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广东新型城镇化现状问题与对策
广东新型城镇化现状问题与对策
发布日期:2014-12-09 阅读数: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6.3 %上升到2013年的67.76 %,城镇的规模和人口不断扩大,城乡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与人口就业结构升级优化,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社区环境与生态建设较大改善。本文对广东新型城镇化现状特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对策。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现状 问题 对策
一、现状及特点
(一)城镇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
广东城镇化经过20世纪末高速发展后,进入21世纪达到较高水平。2000-2010年,广东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0.5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05个百分点。2013年末,全省城镇人口7212万人,城镇化水平为67.76 %,比全国高14.03百分点,分别高于江苏、浙江、山东省3.65、3.76、14.01个百分点,仅低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参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城市化发展进程三个阶段的研究理论,目前广东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的发展阶段,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率达84%,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
(二)人口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镇,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和产业构成发生了很大改变,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大幅度提高。2013年广东全社会从业人员中,三大产业构成为23:42:35,二十多年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了15个百分点左右。从GDP构成看,2013年全省三大产业构成为4.9:47.3:47.8,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了10个百分点,人口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化一致。
(三)城镇建设步伐加快。
在城镇体系建设方面,全省已逐步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发展、东西两翼稳步发展、粤北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格局,以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目前广东有4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2个,200-400万人城市2个,100-200万人城市7个,50-100万人城市6个,20-50万人城市4个,小城镇1132个。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各地加大城镇建设投入力度,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日益完善,全省建制镇建成区面积30多万公頃,城市燃气普及率94.93%,城市自来水普及率97.62%,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为88.09%,人均城市道路面积13.42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82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7.17%。统计表明,广东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均高于全国水平。
(四)城镇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提高。
城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由2000年的461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62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由2000年的30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171万人。广东积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2012学年,广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00.6万人,有158.5万随迁子女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占总数的52.7%。医疗卫生方面,全省城镇地区卫生事业机构、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有较大幅度增加,人均拥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增加。在社会保险方面,2000年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3215.18万人,2013年末增加到4183万人;2000年参加全省医疗保险5043.22万人,2013年达9179.75万人。
(五)城镇化拉动效应明显。
城镇化发展拉动广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广东人均GDP达到58540元,比2010年增加13804元,增长23.58%。城乡居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9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669元,分别比全国高22.76%和31.1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33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343元,分别比全国高33.91%和25.91%。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2010年的34.13平方米提高到2013年的34.57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2010年的29.23平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33平方米。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农村居民家庭为49.0 %,广东城镇家庭达到了相对富裕水平,农村家庭已达到小康水平。
(六)粤东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
十二五时期,随着“双转移”战略的逐步推进,粤东西北地区常住人口增速开始快于珠三角,导致全省人口分布格局和城镇化发展开始发生改变。2013年粤东西北地区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9.38%、40.45%和45.98 %,分别比2010年提高1.67、2.78和1.69个百分点,同期珠三角地区提高1.31个百分点,粤东西北地区特别是粤西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快,省内城镇化水平差距开始有所缩小。
二、存在主要问题
广东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伴随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和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出现不少问题和矛盾,有的问题和矛盾显得相当突出。
(一)大部分外来人口还不能享受本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省6903万城镇人口中,户口不在本地的有3000多万人,外来人口占城镇人口一半以上。近年来,尽管广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解决流动人口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广东是外来农民工最大的集中地,外来人口数量庞大,很多外来人口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2.5亿农民工参保率还比较低,多数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城镇中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在珠三角地区,由于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城镇内部出现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新的二元矛盾;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经济收入的逐步提高,举家迁移的情况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地小孩要在城镇地区上学读书,更多外地老年人要在城镇安度晚年,外来人口集中珠三角城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二)城镇中外来人口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处于较差状态。
目前,大量在城镇中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是从事一些较低层次的工作,劳动强度较大,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广东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达50个小时,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偏大,但农民工的收入远低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从居住条件看,多数农民工在城镇买不起房子,只能住在集体宿舍或出租屋,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处于较恶劣状态。多数外来人口生活在城市底层,是处于“半市民化”状态,融入城市的难度较大。
(三)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由于大量人口聚集于珠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城镇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和扩大,导致大城市和珠三角人口过度集中,小城镇发育不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广东小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4.19%,低于同期全国39.72%的平均水平和江苏的36.32%、浙江的39.24%。广东小城镇镇区人口增长缓慢且规模偏小,基础设施薄弱,综合承载能力不足,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导致数量庞大的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使珠三角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口大量集聚往往造成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大城市问题的出现,给社会管理带来较大压力。
三、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主要目标是稳步提升镇化水平和质量,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规划,到2020年,全省将推动1300万农业转移人口及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力争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3%左右,着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广东新型城镇集化的首要任务。
(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融入。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各类城镇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和外来人口在城镇落户,努力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采取措施改善农民工境遇,加快农民工和个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进程。
(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根据城镇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分布,统筹布局建设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文化设施、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按照保障基本、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三)优化城镇规模布局,提高城镇建设规划与管理水平。
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珠三角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构建功能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加快粤东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振兴和城镇体系的加快发展,粤东西北地区要坚持走中心城市带动的城镇化发展路子,要加快建设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城,发挥好县城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水平,推进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促进改革创新,建立具有广东特色的城镇化现代治理体系。
(四)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供稿单位:农村处
撰
稿:黄春红
第二篇: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思考
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思考
作者:龚关 来源:人民论坛 添加日期:14年04月10日
【摘要】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但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仍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任务。文章在阐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基本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并提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 发展经验 政策建议
城镇化两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强调让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另一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指出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决策层对城镇化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恰恰说明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农村改革为起点,以全面开放为主要动力,1984年,国家出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开启了政府对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改革。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27.5%;第二阶段为1992~200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为起点,以城镇土地市场化为主要动力,克服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和就业容纳能力低的限制,城镇化率从27.5%上升到39.1%;第三阶段为2002~201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产业升级为基础,以政府经营土地为主要动力,多元化协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成为指导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针,城镇化率从39.1%上升到51.3%。①
中国城镇化发展至今,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城镇化水平依然很落后。主要表现为两个经济现象:一是我国人均GDP对应的城镇化率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只处于中游水平。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接近85%。而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二是按照霍利斯·钱纳里的理论,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40%左右;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已经接近40%,但城镇化率才刚刚突破51%,同等工业化水平下,我国的城镇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②
第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率普遍越高。中国城镇化率较高的省份主要是由大部分东部地区构成,尤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显得更为突出,中部较发达的省份如黑龙江、湖北等地的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慢,其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仅有重庆的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③
第三,城镇化发展速度普遍较慢。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平均增速为1.35%,江苏增速最快,年均增速超过2%,而北京年均增速为0.52,上海仅增长0.04%;中部地区中发展最慢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其城镇化增速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除了西藏和新疆两省之外,其西部各省的年均增速超过平均水平。
美、日城镇化的发展经验
虽然美国、日本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后期,但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经验。
美国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2011年,其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5%,基本达到城乡一体化。美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单
一、孤立地进行城镇化建设,而是注重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协调发展,走出一条以工业化、信息化、产业化为城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是通过工业化引导大量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通过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为推进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协调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发展联动机制,重点推进城镇化的内生增长模式,为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活力。
三是通过信息化用产业的升级改造来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此外,美国在其城镇化过程中既强调市场的作用,也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把市场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推行双轮驱动政策。
2011年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91.1%,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也是以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和工业产值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但是日本在进入城市化饱和阶段之后,第三产业逐步取代了传统工业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也随之由产品制造中心转向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二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支持。自20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群,集中了日本70%的人口,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资源、交通等问题,日本政府颁布了《青年振兴法》、《促进不发达区域发展法》、《促进新工业城市建设法》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力的推动了日本城市群的均衡发展,东京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的23%。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从1960
年的841亿元增加到1975年的9685亿日元,日本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更多劳动力愿意离开农村,到2012年,日本2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但农民只占到全国居民的4%。富裕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④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主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的潜能有限。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大部分学者、官员普遍认为,城镇化将继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找工作,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增长速度。但是假如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并不像官方公布的那样会有更多年轻人进城务工,那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又在何方?目前官方统计城镇化率是按常住人口划分的,城镇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居住超过6个月)。这种划分方式,一方面容易忽略城市流动人口,少算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容易混淆农村全职和兼职人口,多算农村人口。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业就业人口”除以总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这就意味着未来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前的动力比较有限。
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衡量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大小,关键是看制造业和服务业能为农民进城提供多少就业岗位。2011年我国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2.66亿人、2.25亿人和2.72亿人,从占比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人数偏低,农业从业人数过高。从市场需求来看,制造业需求最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次之。在制造业中,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职位需求大幅高于各行业平均值,这表明我国制造业正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现在的知识密集型,对员工的技术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要想进入制造业必须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此外,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美国提出制造业回流计划,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和中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这些外围因素均导致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吸收能力大幅下降。⑤
失地农民就业难。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城市面积逐渐扩大,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为非农业用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征用1至3年之后,60%的补偿款被农民用于建房、还贷、医疗消费、治病和消费。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民仍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失去土地之后,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城市寻求工作也会更加困难,失地就等于失业。因此如何让众多失地农民稳定就业自然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⑥
夹心层的新一代农民工处境艰难。流动的农民工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演变群体。最早一批的农民工大多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接受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省吃俭用往农村老家寄钱,对他们来讲,家才是自己的归宿。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期望能留在城市生活,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但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情况是:
一方面,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缺乏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所需要的时间和经济承受力,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缺乏以及高房价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他们普遍缺乏农业生产经验,让他们回家务农已经不太可能。因此,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并积极引导返乡创业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⑦
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城市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远远高于小城市,假如可以找到解决进城农民户籍问题的有效路径,无疑将极大的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在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下,要求一线大城市开放户籍几乎不可能,因为这将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开支。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出,中央政府不会给予更多的帮助,均以本辖区户籍人口为基础,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新增的流动人口,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基本养老金、教育支出等。如果现有的财税体制不做重大调整、户籍不开放,那么未来没有多少农民愿意去城镇发展,为此,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应该重点考虑当地流动人口状况,调整纵向、横向的财政关系。⑧
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起点和支点是农业的现代化,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是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是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二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民收入和财富。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关键是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完善生产模式、加快产业化经营,具体表现为土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养殖(种植)规模化、绿色农业、农副产品深加工。通过经营方式转变,大幅提高土地利用能力,为实现城镇化提供起点。
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工业化的大幅提高会极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发展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工业布局,增加就业岗位,使城镇化与工业化达到良性互动。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产业基础、区位特征等条件,发展符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扩大农民创业空间。二是制造业的转移与升级,中西部地区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东部地区则应该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尤其是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服务业。城镇化的发展一定要有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支撑,否则会出现偏低城镇化的现象。如我国西部城镇化率偏低,服务业落后也是主因之一。⑨无论是上文提到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美国和日本在80年代表现的更加明显。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3.1%,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而我国城镇化率也仅为51.3%。因此,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过程,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高于工业和农业,而且人均资源消耗量比较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人口聚集也必然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餐饮、娱乐、商业、交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都会大幅增加。
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发展城镇化的基础保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政策上支持、内容上创新、建立农民工培训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提高。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制定有关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法规,推进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加大培训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农民工专项培训基金,并引进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民工的培训中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费帮助初中毕业的学生到正规的职业技术学校参加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职业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三是建立农民工培训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全面、及时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信息,帮助农民工有针对性的选择培训内容,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法规上的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企业介绍服务。只有解决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工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作者为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浩:“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1期。
②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③曹文莉,张小林,潘义勇,张春梅:“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2期。
④刘立峰:“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⑤李静,刘英基:“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⑥朱莉芬,黄季焜:“城镇化对耕地影响的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⑦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⑧张翼:“农民工„进程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学》,2011年第2期。
⑨王娟:“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为例”,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宏
第三篇:我国城镇化土地利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我国城镇化土地利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现状,指出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中的主要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其应对措施,并指出土地整理是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有效方法,强调只有做到在保证经济建设必须用地的同时,实现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耕地保护、土地整理
一、对城镇化的基本认识
城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进步而产生的农村和城镇聚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城乡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互动和重组的过程。城镇化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多,意味着社会投资向工商业的比重加大。土地作为一种必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其本身的稀缺性,也会由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城市数量增加和用地规模的扩大。
二、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结合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作为城市与农村结合的过渡,城乡结合是城市的边缘区,也是农村的边缘区,市城乡用地的焦点区域和城市扩增的前沿阵地,也是城乡用地矛盾最为激烈的集中区。城乡二元制土地管理制度造成部分地区无管制,部分地方双管制等矛盾普遍存在。由此引发土地利用无序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有:违法占地、乱占乱用、黑市交易、规划失控、管理混乱、污染严重等等,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都产生了严重影响。
三、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小城镇建设土地利用的问题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是我 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城镇建设进程中土地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方面人 口不断增加,为确保粮食安全,解决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现有耕地数量不能再减少 ;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建设 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还要 占用部分土地,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又受到数量少、质量差、开垦难度大和生态环境等诸多 因素的限制,潜力十分有限。土地利用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小城镇数量猛增,伴随而来的土地利用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城镇化发展带给土地利用的问题具体表现:
1、耕地数量减少耕快。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减少,人地矛盾突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使建设用地、工矿企业用地、交通拓展用地、农村私房建设不断增加,不仅占用了一定数量的耕地,且多数用地为优质 良田。
2、土地浪费严重。土地利用不合理现象严重,土地利用方式单一,经营管理粗放,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农民在强大的负担面前,面对经济效益低下,弃耕、抛荒现象时有发生。
3、耕地质量下降。重用轻养,短期行为明显,对农用地的投入减少,加之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部分灾毁耕地难以得到及时恢复,进一步加剧了耕地总体质量恶化。
4、土地利用规划相对滞后,我国小城镇 的大发展早,而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则相对较慢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之后,且长期缺乏严密科学规范,与城市规划脱节,土地利用规划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指导性和实效性。土地利用规划的滞后是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 中缺乏统筹和长远考虑,遍地开花,盲目贪大求全,追求高标准,造成小城镇用地规模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
5、偏重规模扩张导致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严重。在小城镇建设中,各地一窝蜂建开发区、新区 但囿于当地经济实力,许多开发区资金、项 目不到位,致使大量土地“ 圈而不用”,土地长期闲置。部分地区虽然开发项 目得到落实,但由于地价低廉,因而建设用地大手大脚。在城镇规划中对于工业、商业、住宅等各功能区分布不合理,混杂现象很普遍。对生态和环境保护重视不够,生活环境反而较大城市差。
6、建设用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大多数小城镇在用地结构方面普遍存在居住用地比重过大、公共设施用地和绿化比重偏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在小城镇用地 布局方 面,存 在着乡镇企业、村庄和小城镇布局过于分散、城镇内部道路建设不规范、功能分区不明显、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低、建筑物布局零乱等问题,导致小城镇土地用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下、城市集聚效益降低、生态环境较差、城市的自然人文景观缺少特色。
7、城镇建设占用影响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随着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越来越严重,依赖耕地的粮食生产及其引发的粮食安全再次受到国人关注。1996—2005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除在1998年达到历史最高的51 229.53万吨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并于2003年达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43 069.53万吨),2004年后开始缓慢恢复,但总体上来说,1996~2005年间全国粮食总产仍以下降为主。虽然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很多,但在粮食生产技术未出现较大革新之前,耕地面积减少毫无疑问是引起粮食产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四、我国城乡化土地利用的对策
作为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和财富之母,土地利用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应该为相关当事人所公平分享,否则将有损持续发展之土地基础,也有违和谐社会建设初衷。
1、建立完善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
地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足我圈这样疆土广大的国家,更应该重视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土地,结合各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进行总体规划,避免重复建设,浪费土地资源。小城镇建设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而且事关 区域乃至全国人 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小城镇发展战略不仅要因地制宜、科学选择以充分发挥地方优势,而且要始终坚持法定的规划原则。以小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 田保护规划为龙头,以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科学、合理地确定小城镇用地规模 和布局。这就需要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小城镇发展 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坚持用途管制制度,在节约、集约用地 的同时,加大土地整理力度,努力促进农村人 口向小城镇集 中,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集 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 中,使原来分散的小企业经过搬迁,旧村庄经过撤并复垦出一定数量的耕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的规定,在我 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按照原则编制 : ①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 占用农用地; ②提高土地利用率; ③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 ; ④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⑤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此外,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应 当符合 国家规定 的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 占或者尽量少 占农用地。城市的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 的规划,应 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建设用地规模。依据以供给确定需求和用途管制制度,自上而下、层层控制,有选择、有重点、合理有序地渐进发展小城镇。在城乡用地总量的调控上必须做到农村居 民点整理补充耕地大于城镇建设 占用耕地。过去虽也这样强调,但完成的并不好。建议新规划应大力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上要引人激励机制,一是允许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农村居 民点整治(不应再过于强调出耕地 比率),二是城镇用地指标与农村居民点整理指标应直接挂钩,农村居民点整理新增耕地,经批准后可直接转换为城镇发展 占用耕地指标。在编制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同时,树立城乡用地规划一体化的观念,将小城镇规划纳入村镇居民点体系规划之中,并充分考虑村镇体系规划和小城镇的城镇规划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小城镇区域规划体系,避免小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脱节,防止小城镇建设片面追求外延式发展规模,用地粗放、浪费土地和乱 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使小城镇建设步入有序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2、坚持注重土地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并重。
在有利于生态环境优化的前提下,应力争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并重,保证补充的耕地质量不下降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使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不是数量的平衡,而是数量和质量的双平衡。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应能制定出相应的可操作 的土地整理质量标准,使土地整理质量的提高有章可循 ; 其次,应对整理增加的耕地进行地力鉴定。凡是对整理对象的土地其适宜性评价为不宜用作耕地的土地,政府部门不应投资对其进行整理 ; 凡是通过土地整理,用作补充耕地的地力或耕地的总生产能力与已占用的耕地是不相对等的,政府部 门在验收时坚决不予验收合格。
3、实施土地用途之间的置换。
农用地之间置换。通过土地开发整理,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区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农用地资源,对开发整理出的土地能作为耕地的不得用于其他用途,通过土地置换,应把 园地、林地、渔池和建设用地按土地用途分区重新配置,采取园地、林地上山,渔池下滩等措施。
建设用地之间的置换。将零星分散于耕地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乡镇村工矿用地,通过土地置换,调整到旧村改造和乡镇工业小区闲置土地内,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之间的置换。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确保项 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并力争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鼓励农 民在中心村、集镇集 中建房,乡镇企业搬迁入工业小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建设用地圈内选址建设。新址 占地面积应少于旧址面积,不得 占用基本农 田,确需占用耕地的,经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和批准,可以与腾出采的旧址(如旧宅、旧地)整理后增加的耕地进行置换,其建设用地可以不 占用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
因地制宜,科学地选择区域小城镇发展模式和用地模式小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小城镇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综合体现。在小城镇发展过程 中,由于小城镇所处的 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条件的优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小城镇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区域差异性和等级体系特征。从 区位因素分析,目前我国城镇可以归纳为位于大中城市郊区的“ 城郊型”,位于重要交通干线或重要交通干线
交叉部位的“ 交通型”,位于边境线附近的“ 边界型”,以及若干类型兼而有之的“ 复合型” 4 种类型。从形成的动因分析,有通过乡镇企业倔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乡镇企业型”,有通过外来加工发展起来 的“ 加工贸易型”,有商业贸易集散地发展起来 的“ 商贸集散地型”,还有依托发达的工业或支柱产业发展起来 的“ 支柱产业型” 等。不同类型的小城镇遵循不同的客观发展规律,对应不同的土地政策和土地利用模式; 不同类型的小城镇用地指标,应根据小城镇发展的用地需求特征区别对待
结语
城镇化和耕地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都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者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在实际工作 中要注意处理好耕地保护和城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健康、协调发展。只有解决我国“ 吃饭” 与“ 建设” 的用地矛盾,加大土地整理的力度,做到在保证经济建设必须用地的同时,实现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土地利用问题,而对这些问题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原因探析,进而采取有利于问题解决的针对性措施,对于稳固城镇化的土地资源基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乃至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不无裨益,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开展的工作。
第四篇: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及对策
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八大”把新型城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今年的“两会”再次聚焦城镇化,如何推进城镇化这一重大命题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种种政策信号表明,城镇化已成为党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和新一届政府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并将成为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核心国家战略。
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既是当前扩大内需的一项紧迫工作,也是改善民生的一项艰巨任务。然而,新型城镇化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城镇化具有实施周期长、涉及范围广的特点,且城镇化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工程,房地产开发是一个点的项目,仅仅是城镇化建设周期中的一部分。首先,新型城镇化包括四大方式的转变,即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倡导新的思维方式,提倡新的行为方式。最终实现社会功能完备,商务交通便捷,绿色低碳智能,安全安定和谐,居民就业充分,充满激情活力的新城镇。其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重点原则是以人为本。既要有产业支撑,通过发展产业推进就业创业,使进城的农民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又要有基本保障,有发展机会,使城镇的新老居民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因此,推进城镇化进程,不能以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思维和规则来认识或者指导,否则就很容易走入误区盲道,失去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意义。也就是说,推进城镇化,需要从意识上和行为上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使参与城镇化进程的各方主体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当前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问题
(一)对城镇化项目的片面理解,认为城镇化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加房地产开发
在城镇化进程中,人们感受最为直观的就是宽阔笔直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整齐的绿化带,还有不断飞涨的房价。为此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叠加。同时,城镇化是一个新事物,不同于城市化,尚缺乏丰富的经验和系统的规范可供借鉴和运用。这些现状造成了许多政府官员对城镇化的误解,使得不少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开发。
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实施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基础设施
和房地产这些硬件建设,但还需要更多的软件,包括区域发展的定位和功能布局,政策的创新和环境的打造,产业的导入和培育,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多元化设计等。硬件如何打造,要根据发展战略和策划定位来确定。
不一样的区域发展定位,就会有不一样的功能布局。在美国,纽约和硅谷的路网和房子就相差很大。纽约的房子都是紧挨着,容积率很高;而硅谷的房屋整体就非常开阔。纽约作为一个资本和智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资源的利用需要更高效。因此房屋楼宇就必须要往上走,聚集在一起。但在这种环境下人会感觉到紧张和压抑,难以激发创造性和灵感。要形成硅谷则需要考虑到硬件的高密度会对人的思维开拓造成不良影响。
(二)政府的短期行为,造成企业投机行为
目前发生在政府部门尤其是地市级政府的弊端大致有二:一是干部任期太短(不少任期不到两年),与区域发展周期不匹配。如桂林市,据统计该市地市合并十年分别已换五位书记市长,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另外,前后任官员执政意图缺乏连续性的现象普遍存在。二是考核政府的主要手段体现在GDP上。这种考核方式与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背道而驰的,它从本质上将服务型政府改为了经营性政府,驱使政府官员为了晋升盲目追求GDP,大搞形象工程,与民争利,与企业争利。近年,虽然部分省份主动降低了GDP增幅目标,但其核心依旧是经济指标。2010年,国务院虽然印发了《关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旨在推进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与之相配套的干部考核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实施效果势必有限。如此,也就必然导致官员的短期行为。
前文已经讲到,城镇化项目具有周期长的特点,且干部的任期与项目的实施周期不匹配。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实施主体的企业,为了降低潜在的风险,则难免产生投机行为,资本逐利,经营趋利,追求短平快,也就无可厚非。更何况,当前法律对于政府的约束力偏弱,政府的违约成本低,处于弱势的企业,必然会寻求自保。
(三)城镇化项目市场化运作的配套政策没有形成,企业运作风险大
当前存在于从土地收储到出让完成这一过程的有关政策,还不能满足城镇化项目市场化运作的需要。特别是国土资源部联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
出台的《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62号),对参与土地储备的主体资格、业务、资金等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提高了企业以市场化参与城镇化的门槛。
同时,城镇化项目市场化运作的主体,由传统的政府变成了企业。作为项目开发主体,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征地拆迁安置的各项费用均由企业承担,城镇化项目的投入只能靠土地出让的收入来平衡。虽然企业与政府之间有合同条款保障,但由于国土、财政等部门在体制上存在条线管理等原因,造成了合同对政府相关业务部门的约束力薄弱。另外,虽然个别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或办法,明确了部分土地出让收入计提后可返还的原则和比例,但目前国家层面尚无配套的法律法规或办法,对此类项目的土地出让后收入的刚性计提办法和原则进行规范。按照传统的土地出让收入计提办法,被计提的土地出让收入(以江苏南京为例,目前以各种名目计提的土地出让金比例达到总出让收入的63.5%),便转为了城镇运营企业的开发成本,投入和产出出现了严重不对等,企业投资风险增加。再加上土地从收储到供地的周期比较长,不确定性因素多,更是加剧了投资风险。
(四)城镇化项目融资方式有限,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
由于当前对城镇化的认识不够系统和全面,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将城镇化等同于房地产开发,导致金融机构无法为城镇化项目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城镇化项目前期资金需求量大,且高投入零产出。其产品是功能清晰、定位完整的土地。然而,当前城镇化建设以及城镇化项目运营主体(企业)缺乏明确的行业分类(没有类似与“城镇化”或“城镇运营”行业的分类),城镇运营企业在进行工商注册时,要么归类为投资行业,要么归类为房地产开发或建筑施工行业,导致城镇化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房地产市场调控和金融市场管制的约束。城镇运营企业在为城镇化项目寻求金融支持时,金融机构遇到的难题是如何突破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条条框框来支持城镇化项目;企业遇到的难题则是无法提供金融机构要求的“四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抵押物(项目区内的土地)缺失。
(五)基层干部投身城镇化事业的热情不足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是很多城镇化项目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城镇化必须妥善考虑、引导和解决“三农问题”。
当前,由于干部考核机制和对农工作有难度等原因,很多乡镇、村的基层干部对三农工作缺乏积极性,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频发,社会矛盾有所激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安定。
只有改革当前的干部考核机制,妥善解决“三农问题”,使农民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参与者,才能为城镇化进程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统一价值观,是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前提
推进城镇化,首要的是属地政府班子和企业形成统一价值观,通过考察、培训等方式,使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各方认识什么是城镇化,如何用市场化推进城镇化,共同研究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以及双方合作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如配套政策的支持、组织领导机构、双方责权利的划分等。如此,城镇化建设必然能够实现“政府得发展、百姓得实惠、企业得效益”三方共赢的良好愿景。
(二)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是顺利实施城镇化的保障
既然城镇化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则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程序就十分必要,如城镇化项目立项和土地指标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政策、金融服务规范等。
1.城镇化项目,并不是以建筑物或构筑物形式存在的房地产项目,土地作为城镇化项目的终端产品,不能作为城镇化项目立项的依据(传统房地产项目立项要求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同样,在审批城镇化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时,不能以具体房地产项目作为土地指标批复依据。目前黑龙江省部分地市在接受城镇化项目土地指标申请时,要求必须有具体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作为要件之一。因此,与建设项目有关的部门,如发改委、建设和规划部门、国土部门等,有必要抓紧研究出台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管理程序,保障城镇化项目顺利推进。
2.前文已经讲到,当前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政策,不利于城镇化项目市场化运作。为适应市场化运作需要,土地出让收入分配应本着“谁投资谁收益、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分配机制,保障实施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
3.要使金融机构能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则首先需要在行业类别上重新定位城镇化,使其区别于房地产,以便金融机构能够不受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约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服务。其次,针对城镇化项目的金融产品创新,也是金融部门需要研究的课题,如项目贷款形式、抵押物标的设定等。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差异大,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如何实现城镇化的个性化,使区域发展既符合当地实际,又符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功能定位,并从考核机制上建立有针对性的考核目标,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短期行为的动机,使各级政府真正由经营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是党中央国务院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四)城镇化进程,呼唤社会企业家。
由于历史、体制和发展阶段等多种原因,单纯由政府主导或企业运作的城镇化只注重商业运营,忽视农民利益,引发诸多社会问题。首先,城市门槛高,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不利于城镇化进程;其次,农村耕地被大量占用,失地农民出路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再次,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定。只注重商业运营的城镇建设已步履维艰,社会运营是城镇化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城镇化呼唤兼顾商业运营和社会运营的社会企业家。
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城镇运营商绝不是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的简单相加。首先,她尊重农民的尊严和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话语权;其次,她不仅授人以鱼,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帮助农民改善居住环境、提供社会保障,还授之以渔,帮助农民规划出路,通过产业导入实现就业和收入相挂钩、实现农民收入多元化、盘活土地存量和农村刚性需求。
(作者系苏州科赛投资发展集团总裁)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第五篇:广东金融运行:现状、问题、对策
广东金融运行:现状、问题、对策
黄正新
“八五---九五”时期,广东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整体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从1990年至1999年10年,广东GDP年均增长达到14%以上,主要的经济总量指标平均增速高于全国期2-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广东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新旧体制转型和金融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现象交替出现,对广东金融运行产生较大影响。认真分析认识这些特点,研究问题及对策,对于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广东金融运行的现状与特点
1.金融资产实力不断增强,信贷市场已呈现充分竞争格局
2000年1-9月,广东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累计已达16441.30亿元,占全国同期存款总量20048.33亿元的13.70%,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额累计已达11270.72亿元,占全国同期贷款总量95995.51亿元的11.74%,二指标均居全国之首。信贷业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银行的贷款种类不断增加。目前,广东省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都全面涉足住房、汽车、助学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还有个人外汇存单质押人民币消费贷款、个人商销消费贷款、财政贴息助学贷款等多个新品种。
2.对外开放日益扩大
从1991年一1998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幅达28.6%,1999年出现负增长4.7%,仍达143亿美元,居全国之首。出口需求1999年比上年增长1.3%,达到776.8亿美元,2000年上半年,出口总值达428.20亿美元,同比增长32.8%,居全国出口总量近四成。目前广东仅珠江三角洲就拥有外资银行的分行、代表处和中外合资银行的网点100多家,成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3.物价走势基本止跌企稳,经济与金融将走出通缩的阴影
自1997年10月以来,广东零售物价已经连续20多个月负增长,1999年的物价走势呈轻微的“V”型,2000年价格总水平已基本止跌回稳,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回升至1%左右,预测今后三、四年内不再会有较大的波动。
4.金融现代化步伐加快
广东在金融信息传输网络化、业务处理电子化的基础上,筹措向社会推出24小时保管箱、24小时电话理财服务、24小时ATM、理财网络操作、自助式银行、快速存款机等多元化的电子金融服务新品种。
5.金融市场初具规模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广东金融市场也发展较快。货币市场方面,已形成跨系统、跨地区、多层次、大范围的同业拆借市场网络,拆借业务较活跃,票据贴现和再贴现市场有所进步。资本市场方面,企业债券和股票发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筹资渠道,并逐步走向规范,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中心,辐射全国的现代化证券交易网络已经形成。外汇市场方面,联结全国外汇交易中心、辐射全省的广州市外汇交易分中心已正式运行,外汇交易额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
二、广东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通货紧缩的惯性还在持续,深层次的矛盾仍是结构问题
广东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突出的省区,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旺的负面
影响仍在继续。外贸出口连年受阻,省内市场压力不减,2000年1一8月全省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同比依然下降了0.2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投资同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了3.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意欲弱化,自筹和其它资金中的集体投资123.20亿元,仅比1999年同期增长6%,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个体投资完成106.54亿元,仅增长3.5%,低于全国平均速度5个百分。下岗失业人员增加,群众心理预期较低等,使广东信贷资金局供给与低需求同时并存的现象尚未逆转。市场难以启动的更深层次原因是经济结构问题。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已从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存在的供求矛盾的基本特征是结构性矛盾,有效供给能力低下与有效需求结构脱节,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目前广东经济中这种短缺、过剩并存的矛盾也很突出,一方面有相当部分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供给能力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已不能为市场接受;另一方面又有相当部分新的需求结构层次较高,现有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又不能通过迅速调整结构来适应需求的变化。
2.扑在的金融风险不断加大
当前广东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东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经济问题,如全国积压的7000多万平方米房地产中,广东占22.8%;广东的重复建设严重,盲目扩张的现象也未停止,据统计,广东乡及乡以上工业724种主要产品中,设备闲置50%以上的有168种,空调器、洗衣机、VCD等设备过剩更多;风行一时的负债经营,使广东企业大多都背上沉重包袱,目前广东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60%左右,国企亏损面高达58.5%,2000年1-8月全省亏损企业亏损额累计达124.25亿元,居全国第1位。二是金融业资产质量不断下降,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比率过低,广东金融机构的呆帐比例较高,货币流动性呈下降趋势,并存在不同程度的虚盈实亏问题,社会信用环境不佳等。三是金融业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如近年来发生了“广信”、“粤海”等多起震惊全国的恶性金融事件。四是广东资本市场风险隐患加大,表现为企业债券的清偿风险和股票市场的不规范行为以及市场泡沫成分、投机因素所引发的风险。
3.货币投放分布不合理,经济发展不均衡影响全省整体经济起飞
广东经济发展很快,但地区间的差异十分严重,突出表现在广义货币临的存量与各地区的经济存量GDP不对称。经济发达的广州、深圳此增长远远快于其他地区,GDP占全省4O%左右,而面积占全省80%左右的其余地区资金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必仅占全省的50%左右且增长缓慢。现金Mo投放量也有向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近年来,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现金投放量逐步扩大,其占全省现金投放总量的比例由50%提高到70%-80%,而以梅州、韶关、肇庆、云浮、河源为代表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现金投放量虽然有增长,但其占全省现金投放总量的比例已下降到20%-30%,这一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固定资产投资也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广州、深圳两市。资金投放的不平衡使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仍十分突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缓慢,2000年1-9月,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中山、肇庆等市工业增加值增长均在15%以上,而韶关、梅州、云浮、清远、潮州、湛江等市工业增加值增长均低于10%。
4.入世在即,广东金融将面临着新旧矛盾的撞击
一方面,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协议,我国银行业将面临着巨大挑战,而广东作为外资银行大量涌进中国后首当其冲的“滩头阵地”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广东金融系统体制性弊病仍然严重,人浮于事,机构设置重复,非生利资产比重过高,部部分网点、部分员工服务质量不高,等等。随着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与冲击,广东金融机构规模会被迫压缩,从业人员下岗将普遍出现。
三、广东金融运行的对策与建议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向好,我国也面临着入世的机遇与挑战,但最终是机遇大
于挑战、利大于弊,这为外向度高的广东无疑又提供了一次腾飞的机遇,而且西部大开发又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广东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以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实现经济适度快速增长。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加就业,保持社会稳定。为此,应综合采取以下对策:
1.继续扩大内需和投融资范围
(1)金融机构要配合财政部门做好增发国债工作,及时发放配套贷款和贴息贷款,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
(2)放宽融通民资政策,让民资比外资具有更大的空间进入基础设施、旅游、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投资。
(3)抓住西部开发机遇,开展经贸合作。广东与西南部省区的经济合作更为直接,如广西、贵州的西电东送,加速西部公路、铁路的建设,可以带动粤西和全省的商贸、工业、运输、旅游业等的发展。
(4)进一步加强银贸合作,积极支持外贸出口,对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可给予贷款利率下浮的优惠;对暂时亏损,但有出口订单、有还款保证的外贸企业,发放封闭贷款;积极开办外汇担保人民币贷款业务,放宽贷款期限,扩大外汇担保人民币贷款用途等。
2.积极推动信贷消费
信贷消费是国际上通行的银行业务,约占银行私人贷款的15%-20%。目前这一业务在国内刚刚兴起,仅占2%左右,主要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关键是要有配套的政策加以鼓励。
(1)扩大消费信贷的范围,房子、汽车、住宅装饰、旅游、教育及其他高值耐用消费品,都可列入贷款对象。
(2)简化抵押和担保的手续,提高按揭比例,延长按揭期限。
(3)搞活房地产二级市场,允许房改房尽快进入交易市场,减免各种交易税费。
(4)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3.利用金融手段促进广东产业结构调整
(1)以组建香港“第二板市场”为契机,推动高科技风险项目企业融资。广东应推荐一部分高科技风险项目企业成为香港第二板市场挂牌的试点企业,在其市场上融资;创造条件引导一部分高科技风险项目企业到美国场外交易市场上市。
(2)重点支持支柱产业融资。应多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支柱产业如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等的投资贷款规模,尤其是争取国家开发银行对广东长期低息投资贷款;广东还应创造条件让非银行金融机构代表大型企业到海外获得商业贷款,面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
(3)扶持幼稚制造业融资。广东汽车、生物工程等属于正在成长的幼稚产业和新兴产业,面临着强大的国际国内竞争压力,产业发展的巨额资金短期内难以自行解决。广东省可以采取一些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性筹资措施,诸如为有投资前途项目商业贷款提供政府财政担保,增加政府财政贴息,加大专项贷款力度,延长商业贷款的还款期等扶持其发展。
(4)银行要加大科技贷款力度。集中资金支持企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尤其是支持企业在对现有设备、工艺更新换代和产品翻新升级的基础上调整技术结构,选择一批具有战略性的产品项目在资金上扶持其进行高起点、大跨度、全局性的集中技术改造,以提高科技运用率。
4.要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1)下大力气整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按照少而精的要求全面清理整顿地方金融机构和窗口公司,并进行必要的资金重组,通过托管、清盘、兼并、关闭等多种形式,妥善处
理各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重点消除“广东国投”关团等事件对广东境内企业和驻港中资企业在香港和海外金融市场融资的不利影响。
(2)在实行信贷资产按五类清分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企业“只借不还”的行为和加强境外窗口公司的经营管理,继续动用法律手段处理部分欠债大户。
(3)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趋利避害地利用好国际资本,减轻金融机构融资压力。
(4)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通过完善中场退出机制,防范因个别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而导致系统性的风险。(5)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保护小额投资者利益和维护金融业整体稳定出发,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以防范和化解风险,提高社会公众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和中小企业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5.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一是始终将清收不良资产作为工作重点,采取多管齐下,实施追收、保存、转化、化解、盘活、诉讼的措施。二是要建立贷款责任制和信贷员贡献累积分制度,使信贷人员在催收不良贷款方面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三是加强对不良贷款的监控和考核,实行资产质量一票否决制。
6.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积极创新业务品种,促进资产和收入多元化
加入WTO后,国外信息、金融市场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将更广泛地进入中国市场。广东金融系统必须瞄准金融业发展趋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创新业务品种,尤其要改变目前信贷资产占绝对优势的状况。大力拓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调整资产发展战略,促进资产和收入多元化。
7.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多元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
配合国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打有准备的攻关战。我国加入WTO后,必然会加快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步伐,在3年一5年内逐步实施二级以上银行法人体制、浮动利率制、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等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变革,广东要及早筹谋,作好准备。
(1)加快向商业银行转化的步伐,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借鉴国外金融业收购、合并等重组的经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提高抵抗冲击的能力。
(2)利用我国加快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契机,争取广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便于在激烈竞争中开拓国内外业务。
(3)成立中外全资金融机构,并争取使广州、深圳成为我国引入私人资本入股地方性金融机构试点的城市,真正实现金融主体多元化。
(4)组织本地区银行到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设立金融服务中心,帮助有实力的银行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拓展金融业务。
(5)加快金融电子化步伐。为适应加入WTO后的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广东金融系统必须尽快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电子化建设,构成现代化的银行服务网络。
8.强化货币供应量增长方式的监管与调控
一是继续保证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所需的货币需求;二是要加强货币供应量地区分布的调控,特别要注意增加对粤北地区的货币投放,促进各地区经济的相对均衡增长;三是要运用间接调控手段保持资金来源和运用总量结构平衡,防止两者总量结构不平衡造成经营效益倒挂的现象。
《金融与保险》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