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法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措施大全

第一篇：论述中国法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措施大全

论述中国法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措施

法律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它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在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进和完善国家法治建设便成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国民整体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建国以后，由于基础薄弱，教育事业仍然没有摆脱落后的局面，加上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长期以来忽视了民主和法治建设。一些在实践中出现的好的民主形式，没有能够用制度加以确定；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又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而得不到保障；本来就很不健全的民主制度，又多次遭到破坏，“家长制”、“等级制”等封建思想还未肃清，法律应有的权威还没能建立。在国民的整体素质仍然较差，全民的法律意识还很薄弱的情况下，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其二，法律思维模式落后。传统的法律文化重礼轻法，治人高于治法，权力至上和义务为本，重义而轻利，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特权而轻民主，无一不和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法治社会是 “向下型”的权力结构，即“国家主权在民而不在君，在下而不在上”。而中国法律传统素以集体为本位，无视个人，造成法律否定个体和压抑个人，丧失了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法律人格和意识。这种思维模式的落后阻碍了法律主体积极推进法治建设的主观能动性。

其三，法律系不完善。中国近代以来立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改造成现代 化国家，法律往往是立法机关或规则制定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制作出来的产物。这种对立法及程序的认识仍局限于当年中国知识界急于求成的情况下，造成法律文件本身及相互协调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法律文件普遍存在操作性不强的弊病，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其规范化运作明显不足。立法缺乏整体规划，致使该出台的一些基本法律未出台等等。这样一方面是成文法的大量制定和颁布，而另一方面是成文法难以通行，难于融入社会，成为真正的规则，违背了人们的立法初衷。

其四，学理论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东西方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存在着明显 差异，中国人视法为维护道德之器，西方人则主张法律至上；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是“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西方人则总是在不断地致力于法律的完善，并努力使其发挥作用；中国人致力于 “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西方人则以 “好讼”来争得权利；中国人注重由里及表的自律，而西方人注重由表及里的制度等。我国的法学研究常常落后于法律发展，停留于追随政府政策注释。法治现代化要求实现以法律引导法学发展的根本性变革，以树立科学的法学理论观念，这就要求法学家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创造法学研究的自由学术氛围，带动全社会法治观念的更新与变革。

其五，法律从业人员职业素质不高。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成熟的基本标志就 是有法可依和司法公正，严格、严肃、公正地执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法官还是从事执法的公务员，或是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普遍缺少职业法学家集团所要求的素质。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丧失司法公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作为法治现代化建设前锋的职业法学家集团，其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带动全社会走上法治道路的关键因素。

二、我国推进法治的措施

1、必须树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推进法治建设。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时依法治国的理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和发展的。实现法治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律普及还不成熟，在选择法治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到我国法治水平，选择合适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实现法治必须树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

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繁荣法学研究，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通过法律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是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国家要更好的调控社会和体现国家意志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加强立法工作完善法律法规，使依法治国的方针等到更好的全面的落实。围绕改革发展主题，深入系统地研究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提高法学研究水平，同时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推进依法治国。

3、政府机关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做到和加强依法行政，从严执政，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具有决定作用。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行政权力的运用关系着社会公共关系和公民个人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依法行政从严执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作为政府机关人员，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其根本目的在是人民群众真正成国家的主人。

4、司法机关要做到司法公正，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立法律至上的权威，加强司法监督，积极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群众和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一个“热点”，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做到司法公正就要加强司法监督。以司法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是一个有效而又可靠措施。司法制度的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不仅影响到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和公正司法，也严重影响到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进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且必要措施。

5、全面展开普法教育，加强法律宣传力度，提高普法工作的水平，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和国家主人翁意识。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把法制实践同民主法制教育相结合，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同时也指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是不可能自发形成和发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缺少民主法制传统的国度中，更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培养。

6、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建设是上层建筑的其中之一。一个较好的物质基础的国家，其法治建设的成果是显著的。一个物质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展法治建设是艰难的。只有将经济搞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开展法治建设。

综上所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需要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整体的来构建。我国实现法治之路是艰辛而漫长的。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信在今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许多凝结着中国人民智慧的新构想新思路将注入到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来，促进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第二篇：我国个人所得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前言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因个人所得税的主体税种地位及其与人民利益直接相关，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与否已被视为一国税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尺之一。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亦随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自1980年个人所得税开征以来，收入连年大幅增长，特别是1994年新税制实施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稳步增长。目前已成为国内税收中的第四大税种，在部分地区已跃居地方税收收入的第二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与税制建设滞后、税收征管乏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应有的调节分配、组织收入的功能仍然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还存在着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分类课征税制模式有失公平与效率；第二，税率设计不合理；第三，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第四，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为此，解决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完善建议：第一，从分类制所得税向综合制所得税转变；第二，合理的设计税率结构，第三，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制度；第四，建立诚信纳税档案和激励机制 正文

一

个人所得税的概述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是国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其主旨在于“损有余补不足”，在于协调社会再分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所得税发展的国际趋势，个人所得税的地位和作用也会日益突出。

（一）个人所得税的产生和发展

个人所得税是世界性的一个重要税种，绝大多数国家征收了这一税种，现在已成为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税种。个人所得税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1798年英国首创个人所得税，到目前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英国最初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作为一种战时临时性的收入措施，为对法战争筹措经费，直到19世纪初，才通过正式立法而成为稳定的税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很多国家加重了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调整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二战后，个人所得税有增无减，到1948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个人所得税税收占本国税收的比重进一步增大，分别达到76.9%、47.6%、39.3%、30.7%和50%，很明显，这一水平已确定了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更多的国家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其制度更加成熟。近几年，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人力和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与日俱增，个人所得税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极大的影响其他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各国政府普遍朝着趋同的税收政策努力，协调税制，向国际化靠拢。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程

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建立不仅时间较晚，且过程复杂。分为以两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初期

1950年政务院公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对行商、坐商、摊贩征收所得税,实际上是对自然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对个人薪金报酬征收所得税和对存款利息征收利息所得税.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低工资,加上“文革”中取消了稿酬,因而使得薪金报酬所得税长期没有开征的可行性,存款利息所得税也因情况变化于1952年停征。2、1980年至现在

（1）1980年开征个人个人所得税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税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断20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又重新开征，我国相继对外籍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国内居民征收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及对个人收入征收调节税。1994年将上述三税修订合一，颁布实施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这三个税种的开征,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改革开放,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2）1994年1月1日起，建立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对个人所得税课税制度

作了一次重大改革。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三税合一）,从1994年1月1日起执行,从而建立了我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

（3）1994年至今，个人所得税法进一步发展完善

1994年至今，个人所得税法进一步发展完善。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把个人所得税法中“储蓄存款利息”免税项目删去，并授权国务院恢复开征了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2007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物价指数出现持续上涨态势，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收益也相对减少。为了缓解经济矛盾，更加灵活地运用税收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我国于2007年8月15日将利息税税率从20%调减为5%。此次调整，大幅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减少了因物价指数上涨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收益的影响，给农民和离退休人员等低收入群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08年10月9日起，该税暂免征收)。2000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制定了《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明确从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征企业所得税，对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从而解决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双重征税问题。同时，2005年和2007年，国家两次上调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进一步减轻了中低

收入阶层的税负。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特点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主要有如下特点：（1）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也就是将个人各项所得分成11类，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不同的计征方法以及不同的费用扣除规定；（2）费用扣除采用费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3）在计税方法上采用总额扣除法；（4）采取源泉扣缴制和自行申报两种征纳模式，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管采用支付单位源泉扣缴制和纳税人自行申报两种模式。对可以由支付单位从源泉扣缴的应税所得，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对于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也就是说我国对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代扣代缴为主，自行申报为辅的征纳模式。

二

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对个人所得税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运行机制逐步显露出税制模式不科学,税制设计不合理,征管制度不严密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分类课征税制模式有失公平与效率

1、税收负担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为取得工资薪金的个人，而未考虑个人赡养家庭的实际情况，在国外，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税前的费用扣除必须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如固定的家庭费用扣除应按家庭实际赡养人口计算，此

外，还要考虑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加计扣除，生大病住院治疗的加计扣除，教育培训的加计扣除以及购买第一套住宅的加计扣除等等。通过这些扣除，使纳税人能够在比较公平的起点上缴纳税收，避免由于扣除简单化造成的征税的不公平，不仅难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而且也有失横向公平的原则。

2、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未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特征

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征收标准和方法，不能全面地、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真实的纳税能力。即使所得总量相同的纳税人，也可能因为所得来源的差异而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同。电脑体育彩票10万元,按现行个人所得税“偶然所得”征税,中奖者应交纳2万元税款;若这10万元按照“劳务报酬”征税,因有加成征收的规定,适用40%的税率,应纳税2.5万元;若这10万元按照“工资薪金”征税适用40%税率应纳税款为2.9万元,很显然这种税制模式是违反公平原则的，是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税率设计不合理

1、累进档次偏多

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的税率为九级超额累进，而发达国家普遍减少了累进档次。如美国个人所得税档次原来是14级，2000年后降为5级。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计算上比较烦琐，这不利于提高税务的行政效率。

2、边际税率偏高

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边际税率为45%，比发达国家普遍实行 的边际税率要高。首先，我国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偏高不利于调动劳动者创造更高收入的积极性。其次，在违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不高的情况下，高税率必然诱惑纳税人偷税，据国家税务局资料，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相当严重，被老百姓戏称“征得不如漏的多”。

（三）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现行的是综合扣除方式，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脱离，主要表现为 ：

（1）费用扣除采用单一扣除标准不科学

我国个人所得税对生计费用扣除采用定额和固定比率两种方式，只对个人基本扣除进行考虑，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所赡养人口多少，有无老人、儿童、残疾人，影响了个人所得税公平原则的实现。在赡养状况差异很大时，税收负担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税收的不公平性更突出；

（2）扣除标准缺乏指数化机制，忽略了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个人纳税能力的影响，费用扣除标准长期不变根本无法适应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

（四）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征管效率低下，征收方式需要改进，我国目前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

方法，其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另外征管手段落后，管理人员素质低也会影响税收征管效率。

（1）税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

现行个人所得税采取个人申报纳税和单位代扣代缴纳税两种方式，而且以代扣代缴为主。这种征管方式与现行个人所得税制设计是相衔接的，但在征收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公民纳税意识淡薄，越是高收入者逃税的越多，他们或利用权利自定纳税标准，或化整为零，以实物、债券、股权分配等方式逃税，或拉拢税官以吃小亏占大便宜等手段逃税。工薪收入者逃税几乎不可能，他们没有前述的权利和经济实力支付逃税费用，月工资薪金收入基本上是单位代扣代缴，逃税无门。

（2）征管手段落后

一方面个人所得是所得税种中纳税人最多的一种，征管工作量大；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也是最复杂、最难管的税种之一，应税项目多，计算公式多，再加上个人收入多元化隐性化，现金交易的大量存在，税源难以监控，尚未形成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现代化征管手段。这些都是征管手段落后的原因。

（3）对税源监控不力造成税收流失严重

主要原因有：第一，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秩序混乱；第二，在收入监控上，缺乏必要的部门配合和监管手段；第三，在指导思想上，有的地区忽视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的职能作用；第三，在政策规定上，个人所得税法和相关法律不够完善；第四，在征收管理上，工作粗放

和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第五，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不能对纳税人起到威慑作用。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完善的几点建议

（一）从分类制所得税向综合制所得税转变。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综合所得税较之分类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的作用更大。出于稳定的目的，当前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方案应当采取渐进而非激进方式。所以在政策调整上，首先应当是考虑实际，对分类所得税进行一些适当改进，然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再向综合所得税的转化。当前个人所得税改进的重点是使其累进性真正体现出来，从上面比较可知，税法在税率设计上不合理，高税率形同虚设。为此，需要对个人薪金所得适用税率及纳税级距进行调整。在条件适宜时可以由当前的分类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进行转化。我们认为这些适宜的条件有：人均GNI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社会上交易的实现大多使用转账支付；银行、税务、海关等之间实现计算机联网，能够实现对纳税人的信息共享；纳税人的法律意识有极大程度的提高;对违反税法的处罚相当严厉且行之有效。这是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长期目标，其需要很长的时逐步进行。

（二）合理的设计税率结构

我国个人所得税目前的税率结构有悖公平，容易使得纳税人产生偷逃税款的动机，因此应该重新设计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实行“少档次、低税率”的累进税率模式，税率档次设计以五级为宜。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制度

借鉴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应将扣除额系统化、规范化、层次化、弹性化。考虑通货膨胀、经济水平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适当提高减除费用标准和增加扣除项目。尽管个人所得税法经过了几次修正，减除费用800元到1600元再到现在的2000元，但这仍然与现今社会状况不太相符。我们可以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相应确定减除费用标准，并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这样做既可以更好地符合实际状况，也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水平。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扣除项目。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因素，设立相应的扣除项目，这样将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建立诚信纳税档案和激励机制

例如，税法宣传和增强纳税意识工作，充分利用当今电子信息技术，建立诚信纳税档案数据库，同时也能为税收监控提供数据信息，为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依据。要树立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社会风气。现阶段代扣代缴的征税方式，不仅未向纳税人提供完税凭证，甚至纳税人连自己缴了多少税都说不清楚，应该为纳税人出具完税凭证，这样既可方便纳税人保管和使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总结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从体制上到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仅仅靠以上几点建议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政

策制定者、以及纳税人进行相互的交流，循序渐进的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只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听取各方意见，采纳各方智慧才能最终解决存在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中的各方面问题。

第三篇：中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 问题及其完善

一、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对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可以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未规定取保候审的审查决定期限及取保候审的申请的法律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向羁押决定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未规定羁押决定机关审查结束并告知申请人结果的时间和方式。申请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后，一切均由司法机关掌握，缺乏法律救济程序，从而使得一些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被羁押，这也是造成我国取保候审比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未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以及收取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从而给予决定适用者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在具体案件中，对保证金收取多少以及如何收取，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造成执行中的差异过大。

3、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法律规定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由于该条对取保候审12个月的规定，是指三个机关重复使用取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限并不明确，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每个机关可以重新计算取保候审的期限。这样，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可能被3次采取取保候审，期限可长达36个月。从而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原本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项较长时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对于被取保人、保证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惩处制度不严格。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被取保人在取保期间故意重新犯罪或者有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仅规定没收保证金、上缴国库，缺少限制性较大、操作性较强的惩处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弃保行为，最多是没收保证金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并没有实体上的法律责任。

5、虽然刑诉法规定了保证人和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但对执行机关如何监督保证人履行义务却没有相关的规定。由于上述原因，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效果不好，弃保潜逃数量较多[1].（二）司法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取保候审的对象和方式使用不当。一是对不应取保的人滥用取保手段；二是实践中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的“双保证”方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2、对保证金的收取不规范，收取保证金的程序不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对保证金管理不严。

3、取保候审的审

批不严，执行较为随意。

4、对同一对象反复取保候审。

5、律师难以发挥作用。

6、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单一。[2]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国外保释制度的异同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担保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因而不对其实行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8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对于已经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本人或者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是否准许，由司法机关决定。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强制措施中的取保候审与英国保释制度有类似之处，但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1）立法思想、理念不同.保释制度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而确立的，其实质是对被追诉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在英国，保释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和环节，不仅体现着保障人权的价值，而且支撑着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使辩护功能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和环节都有所为。而在我国，取保候审只是较逮捕、羁押为轻的强制措施之一，其实质是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缓和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我国法律设定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行使司法权力，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这与保释的价值观念和出发点是不同的。

（2）在适用范围上明显不同。在英美国家，保释率是比较高的。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保释具有普遍性，立法在保释概念上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限制。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对于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继续关押他是合法的，并由治安法官决定外，一般都可以很快被保释出去等待审判。我国由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和方式的限制，取保候审的适用比例很低，远远不及英美法中的保释，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而处于羁押状态。甚至一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成为被逮捕和羁押的对象。加之类似不得要求过高保释金条款的缺失及取保候审决定程序的行政化，进一步阻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权利的实现，造成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范围狭小。还有的学者提出，二者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我国的取保候审可直接适用于不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可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适用；而保释制度一般只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适用。

也有的观点认为，取保候审制度与保释制度在功能和适用条件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都以设定一定的担保措施明确担保法律责任，并且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不妨害诉讼的顺利进行为条件，都是一种有条件的审前不羁押。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取保候审和保释制度相提并论，称取保候审为中国的保释制度。

最新的观点认为：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制度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以保障被检控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为价值趋向，以无罪推定为理论依据，体现了当事人注意的诉讼模式；取保候审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为价值趋向，理论依据是打击犯罪和有罪推定，体现了职权注意的诉讼模式。两者的具体区别体现在：

1、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保释是一种诉讼权利，而取保候审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

2、关于准予与不准予的主体不同：保释制度的准予与不

准予的主体是分离的，不准予的权力只属于法院；取保候审的准予和不准予的权力是合一的；

3、关于准予和不准予的条件不同：不准予保释的条件是法定的，准予保释是无条件的，而取保候审准予与不准予的条件是相同的；

4、关于不准予的救济措施不同；

5、关于期限不同；

6、关于律师的作用不同，保释制度中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保候审制度虽然规定律师可以帮助申请取保候审，但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不大；7关于适用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不同。

[3]

三、应否借鉴及如何借鉴保释制度之学理争论

通过对英国保释制度的了解及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反思，大家普遍感到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但对于是全面移植英国的保释制度还是在现有制度上加以完善，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主张全面移植保释制度，认为：其一，建立保释制度是“人的自然权利”和“无罪推定原则”所必然推出的结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据此，未决羁押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最严重的侵犯。只有全面引进保释制度，才能从观念上树立保释是犯罪嫌疑人一种权利的意识，既然是一种权利，就应当具有普适性，而审前羁押应当成为法律上有严格限制的例外。其二，引进保释制度有利于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审前羁押的交叉感染。其三，引进保释制度是解决超期羁押的良方。保释制度主张对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的基本人身自由予以保障，这样可以减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防止司法机关强迫犯罪嫌疑人配合侦查，使其沦为侦查行为的客体，防止由于超期羁押而导致的轻罪重判现象。

大多数人主张应在转变法律观念的基础上，借鉴英国保释制度在维护人权上的积极作用，改革、完善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他们认为：对于取保候审，我国立法者同样考虑了人权保障的因素，不能一味否定其积极的功能作用：其一，我国取保候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上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流窜作案等情形不能适用取保候审以外，其他案件都能适用。我们不能把执法中的问题归咎于制度本身。其二，我国与英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将其移植到中国来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嫌疑人大量回归社会，对被害人及一般公民将产生极大的不公正及不安全感。其三，英国的保释制度之所以能取得好的效果，是因为它有一系列保障措施。硬件上，它有先进的电子设备，有对无家可归的人的“保释旅馆”；软件上，有专门的社区机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控等等。而且，英国也充分注意保释对于保障诉讼进行的有效性。其四，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通过身份证、信用卡等信息系统达到对人的有力控制，不能有效防止保释后的逃跑。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是取保候审本质上不具备保释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和优点，而主要是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障碍。取保候审制度确实需要改革和完善，但这种改革和完善并不需要以保释制度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引进保释制度上，可能使这种改革的形式意义超过实质意义。还有的学者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看，保释制度在我国缺少适用的前提。取保候审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它涉及诉讼理念、实体法以及刑事侦查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同步改革，必须对改革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循序渐进，逐步完善。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主张借鉴保释制度对我过的取保候审制度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而不主张全面移植保释制度。学者们对如何借鉴保释制度对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有学者主张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制，主要体现了立法者的权力本位思想，许多制度的设计理念主要是从如何保障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有效行使出发。相应地，我国设立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行使司法权力，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当说，这样一种设计理念，在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公众利益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英国保释制度的性质是一种权利制度，获得保释是被逮捕人或者被羁押人的法定诉讼权利。立法思想、理念不同，程序设计的重心自然不同。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最佳的契合点，才是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取保候审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的学者主张应当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世界各国均采用法定主义为主，酌定主义为辅的立法例。如英国法律规定，保释可产生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同时对不准保释的对象、范围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日本法律规定，除法定情形外，应当准许保释；此外法院可以依职权作出保释裁定。美国法律规定，对轻罪被告人，所有的司法区都适用保释，对死罪被告人均不适用保释。对非死刑、重罪被告人是否适用保释，有的司法区是由法官或者司法官酌情决定，有的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保释。我国可以借鉴世界上的这一通例，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本着既严厉打击犯罪，又确保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准予取保候审的条件，以及对于何种情况不适用取保候审，同时赋予司法机关若干自由裁量权。我国可通过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等，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有的学者主张应加大对脱保人员的惩罚力度：目前我国对脱保行为的制裁措施不足以使其严格守法。在英国，嫌疑人在保释期间脱保的，产生的法律后果具体而明确：一是撤销具结保释，并令其重新具结保释；二是逮捕归案；三是没收担保物；四是独立构成犯罪，构成潜逃罪和藐视法庭罪，被判处罚金或者监禁。借鉴英国的做法，我国立法可考虑规定，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应当遵守的法定义务，单独构成犯罪。如刑法可规定潜逃罪或逃保罪、藐视法庭罪，与原来的罪实行数罪并罚。只有这样才会使遵守取保候审制度具有法律意义。如果脱保者被抓获时，还是只就原被指控犯罪承担法律责任，而几乎不额外承担任何有威慑性的法律后果，那么有关取保候审制度就很难发挥约束力。

还有的学者主张：应当建立司法审查何救济机制，建立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我国的取保候审是公、检、法三机关单方面决定，不同意取保候审时申请人可要求答复，但无听证制度，更无复议权、上诉权等救济机制。因此，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英国的保释制度相比，最大的欠缺是程序的欠缺。从程序公正和诉讼文明的价值观出发，取保候审的程序化应当是我国改革取保候审制度的路径选择。具体地说，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把行政化手段改革为中立的司法审查，建立健全司法审查机制。在此基础上，在取保候审过程中更多地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参与。司法机关在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过程中，必须聆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同时要保障律师参与到取保候审中来，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取保候审决定的作出。对于被拒绝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被明确、详细地告知理由，并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拒绝的决定寻求救济。

除上述建议外，学者们还有如下建议：

1、立法思想应当实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2、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原则上应当赋予法官，特别是不准予取保候审的权力；在特定情况下，警察和检察官也可以批准取保候审；

3、应当改革保证形式，引进具结保释，允许以有价证券等财产作为保证金；

4、对未成年人不适用财产保，而应用人保。[4]

四、笔者的思考

正如上文所述，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保障人权原则的保释制度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在改革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时应借鉴的东西，绝大多数学者都这么认为，有少数学者甚至主张移植保释制度。笔者认为，学者们渴望借鉴外国经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主张借鉴保释制度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的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些错误的倾向。实际上，外国的保释制度并非十全十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国的社会背景、法制观念、相关配套措施等与英美国家也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下面就两种制度及学者们的改革建议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一）保释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让我们看一下保释制度在其发源地英国的现状。据调查，英国目前的保释制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有12%的被保释人没有按时出庭；有四分之一的被保释的人在保释期间犯了一个以上的罪；被保释的人毁灭证据、威胁证人的情况普遍存在。针对上述问题，英国司法当局本着有利与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减少犯罪的目的，提出了如下改革措施：授予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前的保释进行条件限制的权力；扩大公诉方请求反对所有可能被监禁者保释的权力；加大法官对保释请求进行否决的自由裁量权；设置换押候审或用其他方法限制被保释者的人身自由；加强保释期间的监督管理；等等。[5]许多学者好象对这些现状缺乏了解，他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过去，只看到了保释制度保障人权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众、不利于惩罚犯罪、不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以及不公平的一面。而实际上上述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这也是英国司法当局的认识，他们与我们相反，过于强调保护人权而忽视了控制犯罪，在这方面，他们甚至应该借鉴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二）取保候审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一些学者将取保候审批得一无是处，甚至建议移植保释制度取而代之。的确，取保候审制度有许多缺陷，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取保候审制度对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打击犯罪、对于防止被告人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取保候审适用率很低，审前被羁押是常态，被保释是例外，但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上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流窜作案等情形不适用之外，都能适用。不能把执法中的问题归咎于制度本身。

（三）我国与英美国家的社会背景、法制观念以及软硬件设施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与英美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如果一味地模仿保释制度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社会公众会产生极大的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英国保释制度之所以能很好的适用，是因为它有一整套配套措施，硬件上他们有保释旅馆，有先进的电子监控系统，软件上有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有专门的处理保释事务的机构。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

平衡，发展相对落后，不能向西方国家一样有效地对被保释人进行控制，不能有效的防止被保释者逃跑和再犯罪。总之，我们目前还远不具备实施保释制度的条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虽然保释制度在英美是色鲜味美的橘子，但种在中国难保会变成枯涩的枳子。

简言之，笔者认为，不仅完全移植保释制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而且借鉴保释制度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观点也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我们在借鉴保释制度的时候应当保持冷静的头脑，将我国取保候审中重视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控制犯罪的优点，同保释制度中重视保障人权的长处结合起来，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又能充分保障人权的新的取保候审制度。

注释：

[1] 参见载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4页。

[2] 参见卢平权《我国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55页。

[3] 参见周伟《保释解读与我国取保候审改革》，载《法学》2004年第12 期，第40页。

[4]参见徐静村、潘金贵《论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41页。

[5]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译《所有人的正义-英国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30页。

第四篇：浅谈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浅谈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20112902121韦坚

分税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府间财政分配管理体制。我国于1994年开始以分权、分税、分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改革。

1992年财政部选择了天津、辽宁、沈阳、大连、浙江、青岛、武汉、重庆和新疆等九个地区进行了分税制试点，为全面推行分税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来确定相应的支出范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基本沿用原有规定：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2)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3)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为保证地方现有既得利益，减少改革阻力，采用渐近策略：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以1993年为基期核定，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并以此作为今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

(4)改革中央与地方结算办法。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但基本上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两个比重逐年提高,同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积极性。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相应的问题，要使其在我国继续健康发展下去，必须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剖析并找到解决之道。

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划分不合理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模式的要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应有一个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及服务。实施分税制以来，财力层层上移，中央财政实力得到显著加强，而事权却层层下移，基层政府（尤其是省级以下政府）要承担的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多。由于行政权力的垂直集权，往往出现上级出政策，下级出钱的情况，中央将所应承担的政策负担转移到地方，同样的，在省级政府及其以下的各级政府之间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县乡基层政府承担了与其财力不相匹配的事权。同时，由于基层财政增长缓慢，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支出要求的增

长速度，基层政府只能通过借债履行其职能，从而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基层政府无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税制改革不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不清晰

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增强中央财政能力，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将财力向中央集中，解决中央财力弱化的问题。虽然经过改革，中央财政收入得到了显著增强，可是由于缺乏对全局的把握，受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分税不彻底，界线不明，税收没有完全按照税种的性质确定归属。二是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规则。三是税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税权小。四是部分税种的所有权与征管权相脱离。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设置不健全

从国外成功的分税制经验来看，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通行的做法，一套科学、合理、完整、严密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分税制顺利的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实行分税制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等多种形式构成，1995 年之后又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虽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着不规范、力度小和功能弱等缺陷，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合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较大。二是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不规范，支付资金安排随意性大。三是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监管力度不够,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分税制完善措施

统一财权与事权

事权的正确界定是实施科学分税制的先决条件，也是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的依据。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对财权进行相应的划分，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地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责任范围，是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应本着既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确保中央政令统一，又要增强地方活力，同时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的精神，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中央政府负责；跨地区大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兼有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产品特征的事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并按具体项目确定分担的比例；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等中央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由地方政府处理更为有效的事项，应由中央政府通过一定的授权由地方来完成；其他属于区域内部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则由地方政府负责。真正做到由中央负责的事全部收归中央，该由地方负责的事全部下放地方，做到各行其是，各负其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科学界定后，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决不能“越界”。

其次，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合理划分相应的财权。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提供全国性的公共服务、支出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结构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间发展所需经费。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政府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调剂、扶持的经费；提供

使本地区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经费；提供本地区公共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的经费。

最后，改革现行财政支出错位状况，将属于中央政府事权范围却转嫁到地方的财政支出上划给中央，将原属于地方支出范围却由中央安排的支出下划给地方。各级政府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才能使各级政府都能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履行好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分配责任和公共职能，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构建分税制财政体制所追求的实质性内容。

改革和完善税权的划分

按照责任与义务相统一，所有权与征管权相统一的原则改革现行税收权限划分。现有的税权划分虽然达到了改革之初强化中央财政，提高中央财力的目的，但是有矫正过枉之嫌。为了达到集中财政收入到中央的目的，没有完全按照分税制的划分原则来划分税权，而是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将有利于中央财政、便于征管的税收划归中央，税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原则没有稳定的标准。要使税权的划分真正做到合理，必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确保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因此，税权的划分要做到科学合理，确保中央调控功能的实施；二是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政需求。应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及其财政能力，确保其承担的事权能顺利实施；三是要注重调动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应根据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让其拥有一定的财力自主权，这样既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又有利于分清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范围，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发挥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四是重视构建科学合理的税制体系。中央政府要给地方政府税收立法留下合理的空间，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合理界定事权，建立起科学的地方税体系。按照以上原则，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权划分，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划分税种，实现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均衡健康增长。按照统一税法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应将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基税率选择确定权、税种开征停征权、减免权、调整权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划分，不应全部集中在中央。如对于中央税与共享税的立法权、征收权、管理权可集中在中央；对于不在全国统一开征、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方税的立法权、解释权、征管权可全部划给地方；对于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地方税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可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和征收办法，赋予地方一定的征管权、税率确定权和政策调整权等。这样既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对税收管理权的分级划分，又可以发挥中央与地方税收征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在税收征管关系上，要明确国税、地税两个系统的征管范围，在操作上对两者进行协调，可建立协调机构、联席办公会制度以及采取联合行动等，在司法上建立共同的税收执法保障体系，从而确保税收征管工作的正常运行和减少税款流失以及中央与地方财税收入各自入库。

善财政转移支完付制度

针对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的种种问题，要按照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功能的原则改革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原则，要在收入划分适度集权，政府支出适度分权，确保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下，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调整既得利益，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

科学设定转移支付标准，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增强分配的规范性、公平性和透明度。一方面要设计出一套科学的公式，以不易受到人为控制、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性因素为标准，对各地的标准化收入能力和标准化支出需要进行测算，以此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专款认真进行清理，对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名不副实的专款和无法体现政策作用的专款应当坚决予以清理；要整合重复交叉的专款项目，统筹安排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避免各自为政；要增强专款分配的透明度，对于采用因素法分配的，应公开分配资金至各省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对于按项目分配的，应公开确定项目的标准，分配的结果也应向各省公开。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一方面，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效益评价与考核指标，据此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和效益情况进行评价和考核；另一方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程序、使用过程、经济效益进行跟踪反馈，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容、具体用途、法律责任、监督形式等，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加强和完善对财政转移支付行为的审计监督，强调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事后监督，特别是对专项项目拨付的后续监督，使整个财政转移支付在法制化轨道中运行。

第五篇：业务受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业务受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方面：

1、手工登记簿存在的问题：ACS系统上线后，不但日常操作与ABS有所不同，而且登记簿方面也有很大改进，系统本身设有多种电子登记簿，所以有一些手工登记簿（例如开销户登记簿）建议取消，在这方面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所以很多登记簿还是延用ABS时的做法来登记。

2、凭证打印及整理方面的问题：没有明确网点需不需要打印记账凭证，如果打印需不需要与原始凭证一一配对后交事后监督中心。这一方面全国各地做法也不太相同，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不利于与相关业务处室关系理顺。建议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以便顺利开展业务。

二、执行相关文件方面：

文件滞后的问题：例如调整财政性存款交存范围的文件有时传达下来时，需要调整的这一旬的业务有的商业银行已经办理完毕，造成与文件不符的情况。建议发文件时明确从下一旬开始执行，有一个缓冲期，给大家工作带来便利。

三、系统运行方面：

业务丢失的问题：例如开户，有时账户管理信息表记账成功后，再设置相关参数，扫描员设置完成后提交网点主管审核，审核不通过退回扫描员修改，但是扫描员发现没有错误撤销修改后，有时会出现这笔业务丢失的现象，需要重新办理。建议修补系统漏洞，进一步完善ACS系统。

手工验印问题：目前人民银行办理业务过程中还是使用传统的手工折角验印方式，需要繁复地翻找印鉴册，折角对照预留印鉴，一方面工作量大，另一方面也存在人为判断因素，不利于防范资金风险。建议推广电子验印，取代现有的人工模式，加快电子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