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合拳治理“三合一”[五篇范文]

第一篇：用组合拳治理“三合一”

用组合拳治理“三合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全镇区域面积135.8km2，建成区面积16km2，常住人口9.9万人，外来暂住人口15万人，是中国童装名镇，是全国最大的童装产销基地和棉坯布集散中心。上世纪80年代初，织里镇童装产业从家庭手工作坊起步，历经20多年的发展，现有童装企业8799家，从业人员16万人，年产各类童装3.2亿件(套)，年销售额70亿元，约占国内市场的25%。由于童装产业自身的特点，大量的家庭作坊式企业不断出现，这些企业大都集生产、仓储、生活集于一室，加上中置通天楼梯的特殊房型，储存大量化纤棉麻的特殊原料，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安全意识较差等因素，导致织里镇童装业火灾隐患十分严重。

针对织里镇严峻的消防安全形势，2004年，织里镇政府设立了“三合一”火灾隐患整治办公室，专配一名分管安全生产的副镇长，由公安机关牵头，组织开展了对全镇企业火灾隐患的排查整治行动。2005年，市、区、镇三级政府抽调150名干部，投入整治资金1266万元，开展了历时100天的“三合一”火灾隐患集中整治，共开窗设门3000多间，架设钢质室外逃生外廊、楼梯1.3万多m，安装应急照明灯1.2万多盏，配置灭火器1.5万余只，安装防火门4300多樘，配备消防标识1万多套。通过整治，有179人在火灾中通过架设的室外钢质外廊成功逃生。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诸多问题的积累，一些整治措施未能严格执行到位。2006年，织里镇相继发生了“9?14”和“10?21”两起特大火灾事故，共造成23人死亡，教训深刻，损失惨重。市委、市政府痛定思痛，痛下决心，自2006年10月21日至12月5日开始了织里镇童装业“三合一”企业全面停产停业整治。2006年12月6日开始，全面开展童装企业深化整治和长效安全监管工作，火灾高发势头得到遏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实现生产 生活分离

“10?21”火灾发生后，市委、市政府作出决策，对全镇9700多家童装企业实行全面停产停业整治。吴兴区政府依据相关法律，立即向全体房主、业主发出了全面停产停业整治的决定。省、市消防部门组织专家，制定发布了《织里镇童装企业消防整治过渡性标准》，明确了整改技术措施和消防管理要求，出台了预验收和正式验收两项制度，明确规定：只要实现生产区与生活区彻底分离并通过预验收，企业即可恢复生产；只要通过正式验收，就允许生产至2007年的8月31日；凡在期限内未通过验收的一律予以关闭。绝大部分企业在一周内就完成了生产区和生活区的分离，并通过预验收，恢复了生产。

为解决从业人员紧急分流带来的房源难找、交通不便等实际问题，湖州市政府一周内在世纪大道的马路上建成了面积达1.4万km2、可容纳5000人居住的临时生活区，增开了通往镇郊农村的5条公交专线。为保障整治所需消防器材和建筑物资的供应，由镇政府统一与供货商签订供货保证书，开设货物供应点，主动为参与整治的企业联系施工单位，选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经过45天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901家企业未达到整治标准被关闭，其余企业都实现了生产区和生活区分离，拆除了生活区的防盗窗，建成了室外楼梯，设置了封闭楼梯间，配齐了消防器材，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加强整治工作队伍建设

启动停产停业整治之初，湖州市政府从各县(区)、各部门迅速抽调了2321人，组成由市委、市政府两位领导现场指挥，24名局级领导任组长的8个工作组，进驻织里镇。转入长效监管期后，市委组织部又先后两次抽调121名市管后备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吴兴区委抽调103名科级干部和406名机关干部参与整治工作。市政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研究解决整治监管中的重大问题；指挥部每半月汇总一次，重点解决政策、标准和保障问题；现场指挥人员每3天研议一次，重点解决操作性和动态性问题。为确保整治工作质量，我们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对全体整治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使他们较快掌握技术标准和工作方法，尽早进入工作状态和有效开展工作。为落实整治工作责任，指挥部与各整治监管工作组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并制定下发了《整治监管工作人员作风建设的意见》和《织里镇童装企业整治监管考核奖励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对违反纪律规定，经教育不改的工作人员，属聘用人员的一律辞退；属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一律退回原单位，且年度考评不得评为优秀等级。指挥部还开展了两轮“百日无火警”和“百日大会战”的“双百”竞赛和“优秀整治监管小组”的评比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整治工作队伍的业务建设和素质建设。

完善整治技术手段

生产区与生活区的分离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房屋的楼层闲置，员工继续在原来楼层留宿，动态监管和夜间巡查难度大等等，如何找到治火患与促发展的平衡点？我们着手策划长远之计和治本之策，提出了以水平物理分隔和架设室外通廊为主要内容的深化整治方案，并遵循国家相关规范的原则规定编制了《织里镇童装类企业建筑分离改造技术要求》，对采取水平分离和垂直分离的整治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设置独立式烟雾报警器和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安装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等技术要求。为确保技术要求的可操作性和可靠性，我们邀请省内外消防工程技术专家进行了技术论证，并用样板房实施了火灾模拟实验验证，为整治工作提供了技术依据。

强化消防宣传培训

整治工作涉及多方利益群体，为消除广大房主、业主和从业人员的抵触情绪，转变思想认识，增强整改火灾隐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进一步加大了消防宣传教育的力度。市公安消防部门组织培训了120名安全宣传“小教员”，召开了三轮2.4万多人次的业主大会，开展了五轮全员覆盖的“岗前十分钟”消防知识培训，并且每天两次进行广播宣传，每天编发工作简报，每周两次向所有业主赠阅《湖州晚报――织里专刊》，免费发放消防宣传材料105万份。我们还组织全体业主分48个批次召开了火灾现场警示会，组织8500多名房主分52个批次参观了水平分离改造样板房，现场观摩了火灾模拟试验。

全力整治火灾隐患

整治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16km2的建成区、1万多个房主、15万外来人口和1030幢建筑，而且涉及3255户5203间农民征地安置用房和659户1549间在建楼盘。同时，还要对各类市政管线及配套设施进行改道和搬迁，对大量临时建筑进行拆除。涉及面之广，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湖州市政府横下一条心，向省政府立下军令状，今年8月31日前全部实现“彻底分离”，并制订了《推进深化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所有童装企业必须实行生产区与生活区水平或垂直分离，凡未分离的，自8月31日起一律予以关闭。从今年1月份开始，湖州市政府分批对1.38万多名房主和业主进行了动员，明确了政策，宣布了标准，公布了流程，并要求召开房主大会，每幢建筑选出由楼长和负责建设资金收取、施工质量和进度监督的三人代表小组。经房主自主协商和工作人员的引导，已有933幢建筑申报了分离改造。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每幢改造建筑都排定了工作推进表，公开招标17家施工企业，协调湖州市2家大型建筑公司，从电力、通信、城建等部门抽调了175名专业技术人员，组织132个施工班组，3140名施工人员进行改造，政府还划拨了48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图纸设计、质量监理、公用管线搬迁和设备安装。截至5月31日，已有498幢改造建筑开工，部分建筑已经完工。

第二篇：反腐组合拳

十八大后反腐路线图：隐现12招组合拳

张有义

[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

反腐败，无疑是“十八大”后最惹人眼球的国家政务焦点。无论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广度，还是标本兼治、治标为先的反腐策略，种种迹象显示，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成为中央的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用三个“依然”来形容腐败形势，即“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实际上，自“十八大”之后，在腐败存量越来越大的现实下，持续以高压姿态打击腐败已经成为执政党必然选择。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过去1年来反腐败工作的梳理，一套由12项指标组成、即行和正趋完善的反腐组合拳已经跃然显现。

有关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有关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顶层设计亦在进行。“治标”为先的理念和行动，正在为“治本”的战略布局争取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

大案震慑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重庆市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等副部级以上官员均涉及贪腐或兼有渎职犯罪行为，在“十八大”后陆续宣判或者被公诉。

而在“十八大”后新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截至目前已经达到11个。

自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之后，广东省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原副省长郭永祥、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原市委书记)廖少华等先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被免职。

其中，周镇宏、刘铁男、王素毅、李达球等人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

再加上对中石油腐败窝案的查处，“十八大”之后，从党政机关的高官到大型国企的高管，大案震慑，作为“治标”利器，其锋芒已经显现。

兼打“苍蝇”

今年前6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7人，共查处50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975件，同比上升31.6%；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747件13842人，涉案总金额17.7亿元。

在广东，纪检监察机关上半年共立案4423件4613人，结案430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308人，移送司法机关298人，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29件29人、县处级干部241件242人，通过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23亿元。

此外，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60万余次，同比增加76.5%，其中涉及单位83万余家，个人111万余人。

在个案处理上，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案、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受贿案、山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等舆论关注度集中的案件，均在较高程度上对外公布了案情和司法审判过程。

兼打“苍蝇”的策略也对贪腐等职务犯罪起到了由点到面的震慑作用。

清除腐败土壤

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并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召开的会议应实行分类管理、分级审批，严格控制会议审批和会期。

上述《办法》出台的审批程序，对于堵塞会议漏洞、消除会议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作用。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亮出了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成绩单”：全国性会议最短仅用时20分钟，机关公文种类精简56%，机关会议费下降84.06%，招待费下降52.07%。

除了严控会议经费，此前，中办和国办还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并被称为是史上最严厉的控制楼堂馆所建设的规定。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认为，楼堂馆所建设的奢侈化倾向，会被利用为寻租平台，某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可以借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其中台面和隐藏的利益，甚或诱发贪腐案件的产生。

严控会议经费和楼堂馆所建设，对于消除腐败土壤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纪检改制

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纪委得到恢复和重建。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为这次会议被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实际上，目前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已经开始。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

中纪委、监察部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与原来相比增加了2个负责案件工作的纪检监察室。上述官网还首次公布10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能分工，有4个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纪检监察，6个室分别负责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纪检监察。

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

强化监督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改版开通后，“接受网络信访举报”成为新网站的主功能之一。截至9月21日，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20天内统计的网络举报数量达15253件，日均超过760件。

今年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派出10个巡视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

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由“相对全面”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将改为“一次一授权”。

同时，中央巡视组还定下了“三个不固定”原则：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

在第一轮巡视工作结束后不久，10月底，第二轮巡视工作启动，如此高密度的中央巡视史无前例。第二轮巡视的地方和单位包括：商务部、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吉林省、云南省、山西省、安徽省、广东省、贵州省和湖南省。截至11月3日，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10个巡视组已经全部进驻被巡视单位，并均公开了监督举报的电话和邮箱。

在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结束后，各巡视组除了帮被巡视单位找出问题、提供建议外，都有“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的表述。

廖少华近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目前有报道称，其问题即与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发现的线索有关。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内容，中央巡视组的主要工作方式分为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理来信、来电和来访；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复制资料；民主测评、问卷调查；走访调研等9种。

在第一轮中央巡视时，第一巡视组在中储粮办公大楼内专门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此次巡视开始，第一巡视组即在商务部机关2号楼大厅和机关食堂入口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

今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将“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3月20日，广州市纪委宣布，当地已制定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不当处理办法，对虚假申报、隐瞒申报的一律先停职再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广州市官员申报事项不仅包括个人收入、房产、汽车、投资等财产信息，还包括婚姻变化、配偶及子女就业等，并明确抽查核实比例为15%。

自身“打铁”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定了“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内容，同时强调“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今年4月，中纪委开始实施就落实“八项规定”约谈各派驻机构负责人的机制，约谈成为中纪委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发挥检查监督职能的工作方法。

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始部署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本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这是继叫停双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之后，中纪委“反四风”的又一具体要求。

司法衔接

在贪腐大要案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处理上，纪检监察机构与司法机关基本实现了无缝对接。这一对接在今年显得尤为快捷。

公开资料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201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则于2013年7月6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纪委调查。

仅两三个月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有关部门即对外表示，王素毅、李达球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而比较其他大要案，从纪检监察机构办案时间和对司法机关案件移交上，上述两案提速很多。

但有关专家表示，纪检监察机构与刑事司法机关对接程序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也缺乏程序性约束，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和明确。

近日，《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被列入全国人大的修法议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渐高。一旦司法机构摆脱地方干预，从反腐败的角度上考虑，这将大大增强其力度。

审计风暴

与纪检监察机构和司法机关相比较，审计机关在防范和发现贪腐行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9月15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在过去30年，全国审计机关直接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1.2万亿元，移送违法违纪事项和犯罪案件线索4.2万条。

过去30年，中国审计机关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累计审计领导干部近50万名，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215名，有关部门参考审计结果，对1.8万多人给予免职、降职或撤职等处分，85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包括刘志军案在内的很多大要案的线索即来源于审计部门的审计。

而从今年8月底开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贪腐风暴，相继有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四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并免职。

据本报记者了解，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离任中石油之后，由多部门组成的离任审计组进驻中石油。按惯例，离任审查一般是5年期内，但对蒋洁敏的审计被特别延长至10年。通过这次延长审计，中石油腐败窝案更多问题被发现。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现行整治腐败窝案较有效的方式是审计制度，在审计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力度。

预算预期

今年7月18日，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各自的决算报告。其中，自2010年开始，至今持续了三年的“三公”经费决算报告公开达到了最佳状态，各部门基本总列了“三公”经费的基础项目。

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其中，对“三公”经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出部署。上述文件明确了各级政府“三公”经费全面公开的时间表： 2013年，各省级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全国市县级政府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

严控“三公”消费，成为2013年的一大亮点。迫使公共预算公开透明，被置于阳光之下，是有效遏制预算腐败和官员奢侈浪费的有效手段。

而新《预算法》迟迟未能出台，却是不尽如人意之处。全国人大已经连续几年讨论修改《预算法》，目前已完成二审，有关官员透露，三审将延迟到三中全会之后。

金融监控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于2004年4月，直属央行，是为央行履行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而设立的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专门机构。

该中心曾在央行官网上发布了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对贪腐官员外逃的资金转移和手段等情况予以了分析和解读。

据上述报告披露，目前，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已依法集中收集了国内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汇机构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数据。

对于可疑数据，目前央行与纪检监察、公安和检察院等部门正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以便于向执法和司法部门提供相关资金的交易信息和可疑线索。

在监测对象上，央行也正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建议，建立扩大对重点区域和人群的监测。

其中，重点地区不仅包括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中国周边及邻近的国家，也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此外，如斐济、厄瓜多尔等非洲、拉美、东欧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与中国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小国，加之中国香港、澳门等主要中转地区，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重点离岸金融中心也在重点监测之列。

金融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也被作为重点监测的敏感行业。包括涉嫌腐败资金类地下钱庄、进出口未核销企业、利用企业间关联交易向境外转移资金、海外投资年检违规名单等多个对象都被纳入了监测之中。

国际合作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打击贪腐犯罪，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7月1日，监察部网站消息称，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工作协调小组近日召开了第六次全体会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特别是我国首次接受《公约》履约审议工作任务。

资料显示，我国利用《公约》平台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今年5月，我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中国增加与其他国家引渡及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必将震慑仍在国内存在外逃可能的“裸官”，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使已经外逃的“裸官”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标本兼治

今年1月23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了反腐败的“三性”，即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说，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透露出中央近期反腐败工作的方向和基调。

王岐山上述这段话的听众则为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和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而在此前一天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对各类各级别官员的贪腐案件的惩处，成为“当前以治标为主”理念的实践。

相对体制上的治本而言，金融监控、司法衔接、审计风暴乃至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在很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反腐专家眼中，都属于“治标”。

王岐山在强调当前反腐以治标为主时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因为只有以高压姿态查处一批“老虎”和“苍蝇”，实实在在地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腐败存量问题，震慑官场的贪腐之风，才能为下一步体制性治本战略留出更大空间。

“(未来)10年反腐看(最近)5年，我们反腐的机会就在这10年之内，赢得不了这10年的时间就不堪想象；最近的5年看头3年；头3年要看当年，也就是2013年。”谈及中国反腐路线图，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本报记者说。

李永忠的表述实际上代表了反腐由治标向治本过渡的一个时间轮廓和过程。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用习近平的一句话说，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三篇：拳腿法组合教案

拳腿法组合教案

[一]、拳法组合

1、左直拳 右直拳 左摆拳（直直摆）

2、左直拳 右摆拳 左勾拳（直摆勾）

3、左勾拳 右勾拳 左摆拳（勾勾摆）[二]、腿法组合

1、左横踢 后摆腿

2、左前蹬 右弹踢

3、左侧踹 右横踢 [三]、拳腿法组合

1、左直拳 右直拳 右横踢

2、左直拳 右摆拳 右前蹬

3、左摆拳 右直拳 左侧踹（后滑步）

第四篇：反腐打出“组合拳”

反腐打出“组合拳”

来源：廉政瞭望李天锐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了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以实际行动巩固落实“八项规定”成果。6天后的6月2日，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班子迎来履新200天。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不断释放推进反腐倡廉的强烈信号。王岐山领军的中央纪委亦频频祭出“组合拳”。200天来，王岐山硬朗、务实、有为的风格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反腐新思路亦愈加清晰：“老虎、苍蝇一起打”，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果；“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治标为主，今年还将打“老虎”？

2012年11月履新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中央及中央纪委主要领导高调发声，一系列新思路浮出水面。“治标为主”的提出，正基于这一背景。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召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3年1月23日，中央纪委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首提，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舆论注意到，这个表述不同于之前“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及“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惯用提法。反腐研究者指出，过去，“标本兼治”曾被一些治标不力的地方用作搪塞之语，此次强调“着力治标”，显示出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和紧迫感。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认为，这不意味着反腐基本方针发生改变。制度建设属于长期工作，治标是加大惩治力度，治标中暴露出来的腐败将有助于完善制度，最终实现治本。

此表述或许源于王岐山在北京当市长时的“治堵”经验。新华社曾披露，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当时就指出，北京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此后，“治标为主”思路进一步完善。2013年3月4日，王岐山看望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强调，反腐败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

事实上，“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策略，香港、新加坡当年也曾成功运用。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接受《廉政瞭望》特约记者采访时透露，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首个目标就是调查总警司葛柏，葛柏后来成为香港司法史上首个因贪污入狱的高官。此后，香港贪腐情况大为好转。

郑章远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多年战友，上世纪80年代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当年，有人向政府举报郑受贿40万新元。郑章远予以否认，并求见李光耀，但遭到李的拒绝。一周后，郑章远自杀。通过此事，新加坡人看到了政府反贪的决心，贪污大减。

“治标为主”的反腐新思路，也被践行在十八大后对贪腐官员的查处上。

2012月12月6日，十八大后仅20天，中央纪委就宣布了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息。此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永文、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

地方的“治标”力度也在加大，各省（市、区）都在“较劲”。从十八大至2013年2月，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30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免职的消息。今年以来，广东至少查处了7名厅官。

据悉，中央纪委也有办案数量的要求，亦曾遭“设指标不科学”的质疑。但有分析者认为，科学与否，要看是否出现了冤假错案。目前严峻的反腐形势下，一些地方纪委并非无线索可查，而是有线索不查，许多线索来不及查。因此，适当的办案数量压力，可以提升现实的反腐功能，实属必要。

事实上，自王岐山上任第一天起，人们就对其“铁腕”抱有期待。舆论注意到，刘铁男与王岐山同是山西人，二人有过工作接触，刘被举报时，正陪王岐山在俄罗斯进行能源谈判。这个被认为“有一定能力”的官员受到查处，体现出王岐山“铁面无私”的风格。

近日，《参考消息》转引报道认为，鉴于王岐山的强硬个性及家庭背景，加上习近平的强力支持，在反腐领域可能比前任有更大作为。

有反腐研究者分析，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中央共查办省部级及以上高官30人，平均每年查处6人，今年从数量上看，并不出奇。但李春城、刘铁男案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一是两人身处之“重镇”，多年来无大要案；二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加入，激活了社会能量。以今时反腐之力度、速度，和过往的反腐频率来看，今年打的“老虎”或将不止于此。

“中纪委敢说话了”

查处大要案件的同时，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在“治标为主”的新思路下，中央纪委将出台哪些具体举措，遏制腐败高发态势。

事实上，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即在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着力点：“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这被认为与习近平“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相契合。此后，一套着眼加强自身建设的“组合拳”相继使出。

“组合拳”始于财产抽查。早在2013年1月加强各地落实“八项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时，中央纪委就要求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抽查核实。随后，广东、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尽管目前全国性抽查方案尚未出台，但王岐山已明确要求在巡视中先做起来。

今年5月，有媒体披露“中纪委正进行内设机构微调”，外界反响热烈。《廉政瞭望》获悉，微调方案是，将党风廉政建设室和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将执法监察室、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合并腾出的人手，将进入新增的两个纪检监察室，专司案件查办，以适应“治标为主”的要求。

与机构微调并行的，还有对委部班子成员的微调，两者都旨在为“治标”提供保障，后者引人瑕思。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如何才能到位？4月22日至26日的5天时间，中央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在王岐山带领下，就贯彻“八项规定”等，约谈了53名部委派驻纪检组长。尽管“廉政约谈”在地方上屡见不鲜，但中央纪委书记亲自上阵，还是头一回。

“约谈纪委书记，绷紧了全机关的‘弦’。”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说。而在约谈部委纪检组长后，对中央纪委委员和省级纪委书记的约谈也已展开。

5月17日，新一轮“巡视反腐”打响。10天后，被称为“纪委自我开刀”的“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启动，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只开了20分钟。纪检监察“清卡”的示范效应明显：海南等地已将其推广到全省公务员。截至6月7日，三亚各级纪检机关已完成“清卡”，201名纪检干部报告“零持有”。

“中纪委爱说话了。”资深时政媒体人马昌博的感慨，反映出中央纪委推进“去神秘化”的努力。今年3月来，多项信息公开的举措出台：公布内设机构框图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信访举报等工作程序框图；新成立的党风政风监督室官员谈“清卡”；信访室官员首次亮相网络访谈，就表态“要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

有纪检系统人士感慨，与过去相比，中央纪委不仅爱说话，也敢说话、敢表态了。这显然与王岐山的推动分不开。王岐山以“敢讲狠话”著称，但没有官话套话，每句话都实实在在，让人一听就能领会其思路要求。

中央纪委的密集发声，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拉近了群众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距离，为群众有序参与反腐败提供了有力支持。

反腐难题何解？

200天来，新一届中央纪委动作凸显出坚定性、策略性、客观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度、好评度。

目前，巡视及清退会员卡工作仍在进行。然而，公众对中央纪委“以更大力度反腐”的期待不止于此。

几名接受《廉政瞭望》采访的专家认为，目前被惩处的贪官仍是少数，纪委最近的几大动作，如机构改革、巡视、清退会员卡等，本是应尽职责。

“清卡”电视电话会上，王岐山的一段话意味深长：“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事实上，尽管巡视、“清卡”均不属新动作，以往落实中却都存在问题。

2011年，我国曾推行预付卡实名制，但效果差强人意。此次“清卡”推行后，北京一名高尔夫销售经理表示，他们已将会员卡变成消费卡，卡不记名，查也查不到。

在“治标”方面，群众希望出台更多触及和改变既得利益格局的措施，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提振反腐信心。在“治标”推进的同时，加大治本力度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各级建立健全惩防体系。但使“制度防腐”功效得以发挥，仍是艰巨任务。

王岐山或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永忠观察，王岐山的反腐战略构想是，严肃整治纪律，反对特权，维护中央权威，恢复公信力。通过反腐成效以提振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专家还有更多期待。曾进中南海与王岐山座谈的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他力主通过设廉政特区破解反腐难题。“通过综合治理，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在宏观上建立分权制约制度，再将其推而广之，解决深层次问题。”

中央纪委反腐200天，通过更新思路、惩治贪官、建设队伍，烧起了熊熊“三把火”，但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正如一名地方纪委人士所说，中央新领导的提法和措施是非常好的，“关键还是落实下去，从以往实践来看，真正贯彻落实往往是最难的事情

第五篇：“组合拳 ”加“重拳”坚决打赢环境卫生治理攻坚战

“组合拳 ”加“重拳”坚决打赢环境卫生治理攻坚战

近日，茶店镇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迅雷”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贯彻落实市环境整治动员大会精神，夜以继日地开展环卫治理工作，誓要打赢这场环境治理攻坚战。

一是地毯式排查。对镇区市场、23个行政村开展地毯式排查，重点对镇村主干道、“一道三园”、企业周边、省道两侧、田间地段、房前屋后彻底检查，确保做到不遗漏任何一处显要位置。日出动大、小机械50余台，人数300人，把所有发现的环卫问题全部解决在第一线，对易反弹地段进行定时与不定时巡查。

二是升温再加压。4月12日晚召开镇村两级环境整治升温加压会，镇三大班领导、机关职工、村两委干部、镇直单位负责人共200余人参加会议。毫不迟疑地把环境整治工作定为当前重中之重，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存在的难点顽疾，让23个村支书一一做了表态发言，决定了谁出现问题就处理谁的高压政策，要在近段时间打一场漂漂亮亮的 “歼灭战”。

三是督查再强化。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之外所有镇机关干部全部沉到村里，成立专门镇环卫督查小组，实行每日督导制，让包村干部就地签到。开展村与村之间互查，通过定时、不定时督查等方法严防在岗人员出现脱岗、离岗现象。自行动开展以来，垃圾清理2万余吨，发放宣传页6000余份。

定制激励奖补措施。镇政府拿出专项资金每季度10万元，对整治效果突出的村给予优先奖励；镇机关干部的绩效工资将直接与平时的工作质量挂钩，从而有效避免了“同工不同酬”消极局面发生。

真正做到了“一眼净”效果：镇、村主干道、路肩两侧无垃圾堆放，无乱搭乱建、污水横流等现象，彻底清除背街小巷小堆垃圾，不留死角，不留空当；电线杆无小广告、宣传单及乱涂乱画现象，彻底清理陈旧性条幅、标语，做到干净整洁；保证田间地头不冒烟，不着火，严禁随意焚烧秸秆、塑料袋等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