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要打“组合拳”大全

第一篇：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要打“组合拳”大全

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要打“组合拳”

城镇化对财政投入提出更高要求

城镇化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是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将增加5.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因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在30万亿元左右。城镇化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

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出发，城镇化过程中将产生对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大量需求，相应的建设资金保障是一个重要环节。目前中国城镇的市政公共设施普遍欠账严重。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市政公共设施的建设包括公共交通、市容环卫、污水处理、绿化、水热气供应、道路桥梁等，这部分资金需求将迅猛增加，此外，适应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要求，教育、社保、医疗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也需要大量增加。过去城镇化的欠账和未来城镇化的资金需求是地方政府面临最大难题，需要找到一条平衡、健康、可持续的融资之路。

地方举债有待规范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对地方政府业已存在的举债融资行为缺乏规范，各地举债融资渠道和方式不一，且多头举债、举债程序不透明。举借债务的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如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大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由于举借债务主体与资金使用主体脱节，责权不清，增加了中央财政负担和风险。针对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发行渠道等还没有建立。债务缺乏统筹管理，融资平台公司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债务管理不够规范，“混借、混用、混还”现象较为普遍，不利于落实地方政府偿债责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不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数量庞大、债务规模大，盈利能力较弱，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部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管理级次多、链条长，资本金到位率低等。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未到位、地方政府和部门违规注资、抽走资本等问题；由于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回收期较长的公益或准公益性项目，盈利能力较弱出现亏损。

为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地方政府的担保行为、集资方式、土地转让都给予了制度性的限制安排。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地方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的融资行为也进行为严格规范，对银行业的贷款行为进行了限制。从融资途径上看，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实现的所谓“创新”融资方式开展的融资渠道受到严格限制。

应继续鼓励资质好的公司发行城投债

城投债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融资手段，属于企业负债，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及地方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发行城建类债券的统称，是根据发债用途给予命名的，一般是相对于产业债而言的，主要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等投资目的发行的。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是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或其他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方式，其主业多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城投债券作为中国债券市场的“准市政债”，发行规模还会稳步扩大，一方面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规范透明的融资渠道，同时也为广大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固定收益类产品。2012年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8.6万亿元，较2011年增加9231.72亿元，同比增长12.02%。诸多研究得出结论：城投债券虽然有风险，但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这一点在全国的审计中已得出了结论。从微观主体分析，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申请发行债券，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条件，这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城投债的发行规模，也降低了“城投债券”的风险。为了防止债务偿还责任在几届政府之间的不均衡，避免出现政府还款中的道德风险，防止本届政府只借款不还款，逃避还款责任，针对城投债券，还规定了专门的偿债均摊机制，也就是将债券还本的压力在债券存续期内进行合理分摊，避免在最后一年累积过大的还本压力和风险。因此，笔者认为，对清理后退出平台管理的地方政府出资国有企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鼓励其发行城投债，支持未来的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鼓励其运用BT模式进行资金运作，参与城镇化建设。

地方债仍可按现有方式扩大发行

在国际上流行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又称为“市政债券”，也是筹集地方政府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它是指国家的地方政府、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同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一样，地方政府债券一般也是以当地政府的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来源或担保。地方政府债券的安全性较高，被认为是安全性仅次于“金边债券”的一种“银边债券”，而且，投资者购买地方政府债券所获得的利息收入一般都免交所得税，这对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在美国地方政府债券通常分为一般债券（普通债券）和专项债券（收益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目前全世界已有多个国家实行地方政府债券模式，其中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最大，发行模式也最具代表性：美国的市政债券代表着分权制国家的地方债券市场制度；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则代表了集权制国家的地方债券市场制度。

2009年，为解决法律约束地方政府直接发债的问题，也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政府决定2009年—2011年财政部每年代理发行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并对债券在省级政府间进行合理分配。各省级政府在国务院核准的额度内，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由中央财政代理发行的债券，所筹的资金纳入同级预算管理，资金的归还由地方按规定上缴中央财政统一归还。这种筹资方式，与中国式城投债相比，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与国外的地方政府市政债相似度更高。

此后，为更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提高地方政府管理发行债券的水平，2011年和2012年，中央政府决定在确定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内，本着自愿原则，选择了经济基础较好、债务负担较轻、资本市场发育成熟的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作为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的试点省（市），其余省（区、市）仍由中央财政代理发行。自行发债是指试点省（市）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自行组织发行本省（市）政府债券的发债机制。试点省（市）政府债券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这项改革的核心是将发行的技术环节工作交由地方政府去执行，这样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地方政府债券）在操作层面上的能力。与中央财政代理发行地方债券相比又向前走出一步。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采取“总量控制、统一还本”的代理发行或少数地方自行发行债券的方式举债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有效抑制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失控局面，将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降低了政府融资成本，明确将债券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这种试点发债的管理方式可选择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进一步扩大范围，提高地方政府对债务发行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为将来拓展融资渠道做好技术上的准备。也是解决城镇化资金不足的重要来源。

总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供给需要政府公共财政增加支持，更需要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形成综合力量，打“组合拳”。只要能够有充分的法律授权、健全的债券市场、规范的管理制度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高资金来源的社会化程度，城镇化建设融资就会走出一条宽阔的道路。

第二篇：打组合拳强推作风建设

打“组合拳”推进干部作风建设

——吉林省长白县关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情况的调查

近年来，吉林省长白县坚持把思想作风建设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首要任务，积极探索，努力实践，不断创新，推出一套“组合拳”，推进干部作风建设。全县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明显增强，在群众中树立起了真抓实干、团结拼搏的良好形象，为建设“宜居、文明、诚信、平安”新长白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基本情况

长白县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优化开明开放发展环境的同时，紧扣作风建设，积极倡导求真务实、简单高效之风，以一抓到底的决心，采取过硬的举措，多管齐下，挥出一套套作风建设的“组合拳”，从干部作风养成、制度规范、完善监督等方面，不断强化领导干部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机关干部作风有了较大程度好转，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干部办事有能力、谋事有策略、干事有激情，形成了 “服务为先、群众至上、争先进位” 的浓厚氛围。一是狠抓了细节管理，注重作风养成。二是狠抓了制度建设，提高机关效能。三是狠抓了用人导向，打造过硬队伍。四是狠抓

了服务意识，倾情关注民生。

二、主要做法及特点

为加强和转变干部作风建设，我们采取四个“组合拳”使干部作风建设取得了一成效

“组合拳”一：强化教育是转变作风的根本。在干部作风建设过程中，首先是抓认识问题，彻底摒弃少数干部作风建设上的可有可无论、无用论、形式论等错误思想，在全县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形成氛围。一是注重抓学习动员。每年结合县委年初工作部署会议之际套开干部作风建设大会。根据县委的统一安排部署，各单位“一把手”亲自挂帅，在年初召开全年工作大会上套开作风建设会议，按排部署各项工作。并采取集中学习会、民主生活会，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认真学xxx省市县有关加强作风建设的文件精神，提高干部职工转变作风的自觉性。同时，组织、纪检、党校等部门把作风建设作为新提拔科级干部培训、中青干部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等各种培训的重要内容，在全县迅速掀起了一场干部作风建设风暴。二是注重抓典型引导。一方面高举正面典型。近年来在全县广泛开展了“勤政为民好干部”评选活动，树立了一批作风建设先进典型，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另一方面狠抓反面典型。县纪委组织召开了案例剖析大会，对一批作风散漫、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方面的反面典型，通过点评讲等座谈会形式曝

光，形成了彰先策后的氛围。同时，县委多次组织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到监狱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有力地警醒教育了干部职工。三是注重抓活动实践。近年来，每年突出一个主题，先后组织开展了“优化经济环境发展年”、“干部作风建设年”、“树新风正气、促和谐发展”等活动，为干部作风建设搭起了新平台。去年开始，县委为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开展了“胸中有全局，心中有百姓”主题实践活动，全县党员领导干部迅速参与，密切联系群众，创新工作方法，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在群众心中树立了新形象,让领导干部心中牢记了为民服务思想。为狠刹机关干部中存在的吃喝风、赌博风、公车私用风、公款旅游风和工作时间娱乐风等“五股歪风”，在全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刹歪风、正党风、树新风”为主题的教育整治活动，以弘扬厉行节约、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廉洁从政等优良传统，进一步整肃歪风、端正党风、树立新风，实现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作风的转变，为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组合拳”二：完善制度是转变作风的保障。事在人为，贵在有制。长白县结合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创新机制，抓紧完善那些不配套、不细化、落后于实践的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干部作风管理制度。实施了“七个一票否决制”，即：不孝敬老人者一票否决；对参

与赌博者一票否决；嫖娼甚至包养情妇者一票否决；酗酒闹事甚至误事，造成恶劣影响者一票否决；恶意诬告、散步流言蜚语、中伤他人者一票否决；吃拿卡要报，挤走、气走、撵走投资者的一票否决；招商引资任务年内完不成任务者一票否决。规定对在同一岗位任职和在重要业务审批岗位连续任职一定年限的的科长实行轮换；建立以业绩为重点，综合考虑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的干部评价机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建设的规定》，强化了会议、出勤、廉政建设等有关制度，建立了“八小时之外”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特别是副科级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报告制。二是进一步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用人导向是最好的作风导向。我们不断完善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做到“三让三不让”（即让想干事、肯干事的人干成事，让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地位，让不想干事、干不成事的人没机会；不让那些政绩突出的人吃亏，不让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吃亏，不让那些扎根基层的干部吃亏），建立了常委票决制、推荐干部实名制、民主测评和公示制，提高了干部任免的民主化和公开化。同时，建立了干部退出机制，规定凡民主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在干部考察中民主推荐票未过半的，经组织认定不称职的必须责令辞职，有力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潜能。三是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建立了领导干部驻村工作制度、信访包案责任制等工作制度，使各项工作操作更规

范、责任更明确、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四是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制度。相继制定了干部外出参观考察管理、干部廉洁自律等管理等规定，有效地遏制了公款消费、公款旅游等铺张浪费、贪图享乐之风。五是推行了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从政行为的三个“十条纪律”，即：全县党员领导干部“十条纪律”；机关工作人员“十个不准”；村级干部廉洁自律“十条规定”。创新了“五项制度”，即：村务民主管理质询议事制度；规范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实现节日保廉、反对奢侈浪费后查制度；长白县构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十大体系实施规划；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实施办法。使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遵循的规则。

“组合拳”三：加强“一把手”监督是转变作风的关键。“火车跑的快全凭车带头”，转变作风“一把手”表率做的好，全局方向便走的正。长白县近年来探索创新“一把手”监督工作作为目标，加强作风建设。在加强对“一把手”监督工作中，严格“三做到一广泛”。做到慎重授权，严把干部的选用关。县纪委经常向组织部门通报和提供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情况，组织部门拟提拔领导干部都在提交县常委会讨论前，征求了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从而保证了领导干部的质量。做到规范用权，将“一把手”的权力有效分解。出台了《“一把手”四个不直接管制度》，把决策、执行、监督 5

三权分离开来，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促进班子成员相互间的监督。试点单位县交通局在开展“一把手”监督工作中，大额资金使用由原来的“一支笔”签字变成了“多支笔联签”，即：单位的会计、审计人，主管财务的副局长、分管工作的副局长分别签字并承担责任；试点乡镇马鹿沟镇把“一把手”的权力分解到几名副职手中，财务、人事、工程招标、材料购买均由副职负责，“一把手”只负责宏观上的管理，定期听取几名副职的汇报，对副职的工作进行监督。目前此项工作已全面铺开，在监督“一把手”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做到民主决策，认真落实“三重一大”规定。我县对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人事任免、大额资金使用等事宜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严格按事前酝酿、充分讨论、征求意见、集体决策、公开公示等程序进行，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广泛开展述职述廉和民主评议活动。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主动接受上级党组织检查考核的同时，还在本单位开展述职述廉活动，自觉接受群众的公开评议。县纪委聘请的党风廉政监督员，代表群众对重点行业和权力比较集中的单位进行考评。对考评中群众反映强烈的3名部门“一把手”，县纪委对其进行了诫勉谈话。

“组合拳”四：严查严处是转变作风手段。长白县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基础上，更重视强化执行和踏实的监督，始终将督查作为促进干部作风建设不断深化的重要手段，贯穿于干部作风建设全过程。一是建立高效的监督机构。县委组建

了三支干部作风建设督查队伍：即一支为县纪委为主的专职督查队伍；第二支是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督查队伍；第三支是聘请群众组成社会督查队伍，从而强化了干部作风监督力度。与此同时，各乡镇办也相应组建了干部作风监督队伍。二是加强社会监督。在全县公布了干部作风监督电话，将有问题的领导干部约到纪检监察机关，令其说清问题，表明态度，对其进行告诫教育，并要求写出书面检查、制定整改措施。三是全面开展作风督查。各督查队伍在全县范围内积极开展了以“三查三看”（即看干部到岗情况、服务态度，查会风会纪、廉政承诺、工作效率等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作风督查。对于查处属实的违纪行为一律严惩不怠，近年来，各督查队伍采取明查暗访形式，共抽查干部出勤情况20多次，督查会风会纪20多场次，突击检查各类娱乐场所30多次，查处违纪人员3人次，形成了干部作风监督的强大声势。同时协助党委、政府妥善处理群众上访事件，解决了一批信访老户上访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三、存在的问题

（一）一部分人思想作风疲软。一是宗旨意识淡薄。据调查一些群众反映，有些干部为人民服务意识不强，对待基层群众态度粗暴。二是不思进取。有的干部缺乏上进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存在混日子思想。特别是中层干部感到提拔无望，缺乏奋发向上的动力，放松对自己的党性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三是因循守旧。主要反映在开拓创新意识不足，缺乏锐气，习惯于依样画葫芦，不根据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一部分人工作作风漂浮。一是形式主义严重。二是办事讲关系、讲价钱。有的机关干部不得好处“不作为”，得了好处“乱作为”，遇到不熟悉的或群众就随意刁难，本来一次可以办好的，要群众来回跑多次。三是推诿扯皮不协调。如牵涉几个部门的工作，互相推诿扯皮，导致事情久拖不决。至此，形成了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群众跑来跑去，最终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良陋习。四是吃拿卡要，耍部门权威。一些部门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的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乱收、乱罚、乱摊，强行拉赞助。五是岗位纪律松懈。有的机关考勤制度形同虚设，普遍存在脱岗、上自由班、上班时间上网炒股、聊天、看电影、玩游戏等现象。六是不坚守岗位，“走读干部”多。一些乡镇干部多半时间呆在县城，还有个别乡镇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没到5点，就没人上班；县直机关有些单位上午11点以后，就找不到人办事了。

（三）一部分领导作风不正。一是表率作用差。领导自己不能过硬或者俨然将自己凌驾于各项制度和监督之上，经常违反规章制度和廉洁自律规定。二是民主意识淡薄。个别单位“一把手”听不进下属和班子成员的意见，处理问题搞

“一言堂”，独断专行。三是大局意识不强、工作责任心不强。表现在遇到困难就“躲、绕、推、拖”，将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捞待遇、跑关系、求升迁上，就是耗在酒桌、牌桌上和歌厅里。四是为政不廉，大吃大喝。部分领导干部违反公务接待规定，财务不公开，公款高档消费现象突出，公车私用普遍；自律不严，人情宴请屡禁不止，红包礼金普遍存在。

三、对策建议

（一）把握首要环节，着力改进机关学风。改进机关干部工作作风，最根本的还是加强学习。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机关干部的业务素质、管理素质、科技素质，增强干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形成上下齐心促发展的合力。一是抓好干部的自学；二是抓好单位的集中学习。集中学习可以是一人讲，多人评，从而把干部建设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干部。三是召开形势报告会，使干部认清形势，明确责任，形成共识谋发展的良好氛围。四是抓典型引导。用干部身边的先进榜样来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这样使机关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服务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形成良好的机关作风。

（二）抓住关键环节，着力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领导干部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其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个班子、一支队伍、一个单位。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这个“龙头”的示范带头作用。要群众做到的，首先

党员干部先做到；要党员干部做到的，领导班子成员先做到；要领导班子成员做到的，党政主要领导先做到。对领导干部要按照“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来衡量，着力改进领导作风，使领导干部首先成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典范。

（三）突出重点环节，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一是提升部门服务效率。改进便民服务方式，推进窗口建设，提高办事效率；二是降低行政成本。整治“文山会海”和各类检查评比。倡导文明节俭接待，规范职务公款消费行为，严禁部门之间相互宴请。严格公车管理，禁止公车私用。严禁以考察、培训、研讨等各种名义游山玩水；三是开展“专项整治”。积极开展机关效能专项整治，采取明查暗访和效能问责等形式，重点整治办理行政许可、行政事业收费、执法检查、行政处罚及办事效率、廉洁从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三篇：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央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03-17北京晨报(北京)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这部全文3万多字，共计30多章的规划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产生怎样的作用？这部规划有哪些亮点？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关键词：指导性

文件内容：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一些城市“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

专家解读

“这是一部指导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纲领性文件，内容全面丰富，总结并吸取了国内外城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导性强，意义深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说。

他说，为了避免走弯路，这份文件认真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城镇化的经验教训，包括：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等。关键词：以人为本

文件内容：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

在徐洪才看来，这部规划最大的亮点是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文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着墨很多，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有利于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土地城镇化’等一系列问题。”他说。

谈到规划强调城镇化必须和信息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时，他说：城镇化不能孤军深入，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发展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出现“睡城”、“鬼城”和底特律现象；农业是基础，农业现代化事关粮食安全。信息化则关系到城镇化能否健康发展。关键词：发展动力

专家解读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多次表示，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镇化是拉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对此，徐洪才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世界也是一大机遇。

徐洪才说，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设将需要修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电力、燃气、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创造大量投资需求和就业机会。

他说，同时，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这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关键词：量力而行

文件内容：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类城镇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并向全社会公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预期和选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表示，新型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词：生态文明

文件内容：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城市地下管网覆盖率明显提高。

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

专家解读

中国社科院城市和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建议，各地在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时要避免“伪低碳”：一些城市计划建超高层大楼，但把每吨水从地面提升到几百米高的楼层，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这是虚假的集约、低碳。真正的低碳城市应该是良好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便捷舒适的交通系统。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一、新型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伴随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逐渐转移这一结构性变动。城镇化也包括既有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城镇化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人的智慧和劳动。城市的形成、扩张和形态塑造，人的活动始终贯穿其中。另一方面，城市从它开始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对人进行了重新塑造，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型城镇化概念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二、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简列）

1，以人为核心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2，新的观念、体制、技术下的新型产业模式

著名城市生态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院士：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应该贯彻到城镇化的生态文明过程与行动上，首先要改变的是人的观念、体制和行为。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处理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

1和整体、效率与公平、分割与整合的生态关系，强化和完善生态物业管理、生态占用补偿、生态绩效问责、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控制性详规等法规政策。

推进产业生态的转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将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这需要以城市带农村、工业融农业、公司带农户、生产促生态。要在弄清资源和市场、机会和风险的前提下策划、规划、孵化新兴园区、新兴产业、新型社区和新型城镇，将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改变为招贤引智模式。

3，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

比如汽车交通将转向生态交通，以最小的化石能源消耗和物流，实现城市流通功能的便利通达；将耗能建筑变为产能建筑；通过地表软化、屋顶绿化、下沉式绿地等生态工程措施，实现对生态占用的补偿，使建设用地兼有生态用地的功能。

三、中国城镇化历史背景

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有1.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5%左右的城镇化率。

四、中国城镇化过程有哪些问题？

1,农民土地物权基本形同虚设

“土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保持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社会和谐以及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要素。”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并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过去三十年，中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为建立和完善土地财产的现代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现存的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漏洞和真空地带，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和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各种需求。

“中国城乡土地制度持续二元性以及国家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这一特征带来的问题是：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城市土地比农村土地拥有更完整的权利制度，享有更完善的权能，二者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法律规制和管理体制是分割的。

这一基本特征导致了四个主要问题：农民土地权利弱化；地方政府(市县一级)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及与土地相关的融资；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和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低下，和与此相关的耕地占用和流失；土地法律框架不完整。

农民土地权利弱化，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物权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严重制约了农民通过土地物权分享城镇化和工业化成果的权利。征地程序与补偿标准不公平，土地征用成为社会不满的一种来源。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的土地融资，一次性收入的做法使长期的收入来源不可持续，也使土地相关收入缺乏有效管理和监控，因而缺乏透明度与责任，可能会导致金融部门的风险。

按农业产值的原用途补偿和经营性用途的招拍挂出让，激励了城市土地的粗放式利用，导致宝贵土地资源大量浪费。突出表现为各类城市的形象工程以及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低。目前中国城市的容积率只有0.3—0.6，远低于发达国家1以上的水平。而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持续减少会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最终危及社会稳定。

按照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没有对两种所有制土地平权的制

度规定，这不利于对土地权益拥有者的切实和充分的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与城市房屋均属私人物权，征收私人物权采用不同标准势必重新引入城乡征收法律的二元体制。

专家认为，作为一种基本的财产制度，土地政策和管理制度要有效地在多样的、相互联系甚至相互竞争的土地各种功能中寻求一种平衡，需要一套综合、完整的措施。专家分析，土地政策改革的目标应该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促进农业的发展，包括对农田进行保护，通过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支持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有序的城镇化。

第二，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和房地产部门的发展，在一个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规划框架下，通过市场机制为城市的扩张提供土地。

第三，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以土地资产作为可持续的公共收入的基础，为公共服务和投资提供资金。

第四，完善利用土地作为抵押来获得资本的政策工具，增加可抵押资产的选择，支持金融部门的成长。

第五，提高土地利用规划决策与快速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并把生态文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第六，促进土地管理体制和土地权利安排的协调、一致、完整和保障产权的稳定。2，户籍制度让1.6亿农民工被城镇化

“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农业部新闻发言人毕美家表示，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

1.6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理应要享受城市公民一样的待遇，这是新型城镇化需考虑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专家认为，现在所谓超过50%的城镇化率，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绝大部分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并没有在城市实现永久定居。

3，盲目造城运动致城镇化效率低下

我国城市化在加速，现在从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直到地级、县级城市，都在建造大马路、大广场、大建筑。但不少地方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把各种产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运动”。结果不论城市建设还是城市运营，都效率低下，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受到了成本过高的阻碍。

首先，土地资源大量浪费。中国是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但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浪费非常严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万元GD P耗用土地面积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而且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大量虽然进了城却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于是出现了双重二元结构。

其次，用摊大饼式的发展推进城市化，因为专业混杂，所以并不能够发挥专业集聚效应，导致了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很低，这样就很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变得非常长，交通拥堵，城市运行的效率变得很低。

为什么会发生低效率的问题？一是由于价格扭曲，使得土地被大量浪费。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城市”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我国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而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是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的。一般而言，市场自发地使得城市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化，形成了相关行业支脉繁多、关系密切的金融业集中在大城市，行业间关联度不高的制造业集中在既能发挥专业化的集聚效应，又能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小城市的格局。而在我国，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规模愈大的城市行政级别愈

高，支配资源的权力愈大，行政级别愈高的城市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动用资源来扩大城市规模。这种体制推动了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摊大饼式“造城运动”。

五、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什么？

方向一：土地流转试点

新型城镇化将启幕农村新一轮改革，土地流转乃大势所趋。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用地“瓶颈”，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征地补偿被置于首位。”北京大学著名法学专家姜明安认为，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将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农村的土地改革提供法律保障。

推进城镇化的一大难题就是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1992年，广东省南海市下柏村农民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以股权形式，流转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统一经营。

而最近的一轮土地改革始于2008年，当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成为此轮改革的主题。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农村城镇化方面，很多地方的土地改革试点“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不同的经验：重庆的地票式交易、成都土地流转、广东佛山的股权分红、天津宅基地换房，不同的地方做法不同，但都为全国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鉴。

比如成都在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中提出，“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这样的改革赢得农民的支持。但在取得经验的同时，确权、监管、收益和小产权房等棘手问题也暴露无遗。

在北京打工5年的农民工杨雄称：“政府如果不把土地和就业解决好，将户籍迁离农村的农民就会觉得不踏实，还不如留下土地种庄稼更有保证”。

这已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农业部最近就明确表示，2013年将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争取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

方向二：户籍可能是新型化城镇推进的突破口

“户籍改革看似简单，但要落实与城市户口相挂钩的利益却很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分析，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就是因为城里的福利政策太多了，且继续和居民户籍密切相关，进城的农民很难同步获得社保、就业、教育的机会。资料显示，全国将近2亿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如此一来，城市空间扩张过快，而农村人口由于户籍、购买力等限制，被拒于城市大门之外，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而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正是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主要壁垒。

“打破户籍肯定是未来城镇化改革的方向，但具体操作问题十分复杂，各省差异很大，只有逐步试点逐步推开。”党国英表示，2020年若要达到50%以上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关键在于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到位。

大力推进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中国要依靠改革实现没有水分的真正发展，而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

方向三：实施“城市群”战略

十八大之前，对于城镇化建设，十六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的进一步补充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业内人士普遍的说法是，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释放出了“转型”的“新信号”。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统计是以常住人口计算，按照这样的算法是已经突破了50%，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官方统计的数据是，在城镇打工的2.6亿的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在2010年底中央向各省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决策层就释放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信号，其中最为明确的是提出了要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在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化开发的同时，形成三个特大城市群，在哈长、江淮、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并将于全国两会前后颁布的《规划》，就是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的更为长远、更为清晰的战略布局。

六、我国新型城镇化主要模式（试点城市）

成都

天津

广东

第五篇：20150604PPP：新型城镇化融资重要渠道

PPP：新型城镇化融资重要渠道

中国信息报 张亚东 2015-06-04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遇到了现实困境：户籍改革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远未取得特破性进展；与“人的城镇化”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因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而难以有效实施。多种现实情况表明，创新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的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传递出进一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信号。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将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融资渠道。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加速推进

《意见》对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在改善民生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作出了重要部署。《意见》明确了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的工作要求，坚持依法合规、重诺履约、公开透明、公众受益、积极稳妥五项原则，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形成有效促进PPP规范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新建项目逐步增加使用PPP模式的比例。健全财政管理制度，加强公共服务质量和价格监管，完善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鼓励广泛采用PPP模式，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公共服务项目转型为PPP项目。

国家发改委日前在门户网站开辟PPP项目库专栏，公开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推介项目。首批发布的项目共计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元。项目范围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所有项目都已明确项目所在地、所属行业、建设内容及规模、政府参与方式、拟采用的PPP模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社会资本可积极联系参与。

可以明确看出，继去年国家重点在经济类基础设施领域推广PPP项目后，今年公共服务领域无疑将成为推广PPP项目的重点。PPP模式成为新型城镇化融资重要渠道

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加速一方面是国家鼓励和相关政策的促进，另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是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地方政府债务困境下，打造有效的融资渠道具有决定性作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市政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

最优选择”分论坛上表示，目前，地方债的规模比国家债务的规模大，国债将近10万亿元，地方债在审计署2013年6月审计的情况来看，按当时估计的政府需要代偿的比例估算，地方政府要偿还的债务责任在12万亿到13万亿元之间。从目前的统计结果看，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比预估要低。

评级机构惠誉日前预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将从2008年底占GDP的18%升至2014年底的32%。14.9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债增长占总债务增长的18%。

一边是高歌猛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一边是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融资现状，创新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正是在此背景下，PPP等创新融资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社会资本创新参与地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再现新进展。5月26日，国内首只千亿元规模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PPP产业基金在上海诞生。该基金由中国建设银行、绿地集团牵头发起，以绿地集团签约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为主要投资对象。轨道交通基金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由绿地金融、建工投资、建信信托三方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人，并由发起人、战略合作方作为有限合伙人，总规模为1000亿元，分期发行，首期规模240亿元。

从各地情况来看，目前各地PPP合作项目正加速推进。深圳市轨道办近日披露，深圳地铁6号线将采用公私合营(PPP)的投融资模式进行建设，前期工程已于2014年底动工，主体工程力争今年内展开。5月12日，河北省举行PPP项目推介会，推出首批32个重点项目，涉及城市轨道交通、机场、垃圾和污水处理等领域，估算投资总额达1330亿元。

事实上，自去年底财政部推出全国30个示范项目以来，江苏、安徽、湖南、福建等诸多省份都已推出当地的PPP项目，尽管尚无全国统计数据，但财政部估算，目前已公开的PPP项目总投资约2万亿元。完善机制促使PPP模式顺利开展

在相关部委的大力推动下，PPP模式调动了地方政府和民资的积极性，但需要正视的是，犹豫观望也不为少见，项目“抛荒”或者长时间难以取得有效进展的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对PPP模式存在一定的误解，以为这是一种融资方式。如果从目标管理的角度来看，引进和运用PPP模式更多的是为社会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融资只是手段，提供公共服务才是目的。从这一角度来说，PPP模式更多的是管理模式，而非仅仅是融资模式。”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洁说。

孙洁指出，PPP模式的核心要素有三个。一是社会资本与政府公共部门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实现共同目标中，社会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与政府公共部门对公共福利的追求共同实现。二是利润的可控制性。PPP项目一般都是社会公益项目，对追求短期效益的企业，政府应该加以拒绝。三是风险分担。PPP模式应以承担能力划分风险，从而降低项目的整体风险。业内人士指出，当前PPP项目运行最大的难题就是各有想法。地方政府及部门大多将其视为投融资渠道；社会资本则想尽快回收资本、技术，有的甚至希望从中获取暴利。而“政府能否按合同依法办事是民资最大的顾虑”。北京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能不能让PPP项目成为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赢，现在来看，关键在于完善并细化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