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市乡镇政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第一篇：关于我市乡镇政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关于***市乡镇政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乡镇政权是我国政权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加强乡镇政权建设是我们党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是巩固我党执政地位，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基础。它的地位和作用相当重要，因为它既上联市委政府又下接乡村社会，并代表着市委政府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治理。乡镇政权是其他政权组织无法替代的。遵照市委办要求，我对额尔古纳市六个苏木乡镇，就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乡镇政权组织的现状

乡镇政权从初建到体制改革，通过理顺关系，分清职责，进一步完善了乡镇政权体制，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加强。乡镇人民政府也从计划经济时的领导型，责任制时的收缴型，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服务型，经过这三大转变,乡镇政权更加稳固。

（一）机构设臵合理、组织建设配套完善。目前我市各苏木乡镇都有健全的党委领导班子和健全的政府领导班子，两个班子都有完善的议事制度和权利使用规定。从干部配套来看，乡镇一级基本上做到有职就有人。从机构设臵来看，乡镇机构健全，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已形成较良好的制度和规范。在机构设臵上，各苏木乡镇均能按照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努力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要求，对乡镇内设机构实行综合设臵。党政机构均设臵党政综合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农林牧水办公室、防火防汛办公室等。按照合理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基础上实行分类管理的要求，整合乡镇事业站所，事业机构均设臵文化（广播）服务中心、村镇（社区）服务中心、畜牧兽医站。

在干部配套上，截至2011年5月全市5个苏木乡镇在编工作人员180人，其中行政编制124人、事业编人员44人、工勤编制12人。编制人数合理，基本做到了有职就有人。（注：***乡初建制，机构设臵、人员配备等各方面都处于初始阶段，不在统计之列。）

（二）核心地位稳固，机构运转正常。

目前我市各苏木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能够带领一班人，积极应对新时期的新形势、新变化，积极推动由指令型向指导型的转化，努力提高服务意识。调查发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是稳固的，也是坚强的，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较好，乡镇组织运转基本正常，法制化、制度化正深入人心，公民道德教育作用明显。各苏木乡镇秩序井然，机构运转正常和谐。各苏木乡镇既有短期发展目标，又有长远规划；有农村经济发展思路，也有财政增收 路子；多数干部都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没有了，各项惠农政策都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位。

（三）民生工作稳步推进，公益事业建设步伐加快。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是各级党委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近些年，我市各苏木乡镇党委政府都把民生工作摆在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以莫尔道嘎镇为例，五年累计为低保家庭发放低保金（含各类补贴）2504.21万元，切实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为4153人办理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失业或无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新增城镇就业人员700人；实施居民安全饮水工程，完成镇区自来水改造一期工程建设，修建深水井5处；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新建楼房10栋、平房35栋，在建的2栋楼房已完成工程量的30%等。种种惠民举措的实施，使当地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活动宗旨。在2010年，呼伦贝尔市“两个精神文明现场会”在我市召开，各乡镇以此为契机，对街区主要道路进行改造升级，对街区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对主要河流进行清淤拓宽，为百姓住房进行重建或修缮，对木栅栏进行修补或更换，开展植树绿化活动等。这 3 些举措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环境，也推动了各乡镇的小城镇建设。

（四）乡镇政府职能得到转变，干群关系有所改善。以前，乡镇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管春种、管秋收，要统筹、要提留，催还贷、催公粮、催税收”。随着机构改革的层层推进，乡镇政府失改变了以往的工作重心，通过实践认识到，原有的工作思路、方法、手段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其政府职能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由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变已成为乡镇政府必然的选择。目前很多乡镇干部已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绝大多数乡镇领导对乡镇政府工作由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化有了共同的认识，并开始实施这种转化。这种转化，一方面，减轻了各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从以前的各项工作都面面俱到，到现在的只对一些困难问题进行指导、调节，可使地方政府不再为生产生活中的琐事中的琐事缠身，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改善了干群关系。以前政府的行为总会导致农民不自愿，有怨言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政府职能转变后，农村工作紧张局面得到缓解，基层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乡镇干部也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了抓项目、谋发展上，乡村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二、乡镇政权改革及运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困难，经费不足，是制约基层政权建设的首 要问题。

通过调研，各苏木乡镇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财政困难，发展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制约各苏木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究其原因，不难看出，很多乡镇主要依靠主要依靠上级财政拨付款项来维持正常机构运转，除此而外几乎无财权可言。特别是自税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乡镇辖区内的税费收缴都直接收归职能部门，加之全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乡镇自主财力无从谈起。近几年，各乡镇办公费、接侍费、报刊费、各种培训费有增无减，导致乡镇负债越累越多，久拖不决的债务包袱不仅会成为制约乡镇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将成为不稳定的导火绳。与此同时，乡镇政府维持机构运转的费用急剧增加，造成乡级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和乡镇债务负担的日益沉重，使其陷入生存困境。乡镇财政已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

（二）债务包袱是阻碍乡镇政权运转又一道坎。债务是目前乡镇政权建设难解的一个结。乡镇债务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繁重的债务不仅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也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债务很大一部分是历史遗留的，但近几年各乡镇都成有增无减的趋势。如砼路建设、改善办公条件、差旅费、接待费等方面都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已对乡镇政权建设造成严重影响。一是还贷分散乡镇财力，使得乡镇无力发展 经济，形成恶性循环。二是影响乡镇主要领导精力。有的乡镇主要领导经常是被债务纠缠，忙于“拆东墙补西墙”，得过且过。

（三）部分乡镇职能转换不到位，机构改革不彻底。近年来，我国政府改革不断推进，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基层政府大包大揽，管得过多过宽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特别是基层政府仍然热衷于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由于投资失误或是超前投资导致财政背上沉重负担，以GDP为政绩考核主要指标导致注重经济的数量扩张而不注重经济效益，权力寻租、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受到抑制等。

有些乡镇在改革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职能定了，但政事分开仍难以实现。不少乡镇在改革中都对乡镇政府职能重新做了定位，严格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科学界定职能，但是组织实施中，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实现严格的机构和人员的分开，不少乡镇行政事业仍在一块，工作任务仍在一块，在乡镇中心工作得到强化的同时，中心站所职能被淡化，不少事业人员被乡镇政府长期借用。二是机构撤并了，但实际运作并没有完全到位。不少乡镇按照综合设臵事业机构这个思路，整合了原有的站所，将职能相近或相关的站所组成一个中心，但在实际运作中，新组建的事业服务中 心却难以磨合到位。三是市乡两级都进行了机构改革，但衔接上仍存在问题，往往在不少区直各部门及部分干部的观念中仍然承认的是改革前的站所，承认的仍是改革前的对口站所，这给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四）繁重的事务性工作牵扯了乡镇主要领导的精力。

通过调研了解到，很多乡镇主要领导为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很少能腾出时间来为农民服务。其原因：一是近几年，党在农村的政策变化较大，长期积淀在农村的一些问题显现出来，加之百姓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上访不断，需要乡镇干部做大量化解工作。二是由于目前乡镇政府收入渠道单一，资金不足，迫使主要领导为了开门过日子，就得忙于跑资金，无暇顾及其它工作的开展。被调研乡镇普遍认为乡镇财政压力大，乡镇主要领导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找钱”。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建设、公益事业等哪项都要钱，令乡镇“一把手”最头疼的就是如何“找钱”。“找钱”花去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精力。

（五）一些乡镇条件落后，办公设备亟待更新。近些年，各地政府都纷纷筹措资金改善办公条件，更新办公设备。但有些乡镇的办公条件仍然很落后，具体表现在：一是住宿条件差。没有专门的职工公寓，要么住在办公室里，要么几个人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且没有室内卫生间、无洗浴设施等。二是办公设备落后。在调研中了解到，有些乡 镇办公室里至今仍没有配上电脑，即便是有，也是早已经被淘汰的落后机器，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化办公需求。三是办公附属设施陈旧。如车库、仓房等，年久失修，早已千疮百孔。此外，个别偏远乡镇的交通、通讯还存在很大问题，亟待解决。

（六）部分乡镇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工作积极性不高。调研中发现，由于基层工作环境和经费不足等原因，使得一些基层工作者的自身发展和待遇享受等难以达到预期目标，部分干部职工特别是新考录公务员思想不稳定，工作积极性不高，不能扎下心来，投身于基层，踏实工作。这最终便导致了乡镇人才匮乏、年龄断层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乡镇整体工作的持续快速发展。

三、对促进乡镇政权建设的几点建议

以上我市各苏木乡镇所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资金问题、职能转换问题、人员问题。综合以上问题，建议如下：

（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更要自身的“开源节流”。对于解决乡镇政府财政、债务等经济问题，的确需要上级财政给予大力的支持，在政策上、拨付数额上给予适当的倾斜。但是依靠上级的扶持只能在短期内缓解资金困境，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苏木乡镇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立足长远，“开源节流”，才能从根本 上走出困境。一是大力拓宽财源。要改变目前我市各苏木乡镇财力吃紧的状况,关键是要做到“开源”，拓宽财源渠道｡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地区优势，特别是环境优势和民俗优势，大力培植新的财源建设项目；设立财源建设基金，将资金集中用于经济项目开发上；建立健全财源建设项目负责制和考核机制，把开拓财源效果的好坏与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联系起来。严肃处理那些盲目负债建设，只图“政绩”且造成严重浪费的干部。二是加强支出管理。“开源”后还应做到“节流”｡首先，要加强对预算的管理。现在，很多乡镇财政开支基本上是领导一句话或开张条子，没有健全的预算制度，缺少必要的监督。因此，乡镇政府要严格执行《预算法》的规定，坚持依法理财，增强预算意识，实行乡镇主要负责人任内、离任审计制度；乡镇人大要加强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此外，坚决压缩各种不必要开支。

（二）健全制度法规，更要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基层政权的法规和制度建设，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应按照宪法的有关规定，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权力、公共服务责任以及队伍建设、财政保障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之有法可依。

解决任何问题都是要靠人来完成，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有战斗力，愿意扎根基层，能切实为百姓谋福祉的基层干部队伍，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又一关键所在。首先，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既要开阔基层干部的视野，夯实理论基础，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强化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又要学习现代科技、管理、经济、法律等知识，努力提高带领农民发展致富的能力和解决各种农村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要重视抓好农村基层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后备干部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建立起一支数量合理、能力结构合理的后备干部队伍。第三，要注意在实践中锻炼农村基层干部，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用典型来示范和带动面上工作，同时多创造条件组织基层干部到先进地区学习参观，在学习交流中得到启迪和提高。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基层党务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和工作方法，强化阵地意识，主动深入到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中宣传党的知识，培养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不断扩大党在这些领域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推进政府转型，更要密切干群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行政管理科学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从经济建设向公共管理转型。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基层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府职能主要是经济调 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基层政府职能应该以向社会、企业和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搞好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为主，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上级政府承担。二是树立现代政府理念。要摒弃政府权力无边、包揽一切的旧观念，树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理念，使政府从具体参与经济建设活动中脱身出来，把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提供公共产品上来。当前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和卫生保障水平、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和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上来。三是坚持依法行政，加快政府管理创新。转变行政管理方法，充分利用间接管理手段和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高服务水平。与时俱进地探索基层政府管理的新方法新渠道，实行透明行政、服务行政，及时将政务信息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监督。

在转变职能的同时，乡镇干部必须时刻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在行政决策中要遵循科学化、民主化的原则，决不能不顾群众的实际承受力；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干部决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应时时处处以群众为念，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尊重村民的合法权益，服从民意的合法决定；乡镇政府与村民的沟通主要是要保障村民的知情权，把征询民意作为政府的职责 与义务；乡镇政府与村民的参与互动关键是要保证村民对乡镇重大事务的发言权与一定的表决权｡从而进一步增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互信，密切干群关系。

第二篇：关于苏木乡镇政权建设调研报告

东明镇关于苏木乡镇政权建设调研报告

一、苏木乡镇政权建设现状

东明镇位于奈曼旗东部，原名刘家茶馆。是梁东明同志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辖区面积93.58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1.97万亩，全镇由57个自然村组成33个行政村，总人口46,854人，11,319户。镇政府座落在东明村。

镇政府由三个办公室（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和三个中心（农业服务中心、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文化广电服务中心）组成。2006年乡镇机构改革后，我镇核定行政编制38人，事业编制28人，现分流返骋人员19人。

东明镇领导班子情况为党委书记一名，付书记一名，人大主席一名，政府镇长一名，付镇长三名。平均年龄40岁，在2007年，原东明镇党委书记郭勇同志被提升为开鲁县人民法院院长（付处级）。

东明镇财政状况非常不好，收不抵支。每年都要赤字200多万元，由于没有后继税源，财政本级收入按实有税源计算：国税部门收缴入库100万元左右；地税部门收缴入库100万元左右。其余支出全部要靠上级转移支付或超调资金解决。

东明镇财政供养人口186人，其中行政在职人员38人，事业单位在职人员28人，分流人员29人，行政退休人员26人，事业退休人员10人，行政退养人员12人，事业退养人员25人，离休人员2人，遗属补助人员19人。全年人均经费（按在职人员计

算）0.6万元左右。截止2010年底全镇债务达23,929,979.69元。

二、苏木乡镇职能发挥情况

乡镇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牧区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牧区和谐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扩大招商引资范围，通过采取以亲招商、以商招商、委托招商和“走出去、请进来” 等多种方式，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招商引资服务办公室。通过招商不但繁荣了我镇的地方经济，还为我镇经济发展提供了后继财源。

2、种植业结构得到优化。以设施农业和无籽西瓜产业建设为重点，狠抓了种植业结构调整。特色种植面积达到6.5万亩。采取政策鼓励、资金扶持、典型引路的方式，投入资金60余万元，新建12栋1800延长米日光温室大棚，共落实设施农业面积400亩。发展壮大了无籽西瓜产业。

3、畜牧业发展态势良好。以舍饲养殖为重点，狠抓了养殖专业村、养殖小区和养殖典型户建设。通过资金扶持、政策支持、典型引路等措施，重点规划建设了台吉村养牛示范村、上奈林村养鸡小区和大吉尔仁达郎、东升村养羊小区。

3、继续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农民收入明显提高。2009年，全镇劳务输出达到13922人次，年增收达到8000万元以上，做到了全镇劳动力在种植业、养殖业和劳务输出上达到3：3：4的预定目标。劳务输出成为增加全镇农民收入的重要产业之一。

4、继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2009年，结合上级单位包联贫困村工作的开展，以贫困村、户脱贫致富为重点，积极协调包联部门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0余万元，有效地解决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困难。

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的工作主要是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增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农牧民服务好。但也有些上级交办的工作很难完成，主要原因是乡镇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而上级交办的事不办不行，这样就形成了新的举债办事。

推进苏木乡镇的职能转变，主要从干部职工的思想作风抓起，强化技能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乡镇干部队伍。第一要建立考核促学制度；第二实行干部服务技能公开制度；第三是创新工作模式，完善服务机制。

三、苏木乡镇工作、生活条件

我镇的办公用房（职工食堂、职工宿舍）大都是七、八十年代建造的。为砖木结构，面积在600平方米左右。办公室自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没有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维修。由于年久失修，办公室内墙脱落天花板破裂，门窗破损严重，房顶漏雨，掉土块。房顶瓦片破碎, 院内坑凹不平，有时下雨存水达半米深。

办公室内办公设备陈旧，办公桌椅都已破乱不堪。但所有电脑都上了互联网，可网速十分慢，整个镇政府只有1兆口。职工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都按政策正常缴纳，但职工下乡补贴和交通补贴就没有了。由于镇财政困难无法改善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建议修建办公

楼，以改善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四、苏木乡镇管理体制情况

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质是要正确处理乡镇财政分配中的集中聚权与分权的关系。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乡财县管”的管理体制，现在看实行的并不好，更加拉大了乡镇贫富的差距。比如说：林业站、畜牧站、司法所、土地所等上划单位，只是人员、工资和人事上划，而公用经费却还在乡镇。从上划站所的支出情况看，他们的公用经费根本不够用，而是把乡镇政府当作了一盘酱，大家都来蘸。这样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权和事权的不统一，使困难乡镇的财政雪上加霜。

五、对苏木乡镇领导班子实际考核情况

旗县对苏木乡镇实绩考评指标体系、“一票否决”及奖惩还不是很科学，部门之间、系统之间协调的不够，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考评体系。建议旗县政府将部门和系统分散考评整合起来，完善苏木乡镇实绩考核考评体系。

第三篇：关于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工作调研

关于“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调研提纲

1、当前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乡财县管乡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工作量加大，工作难度增加。由于乡镇财政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工作面广，服务项目多，补贴兑付工作程序和标准要求较高，致使任务十分繁重，乡镇财政人员不堪重负。

二是人员大幅度减少，资金安全风险大。乡镇财政人员不足，造成干部兼职较多，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能有效建立，形成财政资金安全的潜在风险。

三是缺乏业务培训，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各级组织的业务培训费用由乡镇负担，成本太高。

2、乡镇财政状况比较紧张，主要收入：每年的转移支付款元，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返还部分和耕地占用税返还等，主要原因是上级转移支付费用较少，社会抚养费、耕地占用税等税源不多，征收难度较大，信访维稳等各项工作的宣传费用等逐年加大，也是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

3、我镇干部队伍现状非常整齐，能力和素质很高，干部进步急需解决。

干部管理上建议上级部门给地方党委适当的话语权。

4、乡镇政府与“七所八站”等派出机构总体上是协调的，建议责任与权力要对等。我们“守土有责”义不容辞，但我们对 垂直部门、执法部门没有任命权，相关业务也不精通，出了事，监管不到位，乡镇连带处理，心理不平衡。

5、责权应该统一，目前涉及农村问题监管面大，人员分散，不能很好形成一个拳头，重点都去非法保护合法，建议分清职责，要么乡镇扩权，把“七所八站”收进来，要么有关部门组成精干力量，划片包干，真正做到谁的事谁干。

6、乡镇经济发展主要制约因素，是当地干部群众思想观念、开放意识、敢创敢为的精神。这个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好办了。

7、乡镇的主要压力是各种责任状“一票否决”越来越多，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很大。维稳的成本也在增加。

8、干部实绩考核机制很好、很民主。

9、制约乡镇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事权大于职权。

二是大量事务性工作牵扯了乡镇主要领导的精力。三是干部待遇低。

第四篇：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

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动摇，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基于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心，我们最近赴福建闽北山区的南平市，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对该市大规模下派村支书一事进行了为期20天的专题调研。在20天的时间内，调查组先后走访了6个县（市），23个村，与市、县、乡镇、村干部和村民近200人进行了交流座谈，带回了20多万字的资料和调查笔记。在此次调研中，我们的调研组观察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可以说是从局部调研观察到的，但也很可能具有普遍性。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权管理机制在村一级出现了断层改革开放以来，随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著毛泽东时代原有的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出，随著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们原来的从上到下可以一杆子插到底的政权管理机制，到了村这一级出现了断层，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的政权管理机制，乃至经济生活，从上到下，到乡镇一级形成一个循环体，而村级以下的广大农民自己形成一个循环体，这两个循环体基本不衔接，形成了断层。形成这一断层的最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1）农村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其根本原因。可以说，“断层”是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结果。计划经济之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到户之后，广大农民市场经济化的程度是最高的，上级政权对于农民的生产活动所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小，农民在经济生活上对于上级政权的依赖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生活上说，农民的循环体与乡镇以上政权循环体的衔接之处越来越少，甚至与村党支部的关系都越来越少。过去，管理村里的资产和组织生产和分配，是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能和权力来源，而随著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逐渐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多数村党支部，乃至乡、镇政府，已找不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空间，不知道还能帮助村民干些什么；而村民们看他们则往往是“吃冤枉”（即贪污～）的一小撮。关于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在后面还有更为详细的叙述。（2）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是其重要原因。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革命时代高度热烈的意识形态的消退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由于我们没有及早认识到这一发展过程，所以就没能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和制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在我们的调查组先后走访的6个县（市），23个村中，只有两个村党员的平均年龄低于50岁，其余的都超过50岁，甚至接近60岁；南平市委组织部提供的南平市624个下派村党员平均年龄也接近50岁。许多村子，除了复退军人带回几个党员之外，多年没有自己发展过党员，因为党员干部把入党看成获得特权的机会，所以他们要极力垄断这种特权，不肯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党员乃至村支书的年纪老、文化程度低、素质差、致富靠～，即使是在农村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更谈不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值得指出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溃散不是南平市独有的现象，如山西省，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也存在著严重的老化现象。山西全省的农村党员、干部中，50岁以上的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55.7％，大多数村的党支部书记年龄在55岁以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了74.5％。利用组织手段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也许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比如说，由组织部门发个文件，把党员、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抓。但党员、干部队伍在自然状态下的溃散绝不仅仅是作为现象表现出来的老化和文化程度低，党组织的缺乏战斗力乃至溃散绝不是可以由组织部门的一纸命令解决的。（3）其他势力，包括宗教、家族等民间非政府力量，乃至与～官员结合的～势力已经形成，它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逐步壮大。从上述三个形成“断层”的最主要原因看，第一个原因将随著市场经济的存在而长期存在，农民自发、自组织的循环体相对独立于乡镇以上政权循环体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结果，我们已经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什么都一竿子插到底了，在新的经济基础条件下，我们必须以新的方法处理农村的基层政权问题。第二个原因，则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这就是抓好农村的党建工作，把真正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人吸收到党组织里来。至于第三个原因，除了与～官员结合的～势力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之外，我们的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学会与宗教、家族等民间非政府力量和睦相处，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引导和驾驭。二.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除了意味著农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这些巨大的成就之外，还有著一些关系到政权巩固的其他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主要有：村，乃至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户手中集中；党在处理与大户的关系时面临十分微妙的局面。（1）村，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乡村，几乎无一例外是这个情况。村负债基本在几十万元，乡、镇负债则在几百万元(李川：1998年的统计，南平乡一级平均负债399万，村级平均负债39万)。南平市624个下派村村集体负债在2亿元左右，相当于这些村三年的村集体收入。这些债务主要是欠农村信用社的，也有欠干部、农民或其他人的。要解决村，乡、镇财政的困境，靠从农民手上收取更多的费用是不现实的，只能从村集体经济汲取，而村集体经济正面临著最后一次瓜分。这次最后的瓜分可以带来较大的一次性收入（反映在南平市624个下派村集体资产情况调查表上的数字是2001年这624个村的村集体收入比正常年景的6500万元左右突然多了1500万元

左右），但此后怎么办？几乎是无法可想。村集体经济必须分户经营。因为村集体经济控制在少数素质不高的村干部手中，造成经营无方、贪污～横行，成为党群、干群矛盾的焦点，是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农民们希望尽快把村集体资产分户经营或拍卖后分钱。村集体经济的分户经营势在必行，但分掉之后，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首先，村提留和乡统筹实际上很难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过去主要是依靠村集体经济垫付，或者靠粮站扣缴。现在村集体经济没有了，粮食购销办法也改变了，村提留和乡统筹就没有办法收取了。当我们的调查组问到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办时，基层干部们都说：没什么办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税费改革，即我们不再承担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的任务，改由穿制服的国家税务部门人员收税，然后返还给我们一部分，作为村，乡、镇财政的开支。这是基层干部的希望，但从国家的角度看，村，乡、镇基层政权收取这些费用尚且如此困难，由国家来直接面对千千万万的农户收税，恐怕成本会更高。其次，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威进一步降低，农村公益事业的开支现在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征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才有可能进行。再次，村，乡、镇负债的偿还恐怕更无著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存款来自于农户，如果农户要求提款，信用社如何偿还？这会不会成为新的群体性事件的缘由？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组所调查的福建省南平市，应该是全国农村中情况较好的。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压力不大，有大量的集体山林可以用来搞“集体林改革”，即分户经营，使村财政得到最后的一次性较大收入。其他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恐怕连这个条件都没有。（2）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户手中集中。在目前中国农村，一般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几乎无利可图。所以，农民们将土地流转出去，青壮年、有一点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谋生，农村只留下“389961部队”（即妇女、老人和儿童）。土地的大规模流转的必然结果是土地向大户手中迅速集中。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访的一些村庄，村中几家大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一般是每户几百亩。有些农村问题的专家反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认为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如果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无利可图，那么，土地也起不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想依靠行政命令乃至法律手段来制止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不现实的，农民们也不认为不让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帮助他们、保障他们，而认为这是在限制他们、妨碍他们；况且，土地的大规模经营确实带来了更高的效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先富带后富”仅仅一种理想而已：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先富只有在带后富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带后富，这个前提却并不是总能够成立的，如果先富带后富对自己不利，先富当然就不会去带什么后富。在这里，任何道德说教，树榜样之类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般农民抛弃土地，土地向大户手中集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特别是有活力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本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但这个趋势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农村的矛盾，将来有可能并不是直接在农村——留在农村的人们本来就没有指望务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生活保障，而是在城市爆发出来，由流入城市的一、两亿农民爆发出来——如果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发生困难，他们的家乡农村并没有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生计在等著他们；而农村则由于前面所说的政权管理机制的“断层”，起著非体制力量的蓄水池、庇护所的作用。（3）党在处理与大户的关系时面临十分微妙的局面。我们的调查组在与市、县、乡镇、村的干部们谈话时，感到这些党的基层干部对于大户有一种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干部，坦率地说，都认为党建工作的基本点就在于团结大户、依靠大户。一位县委组织部长总结的三句话非常鲜明：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致富党员培养成干部。其他人没有作如此鲜明的总结，但基本都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有些党的干部，特别是比较上层的党的干部，又感到大户对于党的基层组织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按他们的话说：“农村的政治力量的演变也是经济利益的演变。在农村肯定不是赤贫的人在起作用，而是有经济利益在支撑的一股力量，在左右著基层的群众。”也就是说，真正有较大能量的非党异己力量，并非是赤贫的人，而是有经济实力的大户，他们才有左右和组织基层群众的力量。作为党的基层干部，现在在农村做工作，不得不依靠大户，不得不把大户团结进来，以免他们发展成为更大的异己力量，这是党的利益所在。同时，依赖大户还可能有利于自己个人，这是他们的现实选择。然而，这样做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毕竟不是依靠大户，而是依靠工农基本群众，而现在在现实的党建工作中却变成了依靠大户，这一组织路线的转变在党内外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紧张。同时，这也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我们党与广大中下等收入的群众，与弱势群体进一步疏离。更何况，基层党组织与大户的这种紧密结合，很难避免“官员傍大款”、官商勾结等种种弊端，这就有可能使党群、干群关系产生更多的矛盾。其次，目前农村头等大户的利益往往远远超过了本地范围，基层党组织想依靠他们，但他们却不用依靠基层党组织，你想团结他们还团结不了。他们现在对基层党组织、对本地政务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一旦如果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回过头来关心本地的政务，他们左右基层群众的能力往往比基层党组织还强。农村的二等大户还是需要基层党组织的支持的，所以，他们往往积极参与村务，与基层党组织关系密切；但如果基层党组织不能进一步给他们利益，或者他们的利益与基层党组织或基层党组织支持的其他大户发生矛盾时，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户的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早晚会转化为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以在政治上确保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一方面在工作中依赖大户，一方面对他们又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微妙的矛盾心理反映了基层党组织与大户的关系的微妙现实。综上所述，中国的农村矛盾很可能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自身爆发出来，而在农村地区非体制力量很可能并非围绕著赤贫人群，而是围绕著更有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大户形成。我们在考虑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时，不能对于这两个可能性产生盲点。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认为，在新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条件下，由村民们民主直选村民委员会，首先在农村推行民主政治，势在必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我们党确实是一个～远瞩，一心为公，真诚地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政治集团。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的实施，已经在不声不响之中给农村、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调查组在此次调查中极为认真地了解和研究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后，农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农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些声称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假的，是由上级政府操控的傀儡戏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特别是在2000年的选举中，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选举是公正的（但村民们反映，2000年以前的选举往往是做样子，往往是由内定的候选人自己去找人“陪选”），村民们真正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我们现在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些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过早，农民素质过低，自身并不想要民主权利，或者他们要了民主权利之后不会使用，或者会滥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基层组织今后在农村开展工作必须适应新的形势，采用新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改变过去主要靠行政命令的做法，不仅要适应民主政治的规则并且应成为运用这些规则的高手，在法治的框架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我们的调查组对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后农村情况的总结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农民十分珍视他们现在获得的选举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委员的民主权利。我们的调查组在调查中反复问村民和村干部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村委会主任是选举好还是任命好？除了极为个别的一两个例子，几乎所有的村民和村干部都断然回答：选举好。即使是那些认为选举仍存在一些问题，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村委会并不理想的村民，也都断然回答，无论如何，选举都比任命好。我们这次调查的主题是下派村支书的成绩。在我们问选举好还是任命好时，这些下派村支书都是在场的，而且那些请来的村民都是盛赞他们的，即使如此，当我们问道，既然上级下派的村支书很好，为什么不能由上级任命或下派村委会主任时，村民们还是委婉地表示：下派的干部不了解村里的具体情况，村委会主任还是选举的好。村民们往往很明确地回答：村支书下派好，下派的村支书比原来本村的村支书好，但村委会主任还是要选举。我们认为，村民们如此一致的回答选举好说明了两点：首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给了他们切切实实的民主权利，他们感到了有选举和没有选举是不一样的；其次，他们珍视这种权利。在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村民们参加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竞选十分踊跃。尽管那些当选的人有时也埋怨现在村务公开了，当村干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都认为，想参加竞选的人有的是，民选村干部绝不缺乏后备军。（2）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对于村民们民主直选村民委员会啧有烦言，但一致认为这一民主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取消村民委员会直选，情况会更糟。我们的调查组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与市、县、乡各级官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般来说，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对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有一些看法，认为“超前了”，“农民自私”，“农民们民主权利的意识高涨却缺乏责任意识”。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干部，他们抱怨说，对上，还是老规则，上面的命令一级一级压下来，对下，却有了基层民主，他们不能再把命令往下压，所以他们现在是受夹板气。然而，当我们问，退回去或者暂缓村民委员会直选行不行，各级党政官员们却无一例外地回答：绝对不行。他们认为，第一，农民们已经享受到的民主权利绝不能再收回来，因为农民们不会同意；第二，即使收得回来，农村的情况会更乱，更没有办法管理。我们认为，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的农村的民主进程不可逆转的这种感受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尤其是他们并不喜欢这一进程却仍旧得出了这一进程不可逆转的结论，这就更说明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对于农村状况的描述已经说明了再用老办法来管理广大的农村地区，管理千千万万如此分散的农户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我们手里还有经济资源来直接控制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吗？革命时代已过，我们的党现在是执政党了，我们再要像革命时代那样动员我们最基层的党组织，动员我们的农民党员，叫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无私奉献，这现实吗？村级财政已经破产了，要搞公益事业，除非国家掏钱，没有全体村民的民主决策，钱从哪里来？不搞村民自治，由国家官吏来治理如此广大的农村地区，治理千千万万如此分散的农户，处理无数琐碎的事务、纠纷，国家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我们有必要把农村所有的矛盾，包括那些极为琐碎的，都集中到国家头上，由国家为之承担责任吗？村民民主自治，是新时期治理农村的唯一选择。我们的调查组所走过的福建地区，是搞得比较好的。而那些搞得不那么好的地方则按一些学者的话说，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不民主，是真正的失控。这一现实，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即使再

入党，强化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从下派村支书的624个村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党员人员数从1999年的2246人迅速增加到2001年的3092人，提高了党员的整体素质。我们的调查组发现，虽然取得了以上这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南平市下派村支书的工作也有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下派村支书素质参差不齐，下派单位对下派村支书的支持力度不完全相同，下派的科技特派员对下派村支书的配合好坏不一，市里各有关经济科技部门没有形成对下派村支书进行支持的统一布署，市里对下派村支书的管理和奖罚规定不够明确细致等。如果能将配套政策进一步明确化制度化，将其纳入地方党建制度之中来，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的常规工作日程中来，将下派村支书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这对我党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将具有深远意义。从下派村支书的工作成绩看，面对以市场化和村级民主发展以特征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如前所述，党的村级基层组织仍然有自己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它是村级公益事业的组织协调者；在村民自治的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监护者，是村务公开和依法治村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从道义上看，它不与民争利，能公道地协调处理村里的利益矛盾，代表著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从党员队伍建设上看，它将更高素质的党员输入了农村，它积极主动地培养年轻能干的后备力量，将农村最有活力的人群纳入党的队伍之中。同时，下派村支书也是一个培养我党农村后备干部的重要环节，它使下派干部受到了农村工作的历练，学会了与群众打交道，学会了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这对我党的农村管理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党的基层组织是我党政权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的软弱瘫痪严重影响著党和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改变过去那种村支书本村化的作法，将村支书下派制度化，将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党员下派任村支书，同时，为下派村支书营造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的管理支持环境，是一项十分具有意义的战略举措。由于我党村级党员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下，在短时间内难以从矮子里面拔出将军，短期的党校培训也同样难以训练出合适的人才，因此，要强化村党支部，就要将人才从上面注入基层村党支部中，以外来的人才带动本村的党员发展。将党和政府支持农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资源，集中通过下派村支书这个管道输向农村，实实在在提高村支部的服务能力和政治地位，以此强化党在农村的威信。从下派人才资源来看，虽然经过了多轮机构改革，但我们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冗员仍不少，与其让他们坐办公室看报纸还领工资，不如让他们领著原单位的工资到农村去锻炼，去不断充实村党支部。如条件成熟的话，还可以逐渐将当过村支书的履历作为今后年轻干部提拔的一个先决条件。基于以上思考，建议将下派村支书提升为我党当前强化村支部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以省、市党委为组织主体，从省、市、县选拔年轻党员，配套有力的干部提拔使用机制和各部门全力支持的经济科技政策，严明奖罚，向国内落后地区的软弱涣散、瘫痪状态的后进村、问题村、矛盾村全面下派村支书（几年前全国曾向约20万个村下派工作组，我感到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将集中在城市里的资金和技术要素下移一部分，通过村支书输送到农村，提高党对农村经济的服务能力；协助村民推进民主自治，保证民主选举的公正，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对村级民主的有关法律和规定，保证党对村民自治民主进程的领导；以依法治村和公正断事来提升党在农村的道义力量，将农村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群吸纳进我党的队伍之中来，使“三个代表”真正全面落实在村党支部基层组织的工作之中。

第五篇：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

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这个基础的动摇，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基于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心，我们最近赴福建闽北山区的南平市，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对该市大规模下派村支书一事进行了为期20天的专题调研。在20天的时间内，调查组先后走访了6个县（市），23个村，与市、县、乡镇、村干部和村民近200人进行了交流座谈，带回了20多万字的资料和调查笔记。在此次调研中，我们的调研组观察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可以说是从局部调研观察到的，但也很可能具有普遍性。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权管理机制在村一级出现了断层改革开放以来，随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著毛泽东时代原有的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出，随著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们原来的从上到下可以一杆子插到底的政权管理机制，到了村这一级出现了断层，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的政权管理机制，乃至经济生活，从上到下，到乡镇一级形成一个循环体，而村级以下的广大农民自己形成一个循环体，这两个循环体基本不衔接，形成了断层。形成这一断层的最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1）农村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其根本原因。可以说，“断层”是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结果。计划经济之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到户之后，广大农民市场经济化的程度是最高的，上级政权对于农民的生产活动所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小，农民在经济生活上对于上级政权的依赖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生活上说，农民的循环体与乡镇以上政权循环体的衔接之处越来越少，甚至与村党支部的关系都越来越少。过去，管理村里的资产和组织生产和分配，是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能和权力来源，而随著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逐渐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多数村党支部，乃至乡、镇政府，已找不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空间，不知道还能帮助村民干些什么；而村民们看他们则往往是“吃冤枉”（即贪污腐败）的一小撮。关于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在后面还有更为详细的叙述。（2）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是其重要原因。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革命时代高度热烈的意识形态的消退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由于我们没有及早认识到这一发展过程，所以就没能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和制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在我们的调查组先后走访的6个县（市），23个村中，只有两个村党员的平均年龄低于50岁，其余的都超过50岁，甚至接近60岁；南平市委组织部提供的南平市624个下派村党员平均年龄也接近50岁。许多村子，除了复退军人带回几个党员之外，多年没有自己发展过党员，因为党员干部把入党看成获得特权的机会，所以他们要极力垄断这种特权，不肯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党员乃至村支书的年纪老、文化程度低、素质差、致富靠腐败，即使是在农村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更谈不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值得指出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溃散不是南平市独有的现象，如山西省，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也存在著严重的老化现象。山西全省的农村党员、干部中，50岁以上的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55.7％，大多数村的党支部书记年龄在55岁以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了74.5％。利用组织手段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也许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比如说，由组织部门发个文件，把党员、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抓。但党员、干部队伍在自然状态下的溃散绝不仅仅是作为现象表现出来的老化和文化程度低，党组织的缺乏战斗力乃至溃散绝不是可以由组织部门的一纸命令解决的。（3）其他势力，包括宗教、家族等民间非政府力量，乃至与腐败官员结合的黑社会势力已经形成，它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逐步壮大。从上述三个形成“断层”的最主要原因看，第一个原因将随著市场经济的存在而长期存在，农民自发、自组织的循环体相对独立于乡镇以上政权循环体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结果，我们已经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什么都一竿子插到底了，在新的经济基础条件下，我们必须以新的方法处理农村的基层政权问题。第二个原因，则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这就是抓好农村的党建工作，把真正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人吸收到党组织里来。至于第三个原因，除了与腐败官员结合的黑社会势力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之外，我们的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学会与宗教、家族等民间非政府力量和睦相处，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引导和驾驭。二.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除了意味著农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这些巨大的成就之外，还有著一些关系到政权巩固的其他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主要有：村，乃至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户手中集中；党在处理与大户的关系时面临十分微妙的局面。（1）村，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乡村，几乎无一例外是这个情况。村负债基本在几十万元，乡、镇负债则在几百万元(李川：1998年的统计，南平乡一级平均负债399万，村级平均负债39万)。南平市624个下派村村集体负债在2亿元左右，相当于这些村三年的村集体收入。这些债务主要是欠农村信用社的，也有欠干部、农民或其他人的。要解决村，乡、镇财政的困境，靠从农民手上收取更多的费用是不现实的，只能从村集体经济汲取，而村集体经济正面临著最后一次瓜分。这次最后的瓜分可以带来较大的一次性收入（反映在南平市624个下派村集体资产情况调查表上的数字是2001年这624个村的村集体收入比正常年景的6500万元左右突然多了1500万元左右），但此后怎么办？几乎是无法可想。村集体经济必须分户经营。因为村集体经济控制在少数素质不高的村干部手中，造成经营无方、贪污腐败横行，成为党群、干群矛盾的焦点，是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农民们希望尽快把村集体资产分户经营或拍卖后分钱。村集体经济的分户经营势在必行，但分掉之后，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首先，村提留和乡统筹实际上很难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过去主要是依靠村集体经济垫付，或者靠粮站扣缴。现在村集体经济没有了，粮食购销办法也改变了，村提留和乡统筹就没有办法收取了。当我们的调查组问到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办时，基层干部们都说：没什么办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税费改革，即我们不再承担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的任务，改由穿制服的国家税务部门人员收税，然后返还给我们一部分，作为村，乡、镇财政的开支。这是基层干部的希望，但从国家的角度看，村，乡、镇基层政权收取这些费用尚且如此困难，由国家来直接面对千千万万的农户收税，恐怕成本会更高。其次，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威进一步降低，农村公益事业的开支现在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征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才有可能进行。再次，村，乡、镇负债的偿还恐怕更无著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存款来自于农户，如果农户要求提款，信用社如何偿还？这会不会成为新的群体性事件的缘由？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组所调查的福建省南平市，应该是全国农村中情况较好的。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压力不大，有大量的集体山林可以用来搞“集体林改革”，即分户经营，使村财政得到最后的一次性较大收入。其他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恐怕连这个条件都没有。（2）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户手中集中。在目前中国农村，一般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几乎无利可图。所以，农民们将土地流转出去，青壮年、有一点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谋生，农村只留下“389961部队”（即妇女、老人和儿童）。土地的大规模流转的必然结果是土地向大户手中迅速集中。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访的一些村庄，村中几家大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一般是每户几百亩。有些农村问题的专家反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认为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如果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无利可图，那么，土地也起不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想依靠行政命令乃至法律手段来制止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不现实的，农民们也不认为不让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帮助他们、保障他们，而认为这是在限制他们、妨碍他们；况且，土地的大规模经营确实带来了更高的效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先富带后富”仅仅一种理想而已：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先富只有在带后富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带后富，这个前提却并不是总能够成立的，如果先富带后富对自己不利，先富当然就不会去带什么后富。在这里，任何道德说教，树榜样之类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般农民抛弃土地，土地向大户手中集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特别是有活力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本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但这个趋势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农村的矛盾，将来有可能并不是直接在农村——留在农村的人们本来就没有指望务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生活保障，而是在城市爆发出来，由流入城市的一、两亿农民爆发出来——如果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发生困难，他们的家乡农村并没有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生计在等著他们；而农村则由于前面所说的政权管理机制的“断层”，起著非体制力量的蓄水池、庇护所的作用。（3）党在处理与大户的关系时面临十分微妙的局面。我们的调查组在与市、县、乡镇、村的干部们谈话时，感到这些党的基层干部对于大户有一种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干部，坦率地说，都认为党建工作的基本点就在于团结大户、依靠大户。一位县委组织部长总结的三句话非常鲜明：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致富党员培养成干部。其他人没有作如此鲜明的总结，但基本都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有些党的干部，特别是比较上层的党的干部，又感到大户对于党的基层组织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按他们的话说：“农村的政治力量的演变也是经济利益的演变。在农村肯定不是赤贫的人在起作用，而是有经济利益在支撑的一股力量，在左右著基层的群众。”也就是说，真正有较大能量的非党异己力量，并非是赤贫的人，而是有经济实力的大户，他们才有左右和组织基层群众的力量。作为党的基层干部，现在在农村做工作，不得不依靠大户，不得不把大户团结进来，以免他们发展成为更大的异己力量，这是党的利益所在。同时，依赖大户还可能有利于自己个人，这是他们的现实选择。然而，这样做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毕竟不是依靠大户，而是依靠工农基本群众，而现在在现实的党建工作中却变成了依靠大户，这一组织路线的转变在党内外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紧张。同时，这也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我们党与广大中下等收入的群众，与弱势群体进一步疏离。更何况，基层党组织与大户的这种紧密结合，很难避免“官员傍大款”、官商勾结等种种弊端，这就有可能使党群、干群关系产生更多的矛盾。其次，目前农村头等大户的利益往往远远超过了本地范围，基层党组织想依靠他们，但他们却不用依靠基层党组织，你想团结他们还团结不了。他们现在对基层党组织、对本地政务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一旦如果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回过头来关心本地的政务，他们左右基层群众的能力往往比基层党组织还强。农村的二等大户还是需要基层党组织的支持的，所以，他们往往积极参与村务，与基层党组织关系密切；但如果基层党组织不能进一步给他们利益，或者他们的利益与基层党组织或基层党组织支持的其他大户发生矛盾时，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户的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早晚会转化为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以在政治上确保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一方面在工作中依赖大户，一方面对他们又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微妙的矛盾心理反映了基层党组织与大户的关系的微妙现实。综上所述，中国的农村矛盾很可能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自身爆发出来，而在农村地区非体制力量很可能并非围绕著赤贫人群，而是围绕著更有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大户形成。我们在考虑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时，不能对于这两个可能性产生盲点。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认为，在新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条件下，由村民们民主直选村民委员会，首先在农村推行民主政治，势在必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我们党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一心为公，真诚地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政治集团。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的实施，已经在不声不响之中给农村、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调查组在此次调查中极为认真地了解和研究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后，农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农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些声称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假的，是由上级政府操控的傀儡戏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特别是在2000年的选举中，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选举是公正的（但村民们反映，2000年以前的选举往往是做样子，往往是由内定的候选人自己去找人“陪选”），村民们真正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我们现在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些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过早，农民素质过低，自身并不想要民主权利，或者他们要了民主权利之后不会使用，或者会滥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基层组织今后在农村开展工作必须适应新的形势，采用新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改变过去主要靠行政命令的做法，不仅要适应民主政治的规则并且应成为运用这些规则的高手，在法治的框架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我们的调查组对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后农村情况的总结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农民十分珍视他们现在获得的选举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委员的民主权利。我们的调查组在调查中反复问村民和村干部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村委会主任是选举好还是任命好？除了极为个别的一两个例子，几乎所有的村民和村干部都断然回答：选举好，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即使是那些认为选举仍存在一些问题，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村委会并不理想的村民，也都断然回答，无论如何，选举都比任命好。我们这次调查的主题是下派村支书的成绩。在我们问选举好还是任命好时，这些下派村支书都是在场的，而且那些请来的村民都是盛赞他们的，即使如此，当我们问道，既然上级下派的村支书很好，为什么不能由上级任命或下派村委会主任时，村民们还是委婉地表示：下派的干部不了解村里的具体情况，村委会主任还是选举的好。村民们往往很明确地回答：村支书下派好，下派的村支书比原来本村的村支书好，但村委会主任还是要选举。我们认为，村民们如此一致的回答选举好说明了两点：首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给了他们切切实实的民主权利，他们感到了有选举和没有选举是不一样的；其次，他们珍视这种权利。在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村民们参加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竞选十分踊跃。尽管那些当选的人有时也埋怨现在村务公开了，当村干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都认为，想参加竞选的人有的是，民选村干部绝不缺乏后备军。（2）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对于村民们民主直选村民委员会啧有烦言，但一致认为这一民主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取消村民委员会直选，情况会更糟。我们的调查组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与市、县、乡各级官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般来说，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对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有一些看法，认为“超前了”，“农民自私”，“农民们民主权利的意识高涨却缺乏责任意识”。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干部，他们抱怨说，对上，还是老规则，上面的命令一级一级压下来，对下，却有了基层民主，他们不能再把命令往下压，所以他们现在是受夹板气。然而，当我们问，退回去或者暂缓村民委员会直选行不行，各级党政官员们却无一例外地回答：绝对不行。他们认为，第一，农民们已经享受到的民主权利绝不能再收回来，因为农民们不会同意；第二，即使收得回来，农村的情况会更乱，更没有办法管理。我们认为，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的农村的民主进程不可逆转的这种感受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尤其是他们并不喜欢这一进程却仍旧得出了这一进程不可逆转的结论，这就更说明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对于农村状况的描述已经说明了再用老办法来管理广大的农村地区，管理千千万万如此分散的农户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我们手里还有经济资源来直接控制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吗？革命时代已过，我们的党现在是执政党了，我们再要像革命时代那样动员我们最基层的党组织，动员我们的农民党员，叫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无私奉献，这现实吗？村级财政已经破产了，要搞公益事业，除非国家掏钱，没有全体村民的民主决策，钱从哪里来？不搞村民自治，由国家官吏来治理如此广大的农村地区，治理千千万万如此分散的农户，处理无数琐碎的事务、纠纷，国家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我们有必要把农村所有的矛盾，包括那些极为琐碎的，都集中到国家头上，由国家为之承担责任吗？村民民主自治，是新时期治理农村的唯一选择。我们的调查组所走过的福建地区，是搞得比较好的。而那些搞得不那么好的地方则按一些学者的话说，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不民主，是真正的失控。这一现实，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即使再不喜欢村民委员会直选，也并不同意从直选退回去，甚至不同意暂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3）农民们并不滥用他们的民主权利，他们“有数”，懂得怎样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前面已经说过，各级地方党政官员对于村民的权利责任意识仍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但同时他们也相当一致的反映，农民心里“有数”。这具体表现在农民尊重和服从国家对于他们的一些根本性要求。至少在我们的调查组所走过的地区，农民不愿意交村提留和乡统筹，他们认为这些钱都会被贪官污吏糟践掉，但对于交公粮和计划生育都没有什么抗拒，基本上消除了我们对于村民民主自治是否会影响到国家对于农民的一些根本性要求，尤其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的担忧。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也反映，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大多数被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对于党的领导表现出合作的态度。有几种对于农民是否能够行使好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怀疑。其中之一是贿选。然而，贿选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保证秘密划票，贿选就会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不会有多少人去搞。另外一个是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这样的事例肯定是有的，如竞选中有“不为例，只为家族争口气”之类的口号，但这类事例往往被夸大了。我们的调查组所看到的情况是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的现象并不明显，小姓当选的比例很高。据村干部和村民介绍，村民们往往故意选那些没有宗族势力作背景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不太敢搞以权谋私。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村民们对于自己的利益有著较为清醒的认识，同一宗族这个因素并不能盖过利益的因素。村民们很清楚，他们要选的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人，至于同姓不同姓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实际情况是，在那些不能真正实现公正的民主选举的地方，不健康势力才有膨胀的趋势。不健康势力既是不能真正实现公正的民主选举的因，也是果。从选举结果看，党委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承认，村民们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委员一般说来比村党支书和村党支部成员的受教育程度高、年纪轻、能力强。（4）各级地方党政官员，特别是面对农村现实的第一线官员，逐步适应了民主政治的规则，并且正在成为运用这些规则的高手，完全能够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在法治的框架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地区，处理与村民自治有关的事务的机构一般是党委的组织部门。我们的印象是，负责处理这方面事务的干部的素质、政策水平高于其他部门的干部。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是依靠简单的命令，而是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下，依靠党、团、妇联等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搞竞选、启动罢免程序等，把自己的人选选上去，把那些拒不与党组织合作，闹事的刺头选下去。几十年来，我们的党一直处于不受挑战的执政地位，这样一个地位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我们党的干部长期得不到政治斗争的的锻炼，意志消沉了，脱离群众了，能力退化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恰恰在农村地区看到了经受住锻炼的基层党政干部。他们不得不面对基层民主政治的考验，不得不以比过去高得多的政策水平、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包括那些对于农村基层民主啧有烦言的干部们也表示：党组织毕竟是强大的，他们有充分的信心在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下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最多是比过去直接下命令麻烦一些。那就还是让我们党的干部麻烦一些吧，让他们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中先锻炼一下。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党将来会迫切需要一批具有较强的运用民主政治规则的能力的干部。农村基层民主恰恰能够为我党培养这样一批干部，迫使党的干部在政治竞争中振作起来，学会如何密切联系群众，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起到其他任何办法都起不到的健全党的肌体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党不能迁就一些党员干部对于农村基层民主的懒惰、畏难情绪，而要有意识地把他们推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中去锻炼，学会在民主政治中游泳。通过在农村地区的调查，我们认为，我们的党不必害怕民主政治，我们的党完全有能力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贯彻自己的方针政策，实现自己的意志。农村地区的民主实践是一个很好的开端。（5）党组织对于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起到了监督和制衡的作用。民主选举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部分。除了民主选举，还有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还有权力的制衡。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不以权谋私，对于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衡必须是日常的。在当今农村的现实情况下，谁有力量对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进行日常的监督和制衡呢？只有村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我们看到的是，基层党组织正是这样做的。基层党组织是村务公开、村民民主理财等规章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村民实施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主要组织者。应该说，基层党组织自发地在农村基层民主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帮助村民推进和完善基层民主，协助他们实现有效的自治。我们认为，党应该把基层党组织自发找到的这个定位明确下来，要求党的基层干部在推进和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协助村民实现有效的自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防止基层党政干部为了自己工作方便，甚至为了以权谋私方便而以种种借口破坏农村基层民主——这样做有可能符合某些干部的个人利益，却绝不符合党的整体利益。（6）村民民主自治是在农村地区建立秩序的唯一选择，在农村已经不存在其它健康的自组织资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要想在农村地区恢复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形式，由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现实的巨大变化已经是不可能了，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势在必行。那么，除了民主选举之外，中国农村还有没有可能实行其他形式的自治呢？一些学者认为村民选举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赐予”，因而靠不住，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自治，需要利用传统的自组织资源”。我们认为，除了民主选举之外，中国的农村已经不存在其他健康的“自组织资源”。我们的调查组所走过的闽北山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应该是传统资源保留得比较多的地区。即使在这样一个地区，1949年的革命，10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和农民的面貌。由于城市对于农村的人才资源的汲取，农村已经不再可能出现一个传统的乡绅阶层这个“传统的自组织资源”的核心要素。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6个县（市），23个村，我们的调查组只碰上了一个家在农村的大专毕业生，就是这个唯一的大专毕业生，主要也是在外跑生意。农村的子弟，只要是考上了学（哪怕只是中专），当上了干部，经上了较大的商，就绝不会再回到乡村居住。他们即使暂时回到乡村，也只是为了获取某种资源，而绝不会像过去的乡绅那样，真正把乡村当成自己的家去悉心建设。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地区，唯一还保留著些少传统文化的影子的，是顺昌县的谟武村。这个村子是宋朝理学大师程颐的高足杨时和游酢的子孙的聚居地。这个村子自1980年代发起评选“四榜”，即“成材榜”、“功德榜”、“好样榜”和“能人榜”，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然而，南平市在其他乡村推行谟武的“四榜”评选则全然没有任何效果，所有的其他村庄缺乏谟武的传统文化积淀，硬搞“四榜”评选，则只能是流于形式，没有任何人理睬，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是在谟武，“四榜”评选虽然在村中一些文化老人的主持下搞得有声有色，但仅仅是这点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起到“传统的自组织资源”的作用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的农民也不再像传统的农民那样，对于长辈，对于权威，对于官员还有什么敬畏了。在我们的调查组访谈的时候，农民驳斥官员的情况比比皆是。总而言之，经过了这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几度沧桑巨变，中国农民头脑中残留的传统也已经很少了。断言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指望回到中国的传统道路上去，依赖“传统的自组织资源”实现中国农村的自治的学者们缺乏对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最起码的了解，缺乏对于现代中国最起码的了解。在当今中国农村，抛开了民主选举，确实还有一些“自组织资源”，那就是不健康的宗族势力和黑社会，而绝非一些学者理想中的具有儒家传统的宗族和乡绅。即使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儒家传统资源是指望不上的，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于什么动机，都指望不上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儒家”学者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四.南平市下派村支书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值得推广2000年6月，福建南平市委、市政府针对村党支部软弱涣散、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村民集体上访次数和人数急剧上升（从624个村的统计看，从1997年的村民上访人数1956人增加到1999年的4456人）的情况，做出了大规模下派村支书的决定。他们从市、县、乡三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选派624名优秀后备干部到行政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刚开始，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过就是新一轮的下派工作队，起不到多少作用。但随著此项工作深入持久地坚持了下去，效果却慢慢显现了出来。在下派村支书的村，村支部能力明显改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迅速强化，村级民主自治的各项法律和规章得以建全，下派村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开始被打破，党群干群关系得到了迅速缓解（下派村支书的624个村，10人以上集体上访人次从1999年的95次减为2001年的44次，集体上访人数由1999年的4456人减为2001年的972人）。我们的调查组发现，南平市下派村支书的做法与过去下派工作组有许多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之处使他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平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认为，过去的村党支部之所以工作涣散，引发的党群矛盾大，主要是因为村支书是本村人，有自己的农活要干，不愿分心管理党务村务，他们的利益在村里，与民争利的事难以避免，村支书的整体素质不高，村民不服。下派村支书则有助于克服这些问题。下派时间一定三年，下派村支书成了村里唯一专职的村务和党务人员；村支书带薪下派，不增加村里的负担；下派村支书不是本村人，不参与村里的家族和派系争斗，不在村里与民争利，能超越村里的家族和自然村间的利益矛盾，更公平地处理利益纠纷；他们的都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见过世面，更懂法律，文化知识素质远远高过当地村支书；他们的关系多见识广，更能从上级政府经济和科技部门为村里争取到项目和资金。南平市委、市政府为鼓励村支书放心工作，还为村支书下派配套了其它政策条件：下派村支书在原单位的职位保留，有成绩的优先提拔使用；除原单位工资外，还发一笔补贴；原单位有责任对下派村支书的村提供项目和资金的扶持，实现全市资源重心下移的目标；向下派村支书的村派出225名科技特派员，支持下派村支书的工作，帮助村里提高种养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向下派村支书较集中的乡镇派出流通助理和金融助理，协调下派村支书村里的农产品流通和农村小额贷款事宜等。经过二年多的实践，下派村支书在下派单位、科技特派员、流通助理、金融助理的统一帮助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从经济上看，由于他们普遍给村民带来了经济实惠（道路、学校、自来水、有线电视、引进种养新品种、技术培训等），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从政治上看，下派村支书成了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矛盾的调解人和村民委员会的监督者，他们完善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的规章制度，动员广大村民对村民委员会进行约束和监督，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民主权利真正落在了实处，党支部成了民主的守护人，推进了村级民主政治建设。从道义上看，他们在村里没有利益纠纷，不与民争利，给村民带来实惠，公正地处理村里的矛盾，取得了道义的形象。他们动员群众，取消了村里一些的封建落后的迷信陋习，将先进的文化生活方式带入了农村，取得了村民的支持。调查中有的村民说：“共产党三次好，第一次是土改，第二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三个代表。下派村支书带来了三个代表。”从素质上看，下派支书都受过中专以上教育，而且他们下派后，心无芥蒂，积极发展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能人入党，强化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从下派村支书的624个村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党员人员数从1999年的2246人迅速增加到2001年的3092人，提高了党员的整体素质。我们的调查组发现，虽然取得了以上这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南平市下派村支书的工作也有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下派村支书素质参差不齐，下派单位对下派村支书的支持力度不完全相同，下派的科技特派员对下派村支书的配合好坏不一，市里各有关经济科技部门没有形成对下派村支书进行支持的统一布署，市里对下派村支书的管理和奖罚规定不够明确细致等。如果能将配套政策进一步明确化制度化，将其纳入地方党建制度之中来，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的常规工作日程中来，将下派村支书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这对我党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将具有深远意义。从下派村支书的工作成绩看，面对以市场化和村级民主发展以特征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如前所述，党的村级基层组织仍然有自己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它是村级公益事业的组织协调者；在村民自治的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监护者，是村务公开和依法治村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从道义上看，它不与民争利，能公道地协调处理村里的利益矛盾，代表著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从党员队伍建设上看，它将更高素质的党员输入了农村，它积极主动地培养年轻能干的后备力量，将农村最有活力的人群纳入党的队伍之中。同时，下派村支书也是一个培养我党农村后备干部的重要环节，它使下派干部受到了农村工作的历练，学会了与群众打交道，学会了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这对我党的农村管理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党的基层组织是我党政权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的软弱瘫痪严重影响著党和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改变过去那种村支书本村化的作法，将村支书下派制度化，将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党员下派任村支书，同时，为下派村支书营造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的管理支持环境，是一项十分具有意义的战略举措。由于我党村级党员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下，在短时间内难以从矮子里面拔出将军，短期的党校培训也同样难以训练出合适的人才，因此，要强化村党支部，就要将人才从上面注入基层村党支部中，以外来的人才带动本村的党员发展。将党和政府支持农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资源，集中通过下派村支书这个管道输向农村，实实在在提高村支部的服务能力和政治地位，以此强化党在农村的威信。从下派人才资源来看，虽然经过了多轮机构改革，但我们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冗员仍不少，与其让他们坐办公室看报纸还领工资，不如让他们领著原单位的工资到农村去锻炼，去不断充实村党支部。如条件成熟的话，还可以逐渐将当过村支书的履历作为今后年轻干部提拔的一个先决条件。基于以上思考，建议将下派村支书提升为我党当前强化村支部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以省、市党委为组织主体，从省、市、县选拔年轻党员，配套有力的干部提拔使用机制和各部门全力支持的经济科技政策，严明奖罚，向国内落后地区的软弱涣散、瘫痪状态的后进村、问题村、矛盾村全面下派村支书（几年前全国曾向约20万个村下派工作组，我感到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将集中在城市里的资金和技术要素下移一部分，通过村支书输送到农村，提高党对农村经济的服务能力；协助村民推进民主自治，保证民主选举的公正，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对村级民主的有关法律和规定，保证党对村民自治民主进程的领导；以依法治村和公正断事来提升党在农村的道义力量，将农村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群吸纳进我党的队伍之中来，使“三个代表”真正全面落实在村党支部基层组织的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