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一篇：论述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论述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间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国际反倾销出现的一些新趋势。阐述了在国际反倾销呈现出新趋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应采取地积极的应对策略。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又称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更于2008年起名为金融海啸及华尔街海啸等，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随后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9日，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家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并因此给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商及产业带来损害。反倾销，顾名思义是指一国(进口国)针对他国对本国的倾销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贸易的全球化趋势愈强，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倾向也随之愈强，反倾销就成为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的贸易保障制度。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市场竞争的几近白热化、各国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间的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显得更加激烈。

1反倾销的国际新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国政府是与各国通力合作共抗危机，还是采取保护主义姿态，这是各国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一个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项重大经济举措，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发展，更要考虑对他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为了解决本国因金融危机而引起的经济下降、金融机构破产、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等经济社会问题，通过拉动内需，从而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这原本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目前不少国家刺激经济的计划都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这就不得不令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多了一丝忧虑。

1．1反倾销的主体变化

从反倾销的主体看，由过去传统的几个发达国家指控倾销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反倾销作为贸易救济的主要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是发达国家保护本国市场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根据wro的反倾销统计，1995—2006年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案达1245起，其中发达国家526起，占42．2％，发展中国家719起，占57．8％。2007年上半年，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20起，比2006年同期减少13起，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就有16起，是发达国家的4倍。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看，对华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巴西、墨西哥等。

我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仅2009年前10个月，我国就接受了涉及多个领域、行业的多起反倾销调查，例如：3月秘鲁国家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局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会公布决议，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材料作为鞋面的便鞋和运动鞋征收临时反倾销税；6月美国某公司向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对中国进口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6月巴西外贸委员会18日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客车和货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未来将可能对进口自中国的轻型轿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7月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委员会下属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决定继续维持对从中国进口的3种冲浪板实施征收反倾销税措施，期限3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签署决议，对中国的手动厨房用点火器开展反倾销调查；7月泰国财政部决定延长热轧钢反倾销税收措施5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宣布，对除运动鞋之外的中国鞋类产品实施进口反倾销措施；8月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已对从中国进口的葡萄糖酸钠发起了反倾销调查；8月印度某公司向印反倾销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等

国的树脂启动反倾销调查；8月欧盟反倾销委员会通过投票表决，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征收为期5年的正式反倾销税；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3年惩罚性关税。从上述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国际反倾销的主体已经由原来的几个发达国家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

1．2反倾销运用的手段变化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后，各成员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使得利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下降，新的更有效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结合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层出不穷。以中国出口大蒜为例，2009年1—4月出口大蒜数量为602，983．0吨，同比增长7．5％，金额为23，409．6万美元，同比下降20．2％，平均单价为388．2美吨，同比下降25．8％。但是，反倾销和技术壁垒一直是大蒜出口的两大“拦路虎”。长期以来，我国大蒜出口价格比较低，许多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大蒜企业，一直寻找时机对中国大蒜实行反倾销调查。近几年来，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制定了苛刻的技术标准。从世界各国反倾销运用的手段来看，已经由单一的关税壁垒转变为反倾销为主导的多元化非关税壁垒。

1．3反倾销的应诉情况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的应诉率极低，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但随着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许多国家和企业从具体的个案实践中认识到，应诉与不应诉的结果差别很大。应诉就有双赢的机会，不应诉就等于承认倾销，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很可能会失去原来开拓的市场。因此，世界反倾销应诉热情高涨。同时，也促使各国努力完善反倾销法。各国在制定反倾销政策时，为了避免与国际规则发生冲突和矛盾，也尽可能参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以便有效地保护本国贸易市场。

为应对反倾销保护本国市场，我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的应对。2009年9月27日商务部颁布了新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简称“新规”。相比较4年前出台的旧规，新规重点突出了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应诉中发挥的作用，几乎涵盖了应诉工作的整个流程。新规指出，行业协会应成为应诉企业和商务部的桥梁。除了对出口商品统计监管系统和贸易救济案件信息收集反馈机制的建立外，还要建立律师信息库，这样就可把在代理行为中曾严重影响或损害我国企业、行业利益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通知应诉企业。此外，在应诉过程中，行业协会还要组织应诉企业参加听证会、与国外调查机关和相关行业组织或企业进行磋商、谈判等工作。行业协会还应根据应诉企业的要求，就有关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裁决等技术问题的抗辩、国外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等问题予以协助。为使工作能够落实，行业组织按新规可从会费中设立促进会员企业应诉的专向资金，用于定期组织有关反倾销法律知识的培训。而新规中，商务部将加强对反倾销案件调查和应诉工作相关信息的公开和传达。对于商务部公布的信息，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也应立即通知涉案企业。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商务部还将给予行业组织有关应诉案件的意见。这些应诉案件包括：调查机关对我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和调查方法的，行业组织之间就企业协调应诉工作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涉案产品在调查国或地区市场份额较大的，涉案产品在调查期内出口金额较大的以及其他需要征询的重要案件。从世界各国反倾销的应诉情况来看，由过去怠于应诉变为积极应诉，并取得良好效果。

2中国反倾销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反倾销呈现出新趋势的情况下，国际反倾销规则也日趋完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反倾销形势考验。为了保证我们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增强企业的领域竞争优势，中国应积极寻求应对策略。

2．1中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大形势下，中国应倡议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外，还应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特别是要加强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监管，呼吁更多国家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并保持政策的同步性。在区域经济中，中国应积极融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近年来，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签署了FTA，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的自由贸易谈判也正在加紧推进。同时，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也将于2010年建成，推进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积极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由外资完成。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了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企业也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2行业协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行业协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从各国的实践看，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提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反倾销机构或单个企业作为提诉人的情况十分罕见。因此，作为整个行业的代表者，它可以通过收取会费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建立反倾销基金以专门用来建立信息渠道，配备反倾销专业人员，聘请律师，组织企业应诉。利用整个行业的资源来克服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不足，这就可以解决应诉不及时的问题。为防止遭受反倾销，行业协会可以在整个行业的企业当中充分开展协调工作，规范企业行为，组织各个企业有序地进行出口，防范企业相互压低价格进行不良竞争，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形成有序的出口局面。

作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行业协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是行业协会维护产业经济安全，有效运用反倾销手段所不可缺少的前瞻性工作。反倾销预警是最基础的反倾销工作。通过建立起来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一方面对企业的出口规模和速度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提前做好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准备。行业协会还可以组织行业培训，规范反倾销工作程序，在本行业以及企业内培养和锻炼一批相对稳定和过硬的反倾销队伍，改变过去反倾销工作中被动局面。

2．3中国企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经营中中国企业应注意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在对外经营时不仅要遵守国内的法律和法规，还要遵守国际及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注重研究WTO相关法规及协议，遵守国际惯例。出口企业应按国际规范进行经营管理，会计帐簿要规范、完整、清楚，以便应对反倾销问卷调查。

在遭遇反倾销调查时，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寻求保护自身权益。反倾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程序，再加上每个环节的时限要求十分严格，而每个环节对应诉成败均十分关键。在应诉的每个环节企业都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利用涉案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销售、生产情况为自己辩护。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除了要积极应诉外还应注意通过参加各种复审推翻原判，重新恢复出口。反倾销行政复审，主要用于确定所课征的反倾销税是否应该调整或取消。实践中，复审的形式有年度复审、新出口商复审、临时复审和日落复审等多种，利用不同的复审手段出口企业可达到免征或停征反倾销税的目的。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需创新企业的营销观念，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高产品技术层次，获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专有技术知识产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如专利技术产品很难遭受反倾销。企业需要成立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经营，形成网络化生产、研发和销售体系，既可提高竞争档次，也可通过海外投资及内部转移价格方式规避反倾销，而且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其归属问题也很难解决，所以越难提起反倾销。

2．4反倾销诉讼人才培养的应对策略

针对频频遭遇反倾销的现状，我国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反倾销应诉人才的培养工作，开展反倾销理论、反倾销实务等培训，选拔其中部分人员赴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中长期的培训学习，提高他们反倾销应诉的感性认识与实战能力。同时，政府应拨出专款对反倾销予以资助，努力打造一支精通反倾销理论与实务、能够承担企业反倾销应诉等涉外业务的既懂英文又精于专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完善我国反倾销应对工作机制。3结束语

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当认清国际反倾销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借鉴与吸收国际成功经验，加强和完善有关反倾销的相关立法，使之与国际反倾销法律接轨。中国将积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支持体系，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实现贸易出口方式的转变，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

第二篇：中国会爆发金融危机吗

中国会爆发金融危机吗？

郎咸平先生多次说中国即将发生全面危机，这次在某地演讲，进一步使用的词句是“危机正在爆发，银行(行情 专区)业首当其冲”。金融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现象。比如，这个国家货币市场利率会急剧提高，因为银行资金奇缺、亏损破产、支付提款必然大量借款，而此时货币市场必然资金奇缺，利率奇高。这种现象在目前中国货币借贷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趋势。又比如，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必然会出现大量资本外逃，国际收支逆差，对外支付困难，本币贬值等一系列连带现象。可是，国际国内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近几个月国际收支顺差，境外资金流入流出正常范围，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又在增加。这种现象正常人不用研究，一目了然。如果这叫金融危机正在爆发，那么全世界不是天天生活在金融危机水深火热状态吗？

那么，郎咸平先生说中国正在发生危机，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从各大网站刊登讲话内容看大体有三点。其一，交通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跌破发行价和净资产标志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危机正式爆发。其二，许多地方政府出现债券还款违约问题，大面积违规，付不出利息。其三，地方政府向银行体系外借钱，影子银行30万亿。上述三大根据根本不值一提。其一，近三个月内银行股价平均涨幅30—50%，按照郎先生的逻辑，银行股价上涨应当是危机消除，怎么首当其冲爆发危机呢？众所周知，内地银行股价长期低迷与股市体制有关，银行股价涨跌与银行业是否危机不能划等号。其次，说中国地方政府出现“大面积”违约，请问该数据从何而来？如果中国地方政府出现“大面积”违规，那么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必然大幅上升。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和上市银行公布的年报看，内地银行业不良率稳定在1%的区间内，全世界最低。如果郎先生拿出证据说明该数据造假，那么郎先生所说“大面积”违约才能成立。其三，说银行体系外有30万影子银行产品危机的话有两点疑问。第一，影子银行特点是统计、监管和期限三大缺陷。在无法统计的情况下，说30万亿影子银行，危机根据不足；第二，即使银行体系外有30万亿影子银行产品，也不能把它与危机划等号，这些产品大部分是实际项目的需求，银行不贷除了贷款规模有限外，就是怕风险。这些风险转移到表外，或银行体系外，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反而利大于弊，影子银行违约案例天天有，处处有。就像银行坏账也是天天有，行行有，但只要违约率控制在一定幅度，也有统计标准，完全与金融危机或银行危机是不同的概念。

第三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有针对性地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多项政策，一揽子计划已经对遏制经济快速下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3季度GDP增速从1季度的6.1%及2季度的7.9%进一步加速至

8.9%，全年GDP增速保8已无太多悬念。

回顾2009年经济形势可以发现，在外需疲弱不振、消费作用仍有限的情况下，扩大投资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投资的高增长成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保增长的主要动力。统计数据显示：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主导的投资贡献了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7.7%之中的7.3个百分点。

而推动投资迅猛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扩张性的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三季度，国家已先后下达了四批共3800亿中央投资，配合地方政府投资和大量信贷资金投放（2009年1-11月我国新增信贷投放9.21万亿，超过2007年和2008年的新增信贷投放之和），有力地带动了地方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

综合而言，2009年经济的企稳回升，政策刺激性的反弹起到主要作用，其持续性成为一大问题。那么，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状况会如何？总体而言，我们认为2010年中国GDP增幅会高于2009年，估计为9-9.5%，但增长后劲不足，呈现“倒V”型的走势。至于经济政策方面，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强调“明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明年的经济政策定下基调。但是我们认为保持政策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政策的力度和节奏需要调整，以避免明年经济过热及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

一、投资回落，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在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和国内现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仍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在基数效应、政策刺激力度有所调整，以及中央可能遏制地方政府投资膨胀势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10年投资增速出现回落，但由于中长期投资项目的惯性等因素，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27%左右，仍处在较高水平，考虑价格因素，实际投资增速有所放缓。

1.政府刺激投资的政策将继续推动投资增长

2010年，相关投资政策的贯彻落实将使相关项目投资显著增加，促进投资增长。首先，4万亿投资计划中，2010年还有将近6000亿元的中央政府财政投资，将带动另一轮的全社会投资。其次，钢铁、石化、轻工、装备制造和汽车等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新能源发展规划等先后出台和实施，将对相关产业投资起到刺激作用。再次，2009年5月27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下调了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等部分行业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政策效应会在2010年持续显现。

2.中长期贷款的资金将继续支撑项目投资

2009年是投资大幅增长的一年，而大量项目投资的款项依赖于政府财政和银行信贷，由于目前项目贷款主要为中长期，2009年1-11月，我国中长期贷款占比已高达54.7%。为确保经济刺激计划中重大投资项目的资金供给，我们预计2010年信贷结构将出现重大变化：即短期贷款（尤其是票据贴现融资）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同时中长期贷款将继续保持扩张，全年信贷总量增长虽会趋缓，但仍保持高位。在信贷资金的支持下，投资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3.社会投资会有所复苏，但仍不稳定

2009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非国有经济投资加快表明企业投资信心在恢复，非国有经济投资者投资信心恢复突出表现在房地产投资上，2009年1-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投资增长速度平均每月加快1.6个百分点。但民间投资仍有待观察。首先，明年出口虽然会出现反弹，但力度不大，我们估计有5-10%的增幅，这不足以支持大量企业进行新一轮大的投资；其次，2009 年1-11 月，虽然销售面积增长了53%，但开发投资仅为17.8%，投资观望的情绪依然严重。

二、外需改善，但贡献力度有限

2010年中国外需将轻微改善，2010全年的出口贸易额增长5％－10％，进口增长10％左右。外贸对GDP的影响也将由负转正，预计出口将带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分月度数据看，考虑到季节性和基数的因素，2010年各月的进出口增长率将表现出先高后低的状况，但波动相对较小。总体而言，外贸形势的持续回暖有赖于全球经济恢复和调整的步伐，2010年的外贸总额难以达到2008年的水平，外贸仍将处在低水平复苏的状态。

1.世界经济的复苏有利于我国出口的反弹

据IMF的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向好，其11月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收缩1.1%后，2010年将增长3.1%。报告预计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2010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5%、0.3%、0.9%和1.7%。但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仍在，复苏的过程可能是缓慢的，可能面临刺激政策作用效果边际递减以及高失业率的威胁。并且，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习惯，调整失衡的全球经济模式和体系需要时间。因此，尽管明年我国的出口会出现一定的增长，但与过去的高速增长仍有一定的距离。在全球经济没有新的发展动力之前，我国出口的增长仍是低水平恢复性的增长，2010年的出口总额很难回到2008年的高峰水平。

2.贸易政策调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等因素将影响出口的改善幅度

贸易政策的调整方面，我国针对出口增速放缓而采取的出口退税率调高政策，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很小，我们认为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只是减轻了企业的税负，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增加产品的需求。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恢复的阻力。如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基本上使中国的轮胎难以进入美国市场、欧盟继续对中国的皮鞋征收反倾销税。

人民币汇率方面，在严峻的外贸形势下，我国的汇率基本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制度。由于美元的持续走软贬值，人民币兑其它主要货币（如欧元）则出现贬值的情形，引起了其他国家的高度抗议，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但我们认为，政府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将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升值的时间和力度取决于外贸复苏的状况。考虑到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我国出口的现状，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维持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升值在下半年的可能性较大，但升值的幅度不会很大，预计不会超过5％。

三、消费持续增长，贡献不断加大

受消费信心回升、消费刺激政策的持续、收入政策的改革以及收入绝对水平上升等因素的影响，201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超过2009年，我们预计2010年社会品零售总额增速约为17%-18%，但由于物价涨幅的提高，消费实际增长将会略低于2009年，实际增速约为13%-16%。

1.城市化进程为国内消费提供持续动力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对消费增长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据测算，当前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化将会进一步加快，将带动周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此外，农民进城打工将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这将促进部份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推动其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

2.收入绝对水平上升、消费刺激政策持续及收入改革政策的深化

2010年，消费刺激政策将持续，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政策、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等等，并且，2010年居民收入分配改革将继续深化。在初次分配上，明年政府将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在二次分配上，有望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完善个税制度等。同时，200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前三季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均高于2008年；国民经济逐步回暖，消费信心逐步增强；以及资本市场回暖，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等因素也有利于促进消费。

四、货币政策方向不变，但力度可能减弱

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在年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得到明确，但根据对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形势的预测，我们预计2010年的货币政策将“名松实紧”逐步渐进的退出，在调控效果上逐步回归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收紧，2010年货币政策仍然相当宽松。

具体而言，我们预计：1.市场的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2010年我国的M2 增速为18%-20%，M1的增速为17%左右。2.银行新增贷款的发放速度将会从今年异乎寻常的高位上有所减缓，从而使2010年我国新增银行贷款将收缩至5-7万亿元；3.中国人民银行将在2010年

上半年实施更积极的公开市场操作，同时可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防止信贷增长过快；

4.首次加息在明年年中前不会出现，下半年基准利率可能上调25个基点左右，但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可能先于加息。5.通胀温和可控，2010年我国CPI增速在3%左右，但资产价格上涨将成为调控重点。

五、财政收支矛盾仍突出，赤字保持较高水平

年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定调，明确了以保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支出仍保持着重要地位，我们预计2010年财政支出压力不会有明显的缓解，财政支出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可能将重点从促进投资转移至扩大消费上。而财政收入方面，在2009年的低基数、宏观经济环境好转的正面影响下，我们预计2010年财政收入增幅可能有所回升，但受减收政策因素持续至2010年、消费税改革增量调整（成品油税费改革和卷烟消费税政策调整）效应的减弱、非税收收入增幅趋稳的作用下，幅度不会太高。

总体来看，2010年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财政赤字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我们预计2010年财政赤字仍可能维持在9500亿左右，占GDP比重为2.4%左右。

第四篇：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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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过去数年中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件。甚至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大胆地暗示，这一次大量资金事实上已被再循环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这回这个经济体存在于美国境内。逾一万亿美元被导入由最穷、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构成的美国次级房贷市场。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然而，最近的这次事件与历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性质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几个世纪来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机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即乐观、贪婪、狂热和绝望是不分国界的。早在互联网之前，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重大金融震荡的结果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

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经济低迷时间跨度可能有多长，影响可能有多深？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在飚升，正好在这个时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银行突然惊现一个十分巨大的漏洞──这再次说明：造成麻烦的不只是金融冲击，这样的事实令当今的经济挑战更加使人生畏。通货膨胀上升加上需求减缓意味着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严峻的问题。因此欧洲央行最近调升利率以保持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这偏偏又是在需求减缓的时刻，通常需要来一次减息。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变数，但历史确实也为重大金融事件的潜在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莱因哈特和的罗格夫分析的那样，二战后最具灾难性的五个例子中（芬兰、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产出增长率从顶峰到谷底的跌幅超过5%，甚至三年后，增长率仍维持在比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冲击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平均跌幅结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两年时间恢复到趋势增长率水平。

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个西方国家在1871年和2006年间的255次衰退案例。他发现，其中164次只持续了一年时间，大多数在两年内结束。

由此，作为一个凭经验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规律，在最后贷款人做了它该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来金融冲击后的经济低迷时期持续长达两年左右时间的情形屡见不鲜。在那基础上，鉴于当前金融事件的规模之大，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看上去总是在预计中相当乐观，他们预计2007年夏季后出现短暂、剧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将会初露端倪。而从目前情况来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会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金融创伤多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低迷？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大规模损失资产和财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银行的股东如今感觉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钱。冲击对于银行资产负债情况的影响也对他们的放贷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最惊人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严厉的信贷限制。美国汽车销量从1929年时的450万辆下降至1932年的110万辆，在20年时间里没能超过先前的顶峰水平。

此外，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公众对于金融和承担风险意愿的观点。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恶棍。投资的时间长度缩短了。如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伟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里评述的那样，在经济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东西变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怀疑的东西”。

金融震荡也频繁暴露出欺诈和犯罪，加强了一种不安的总体感觉，并让公众叫嚷着要复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的勉强保住了性命。当时，一位议员坚决主张，这些人应该被判弑长犯上罪，并受到古罗马对于此罪的刑罚——即把他们跟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缝在麻袋里，并把他们溺死。当情况变得不太对劲时，要留意那些从不休假的雇员。在伦敦，当联合银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参加葬礼时，一桩巨大的挪用资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资产负债表上捅了个大窟窿的违规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erome Kerviel)同样也不想离开他的办公桌。

立法机构在这种金融狂热的时刻并不总是能作出最英明的决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经皇家许可状授权的股票发行，这使得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里，在英国要开办一家合法企业都变得很困难，直到该法最终被废除情况才有了变化。1929年华尔街崩溃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这部法律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本世纪初商业网络泡沫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经济负担。

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本报评论的那样：“人人都牵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监管者——都过于频繁地被过度兴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会犯错。那是监管很少逆经济周期而动的原因之一：监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历史记录说明，我们应对于去年的事件审慎地作出监管反应，但这并不是说监管者应该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建议是，我们应建立某种机制，可能是一个重新设定焦点的国际货币基金，赋予它在视野里寻找问题的职责。听上去这个主意不赖。但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情形，在狂热的氛围里，当局有关泡沫即将来临的警告被完全无视。1996年年底，艾伦•格林斯潘谈到了“非理性繁荣”，股价短暂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

股价加速上涨。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时候就曾谈到过错误定价的信贷风险和艰难时局即将到来。但当市场上涨时，没人把那些灾难预言家的话当回事。

那就是与当今流行的观点相反的论点。如今的普遍观点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时，应该考虑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胀。当住房价格在到2006年的3年内越飚越高时，我正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任职。我能记得当时的想法：“如果我们的使命是抑制住房价格上涨（当然那时还没发生），那么利率将何去何从？”要弄清楚是什么构成了可以长期维持的住房价格非常困难。仅仅因为感觉到住房价格太活跃，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彻底打跨这个行业呢？我不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尔绍德提出了一个更有趣、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监管框架，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用一个比率将之与一个同银行资产价格增长率挂钩。其目的是遏制过度的放款，并在繁荣时期扩充银行准备金。

一些监管是无可避免的，拯救贝尔斯登的行动使得一场改革在美国势在必行。在英国，今年稍晚时候政府将推出立法，以解决一些在北岩事件期间浮现出来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进行更多微观经济层面的改变，例如信贷评级机构的工作等。没完没了且最终没有什么成果的争论——关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奖金的，关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业银行的年报将继续以每年多出20至50页的速度变厚。

显然有必要使银行体系里雇员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更加一致，以减少交易商去肩负巨大短期风险的诱因。但无论如何，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谨慎和节制成为主基调。银行在考虑把钱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时，将谨慎得多。灰暗乏味将统治地球，浮华的繁荣将被视为庸俗。这或许是历史的最后一个教训，对此，没人比白芝浩说得更好了：“在英格兰，一场巨大灾难后，人们相互猜忌。一旦灾难被遗忘，人们再次互相信赖。”

理查德•兰伯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CBI)主席，《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前任总编辑。本文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演讲基础上经编辑的讲稿。

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

欧沃伦•格尼银行的破产引发了英国最著名的银行挤兑。当该银行从核心业务（交易汇票）向外扩张进入到如船厂等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时，问题就发生了。当几家债权人破产时，该银行的股票骤然暴跌。沃尔特•白芝浩称其政策“过于轻率，人们会觉得小孩来放贷也会比这做得好”。英国央行拒绝提供支持的那天，欧沃尼停止现金支付，挤兑变成了一场骚乱，之后又有10家银行暂停支付，200家公司无力偿债，“伦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拥挤，跌跌撞撞”。

2007年北岩银行

去年9月12日，当信贷紧缩加剧时，北岩被迫求助于英国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关于贷款的新闻引发了挤兑。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因多个援救方案失败，该银行2007年2月曾一度涨到12.14英镑历史高位的股价重挫至90便士。北岩银行估计欠英国央行250亿英镑，于2月17日被政府国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赢得对南美贸易的垄断，附带条件是承担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造成的国家债务。但西班牙对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贸易范围很小，甚至在1718年战火重燃前情况也没有改观。然而，由于拥有皇家特许状，并且董事们四处散布编造的国外贸易大获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价在1720年头6个月里，从128英镑飚升至1050英镑。当泡沫破灭时，价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镑，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破产。

1997年亚洲危机

在经历数十年强劲经济增长后，该地区赢得了“亚洲虎”外号，资本从发达世界快速流入这些自由化的市场。1997年7月，泰国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的决定引发了金融危机，很快传播到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不久，“亚洲传染病”危机扩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罗斯也受害。

1929年华尔街崩盘

20世纪初，股票市场投机还被限于专业人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投资。到了1929年8月，小投资人用保证金所购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经纪人的借款——借款超过了85亿美元。到了10月，这种情况难以为继，股东出现恐慌。就在一天时间里，股票交易量超过了1200万股，人们拼命兑现他们的资产。“大萧条”开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经历了史上最大单日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2.6%，而富时100指数下跌10.8%）。崩盘的确切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将之将富时指数的暴跌归咎于10月16日的伦敦飓风。

译者/红岭

第五篇：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经济危机早已笼罩全球。中国虽不像欧美那样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我很庆幸，欧美在这一时刻发生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这不但使中国经济在挤掉自己泡沫的时候在国际上不会太被动，也使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机会尽早暴露出来，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国经济有自己的问题，这不管欧美是否陷入次贷危机，它总是要爆发的，而且时间就在近年。中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热钱涌入等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这一系统各个环节的问题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深知这一方案很难实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实行，必然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欢迎大家参考、指正。

1、先从房地产说起。中国的房地产过热，不仅仅是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阵子网上流传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讲话稿，对我深有启发，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发言，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开发商哄抬物价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房地产行业。这些资金的来源，有政府投资，有银行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制造业流入的资金。制造业的资金怎么会大量的流入房地产呢？为什么他们不用于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呢？按照资本运作的理论，资本只会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正是制造业近些年的低迷、亏损以及房地产的超额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制造业转移到房地产，其结果，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使制造业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斩断工商业链条”这一概念，对中国来说，这就要通过引导、限制等种种措施，使制造业的资金留在制造业。只有这样，房地产行业才会失去最大的热钱来源，才会有真正调整的动力。

此外，这还会造成一种好处。近期，国家开始收紧房地产政策，于是，有相关利益者就出面恫吓：房地产下跌会严重的拖累中国的gdp——一般认为，中国的gdp增长如果低于7%，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和全国的生活水平，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如果房价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资金的撤回，那制造业的增长将会抵消掉房价下跌的损失，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滑坡。

当然，即便房价的下跌是由于危机或者政府的调控，即便制造业的资金陷在房地产市场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认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会出现。因为，虽然房地产的低迷会拖累经济增长，但社会在房地产市场省下的资金会投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这些增长，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产下滑的损失。

2、制造业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前面说到，如果能将制造业的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制造业的资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过一些手段将制造业的资本剥离房地产市场，等经济好转以后，它们还会回去，这又会造成另一个死循环，治标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将制造业的利润和房地产市场的利润加以平均，只要投资制造业能够获得不少于房地产的利润，那制造业的资金就没有理由不留在本行业内了。

但是，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并非简单的事。中国制造业，虽然也是由面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部分组成，但是，面向国际市场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如此，中国制造业就很难保证利润。

这条道路虽然极难，但并非绝不可行。

4、消费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有两条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们不敢或不能消费；b、过高的税收使消费萎缩。

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讲第二条。

近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又是新高，而财政盈余更是达到10000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资产还在国内流动，无论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谁，其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因此，国家的资产就是在领土以内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一国没必要将过多的资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满足日常开销的数字而已（除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产生，即政府和国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体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而是体现在半年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万亿资产，既然是盈余，便说明它没有被利用，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试想，如果这万亿资产投入消费领域，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会福利领域，又会解放多少消费能力？最终，这笔钱躺在了国库里……

换个思路，即便这笔钱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投入高铁、核电站的建设等等，它的效益还是不如留在民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投资过热，政府投资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业、道路、房屋之类，这产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润的轻工业、服务业却是国家投资无法顾及的，这无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笔资产产生的效率。

政府的税收，在够用的基础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万亿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对社会资源的如此浪费，希望在日后不会看到……

通过以上几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一个闭合的链条之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来解决当前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市场的主动调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资源。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问题早已不再困扰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矛盾，只希望当权者能够迅速转变观念。目前我们能够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号，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改善中国的经济。

人们常说，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做着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的事。但是，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自主研发型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为领先者曾经与我们一样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们如何确保中国在20年后，经济的“质”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