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精选五篇）

第一篇：在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

在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备受全球关注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亚欧首脑会议45个成员的领导人及其代表悉数聚首北京。

在此之前，从引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开始，几乎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应对危机的良方。在各种拯救措施仍不能扭转困境的时刻，世界在同时把目光再一次聚集中国。从各国首脑到各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领导人，都纷纷表示，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几乎全世界都在问：这次金融危机是否会导致未来国际经济秩序重建？

外汇储备超过加拿大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中国会不会出手“拯救世界”？

中国自己会怎么办？中国会对“别人”怎么办？

中国会“救”谁？怎么“救”？

在此之前的欧美峰会分歧重重，在此之后将于11月15日由美国主持的全球峰会前景未卜，这次亚欧峰会对克服金融危机起什么作用？

人们在猜测、在疑问、在期望。

毫无疑问，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有西方媒体说，与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中国能起到“领导”作用。与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他将利用此次北京之行希望中国能够支持金融新体系，东盟有关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能够支持东盟地区救市基金计划，东亚有关国家领导人表达出尽快推进中、日、韩800亿美元救市基金计划的愿望……因此，中国似乎被看作是“每一个全球救市计划的关键角色”。

胡锦涛主席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致辞，因而被看着是中国政府应对世界难题的基本表态。胡锦涛主席的致辞很简短。但有三句话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一、“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这次金融危机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不同，亚洲金融风暴主要发生在亚洲的部分地区，而这次金融危机被看着是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最广泛、更复杂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此时不回避这场危机，而且果断地把金融危机议题列为这次亚欧峰会的主要议题，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的负责任态度。

而面对这场“罕见的严重危机”，首先需要的是坚定的信心。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中国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这本身就是充满信心的宣示。中国人历来都有不为困难所惧的传统。无论是在克服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起到的独特作用，还是众志成城抗击今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还是克服干扰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都充分证明了“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的“中国式”世界观的正确性。

二、“亚欧携手、合作共赢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这次峰会的主题就是：“对话合作，互利共赢”。这个主张是胡锦涛对“和谐世界”理念的再一次实践。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话合作，携手努力，是我们“坚定信心”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时，对话合作更是我们应对一切困难的基本策略。

胡锦涛说：“我们的先辈曾经开拓出古„丝绸之路‟，在亚欧关系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今天，我们更应该以超越前人的远见卓识，开创亚欧合作新局面，造福亚欧各国人民。”“丝绸之路”既是古代中国人留给世界的物质遗产，更是中国人对世界精神遗产宝库的重大贡献，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沟通、合作、双赢，这也应当是我们处理金融危机的基本准则。

三、“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办好。”中国有很多名言体现出坚强的民族品格，比如“自立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及“自食其力”、“自强不息”等等。立足于自己，一直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这是充满辩证法的“中国式”思维，为我们如何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定了基调。更何况，中国不可能置身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外，而且，这场危机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使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国内的事办好”就显得尤其重要。一个稳定的中国，一个健康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论语》里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个思想：“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是从君子的品格的角度解释“不忧不惧”的。我为此想到了胡锦涛主席的一句名言：“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这应当既是对古代中国“君子”智慧的升华，也是对当代中国人智慧的诠释。胡锦涛主席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致辞，正是这种智慧的写照。

第二篇：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裁员是否理智

当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中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保增长，保就业的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性裁员更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和限制，并号召企业不减薪、不裁员，呼吁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传递的信息似乎是用人单位裁员就是不负责任。我们认为对经济性裁员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忽视经济性裁员的积极意义，对经济性裁员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企业的性质与经济性裁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事组织，是一个为社会大众提供商品与服务的组织。

企业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企业的设立是一种投资活动，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回报，唯有如此，才能增加人们投资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寻求财富，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如让企业承担过多的责任而将盈利目的放在末端，这也将使人们丧失投资的信心，阻碍人们创业的激情。

企业的任务在于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生产与服务，企业的生产与服务上去了，社会的产品与服务丰富了，企业的任务也就实现了，企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他的任务不在于发发善心，他必须组织生产与服务。

企业的生产与服务是由劳动者来完成的，如何安排劳动者来完成，这是一个企业的管理问题，应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问题，企业有招人的自主权，当然也应有依法减员的权利，这应该是由企业来自己评判的问题，企业需要谁？企业对谁最了解？谁最适合企业，企业应对此最具有发言权，企业最能评判，作为企业之外之人，很难对谁合适作出评判。

当企业的外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如当前发生金融危机时，企业受到冲击时，企业该不该裁员，这应该由企业来作出判断，在金融危机的情形下，为了应对危机，企业的人员需要调整以应对危机，应对外部变化了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允许裁员或不合理的限制企业裁员，导致企业无法应对危机，企业有可能由于沉重的负担，丧失市场竞争力，更严重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企业裁员的问题，而是企业的全部劳动者失业，因此，当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允许企业裁员，使其能适应变化了的外部世界。

二、企业裁员中的利益衡量

企业裁员涉及了企业、投资者、劳动者、政府等各方面的利益，而且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如何平衡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这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原则。因为，企业不存在了，相关的利益就无从谈起。

对于企业来说，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生存，确保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的情况能生存。确保生存的方式有很多种，譬如进行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进行业务方向的调整等等。在企业业务萎缩的情况下，如何降低企业的各项成本，包括人力资源成本，这些都需要企业进行综合考虑。

当然企业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变“危”为“机”，在危机中企业逆势而行，进一步发展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现实是残酷的，能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能变“危”为“机”的企业肯定不是大多数。如果企业不得以通过裁员的方式，使自己获得生存，这完全符合企业的利益，也符合社会的利益。如果企业都死了，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

在金融危机下，企业会随便裁员吗？一般来说不会。在市场上寻找一个合格的符合企业自身需要的劳动者并不容易，这需要付出招聘的物质成本搜寻的时间成本。另外，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经济性裁员还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非到迫不得以不会随随便便裁员。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企业以金融危机为名不公平的对待劳动者，这才是政府需要特别关注的。

对于企业的投资者来说，其开办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投资者不是慈善家，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投资者追求获利最大化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企业要亏损，那么也要使亏损最小化，对投资者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投资血本无归，让企业破产。企业的重大决策权在投资者手中，投资者肯定要维护其投资利益，投资者可以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的方式为企业作出决策，如果裁员能使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投资者考虑通过裁员的方式来实现也无可厚非。如果由于企业由于无法裁员，企业经营困难，资不抵债，对投资者来说，申请企业破产，使其损失最小化也是选择。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投资来创造就业化解危机。如果政府对企业的自主经营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不利于经济的复苏，这对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害的。

对劳动者来说，工资性收入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企业裁员影响最大的是无疑是劳动者。劳动者被裁掉了，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因此，企业裁员必须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但是企业裁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企业裁员受益最大的也是劳动者。如果企业破产了，是该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失去了饭碗，如果通过裁员使企业生存下来，那么失去了饭碗的只是部分劳动者，这也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且如果企业发展好了也可以重新招用劳动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自由的，企业成千上万，这个企业有问题，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有问题，劳动者可以重新寻找工作，在新的企业中发挥自己的价值，劳动者在流动中也会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当然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并不是所有的被裁的劳动者都能找到工作，如果劳动者失业了，可以向政府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以度过难关。

在金融危机下，政府一再强调企业不裁员、不减薪，甚至发起千万企业不裁员倡议活动，为什么？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政府不仅要促进经济发展，还要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如有大量劳动者被裁员，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势必增加政府负担，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当然不希望企业裁员，增加自己的负担。

企业、投资者、劳动者、政府在经济性裁员中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企业寻求的生存与发展，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投资者寻求的是投资利益的最大化，劳动者要保住饭碗，政府要寻求社会稳定，解决失业，于是政府希望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企业要生存与发展，又必须裁员，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不应但过分限制企业裁员，应在各方利益中寻求一个平衡，只有企业得到发展，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果企业不能生存下去，都破产倒闭了，那么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

三、企业裁员与社会责任

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政府及社会各界号召企业不要裁员，要负起社会责任来，似乎企业只要裁员就是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应予以道德上的谴责，我们认为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误解。企业与政府都有各自的责任，在我国现阶段企业本职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如何确保生存与发展，这是企业最大的责任。如果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甚至倒闭了其社会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之外，还应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和跨国巨型公司的出现相关。在我国现阶段广大中小企业连生存都无法解决，甚至连基本的法律都没法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否过于时尚。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企业的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的最大化。也许有人说照你这么说，企业就可以完全凭自己的好恶随便解雇员工，这当然不是。企业解雇员工当然要遵守劳动法，但这不是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在企业法律责任都不能完全遵守的情况下奢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有人说企业裁员造成员工失业就是企业没有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企业裁员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即可。如果劳动者失业，他应有权领取失业救济金，劳动者在失业的情况下应能得到社会的保障，这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大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忽视甚至忘记政府的责任。我们更不能把政府的责任推给企业，政府收了税，收了社会保险费，就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企业作为商事主体，其主要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为股东创造利益，而不是社会责任。企业向政府缴纳了税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他就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失业问题应由政府解决，政府不能用限制裁员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四、我国现行经济性裁员的规定及其评价

2008年1月1日我国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对企业经济性裁员作了规定，根据该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条件为：

1.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

2.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3.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决人员的；

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裁员的程序性要件为：

1.人数二十人以上或者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

2.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3.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

4.裁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5.支付经济补偿金。

裁员中必须优先留用的人员为：

1.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员；

2.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员；

3.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抚养的老人或未成年人的人员。

禁止裁减的人员为：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人在诊断或医学观察期间的；

2.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因公负伤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从以上对我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分析归纳，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性裁员的实质性条件比较狭隘，程序性条件比较复杂，禁止裁减老弱病残人员，优先留用的也是就业能力相对比较的弱的人。裁员程序的复杂过多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把不该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义务也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更强化了裁员的条件，使裁员更加不容易。

我们认为企业裁员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应对能力，裁减的人员应是能力相对弱的人员，而我国《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将老弱病残留在企业，这与企业裁员的目的背道而驰。试想：一个老弱病残占员工大多数的企业如何能应对金融危机，如何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企业的老弱病残人员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这是政府的责任。在裁员中将企业的老弱病残人员留给企业是政府推卸责任的方法，不利于企业摆脱困境。

当然裁员应注意公平性，对于企业利用裁员恶意解雇劳动者或者对劳动者进行打击报复，那么应对用人单位进行惩罚，对劳动者进行保护，而我国《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恰恰没有规定，在以后的修订中应予以完善。

综上，企业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下的商事组织，在金融危机下要解决的是生存与发展问题，裁员是在金融危机下企业不得以采取的自救措施，有助于企业早日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我国《劳动合同法》对裁员的规定不能实现企业裁员的目的，他不恰当的规定了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与企业裁员的目的相背，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加剧了裁员的难度，应予以纠正。

第三篇：怎样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人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什么启示?

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留给世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中国有句古训:前车之辙,后车可鉴。那么,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教训?

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到引发金融危机再蔓延全球,全球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暴露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打过形象的比喻:“涨潮的时候,把石头都掩盖起来了,而退潮的时候,这些石头都会暴露出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却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最后以危机形式爆发出来。因而有许多学者提出,要汲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推动我国金融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积极发展虚拟经济,又要确保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处理好金融创新与有效监管的关系,既要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又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处理好金融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既要稳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又要坚持金融发展的独立自主。

当然,正如金融危机影响正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一样,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也不仅仅是金融领域出现了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因而,更多的人开始从深层次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利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离职后,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的课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及其未来”。美国《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认为,目前美国资本主义体制麻烦缠身,前景不明。这些“体制麻烦”正是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极力倡导自由化,推行全面私有化,主张国家干预最小化,给经济领域各项制度打上了“自由放任”的烙印。新自由主义的推广,不仅导致对市场的自由放任,而且使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更加凸显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缺陷。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平均收入是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而进入21世纪扩大到了367倍。因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30年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也宣告了轰轰烈烈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已经失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提出,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了死胡同。

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弊端。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这一点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有学者分析,美国作为金融资本最发达的地方,也正是政治制度为资本贪婪服务得最好的地方。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放松监管,促使金融资本无限扩张,使华尔街变成了一个疯狂逐利的“大赌场”,金融大亨们赚足腰包;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救市努力,又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去维护金融资本家利益,而陷入困难的穷人没有得到多少救助,更有甚者,这些资本家一面出手向政府要钱,一面仍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道德体系的弊端。在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是一种信用关系,而信用关系是以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条件的。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正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对资本主义道德体系提出了批判,认为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正因如此,《纽约时报》某专栏作家呼吁:“我们需要的不光是金融救援,我们需要的是道德救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变,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传统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现代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这正应了我国一句古话“万变不离其宗”,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论述的正确性,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篇：对外汉语教师席卷全球

让对外汉语教师席卷全球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拥有“国际注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只占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教师的五分之一，合格的汉语教师告急。通常人认为汉语教师只要汉语标准就能胜任，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专业水平有相当高要求的职业，它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语言学知识、汉语言文字学知识、外语知识、中国文学和文化知识、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

京师环宇国际教育科技中心指出，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对外汉语教师都采用“雨刷式教学”。所谓“雨刷式教学”，是指老师以翻译为主的教学方法，老师讲课时如同在做法汉、汉法讲演，“就好像一支左右摇摆的雨刷，左边法语，右边汉语，不停地摆动”。

那么该如何摆脱“雨刷式教学”呢？京师环宇国际教育科技中心的老师指出在国外教汉语，大环境不是在中国，学生们不可能一直沉浸在汉语中。所以就要尽量在课堂上使用汉语，甚至“在中文课上只说汉语！”“这种观念和习惯从学生接触汉语的第一堂课开始就要慢慢培养，用图画、肢体语言、动画幻灯片等方式，语言氛围很快就能营造出来。”

现在，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已逾4000万，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要想教好汉语，就要勤于思考，了解具体情况，分析实际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当然，由于所面对的问题千差万别，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一定不是唯一的。京师环宇国际教育科技中心希望每一位从京师环宇国际教育科技中心走出去的对外汉语教师能根据实际情况，针对自己的教学对象，在把握教育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研究教育的特殊规律，并设计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京师环宇国际教育科技中心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汉语教学的队伍中，各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会不断涌现。只要海外汉语教师不墨守成规，勇于探索创新和总结，就一定可以在教学实践中创造良好效果，同时也为海外汉语教学的大花园增添一朵娇艳的花。

第五篇：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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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过去数年中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件。甚至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大胆地暗示，这一次大量资金事实上已被再循环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这回这个经济体存在于美国境内。逾一万亿美元被导入由最穷、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构成的美国次级房贷市场。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然而，最近的这次事件与历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性质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几个世纪来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机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即乐观、贪婪、狂热和绝望是不分国界的。早在互联网之前，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重大金融震荡的结果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

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经济低迷时间跨度可能有多长，影响可能有多深？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在飚升，正好在这个时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银行突然惊现一个十分巨大的漏洞──这再次说明：造成麻烦的不只是金融冲击，这样的事实令当今的经济挑战更加使人生畏。通货膨胀上升加上需求减缓意味着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严峻的问题。因此欧洲央行最近调升利率以保持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这偏偏又是在需求减缓的时刻，通常需要来一次减息。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变数，但历史确实也为重大金融事件的潜在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莱因哈特和的罗格夫分析的那样，二战后最具灾难性的五个例子中（芬兰、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产出增长率从顶峰到谷底的跌幅超过5%，甚至三年后，增长率仍维持在比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冲击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平均跌幅结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两年时间恢复到趋势增长率水平。

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个西方国家在1871年和2006年间的255次衰退案例。他发现，其中164次只持续了一年时间，大多数在两年内结束。

由此，作为一个凭经验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规律，在最后贷款人做了它该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来金融冲击后的经济低迷时期持续长达两年左右时间的情形屡见不鲜。在那基础上，鉴于当前金融事件的规模之大，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看上去总是在预计中相当乐观，他们预计2007年夏季后出现短暂、剧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将会初露端倪。而从目前情况来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会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金融创伤多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低迷？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大规模损失资产和财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银行的股东如今感觉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钱。冲击对于银行资产负债情况的影响也对他们的放贷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最惊人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严厉的信贷限制。美国汽车销量从1929年时的450万辆下降至1932年的110万辆，在20年时间里没能超过先前的顶峰水平。

此外，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公众对于金融和承担风险意愿的观点。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恶棍。投资的时间长度缩短了。如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伟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里评述的那样，在经济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东西变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怀疑的东西”。

金融震荡也频繁暴露出欺诈和犯罪，加强了一种不安的总体感觉，并让公众叫嚷着要复仇。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的勉强保住了性命。当时，一位议员坚决主张，这些人应该被判弑长犯上罪，并受到古罗马对于此罪的刑罚——即把他们跟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缝在麻袋里，并把他们溺死。当情况变得不太对劲时，要留意那些从不休假的雇员。在伦敦，当联合银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参加葬礼时，一桩巨大的挪用资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资产负债表上捅了个大窟窿的违规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erome Kerviel)同样也不想离开他的办公桌。

立法机构在这种金融狂热的时刻并不总是能作出最英明的决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经皇家许可状授权的股票发行，这使得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里，在英国要开办一家合法企业都变得很困难，直到该法最终被废除情况才有了变化。1929年华尔街崩溃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这部法律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本世纪初商业网络泡沫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经济负担。

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本报评论的那样：“人人都牵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监管者——都过于频繁地被过度兴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会犯错。那是监管很少逆经济周期而动的原因之一：监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历史记录说明，我们应对于去年的事件审慎地作出监管反应，但这并不是说监管者应该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建议是，我们应建立某种机制，可能是一个重新设定焦点的国际货币基金，赋予它在视野里寻找问题的职责。听上去这个主意不赖。但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情形，在狂热的氛围里，当局有关泡沫即将来临的警告被完全无视。1996年年底，艾伦•格林斯潘谈到了“非理性繁荣”，股价短暂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

股价加速上涨。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时候就曾谈到过错误定价的信贷风险和艰难时局即将到来。但当市场上涨时，没人把那些灾难预言家的话当回事。

那就是与当今流行的观点相反的论点。如今的普遍观点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时，应该考虑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胀。当住房价格在到2006年的3年内越飚越高时，我正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任职。我能记得当时的想法：“如果我们的使命是抑制住房价格上涨（当然那时还没发生），那么利率将何去何从？”要弄清楚是什么构成了可以长期维持的住房价格非常困难。仅仅因为感觉到住房价格太活跃，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彻底打跨这个行业呢？我不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尔绍德提出了一个更有趣、更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监管框架，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用一个比率将之与一个同银行资产价格增长率挂钩。其目的是遏制过度的放款，并在繁荣时期扩充银行准备金。

一些监管是无可避免的，拯救贝尔斯登的行动使得一场改革在美国势在必行。在英国，今年稍晚时候政府将推出立法，以解决一些在北岩事件期间浮现出来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进行更多微观经济层面的改变，例如信贷评级机构的工作等。没完没了且最终没有什么成果的争论——关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奖金的，关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业银行的年报将继续以每年多出20至50页的速度变厚。

显然有必要使银行体系里雇员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更加一致，以减少交易商去肩负巨大短期风险的诱因。但无论如何，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谨慎和节制成为主基调。银行在考虑把钱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时，将谨慎得多。灰暗乏味将统治地球，浮华的繁荣将被视为庸俗。这或许是历史的最后一个教训，对此，没人比白芝浩说得更好了：“在英格兰，一场巨大灾难后，人们相互猜忌。一旦灾难被遗忘，人们再次互相信赖。”

理查德•兰伯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CBI)主席，《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前任总编辑。本文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演讲基础上经编辑的讲稿。

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

欧沃伦•格尼银行的破产引发了英国最著名的银行挤兑。当该银行从核心业务（交易汇票）向外扩张进入到如船厂等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时，问题就发生了。当几家债权人破产时，该银行的股票骤然暴跌。沃尔特•白芝浩称其政策“过于轻率，人们会觉得小孩来放贷也会比这做得好”。英国央行拒绝提供支持的那天，欧沃尼停止现金支付，挤兑变成了一场骚乱，之后又有10家银行暂停支付，200家公司无力偿债，“伦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拥挤，跌跌撞撞”。

2007年北岩银行

去年9月12日，当信贷紧缩加剧时，北岩被迫求助于英国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关于贷款的新闻引发了挤兑。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因多个援救方案失败，该银行2007年2月曾一度涨到12.14英镑历史高位的股价重挫至90便士。北岩银行估计欠英国央行250亿英镑，于2月17日被政府国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赢得对南美贸易的垄断，附带条件是承担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造成的国家债务。但西班牙对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贸易范围很小，甚至在1718年战火重燃前情况也没有改观。然而，由于拥有皇家特许状，并且董事们四处散布编造的国外贸易大获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价在1720年头6个月里，从128英镑飚升至1050英镑。当泡沫破灭时，价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镑，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破产。

1997年亚洲危机

在经历数十年强劲经济增长后，该地区赢得了“亚洲虎”外号，资本从发达世界快速流入这些自由化的市场。1997年7月，泰国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的决定引发了金融危机，很快传播到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不久，“亚洲传染病”危机扩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罗斯也受害。

1929年华尔街崩盘

20世纪初，股票市场投机还被限于专业人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投资。到了1929年8月，小投资人用保证金所购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经纪人的借款——借款超过了85亿美元。到了10月，这种情况难以为继，股东出现恐慌。就在一天时间里，股票交易量超过了1200万股，人们拼命兑现他们的资产。“大萧条”开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经历了史上最大单日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2.6%，而富时100指数下跌10.8%）。崩盘的确切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将之将富时指数的暴跌归咎于10月16日的伦敦飓风。

译者/红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