实际，实施村民自治必须坚持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导，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重点，以村民共同参与为基础，进一步深化认识，强化宣传，提高素质，强化公开，完善管理，加强领导，大胆创新，不断提高村民自治工作水平，推进揭阳市农村各方面快速发展。

1、广泛宣传，提高全县村民参加自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实施村民自治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高度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统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引导农民实现当家作主各项权利，从政治上保障和实现农民各项政治权利的途径。因此，要动员揭阳市各级党委、政府应立足农村工作实际，从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自觉并全力支持村民自治工作，积极为村民自治工作铺路搭桥，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引导和指导农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同时，各乡镇党委、政府要加大对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及《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的学习，采取广播、电视、报刊、村务公开栏等形式，深入宣传村民自治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通过宣传和学习，让广大村民增强主人翁意识，树立“村民治村”、“治村为民”及“依法治村”理念，学会调动村民参与村级建设的积极性和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村民的各项民主政治权利，发挥村民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增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本领。

2、选好“两委”，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两委”适当兼职，狠抓村民自治的组织建设 根据揭阳市的实际情况，选好“两委”，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两委”适当兼职显得尤其迫切。因此，要打破村域、职业、年龄、性别的限制，选配好村级党、政“一把手”，在选拔村干部时，注意把乡镇“退下来”的招聘干部、村级“显出来”的优秀人才和一些“热心的”复员军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选拔进村干部队伍，集中全村智慧和力量，不断深化农村干部改革，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要依托县委党校、职业技术学校、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等载体，加强对村干部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及管理知识的培训，提高村干部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抓村民自治的组织建设，一方面要建好村委会，要明确村委会责任，具体地说，村委会承担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经济，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义务，开展各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教育和引导村民加强团结、形成良好的村风民风，协助乡镇开展工作等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要理顺村委会关系，核心是要理顺村委会与村党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保证村委会搞好自身定位和正确行使职权的重要前提。村党组织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但同时，村党组织又不能越俎代疱，要切实做到总揽不包揽、到位不越位。因此，村委会应当在充分尊重和服从村党组织领导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开展村民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村委会与乡镇政府虽没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但村委会必须自觉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履行应尽义务。

3、号召乡镇、各村健全村民自治的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制度来规范村民自治 要根据揭阳市实际，号召乡镇、各村制定规范的《村规民约》，认真做好《村规民约》的落实工作，倡导和敦促全体村民共同遵守。另外，要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自治章程是实行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综合性规章制度，是完善村级民主管理的主要渠道。民主管理离不开村民自治章程的规范建立，主要从三方面来健全村民自治章程：一是完善村民组织制度。着重对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组成、职权、会议制度、决策程序，村委会及其下设机构的产生、职责、工作制度，村民小组的组成划分和村民小组长的职责，村民的权利与义务，村干部的行为要求等层次进行规定明确。二是完善经济管理制度。建立包括土地管理、村办企业管理、集体资产的使用管理、生产服务、财务管理等在内的规范体系。三是完善社会秩序制度。侧重制定社会治安、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村级档案管理等各项制度或村规民约。

4、健全“四民主”，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机制 “四个民主”是推进村民自治的基础，“四个民主”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依法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的长效机制。搞好揭阳市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是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建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按每个村民小组2人的规模组建，其成员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代表中推选产生。把财务公开作为重点，实行财务、政务、事务公开相结合；在公开的形式上，除了墙栏公开之外，采取定期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党员会议，发放“明白卡”的形式来组织实施；在公开的层面上，由一般对办理结果的公开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公开延伸；在公开的主体上，由乡镇和村掌握操作主动权，向以村民为主导，严格按规范程序公开延伸。二是推行民主理财制度。建立村民主理财小组，按每组1人或总人数不低于5人的规模组建，其成员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从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中推选产生。民主理财小组负责对本村集体财务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参与制定本村集体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检查、审核财务帐目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否决不合理开支。每次理财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财代表参加，在指定的场所集中理财，并对财务收支票据逐笔审核、逐张签署意见才算有效。三是落实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对村级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以及享受由村民或集体承担误工补贴的其他村务管理人员，每年要进行一次民主评议，通过评议对象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述职等形式进行。评议中要将审计结果及时向村民公布，实行评议结果与村干部及管理服务人员的使用和报酬直接挂钩。对被评为不合格的村委会成员，应责令辞职，不辞职的应启动罢免程序。

5、勇于实践，开展村民自治模范单位的创建工作

健全、完善的村民自治机制不可能与生俱来，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实践活动。要实现村民自治必须依靠规范的村民自治实践活动来推动、促进。揭阳市农村情况复杂，问题很多，那么大力开展村民自治模范单位的创建工作，意义特别重大。村民自治不是少数人自治，更不是几个村干部自治，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全体村民。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村民自治模范单位创建活动，对完善村民自治举足轻重，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广大村民参与度，而且有利于创造社会关注、支持的良好氛围。要不断制订和完善村民自治模范村、模范乡（镇）、模范县（市）考核标准，鼓励上上下下、各层各级对照标准，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夯实基础，层层推进，争先创优。要通过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村民参加村民自治模范单位创建工作，让广大村民时时体味、处处体验、事事体会村民自治的实效和存在。

四、结语

我们应深刻认识村民自治制度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定推进村民自治进程的信心，知难而进。村民自治工作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步入21世纪，村民自治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推行村民自治自度中确实暴露出许多问题，有些人对村民自治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村民自治还不符合当前的国情，甚至把当前农村发展中产生、存在的问题统统归罪与自治制度本身。我们应认识到在全民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要看主流，要认识到村民自治的产生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党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体现了党的农村工作的一贯政策和意志。早在1998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就指出，“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党中央郑重地把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确立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并写进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之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村民自治，专门修订了《村组法》，使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更为有力。因此只要我们在工作中自觉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满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村民自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工作方法推进村民自治，在前进中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解决突出问题，就一定会使村民自治得到长足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决策和管理中去，落实到各项制度和各项实际工作中去，落实到广大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实践中去”，“不断扩大基层民主，不断创造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形式，要保证人民群众在基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事务中当好家做好主，这是人民群众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的基础。”农村党支部、村委会全部的工作的本质和核心就是坚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支持、保障村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正确把握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政治方向，理顺当前制约村民自治推行的体制缺陷、制度缺位、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不畅等问题。在发展中思考问题，在创新中解决问题。凡是有利于村民自治的事情我们不能畏缩不前，必须大胆的试，大胆的闯，不断扩大基层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总而言之，经过农村多年的村民自治的实践，村民自治正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了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发展,维护了农村稳定。实践表明，村民自治制度顺应了时代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促进了农村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必须看到，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实行得比较好的毕竟还是少数，不少地区虽然也建立了村民委员会组织，也按期进行了选举，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有较大距离，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各种自治组织和规章制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实行“村民自治”任重而道远。因此，就揭阳的实际情况看，解决当前揭阳市村民自治的实际存在的“观念陈旧思想，认识很不到位”、“两委”工作存在矛盾，一些村的村民“自治”形同虚设，一些村委会组成人员呈现“年老体弱，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等严重现象”、“村民自治形式虚化，工作推进很缓慢，进展很不平衡，实施结果低效”以及“缺乏村民自治相关配套制度和制约机制，落实乏力”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切实加强宣传，提高全县村民参加自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选好“两委”，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两委”适当兼职，狠抓村民自治的组织建设，号召乡镇、各村健全村民自治相关规章制度，以制度来规范村民自治，健全民主制度，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机制，勇于实践，开展村民自治模范单位的创建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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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

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

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表年份农民收入(元)市民收入(元)城乡比乡为1农民消费(元)市民消费(元)城乡比乡为1农村市场()1985397.6739.11.86317.4673.22.1256.5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00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01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02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03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

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

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

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

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原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第五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