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分析（精选多篇）

第一篇：中国当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分析

关键词：管理者阶层

精英

腐败

体制

摘要：所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在当代中国，这个阶层是由社会的精英分子组成，社会的主导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也有其显著的特征。它也是广受关注和争议的一个阶层，腐败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毒瘤。然而总体来说，它发挥了作为精英阶层应发挥的作用，可谓功大于过。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体制的不断健全，它会拥有更好的明天。

1、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拥有哪些特征？

2、本阶层易发腐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3、管理阶层腐败是社会化的恶果吗？

4.其他阶层多与本阶层矛盾严重的原因是什么？

一、什么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在对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本阶层的划分标准及其范围。所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本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们也是国家政治和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并在其中发挥着其他阶层无法比拟的作用。总之作为整个社会的大脑，它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发展。

二、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特征

1、精英性

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要管理者，该阶层的人员综合素质和能力都很突出。古代有“学而优则仕”的明证，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他们是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的尖端，他们是社会稳定的真正执行者。

2、较强的流动性及后成性

由于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所以该阶层的准入门槛就自然比较高，该阶层中的人员大多是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而流动进入的。而当他们的能力不适应这个阶层时就会被淘汰进入其他阶层，所以，该阶层相对于其他阶层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其次，除了极少数的富二代官二代拥有先天优势外，该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通过后天努力而进入该阶层的。因此本阶层的人员具有后天形成性。

3、与其他阶层的矛盾较大

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所以该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矛盾较大。

4、内部成员的突变性

主要是指本阶层人员的腐败问题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突变虽然在进入该阶层之前或刚进入不久时他们是胸怀壮志道德高尚的人，然而在不久后就会出现同一个问题——腐败，他们的性格品质志向发生了巨变。

三、该阶层易发腐败的原因

作为当时的有志青年，和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忘记当时的志向发生突变滋生腐败呢？

1.当代中国政治高于法律的现状

虽然在古代就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却是“刑不上士大夫”，即使到了当今中国，法律对副省级以上的较高级干部也无太大的约束力。由于缺乏法律约束，腐败就自然滋生了。而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高层这张保护伞的庇护下，下层官员也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2.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僚思想影响 虽然也是二十一世界，但几千年的官僚主义还是给当代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受其影响该阶层大多数人员认为腐败已由问题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3.当代中国政治与法律体制不够完善 虽然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但中国的政治与法律体制还是不完善。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轨期，各种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尚有许多制度空白地带。旧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现实，而新的制度又不完善，从而形成了“制度的真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4.人类贪婪的本性

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中国缺乏约束统治阶层的铁笼。所以人的贪婪本性就暴露无遗。加致富动机过于强烈，从而引发腐败。

5.总体风气已成，腐败势力巨大，即使有少数清廉者想反腐倡廉也无力改变现状，为免受迫害打击更多的是选择了同流合污。

6.中国的人情社会形态给以权谋私以普遍化的条件，加之社会风气影响和不法分子诱惑，管理者难以抗拒诱惑。政商不分问题严重。7.社会化的反面影响

四、管理阶层腐败是社会化的恶果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是社会化的好处，却忽略了它的负面影响。打一个比方，社会化就是一个将各式各样的原料打磨成社会默许的统一的形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一些个性被打磨掉了。而这些被打磨掉的才是个人最根本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上的一些恶习也影响并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所以说管理阶层腐败就是他们在管理阶层这个小规模的社会中社会化的恶果。

五、各阶层多对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持批判意见的原因

1、该阶层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源中占有优势

他们是社会发展的较大收益者，他们享有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所以造成了其他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在合作之余，各阶层对管理阶层更多的还是仇视。

2、管理阶层的腐败行为加剧了各阶层的不满

由于管理阶层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更是加剧了其他阶层的不满。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不平衡感，加剧了矛盾。

3、吃不到葡萄鲜葡萄酸的心理

管理阶层的腐败香味刺激了其他阶层的贪婪欲

这使管理阶层因腐败而得来的巨大收益与自己无法获得收益形成了鲜明对比。加剧了各阶层对管理阶层的不满。

4、中国国民的反权威的叛逆心理

由于在封建社会长期被压迫，再重新获得了一些权力之后自然就对权威产生了叛逆心理，所以反对权威成为了他们喜欢的事。

5、部分人借批判管理阶层来迎合大众增长人气

为了迎合大众增长人气，他们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去批判管理者，造成盲目批判。也有些人为了彰显个性也会盲目批判以标新立异。

6、没有正视管理阶层的功劳，片面的批判他们的错误，无法全面的看待问题。

7、近几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进入1000~3000美元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矛盾尖锐，而大多数人会把这归罪于管理阶层的管理不力。

虽然，现阶段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能一丑掩大德，他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并带领我国取得了较大的建设成就。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体制的不断健全，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该阶层也会去的完善。

参考文献：1.《中国社会的阶层分析》 李新章 2003年

2.《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 《市场报》 2002年

3.《中国腐败问题原因剖析》

邝泽倩

2003年

第二篇：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

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等，约2000万人）总共大约293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这里说的中高层干部是指局级、处级干部（这还得看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县里，科级干部在县里也算中上层了）。这两级干部没有决策权，上司对他们的地位升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各项政策的实际操作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权。在社会转轨时期，这些“审批权”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们也得小心，要职务提升，就得廉洁一点；太廉洁，又很清苦。他们只好在二者之间“踩钢丝”。也有人大胆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再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获得升迁，但这毕竟是很危险的游戏。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应当处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声望处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综合起来成为中上等阶层。中型国有企业经理还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经营的企业，收入就高一些。他们的财富没有同规模的私有企业主那么多，但其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高于私企主。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中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很不规范的市场中拼博，风险大，他们希望企业发展起来，有时又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一个决策失误就会使企业走上困境。为了企业发展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去“寻租”。在这批人当中，行贿并不是个别现象。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中间的科学家在每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都名列前茅。他们的收入不如私有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但非常稳定。他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官员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有分量。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

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中等阶层应

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职业上的工人，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近年来把知识分子、干部都纳入了工人阶级之中），工人阶层除了工业、建筑业的操作工以外，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的也是少数。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大约1亿左右。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3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10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6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此外，中国还有社会有害阶层。他们是犯罪者，如卖淫者、吸毒者和有组织犯罪者。从数量而言，这批人大多出在下等和中下等阶层，但是，其它阶层也出犯罪分子，如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多出在上等阶层和中上等阶层。中国阶层结构模型：以1997年为例阶层职业从业者年总收入从业人员百分比上等阶层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2.5万元左右5－10万元10－100万元100－300万元1％左右上中阶层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5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5万元左右10－100万元5－20万元5万元左右4.2％左右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2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3万元左右2－2.5万元2万元左右2.5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3万元左右3－10万元11.8％左右中下阶层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8000元左右5000元左右3000元左右69％左右下等阶层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困难户3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13％左右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9％）和社会下层（13％）。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被称为国家主人，但是，他们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中国农民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收入低，二是负担重，三是和乡村干部矛盾尖锐。农民收入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人口过多。农业人口比重的缩小，将是漫长的城市化过程的结果。所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农民负担重一是因为需要农民养活的基层干部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二是要农民承担乡村公共产品的费用，如义务教育经费、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费用，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是由农民的承受能力来决定，而是由干部创造“政绩”的强烈冲动而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一是来源于基层干部的任务（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冲突；二是农民民主权力没有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半数以上流于形式。真正的村务公开极少；三是农村基层政权腐败，甚至部分基层政权被乡村流氓掌握。工人贫困的第一个原因历史造成的。改革前工人拿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工资。工资中的一部分被国家集中起来，理应为工人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条件，但却投入了没有效益的建设之中。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的工人却没有自己的住房，医疗、教育也没有保障。工人贫困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承担着改革的成本，通过他们下岗来解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困难，他们下岗经后，国家并没有弥补过去“不足额工资”的欠帐。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和城市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观念，年收入2000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和年收入7000元的工人差不多。所以，很难在超越城乡之上建立全社会的阶层模型，历来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划分出来，现在还难以改变这个状况。改革开放20年来，农民处于分化之中，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管理干部、私有工商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农业科技人员等）等多种社会角色。其中有些角色已经不是农民，而和城市中相应的角色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如乡镇企业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城乡的私有企业主，其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接近。所以，像这样城乡接近的阶层就可以划在一起。如私有企业主既包括城市的，也包括乡村的。工作较固定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可以划归工人阶层。但是，在农村他们和农业劳动者相比毕竟是少数。“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身份依然存在，几千万流动民工还是农民身份，只有少数精英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一般占社会就业人口的20％到40％。社会结构呈橄榄球形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1.8％左右，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此外，中国由于中间阶层太小，中下阶层的比例过大，社会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实际市场容量和12.5亿人口不相称。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启动消费十分困难。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中间阶层太小无疑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诸多不利。中间阶层太小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但中间阶层发展过于缓慢与上等阶层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有关。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中国的选官有时不是选优，而是选劣。这样，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再加上官场腐败问题的严重，有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官员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的批评和嘲弄对象。位居社会上层的国有大型企业经理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很容易拿到大笔不该拿的钱，被揭露后成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他们该拿的钱也没有拿到。有的人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休后社会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经理阶层还没有市场化（进入新世纪肖有时展）。他们的功过主要不是靠市场评价，还是靠行政部门评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人们羡慕和猜疑的对象。人们羡慕他们的财富，猜疑他们财富的来源。对善于抓住机遇、奋力拼搏的成功者，人们是佩服的。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而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人们视之为社会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利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营机遇、政策漏洞、权钱交易等种种不同的情况发财的，他们的财富是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得到的。所以，人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异样的心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企业主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迟早是要消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明确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私有企业主总觉得头上有一把悬剑。说不定这把悬剑什么时候会掉到他的头上。他们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早上化为乌有。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定位过于迟缓，私有企业主长期心神不定。他们中有些人把资产转,向国外，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1999年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修宪才正式确定了私有经济和和国有经济的同等地位。这使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但是，他们遗憾没有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总之，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心态稳定、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由于上等阶层垄断着社会资源且多有腐败传闻，被有些学者称为“垄断精英”而倍受指责。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对应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阶层和名牌大学教育相对应，上中阶层和学院毕业相对应，中等阶层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相对应，工人阶层和中学教育相对应，下等阶层和小学文化相对应。（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译第97页）但是，中国当前不是这样。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当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相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在财富地位上多数处于中等甚至中下层次。这种现象与转轨时期财富的流动无序有关。近年来发财不仅仅是靠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这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胆和务实，靠社会关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这些条件。在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方面，过去不讲学历，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重要。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学历虽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地位高、财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地位低、财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权力，他们之间有时互通有无，成为权钱交换的渠道由些而通。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不过，目前这种冲突和摩擦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是个别的，不是全局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然而，对阶层间利益冲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下去，也会危及社会安全。从前面介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当前，有几个容易触发的危险点，只要我们对这个危险点高度注意，积极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缓和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安全。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不少私有企业里的外来民工的处境非常恶劣。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人的状况和有些私营企业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个别。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又没有保扩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企业一方。在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上，分散的劳动者面对有组织的企业，只能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这些都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罢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这些劳资冲突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险的。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职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是近两年来劳资冲突的一个新的爆发点。自1996年以来，因资产重组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各地常有发生。在企业兼并破产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人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者。生活困难、心理落差和对私有企业的传统观念，使得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在国有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和兼并这家企业私人雇主最容易发生冲突。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包袱也会引发劳资冲突。前面已经分析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他们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本应是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由国家集中起来了，由国家来提供上述保障。在这方面国家对工人欠债很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不少企业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国有企业因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岗，工人下岗的时候应当是清算过去国家欠工人的债务的时候。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如果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其中，那些产业单一的资源性城市（如以矿区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矛盾最为尖锐：这里产业单一，除了开发资源没有别的生路；这里下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发集体性冲突；这里的工人“同质化”程度很高，内部队意见很容易一致。全国资源性城市有上百个，如果不及早采取安置工人的措施，资源采尽之日，就是矛盾爆发之时。第二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　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如水火。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决定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近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乡村干部强行收缴。二是乡村干部在土地、山林、鱼塘的承包中，牺牲农民利益，偏向强势群体。三是乡村干部利用集体土地谋取私利。土地本是集体所有，是农民的生存基础。但乡村干部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他利用土地发包、土地使用权出售等从中谋取私利，四是乡村干部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偏袒强势群体，甚至包庇坏人，压制善良百姓。五是宗族斗争、权力斗争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结合在一起，可能引起械斗。六是乡村干部作风恶劣，任意打骂农民。以上六个方面也是防范农村阶层冲突发生的工作重点。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金＋容）基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说，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必须做到：土地不能动，负担不能重，粮价不能低，干部不能凶。第三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　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最近两年，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这是群众最为愤慨、最为忧虑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腐败是社会大脑的细胞的新陈代谢机制出了毛病；第二方面的腐败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第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指在个别地区官员、私有企业主和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局部政权已经变质，不可能通过行政和法律等常规手段解决问题。与权力关键部门腐败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农民贫困问题造成的危险前面已有阐述。产业工人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医疗费报销不了，又失去了工作。他们对上层腐败最为反感。他们和农民不同的是：集中。处于同样不良境遇的人群集中在一个工厂，集中在一个居民区，他们本来是有组织的。如果激怒了他们，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力度。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社会结构。近两年来，工人和农民上访比较多，集体上访也呈上升之势，也有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把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指标。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级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乡镇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在出村路口站岗设哨，层层堵截上访人员，甚至对上访人员进行迫害，这样做将会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第四个危险点：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到2001年末，居民储蓄已超7万亿。当然其中分布极不平等，20％的人拥有储蓄80％以上。虽然80％的人拥有不足20％的储蓄，但这是他们家庭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险基金。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国家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国债依存度（当年发行的国债额／当年财政支出／＊100％）、国债还债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100％）、国债负担（综国债累计金额／GDP＊100％）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储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危机就会变成全面社会危机。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上面描述的当代阶层模型也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必将发生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上升，有的社会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有的社会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21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的变化呢？从对各个社会群体和具体分析中，可以判断其大体趋势。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会逐渐缩小。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将会从现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终下降到10％左右。蓝领工人比重将减小，白领员工比重将增加。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城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上升。在工厂里科技人员的比重会提高。那些从农民和蓝领工人分化出来的人，有一部分将进入中间阶层，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智力劳动为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和价值观念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部分。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1.8％左右扩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过，中间阶层的扩大速度取决于上层社会对垄断资源的放弃程度。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　新时代产生新阶级，新阶级创造新时代。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人，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会上升，其个人地位也会上升。他们会得到年薪20万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开着私家车上班，过着现代化生活。他们是中间阶层的上流。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企业家将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们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们的业绩作出回报。他们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还可能持有企业的期权。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的期权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企业家将依个人的成就不同分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和中上阶层。大型私有企业将逐渐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人资本将会社会化，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法人资本、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将混合于一个企业之中，这样的企业再不属于少数个人所有。以后新产生的私有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今后，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情况会大大减少。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由于各种“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将还官员以清白。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公务员将成为一支职能专门化、身份职业化的队伍。最高层次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一届一届地更换人选，但公务员中多数人不随政府人选的更替而变动。公务员将属中上阶层。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如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先天的扩张性，它很容易侵蚀个人权利。在政治权力面前，脆弱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社会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所以，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政治强权扼杀了脆弱的个人权利，市民社会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吞噬。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动。传统的国家社会合二为一的结构正在解体。正在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过渡。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之中。私有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壮大，政府功能的缩小，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三篇：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等，约2000万人）总共大约293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这里说的中高层干部是指局级、处级干部（这还得看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县里，科级干部在县里也算中上层了）。这两级干部没有决策权，上司对他们的地位升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各项政策的实际操作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权。在社会转轨时期，这些“审批权”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们也得小心，要职务提升，就得廉洁一点；太廉洁，又很清苦。他们只好在二者之间“踩钢丝”。也有人大胆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再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获得升迁，但这毕竟是很危险的游戏。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应当处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声望处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综合起来成为中上等阶层。中型国有企业经理还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经营的企业，收入就高一些。他们的财富没有同规模的私有企业主那么多，但其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高于私企主。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中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很不规范的市场中拼博，风险大，他们希望企业发展起来，有时又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一个决策失误就会使企业走上困境。为了企业发展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去“寻租”。在这批人当中，行贿并不是个别现象。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中间的科学家在每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都名列前茅。他们的收入不如私有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但非常稳定。他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官员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有分量。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中等阶层应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

精英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一般占社会就业人口的20％到40％。社会结构呈橄榄球形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1.8％左右，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此外，中国由于中间阶层太小，中下阶层的比例过大，社会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实际市场容量和12.5亿人口不相称。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启动消费十分困难。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中间阶层太小无疑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诸多不利。中间阶层太小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但中间阶层发展过于缓慢与上等阶层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有关。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中国的选官有时不是选优，而是选劣。这样，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再加上官场腐败问题的严重，有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官员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的批评和嘲弄对象。位居社会上层的国有大型企业经理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很容易拿到大笔不该拿的钱，被揭露后成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他们该拿的钱也没有拿到。有的人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休后社会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经理阶层还没有市场化（进入新世纪肖有时展）。他们的功过主要不是靠市场评价，还是靠行政部门评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人们羡慕和猜疑的对象。人们羡慕他们的财富，猜疑他们财富的来源。对善于抓住机遇、奋力拼搏的成功者，人们是佩服的。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而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人们视之为社会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利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营机遇、政策漏洞、权钱交易等种种不同的情况发财的，他们的财富是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得到的。所以，人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异样的心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企业主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迟早是要消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明确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私有企业主总觉得头上有一把悬剑。说不定这把悬剑什么时候会掉到他的头上。他们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早上化为乌有。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定位过于迟缓，私有企业主长期心神不定。他们中有些人把资产转,向国外，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1999年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修宪才正式确定了私有经济和和国有经济的同等地位。这使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但是，他们遗憾没有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总之，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心态稳定、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由于上等阶层垄断着社会资源且多有腐败传闻，被有些学者称为“垄断精英”而倍受指责。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对应 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阶层和名牌大学教育相对应，上中阶层和学院毕业相对应，中等阶层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相对应，工人阶层和中学教育相对应，下等阶层和小学文化相对应。（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译第97页）但是，中国当前不是这样。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当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相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在财富地位上多数处于中等甚至中下层次。这种现象与转轨时期财富的流动无序有关。近年来发财不仅仅是靠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这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胆和务实，靠社会关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这些条件。在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方面，过去不讲学历，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重要。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学历虽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地位高、财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地位低、财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权力，他们之间有时互通有无，成为权钱交换的渠道由些而通。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不

过，目前这种冲突和摩擦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是个别的，不是全局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然而，对阶层间利益冲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下去，也会危及社会安全。从前面介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当前，有几个容易触发的危险点，只要我们对这个危险点高度注意，积极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缓和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安全。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 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不少私有企业里的外来民工的处境非常恶劣。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人的状况和有些私营企业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个别。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又没有保扩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企业一方。在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上，分散的劳动者面对有组织的企业，只能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这些都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罢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这些劳资冲突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险的。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职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是近两年来劳资冲突的一个新的爆发点。自1996年以来，因资产重组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各地常有发生。在企业兼并破产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人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者。生活困难、心理落差和对私有企业的传统观念，使得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在国有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和兼并这家企业私人雇主最容易发生冲突。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包袱也会引发劳资冲突。前面已经分析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他们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本应是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由国家集中起来了，由国家来提供上述保障。在这方面国家对工人欠债很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不少企业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国有企业因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岗，工人下岗的时候应当是清算过去国家欠工人的债务的时候。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如果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其中，那些产业单一的资源性城市（如以矿区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矛盾最为尖锐：这里产业单一，除了开发资源没有别的生路；这里下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发集体性冲突；这里的工人“同质化”程度很高，内部队意见很容易一致。全国资源性城市有上百个，如果不及早采取安置工人的措施，资源采尽之日，就是矛盾爆发之时。第二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　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如水火。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决定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近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乡村干部强行收缴。二是乡村干部在土地、山林、鱼塘的承包中，牺牲农民利益，偏向强势群体。三是乡村干部利用集体土地谋取私利。土地本是集体所有，是农民的生存基础。但乡村干部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他利用土地发包、土地使用权出售等从中谋取私利，四是乡村干部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偏袒强势群体，甚至包庇坏人，压制善良百姓。五是宗族斗争、权力斗争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结合在一起，可能引起械斗。六是乡村干部作风恶劣，任意打骂农民。以上六个方面也是防范农村阶层冲突发生的工作重点。1999年3 月，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金＋容）基在湖南省人大代表

团说，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必须做到：土地不能动，负担不能重，粮价不能低，干部不能凶。第三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最近两年，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这是群众最为愤慨、最为忧虑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腐败是社会大脑的细胞的新陈代谢机制出了毛病；第二方面的腐败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第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指在个别地区官员、私有企业主和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局部政权已经变质，不可能通过行政和法律等常规手段解决问题。与权力关键部门腐败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农民贫困问题造成的危险前面已有阐述。产业工人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医疗费报销不了，又失去了工作。他们对上层腐败最为反感。他们和农民不同的是：集中。处于同样不良境遇的人群集中在一个工厂，集中在一个居民区，他们本来是有组织的。如果激怒了他们，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力度。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社会结构。近两年来，工人和农民上访比较多，集体上访也呈上升之势，也有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把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指标。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级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乡镇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在出村路口站岗设哨，层层堵截上访人员，甚至对上访人员进行迫害，这样做将会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第四个危险点：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到2001年末，居民储蓄已超7万亿。当然其中分布极不平等，20％的人拥有储蓄80％以上。虽然80％的人拥有不足20％的储蓄，但这是他们家庭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险基金。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国家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国债依存度（当年发行的国债额／当年财政支出／＊100％）、国债还债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100％）、国债负担（综国债累计金额／GDp＊100％）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储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危机就会变成全面社会危机。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上面描述的当代阶层模型也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必将发生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上升，有的社会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有的社会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21 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的变化呢？从对各个社会群体和具体分析中，可以判断其大体趋势。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会逐渐缩小。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将会从现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终下降到10％左右。蓝领工人比重将减小，白领员工比重将增加。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城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上升。在工厂里科技人员的比重会提高。那些从农民和蓝领工人分化出来的人，有一部分将进入中间阶层，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智力劳动为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和价值观念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部分。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1.8％左右扩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过，中间阶层的扩大速度取决于上层社会对垄断资源的放弃程度。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　新时代产生新阶级，新阶级创造新时代。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人，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会上升，其个人地位也会上升。他们会得到年薪20万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开着私家车上班，过着现代化生活。他们是中间阶层的上流。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企业家将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们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们的业绩作出回报。他们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还可能持有企业的期权。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的期权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企业家将依个人的成就不同分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和中上阶层。大型私有企业将逐渐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人资本将会社会化，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法人资本、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将混合于一个企业之中，这样的企业再不属于少数个人所有。以后新产生的私有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

或中上阶层。今后，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情况会大大减少。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由于各种“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将还官员以清白。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公务员将成为一支职能专门化、身份职业化的队伍。最高层次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一届一届地更换人选，但公务员中多数人不随政府人选的更替而变动。公务员将属中上阶层。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如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先天的扩张性，它很容易侵蚀个人权利。在政治权力面前，脆弱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社会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所以，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政治强权扼杀了脆弱的个人权利，市民社会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吞噬。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动。传统的国家社会合二为一的结构正在解体。正在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过渡。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之中。私有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壮大，政府功能的缩小，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第6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等，约2000万人）总共大约293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这里说的中高层干部是指局级、处级干部（这还得看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县里，科级干部在县里也算中上层了）。这两级干部没有决策权，上司对他们的地位升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各项政策的实际操作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权。在社会转轨时期，这些“审批权”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们也得小心，要职务提升，就得廉洁一点；太廉洁，又很清苦。他们只好在二者之间“踩钢丝”。也有人大胆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再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获得升迁，但这毕竟是很危险的游戏。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应当处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声望处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综合起来成为中上等阶层。中型国有企业经理还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经营的企业，收入就高一些。他们的财富没有同规模的私有企业主那么多，但其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高于私企主。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中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很不规范的市场中拼博，风险大，他们希望企业发展起来，有时又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一个决策失误就会使企业走上困境。为了企业发展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去“寻租”。在这批人当中，行贿并不是个别现象。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中间的科学家在每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都名列前茅。他们的收入不如私有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但非常稳定。他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官员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有分量。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中等阶层应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职业上的工人，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近年来把知识分子、干部都纳入了工人阶级之中），工人阶层除了工业、建筑业的操作工以外，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的基层工

比例过大，社会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实际市场容量和12.5亿人口不相称。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启动消费十分困难。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中间阶层太小无疑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诸多不利。中间阶层太小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但中间阶层发展过于缓慢与上等阶层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有关。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中国的选官有时不是选优，而是选劣。这样，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再加上官场～问题的严重，有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官员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的批评和嘲弄对象。位居社会上层的国有大型企业经理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很容易拿到大笔不该拿的钱，被揭露后成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他们该拿的钱也没有拿到。有的人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休后社会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经理阶层还没有市场化（进入新世纪肖有时展）。他们的功过主要不是靠市场评价，还是靠行政部门评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人们羡慕和猜疑的对象。人们羡慕他们的财富，猜疑他们财富的来源。对善于抓住机遇、奋力拼搏的成功者，人们是佩服的。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而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人们视之为社会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利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营机遇、政策漏洞、权钱交易等种种不同的情况发财的，他们的财富是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得到的。所以，人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异样的心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企业主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迟早是要消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明确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私有企业主总觉得头上有一把悬剑。说不定这把悬剑什么时候会掉到他的头上。他们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早上化为乌有。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定位过于迟缓，私有企业主长期心神不定。他们中有些人把资产转,向国外，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1999年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修宪才正式确定了私有经济和和国有经济的同等地位。这使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但是，他们遗憾没有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总之，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心态稳定、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由于上等阶层垄断着社会资源且多有～传闻，被有些学者称为“垄断精英”而倍受指责。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对应 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阶层和名牌大学教育相对应，上中阶层和学院毕业相对应，中等阶层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相对应，工人阶层和中学教育相对应，下等阶层和小学文化相对应。（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译第97页）但是，中国当前不是这样。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当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相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在财富地位上多数处于中等甚至中下层次。这种现象与转轨时期财富的流动无序有关。近年来发财不仅仅是靠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这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胆和务实，靠社会关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这些条件。在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方面，过去不讲学历，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重要。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学历虽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地位高、财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地位低、财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权力，他们之间有时互通有无，成为权钱交换的渠道由些而通。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不过，目前这种冲突和摩擦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是个别的，不是全局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然而，对阶层间利益冲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下去，也会危及社会安全。从前面介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当前，有几个容易触发的危险点，只要我们对这个危险点高度注意，积极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缓和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安全。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 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不少私有企业里的外来民工的处境非常恶劣。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人的状况和有些私营企业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个别。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来是有组织的。如果激怒了他们，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力度。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社会结构。近两年来，工人和农民上访比较多，集体上访也呈上升之势，也有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把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指标。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级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乡镇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在出村路口站岗设哨，层层堵截上访人员，甚至对上访人员进行～，这样做将会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第四个危险点：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到2001年末，居民储蓄已超7万亿。当然其中分布极不平等，20％的人拥有储蓄80％以上。虽然80％的人拥有不足20％的储蓄，但这是他们家庭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险基金。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国家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国债依存度（当年发行的国债额／当年财政支出／＊100％）、国债还债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100％）、国债负担（综国债累计金额／GDp＊100％）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储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危机就会变成全面社会危机。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上面描述的当代阶层模型也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必将发生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上升，有的社会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有的社会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21 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的变化呢？从对各个社会群体和具体分析中，可以判断其大体趋势。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会逐渐缩小。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将会从现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终下降到10％左右。蓝领工人比重将减小，白领员工比重将增加。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城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上升。在工厂里科技人员的比重会提高。那些从农民和蓝领工人分化出来的人，有一部分将进入中间阶层，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智力劳动为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和价值观念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部分。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1.8％左右扩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过，中间阶层的扩大速度取决于上层社会对垄断资源的放弃程度。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　新时代产生新阶级，新阶级创造新时代。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人，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会上升，其个人地位也会上升。他们会得到年薪20万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开着私家车上班，过着现代化生活。他们是中间阶层的上流。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企业家将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们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们的业绩作出回报。他们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还可能持有企业的期权。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的期权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企业家将依个人的成就不同分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和中上阶层。大型私有企业将逐渐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人资本将会社会化，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法人资本、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将混合于一个企业之中，这样的企业再不属于少数个人所有。以后新产生的私有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今后，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情况会大大减少。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由于各种“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将还官员以清白。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公务员将成为一支职能专门化、身份职业化的队伍。最高层次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一届一届地更换人选，但公务员中多数人不随政府人选的更替而变动。公务员将属中上阶层。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如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先天的扩张性，它很容易侵蚀个～利。在政治权力面前，脆弱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社会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所以，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政治强权扼杀了脆弱的个～利，市民社会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吞噬。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动。传统的国家社会合二为一的结构正在解体。正在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过渡。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之中。私有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壮大，政府功能的缩小，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五篇：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共社会设施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建设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一)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由于城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不同步，农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难，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农民日益强烈的平等要求与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中的腐败作风形成尖锐矛盾。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农民对这些腐败现象切齿痛恨；(2)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主意识和政策观念普遍增强，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倾听群众意见，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3)农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与社会治安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使农民失去稳定安全感，他们既痛恨犯罪分子横行，又深怪国家惩治不力。2.经济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首先考虑到在农村解放生产力，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经营权到农户的大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quot;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业去背农村的手工劳动和八亿农民，是难以承受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先发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带动农村，逐步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尽管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显然的。由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例长期在一个极不合理的水平上，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是严重的。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从1990年到1998年，粮食价格上涨1.2倍，而工业价格却上涨了3.5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倍。国家给予农民的利益眉鄹癫罡窒恕Ｗ?990年到1998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无偿剥夺农民总价值在12000亿元以上。在用电、用水和税赋政策上，对农民也实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国家出钱修造的，而农村修路多数由农民集资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设也考虑到城市防洪、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占全部投资额的10％，七五下降为5％，八五期间下降为1.9％。农业投资总额仅相当于国有单位房地产投资额的14％左右，这说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相差的决不是一星半点。3.在公民应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与农民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权益。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如今在落后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率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拥有的教师、医生相差3倍以上。在农村，不但教学条件差、学习条件艰苦，而且考大学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可能难以达到建档分数线，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例如1999年北京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已高达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农村，高考入学率仅有5％。许多很好的农村学生，分数很高也上不了大学。还有许多考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大学，也因家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4.工人与农民的负担不同。中央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实上，自从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数地区农民负担一直高达10％以上，甚至20％。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匀皇桥┟穹从匙钋苛业奈侍庵唬行┑胤交瓜嗟毖现亍Ｓ行┑胤胶筒棵徘闪⒚浚蚺┟衤沂辗选⒙曳？睢⒙壹省⒙姨伞⒙艺羌郏挥行┑胤叫楸ㄅ┟袷杖耄薅钐崛〈逄崃簟⑾缤吵锓眩科扰┟褚宰蚀停簧偈愀刹孔鞣绱直课薹停踊簟⑶滞碳搴团┟竦淖什疲踔燎啃邢蚺┟袷涨瘴铩Ｕ庑┒佳现氐厍址噶伺┟竦暮戏ㄈㄒ妫焐肆伺┟竦纳裕撕α伺┟穸缘车母星椋岩鹆伺┟袢褐诘那苛也宦?br>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部分地区基层领导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们随意挪用农业资金，或用于工业等开发项目，或耗巨资等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农民的劳动报酬却是打白条，挤农、挖农、坑农等恶性事件大量发生，国家供给农民的粮棉“挂钩”平价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卖等问题反复出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关心群众疾苦，只知道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税款，等等。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也给农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被污染的农田达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鱼虾基本绝迹，26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污染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突发性鱼、虾、贝类大批死亡达20万吨。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管理不善，没有严把质量关，生产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质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优，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给农民，结果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都引发了农民对工业及工人的矛盾

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国务院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管理和经营能力多方面将会学到许多先进的东西，促进企业的成长，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国外高手的竞争，生产经营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出局，被迫破产。第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为，到国外纯粹是为了贪图享乐。他们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灯红酒绿，利用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无论哪种情况，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到一体化的今天，出国办企业都是允许的，也是应该鼓励的。若要留住部分企业把资金投向国内，有效的办法是让投资者感到中国的政策最适合企业的发展，最适合资本的增值，最适合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国家之一。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发展型的市场，中国经济已连续20年保持了9.7％的增长率，居全世界第一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使经济发展充满了巨大的活力，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现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70％的已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美国通用、IBM、摩托罗拉，德国的大众、奔驰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投资上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许多跨国银行的总部也搬到了中国。中国无疑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企业发展最为有利的地点之一就是中国大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最大的政策应该是对全部企业实行平等一致的国民待遇。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二)消除先富者与贫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自从先富者阶层的出现，社会相对贫困者的“仇富”心态日趋激烈。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态失衡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意义。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仍然有些津津乐道。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与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心态极不平衡。特别是前些年出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出现，“富了许多不该富的人”，“穷了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这些现象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更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先富者”的仇视情绪。科学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确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关键一步。1.严格规范国家的税收政策纵观“先富者”的财富积累，许多一夜之间产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我国税法不健全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每个人的收入明细表是极为清楚的。每一笔收入均有政府监督下的透明帐目。依据每笔收入，国家首先审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缴应交的所得税。如果我国每个公民都按照国家税法所规定的所得税依法纳税，那些亿万元富翁、千万元富翁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国家所得税法规定，万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税率上交所得税。那些年收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高收入者和私营企业主，他们按期交纳所得税之后，所积累的财产将成倍减少，资产积累的速度也会急骤下降，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和千万、亿万富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发展，也不是个人资产的快速增加，而是随自己的公司财产日益扩大，是自己控股的企业资本的壮大，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收入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个别有特别技术专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尔盖茨之外，许多公司的资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是年薪制，他们也将交纳数额很大的个人所得税。其收入与公司的增长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远。而在我国，许多私营企业、承包型企业、假集体企业、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个人身上，说他自己拥有多少亿资产。其实法人财产同个人的实际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一回事。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业法人代表一个人完全所有的。许多依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而获得的巨额收入，例如靠金融诈骗、土地转卖、倒卖国家批文、走私贩私、非法经营而获得的收入，也属于逃避国家税收的问题。因为国家对于个人收入的监督不到位，资金的流向不明确，个人的消费不加强管理，使许多公款私用，公款报销，公款私存，许多问题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来源问题不查不问，使许多非法暴富者长年逍遥法外，并且继续以非法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产，践踏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严格税法，特别是依法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是制止暴富者阶层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2.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制度当前我国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较规范和完善，相继出台了许多经济法规。但是，现今仍然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执法的水平和政法队伍的素质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个问题是法律的配套体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紧解决。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问题。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体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领域出现了“真空”，就有许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例如：金融信贷政策问题，药品和各种建筑承包、发包回扣问题，土地批租问题，设备和物资进出口问题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严格执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无机可乘。3.坚决杜绝权力进入市场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权力进入市场，这是极其可怕和危险的。在我国权力腐败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也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权力腐败是掌权者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地下搞钱权交易，运用人民的信任搞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丑恶勾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这样几个出路：第一、完善和严肃党纪和法纪。对于践踏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的各种腐败分子，无论职务有多高，无论过去功劳有多大，都应该像处理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子一样，一点不能手软，坚决果断地给予严厉惩处。第二，要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的约束监督制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仅有现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要有独立的监督机构，让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介入监督序列。不要怕执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几个败类而损害自身的形

象，越是从严治党、治军、治政，广大人民群众越拥护。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如果我们能坚持有错必纠，有恶必办，人民群众就会内心佩服，就会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各项事业。第三，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经济立法执法水平。为了让资源尽可能通过市场去配置，必须加强产权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产权主体、资产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购彻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纱，增加透明度，真正实行公正、公开的招标竞争方法进行。特别应对金融、证券、建筑工程、行政执法部门和部分权力部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于各种侵吞国家财产，以各种名义浪费和践踏国有财产的现象和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惩治办法。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才能使市场经济切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基础作用。4.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现今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达到28400元，而贵州省仅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区计算，差得更远。我国的深圳、温州等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万元以上，而相对贫困的陕西省的商洛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在近些年把财政投资方向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八五以来，国家财政的基础性投资，中西部的投资总额尽管比东部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第8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