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推荐五篇）

第一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

未来，历史学家会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那场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接下来80年内的金融版图。同样，现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也会出现经济理论、哲学观的重大转变和机制结构的重大调整。

历史总是往复循环，虽然形式可能有所变化。跟大萧条时相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失败。在上世纪20年代，新古典经济理论曾主张预算平衡、政府干预最小化。出于这种自由市场哲学，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回到金本位制度，并因此进一步陷入通货紧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是在该理论失败的背景下兴起的。凯恩斯主张，当利率接近零、货币政策无法重振信心时，政府可以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另外，大萧条之后的一系列银行破产事件，也催生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开来。

就像上世纪那个“咆哮的20年代”，正是21世纪初那段长时间的繁荣，最终造成了2007年-2008年的骤然崩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首的西方经济学家，责备东亚的储蓄过度导致了过低的利率和过高的流动性，为信贷质量的恶化提供了条件。

但客观的观察者能看出，世界上的顺差与逆差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人口结构差异。顺差经济体的人口较为低龄，因此还在积累储蓄，为晚年之需和长期社会保障做准备。这些新兴市场获益于技术的传播及企业管理与财政治理的改善，在原本就较高的家庭储蓄的基础上，更积攒了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另一方面，西方逆差经济体的人口正在老龄化，他们已经享受过高标准的生活水平。由于持续地减税和提高社会支出的压力，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正在恶化。这些经济体中的企业储蓄率较高，但不足以弥补其巨大赤字，因而产生了全球性失衡。2007年一年，美国“进口”了约1万亿美元的外国资本来为其赤字融资，也就是说每个工作日40亿美元。

这种赤字当然难以为继。但没有人料到，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的两年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425个基点，到5.25％，前后17次升息。这不仅会导致资产价格下降，还使得美国和欧洲银行体系几乎崩溃。2007年2月次级按揭贷款的问题浮出水面时，大家都以为，鉴于此类贷款的余额仅有7570亿美元，其中损失估计为1500亿美元，也就是美国GDP的1％左右，这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人意识到，这只是冰山一角。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一个月内，世界银行体系如多米诺骨牌一溃千里，股市几乎崩盘。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被部分国有化，独立投资银行在美国消失。全球股市在截至10月15日的一年内损失了约27万亿美元，也就是缩水了40％。10月10日，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低至7773.71点，相比一年前的峰值刚好“腰斩”。英格兰银行估计，债券和信用证券的市值亏损将达2.8万亿美元左右，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的1.4万亿美元还要高出1倍，相当于全球银行3.4万亿美元核心资本的85％。

此外，2008年4月到12月间，各国央行和政府或直接或间接向批发融资市场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以避免金融体系的全面瘫痪。同时，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在2007年内降低了100个基点，又在2008年降了425个基点：2008年12月16日，该利率降至0-0.25％。

如今美国的利率政策，与日本央行对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的处理方式惊人地一致，不同之处只是美国降到接近零利率的速度快得多。

次贷问题源于美国但冲击广泛，欧洲银行承担了几乎一半损失。由此引致的银行间借贷的急剧收缩，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如海啸般瞬间席卷新兴市场。墨西哥比索和巴西雷亚尔剧烈贬值，印度尼西亚股市停市三天。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者游行抗议雷曼迷你债券违约。许多国家都不得不对银行存款进行全面担保。油价一度狂跌至40美元/桶以下，不到半年以前，油价才刚刚达到146美元的历史峰值。六个月前新增贷款还是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突然间要忙着向冰岛贷款21亿美元，向匈牙利贷款125亿美元，向乌克兰贷款165亿美元，并与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展开贷款谈判。随着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各新兴市场陷入收支困境，IMF也设立了一个总额100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工具。

2007年-2008年危机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从至少三个角度检视这场信贷危机——历史、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三种关于中国和东亚在未来十年中会处在什么位置的可能情形（不算是预测）。本质上说，一国经济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该国的治理能力，所以未来几年内，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治理能力会受到严峻考验。

历史性拐点

是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盛极而衰？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实力对比会不会剧烈改变？真正全球化的危机应对是否可能？

从历史的角度看，2007年-2008年肯定是一个全球市场经济的重要转折点。有三个重要问题必须提出。

首先，这是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盛极而衰的标志？

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场危机给“美国梦”打上了问号。每一个人通过其劳动和创造力拥有想拥有的一切，这对美国人来说有可能实现，因为他们的总人口不足世界总数的5％，GDP却占全球总量的25％。不幸的是，世界的资源环境却无法支持占世界人口37％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也实现这种“美国梦”。大萧条时期的新兴市场还无需受限于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但今天，像中国和印度这样高速发展的国家，却必须应对全球变暖和环境可持续的问题——不仅为自己，也为全人类。

环境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显着改变地缘政治版图，可能让今天所有的预测都黯然失色。

第二个历史性的问题是，如果印度和中国都继续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增长，而G3（美国、欧洲和日本）每年增长率不足2％，那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实力会剧烈改变。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曾预言，中国会在2018年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排名第三。到2030年，亚洲（包括日本）GDP会占世界总量的53％，美国和欧洲只占33％。如果真是这样，全球金融体系将与现在大为不同。

2007年，亚洲已经持有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66.8％，拥有世界55％的人口、24.5％的GDP，却只拥有IMF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机构的配额和投票权的16％。我粗略估算的结果是，亚洲在未来十年内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这只需要亚洲继续实现金融深化，亚洲货币对美元和欧元相对升值。也就是说，十年内，某一种亚洲货币或几种亚洲货币的组合，很可能会扮演全球性储备货币的角色。

亚洲为此角色做好准备了吗？远远没有。新兴市场过去一直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资金。亚洲国家的顺差角色是近来才发生的事，它们还不适应。

亚洲之所以不得不将多余的储蓄放在西方，正是因为自身的金融体系还不足以承担对这些储蓄进行有效配置的使命。亚洲的监管结构尚待发展。要在国际货币秩序中有所作为，亚洲的官员们国际意识不够，在心理上也准备不足。过去十年中，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工作的亚洲官员越来越少，这不只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找到更好的机会，还因为他们不看好在这些机构中发展的前景。亚洲几乎找不到一个智库是专门研究国际金融秩序的。

第三个历史性趋势是对上述偏狭思维的一种反应。至今，对于危机的应对，在国家层面远比在区域或全球层面更为迅速。现今国际金融体制的一大缺陷就在于，即便在欧洲，对危机的第一反应也只是国家层面而非国际层面。每个国家都只担心本国的银行。美欧之间在适当应对和营救努力方面的协调也不足。这说明，开始考虑全球政策之前，我们还需先加强国内危机的管理和应对政策。在这三种趋势下，国际金融体制是否有未来？答案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剖析。

宏观问题

在我即将出版的《从亚洲危机到全球危机》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解释了这场危机较近的根源，可归结为四大潮流。

第一股潮流，“冷战”结束后，市场化经济体新增30亿劳动力，故而接下来的近20年里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低价商品和低通胀。

第二股潮流，日本为应对泡沫/通缩而自1990年以来采取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球近20年来可以几乎不付利息地取得日元贷款，也由此催生了著名的日元利差交易。最近一项关于全球利差交易的估算显示，这种对不同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差异进行的套利，总额可达2万亿美元，其中有一半是日元的利差交易。这为金融工程提供了大量资金，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施加了巨大影响。这种利差交易的成功后来又被杠杆操作和衍生品放大，成为后来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标志性特征。利用低利率货币进行利差交易的兴与衰，加大了全球金融交易和资本流动的数量和波动。

第三股潮流，金融工程师大量涌现。这在“冷战”末期大量科学家和物理学家被辞退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些数理人才将技术和统计技巧应用到金融市场，建立了金融模型来管理风险，遍布于主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商学院、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他们那些复杂模型之下有一个致命弊病，就是认为风险世界是一个正态钟型的统计曲线，而完全忽略了长尾效应，即黑天鹅事件出现的风险。正是低估了400年一遇的小概率风险的可能性，他们今天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四股潮流，是全球市场的监管放松。从WTO下的关税减免，到IMF下的解除资本管制。那种干预最小化、让市场决定价格、竞争将创造全球效率的哲学，不仅成了基础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也成了全世界官员们奉行的准则。

本质上，上述四个创造了趋一性全球化的宏观趋势，其实就是四种套利：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和监管套利。

在政策层面，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也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没落。弗里德曼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很不幸，它过分强调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和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财政政策的惟一功用是尽量减少财政赤字；基于消费品价格的精妙货币目标理论层出不穷，但都忽视了资产价格的关键作用。

廉价劳动力进入全球经济，却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智力盲点，以至于许多西方中央银行家误以为是自己创造了全球低通胀的奇迹。

回过头看，智力盲点还不算什么，更甚者是忽略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无视支付能力和供给限制，认为“居者有其屋”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这种天真想法的后果，就是创造了整个社会对房价永远只升不跌的预期。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房产所有权是对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然而，房地产是家庭资产的一大块，当然也是银行体系最重要的抵押资产。许多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强烈渴望，未能从供给方面得到足够支撑，因而为买房进行的借贷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推高了房价，然后房价上涨的预期就自我实现了。在美国，房价上涨从1991年到2006年几乎从未停止，私有部门房产价值涨到了GDP的225％。2003年到2007年之间，美国家庭的房地产价值上升了6万亿美元，但家庭负债也上升了4.5万亿美元，这说明，美国家庭消费了房价上涨中的一大部分。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正在于金融体系把贷款推向了消费部门。购房按揭贷款对资产价值的比率上升到了90％；由于向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次级按揭贷款人放贷，造成了信用评估恶化。这些次级按揭又被金融工程师分割，再包装成金融衍生品，而并没有受到监管者的监督，然后卖给了在2003年至2007年的低利率环境中渴望收益的金融市场。到了2007年，美国的总储蓄已经降到GDP的14％，净储蓄降到GDP的1.7％，经常账户赤字（从外国取得融资）上升到7200亿美元，也就是GDP的5.2％。

微观根源

以上宏观经济问题对理解这场世界金融危机非常关键，因为正是为外部赤字融资的能力，成为现在这种“创造产品并分发”的美国银行模式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的银行系统从传统的零售银行模式（接受存款然后发放贷款），变成了新的批发银行模式；因为他们再也不受本国储蓄的限制，而是通过证券化的渠道从全球储蓄汲取资金。

不同于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那种传统零售银行危机加上货币危机，现在这场危机是带有巨大的衍生放大效应的批发银行危机。因为亚洲银行危机还只是一个外围的危机，网络效应有限。现在这场危机发生在全球金融中心，其放大效应覆盖了美欧两大主导力量，因此要大得多和深得多。

为了理解微观因素如何与宏观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我们需要了解，金融工程师们到底对金融衍生品做了什么，以及西方的金融监管者允许他们做什么。正如之前指出，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和利差交易，使得投机和“搜寻收益”成了金融创新的动力。通信和计算能力的提高，赋予了运用实时信息进行动态交易，大大胜于保守的“买入并持有”的散户和养老基金的优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可以迅速进行交易，在不同的市场和产品之间实现套利。为了满足“搜寻收益”，新的证券化产品也应运而生来满足投资者的胃口。

金融创新和监管放松共同滋生了这场危机根源的“有毒”产品，其步骤有四：最开始是仅由房地美和房利美这样的政府按揭机构，对按揭进行证券化的普通按揭金融产品。证券化意味着资产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上，挪到不受监管的特殊投资工具（SIV）上，无需动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其次是会计和监管标准允许将潜在的负债移出资产负债表，从而银行可以获益于“资本效率”，也就是说在同水平的资本下可以提高杠杆率。第三是利用保险公司和新发展出来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市场，来增强所出售证券的信贷质量。如果该证券表现不佳，那么向AIG这样的AAA级保险商购买CDS，就能够增强它们的信贷质量。第四个步骤，是评级机构乐于给予这些结构性产品AAA的评级，因为这可以为其带来服务费收入。

通过将传统的按揭贷款分割为不同资信质量的等级，并对每一等级进行不同形式的担保或资产质押，金融工程师对抵押债务证券（CDO）进行了结构化，使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非常安全的AAA级产品，同时，收益还比乏味的政府国债高出很多。投资者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带有隐含的杠杆，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倾覆。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和按揭贷款机构通过收取前端的放贷手续费获取了暴利，却无需接受任何人对放贷环节的监管。为了让担心资产流动性低下的投资者放心，这些发行银行给这些结构性产品装上了流动性“导管”，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回购保证。所有这些都被很舒服地放在了表外。

即便是对监管者来说，这也是好得难以置信了；但当他们看到市场不断扩大，也就信以为真了。格林斯潘等人不止一次提到了风险可能存在，但马上又说，风险分散在了银行系统之外。

这种监管“黑洞”在实践中，就是产生于银行与客户间双边交易的场外交易（OTC）市场。最大、最成功的场外交易市场是外汇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优势在于，它对于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外人来说不透明，但如果产品能被很好地理解，会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市场。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得到了各中央银行的支持，认为其发展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工具，也利于银行和客户对冲市场风险。这种保护力量如此强大，即使是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提出抗议，因为新兴市场的外汇市场流动性低，往往受到人为操纵，这些声音也都被忽略了。这里牵扯到太多的既得利益。新兴市场监管者太弱了，不足以攻破这种非监管的堡垒，因为西方的银行才是金融创新的赢家。

这种“创造产品并批发”的银行模式，加上场外交易市场，形成了Pimco基金管理公司的比尔格罗斯所称的“影子银行”系统。原纽约联储主席、奥巴马任命的下一任美国财长盖特纳估算，这种活跃的“影子银行”系统总值可达10.5万亿美元，其中属于大型投资银行的资产有4万亿美元、隔夜回购2.5万亿美元、特殊投资工具2.2万亿美元，另1.8万亿美元为对冲基金资产。与之相比，美国传统银行系统的资产只有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银行系统的杠杆率起码比公布的高1倍。

过去十年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让中央银行家都备感惊异，保守型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称之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7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概念价值达到了596万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相对简单的利率衍生品，近58万亿美元是迅速发展的CDS市场。在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规模为95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价值是全球GDP的14倍，而传统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券、股权和银行资产，只有GDP的4倍。市场交易员却让所有人相信，这些衍生品的全部市场价值实际要小得多，说场外交易衍生品的规模只有14.5万亿美元。

交易员没有说的是，虽然市场参与者之间有可能进行一部分双边净额结算，但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要按总值来算，因为没有一个像证券结算所那样的中心结算地，来进行监督和对净额进行结算。大量衍生品的清算和交割（双边净额结算的情况除外），只能在批发融资市场流动性高度充裕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由于这些市场大部分都是双边交易，所以场外交易市场在极为复杂的保证金或抵押品管理体系基础上运作。在每一个衍生品交易中，一级交易商会要求保证金，保护自己免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在一个上涨的市场里，风险溢价和波动性都缩窄，对保证金的要求也降低，则顺周期地提高了流动性。也就是说，流动性带来流动性，这是一个经典的网络效应。

不幸的是，它也在相反的方向顺周期而行，因此，当波动性增大时，对于追加保证金、出售资产换取流动性的要求会使流动性立即恶化，扩大风险溢价，并对参与者的偿付能力构成威胁。1998年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就经历了这一切，当时它没有足够的流动资产来满足保证金要求。而其交易对手在波动性达到最高点时对抵押品的止损性抛售，瞬间就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资不抵债。但其它市场参与者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就掌握这些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参与者能够完全明了场外交易市场中的市场头寸，也没有监管者或结算所来监督这些交易对手头寸。场外交易市场不透明，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

出于高度活跃市场的网络效应，只有具备专业技能和电算技术的大型金融机构才可能成为赢家。由于技能、规模和流动性的集聚，2001年到2007年间，世界15家最大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所谓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LCFI）占据了金融衍生品交易份额的三分之二。2001年到2007年间，这15家LCFI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了2倍，杠杆率也大为提高。如果考虑到很多这些LCFI的前员工后来经营起对冲基金，而LCFI又充当了对冲基金的一级经纪商，其真实交易规模所占份额还要更大。法国、德国等一些握有实权的监管者，偶尔也会呼吁对这些对冲基金进行监管，但英美的监管者就最先站出来，声称对冲基金最好是由它们的一级经纪商来监管。这不是不可以，只要这些一级经纪商自己状况良好；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并不总是这样。

还有一点不为人知的是，大部分风险其实是集中在了银行系统内部，而非广泛分散到系统之外。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只有19％的场外交易是与非金融机构客户进行的。在CDS市场中，2006年英国银行家协会的数据显示，银行只占所有CDS“承保”的净买入者的16％，而“承保”的净出售者中，11％是保险公司，3％是对冲基金，2％是养老基金。由于对冲基金不可能去承担风险，他们会在麻烦一露苗头时就将风险回售给一级经纪商。

我们现在知道，“影子银行”系统极大地伪装了杠杆率的真实水平，极大地低估了支持市场所需的流动性水平，极大地误读了全球市场的网络关联性，使关键玩家可以在资本极度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地进行交易。

比如，2007年底时，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拥有资产总额4.3万亿美元，但只有2003亿美元的股权资本，也就是杠杆率是21.3倍。然而，它们加起来的表外负债的名义价值有17.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杠杆率其实有88.8倍之巨。但2004年美国证监会取消了15倍杠杆比率的限制，由投资银行根据自己复杂的风险模型对其衍生品进行估值，从而打破了杠杆率限制。可能只有那些投资银行的管理层才完全了解杠杆率真正有多高，因为到贝尔斯登垂危之际，美国证监会主席到最后一分钟还反对救它，理由是它有充足的资本。

几年来，网络理论告诉我们，只要网络成员能与枢纽之间实现不断的予取交互，枢纽就是稳健而高效的。然而，一旦对枢纽的交易对手风险有任何质疑，网络成员就可能迅速撤回资源以保护自己。雷曼兄弟破产，打破了全球市场造市商“规模大到倒不了”的神话。

雷曼兄弟破产，必将作为引爆全球系统性危机的引信载入史册。虽然它只有6200亿美元的资产，但监管者大大低估了的事实是，雷曼兄弟在破产时有1.6万亿美元的交易对手头寸被冻结。雷曼兄弟占伦敦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头寸的14％，纽约证交所固定收益交易的12％，此外还有对冲基金和投资者客户的资产管理业务。因为雷曼兄弟的违约，其交易对手的流动性立即就受到损害。

雷曼兄弟的违约也引发了CDS溢价的大幅上升，这意味着那些出售“承保”的机构将必须马上提供更多抵押品。AIG拥有4410亿美元CDS头寸，所以必须在几天内提供145亿美元来将总抵押品补充至310亿美元。如果AIG没有被美联储通过850亿美元的贷款换取79.9％股份的方式国有化，其破产将引发的连锁效应不可想象。

雷曼兄弟债券的违约也导致货币市场基金跌破1美元的面值，总值3.4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部门立即就出现大规模撤资。如果这个部门崩溃，整个美国都将面临流动性干涸的灾难。

雷曼兄弟破产的讽刺意义在于，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说教者想借此表现其坚决打击道德风险的姿态，告诉大家任何投资银行都不能因为规模大，就不必担心破产。这一举动起了反作用，它引发的恐慌几乎摧毁了市场。它想告诉人们，只要行为不端，就可能破产；但市场理解的却是，连雷曼都倒闭了，下一家可能是任何人。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自我保护，砍断绳索，走为上策。也许，在危机未完结时急着去证明某种哲学理念并不合适，正确的反道德风险行为应该在正常市场环境中去遵循。雷曼倒闭后，市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去杠杆操作，不受约束的金融活动此时不可避免走向内爆。

六条教训

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体系在如此短时间内就全面卷入，说明了经过20年的放松监管，金融体系内部已经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勾连。

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趋势，很可能持续到所有的过度债务都清理完毕为止。但实体经济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其核心是对体现为其经常账户逆差的美国储蓄赤字的调整。如果要将其缩减至GDP的3％，则意味着每年对美国的出口将削减3200亿美元，或是美国的进口减少13.5％。这会对亚洲产生负面的乘数效应。

亚洲经济体持有的次级按揭相关证券的数额有限，但官方储备、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的美元和欧元计价的金融证券仍相当庞大。因此，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打击将不仅表现在贸易渠道，还表现在货币贬值或资产价格缩水产生的财富损失。此外，韩国等一些严重依赖国际银行间借贷的国家，将会受制于流动性的缩紧及借贷成本的高涨。

有许多教训需要学习，但我认为有六条尤为重要。第一，回到基础。

这场危机是人类恣意妄为的自然后果。这是人类集体行动中最能体现“达尔文主义”的——它创造性地毁灭了非理性繁荣，使每个人回归现实，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熊彼特所说的“危机出新生”很对。危机实际上发挥了有效监管在正常时期内应起的作用，加速了那些竞争力低、不讲诚信的机构的退出。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危机只是一时，而改革、重组和监管是一直要继续下去的。

危机只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需要做什么才能革除社会与经济的弊端，以及过去有什么是我们因为既得利益而没有做或做不到的。事实上，人是很容易遗忘的，既得利益也可能重占上风，时机转瞬即逝。如果我们不趁天明之际着手改革，下一场海啸式的危机不可避免还会发生。

第二，衍生品含有杠杆，因此也携带风险。风险被转移了，但是并未被消灭。的确，对衍生品本质的不了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基本金融理论告诉我们，衍生品通过杠杆代表某一种基础资产。衍生品的优势在于，本不可分割的基础资产（比如一大片不可移动的土地）可以被轻易划分，然后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转移产权。真实产品需要有劳动力和真实资产才能生产出来，金融衍生品则只需要想象力。同一件基础资产，可以有几重衍生品。比如，股票是一个公司资产的衍生品；股票期权就是真实资产衍生品的二次衍生；而掉期期权又是三次衍生的结果。麻烦在于，衍生的水平越高，它与基础资产之间的关系就越复杂，杠杆率也就越大。这既使衍生品金字塔利润丰厚，同时也造成了很高的风险。经验已经证明，如果基础资产有问题，衍生品金字塔将迅速倾塌。

正由于金融金字塔不稳定，金融活动必须受到制约和严格监管。只依靠纯市场力量而不加任何约束，金融衍生品的游戏就会担当巨大的道德风险——提高杠杆率、降低私人获利的透明度，而最终的代价需要由整个社会来埋单。因此，零约束的金融活动，在最单纯的概念水平上和国家计划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进行消费或浪费。关键在于找到“黄金分割点”——如何在利用市场力量的效率的同时，也对其加以监管以防过剩和不稳定。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难以把握的地方。政府干预太多是件坏事，太过放任市场也不对。

第三，金融好比实体经济的衍生品，除非实体经济本身状态良好，否则不可能有稳健的金融结构。我们不能被货币理论绕得晕头转向，把常识性的道理都忘了，那就是，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拉着它跑。这样的话，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薪资水平远高于其它产业就没有道理。激励机制必须确保均衡——不能不看业绩，就乱给金融“巫术”发报酬。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转型，杜绝决策失误后还能拿到高额辞退补偿金的所谓“金色降落伞”，薪资必须与长期业绩挂钩。

把焦点放回实体经济，意味着应该对作为社会稳定一大支柱的房市给予更大关注，确保在合理的政府政策下，房产供给充足、大部分人支付得起。巴塞尔协议的错误在于，把监管宽容当作实施社会政策的手段，给予房产信贷的资本权重低于合理水平。必须有一种动态的信贷配置机制，更好地使用贷款-价值比率，防止过度信贷为房地产泡沫融资。

对于新兴市场，我从这场危机中得出了两个直接结论。其一是，混业经营的银行模式存在严重问题。你不可能把投资银行的文化（高风险高收益）和商业银行的文化（谨慎为本）放在同一个屋檐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根本上并没有错。其二是，并非所有银行系统都能完全转变为批发银行模式——银行系统的主流还是要从事零售业务。所以，关注一下传统银行该做什么，该把什么做好——保护存款者利益，为企业部门的主要群体服务，特别是那些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部分就业的中小企业。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好挣了，应该追求安全稳定的长期回报。

第四，即使不加监管的金融创新是这场危机的核心，我们也不能简单下结论说所有金融创新都不好。资产证券化既能为亚洲发展一个强健的企业债券市场充当骨干力量，也能降低银行系统为购房提供融资的期限错配。就像有一个全国性的药品监管局来检查和核准新药，没有理由金融监管者不能检查和核准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并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只要这些产品没有系统性影响，就可以在场外市场交易。但若达到一定规模，就应该被移到净额结算安排之下，通过集中交易来安排和监测交易对手风险和杠杆水平。

第五，整个金融监管哲学及其在金融稳定政策方面的功效，都需重新审视。最近兴起了设立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潮流，这是由于金融业自身的浓缩和凝聚。现今金融监管的机制基础产生了多重监管者，结果是监督的协调和落实过程繁杂、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关于“超级监管机关”，有一个争议是成本过高。现在答案很明显了。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监管的成本是很高，但还是比造成公众危机的成本要低。所以，金融业监管的成本不是问题，整个社会的成本才要紧。

要注意，即使是在那些设立了“超级监管机构”的国家，也仍然存在这个机构与央行和财政部三方协调的问题。所以，为求金融稳定之本，政府政策措施还需协调并落到实处。不能只由金融监管者独担此任。如果在国家层面都无法有效协调，到了全球层面就更糟。

如何在整个经济周期内进行有效监管，还需金融监管者有战略性思维。现有的“巴塞尔式监管”把和平视为常态，但金融监管者应该是更为机敏，一旦察觉有泡沫，就准备好危机处理方案。工作过程中需培养反周期性的心态，并做必要的预算资源准备。丘吉尔曾说，和平时备战，战时备和平。

第六，不能让理论和一厢情愿冲昏了头脑，而不顾实践和现实。欧洲没有想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对自己的打击那么大，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有些银行已经过于依赖外部的批发融资，而且购买了大量“有毒”金融产品的并非银行系统中那些高度复杂的部门。比如这次陷入泥潭而需政府相救的，正是德国一些实力较弱的地区性银行和英国的建筑协会。显然，欧洲的金融监管虽经历了大规模重组，地方性的部门监管还是不够明晰，所以成了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部分。

一个世界，三种路径

如今，金融危机的阶段正要过去，世界进入了危机管理和解决的阶段。美欧会尽一切努力来重建秩序。他们会为银行注资、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遏止按揭房产止赎的增加、着手金融改革，然后开始讨论全球体系。20国集团金融危机峰会已于11月14日、15日在华盛顿召开。1999年成立的20国集团，一定程度上也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种应对。七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以及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央行和财政部长聚首，以找出问题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要追求各国一致遵守的一系列原则，其中主要的目标就是防止出现危及他国政策有效性的政策。

回到我们如何落到这步田地的结构性问题——今天的世界，金融活动全球互联、全球性货币当局缺失、而金融监管者无法处理全球失衡的风险。中国和亚洲的位置在哪儿？依我之见，有三种可能路径。

第一种可能：保持现状。

虽然国际金融秩序有要转变的意愿，但我认为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理由很简单。七国集团的大股东拥有既得权力，不会轻易放权，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心理上和机制上都没有做好分享权力的准备。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国际贸易上开放一些，换来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本国发展融资。但现在，新兴市场和七国集团之间没有什么可交换的，因为盈余国家的多余储蓄没有别处可去，只能去这些发达市场。

全球化正是通过债务相联系，但如果权利不平等，债权人就成了债务人的人质。换句话说，我认为在未来五年内，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改变会非常小。发达国家会要求顺差经济体在它们所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存入更多储蓄。IMF和世界银行将继续向那些因过于依赖外部融资而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提供贷款。美元和欧元的主导地位还会维持下去，而二者的力量对比将取决于其地缘政治实力的相对强弱。

第二种可能：区域市场兴起。

随着美国对自己的收支结构进行调整，全球失衡会显着减轻，新兴市场的顺差也会收缩，可能会比一般经验认为的要快。这有许多原因。首先是由于实际利率将提高以反映更高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长将放缓，虽然各国都作出努力维持增长。第二是由于银行必须扩充资本，目前的“去杠杆”阶段还将继续，因此资本流动、市场流转额和总体波动性水平都将在中期内有所下降。第三是危机之后的冲击将使政策趋于内向，监管会加强，投资的风险厌恶程度也更高。这意味着，新兴市场调回基本平衡的状态会比预计的要快。

在此情形下，那些抓住机会完善本国金融体系、提高本国企业治理能力、发展社会基础设施、维持社会稳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成为大赢家。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顺差的新兴市场将会把储蓄投放于高增长潜力、产权稳定的市场。

建设稳健的国内金融市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不会一蹴而就。这是因为，新兴市场再也不能简单复制那种被西方证明是相当脆弱的批发银行模式了。这场危机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如何深化新兴市场的金融结构，如何做到高效、稳健和透明，同时又不会引致过度政府干预的问题，必须完全从头思考。也就是说，需要对国内现有的治理形式进行彻底改造。

在此，完善本国市场仍是参与更强的全球市场的关键和先决条件。但各国对本国市场的强化措施，会首先加强区域性市场，因为经济地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新兴市场之间的“南南对话”会增加，因为现有强权缺乏改变现状的意愿。亚洲的货币和金融合作会加大，不排除一个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可能。

我认为，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的一个基础是创建区域性的“金融稳定论坛”机制。每个区域内，各国的财政部长、央行和监管部门可以在此进行常规性会晤，以支持全球层面“金融稳定论坛”的设计。这些区域性讨论将构成未来区域合作的基础。

七国集团可能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权力分享做出一些让步，换取对全球失衡解决措施的协调。这当然会对新兴市场的汇率重估形成更大压力，特别是对中国。我个人的观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汇率更重要。只要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名义汇率的变动就会稳定调整，来反映这些变动。比如，全球失衡的调整，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亚洲货币整体对美元和欧元汇率的逐渐提升来实现。

这第二个可能情景的展开可能要十年时间。第三种可能：“三国演义”。

如果如我所料，这场危机将导致区域主义，那么20年后的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将与今天大不相同。那时至少会有三种全球储备货币争霸。请注意，我没有说美元、欧元之外的第三种储备货币是什么。在亚洲之内，可能是日元、人民币、印度的卢比，甚至可能是一种包括了韩元、中东和东盟货币的亚洲货币。在拉美，可能是以巴西雷亚尔或墨西哥比索作为区域核心货币。但由于各区域的政治复杂性，具体的货币安排会怎样还不清楚。

不过，亚洲还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区域，我认为，为了区域经济能够稳定增长，某种形式的货币合作和区域金融市场不可避免。到那时，多元化的全球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将在地理意义上更平等地分配，故投资者不会对少数一两种货币有太大的敞口，而是至少有三种，甚至四种全球储备货币和相关资产。在更平等的环境下竞争资源，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选择。

结论

我一生基本都在研究金融危机，一个结论就是，金融危机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即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解决方式也不可避免是政治方式，因为损失的分配总是具有高度的专断色彩，且饱受争议。说到底，所有金融危机都是治理的危机。历史上这么多次的金融危机一再证明，金融创新不能创造永恒的繁荣。需要在企业、金融和社会层面实现良好的治理，以维持长期的稳定。所有危机还得靠政府解决，这个政府解决不好，就换一个政府来解决。

某种角度上说，我希望满怀。今天这场金融危机创造性地打破了许多神话和过时的理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果然是“市值计价”。（沈联涛/文，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曾担任过香港证监会主席、马来西亚央行助理行长。本文原载于《财经》杂志

第二篇：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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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过去数年中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件。甚至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大胆地暗示，这一次大量资金事实上已被再循环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这回这个经济体存在于美国境内。逾一万亿美元被导入由最穷、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构成的美国次级房贷市场。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然而，最近的这次事件与历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性质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几个世纪来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机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即乐观、贪婪、狂热和绝望是不分国界的。早在互联网之前，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重大金融震荡的结果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

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经济低迷时间跨度可能有多长，影响可能有多深？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在飚升，正好在这个时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银行突然惊现一个十分巨大的漏洞──这再次说明：造成麻烦的不只是金融冲击，这样的事实令当今的经济挑战更加使人生畏。通货膨胀上升加上需求减缓意味着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严峻的问题。因此欧洲央行最近调升利率以保持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这偏偏又是在需求减缓的时刻，通常需要来一次减息。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变数，但历史确实也为重大金融事件的潜在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莱因哈特和的罗格夫分析的那样，二战后最具灾难性的五个例子中（芬兰、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产出增长率从顶峰到谷底的跌幅超过5%，甚至三年后，增长率仍维持在比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冲击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平均跌幅结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两年时间恢复到趋势增长率水平。

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个西方国家在1871年和2006年间的255次衰退案例。他发现，其中164次只持续了一年时间，大多数在两年内结束。

由此，作为一个凭经验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规律，在最后贷款人做了它该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来金融冲击后的经济低迷时期持续长达两年左右时间的情形屡见不鲜。在那基础上，鉴于当前金融事件的规模之大，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看上去总是在预计中相当乐观，他们预计2007年夏季后出现短暂、剧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将会初露端倪。而从目前情况来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会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金融创伤多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低迷？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大规模损失资产和财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银行的股东如今感觉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钱。冲击对于银行资产负债情况的影响也对他们的放贷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最惊人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严厉的信贷限制。美国汽车销量从1929年时的450万辆下降至1932年的110万辆，在20年时间里没能超过先前的顶峰水平。

此外，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公众对于金融和承担风险意愿的观点。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恶棍。投资的时间长度缩短了。如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伟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里评述的那样，在经济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东西变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怀疑的东西”。

金融震荡也频繁暴露出欺诈和犯罪，加强了一种不安的总体感觉，并让公众叫嚷着要复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的勉强保住了性命。当时，一位议员坚决主张，这些人应该被判弑长犯上罪，并受到古罗马对于此罪的刑罚——即把他们跟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缝在麻袋里，并把他们溺死。当情况变得不太对劲时，要留意那些从不休假的雇员。在伦敦，当联合银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参加葬礼时，一桩巨大的挪用资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资产负债表上捅了个大窟窿的违规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erome Kerviel)同样也不想离开他的办公桌。

立法机构在这种金融狂热的时刻并不总是能作出最英明的决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经皇家许可状授权的股票发行，这使得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里，在英国要开办一家合法企业都变得很困难，直到该法最终被废除情况才有了变化。1929年华尔街崩溃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这部法律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本世纪初商业网络泡沫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经济负担。

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本报评论的那样：“人人都牵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监管者——都过于频繁地被过度兴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会犯错。那是监管很少逆经济周期而动的原因之一：监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历史记录说明，我们应对于去年的事件审慎地作出监管反应，但这并不是说监管者应该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建议是，我们应建立某种机制，可能是一个重新设定焦点的国际货币基金，赋予它在视野里寻找问题的职责。听上去这个主意不赖。但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情形，在狂热的氛围里，当局有关泡沫即将来临的警告被完全无视。1996年年底，艾伦•格林斯潘谈到了“非理性繁荣”，股价短暂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

股价加速上涨。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时候就曾谈到过错误定价的信贷风险和艰难时局即将到来。但当市场上涨时，没人把那些灾难预言家的话当回事。

那就是与当今流行的观点相反的论点。如今的普遍观点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时，应该考虑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胀。当住房价格在到2006年的3年内越飚越高时，我正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任职。我能记得当时的想法：“如果我们的使命是抑制住房价格上涨（当然那时还没发生），那么利率将何去何从？”要弄清楚是什么构成了可以长期维持的住房价格非常困难。仅仅因为感觉到住房价格太活跃，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彻底打跨这个行业呢？我不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尔绍德提出了一个更有趣、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监管框架，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用一个比率将之与一个同银行资产价格增长率挂钩。其目的是遏制过度的放款，并在繁荣时期扩充银行准备金。

一些监管是无可避免的，拯救贝尔斯登的行动使得一场改革在美国势在必行。在英国，今年稍晚时候政府将推出立法，以解决一些在北岩事件期间浮现出来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进行更多微观经济层面的改变，例如信贷评级机构的工作等。没完没了且最终没有什么成果的争论——关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奖金的，关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业银行的年报将继续以每年多出20至50页的速度变厚。

显然有必要使银行体系里雇员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更加一致，以减少交易商去肩负巨大短期风险的诱因。但无论如何，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谨慎和节制成为主基调。银行在考虑把钱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时，将谨慎得多。灰暗乏味将统治地球，浮华的繁荣将被视为庸俗。这或许是历史的最后一个教训，对此，没人比白芝浩说得更好了：“在英格兰，一场巨大灾难后，人们相互猜忌。一旦灾难被遗忘，人们再次互相信赖。”

理查德•兰伯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CBI)主席，《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前任总编辑。本文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演讲基础上经编辑的讲稿。

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

欧沃伦•格尼银行的破产引发了英国最著名的银行挤兑。当该银行从核心业务（交易汇票）向外扩张进入到如船厂等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时，问题就发生了。当几家债权人破产时，该银行的股票骤然暴跌。沃尔特•白芝浩称其政策“过于轻率，人们会觉得小孩来放贷也会比这做得好”。英国央行拒绝提供支持的那天，欧沃尼停止现金支付，挤兑变成了一场骚乱，之后又有10家银行暂停支付，200家公司无力偿债，“伦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拥挤，跌跌撞撞”。

2007年北岩银行

去年9月12日，当信贷紧缩加剧时，北岩被迫求助于英国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关于贷款的新闻引发了挤兑。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因多个援救方案失败，该银行2007年2月曾一度涨到12.14英镑历史高位的股价重挫至90便士。北岩银行估计欠英国央行250亿英镑，于2月17日被政府国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赢得对南美贸易的垄断，附带条件是承担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造成的国家债务。但西班牙对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贸易范围很小，甚至在1718年战火重燃前情况也没有改观。然而，由于拥有皇家特许状，并且董事们四处散布编造的国外贸易大获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价在1720年头6个月里，从128英镑飚升至1050英镑。当泡沫破灭时，价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镑，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破产。

1997年亚洲危机

在经历数十年强劲经济增长后，该地区赢得了“亚洲虎”外号，资本从发达世界快速流入这些自由化的市场。1997年7月，泰国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的决定引发了金融危机，很快传播到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不久，“亚洲传染病”危机扩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罗斯也受害。

1929年华尔街崩盘

20世纪初，股票市场投机还被限于专业人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投资。到了1929年8月，小投资人用保证金所购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经纪人的借款——借款超过了85亿美元。到了10月，这种情况难以为继，股东出现恐慌。就在一天时间里，股票交易量超过了1200万股，人们拼命兑现他们的资产。“大萧条”开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经历了史上最大单日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2.6%，而富时100指数下跌10.8%）。崩盘的确切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将之将富时指数的暴跌归咎于10月16日的伦敦飓风。

译者/红岭

第三篇：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经济危机早已笼罩全球。中国虽不像欧美那样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我很庆幸，欧美在这一时刻发生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这不但使中国经济在挤掉自己泡沫的时候在国际上不会太被动，也使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机会尽早暴露出来，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国经济有自己的问题，这不管欧美是否陷入次贷危机，它总是要爆发的，而且时间就在近年。中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热钱涌入等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这一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深知这一方案很难实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实行，必然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欢迎大家参考、指正。

1、先从房地产说起。中国的房地产过热，不仅仅是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阵子网上流传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讲话稿，对我深有启发，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发言，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开发商哄抬物价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房地产行业。这些资金的来源，有政府投资，有银行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制造业流入的资金。制造业的资金怎么会大量的流入房地产呢？为什么他们不用于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呢？按照资本运作的理论，资本只会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正是制造业近些年的低迷、亏损以及房地产的超额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制造业转移到房地产，其结果，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使制造业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斩断工商业链条”这一概念，对中国来说，这就要通过引导、限制等种种措施，使制造业的资金留在制造业。只有这样，房地产行业才会失去最大的热钱来源，才会有真正调整的动力。

此外，这还会造成一种好处。近期，国家开始收紧房地产政策，于是，有相关利益者就出面恫吓：房地产下跌会严重的拖累中国的gdp——一般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如果低于7%，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和全国的生活水平，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如果房价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资金的撤回，那制造业的增长将会抵消掉房价下跌的损失，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滑坡。

当然，即便房价的下跌是由于危机或者政府的调控，即便制造业的资金陷在房地产市场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认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会出现。因为，虽然房地产的低迷会拖累经济增长，但社会在房地产市场省下的资金会投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这些增长，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产下滑的损失。

2、制造业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前面说到，如果能将制造业的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制造业的资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过一些手段将制造业的资本剥离房地产市场，等经济好转以后，它们还会回去，这又会造成另一个死循环，治标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将制造业的利润和房地产市场的利润加以平均，只要投资制造业能够获得不少于房地产的利润，那制造业的资金就没有理由不留在本行业内了。

但是，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并非简单的事。中国制造业，虽然也是由面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部分组成，但是，面向国际市场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如此，中国制造业就很难保证利润。

这条道路虽然极难，但并非绝不可行。

4、消费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有两条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们不敢或不能消费；b、过高的税收使消费萎缩。

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讲第二条。

近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又是新高，而财政盈余更是达到10000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资产还在国内流动，无论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谁，其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因此，国家的资产就是在领土以内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一国没必要将过多的资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满足日常开销的数字而已（除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产生，即政府和国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体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而是体现在半年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万亿资产，既然是盈余，便说明它没有被利用，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试想，如果这万亿资产投入消费领域，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会福利领域，又会解放多少消费能力？最终，这笔钱躺在了国库里……

换个思路，即便这笔钱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投入高铁、核电站的建设等等，它的效益还是不如留在民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投资过热，政府投资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业、道路、房屋之类，这产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润的轻工业、服务业却是国家投资无法顾及的，这无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笔资产产生的效率。

政府的税收，在够用的基础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万亿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对社会资源的如此浪费，希望在日后不会看到……

通过以上几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一个闭合的链条之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来解决当前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市场的主动调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资源。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问题早已不再困扰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矛盾，只希望当权者能够迅速转变观念。目前我们能够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号，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改善中国的经济。

人们常说，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做着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的事。但是，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自主研发型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为领先者曾经与我们一样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们如何确保中国在20年后，经济的“质”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

第四篇：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经济危机早已笼罩全球。中国虽不像欧美那样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我很庆幸，欧美在这一时刻发生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这不但使中国经济在挤掉自己泡沫的时候在国际上不会太被动，也使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机会尽早暴露出来，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国经济有自己的问题，这不管欧美是否陷入次贷危机，它总是要爆发的，而且时间就在近年。中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热钱涌入等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这一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深知这一方案很难实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实行，必然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欢迎大家参考、指正。

1、先从房地产说起。中国的房地产过热，不仅仅是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阵子网上流传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讲话稿，对我深有启发，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发言，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开发商哄抬物价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房地产行业。这些资金的来源，有政府投资，有银行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制造业流入的资金。制造业的资金怎么会大量的流入房地产呢？为什么他们不用于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呢？按照资本运作的理论，资本只会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正是制造业近些年的低迷、亏损以及房地产的超额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制造业转移到房地产，其结果，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使制造业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斩断工商业链条”这一概念，对中国来说，这就要通过引导、限制等种种措施，使制造业的资金留在制造业。只有这样，房地产行业才会失去最大的热钱来源，才会有真正调整的动力。

此外，这还会造成一种好处。近期，国家开始收紧房地产政策，于是，有相关利益者就出面恫吓：房地产下跌会严重的拖累中国的gdp——一般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如果低于7%，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和全国的生活水平，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如果房价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资金的撤回，那制造业的增长将会抵消掉房价下跌的损失，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滑坡。

当然，即便房价的下跌是由于危机或者政府的调控，即便制造业的资金陷在房地产市场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认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会出现。因为，虽然房地产的低迷会拖累经济增长，但社会在房地产市场省下的资金会投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这些增长，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产下滑的损失。

2、制造业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前面说到，如果能将制造业的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制造业的资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过一些手段将制造业的资本剥离房地产市场，等经济好转以后，它们还会回去，这又会造成另一个死循环，治标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将制造业的利润和房地产市场的利润加以平均，只要投资制造业能够获得不少于房地产的利润，那制造业的资金就没有理由不留在本行业内了。

但是，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并非简单的事。中国制造业，虽然也是由面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部分组成，但是，面向国际市场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如此，中国制造业就很难保证利润。

对外，欧美发达国家对产品的高要求显著地增加了成本，各种贸易保护政策使中国企业处处受制，且产品的多数利润被拥有技术的外商剥走，加上人民币的升值，中国企业只能惨淡经营。美国的金融问题从XX年初露端倪，XX年、XX年逐渐显现，至XX年全面爆发，并波及世界，使得世界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显著下降；再加上不合时宜的三鹿奶粉事件，使得中国制造的形象蒙受损失，可以说，近些年来，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寒冬之中。

对内，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的压迫，使全国百姓的消费能力降到了最低，人们再没有什么能力去购买除生活必须以外的产品和服务。即便有（往往是一些中高收入者），随着进口商品的平民化，人们也更愿意购买质量更好，技术含量更高的进口商品。于是，中国的制造业也很难在国内求得发展。

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我认为，一下两条线应该并重！

a、政府出面建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重建医疗保障，改善教育，彻底消灭新三座大山，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解放，这是重中之重。

b、提高制造业的研发能力，增加效率和利润率。

不过，这两条的实现，都面临极其巨大的困难。首先，三座大山的消灭需要与利益集团做艰苦的斗争，这里面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多数已经脱离经济的范畴，这里不再多说。而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需要教育科研体制的巨大变革，这个后面再谈。总之，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刚刚开始。

3、科研、教育、用人体制是困扰整个中国经济的病根之一。中国的人才资源目前处于严重的错配状态。正常来说，学习理工科的各类人才应该被放置在生产、研发的第一线，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并取得与自己价值相称的高额收入。比如说，研发人员必须紧贴市场，研发市场需要的技术，技术工人应该站在生产第一线，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创造价值。但是，中国由于有工农兵当干部的传统，这些生产上的人才往往被提拔当官，结果呢？他们既当不好官，又浪费了自己的技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技术人员当官了，那么，原先应该从事社会管理和行政工作的社会学的专业人才当然的被挤了下来。他们拥有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知识，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不但浪费了资源，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水平，还无形中增加着社会矛盾。

那么，正确的资源配置应当怎样，障碍又何在呢？

首先，生产和技术人员应该全面进入企业，从而使技术和社会需求真正结合。这其中有两个障碍：a、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将专家捆在学校和科研院所中，他们从事着与社会脱节的研究，挥霍者大量的资源。b、企业研发能力太低，对研发的投入也不够（或者没有能力进行这些投入）。

第二，第一点实现，才能空出社会管理职位给那些有专业知识的研习社会学的人们，他们显然能够制定出比理工科的管理者们更加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这里的障碍同上，理工科出身的人还将长期占据领导岗位，除非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得到显著地提高。

我的方案是：第一，国家在短期内组织力量，集中在个别行业进行创新能力的集中培育和研发，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在少数几个产业取得领先于世界的研发能力，并转让给企业。这是一个提振信心和士气的举动，让人们对

madeinchina具备信心，并摸索适合的模式，积累经验。第二，将国防科工委和中科院、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下放，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安于企业内的工作。第三，调整政策，使创新能力与收入绝对挂钩，从而激励创新。这条道路虽然极难，但并非绝不可行。

4、消费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有两条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们不敢或不能消费；b、过高的税收使消费萎缩。

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讲第二条。

近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又是新高，而财政盈余更是达到10000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资产还在国内流动，无论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谁，其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因此，国家的资产就是在领土以内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一国没必要将过多的资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满足日常开销的数字而已（除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产生，即政府和国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体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而是体现在半年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万亿资产，既然是盈余，便说明它没有被利用，这对社

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试想，如果这万亿资产投入消费领域，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会福利领域，又会解放多少消费能力？最终，这笔钱躺在了国库里„„

换个思路，即便这笔钱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投入高铁、核电站的建设等等，它的效益还是不如留在民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投资过热，政府投资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业、道路、房屋之类，这产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润的轻工业、服务业却是国家投资无法顾及的，这无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笔资产产生的效率。

政府的税收，在够用的基础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万亿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对社会资源的如此浪费，希望在日后不会看到„„

通过以上几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一个闭合的链条之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来解决当前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市场的主动调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资源。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问题早已不再困扰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矛盾，只希望当权者能够迅速转变观念。目前我们能够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号，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改善中国的经济。

人们常说，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做着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的事。但是，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自主研发型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为领先者曾经与我们一样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们如何确保中国在20年后，经济的“质”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

第五篇：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在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2011年年会上的演讲（2011年6

月15日）

魏礼群

 2011-11-02 19:34:12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来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参加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成立50周年庆典和2011年年会，感谢组委会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本届年会围绕“公共行政之50年：全球公共行政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当前全球公共行政的相关问题，很有意义。

借此机会，我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问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交流。

正确分析和判断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是改进和加强公共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衰退，对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也造成深远影响。中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也受到巨大冲击。近三年来，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范围剧烈动荡的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缓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但世界经济仍没有走上正常增长轨道，金融危机的阴影和造成的创伤依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不少，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艰难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是扩张性救援政策负面影响显现。在应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普遍迅速实施了大规模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已经和正在显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美国今年一季度通胀率升至3.8％，为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升幅；欧元区今年四月通胀率升至2.8％，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新兴经济体也面临通货膨胀高企。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些情况影响着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二是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突出，债务负担超过偿还能力。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达200%；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近100%；欧元区国家目前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为85.2%，有的国家陷入债务漩涡。一些国家高额债务已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的一大风险。

三是金融系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中，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主要采用注资、收购等救助性措施，而没有根本解决发生金融危机的机制制度问题，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仍未完全恢复，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大量资本无序流动也威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四是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尚未形成。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透支国家信用，虚拟经济无节制扩张，消费需求膨胀，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一些国家面对大量失业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还面临诸多困难。

五是世界经济形势增加新变数。近半年来，国际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西亚、北非部分国家政局持续动荡，国际石油市场受到冲击。二是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灾害，经济复苏进程放缓。这些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历史罕见，处理应对艰难复杂，造成的影响持久深远。如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能力，是摆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前的共同任务。一方面，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巩固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使世界经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认真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构筑实现世界经济持久繁荣的体制机制。纵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新情况，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着力研究解决以下5个新课题。

第一，树立公共治理新理念。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传统的公共治理理念，特别对完全自由放任市场作用的理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受任何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当今世界，公共治理的成效愈来愈依靠政府与市场、企业、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只有建立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才能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必须既重视多元协调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既重视市场自发调节又加强政府引导监管作用。政府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是市场公平、社会公正的构建者，也是市场规制、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应更加注重提高公共行政能力、公共行政质量和公共行政效率，要充分发挥积极的、正当的、有效的作用。为此，应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同时，要强化企业自律和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构筑全球公共治理新体系。创新公共治理体系是加强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原来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形成更多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应该逐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和主导，其他各类国际组织、国际团体和社会群体广泛参与的全球性公共治理体系。应深化对国际货币、金融、财政、贸易公共治理架构的改革，理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的职能关系，提升整体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各类会商机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治理作用，尤其要注重发挥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会商机制中的作用。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应该将其纳入全球公共治理主体的范围，发挥其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

第三，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高效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重要保障。要探讨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调控机制和监督预警制度，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和信息披露的监督，构建新的国际金融协调与磋商机制，加大对重要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加紧完善相关监管的标准和规范，防止风险投机过度。强化全球金融监管联合行动机制，加强对评级体系和国际评级机构的国际监管。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各国际金融组织互相配合、各司其职。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加强国际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和监管改革。

第四，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全球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因此，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才是治本之策。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既是全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也是全球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机”。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国际社会要通过重组全球经济结构来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要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经济过于虚拟化。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

第五，推进全球合作新体制。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只有保护世界的共同利益，也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应当利用国际上各类型、多层次多边合作机制，广泛开展务实有效合作。20国集团是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治理经济的重要平台，应当充分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在更广泛领域的合作。要推动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共同反对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坚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应该按照诚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及时妥善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以上概括起来说，就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要提高公共治理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服务能力和合作能力，提升全球公共治理的预见性、协调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启示和结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近三年来，我国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在加强政府引导和调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变危机冲击为发展机遇，变严峻挑战为强大动力，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2%和10.3%，既持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也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治理合作，同世界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公共治理模式符合自己的国情，具有明显的优势。

前不久，中国政府在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提升公共行政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把巩固和扩大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作为重要任务，并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将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今年把控制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二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走绿色发展道路，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四是加强区域统筹协调，积极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六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和谐包容社会；七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八是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全面实施这个规划，必将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也必将对深化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健康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升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水平，既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迫切任务，也是国际行政院校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行政院校的重大使命是通过教育培训公务员、提供科研咨询服务，来增强公共治理能力，这既包括增强本国公共行政能力，也包括增强国际公共行政的能力。因此，紧紧围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水平，围绕提升各国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大力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咨询等活动，是当前国际行政院校十分重要的课题。

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IASIA）是在全球公共行政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行政院校系统最高层次的国际学术机构。50年来，依靠各会员的合作举办各种活动，致力于国际行政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公共机构管理能力的提高，为推动全球公共治理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积极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和好评。近十年来，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在中国联合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即2000年的“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面向新世纪的观念与启迪” 国际研讨会、2004年的“危机管理—全球的经验和警示” 国际研讨会、2010年的“金融危机下的政府管理”国际研讨会。这些活动都获得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是培训高中级公务员、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新型学府，是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重要思想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紧紧围绕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创新教育培训理念，更新教育培训内容，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和咨询服务，为国家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外开放办学是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目前已经与80个国家（地区）的130多所行政院校和有关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已有109个国家的公务员先后来到这里参加培训或研修活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十分重视加强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及其会员之间的联系，将努力推动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提高全球公共治理能力和公共行政水平，促进世界经济全面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不懈努力和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