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组合拳打造创新斗士.（大全五篇）

第一篇：3M组合拳打造创新斗士.

从企业文化到团队精神塑造，3Ｍ公司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打造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创新人才团队。

世界上很少有公司像3M那样具有无比强大的创新精神。这家1902年由五个年轻人创办的采矿公司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创新产品的巨幅图卷。目前，3M已经生产并销售了6万多个创新产品，这些产品涵盖了从航空材料、通讯电缆、建筑材料、医疗护理、劳防、办公、清洁、图书管理等数十个领域，3M开发的新材料被广泛应用到汽车、手机、电脑等各种产品上，甚至还包括一次性尿片上。世界上50%的人每天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3M公司的产品。3M平均每2天便推出3个新产品，每年销售额的35％来自于过去4年研制的新产品。

对于3M这样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生存依托的公司而言，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员工是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资源，也是3M赖以达成目标的主要工具，3M将这类员工称为“创新斗士”。为了保证创新斗士的不断产生，从企业文化到团队精神塑造，3M公司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来打造一个永远创新的人才团队。

创新型企业文化保证

创新斗士成长

总结3M培育创新斗士的经验，3M的管理人员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把创新真正融入企业文化之中。

3M的使命是成为最具创意的企业，并在所服务的市场里成为备受推崇的供应商。“创新”被写在企业使命当中，成为企业的精神内核。

在3M所有员工的意识里，创新不仅仅停留在产品上，而是无处不在，并始终以四种对象作为服务的目标，即：客户、员工、投资者和社会。

对于新来的创新斗士，主管们都会给他们上一堂企业文化课，课上讲师会宣讲公司如何鼓励创新斗士勇敢创新的制度规范，并批评干扰者，为创新者开辟创新的通路、创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接下来，3M通过“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企业文化来保证创新斗士的成长。而3M在培养主管时非常注重领导力的培养，希望主管能为“斗士们”创造成长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主管和经理要对手下员工的表现与发展负责，需要经常与员工进行坦率的交流。鼓励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其提供创新方面的指导与自由。冒险与创新是公司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在诚实与相互尊重的气氛中给予鼓励和支持。

“创新产品小组”是3M公司对创新斗士支援系统的基本单位。这种创新产品小组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由各种专业人才全力共同参与的无限期任务；全是自愿者；具

有相当的自主权。

一个创新小组的成员至少要包括技术人员、生产制造人员、营销人员、业务人员或财务人员，而且全部都是来自各个部门。3M公司的决策层明白，在这种制度下，有些成员也许不能立刻派上用场，而造成人才浪费的现象，但这是必须的。例如，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大概只需用1/3的生产制造人员，但是3M公司愿意付出这种代价，好让工作人员专心一致、热衷投入工作。他们的观点是，唯有指派专人工作，才能促使员工全力以赴，专注于一项任务之中。

3M另一个激励员工效忠奉献的方法，是让创新小组的成员完全由自愿者来组成。更为关键的是，即使创新小组工作失败，小组的成员也能够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使得员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创新。

3M企业文化的“第十一诫”是“切勿随便扼杀任何新的构想”，公司更是用制度来保障“新的构想不被扼杀”。在3M公司，产品开发小组的技术人员提出一项新构想，正常途径是先向直属上司申请费用，要是上司不支持该项目，他可以直接向总部申请“起源基金”，该基金是3M为那些被正常申报程序判死刑的创意提供第二次机会的奖金。申请前，研发人员要做初步试验，论证方案的可行性，再把项目介绍及试验结果发给专门管理基金申请的负责人，等待他们的评审。根据项目本身的大小，申请金额在几万美元内变动。迄今为止，该基金为3M的70多个项目提供了资助，总金额超过350万。而且，通常部门经理是不能干涉员工干此类“私活”的。

即使到了穷途末路时，3M还有个最高法庭，即“创新事业发展部门”，供他们提出最后的申诉。真正非常高深特殊的研究提案通常都在此获得最后的判决。为了配合这套制度的发展，3M对于人事的调动非常富有弹性。例如，甲小组的工作人员的构想，一旦被乙小组的一位部门经理所采纳，那么这位工作人员便可随着他的构想一起转移到乙小组工作。

创新组合平台促进

创新斗士交流

创新往往不是由独立的事物造就出来的，而是由不同的头脑、不同的部门在基于相同平台的基础上产生的。除了“创新产品小组”，3M更关注于“创新平台”的构建，近两年已经由42个核心技术组成的创新平台变成了45个。这45个核心技术包括粘接、膜光控制、研磨、陶瓷、电子封装等等。在这45个技术平台上，再按照工业及运输、医疗、电子电力及通讯等事业部针对不同市场领域的需求开发相关的产品。由于这45项技术在各个事业部都有广

泛的交互应用，因而是最核心的创新平台。

创新平台能够使技术人员和市场、生产人员打破部门间的阻隔真正进行沟通，也能够使核心技术被各部门所自由使用。

以3M中

国公司的光电缆接头盒产品创新团队为例。该团队是由3M中国公司的研发人员为核心发起，由分布在全球15个国家的3M子公司30个主要员工和十几名辅助研发员工组成的跨国虚拟团队。

在这样的团队中，要实现创新的目标，有效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团队中，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的沟通，都是在正式的会议之前，先把会议要沟通的内容要点写成文档，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对方，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会议沟通时，由于不同国家的英语口音不同而导致的误解和障碍。如果中国的工程师在特殊情况下，在会议上不太明白外国工程师所讲的内容，都会被鼓励去让外国工程师讲慢一点，清楚一点，或者换一种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该团队的成员都在业余时间主动地去钻研和自己研究技术相关的专业英语，提高语言沟通的能力。

除了这45个核心创新平台外，3M公司还致力于构建更为畅通的交流环境，比如定期举行的“技术论坛”等。技术论坛是3M创新活动的知识共享平台，成员有数千人，每天都有各种活动。技术论坛下设分会、各委员会。分会主要讨论技术问题，包括诸如物理分会、生活科学分会和产品设计分会。技术论坛委员会负责组织各种活动、教育和交流事务。公司对外委员会负责3M员工与其他公司人员进行交流的活动。这个组织还通过公司内部的电视系统向全美各地的分部传送活动情况。交流委员会则向技术论坛成员定期分发公司的业务通讯。

3M中国公司2005年将技术论坛引入中国，从零开始让员工自发组织、建立和运作自己的技术论坛，公司只是提供一点必要的支持。

与3M全球的技术论坛相比，中国公司的技术论坛具有独特的地方。一是技术论坛下属的17个专业学会，与美国总部技术论坛的30多个专业机构，在专业上有所不同；二是中国业务发展非常快，更需要一个知识、技术和产品分享平台，不同的创新团队在这里进行脑力激荡，更快地开发出适合本土市场和消费者的产品。

技术论坛除了为多个创新团队分享技术和提供激发创意火花的平台以外，还为组建新的创新团队提供契机。3M中国公司材料研究中心实验室主任研究员陈雪花介绍说，在技术论坛的一次大型活动上，她把先进材料创新团队和自己在其中研究纳米技术的成果作成海

报，和参加技术论坛的来自不同部门的人进行交流。她的成果引起了职业安全产品组一位技术支持工程师的注意，这位工程师发现这些成果有很好的应用潜力去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契机，纳米涂层技术应用于呼吸面罩创新团队才得以建立起来。

创新式团队提升

创新斗士战斗力

任何一个单个的创新斗士是无法实现产品与服务的不断创新的，要保证3M公司基于创新的强大竞争力，就必须打造高绩效的创新团队。3M公司通过以下方式来将创新斗士组合成创新式团队，以保证他们的战斗力：

奖励制度

对3M公司的创新团队及其成员来说，只要创新做得足够好，那么各种各样的奖励就会纷至沓来。这些奖励既有奖励团队的，也有奖励团队中的个人的。

3M全球共有的奖项，最著名的是“卡尔顿奖”、“金靴奖”和“全球技术卓越创新奖”。卡尔顿奖设立于20世纪60年代，以3M前总裁卡尔顿（Richard P.Carlton）命名。这个奖项象征着3M科学家个人的最高荣誉，用以奖励在科学上获得重大突破或者做出杰出贡献的3M科学家。金靴奖是3M全球鼓励团队创新和激励产品商业化推广的最高奖项，全球技术卓越创新奖则是3M员工个人技术水平的最高奖项。相比于奖金，这些奖项中蕴涵的精神奖励对创新团队和团队成员的激励更为有效。因为，对于追求创新的团队及其成员来说，获得最高级别的认可，才是最高的荣誉。

3M中国特有的奖项，往往是根据中国员工的特点而设立。在3M美国，奖项一般都是每年度奖励一次，而在3M中国，由于发展速度很快，人才的涌现和业绩提升很快，所以改为每季度都有优胜奖，这样就可以及时有效地嘉奖那些做出优秀业绩的创新团队和员工。

在知识产权的奖励上也是如此。在3M美国，一项发明做出来后，向专利局申请专利，等到专利获得批准后，公司会做一块十分漂亮的匾奖给发明者；但是由于申请专利的时间比较长，短则一年，长则五六年，已经不适合3M中国公司发明创新比较快的特点。所以3M中国公司决定设立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奖，只要一项发明专利在公司内部登记，并经过公司总部同意向专利局申请专利，就开始奖励发明者，等到若干年后获得专利局的批准再次给予奖励。

“15%时间”法则

“15％时间”法则是指3M公司的每个员工可以有15%的工作时间用在自己选择和主动提出的项目上。而在3M中国公司,“15%时间”法则不仅是鼓励员工个人创新的方法，也是鼓励

团队创新的方法。陈雪花介绍说，她就是利用占自己工作时间15%的自由时间，对纳米技术进行了额外的研究，并和团队的研究成果融合在一起，研发出以纳米技术为基础的涂层技术，从而在先进材料创新团队和纳米涂层技术应用于呼吸面罩产品创新团队之间架起了桥梁。

协调

创新团队的协调，主要由队长负责。以“DYNASTY工业胶带产品本土化”项

目团队为例，该团队的队长熊海锟有一种很管用的协调工具——电子表格。他用电子表格把团队目标具体量化为项目“里程碑”；产品雏形开发出来后，怎样拿去市场上获得客户反馈，他也是用电子表格。

他把雏形产品的反馈安排用电子表格发给来自销售部门的团队成员，让他们填写：每一个销售片区的目标客户是谁？哪些销售人员负责把产品样品带去客户那里？他希望和哪个技术支持工程师一起去？希望产品样品的尺寸是什么？什么时候把客户的反馈带回来？

“通过精心设计的电子表格，能够在2个小时的会议里，把这项关键工作下一步的计划安排界定得非常清楚，”熊海锟说,“客户的意见和建议正确地反馈到我们这里以后，我们开展下一步的试生产就很有信心。”

在创新斗士的培养中，创新产品小组、创新平台和创新式团队是培养过程的核心元素。正是在这一系列元素的支持和运转之下，3M公司才得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创新斗士，从而使得3M的创新产品策略有今天如此出色的表现。

第二篇：反腐组合拳

十八大后反腐路线图：隐现12招组合拳

张有义

[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

反腐败，无疑是“十八大”后最惹人眼球的国家政务焦点。无论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广度，还是标本兼治、治标为先的反腐策略，种种迹象显示，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成为中央的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用三个“依然”来形容腐败形势，即“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实际上，自“十八大”之后，在腐败存量越来越大的现实下，持续以高压姿态打击腐败已经成为执政党必然选择。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过去1年来反腐败工作的梳理，一套由12项指标组成、即行和正趋完善的反腐组合拳已经跃然显现。

有关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有关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顶层设计亦在进行。“治标”为先的理念和行动，正在为“治本”的战略布局争取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

大案震慑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重庆市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等副部级以上官员均涉及贪腐或兼有渎职犯罪行为，在“十八大”后陆续宣判或者被公诉。

而在“十八大”后新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截至目前已经达到11个。

自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之后，广东省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原副省长郭永祥、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原市委书记)廖少华等先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被免职。

其中，周镇宏、刘铁男、王素毅、李达球等人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

再加上对中石油腐败窝案的查处，“十八大”之后，从党政机关的高官到大型国企的高管，大案震慑，作为“治标”利器，其锋芒已经显现。

兼打“苍蝇”

今年前6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7人，共查处50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975件，同比上升31.6%；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747件13842人，涉案总金额17.7亿元。

在广东，纪检监察机关上半年共立案4423件4613人，结案430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308人，移送司法机关298人，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29件29人、县处级干部241件242人，通过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23亿元。

此外，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60万余次，同比增加76.5%，其中涉及单位83万余家，个人111万余人。

在个案处理上，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案、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受贿案、山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等舆论关注度集中的案件，均在较高程度上对外公布了案情和司法审判过程。

兼打“苍蝇”的策略也对贪腐等职务犯罪起到了由点到面的震慑作用。

清除腐败土壤

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并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召开的会议应实行分类管理、分级审批，严格控制会议审批和会期。

上述《办法》出台的审批程序，对于堵塞会议漏洞、消除会议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作用。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亮出了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成绩单”：全国性会议最短仅用时20分钟，机关公文种类精简56%，机关会议费下降84.06%，招待费下降52.07%。

除了严控会议经费，此前，中办和国办还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并被称为是史上最严厉的控制楼堂馆所建设的规定。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认为，楼堂馆所建设的奢侈化倾向，会被利用为寻租平台，某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可以借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其中台面和隐藏的利益，甚或诱发贪腐案件的产生。

严控会议经费和楼堂馆所建设，对于消除腐败土壤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纪检改制

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纪委得到恢复和重建。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为这次会议被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实际上，目前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已经开始。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

中纪委、监察部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与原来相比增加了2个负责案件工作的纪检监察室。上述官网还首次公布10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能分工，有4个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纪检监察，6个室分别负责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纪检监察。

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

强化监督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改版开通后，“接受网络信访举报”成为新网站的主功能之一。截至9月21日，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20天内统计的网络举报数量达15253件，日均超过760件。

今年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派出10个巡视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

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由“相对全面”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将改为“一次一授权”。

同时，中央巡视组还定下了“三个不固定”原则：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

在第一轮巡视工作结束后不久，10月底，第二轮巡视工作启动，如此高密度的中央巡视史无前例。第二轮巡视的地方和单位包括：商务部、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吉林省、云南省、山西省、安徽省、广东省、贵州省和湖南省。截至11月3日，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10个巡视组已经全部进驻被巡视单位，并均公开了监督举报的电话和邮箱。

在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结束后，各巡视组除了帮被巡视单位找出问题、提供建议外，都有“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的表述。

廖少华近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目前有报道称，其问题即与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发现的线索有关。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内容，中央巡视组的主要工作方式分为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理来信、来电和来访；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复制资料；民主测评、问卷调查；走访调研等9种。

在第一轮中央巡视时，第一巡视组在中储粮办公大楼内专门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此次巡视开始，第一巡视组即在商务部机关2号楼大厅和机关食堂入口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

今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将“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3月20日，广州市纪委宣布，当地已制定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不当处理办法，对虚假申报、隐瞒申报的一律先停职再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广州市官员申报事项不仅包括个人收入、房产、汽车、投资等财产信息，还包括婚姻变化、配偶及子女就业等，并明确抽查核实比例为15%。

自身“打铁”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定了“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内容，同时强调“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今年4月，中纪委开始实施就落实“八项规定”约谈各派驻机构负责人的机制，约谈成为中纪委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发挥检查监督职能的工作方法。

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始部署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本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这是继叫停双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之后，中纪委“反四风”的又一具体要求。

司法衔接

在贪腐大要案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处理上，纪检监察机构与司法机关基本实现了无缝对接。这一对接在今年显得尤为快捷。

公开资料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201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则于2013年7月6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纪委调查。

仅两三个月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有关部门即对外表示，王素毅、李达球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而比较其他大要案，从纪检监察机构办案时间和对司法机关案件移交上，上述两案提速很多。

但有关专家表示，纪检监察机构与刑事司法机关对接程序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也缺乏程序性约束，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和明确。

近日，《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被列入全国人大的修法议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渐高。一旦司法机构摆脱地方干预，从反腐败的角度上考虑，这将大大增强其力度。

审计风暴

与纪检监察机构和司法机关相比较，审计机关在防范和发现贪腐行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9月15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在过去30年，全国审计机关直接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1.2万亿元，移送违法违纪事项和犯罪案件线索4.2万条。

过去30年，中国审计机关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累计审计领导干部近50万名，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215名，有关部门参考审计结果，对1.8万多人给予免职、降职或撤职等处分，85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包括刘志军案在内的很多大要案的线索即来源于审计部门的审计。

而从今年8月底开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贪腐风暴，相继有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四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并免职。

据本报记者了解，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离任中石油之后，由多部门组成的离任审计组进驻中石油。按惯例，离任审查一般是5年期内，但对蒋洁敏的审计被特别延长至10年。通过这次延长审计，中石油腐败窝案更多问题被发现。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现行整治腐败窝案较有效的方式是审计制度，在审计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力度。

预算预期

今年7月18日，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各自的决算报告。其中，自2010年开始，至今持续了三年的“三公”经费决算报告公开达到了最佳状态，各部门基本总列了“三公”经费的基础项目。

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其中，对“三公”经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出部署。上述文件明确了各级政府“三公”经费全面公开的时间表： 2013年，各省级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全国市县级政府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

严控“三公”消费，成为2013年的一大亮点。迫使公共预算公开透明，被置于阳光之下，是有效遏制预算腐败和官员奢侈浪费的有效手段。

而新《预算法》迟迟未能出台，却是不尽如人意之处。全国人大已经连续几年讨论修改《预算法》，目前已完成二审，有关官员透露，三审将延迟到三中全会之后。

金融监控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于2004年4月，直属央行，是为央行履行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而设立的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专门机构。

该中心曾在央行官网上发布了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对贪腐官员外逃的资金转移和手段等情况予以了分析和解读。

据上述报告披露，目前，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已依法集中收集了国内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汇机构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数据。

对于可疑数据，目前央行与纪检监察、公安和检察院等部门正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以便于向执法和司法部门提供相关资金的交易信息和可疑线索。

在监测对象上，央行也正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建议，建立扩大对重点区域和人群的监测。

其中，重点地区不仅包括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中国周边及邻近的国家，也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此外，如斐济、厄瓜多尔等非洲、拉美、东欧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与中国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小国，加之中国香港、澳门等主要中转地区，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重点离岸金融中心也在重点监测之列。

金融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也被作为重点监测的敏感行业。包括涉嫌腐败资金类地下钱庄、进出口未核销企业、利用企业间关联交易向境外转移资金、海外投资年检违规名单等多个对象都被纳入了监测之中。

国际合作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打击贪腐犯罪，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7月1日，监察部网站消息称，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工作协调小组近日召开了第六次全体会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特别是我国首次接受《公约》履约审议工作任务。

资料显示，我国利用《公约》平台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今年5月，我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中国增加与其他国家引渡及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必将震慑仍在国内存在外逃可能的“裸官”，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使已经外逃的“裸官”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标本兼治

今年1月23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了反腐败的“三性”，即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说，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透露出中央近期反腐败工作的方向和基调。

王岐山上述这段话的听众则为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和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而在此前一天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对各类各级别官员的贪腐案件的惩处，成为“当前以治标为主”理念的实践。

相对体制上的治本而言，金融监控、司法衔接、审计风暴乃至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在很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反腐专家眼中，都属于“治标”。

王岐山在强调当前反腐以治标为主时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因为只有以高压姿态查处一批“老虎”和“苍蝇”，实实在在地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腐败存量问题，震慑官场的贪腐之风，才能为下一步体制性治本战略留出更大空间。

“(未来)10年反腐看(最近)5年，我们反腐的机会就在这10年之内，赢得不了这10年的时间就不堪想象；最近的5年看头3年；头3年要看当年，也就是2013年。”谈及中国反腐路线图，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本报记者说。

李永忠的表述实际上代表了反腐由治标向治本过渡的一个时间轮廓和过程。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用习近平的一句话说，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三篇：拳腿法组合教案

拳腿法组合教案

[一]、拳法组合

1、左直拳 右直拳 左摆拳（直直摆）

2、左直拳 右摆拳 左勾拳（直摆勾）

3、左勾拳 右勾拳 左摆拳（勾勾摆）[二]、腿法组合

1、左横踢 后摆腿

2、左前蹬 右弹踢

3、左侧踹 右横踢 [三]、拳腿法组合

1、左直拳 右直拳 右横踢

2、左直拳 右摆拳 右前蹬

3、左摆拳 右直拳 左侧踹（后滑步）

第四篇：反腐打出“组合拳”

反腐打出“组合拳”

来源：廉政瞭望李天锐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了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以实际行动巩固落实“八项规定”成果。6天后的6月2日，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班子迎来履新200天。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不断释放推进反腐倡廉的强烈信号。王岐山领军的中央纪委亦频频祭出“组合拳”。200天来，王岐山硬朗、务实、有为的风格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反腐新思路亦愈加清晰：“老虎、苍蝇一起打”，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果；“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治标为主，今年还将打“老虎”？

2012年11月履新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中央及中央纪委主要领导高调发声，一系列新思路浮出水面。“治标为主”的提出，正基于这一背景。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召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3年1月23日，中央纪委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首提，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舆论注意到，这个表述不同于之前“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及“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惯用提法。反腐研究者指出，过去，“标本兼治”曾被一些治标不力的地方用作搪塞之语，此次强调“着力治标”，显示出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和紧迫感。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认为，这不意味着反腐基本方针发生改变。制度建设属于长期工作，治标是加大惩治力度，治标中暴露出来的腐败将有助于完善制度，最终实现治本。

此表述或许源于王岐山在北京当市长时的“治堵”经验。新华社曾披露，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当时就指出，北京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此后，“治标为主”思路进一步完善。2013年3月4日，王岐山看望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强调，反腐败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

事实上，“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策略，香港、新加坡当年也曾成功运用。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接受《廉政瞭望》特约记者采访时透露，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首个目标就是调查总警司葛柏，葛柏后来成为香港司法史上首个因贪污入狱的高官。此后，香港贪腐情况大为好转。

郑章远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多年战友，上世纪80年代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当年，有人向政府举报郑受贿40万新元。郑章远予以否认，并求见李光耀，但遭到李的拒绝。一周后，郑章远自杀。通过此事，新加坡人看到了政府反贪的决心，贪污大减。

“治标为主”的反腐新思路，也被践行在十八大后对贪腐官员的查处上。

2012月12月6日，十八大后仅20天，中央纪委就宣布了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息。此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永文、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

地方的“治标”力度也在加大，各省（市、区）都在“较劲”。从十八大至2013年2月，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30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免职的消息。今年以来，广东至少查处了7名厅官。

据悉，中央纪委也有办案数量的要求，亦曾遭“设指标不科学”的质疑。但有分析者认为，科学与否，要看是否出现了冤假错案。目前严峻的反腐形势下，一些地方纪委并非无线索可查，而是有线索不查，许多线索来不及查。因此，适当的办案数量压力，可以提升现实的反腐功能，实属必要。

事实上，自王岐山上任第一天起，人们就对其“铁腕”抱有期待。舆论注意到，刘铁男与王岐山同是山西人，二人有过工作接触，刘被举报时，正陪王岐山在俄罗斯进行能源谈判。这个被认为“有一定能力”的官员受到查处，体现出王岐山“铁面无私”的风格。

近日，《参考消息》转引报道认为，鉴于王岐山的强硬个性及家庭背景，加上习近平的强力支持，在反腐领域可能比前任有更大作为。

有反腐研究者分析，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中央共查办省部级及以上高官30人，平均每年查处6人，今年从数量上看，并不出奇。但李春城、刘铁男案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一是两人身处之“重镇”，多年来无大要案；二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加入，激活了社会能量。以今时反腐之力度、速度，和过往的反腐频率来看，今年打的“老虎”或将不止于此。

“中纪委敢说话了”

查处大要案件的同时，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在“治标为主”的新思路下，中央纪委将出台哪些具体举措，遏制腐败高发态势。

事实上，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即在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着力点：“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这被认为与习近平“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相契合。此后，一套着眼加强自身建设的“组合拳”相继使出。

“组合拳”始于财产抽查。早在2013年1月加强各地落实“八项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时，中央纪委就要求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抽查核实。随后，广东、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尽管目前全国性抽查方案尚未出台，但王岐山已明确要求在巡视中先做起来。

今年5月，有媒体披露“中纪委正进行内设机构微调”，外界反响热烈。《廉政瞭望》获悉，微调方案是，将党风廉政建设室和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将执法监察室、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合并腾出的人手，将进入新增的两个纪检监察室，专司案件查办，以适应“治标为主”的要求。

与机构微调并行的，还有对委部班子成员的微调，两者都旨在为“治标”提供保障，后者引人瑕思。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如何才能到位？4月22日至26日的5天时间，中央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在王岐山带领下，就贯彻“八项规定”等，约谈了53名部委派驻纪检组长。尽管“廉政约谈”在地方上屡见不鲜，但中央纪委书记亲自上阵，还是头一回。

“约谈纪委书记，绷紧了全机关的‘弦’。”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说。而在约谈部委纪检组长后，对中央纪委委员和省级纪委书记的约谈也已展开。

5月17日，新一轮“巡视反腐”打响。10天后，被称为“纪委自我开刀”的“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启动，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只开了20分钟。纪检监察“清卡”的示范效应明显：海南等地已将其推广到全省公务员。截至6月7日，三亚各级纪检机关已完成“清卡”，201名纪检干部报告“零持有”。

“中纪委爱说话了。”资深时政媒体人马昌博的感慨，反映出中央纪委推进“去神秘化”的努力。今年3月来，多项信息公开的举措出台：公布内设机构框图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信访举报等工作程序框图；新成立的党风政风监督室官员谈“清卡”；信访室官员首次亮相网络访谈，就表态“要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

有纪检系统人士感慨，与过去相比，中央纪委不仅爱说话，也敢说话、敢表态了。这显然与王岐山的推动分不开。王岐山以“敢讲狠话”著称，但没有官话套话，每句话都实实在在，让人一听就能领会其思路要求。

中央纪委的密集发声，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拉近了群众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距离，为群众有序参与反腐败提供了有力支持。

反腐难题何解？

200天来，新一届中央纪委动作凸显出坚定性、策略性、客观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度、好评度。

目前，巡视及清退会员卡工作仍在进行。然而，公众对中央纪委“以更大力度反腐”的期待不止于此。

几名接受《廉政瞭望》采访的专家认为，目前被惩处的贪官仍是少数，纪委最近的几大动作，如机构改革、巡视、清退会员卡等，本是应尽职责。

“清卡”电视电话会上，王岐山的一段话意味深长：“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事实上，尽管巡视、“清卡”均不属新动作，以往落实中却都存在问题。

2011年，我国曾推行预付卡实名制，但效果差强人意。此次“清卡”推行后，北京一名高尔夫销售经理表示，他们已将会员卡变成消费卡，卡不记名，查也查不到。

在“治标”方面，群众希望出台更多触及和改变既得利益格局的措施，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提振反腐信心。在“治标”推进的同时，加大治本力度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各级建立健全惩防体系。但使“制度防腐”功效得以发挥，仍是艰巨任务。

王岐山或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永忠观察，王岐山的反腐战略构想是，严肃整治纪律，反对特权，维护中央权威，恢复公信力。通过反腐成效以提振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专家还有更多期待。曾进中南海与王岐山座谈的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他力主通过设廉政特区破解反腐难题。“通过综合治理，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在宏观上建立分权制约制度，再将其推而广之，解决深层次问题。”

中央纪委反腐200天，通过更新思路、惩治贪官、建设队伍，烧起了熊熊“三把火”，但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正如一名地方纪委人士所说，中央新领导的提法和措施是非常好的，“关键还是落实下去，从以往实践来看，真正贯彻落实往往是最难的事情

第五篇：[南方日报]粤政策“组合拳”助推创新驱动

［南方日报］粤政策“组合拳”助推创新驱动

来源： 南方日报 发布日期： 2016-05-21

广州数控产业基地内，技术人员在对数控机器人进行调试。南方日报记者肖雄 摄

深圳某高新技术企业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测试。南方日报记者 何俊摄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外国人看中国——创新中国”活动日前结束了在广东的考察。来自欧盟驻华代表团，西班牙、埃及、匈牙利等1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多位驻华大使、外交官、负责人和外交专家，实地考察了广州和东莞两地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升级情况后纷纷表示，中国技术创新的高水平让人印象深刻。

广东创新成果获得称赞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2015年，广东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5%，技术自给率达到71%，两大指标取得重大突破，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提速。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在推动科技工作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一系列突破性政策举措，连续打出“组合拳”，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努力，改革红利、政策创新红利逐渐释放。2015年2月，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及系列配套实施细则。随后，省有关部门出台了8个配套文件。其中，支持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投资及信贷风险补偿、创新产品与服务远期约定政府购买、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等政策措施均属国内首创。

《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重点工作方案（2015—2017年）》《关于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更明确了我省未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与举措。这些改革措施力度大、含金量高，对于破除我省科技体制机制瓶颈，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突破性意义。

注“强心剂”

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往往面临动力、资源和资金方面的困难。

“很多时候创新企业不是败在产品、服务上，而是因为企业较小、成立时间太短，在新产品还未获得市场认可的时候就倒下了。政府如果能在产品处于市场投放初期时给予购买帮助，可以帮助不少优质的中小微创新企业健康地„活下来‟。”珠海一家企业负责人道出了许多企业家的心声。

为给企业创新注入“强心剂”，广东在国内率先提出运用财政补助等机制，激励企业普遍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2015年3月，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出台了《广东省激励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试行方案》，对已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的企业，根据研究开发投入情况对企业实行普惠性财政补助。据悉，该补助专项资金3年计划高达75亿元，具有“普惠性”和“引导性”。

省科技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广东共有1494家企业获得财政补助，总金额为12.11亿元，申报企业绝大多数为高新技术型企业。整体来看，广东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在第一年的落实中呈现积极态势，这对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均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纷纷感慨，这一制度既有利于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又有利于企业规范使用省市各类财政科研资金，进一步提高财政科研资金使用绩效。

科技创新券政策，也是广东为激励企业创新投入而出台的又一项惠普性举措。创新券，由政府向企业发放，企业可用于向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购买科技成果或科技服务，再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

自2015年4月1日广东实行《关于科技创新券后补助试行方案》起，首批科技创新券金额达6500万，为广大中小科技型企业送来阳光雨露。

这种灵活的资助方式，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研发计划，灵活选择所需的服务类型；高校或研究机构也能将技术成果转化到企业，增强了市场对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提高了政府的科技投入资金使用效率。

如今，创新券补助制度在清远、中山、佛山等地已率先启动。作为清远第一批申报创新券补助的企业，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用50万专项券补助，购买了仪器设备。

“制药企业的研发时间长，有时长达10年才能出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券支持，我们先得到设备用于生产，设备生产企业则通过创新券获得财政补助，减轻研发企业成本，加速成果投产。”该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曾少群为这种“共赢方式”竖起大拇指。

喂“定心丸”

让科研人员“名利双收”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也是企业创新的重要连接点。近年来，广东高校和科研机构集聚了大量高层次人才，积累了大量科技成果。但让院校颇为苦恼的是，由于相关管理制度的限制，科技成果绝大多数未能开发利用。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分析，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一个重要原因是“红线”太多，转化过程中碰到的阻力大。

王校长的话说到许多研究人员的心坎上。我国院校成果转化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与国有资产处置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国有资产处置，成果转化自主处置权限低、转化审批管理过于严格、审批流程复杂、转化责任风险大等问题逐渐成为成果转化的“绊脚石”，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随着《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实施方案》（下称“方案”）的出台，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

方案明确，高校和科研院所校长、院长、学科带头人可技术入股，奖励科研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不低于50%。“99%都可以。奖励后留归单位部分不上缴国库，用于奖励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大家放开手脚，先行先试。”在省科技厅召开的有关座谈会上，省科技厅副厅长钟小平的一番解读，又让科研人员吃了“定心丸”。

在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志强看来，政策让科研人员“名利双收”，可大大调动高校、院所和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华南农业大学便尝到了政策的甜头。该校摸索与企业合作之路，如今正与一个海洋技术企业合作，既出技术、人才，又出真金白银，参股达7%。

乘政策东风，该校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以知识产权成果转让的收益，分配比例是研发人或团队80%，所在院系15%，而学校只占5%。这80%的留成中，除了30%作为科研的再发展经费之外，其余可作为劳务报酬。另外，不少教授在企业里面任职、挂职，同时直接带着研究生，这有利于培养实用型人才。

说到人才，可谓推动自主创新的根本力量。然而，过去科研经费管理，有着明显的“重物轻人”问题——一般规定人力资源成本开支（俗称“人头费”）不超过5%，最多不超过15%。而且这笔钱只能用来支付临时工劳务费，正式科研人员不能领取。

今年3月31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修正案）》，把承担项目人员的人力资源成本费，由原来的30%调至为40%；软科学、社会科学和软件开发类项目，该项上限从50%提高到60%。

由此，广东科研人力成本可占项目经费40%—60%，这一规定让长期被诟病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大大松绑，尊重了科技创新活动中人力资源的劳动价值，对于提高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积极性、促进自主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广东还将有更多行动，提出打破以往“论文为王”的科研人员职称评审标准；明确以多种途径解决高层次人才安居问题……这将引导高层次人才向省内集聚，加速提升我省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撑“孵化器”

为新型研发机构“开绿灯”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牛鼻子”，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培育和扶植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服务机构，也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的孵化器建设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15年新增孵化器166家，目前全省拥有孵化器399家，其中国家级43家，孵化场地面积达1348万㎡，在孵化企业超1.5万家。

孵化器已成为广东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为科技创新及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劲。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我省仍然存在孵化器数量相对较少、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

为难的是，孵化器建设投资大、风险高、投资回收期长，容易出现发展速度较慢、规模较小、投资运营主体较为单一等问题；孵化器内的在孵企业也容易因缺乏固定资产而成长缓慢。

为力撑“孵化器”，广东推出了许多实惠的扶持政策，包括建立孵化器建设用地政策、孵化器新建或改扩建新增孵化面积后补助政策，孵化器运营后补助政策，孵化器风险补偿制度等。

如今，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已有至少16家孵化器申请了财政补贴。这一政策在其它地市引起“共振”——深圳、东莞、中山、惠州、肇庆、江门等分别出台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实施细则。

河源市设立科技改革发展专项资金3000万元，用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孵化器建设等；佛山市提出设立总规模5000万元的创业投资风险补偿资金，与省财政创业投资风险补偿资金配套联动；江门市提出设立市级创业投资及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由市本级财政与项目所在市（区）财政按1：1比例分担……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出和实施，提升了孵化载体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为孵化器内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在广东创新圈，还有一批“奇兵”——新型研发机构。2015年，我省认定新型研发机构124家，累计服务企业超过3万家，成功孵化高新技术企业超过千家。有别于传统科研院所，它们是向全球开放的人才平台，机构类型和人员编制灵活多样，具广东特色，全球视野，又与企业和市场密切结合。

新机构也有“新烦恼”。它们难以享受国家及其他相关优惠政策，在引进人才的医保、社保、住房、子女上学、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等方面，由于与国内政策不完全对接而难以解决。

为了赋予其更多的市场自由度和发展空间，广东省针对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政策缺位问题，出台扶持这类机构建设发展的财税等系列政策，提出新型研发机构在政府项目承担、职称评审、人才引进、建设用地、投融资等方面可享受国有科研机构待遇。

在此基础上，广东也正式实施《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试行办法》，针对这类机构的人才和项目等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为这类机构“开绿灯”，着力破解其的“身份”难题。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实习生 余丽颖 通讯员 粤科宣

广东加快迈向制造强省

没有轰鸣的噪音和弥漫的烟尘，在国内最大的数控产业基地内，从搬运到涂胶，再到切割、喷漆，广州数控自主研发的国产工业机器人正在进行着精密的自动化操作。除此之外，东莞松山湖的机器人产业孵化基地、顺德高新区的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机器人示范区和集聚发展高地在珠三角先后涌现。

作为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制造业基地，广东要实现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的跃升，“广东制造”的转型升级成为重中之重。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接连出台重大举措，自去年起全面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出台《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加快“机器代人”步伐，推动广东省制造业再创发展新优势。

目前，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动与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倒逼下，广东制造正在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的转变，工厂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机器设备从“庞大、半自动化”转向“精细、智能、自动化”。

三年内，省财政将统筹安排516亿元，集中支持工业转型升级。计划到2017年末，我省初步形成国内领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稳步实现由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变。在智能制造发展方面，未来10年将完成智能制造六大主要任务，到2020年智能装备产业增加值达4000亿元，到2025年涌现一批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拥有自主品牌、开展高层次分工的国际化企业。

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工业转型升级持续向好——我省工业高端、先进产业发展较快，先进制造业完成增加值3208.27亿元，增长9.7%，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49.5%；高技术制造业完成增加值1844.26亿元，增长11.2%，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8.5%。一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延续良好态势，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利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利润率不断提高。

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为我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达45.5万家，比2010年增加20.8万家。

南方日报记者 谢庆裕

广州 新型研发机构全省最多

广州坐拥全省最多的新型研发机构，其搭建的通道和平台，全球创新资源与人才得以在广州汇聚，形成了创新力量的“二次南下”。仅广州开发区，就已经聚集两院院士33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5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5人，创新创业“国家队”已经达到97人；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16个共83人。

从千年商都到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广州正在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迭代。从物流、商品、资本的流量枢纽、控制节点向知识、信息和人才意义上的流量枢纽、控制节点升级。

深圳 专利密度居全国城市第一

专利开发的深圳速度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据统计，2015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突破10万大关，达到105481件，年增长近三成，其中发明专利达40028件；至2015年底，深圳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存量已经达到了83903件，专利密度已达到73.74件/万人，居全国各大中城市榜首。

在另一项反映全球知识产权优势的指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只有30多年城市史的深圳已连续12年位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2015年达到13308件。

佛山 以跨国并购合作驱动创新

在全球新工业革命的浪潮袭来之时，“佛山智造”以跨国并购、跨国合作闯出新路，面向全球配置创新资源。2015年，佛山备案的境外中方投资额为4.64亿美元，增长90.4%。今年一季度，该指标飙升至5.9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8.6倍。

以创新为导向，佛山企业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的深度合作也越来越多。作为广东国际合作的桥头堡，位于佛山的中德工业服务区已引入欧司朗亚太总部、西门子、库卡、安联保险、瑞曼迪斯等20余家欧洲知名企业、机构落户。正在建设的广东智能制造产业服务中心吸引全球机器人“四大家族”及25家国内外知名机器人企业进驻。

南方日报记者 陈思勤 马芳

赵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