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竟然如此简单（定稿）

第一篇：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竟然如此简单（定稿）

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竟然如此简单！

全球陷入金融危机已经两年多了，看来短期之内还是无法解决，如果人类社会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也许又会像上个世纪一样，用战争、毁灭将文明成果推倒重来。

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呢？

经济学家们用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推导出各种各样的模型，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试图解释金融危机的成因，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家之言可以令我们信服。

本人不是经济学家，也不会运用经济学研究工具。但在回顾了过去三十年全世界经济版图变迁的历史后，发现了一个很简单的、很容易理解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两个原因相互作用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转移了，而分享价值的的机制没有变化。马克思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太绝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日常经验获得结论：认为大部分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假如我们不考虑其他价值来源的变化，仅仅观察劳动这一价值创造源泉的转移过程，就可以发现，过去的30年里，劳动发生了大规模迁移，体力劳动（特别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内部的体力劳动也逐步由移民（合法的和非法的）承担，发达国家的国民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其精英阶层（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专注于创造性劳动，而大部分国民则享受着发达国家历史形成的财富。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国民可以在没有创造价值的情况下享受财富，或者说

在创造较少价值的情况下享受较多财富，也就是中国古话说的寅吃卯粮。于是我们看到的怪现象就是：美国的一个清洁工一年的收入比中国一位工厂的管理者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前者创造的价值较小，去分享了比后者高得多的财富！

在这样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存粮”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少，社会财富不断分配给国民，而国民创造的价值却不能与消耗的财富相抵，就像一家公司，收入总是小于支出，破产是早晚的事情。这样的国家总体上价值入不敷出，可以称之为“价值消耗国家”；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价值大于消耗的价值，可以称之为“价值创造国家”。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国际秩序阻碍了那些“价值消耗国家”改变国内政策，刺激国内的价值创造过程，表面上看是占了“价值创造国家”得便宜，实际上使这些价值消耗国家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建立并维护的，在不调整国内政策的情况下，他们一直以来就是用各类金融工具来盘剥发展中国家。这种手段自以为得计，但实际上已经大大伤害这些国家的人民创造价值的激情与动力。如果我们有了像北欧那样的“懒人一生无忧”的社会福利机制，想去工作、想去创造的人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大降低，这样的财富分享机制最终会使这样的国家丧失价值创造能力，一旦国际秩序发生变化或者该国的自卫能力严重衰退，这些国家必然会破产。

综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很简单，大户人家不干活了，还拿着高收入；穷小子拼命工作，还受着别人的盘剥。随着穷小子们的崛起，被盘剥的程度越来越低，大户人家的高收入就没有了来源。目前还可以用

印钞票的办法来勉强维持，一旦穷小子们不用大户人家的钞票而用了自己的钞票，大户人家的崩盘也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崛起的良机！

近200年来难遇的契机摆在面前，中国能抓住机会吗？

第二篇：幸福竟然如此简单

幸福竟然如此简单

一度，在人群中寻觅着，幸福在哪里，蓦然间回首，才发现，幸福竟然如此简单。——题记

以前的我，一直以为，人世间充满了冷淡与乏味，总是寻寻觅觅着，渴望找到那幸福，甜甜的，美美的；现在的我，才发现，幸福竟然如此简单——

（一）父爱.幸福

夜已深，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窗外的灯，已熄灭，唯有那轮明月，高挂天际，心冷冷的，犹如那清冷的月光……“哎！”房间里传来母亲的叹气声，我知道，自从父亲调职后，每晚都很晚回家。我真的不理解，当我儿时时，看着别人与自己的父亲嬉笑时，心中充满了孤独与无奈，我抱怨着：我不幸福，我更不快乐……

不知何时，父亲已经回来，那身上的烟味与酒味刺痛了我的心。我真的很埋怨他，或许在他心中，工作重于女儿吧。泪已静静淌下……父亲慢慢地来到我的身旁，我假装闭上眼，当做熟睡。只见父亲慢慢的将一角的被子塞到我的枕下，抚平我的刘海，无意间，我发现，父亲的两鬓已经有了白发，那皱纹已依稀可见，我的心一震，父亲老了…..不知为何，一股酸涩涌上我的心头。父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踮起脚尖，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处门外，望着父亲逐渐苍老的背影，哭了……但是心也甜甜的，因为，父亲还是爱我的，那踮起的脚，温柔的抚摸，藏着他无限的爱呀。

顿时，我庆幸，我不再迷茫，父亲爱我，我是幸福的。因为幸福无需表达，那只是一瞬间，一个最细微的动作，我忽视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原来，幸福竟然如此简单，那份父爱，带给我的就是幸福，甜甜的，美美的，就这样，很简单。

（二）牵手.幸福

黄昏，我漫步在公园。没有风，一切都是那么的安详，池面映着夕阳的余辉，平静得象一面金光灿烂的镜子。

在对面的座椅上，总有那么一对老年夫妇，女的得了中风，腿脚不灵活。但是，每天夫妇俩都要到这儿转上几个小时，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从不中断。近黄昏时，老人总是一边扶着老伴，来到这儿，坐着，静静地，安详的……老人用一只手紧紧地握住老伴，五指相交，一边轻轻地讲着什么。有时，还从口袋中拿出一杯水，给老伴喝着。此时此刻的老伴，很深情地望着老头，那眼神里充满着年轻人所无法体会的温情和感激。

休息罢，就慢慢的起身，来到河畔，老人扶着老伴，默默地不出声，就这样，望着碧波粼粼的湖面，互相依偎着，无论怎样，不变的是那永远的牵手，五指相交，走过了多少的风风雨雨……..我看着，幸福的哭了……

这就是幸福吧，没想到，幸福竟然如此简单，一个眼神，一句叮咛，许许多多的细节都铸就了幸福…..就这样，我相信，幸福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因为它，很简单…..

第三篇：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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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过去数年中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件。甚至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大胆地暗示，这一次大量资金事实上已被再循环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这回这个经济体存在于美国境内。逾一万亿美元被导入由最穷、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构成的美国次级房贷市场。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然而，最近的这次事件与历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性质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几个世纪来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机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即乐观、贪婪、狂热和绝望是不分国界的。早在互联网之前，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重大金融震荡的结果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

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经济低迷时间跨度可能有多长，影响可能有多深？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在飚升，正好在这个时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银行突然惊现一个十分巨大的漏洞──这再次说明：造成麻烦的不只是金融冲击，这样的事实令当今的经济挑战更加使人生畏。通货膨胀上升加上需求减缓意味着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严峻的问题。因此欧洲央行最近调升利率以保持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这偏偏又是在需求减缓的时刻，通常需要来一次减息。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变数，但历史确实也为重大金融事件的潜在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莱因哈特和的罗格夫分析的那样，二战后最具灾难性的五个例子中（芬兰、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产出增长率从顶峰到谷底的跌幅超过5%，甚至三年后，增长率仍维持在比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冲击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平均跌幅结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两年时间恢复到趋势增长率水平。

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个西方国家在1871年和2006年间的255次衰退案例。他发现，其中164次只持续了一年时间，大多数在两年内结束。

由此，作为一个凭经验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规律，在最后贷款人做了它该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来金融冲击后的经济低迷时期持续长达两年左右时间的情形屡见不鲜。在那基础上，鉴于当前金融事件的规模之大，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看上去总是在预计中相当乐观，他们预计2007年夏季后出现短暂、剧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将会初露端倪。而从目前情况来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会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金融创伤多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低迷？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大规模损失资产和财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银行的股东如今感觉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钱。冲击对于银行资产负债情况的影响也对他们的放贷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最惊人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严厉的信贷限制。美国汽车销量从1929年时的450万辆下降至1932年的110万辆，在20年时间里没能超过先前的顶峰水平。

此外，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公众对于金融和承担风险意愿的观点。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恶棍。投资的时间长度缩短了。如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伟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里评述的那样，在经济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东西变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怀疑的东西”。

金融震荡也频繁暴露出欺诈和犯罪，加强了一种不安的总体感觉，并让公众叫嚷着要复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的勉强保住了性命。当时，一位议员坚决主张，这些人应该被判弑长犯上罪，并受到古罗马对于此罪的刑罚——即把他们跟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缝在麻袋里，并把他们溺死。当情况变得不太对劲时，要留意那些从不休假的雇员。在伦敦，当联合银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参加葬礼时，一桩巨大的挪用资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资产负债表上捅了个大窟窿的违规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erome Kerviel)同样也不想离开他的办公桌。

立法机构在这种金融狂热的时刻并不总是能作出最英明的决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经皇家许可状授权的股票发行，这使得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里，在英国要开办一家合法企业都变得很困难，直到该法最终被废除情况才有了变化。1929年华尔街崩溃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这部法律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本世纪初商业网络泡沫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经济负担。

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本报评论的那样：“人人都牵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监管者——都过于频繁地被过度兴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会犯错。那是监管很少逆经济周期而动的原因之一：监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历史记录说明，我们应对于去年的事件审慎地作出监管反应，但这并不是说监管者应该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建议是，我们应建立某种机制，可能是一个重新设定焦点的国际货币基金，赋予它在视野里寻找问题的职责。听上去这个主意不赖。但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情形，在狂热的氛围里，当局有关泡沫即将来临的警告被完全无视。1996年年底，艾伦•格林斯潘谈到了“非理性繁荣”，股价短暂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

股价加速上涨。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时候就曾谈到过错误定价的信贷风险和艰难时局即将到来。但当市场上涨时，没人把那些灾难预言家的话当回事。

那就是与当今流行的观点相反的论点。如今的普遍观点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时，应该考虑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胀。当住房价格在到2006年的3年内越飚越高时，我正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任职。我能记得当时的想法：“如果我们的使命是抑制住房价格上涨（当然那时还没发生），那么利率将何去何从？”要弄清楚是什么构成了可以长期维持的住房价格非常困难。仅仅因为感觉到住房价格太活跃，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彻底打跨这个行业呢？我不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尔绍德提出了一个更有趣、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监管框架，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用一个比率将之与一个同银行资产价格增长率挂钩。其目的是遏制过度的放款，并在繁荣时期扩充银行准备金。

一些监管是无可避免的，拯救贝尔斯登的行动使得一场改革在美国势在必行。在英国，今年稍晚时候政府将推出立法，以解决一些在北岩事件期间浮现出来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进行更多微观经济层面的改变，例如信贷评级机构的工作等。没完没了且最终没有什么成果的争论——关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奖金的，关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业银行的年报将继续以每年多出20至50页的速度变厚。

显然有必要使银行体系里雇员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更加一致，以减少交易商去肩负巨大短期风险的诱因。但无论如何，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谨慎和节制成为主基调。银行在考虑把钱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时，将谨慎得多。灰暗乏味将统治地球，浮华的繁荣将被视为庸俗。这或许是历史的最后一个教训，对此，没人比白芝浩说得更好了：“在英格兰，一场巨大灾难后，人们相互猜忌。一旦灾难被遗忘，人们再次互相信赖。”

理查德•兰伯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CBI)主席，《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前任总编辑。本文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演讲基础上经编辑的讲稿。

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

欧沃伦•格尼银行的破产引发了英国最著名的银行挤兑。当该银行从核心业务（交易汇票）向外扩张进入到如船厂等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时，问题就发生了。当几家债权人破产时，该银行的股票骤然暴跌。沃尔特•白芝浩称其政策“过于轻率，人们会觉得小孩来放贷也会比这做得好”。英国央行拒绝提供支持的那天，欧沃尼停止现金支付，挤兑变成了一场骚乱，之后又有10家银行暂停支付，200家公司无力偿债，“伦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拥挤，跌跌撞撞”。

2007年北岩银行

去年9月12日，当信贷紧缩加剧时，北岩被迫求助于英国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关于贷款的新闻引发了挤兑。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因多个援救方案失败，该银行2007年2月曾一度涨到12.14英镑历史高位的股价重挫至90便士。北岩银行估计欠英国央行250亿英镑，于2月17日被政府国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赢得对南美贸易的垄断，附带条件是承担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造成的国家债务。但西班牙对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贸易范围很小，甚至在1718年战火重燃前情况也没有改观。然而，由于拥有皇家特许状，并且董事们四处散布编造的国外贸易大获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价在1720年头6个月里，从128英镑飚升至1050英镑。当泡沫破灭时，价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镑，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破产。

1997年亚洲危机

在经历数十年强劲经济增长后，该地区赢得了“亚洲虎”外号，资本从发达世界快速流入这些自由化的市场。1997年7月，泰国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的决定引发了金融危机，很快传播到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不久，“亚洲传染病”危机扩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罗斯也受害。

1929年华尔街崩盘

20世纪初，股票市场投机还被限于专业人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投资。到了1929年8月，小投资人用保证金所购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经纪人的借款——借款超过了85亿美元。到了10月，这种情况难以为继，股东出现恐慌。就在一天时间里，股票交易量超过了1200万股，人们拼命兑现他们的资产。“大萧条”开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经历了史上最大单日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2.6%，而富时100指数下跌10.8%）。崩盘的确切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将之将富时指数的暴跌归咎于10月16日的伦敦飓风。

译者/红岭

第四篇：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经济危机早已笼罩全球。中国虽不像欧美那样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我很庆幸，欧美在这一时刻发生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这不但使中国经济在挤掉自己泡沫的时候在国际上不会太被动，也使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机会尽早暴露出来，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国经济有自己的问题，这不管欧美是否陷入次贷危机，它总是要爆发的，而且时间就在近年。中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热钱涌入等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这一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深知这一方案很难实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实行，必然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欢迎大家参考、指正。

1、先从房地产说起。中国的房地产过热，不仅仅是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阵子网上流传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讲话稿，对我深有启发，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发言，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开发商哄抬物价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房地产行业。这些资金的来源，有政府投资，有银行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制造业流入的资金。制造业的资金怎么会大量的流入房地产呢？为什么他们不用于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呢？按照资本运作的理论，资本只会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正是制造业近些年的低迷、亏损以及房地产的超额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制造业转移到房地产，其结果，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使制造业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斩断工商业链条”这一概念，对中国来说，这就要通过引导、限制等种种措施，使制造业的资金留在制造业。只有这样，房地产行业才会失去最大的热钱来源，才会有真正调整的动力。

此外，这还会造成一种好处。近期，国家开始收紧房地产政策，于是，有相关利益者就出面恫吓：房地产下跌会严重的拖累中国的gdp——一般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如果低于7%，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和全国的生活水平，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如果房价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资金的撤回，那制造业的增长将会抵消掉房价下跌的损失，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滑坡。

当然，即便房价的下跌是由于危机或者政府的调控，即便制造业的资金陷在房地产市场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认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会出现。因为，虽然房地产的低迷会拖累经济增长，但社会在房地产市场省下的资金会投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这些增长，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产下滑的损失。

2、制造业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前面说到，如果能将制造业的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制造业的资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过一些手段将制造业的资本剥离房地产市场，等经济好转以后，它们还会回去，这又会造成另一个死循环，治标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将制造业的利润和房地产市场的利润加以平均，只要投资制造业能够获得不少于房地产的利润，那制造业的资金就没有理由不留在本行业内了。

但是，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并非简单的事。中国制造业，虽然也是由面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部分组成，但是，面向国际市场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如此，中国制造业就很难保证利润。

这条道路虽然极难，但并非绝不可行。

4、消费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有两条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们不敢或不能消费；b、过高的税收使消费萎缩。

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讲第二条。

近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又是新高，而财政盈余更是达到10000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资产还在国内流动，无论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谁，其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因此，国家的资产就是在领土以内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一国没必要将过多的资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满足日常开销的数字而已（除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产生，即政府和国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体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而是体现在半年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万亿资产，既然是盈余，便说明它没有被利用，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试想，如果这万亿资产投入消费领域，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会福利领域，又会解放多少消费能力？最终，这笔钱躺在了国库里……

换个思路，即便这笔钱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投入高铁、核电站的建设等等，它的效益还是不如留在民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投资过热，政府投资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业、道路、房屋之类，这产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润的轻工业、服务业却是国家投资无法顾及的，这无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笔资产产生的效率。

政府的税收，在够用的基础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万亿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对社会资源的如此浪费，希望在日后不会看到……

通过以上几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一个闭合的链条之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来解决当前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市场的主动调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资源。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问题早已不再困扰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矛盾，只希望当权者能够迅速转变观念。目前我们能够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号，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改善中国的经济。

人们常说，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做着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的事。但是，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自主研发型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为领先者曾经与我们一样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们如何确保中国在20年后，经济的“质”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

第五篇：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经济危机早已笼罩全球。中国虽不像欧美那样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我很庆幸，欧美在这一时刻发生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这不但使中国经济在挤掉自己泡沫的时候在国际上不会太被动，也使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机会尽早暴露出来，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国经济有自己的问题，这不管欧美是否陷入次贷危机，它总是要爆发的，而且时间就在近年。中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热钱涌入等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这一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深知这一方案很难实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实行，必然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欢迎大家参考、指正。

1、先从房地产说起。中国的房地产过热，不仅仅是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阵子网上流传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讲话稿，对我深有启发，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发言，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开发商哄抬物价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房地产行业。这些资金的来源，有政府投资，有银行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制造业流入的资金。制造业的资金怎么会大量的流入房地产呢？为什么他们不用于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呢？按照资本运作的理论，资本只会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正是制造业近些年的低迷、亏损以及房地产的超额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制造业转移到房地产，其结果，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使制造业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斩断工商业链条”这一概念，对中国来说，这就要通过引导、限制等种种措施，使制造业的资金留在制造业。只有这样，房地产行业才会失去最大的热钱来源，才会有真正调整的动力。

此外，这还会造成一种好处。近期，国家开始收紧房地产政策，于是，有相关利益者就出面恫吓：房地产下跌会严重的拖累中国的gdp——一般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如果低于7%，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和全国的生活水平，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如果房价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资金的撤回，那制造业的增长将会抵消掉房价下跌的损失，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滑坡。

当然，即便房价的下跌是由于危机或者政府的调控，即便制造业的资金陷在房地产市场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认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会出现。因为，虽然房地产的低迷会拖累经济增长，但社会在房地产市场省下的资金会投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这些增长，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产下滑的损失。

2、制造业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前面说到，如果能将制造业的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制造业的资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过一些手段将制造业的资本剥离房地产市场，等经济好转以后，它们还会回去，这又会造成另一个死循环，治标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将制造业的利润和房地产市场的利润加以平均，只要投资制造业能够获得不少于房地产的利润，那制造业的资金就没有理由不留在本行业内了。

但是，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并非简单的事。中国制造业，虽然也是由面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部分组成，但是，面向国际市场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如此，中国制造业就很难保证利润。

对外，欧美发达国家对产品的高要求显著地增加了成本，各种贸易保护政策使中国企业处处受制，且产品的多数利润被拥有技术的外商剥走，加上人民币的升值，中国企业只能惨淡经营。美国的金融问题从XX年初露端倪，XX年、XX年逐渐显现，至XX年全面爆发，并波及世界，使得世界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显著下降；再加上不合时宜的三鹿奶粉事件，使得中国制造的形象蒙受损失，可以说，近些年来，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寒冬之中。

对内，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的压迫，使全国百姓的消费能力降到了最低，人们再没有什么能力去购买除生活必须以外的产品和服务。即便有（往往是一些中高收入者），随着进口商品的平民化，人们也更愿意购买质量更好，技术含量更高的进口商品。于是，中国的制造业也很难在国内求得发展。

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我认为，一下两条线应该并重！

a、政府出面建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重建医疗保障，改善教育，彻底消灭新三座大山，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解放，这是重中之重。

b、提高制造业的研发能力，增加效率和利润率。

不过，这两条的实现，都面临极其巨大的困难。首先，三座大山的消灭需要与利益集团做艰苦的斗争，这里面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多数已经脱离经济的范畴，这里不再多说。而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需要教育科研体制的巨大变革，这个后面再谈。总之，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刚刚开始。

3、科研、教育、用人体制是困扰整个中国经济的病根之一。中国的人才资源目前处于严重的错配状态。正常来说，学习理工科的各类人才应该被放置在生产、研发的第一线，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并取得与自己价值相称的高额收入。比如说，研发人员必须紧贴市场，研发市场需要的技术，技术工人应该站在生产第一线，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创造价值。但是，中国由于有工农兵当干部的传统，这些生产上的人才往往被提拔当官，结果呢？他们既当不好官，又浪费了自己的技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技术人员当官了，那么，原先应该从事社会管理和行政工作的社会学的专业人才当然的被挤了下来。他们拥有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知识，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不但浪费了资源，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水平，还无形中增加着社会矛盾。

那么，正确的资源配置应当怎样，障碍又何在呢？

首先，生产和技术人员应该全面进入企业，从而使技术和社会需求真正结合。这其中有两个障碍：a、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将专家捆在学校和科研院所中，他们从事着与社会脱节的研究，挥霍者大量的资源。b、企业研发能力太低，对研发的投入也不够（或者没有能力进行这些投入）。

第二，第一点实现，才能空出社会管理职位给那些有专业知识的研习社会学的人们，他们显然能够制定出比理工科的管理者们更加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这里的障碍同上，理工科出身的人还将长期占据领导岗位，除非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得到显著地提高。

我的方案是：第一，国家在短期内组织力量，集中在个别行业进行创新能力的集中培育和研发，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在少数几个产业取得领先于世界的研发能力，并转让给企业。这是一个提振信心和士气的举动，让人们对

madeinchina具备信心，并摸索适合的模式，积累经验。第二，将国防科工委和中科院、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下放，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安于企业内的工作。第三，调整政策，使创新能力与收入绝对挂钩，从而激励创新。这条道路虽然极难，但并非绝不可行。

4、消费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有两条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们不敢或不能消费；b、过高的税收使消费萎缩。

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讲第二条。

近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又是新高，而财政盈余更是达到10000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资产还在国内流动，无论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谁，其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因此，国家的资产就是在领土以内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一国没必要将过多的资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满足日常开销的数字而已（除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产生，即政府和国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体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而是体现在半年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万亿资产，既然是盈余，便说明它没有被利用，这对社

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试想，如果这万亿资产投入消费领域，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会福利领域，又会解放多少消费能力？最终，这笔钱躺在了国库里„„

换个思路，即便这笔钱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投入高铁、核电站的建设等等，它的效益还是不如留在民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投资过热，政府投资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业、道路、房屋之类，这产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润的轻工业、服务业却是国家投资无法顾及的，这无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笔资产产生的效率。

政府的税收，在够用的基础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万亿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对社会资源的如此浪费，希望在日后不会看到„„

通过以上几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一个闭合的链条之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来解决当前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市场的主动调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资源。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问题早已不再困扰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矛盾，只希望当权者能够迅速转变观念。目前我们能够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号，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改善中国的经济。

人们常说，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做着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的事。但是，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自主研发型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为领先者曾经与我们一样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们如何确保中国在20年后，经济的“质”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