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合集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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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流动机制不公[转载] 2010-11-03 10:4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流动

阶层

农民工

命运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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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LOFTER客户端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阶层固化”挑战中国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难圆“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专家访谈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现代化有倒退危险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社会渠道开放不够“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流动真的减少了吗?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第二篇: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中国自古便有“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但在更久远的奴隶社会、氏族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社会阶层是极其简单的,同时社会流动因为内部人员联系紧密及外部环境恶劣等原因也极少。可以说,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因为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即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如果社会阶层是“——”的话,社会流动是“|”。我们可以将几个社会具象化。

在第一个十字结构图中,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极其简单的,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交点,因此这个社会是十分不稳定的,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但随着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的增多,社会的交往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也不断增多,即由十字结构发展为井字结构,乃至网状结构,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也愈加稳定。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总体比例较小,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且还正在发展变化之中,正在继续成长。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认为:

一、中国阶层存在隐蔽性;

二、社会分层有人为决定,且角色转化太快;

三、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及在此博弈下的中产阶级的困境。

首先,国际上一些现代化国家阶级阶层的一些基本成分,比如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企业主阶层,我们国家都有了,都已经具备了。这些阶层以前我们很少或者没有,现在都有了。与国外现代化国家的阶层结构相比,差别在于我们的结构比例还不合理。其次,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这个排序不是随意搞的,而是按照他们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多少来排列的,而且基本上一个阶层是一个台阶。因为我国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使我国存在较多的社会矛盾。同一阶级内矛盾激化,不同阶级关系紧张。改革开放后,使中国的阶级组成更复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后带动其他人后富”。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向上流人群聚集,改革措施的不合理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房价虚高使人们成为房奴等等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分层存在资源预设来决定分层问题,且角色转化太快。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分层是根据社会分工来决定的,在社会流动当中应该依靠的是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去完成的。而以中国为例,五十年代社会流动向工人阶级流动,八十年代向商业阶层流动,现在又极具向公务员阶级流动,这些流动都存在这认为的资源预设才来完成这种流动。再者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就只能从事农业,身份只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非常难,因为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积极性,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这种流动机制使国家的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农民可以进城来打工,年轻人通过学习、努力,可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当教员、当国家干部,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能流动、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在发展。但是现在的户口制度、某些人事制度、某些社保制度还没有完全改革到位,还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开放的社会。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流动的机制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结构包括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只要你自己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

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但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平行向的社会流动多,垂直向的社会流动少。社会底层人员难以进入上层社会,中国梦难以得到实现,社会阶级不断固化。中产阶级存在困境。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获得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生活艰辛而幸福,同时他们也是贫穷的。阶级内部因素,自我意识的偏差和内部关系固化;社会外部因素,体制的排斥和资源的配置过低和信息的获取差。

要想解决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首先通过改革和调整,城市化的步伐会加快,解决城乡两极分化,改变现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态。其次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大力发展经济,将社会财富做大,缩小贫富差距。最后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1级社会工作

组员:吴子民 李增海 何鑫

武玉欣 于静 李婷婷 张野

第三篇:中国人口流动现状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部分变成移民部分

更加流动

http://.cn2010年02月12日23:33瞭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振国邓华宁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调查新形势下我国流动人口变化趋势时发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的“倒逼”压力下,我国流动人口在流动性、流动方向和结构上发生很大变化:人口流动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发生深刻转向,一部分趋稳融入城市,另一部分更趋流动。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民工群体,可转移青壮劳动力正在被吸纳殆尽,3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尤为偏紧,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对于流动人口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流动性分化趋势显著

本刊记者在一些流动人口输出、输入省市采访时了解到,当前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正在发生变化,表现在流动性上呈两极分化态势,部分就业和收入稳固的群体,移民化倾向明显,出现“流动人口不流动现象”。另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且不稳定的群体,呈现加速流动趋势。农民工是流动人口主体,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注重家庭成员的团聚。接受本刊采访时,山东省公安厅户政管理处处长张广桐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涂永森等认为,现在农民工正从以前男劳动力外出“独闯”,逐渐演变成现在夫妻二人同时外出务工以及携子女外出流动的形式,农民工“家庭化”的趋势明显。另-方面,农民工居住形态的稳定性也在不断提高。据浙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单位内部宿舍的比例逐年增加,并且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86.37%。

部分流动人口开始追求融入当地,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并开始购房安家。这些群体除了大学生、白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外,也有一些事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农民工。各地情况显示,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移民”倾向渐趋明显,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移民”。上海市近些年流动人口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口会在城市逐步沉淀下来,稳定居住在城市中。

而另一部分呈现加速流动趋势。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户政处处长黄清向本刊记者介绍,苏州市每半年就有50%以上的打工者流动走,暂住半年以下的54%,半年到一年的31%。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户政处处长黄成龙介绍,广东省出租屋内的外来人口几乎一年之内发生一次流动。深圳市宝安区民治派出所所长陈小彪告诉本刊记者,其辖区流动人口流动更快,每季度就有30%流动走了,当地企业富士康公司由于员工基数很大,有时候短期内就有上万人进出。

据多个城市人口管理部门介绍,流动性强的群体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发达地区,在一些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他们也不愿在城市安家落户。尤其是,简单加工企业工人流动性极快,上岗和离职转换速度非常快,许多农民工都抱着随时走人的想法。

新型“双向流动”

长期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制造业产业聚集区,珠三角地区尤为密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向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分散;二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区流动;三是在一些省区内,流动人口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成贵分析,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仍是农民工,而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这种流动人口构成格局,决定了流动人口大的流向受产业布局影响很大。

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需求下降。据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断转向全国其他地区。

而作为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经济发展较快,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将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转移逐步加快。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近几年,广东、福建等传统流入大省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其他省份和境外就业的比重都有所上升。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加快。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比例有所下降,而在地级市和县级市务工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上升。本刊记者在山东的滨州、菏泽、江苏宿迁、淮安等地采访时了解到,2008年底以来,外出农民工纷纷回乡就业。一是原先东南沿海部分企业倒闭停业,再是本地区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企业新增加较多,用工猛增。而且这些新投资企业工资待遇较高,一些农民工算账,到外省就业成本较高,不如在当地就业。

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开始加快,新型双向流动正在形成。

结构矛盾凸显

本刊记者在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了解到,近些年,各地不断加强劳动力转移力度,许多地方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已大部分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潜力已经很小。因而,我国流动人口总体数量将保持稳定。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文化水平偏低,一些较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足,流动人口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的“民工荒”现象加剧。

据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介绍,经过近30年的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剩余劳动力正在被吸纳殆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表明,3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有近80%已转移到非农产业。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

广西是广东省第二大劳动力输出省区,涂永森介绍说,全区80%的外出农民工在广东就业,现在劳动部门到各地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举办招聘会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各地反映农村青年出去得都差不多了,剩余的人已很少。“最近,广东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请求我们帮他们招人,给出了相当优惠的条件:月薪1500~2000元,还包吃包住,光一天的伙食费就有21元,而且农民工可签长期合同。我们在全省发布了信息,还在《南国早报》登了广告,计划招8000人,但报名的只有300多人。近几年,农村可新增转移的劳动力一直维持在六七十万,现在应该到顶点了。”

本刊记者在沿海地区调查发现,接受过职业培训、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供给严重不足。从2002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熟练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现象。2003年以后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2005年以后“民工荒”现象开始蔓延到内陆一些地区。在今年经济逐渐回暖后,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更加突出,而且呈现“普工荒”与“技工荒”并存局面。

在山东省威海市,服装、电子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竞争激烈,个别企业甚至把招工广告贴至同行企业的门口。为稳定职工队伍,不使熟练工人外流,许多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待遇。威海市一家大型服装企业2009年末的工资比2008年同期平均提高了近200元,但满意的熟练工人仍然有缺口。□

第四篇:中国的人口流动现状

中国的人口流动现状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解决就业问题。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特征。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建筑、商业、饮食、环卫等行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流动人口在务工经商的过程中,获得各种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为农村地区培养和储备了人才。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数量从1992年的517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镇从1992年的10587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引导国内人口合理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降低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通过优先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老年人投靠子女问题等,加快了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和流动;通过积极解决流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等,为人口流动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机会等。

第五篇: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最近网络上出了一个最新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模型,很有意思,先摘录如下:

1级:以在任委员、退休常嘒委为代表,和2的区别在于,1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2没有。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比如刘跨越就是本级的典型,部分大权嘒贵TZD富商、大银行家(这个目前是体制内)为代表。和3的区别在于,2能影响国家政策3不能。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嘒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比如董嘒文嘒标之类)为代表。和4的区别在于,3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不能。3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3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精英。

——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4和5的区别在于,4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没有。

5级:以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5和6的区别在于,5有自己的事业,6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教、普通自嘒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

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和7的区别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很难。----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级。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和8的区别在于,7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和9的区别在于,8能够自食其力,9不能。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以城市的基本生活要求)。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中国目前8>9,已经开始向纺缍型过渡。

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层远小于底层,比如印度;纺缍型的社会,就是底层少中层多(上层哪儿都少),比如美国。

以后中国会以5-7级人口多,8-9级人口少。

首先非常不同意这个模型最后的结论。中国以后一定是7——9级人口多(后面会分析),所以中国一定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而要达到纺缍型的社会,则应该是4——6级人口占主流。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是一个线性结构,能够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但是不够全面。如果要全面解读中国社会个阶层就必须把这个模型变成立体结构——简单的说,假如上述1-9级是一条X轴,那么还得加上一条Y轴——体制内,或者说公务员与官员(包括军队里的军官)。将这两条轴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在X轴中越往上走,则在Y轴投影面积越大,到了上层(1——3级),95%以上都属于体制内。而体制内在下层投影面积几乎为0。普通人如果在体制外最多能到4级,而到体制内则可以达到顶峰。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为什么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级别,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仅仅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别,在其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也差别甚大。

说点有意思的。

毫无疑问,1——3级是上层,是统嘒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也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级是可以分享经济成果的最低阶层(虽然比例小得可怜)。

那么,这样的金子塔结构怎么保持稳定呢?最基本的统嘒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1-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嘒治阶级内部就要分裂,团结是第一位的。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进人大、政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上升的欲嘒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积累一定的财富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出台,积累的财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了。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动。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嘒流动,但是向下嘒流动到9级——9级数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宏观经济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8-9级),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从城嘒管到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在这个阶层。9级是放。放是放弃的意思。这个阶层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得到官员作秀的一点点可怜的慰问品。

这种统嘒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腐嘒败、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个强势的人物也不能轻易改变。

比如西红柿,他试图创造另一种模式——即打嘒压第4级,然后将第4级的财富分配给8-9级。虽然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级的能量——他们可是与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上层在这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强势的西红柿也只能悲催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财富再分配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级是不会动的,甚至在4、5、6中体制内人士也不会动他们的利益(这也是要增加一个体制轴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强制社保,不仅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还要多切一块分配给4、5、6中的体制内。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抚7、8,防止7、8流动到9,另一方面就是压制5、6。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当然,也会拿出一小部分来给7-8,比如,提高退休职工工资标准。

在90年代。强势的经济沙皇搞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几千万工人下岗——把大量的8赶到9去,搞民生产业市场化——从7-8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块弄成“市场需求”供1-6分享。这个时代,7-8的待遇是最悲惨的,与此相对的是,4-6的机会是最多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因为4-6的红火,吸收了大批9的人群,所以社会得以稳定。到了HW时代,强调和谐,于是通过提高工资标准、强制社保等等来安抚7-8,过去10年,除了少数行业(房地产、金融),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远远比不上90年代。

过去20嘒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从1-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时候,我对实质性的减税不报任何希望。

说说法律。

毫无疑问,法律是为统嘒治阶层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1—3服务,这个服务的边缘就是第4级以及5级中的体制内,法律的鸿沟在4-5之间。当不涉及1-4级时,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也受到舆论较大的影响——具体参见吴虹飞案。当法律的两个对象涉及4级以上与

4级以下时,法律就成了掩护权嘒贵的遮嘒羞嘒布——具体参考李天一案、70码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在4级以上特别是1-3级的纠纷,都不会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上层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骗4级以下的老百姓。上层的纠纷是实力对比喝讲茶,这个层面讲法律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最典型的是360与QQ的战争,事情闹得这么大,没有通过法律,最后是大佬招呼就和谐了。

阶层的固化是金子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嘒要嘒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无数事实证明,层面更高的人士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有贵人赏识,要到更高的阶层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事业那么5级就是你的天花板。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郭美美同学,毫无疑问,美美同学获得3级以上的贵人赏识,但是美美同学的智商显然还没有突破灵长类的下限。她很可能获得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嘒用嘒卡,所以她获得很多奢侈品也可以在目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很显然她没有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后面的贵人光环,她实际地位连第5级都算不上。

下面谈谈各个阶层复杂的心态。

1-3无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个阶层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益可以世袭——只要社会保持稳定,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可以稳定的待在这个阶层继续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个阶层最讨厌变化,最喜欢的就是稳定。所以,即使在体制内,政绩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维嘒稳才是真正的一票否决。在这个意义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具备2点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与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类的伙伴能冲破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缚。在和平时期,我对出现这样的人物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动荡时期出现这样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极右的野心家——这对整个民嘒族几乎是最差的选项。

4级改革的欲嘒望很低——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而且与上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成为4级也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干系。他们关心宏观政策的走向,但是他们更相信体制朋友给的内幕消息。从整个阶层而言,他们是比较稳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没有成为同级体制内或者更高阶层的对立面,否则他们掌握的财富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最丰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参考曾远志案嘒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这个阶层的体制外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与权力结合固然是发财的捷径,但同时也怀抱炸嘒弹。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在商言商,不谈政治——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马云、柳传志。在这个意义上,王石、任志强才是令人钦佩的。基于上述原因,这个阶层的人是最没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阶层是创业热情最高的阶层。他们没有与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靠分析宏观形势与政策来寻找机遇。他们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强的改革愿望。但是现实的犬儒主义使这些阶层大多数人选择观望——顶多是在言论上呼吁。他们一方面羡慕4级以上阶层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阶层中找到优越感,这种复杂的情绪让这些阶层的人群充斥着一种浮躁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律师这个人群,4、5、6阶层都有,但是改革的欲嘒望更强烈甚至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行动起来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独立,律师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法嘒不嘒公正或者腐嘒败的的情况下,律师生存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所以律师为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与行动更大意义上是为自己的命运做抗争。7-8阶层是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他们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人脉、积蓄很少甚至没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为一套房子在奋斗。他们不关心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因为这些与他们无

关。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源(人脉、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最不公平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福利来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他们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每当经济低迷或者恶化,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将跌到最悲惨的9级。他们渴望一夜暴富——买彩嘒票是少数可能实现他们这个愿望的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绑大款,做二嘒奶(比如美美同学)。在一个惟利是图的世俗社会为了财富与利益他们大多数人可以毫不犹豫的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格、尊严。他们渴望改变很多人甚至在祈求动嘒乱——这2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

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在全球还没有几个国家象这里直接将一个阶层作为弃子。权嘒贵们可以慷慨的对外拿出大笔援助,却舍不得给予这个阶层一个铜板。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农村只能苟嘒延嘒残嘒喘。这个阶层是最不安分的阶层,如果说7—8两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那么9就是直接铤而走险——80%以上的刑事案嘒件的罪犯都来自这个阶层。

当法律不能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时,被权力侵犯的屁嘒民怎么办?上嘒访,期望遇到一个海瑞式的清嘒官来主持正义?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不比买中国彩嘒票中奖的机会更高。2012年,一个副部级官员在自己的生命遇到巨大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求组织的帮助,而是果断的躲进美领馆。几个月后,一个盲人也进入美领馆。最后他们的结局都不错——副市长生命保住了,盲人去了美国获得了自嘒由。对比那些在信嘒访总局门前被截嘒访、毒打、关押的人们,双方的境遇无疑天壤之别。

是的,如果说这个社会还有公平正义的阳光能够穿透重重乌云照耀在普通民众身上,那么,这缕阳光一定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力量。

公平正义是奢侈品,显然不可能产生在亚、非、拉这些不发达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实行了民嘒主制度,也很容易被金钱收买。过去几十年,能够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并付诸行动的,一般仅限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是,近几年事情也在发生变化。

08年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陷入一个债务危机的泥潭,这个时候,欧洲迫切需要中国的财富来挽救经济。中国当然承诺了巨额的援助——天下没有免费的蛋糕,当接受了中国的财富后,他们就只能在另一个领域闭上嘴巴。

现在只剩下美国了。先不论美国与中国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说说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美国是两党制。在对外政策上,两党的政策可谓泾渭分明。

共和党执政时,对外将普世价值观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这个时候,美国更象一个正义的警嘒察大叔。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噤若寒蝉。典型的案例就是萨大叔的悲剧(2打伊拉克都是共和党执政时期)。

民嘒主党执政时期,普世价值观虽然也是重要的标准,但是这个上面还有更重要的标准就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更注重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民嘒主党执政时对外一般讲和谐,讲撤军。这是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最喜欢的时期。克林顿时期打击科索沃是个例外,因为种族屠嘒杀,大批难民已经影响了欧洲的稳定,这次是北约出面,美国不过是凑了个份子。

对外干涉是有成本的,所以共和党执政时一般都是特别能花钱的主;而一旦民嘒主党上台开把自己经济利益放到第一位时,以美国的地位攒下两钱也不是特别难的事——这就造就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基础。90年,老布什打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国库可以跑老鼠;所以美国人民让克林顿上台,8年后,老克攒下4000亿美金的财政赢余,这个时候自然得让小布什上台把钱花出去,没想到小布什太能折腾,不但把老克的积蓄花光还弄出一个次贷危机,所以08年,奥黑上台基本没有悬念。

奥黑上台好啊,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在放鞭炮——这不,无灾无难又4年。最后一缕阳光终于被乌云遮盖。2012年该死的奥黑居然继续连任,P嘒民只能期盼2016年。好消息是,16年共和党执政的可能性很大。坏消息是,如果16年继续是民嘒主党执政,那就太悲催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仅仅是如果,12年美国大选时是共和党获胜。18大还会是这样吗?哪怕是7长老中多2个改革派,现在都会大不一样。

很多diǎo丝渴望社会动荡,以为只有大洗牌自己就有机会。徦如,社会真的大动荡了7、8、9真有机会吗?明天我将做一个社会动荡下的各阶层变化模拟分析,让下层的diǎo丝看看什么叫: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假如社会出现大动荡,那么,社会各阶层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毫无疑问,1-3级大部分都要失去权力。但是,即使失去权力,这些层面的人也可以很轻松的移民做个富家翁——反正都是已经捞饱了的,也无所谓了。即使有个别清廉的,也顶多掉到4级——靠演讲、写回忆录也可以保证下半辈子舒适的生活。典型案例参考戈氏。需要强调的是,1-3级相当一部分人在社会大动荡后会继续呆在1-3级。原因无它——上层曾经掌握的资源太多太强大了,换一个马甲,找个代嘒理人一样可以保证幕后人物继续掌握着国家大部分权力——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典型案例参考叶利钦时代。唯一的亮色就是动荡会给4级开一扇向上的大门,一批第4级中的优秀者会进入1-3级填补这个金字塔留下的空白。典型案例参考普京简历。1990年819事变前,普京已经担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这个身份怎么看也是在第4级),后面的经历大家可以自己去问度娘。

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4级是分化最严重的阶层,一批人上去了,一批人移民跑路,更多的人直接跌到5、6、7级。

5、6级的境遇与4级类似,少数人进入4级(个别优秀者可能进入3级),大多数人直接跌到7-8级。没办法,社会动荡时首先消灭的就是中产阶层,动荡必然带来的恶性通货膨嘒胀将中产阶层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P嘒民的100元变成1分钱可能无所谓,中产的100万变成100元才是真正的悲剧。

7-8级更惨,过去好歹有个工作可以自食其力,现在大批企业破产,大量7-8级失业——直接掉进9级。9级人数急剧膨嘒胀,加剧社会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动荡时期。最有上升机会的是4级,其次是5-6级(6级基本就是有可能上升的底限),7-8级唯一的机会就是掉进9级。但是从整体而言,即使是4、5、6级上升的几率也远远小于下降的几率。所以,社会动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个多方共输的结果。

为什么7-8级没有机会?很简单,当社会动荡时,整个社会某种意义上更遵从一个丛林法则。实力成了压嘒倒嘒一嘒切的筹码,7-8级有什么实力?资金、人脉、名望(号召力)、阅历„„无论硬实力或者软实力一样都不具备,凭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会有机会?动荡前连部分经理都没混上,还指望动荡后能做市长、省长或者D和国家领导人?这大概就是白日梦吧。6级哪怕是毕业不久,至少还有个名牌大学的人脉——虽然机会很小,至少还有希望。

跌入9级怎么办?以目前底层目前浮躁充满戾气的心态,相当一部分人会铤而走险,不管是使用暴力或者成为暴力侵害者,最终都是暴力的伤害者。典型案例参阅连续剧《上海滩》。正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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