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日本经济金融动向

第一篇：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日本经济金融动向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日本经济金融动向

2007年的次贷危机首先导致美国抵押贷款等证券化商品交易急剧减少，造成了整个金融交易和资本交易的混乱。与此同时，从美国开始的股价暴跌蔓延到全球股票市场。欧美等国在大型金融机构融资困难和资金短缺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开始出现金融机构的破产。这种动荡的情况在欧美等国的中央银行向金融市场提供紧急资金救市和政府向金融机构注资后得到了稳定。但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再次导致了全球金融、资本市场交易的混乱和股价的暴跌。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实体经济的恶化和国际贸易的萎缩，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更多最新相关资讯请浏览：合时代

在此状况下，尽管日本国内银行对与次贷有关的证券化商品的投资相对较少，但是日本也没能逃脱欧美市场混乱所造成的影响，出现了金融、资本市场交易的动荡和股价的大幅下跌。由于日本银行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应而使得日本金融资本市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复苏。但是金融危机后由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将通过减少出口，给日本经济带来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尽管自2009年9月政权更迭后，日本政府的政策重点出现了变化，新政权致力于支持家庭开支，但仍然坚持实行一直以来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衰退。而日本银行也努力加强稳定金融的政策，维持0.1%的利率，购入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试图通过实施这些政策避免经济触底。但是2008年和2009年日本的GDP还是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1.2%和-5.9%。2010年在美国经济回升和中国等国高速增长的助力下，日本GDP预计能够实现2%左右的小幅正增长。而日本股价受到近期欧债危机的影响，只能达到危机前约一半的水平，仍将处于低迷状态。

第二篇：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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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应对危机,总结事件过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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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应对危机,总结事件过程,反思经验教训,西部金融产业发展应注意信贷过度集中的问题,推进并发挥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鼓励适度消费,建立严格的金融风险评估机制,加强财政金融的监管和立法,促进和保障金融产业稳健发展。关键词:金融危机;西部地区;教训汲取;发展思考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给全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尤其是金融业界更是谈虎色变。那么,这场金融危机究竟是如何引发,西部大开发,发展西部金融业从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对此,本文作如下分析和思考。

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相关问题剖析

2007年4月,新世纪房贷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信贷市场风险危机开始,此后伴随着美联储、欧洲、日本等先后几次向金融体系注资救市,以及美联储利率的不断下调,这场以雷曼兄弟倒闭为代表的华尔街风暴,逐步已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可划为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即金融机构向大量信用不良以及低收入群体贷款购房,贷款者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所引起的问题;二是流动性的危机,即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不能够及时产生足够的流动性来应付债权人变现所引发的问题;三是信用危机,即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全面怀疑所造成。探究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从体制机制及相关财政金融宏观管理决策上分析,与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和金融机制及金融宏观管理决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美国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债务经济模式,是一个地道的空壳经济,培育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大气泡

众所周知,债务经济模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大增,以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放弃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的背景之下。即美国不再需要一般性的实业企业,除食品以外的一般消费品和一般性工业设备外,其他商品都从国际市场购买,并借此向世界输出美元。其他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结算顺利进行,不得不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元储备,并购买美国债券或其他所谓安全的美元资产以保证美元储备保值增值。在这种金融框架下,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不倒,外国政府就永远需要美元储备,美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并且通胀或美元贬值会自然蚕食掉利息率。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美国GDP制造业所占比例不到10%,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更少,而服务业在美国GDP中的所占比例高达80%。按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的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的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同时随着国际贸易量增加,美元债务随之也会增大。正是这种债务经济模式,既膨胀了美国经济,也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即一旦消费信贷迅速膨胀引发次债危机,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都会产生急剧下降或增加,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投资激励机制失衡,导致金融过度膨胀

美国金融投资极度膨胀与金融投资激励机制失衡有极大关系。在债务经济模式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与职业经理人只有把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无限扩大,从中才可获得更

多的收益。到2008年中期,美国各类衍生工具的名义金额高达200万亿美元。金融机构杠杆率高达50~60倍,远远超过几倍、十几倍的正常水平,加剧了自身财务脆弱性①。而金融家和职业经理人却为其自身利益铤而走险,在证券化分析、系统风险估算甚至毁约概率计算上预测上不断出现失误。这种情形加之华尔街金融家们的不良行径,如各种违规套利,失实的传销手段,导致资产证券化的急剧膨胀。而资产证券化一旦过度,必然加长金融交易链条,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随之降低,金融风险也会随之被空前放大。

(三)消费信贷金融监管的缺失

从Y=C+I+NX可知: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使净出口NX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负值。而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不断减小,2006年仅为2.7%,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2.1%,并且金融投资仅能平衡贸易逆差,所以,美国也只有靠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仅2007年消费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然而现实是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民众的绝对收入水平下降,中产阶级人数大幅萎缩,并且失业率不断攀升。为解决这种矛盾,美国政府采取不断鼓励消费信贷的措施。即让原本没有资格借钱的人借钱消费,让原本没有能力买房的人购买住房。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导致金融专家被利益所驱使,经济学家被公司所利用,最后政府监管成为摆设,风险预警能力丧失,这是形成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评级机制失信

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贷款出了问题,与金融评级机构严重失信分不开。由于金融机构的失信,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长期被评估为“优等”,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失信的评级机制蒙蔽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也不得不使他们去吞下金融危机这个苦果。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西部金融产业发展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对各国的影响尤其是金融业的影响也正在向纵深发展。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曾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面对危机,中国政府出重拳,采取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等一系列有效措施。2008、2009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人民币,2009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人民币。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家电下乡、汽车补贴,各地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应对这场危机。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面对危机“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②。目前这场危机似乎已近尾声,但是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中央第二个西部大开发规划即将出台,西部大开发将进一步加速,西部金融产业也面临难得的机遇,在此背景下西部金融产业发展应当汲取哪些教训,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一)在宏观经济决策上,必须根据国情区情制定产业政策,合理安排金融产业的发展比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平衡发展

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应适度,金融发展的主导方向应当有效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对此,首先要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农业这个基础。切实加强财政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政策。根据城乡统筹的要求,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要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力培育西部农村金融市场,尽快建立银行农户互信机制,有效地推动西部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情况下,重视“三农”问题和培育农村市场,金融业应采取有效措施,成立农业投资公司和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建立健全农业经济财政支撑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满足农村信贷需求。

其次,要重视支持装备制造业、清洁能源和轻工业的发展。几年前,甘肃省委省政府就明确提出要振兴装备制造业和轻纺工业,加快发展风电和清洁能源,这是符合甘肃实际的,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有利于解决目前工业发展的产业支撑面渐行渐窄,产业门类逐步向资源性产业缩减的问题。但是振兴发展装备制造业、清洁能源和轻工业要与金融银行互动和联盟。政府要设立发展引导基金和产业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促进产业基金发展,来支持相关产业的振兴规划的落实。同时,作为第三产业的金融业,其发展应立足于市场分工,履行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要支持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低碳经济的发展,要采取措施解决西部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的问题,推动和促进西部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信贷应均衡发展,不易过度集中,严格防范信贷风险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性经济总量较小、产业结构单一和可贷项目资源相对较少,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难免会出现贷款地域和期限相对集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必定出现信贷投放的同质化趋势,容易增加营销成本,不利于信贷结构调整和金融机构分散风险。为此,各级政府就要统筹配置信贷资源,在保证中央投资项目和地方重点项目配套贷款的同时,还应注意拓展业务和金融产品创新,多途径合理分散信贷风险,有效发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实现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房地产市场价升量降,应时刻警惕房地产信贷存在的潜在风险。仅以兰州市为例,据兰州房地产管理局网上售房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8月末商品房空置面积114.9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5.10%,比上年同期上升96.03个百分点,且2009年1月1日至9月15日兰州市网上销售房屋3 859套,面积44.92万平方米,成交均价为6 194元/平方米,去年同期销售房屋6 395套,面积74.82万平方米,成交均价为3 897元/平方米。房地产市场呈现价升量降的态势从而可能引发的风险亦值得政府以及金融机构部门重视。

(三)发展西部金融业要重视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经济、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金融创新需要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匹配,而从西部金融业的发展来看,金融市场尚不发达,金融创新更是有限。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西部金融业,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市场无序和金融创新过度的风险,但必须要从国情区情出发,充分认识本地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必须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不仅中国金融市场与美国的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距,就是西部的金融市场与国内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不仅规模小、数量品种少,而且金融创新程度也低,西部金融业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因而,发展西部金融业就必须重视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要努力完善区域性金融业发展框架,拓宽产业发展领域。当然,西部金融业的创新要立足于服务地方实体经济,要服从投资者的长期利益和风险承受能力,不能盲目创新。

(四)应加强财政金融的监管

投资银行近年来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但是如果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效应过度放大,必然产生巨大的经济泡沫。要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正常发展,必须要采用一系列的措施,严防金融过度膨胀和过度投机。要通过建立严格的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活动的日常监管和调控,及时发现金融运行的不稳定因素,防止金融风险积累及其向金融危机的转化,以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要建立金融重大信息发布制度,尤其要强化对政府公共投资的监管和信息公开,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虽然目前西部地区的金融创新及金融市场还较落后,但对此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和及早采取全面防范的措施,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做到未雨绸缪。在当前还应注意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防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无节制膨胀问题,使金融业的发展健康平稳有序。

(五)国家及地方政府应鼓励适度消费

美国的超前消费经济模式可以说是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在我国超前消

费也已普遍。然而我们应在肯定这种消费模式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下,要把握其规模的合理适度。应该认识到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者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相辅相成,过度消费会导致过低储蓄,影响资本积累和银行资本流动,导致投资不足,这样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当然,目前我国金融资本存在着过剩的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于消费,而在于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不适配,导致许多需要资本的企业贷不到款。

(六)要发展西部金融业必须大力开放西部金融市场,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金融创新产品如次级债券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把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所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发达国家发达的金融系统和繁多的金融创新工具,中国以及西部无论实施“走出去”战略还是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都需要更谨慎。要建立国家和地区性的投资风险评估和风险化解机制,做到既慎重又积极。尤其要发展西部金融业,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要注意捕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发展机遇,大力开放金融市场,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金融机构和发达地方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点开业,扩大和激活西部金融业。当然西部金融业也应大力开拓新的市场,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金融业的联系和来往,建立共同市场,促进和推动西部的改革开放和发展。

(七)加强财政金融立法,完善政府监管责任,营造良好环境

要通过立法加大政府对金融企业的监管和社会责任,规定重大投资项目和金融产品风险的单位和领导的责任,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水准,建立健全金融评估、审查、监督的制度机制,并规定一旦出现失误,相关组织和领导应承担的责任。要提升司法机关处理金融违法犯罪的能力,建立健全金融系统的犯罪预防。在平等保护金融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严厉制裁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并通过建立相应的公共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理解金融创新的客观规律和法律体系,从而营造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同时,还应加强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信息评级机构的监管立法,全面构建预防金融危机的制度屏障。

注 释:

①胡怀邦.危机难改金融四大趋势[J].瞭望,2009,(26).

②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法制日报》2010年3月16日

参考文献:

[1]钮文新.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EB/OL]人文与社会, http://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6/567/p0.

[2]刘洪等.五问美国金融危机[EB/OL]人文与社会,http://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99.

[3]蒋定之.美国金融危机的九个警示[J].中国金融 ,2008,(21).

[4]国纪平.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n].人民日报,2008-11-5.

[5]谢鲁江.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金融改革[J].理论动态,2008.

[6]魏胜文,朱智文.2009-2010年甘肃省经济发展分析与预测[M].甘肃人民出版社.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09年12月31日)[N].农民日报,2010-2-1.

第三篇：从 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

从 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将近四年了，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经济学家预计到年底美国经济增长只有1%左右。受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欧洲的危机不但还没走出阴影，反而又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民众的抗议浪潮遍及整个西方世界。反观中国，经济增长又达9%，“风景这边独好”。于是，有不少国内外学者撰文指出美国和欧洲衰落了，“中国模式”胜利了。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和欧洲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从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和欧洲实行的是多党民主政治，我国实行的是一党专制政治。如果美国和欧洲真的衰落了，中国模式真的胜利了，那么就意味着民主的失败和专制的胜利，市场经济的失败和半统制半市场经济的胜利。这是一个关乎人类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但根据我的观察，欧美和中国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革，不过，改革的方向会有不同。

（一）欧美怎么了？

从经济构架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带来动力、公平交易、经济自由和创新等等，但也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难看到，美国和欧洲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西方市场经济内部的金融或者货币资本和工业资本(或者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碰撞很激烈，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或者制造业资本)发展到拥有很大份量的金融资本。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已经和昔日的金融资本全然不同。昔日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尽管金融资本也有“投机”性，但这种“投机”性的交易还是和实体经济相关。但在今天的金融资本那里，“投机”本身就变成了主体。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为了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

当今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当今金融资本成为欧美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后，金融资本明显呈现出一大趋势即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金融资本最具有流动性，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并没有意图来扩大国内的投资，拯救实体经济;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它可以获取远较国内高的收获，这样它不产生国内就业。同时，当代金融业主要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电脑化的行业。从其所雇用的员工的结果来看，只有股东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即金融工程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雇用的大量雇员。因此，华尔街在不断制造着富翁的同时也在解雇大量的员工。

对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需要进行干预。对于政府的干预，现在不论哪一派经济学家都没有反对的声音了，争论只在于干预的边界在何处。不同性质的政府，比如，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干预的方法和边界显然不同。

在西方，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保护市场经济的最好政体，同时市场经济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私有者通过早期市场经济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有产者民主的开端。当工业资本产生的劳工群体即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时，这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西方民主从有产者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的转型，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成为福利经济。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政治民主化后政府干预的结果。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有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但随着劳动者的增加，由于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

高福利需要征更多的税，但是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20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者和资产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但坚决反对增税，而且积极追求减税。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国债度日的赤字财政，这就是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等等的跨国公司就已经把制造业和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将本国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到发展中国家去了，这对本国的就业也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半边江山也已经从产业转向金融，金融业也不产生就业，所以对本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美国的失业率总是保持在9%左右。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着西方发达国家朝着两极分化趋势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必然导致社会的不满，很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现。

政府是否可以通过传统的征税方式来对付呢?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资本缺少有效的制约，如果对富人征税，富人很容易出走他乡，财富流出到其他国家。没办法，民主政府为了对付财政危机，往往选择继续向中产者征税，这必然导致更大的不满。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抗议运动也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人知道西方如何应付每况愈下的经济。西方的选择似乎不多。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

（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怎么好法？

在中国，我们情况与美欧不同，1978年以后，我国在中共主导下改革开放，逐渐走上市场化道路，现在处于半统制半市场化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发展的代价也很大，比如环境污染、食品伪劣、道德沦丧、官员腐败、官商勾结、奴役劳工、权贵掠夺等等。

当今在我国半统制半市场化下，权贵资本、平民资本和外国资本这三部分就是当今的私营企业的状况,权贵资本在半统制半市场化阶段由于有官方背景享有优先权。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权贵”这类人通过三种方式发家致富了，从1978年到1989年通过倒卖廉价物资发家，从1992年到2000年由于实行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权贵或者利用手中的资金或者从银行贷款低价收购国有资产，重组后上市，又发了一笔；从2001年起到现在利用父母手中握有的公权，或者低价领进工程项目高价转手获利，或者低价买进城市周围的土地然后高价转手或经营房地产又大大发了一笔。这种情况在民主化国家的市场经济下一般是没有的，只有我国或类似我国的国家在专制之下实行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才会出现。

在半统制半市场化阶段，迄今为止，中共控制的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有垄断利润和特权，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亲属。说我国的经济是半统制和半市场经济不仅是因为有权贵企业和有垄断国有企业的存在，还因为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他们优先将资金注入国有企业和权贵企业，破坏市场公平;同时还因为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这种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不仅是经济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政治的原因。***制度是这种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一党制的特点是：党国一体化，在中国,中共一个党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所有领域的权力。中共享有专制的特权，由于改革在没有实行民主和法治之下搞所谓的市场经济，所以官员腐败、权贵掠夺、官商勾结等就如山洪暴发一样表现出来了。官员腐败、权贵掠夺和官商勾结这一些现象首先是跟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公权力这是最主要的。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已经证明了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四种制衡就是反对官员腐败、权贵掠夺和官商勾结的最有效形式。

（三）如何根据情况进行改革？

现在有人就失去了理性判断，说什么既然欧美市场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民主政府干预也没能够解决好问题，那么就干脆终结市场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论调已经充斥了世界各地大小媒体。市场经济真的要终结了？我国经济实力现在能够强劲当然应该归功于近三十三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产生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

而是市场化的奇迹。到今天，中国和美欧各国的经济体制差别，不在于政府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而是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划在哪里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所以，现在的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计划经济所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所以世界各国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政策选择或者改革。

美国是全球金融风暴的策源地，美国经济本身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必须解决。如今，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信用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财政开支在未来必须削减。美国既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高端制造等方面，苹果、微软、谷歌、波音等大公司比比皆是，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还存在着一大批积聚在低端制造业、普通的国内服务业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这部分人群是从拉丁美洲国家通过非法移民或投亲靠友进入美国境内的、连英语都讲不好的没有受过良好基本素质训练的新移民，这部分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包袱。

面对这样问题，美国长期形成的高福利的制度安排，导致60%以上的财政支出属于赋权性的财政支出，用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低收入家庭过多的住房补贴等方面。这一切使得美国社会中没有竞争力的那部分人群更加没有竞争力；而这种负担将越来越重，又会反过来作用到高端人群身上，使得他们的税收负担日益加重。

我们看到美国的政界为此争吵的不可开交，双方一直争执不下，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增加社会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和解决社会矛盾；而以共和党、茶党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却想恢复美国早年以新教徒文化为社会核心的传统经济制度，那就是大幅度地削减财政开支、削减税负，以此刺激经济。

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有理由推断，美国经济格局在未来4-5年内很难出现大规模的逆转，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主权债务规模很难在短期内削减。未来四五年美国的基本状况，可能是维持比较低速的经济增长，财政情况继续恶化。在此情况下，在美国的民主政治条件下，美国唯一的政策选择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带动和刺激经济的发展。

欧元区的状况是一方面德国的制造业及经济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另一方是南欧一些竞争力较差的经济体，它们所面临的是必须削减政府福利性开支，既是为了平衡预算和削减债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方式增加其劳工的竞争力。这些南欧国家必须启动改革程序。

从欧债危机两大主角的任一方来看，欧元垮台对它们都不利。从德国的角度看，如果其重新启用自己的货币马克，则将面临巨大的货币升值压力，从正处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南欧国家的角度看，欧元倒台更是引火自焚，因为如果脱离欧元区，它们自己发行货币将面临极大的市场挑战，因此，欧元机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债务危机而崩溃。

动荡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经济提出了挑战，面对这样一个形势，中国必须做好认真的准备。必须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步伐，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近年来政府启动巨量投资和海量贷款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开始显现。

中国社会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和权贵资本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法治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强化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以及权贵资本力量，使经济的不断增长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的联合体。

要避免出现后一种情况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

郑酋午

第四篇：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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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过去数年中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件。甚至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大胆地暗示，这一次大量资金事实上已被再循环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这回这个经济体存在于美国境内。逾一万亿美元被导入由最穷、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构成的美国次级房贷市场。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然而，最近的这次事件与历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性质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几个世纪来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机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即乐观、贪婪、狂热和绝望是不分国界的。早在互联网之前，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重大金融震荡的结果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

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经济低迷时间跨度可能有多长，影响可能有多深？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在飚升，正好在这个时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银行突然惊现一个十分巨大的漏洞──这再次说明：造成麻烦的不只是金融冲击，这样的事实令当今的经济挑战更加使人生畏。通货膨胀上升加上需求减缓意味着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严峻的问题。因此欧洲央行最近调升利率以保持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这偏偏又是在需求减缓的时刻，通常需要来一次减息。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变数，但历史确实也为重大金融事件的潜在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莱因哈特和的罗格夫分析的那样，二战后最具灾难性的五个例子中（芬兰、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产出增长率从顶峰到谷底的跌幅超过5%，甚至三年后，增长率仍维持在比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冲击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平均跌幅结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两年时间恢复到趋势增长率水平。

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个西方国家在1871年和2006年间的255次衰退案例。他发现，其中164次只持续了一年时间，大多数在两年内结束。

由此，作为一个凭经验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规律，在最后贷款人做了它该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来金融冲击后的经济低迷时期持续长达两年左右时间的情形屡见不鲜。在那基础上，鉴于当前金融事件的规模之大，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看上去总是在预计中相当乐观，他们预计2007年夏季后出现短暂、剧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将会初露端倪。而从目前情况来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会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金融创伤多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低迷？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大规模损失资产和财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银行的股东如今感觉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钱。冲击对于银行资产负债情况的影响也对他们的放贷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最惊人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严厉的信贷限制。美国汽车销量从1929年时的450万辆下降至1932年的110万辆，在20年时间里没能超过先前的顶峰水平。

此外，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公众对于金融和承担风险意愿的观点。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恶棍。投资的时间长度缩短了。如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伟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里评述的那样，在经济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东西变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怀疑的东西”。

金融震荡也频繁暴露出欺诈和犯罪，加强了一种不安的总体感觉，并让公众叫嚷着要复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的勉强保住了性命。当时，一位议员坚决主张，这些人应该被判弑长犯上罪，并受到古罗马对于此罪的刑罚——即把他们跟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缝在麻袋里，并把他们溺死。当情况变得不太对劲时，要留意那些从不休假的雇员。在伦敦，当联合银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参加葬礼时，一桩巨大的挪用资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资产负债表上捅了个大窟窿的违规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erome Kerviel)同样也不想离开他的办公桌。

立法机构在这种金融狂热的时刻并不总是能作出最英明的决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经皇家许可状授权的股票发行，这使得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里，在英国要开办一家合法企业都变得很困难，直到该法最终被废除情况才有了变化。1929年华尔街崩溃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这部法律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本世纪初商业网络泡沫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经济负担。

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本报评论的那样：“人人都牵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监管者——都过于频繁地被过度兴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会犯错。那是监管很少逆经济周期而动的原因之一：监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历史记录说明，我们应对于去年的事件审慎地作出监管反应，但这并不是说监管者应该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建议是，我们应建立某种机制，可能是一个重新设定焦点的国际货币基金，赋予它在视野里寻找问题的职责。听上去这个主意不赖。但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情形，在狂热的氛围里，当局有关泡沫即将来临的警告被完全无视。1996年年底，艾伦•格林斯潘谈到了“非理性繁荣”，股价短暂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

股价加速上涨。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时候就曾谈到过错误定价的信贷风险和艰难时局即将到来。但当市场上涨时，没人把那些灾难预言家的话当回事。

那就是与当今流行的观点相反的论点。如今的普遍观点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时，应该考虑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胀。当住房价格在到2006年的3年内越飚越高时，我正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任职。我能记得当时的想法：“如果我们的使命是抑制住房价格上涨（当然那时还没发生），那么利率将何去何从？”要弄清楚是什么构成了可以长期维持的住房价格非常困难。仅仅因为感觉到住房价格太活跃，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彻底打跨这个行业呢？我不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尔绍德提出了一个更有趣、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监管框架，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用一个比率将之与一个同银行资产价格增长率挂钩。其目的是遏制过度的放款，并在繁荣时期扩充银行准备金。

一些监管是无可避免的，拯救贝尔斯登的行动使得一场改革在美国势在必行。在英国，今年稍晚时候政府将推出立法，以解决一些在北岩事件期间浮现出来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进行更多微观经济层面的改变，例如信贷评级机构的工作等。没完没了且最终没有什么成果的争论——关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奖金的，关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业银行的年报将继续以每年多出20至50页的速度变厚。

显然有必要使银行体系里雇员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更加一致，以减少交易商去肩负巨大短期风险的诱因。但无论如何，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谨慎和节制成为主基调。银行在考虑把钱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时，将谨慎得多。灰暗乏味将统治地球，浮华的繁荣将被视为庸俗。这或许是历史的最后一个教训，对此，没人比白芝浩说得更好了：“在英格兰，一场巨大灾难后，人们相互猜忌。一旦灾难被遗忘，人们再次互相信赖。”

理查德•兰伯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CBI)主席，《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前任总编辑。本文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演讲基础上经编辑的讲稿。

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

欧沃伦•格尼银行的破产引发了英国最著名的银行挤兑。当该银行从核心业务（交易汇票）向外扩张进入到如船厂等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时，问题就发生了。当几家债权人破产时，该银行的股票骤然暴跌。沃尔特•白芝浩称其政策“过于轻率，人们会觉得小孩来放贷也会比这做得好”。英国央行拒绝提供支持的那天，欧沃尼停止现金支付，挤兑变成了一场骚乱，之后又有10家银行暂停支付，200家公司无力偿债，“伦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拥挤，跌跌撞撞”。

2007年北岩银行

去年9月12日，当信贷紧缩加剧时，北岩被迫求助于英国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关于贷款的新闻引发了挤兑。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因多个援救方案失败，该银行2007年2月曾一度涨到12.14英镑历史高位的股价重挫至90便士。北岩银行估计欠英国央行250亿英镑，于2月17日被政府国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赢得对南美贸易的垄断，附带条件是承担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造成的国家债务。但西班牙对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贸易范围很小，甚至在1718年战火重燃前情况也没有改观。然而，由于拥有皇家特许状，并且董事们四处散布编造的国外贸易大获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价在1720年头6个月里，从128英镑飚升至1050英镑。当泡沫破灭时，价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镑，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破产。

1997年亚洲危机

在经历数十年强劲经济增长后，该地区赢得了“亚洲虎”外号，资本从发达世界快速流入这些自由化的市场。1997年7月，泰国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的决定引发了金融危机，很快传播到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不久，“亚洲传染病”危机扩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罗斯也受害。

1929年华尔街崩盘

20世纪初，股票市场投机还被限于专业人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投资。到了1929年8月，小投资人用保证金所购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经纪人的借款——借款超过了85亿美元。到了10月，这种情况难以为继，股东出现恐慌。就在一天时间里，股票交易量超过了1200万股，人们拼命兑现他们的资产。“大萧条”开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经历了史上最大单日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2.6%，而富时100指数下跌10.8%）。崩盘的确切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将之将富时指数的暴跌归咎于10月16日的伦敦飓风。

译者/红岭

第五篇：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经济危机早已笼罩全球。中国虽不像欧美那样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我很庆幸，欧美在这一时刻发生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这不但使中国经济在挤掉自己泡沫的时候在国际上不会太被动，也使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机会尽早暴露出来，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国经济有自己的问题，这不管欧美是否陷入次贷危机，它总是要爆发的，而且时间就在近年。中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热钱涌入等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这一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深知这一方案很难实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实行，必然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欢迎大家参考、指正。

1、先从房地产说起。中国的房地产过热，不仅仅是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阵子网上流传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讲话稿，对我深有启发，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发言，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开发商哄抬物价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房地产行业。这些资金的来源，有政府投资，有银行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制造业流入的资金。制造业的资金怎么会大量的流入房地产呢？为什么他们不用于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呢？按照资本运作的理论，资本只会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正是制造业近些年的低迷、亏损以及房地产的超额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制造业转移到房地产，其结果，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使制造业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斩断工商业链条”这一概念，对中国来说，这就要通过引导、限制等种种措施，使制造业的资金留在制造业。只有这样，房地产行业才会失去最大的热钱来源，才会有真正调整的动力。

此外，这还会造成一种好处。近期，国家开始收紧房地产政策，于是，有相关利益者就出面恫吓：房地产下跌会严重的拖累中国的gdp——一般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如果低于7%，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和全国的生活水平，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如果房价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资金的撤回，那制造业的增长将会抵消掉房价下跌的损失，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滑坡。

当然，即便房价的下跌是由于危机或者政府的调控，即便制造业的资金陷在房地产市场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认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会出现。因为，虽然房地产的低迷会拖累经济增长，但社会在房地产市场省下的资金会投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这些增长，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产下滑的损失。

2、制造业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前面说到，如果能将制造业的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制造业的资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过一些手段将制造业的资本剥离房地产市场，等经济好转以后，它们还会回去，这又会造成另一个死循环，治标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将制造业的利润和房地产市场的利润加以平均，只要投资制造业能够获得不少于房地产的利润，那制造业的资金就没有理由不留在本行业内了。

但是，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并非简单的事。中国制造业，虽然也是由面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部分组成，但是，面向国际市场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如此，中国制造业就很难保证利润。

这条道路虽然极难，但并非绝不可行。

4、消费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有两条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们不敢或不能消费；b、过高的税收使消费萎缩。

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讲第二条。

近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又是新高，而财政盈余更是达到10000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资产还在国内流动，无论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谁，其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因此，国家的资产就是在领土以内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一国没必要将过多的资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满足日常开销的数字而已（除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产生，即政府和国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体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而是体现在半年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万亿资产，既然是盈余，便说明它没有被利用，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试想，如果这万亿资产投入消费领域，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会福利领域，又会解放多少消费能力？最终，这笔钱躺在了国库里……

换个思路，即便这笔钱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投入高铁、核电站的建设等等，它的效益还是不如留在民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投资过热，政府投资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业、道路、房屋之类，这产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润的轻工业、服务业却是国家投资无法顾及的，这无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笔资产产生的效率。

政府的税收，在够用的基础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万亿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对社会资源的如此浪费，希望在日后不会看到……

通过以上几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一个闭合的链条之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来解决当前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市场的主动调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资源。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问题早已不再困扰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矛盾，只希望当权者能够迅速转变观念。目前我们能够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号，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改善中国的经济。

人们常说，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做着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的事。但是，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自主研发型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为领先者曾经与我们一样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们如何确保中国在20年后，经济的“质”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