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如何不让个人中饱私囊

第一篇：国企改革如何不让个人中饱私囊

国企改革如何不让个人中饱私囊？

2015-09-15

周末，《国企改革方案》与整个社会“不期而遇”。

这份方案孕育的周期很长，剧透和预演的戏份也早已上演。可以想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都会成为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历史

《方案》下发之前，国企改革已经走过重要的两步。

第一步，是1980年代末开始的“政企分离”大潮——国企巨头们从主管部委中分出来，进行独立的企业化运作，原有部委则只负责业务监管；接下来的一步，则是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专门对国企履行出资人责任，并负责国企的监管。

从形式上看，这两步改革时很成功的，国企系统实现了政企分离和“寡头竞争”。很多国企也在这样的浪潮中扭亏为盈。甚至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名单，随便拉一拉都是国企的名字。

按说都进了世界500强，利润和效益也都看得见，为什么还要改？这也是很多此前“观望”的国企的观点，认为既然是企业，那么只要是实现了盈利，就不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了。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著名学者周其仁做了细致的分析。

他认为，企业的帐面利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范畴的利润，还可能是企业所占用资源的租金。央企占据的一些稀缺程度极高的资源，给谁占用，都会产生收益，因此并不代表企业的管理、体制完美无缺；同时，部分央企获得了高额利润，但所在的市场又不开放准入，这种“关门赚得的利润”，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并非完全正面。

同时，对于国企来说，其本质上属于全民，但巨额的帐面利润却大部分留存自己支配，没有在分配上回馈人民。而中石油等窝案则暴露出，拥有天量利润、资产和无处实际好处的某些央企，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

因此，现在搞国企改革，其紧迫性并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如果当下的盈利国企不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改革，代价将不仅是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不但是经济的，也可能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腐败

中国的国企，大大小小成千上万。大家的诟病，很多时候来源于其“独立王国”的构造，和不为外界所知的操作。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就成了其中最被热衷的话题。

在岛叔的所见所闻里，主要领导人就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发问道，上一轮国资改革，“肥了多少人”？因此，在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说，“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眼中，如何界定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此轮改革无法回避的政策问题，迫切需要国家出台更佳详尽的判定国有资产流失的司法解释。

比如，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中，对于关联交易的“关联方”的规定，主要还是借鉴了《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内容，将其界定为“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但是在实践中，国企的很多关联交易都是下级向上级领导输送利益，以谋求政治升迁和保护，而不是和自己控制的公司交易。

今天被媒体热议的中石油巡视整改报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报告中，“利益输送”的第一条如此写道：“一些领导人员为了个人职务升迁‘靠大树’，利用权力为他人攫取国家油气资源打开方便之门”。

中纪委正在刊登今年首轮巡视的单位的整改报告。这一轮专项巡视，对象是26家行业领先的央企国企，涵盖石油、矿产、钢铁、通信、电力等重要领域。每一家，都称得上“巨头”。在改革方案发布的同时配发这些“巨无霸”的反腐整改，“治病”＋“开刀”的意味已经非常明确。

症结

产权结构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基础。过去十几年中，国企改革的最重要问题，就是产权改革的模糊性、摇摆性。由此，也衍生出国企效率低下、甚至腐败等问题。

一个小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公家的水龙头坏了，水流上几天几夜可能都没有人去管；但这要是搁在自己家，可能早都找人修好了。同样，喜欢逛超市的岛叔也发现，在一些国有超市，员工的工作状态、货物的摆放甚至是蔬菜的新鲜程度，很多时候跟国外品牌的便利店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窥一斑见全豹，此之谓也。而从去年起就成为热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说就是应运而生。

为什么要搞混改？就是为了限制腐败、提高效率。公司化的基础是合理的股权结构，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当不同利益的股东掌握着公司的最高权力，形成制衡，那么必然可以最大限度根治腐败，并且提高效率——毕竟，“股东会把自己的钱看好”。

事实上，中国国企推行混合所有制，远比很多人想象得要早。上世纪末开始，就有很多国企在港股、A股甚至是美股上市，引入国外投资者，就是在搞混合所有制。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即便是已经上市的的国企，股东内部也很难形成真正制衡，因为国有股权占大头的局面很难改变。

因此，一个吊诡的情况就出现了：不仅地方官员习惯性地观望混改，就连一向嗅觉敏锐的机构投资者，也对混改报以冷淡的态度。

南风窗记者谭保罗如此描写2014年以来一些地方的混改模式：地方政府和私募基金在一级市场的协议转让，私募往往能获得控股权，然后对地方国企进行“大翻新”，在资产增值后转手或登陆二级市场，让股民接盘。这种混改模式，可以让国资在账面上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但其真正价值却很难在交易中被发现。因为和二级市场的公开购买相比，“私下”转让的交易方式并不透明，缺乏竞价机制，这也是高层对当前混改的主要担忧。

因此，如何把握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尺度，就成为此轮国企改革的关键问题。

有观点认为，需要引入非国有的大股东，最好使非国有大股东单独持股33.4%以上，或者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共同持股33.4%以上，这样的股权结构才称得上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而此前，通过上市等方式，引入分散性的非国有小股东，只能勉强算是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其改革的方向，则是不断降低国有股的比例限定，引导国有股份不断地释放给社会上的投资者。

同时，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国企可以保持国有全资状态外，大多数国企可以试探多个国有机构持股的股权多元化。而对于广大的中小型国企，可以施行所谓多种放活的政策。

透明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国企反腐，最可行的一条路是交易的透明化。

政企分离之前40年，国企早已形成固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比如，在一些国企内部，每个层级的子公司都有单独的财务预算，一把手权力极大，人财物权一把抓，但上级却监督乏力。在此情况下，下级子公司成为腐败工具，就成了国企高管一套独特的腐败逻辑。在现有查处的国企腐败案中，许多腐败行为都发生在子公司，而腐败的主要模式则是由上级“授意”，再有子公司出面，贱卖或高价收购利益相关者的劣质资产，从而达到利益输送的目的。

一般来说，场外交易的透明度最低，产权交易所稍高，而资本市场最为透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我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本身就不完善，特别是对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上还存在很多不足，这就给了“儿孙众多”的国企以更多的非法关联交易的机会。

在国资采购领域中，同样腐败频现。有学者就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完善《政府采购法》，将国有企业的部分采购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进行监管。这样，国企采购中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部分，就可以使用政府采购法，要求充分的竞标和信息披露，减少相关领域的腐败。

“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公开和透明。”这是今年3月习近平的公开表态，言犹在耳。接下去，这台大戏势必还将掀起更大的风暴。

第二篇：国企改革

国企该不该改革，应该怎样改革，一直是国内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话题。面对2012年中国经济活动的收缩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的同比下滑，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能通过国企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样的国企改革才能创造出新的增长机会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该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从国有企业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说起，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因为国企存在着一系列弊端，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效率。具体来说，首先是国有产权的原始主体虚置，导致国有产权配置和运行低效率。国有产权无法真正明晰到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名下，产权的数量和存在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公民即原始主体来说都是“虚置”的，他也就无法，也没有动力真正去行使、监督他的国有产权。第二，国有产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合一，导致产权运行行政化。国企国有产权是由国家的各级政府来管理运营的，即使是 2003 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的特设机构。国有产权被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把持，形成“部门所有”和“地区所有”，导致条块分割。各地方、各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必然人为阻碍国有产权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流动，形成地区封锁、部门壁垒，由于国有产权几乎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顺畅流动，必然造成国企产权结构凝固化、封闭化，进而导致国有资产运行的低效化。第三，国有产权异化为“官员产权”，政企很难真正分开，官员作为国有产权的真实代理人同时也是股东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国有股权的经济效益，而是政绩指标，即其行为是扭曲的。这不仅增大了资源配置的盲目性、随意性进而低效性，而且，产权与政权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在国有产权原始主体（全国公民）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权力资本”，这就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国企运行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弊端，包括产权运行的委托—代理链条冗长且具行政性，代理成本高昂，运营效率低下，国有产权界定不清，缺乏产权激励与约束功能，一股独大’，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损害更为明显。它使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被极大削弱，导致公司无论从竞争力、灵活性、对中小股东的责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来看，均缺乏与国际企业竞争的实力。

所以，国企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主要经历了两轮大的改革。第一轮从1978 年开始到1989 年，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效益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厂长负责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轮改革是1992 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起的，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产权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股份制、抓大放小、“两转”改制(产权与身份转换)和兼并重组等。改革期间，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郎咸平2004年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矛头直指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对其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国企并购行动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收购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和民间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指出顾雏军利用财务手段，把一些经营困难但生产条件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账面亏损做大，然后再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一旦收购完成，再利用类似的财务手段，制造“收购后赢利”的假象，从而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认为，权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规不全、国资流失、职工及债权人权益受损已经成为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拦路虎。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公平丧失，效率失察，一场正在上演的民资合法侵占国资的狂欢盛宴应该叫停。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教训正在中国上演。当时很多民众是支持郎咸平的，认为国企改革应该停止。而我是比较支持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一定要置于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考虑，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国有资产流失等种种问题在个案上成立，但在总量上不成立，种种问题的出现固然有

损社会公平，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的大背景下，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因噎废食，改革方向不能简单否定。另一方面，鉴于上述的国有企业的种种低效率和弊病，国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负面现象：一是国资贱卖；二是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应，以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和被侵吞，确保职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时，决策者应该在充分尊重全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寻找到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最佳途径。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出现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在产权变动问题上，不能仅仅是通过少数人的内部交易方式剥夺绝大部分人长期积累的基本财产。

国企改革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动力不足。大多数国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会主动改革，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一部分央企，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个力量去推动。第一，用政策力量。我们是主张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应该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尽快出台政策，用政策推动；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就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把央企的改革、央企产权多样化的改革作为一届政府任期内很重要的目标之一；第三，用市场力量去推动，现在国有企业一些独占经营，垄断的领域，允许民营及其他资本进入。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必然会形成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力量。

其次，关于垄断的问题。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确立一套严格科学的国企管理模式和架构。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应逐步退出，让民营企业逐渐发挥其作用。

第三，应该解决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的问题。尽管2003 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实际代理了国企产权人的角色，改善了国企的治理结构，并对其管理、激励和决策体制进行了规范。但是，这些并未彻底改变国有企业“产权人不清”的弊端。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其实是扮演“股东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谁? 并不明朗。实际上在国有企业中实现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是一种内部人控制和党政机关行政干预的混合物。当前重要的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和“政企分开”;而在管理层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国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点是多方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管，切实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层问责机制。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国资委要破解当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难题的关键是设立监管的中间层———国资运营平台公司。国资运营平台公司是国有资本的运营机构，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处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面”，是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最重要的“节点” 国资运营平台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 资产处置、整合重组和投资管理。这个平台可以贯彻国家对国有资本“进”和“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政策，体现政府意志，而经营运作的操作应按市场方式，遵循市场规则。

最后，应该注意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

国企改革，需要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一片更广阔天地，并且实现利益再分配，让国企的股东——老百姓能够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处。改革的过程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但重要的是社会形成共识，将改革继续向前推

第三篇：国企改革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有人问我，您认为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谁是比较成功的？

我说：中国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

一、我们可以宏观的从铁路运输企业内部改革的情况讲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国家部属级大型国企中，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业内部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铁路运输价格一直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持着行业的最低运输价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行业性“牺牲”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以减少行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的。过去由10个分局管理的一个铁路局，现在变成了由一个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减少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十分之九。同时极大的适应了铁路运输生产发展高度集成性的现代化要求。

3、铁路运输改革没有按照原定的市场化三分改革方案运作。而是按照适应铁路运输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了行业高度现代化、集成性、整体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成本和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

所以说，中国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改革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国企改革。当然从各行业比较的角度讲，铁路运输行业职工吃了很多的“亏”。因为现在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电力行业少近一半左右。

二、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国企改革状况上讲一些主要的参考性原因：

例

1、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是在原有的区域管理模式基础上按照产供销分离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不但没有有效的相对的降低电力成本，反而使我国电价超前持续走高。同属垄断企业，他们的改革的成本却主要是通过全社会消化。电力企业的各种管理机构不是相对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电价市场化极高。导致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铁路运输行业多近一半左右。

例

2、电信行业。这个行业也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三分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为了形成三分并把铁路电信系统拨离到电信行业。电信行业本来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集成性的整体性行业。现在我们教条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实，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搞统一啊，只是由于他们制度的原因现在还搞不了统一）。而我们有先天的统一条件却模仿分离。结果是造成我国电信机构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成本超高。一个简单的重复收费问题都不能实现。使电信改革的成本平摊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户。

例

3、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同行交叉，严重制肘，各家银行都到一个地方开，导致各行成本超高。腐败严重。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而这个行业却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天然”的白领行业。使本来这个我们国家最管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常常是尴尬的失去控制宏观微观经济的金融作用。导致股市、楼市异常发展。极大的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说，大型国企改革，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的国家。说句笑话，如果让小布什到中国当总统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们不要教条的学习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事实上，什么东西搞市场，什么东西搞计划，是依据这个东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的大型、特大型国企，是我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先进生产关系本来是正确科学合理的。现在美国人到处搞市场经济，是想把全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市场。他们自己国家实质是很有计划性的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军事那么大的军力，他要维护这个市场，所以他要养护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经营世界市场的成本，他要中东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东的穆斯林人按照他们的制度建立国家。谁不听话他就用武力使你变成阿富汗、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国家成本太高啦，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养活不起他们啦，他们的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啦。注意这可能是世界更危险的时候。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失败案例：浅谈国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胶厂的困惑

1990年，当时的北京橡胶6厂和橡胶7厂合并，注册为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由于生产有污染，1991年，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厂开始酝酿搬迁。新厂址在通县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搬迁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内的北京橡胶5厂的三个车间并入橡胶塑料制品厂。1998年，北京乳胶厂也搬入现在的厂区。因此，目前在同一厂区内，有两个厂（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北京乳胶厂），还有两个合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之间的重组工作尚未开始，因而这些企业仍都保留着独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则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厂长担任，在行政上是一体。现任厂长和党委书记1995年底任职。

当时合资企业注册时，一香港人出资10万元，然后该厂给他发了两批货，算是还了钱，自己则保留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壳。另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乳胶厂成立的，美方出资11万美元。当时美方100％包销产品。一年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品销路在美受到极大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合资企业都不亏损，每年能向厂里返还部分收益。合资企业的人员和母体厂分开。

橡塑厂的总资产为2亿元，负债1．4亿元，负债率64％。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经过几次合并，1990年橡塑厂的职工总数达到2000多人。搬迁过来时有1600多人。现有在编职工1300人。共有离退休人员1564人，其中离休者19人。橡塑厂的主要产品有再生胶、工业胶板、橡胶滚轴、橡胶粘剂、汽车配件、乳胶手套以及雨鞋和钓鱼裤。

合并搬迁中出现失误

1994年的迁厂，成为了橡塑厂经济效益出现逆转的一个关键时点。没搬迁前，橡胶6厂和7厂的经济效益都还可以，没有一家亏损企业。

但是，在合并、特别是搬迁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业合并搬迁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表现为：

第一，停产搬迁，在整个过程中丢掉了相当部分的市场。从1992年起开始逐步停产，随建随停，随停随搬，最长停产3－4年。在此期间产品没有发展，设备、技术没有更新。

第二，在当时搬迁时，缺乏对搬迁过来的企业如何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的厂址不是按照未来的产品进行规划，而是按照工厂厂房搬迁进行设计，搬过来一个厂，就建起了一部分厂房，结果造成厂里厂房和设施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区布局和厂房设计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迁时机不合适。当时搬迁的经费主要来自卖地的钱。这些厂子过去都在市区，并且都处于较好的地段。新厂房的最初预算是7000万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设备的改造和引进。原设想通过土地置换，可获得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技术改造资金。但是，由于整个搬迁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卖地时，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变热，卖地仅卖了1个亿。而等到1991年9月开始动工建新厂房后，随着房地产热的迅速升温，建材价格又直线上升，卖地的钱连盖新厂房还不够，到最后工程决算时，总费用已高达1．5亿元。原来准备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钱不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而且，至今50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尚未与承建公司结清。同时，橡塑厂在搬迁过程中也挤出了部分资金和使用贷款，进行了部分设备的技术引进。但在引进设备中也出现了重大失误，有些引进设备原本就是国内生产的，出口后又以国外设备进口，结果设备安装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厂从1993年起开始出现亏损，目前已累积亏损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期亏损迅速增长的势头看来现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业逐年减亏：1995年亏损1400万元，1996亏损1000万元，1997年亏损500万元，到1998年实际亏损已下降至400多万元。橡塑厂1999年制定的指标是力争不亏损。

橡塑厂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企业通常都准备好的一份正式的发展战略规划文本。这表现出企业领导人现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处理现期的生产经营问题上，还难以顾及长远的发展问题。1995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连续3年未休息一个双休日，工作相当辛苦。目前生产经营上的主导思想，是“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在现有条件下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发。如再生胶过去只有一种，且年生产能力只有6000吨，现已有5种新产品投入生产，设计生产能力1万吨，并已逐步打开了市场。又如橡胶板过去只能生产窄板，不能适应用户的需要，现在正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多种规格和性能橡胶板的生产能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短期的努力和预期，似乎也因政策环境的变动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橡胶板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进口，但国家现已将这类原料列为严格控制进口的商品，结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产的困难。再如，1999年中国开展的打击走私，使海关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橡塑厂很多原料需进口，一些产品也要扩大出口，但由于海关管制力度的加强在一些技术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具体业务人员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本来较顺畅的进出口渠道变得障碍很多。

广开融资渠道希图摆脱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在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橡塑厂除了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能力外，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多种融资摆脱困境。一个主要的办法是进行对外合作，现在正在与多家外商，主要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接触。如果谈判成功，橡塑厂将用部分优良资产与国外公司，或者国内其他企业合资进行重组。用厂方的话说，“就是使一部分资产和人员先突围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过头来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终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另一个可能会带来转机的情况是，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划，将下属的国有企业组建为轮胎、建材和胶塑制品三个集团。这可能会在组建过程中给橡塑厂的重组带来新的变数。

尽管我们的调查总在试图引导橡塑厂领导人更深入地谈及企业改革的话题，但他们似乎更多倾诉的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现体制的怨气。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说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业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几乎没有办法靠自身摆脱困境。例如，如果能够找到资金，或者由国家注入新的资本金，按所计划的方案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不仅可以新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且，大约只需600名职工即可维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厂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则是改革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和政策障碍，如重组改制难以引入外部资金，银行债务的清偿以及职工问题的处理都难以解决。又如，目前橡胶厂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各个方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富余人员、包括下岗人员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企业能够解决的范围。几乎所有规则都由上面制定，但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企业来承担。另如退休职工问题，如果厂里现在不能按期缴纳各项保险费，原属于厂里的1500多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成功案例

享誉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资控股同样是中华老字号的“桂林花桥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业内有着全国“白方腐乳”领头羊之称的桂林花桥腐乳厂，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亏损企业。3年过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还是健康成长？日前，记者专程赶到桂林，实地探营有着“桂林三宝”之一美誉的桂林花桥腐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总经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厂董事长王家槐(右二)多次亲临桂林，与干部职工研究对策。王致和还从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国、张子平、宋丰江三位同志担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们与当地干部一起不断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绩效考核和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领导班子正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实行“向生产一线、向管理人员倾斜”的工资分配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制订了三种工资分配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记者在厂里采访时恰巧是星期天，正赶上工人加班加点，厂内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领导不仅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对公司内部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筹建了职工活动场所、职工书屋，开办职工之家。从北京来到桂林腐乳公司的总经理白振国坚信，实现桂林花桥腐乳的振兴，不仅靠历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现代人的人心。(图为花园式的厂区)

为确保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桂林花桥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纯正，改制后的企业强化产品质量，严格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实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产品实行检验，件件产品放心出厂。

改制3年来，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向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费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万元，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34％，销售收入增长4.99％。公司还申请了产品新包装的版权登记5件，新包装外观设计专利3件，对老包装进行了版权登记保护。如今北京二商集团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桂林市国资委引以为自豪的国企改制成功案例。该厂生产的“象山腐竹”，与桂林花桥腐乳齐名，在桂林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驰名商标。

第四篇：国企改革征文

新形势、新任务、新作为

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陈骏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过去的30多年，改革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国有企业整体面貌今非昔比。当前，我们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在步入新的征程。

目前，成都市委、市政府对市属国企资本优化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要求进一步优化市属国有资本布局，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自主灵活经营的市场化机制。目的是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目标，提升国企市场化资源配置水平和运营效率，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在国企改革的新形势下，企业有了新的任务，我们作为国企员工也应该有新的作为。

首先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目前，公司正处在转型发展时期，国企也正值改革时期，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与阻碍。面对各种困难，我们可能就会以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胆怯与惰性，长此以往，斗志逐渐消退，热情逐渐熄灭，纵有鸿鹄之志，亦势必灰飞烟灭。我们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懈怠自己的工作。我们也应如古人一般，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轻言放弃。

其次要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需要自己去担当，去完成。我作为公司放款中心的一员，放款中心的工作不管是合同的签订还是抵押的办理，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每一个步骤都关系着公司的利益。当今正直国企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坚守职责，改进自己的不足，少一点抱怨，多一点珍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面对未来未知的挑战和机遇，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充实自己，才能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能不畏惧未知的明天。

在做好自我之余还应该传递正能量，感染他人，为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作出自己的贡献。

忆往昔，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传递正能量的坚定践行者。大禹治水，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传承给我们的是勇挑重担敢于担当的正能量；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国破家亡，流亡他乡时，依然心存振兴国家之梦，为中华留下煌煌大著，为我们传递的是严谨治学的正能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贫病交加、内外交困之际，依然寻访荒野之间，为我们传递的是执着于建筑事业的正能量；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给予我们的是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正能量。

看今朝，我该如何在工作中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在新形势下有新作为呢？我的特长是画画、设计，我应该发挥好自己的专业特长，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好公司宣传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充分展示公司的形象，传递正能力。为公司的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017年9月25日

第五篇：国企改革之路

国企改革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复制了原苏联的计划经济运营模式，逐步形成并确立了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在此制度下，全民所有制企业被称为国营企业，也称国有企业。顾名思义，国营企业就是指由国家具体指政府来直接经营的企业，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公司的方方面面，它不是一个独立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是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虽然在建国之初，国企在回复生产和振兴国民经济中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但时隔不久，我国的国企也没能逃掉所有国企的致命硬伤：效率低下和严重亏损。改革开放之后，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质量，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我国逐步实行国企改革。转眼国企改革已经历三十个年头，经历了数个阶段：从国有国营到放权让利(1978～1984年)； 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1985～1992年)； 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1993～2002年)； 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03年以后)。在经过三十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石头已经不好摸了！鉴于这是整个社会都急需回答的大问题，过于艰深复杂，而作为一个工科生，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与研究，无法发表全面详实的改革方案，所以我仅就某一点提一下个人的见解，望老师批评指正。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叫做经济人假定。我认为这个假定非常符合人们的行为习惯，应当作为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假定中说，在经济生活中，任何人都可称之为经济人，经济人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所追求的都是获利最大化。为了要达到获利最大化的目的，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二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讲节约，只讲效率，三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率。拿国企来看，对于其中工作的职工，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人，就多数情况而言，是属于上述的第三种情况，这是国企的痼疾!对于国企而言，国家拥有或称全民所有，实际上就等于政府所有，普通百姓，公司职工是谈不上拥有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打理全民的财富，于是政企牢牢的捆绑在一起。在现实中我们能看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方面政府要求企业走向市场，“不找市长，找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愿放弃自己已经长期拥有的对企业可以任意干预并从中获益的特权。因此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试图解决国企改革难题，都难逃政企难解难分这一根本问题，政企不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制度性障碍。

对于政企难解难分，我认为经典的解释是“在于两个制度的难以碰撞上”。

第一是财产制度。按照市场要求，实现政企分开，决不是管理方式转变的问题，而是财产制度的选择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政与企分离，国家也采取一些措施，如设立国资局，组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等，意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设置一道“隔离带”，把政府与企业分开。这样做，实践证明，其结果也都收效甚微。因为综合部门也是政府机构，权利移交只是权利转移，并没有放松对企业的行政性管理。由此可见,政企不分是由国有制的性质决定的，不容改变，也不能改变。所谓“开明的婆婆”,只是适当的放松而已。

第二是政治制度。中国与西方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大都是多党制，多党轮流执政。因此，在这种制度或体制下，国企只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任何政党，哪怕是在执政期间，也不能用国企的钱，办政党的事，如果办了，会被叫做“窃国”或“盗国”，要受到法律治裁。党只能用党费，或是募捐，还可以自办企业（即“党营经济”）赚钱。而我国不同，我们是共产党执政，其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所以我国是当代社会少有的“党与国联姻和合二为一的体制”。事实上，政府的企业也是党的企业，党、政、企是捆在一起的。其中党是领导核心，政要对党负责，企也要对党、对政负责。现在要政企分开，首先的问题是党政关系、党企关系分开，如果党企分开，那么何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呢？

所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虽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不容动摇，党企、政企也不可能完全分开，但是我们可以实行适当的放权以增强国企活力和综合竞争力。具体就是减持国有股，扩大职工持股。其中员工我认为不光是普通职工，还应包括党委班子里的公司领导。因为如果说企业是政府的，是党的，那么事实上具体到每个党员头上，也是谈不上拥有企业的，尽管他们是实际上的公司领导者。

职工持股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国家普遍推行，成为企业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在我国，职工持股是伴随着国企股份制改造在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但后来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所以直到如今，在大多数企业中，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及其利益却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职工没有在企业的产权结构中拥有一席之地，职工仍然只是劳动者而非所有者，他们只是用自身劳动换取工资，基本没有获得任何剩余价值索取权。职工在企业的组织体系中是被看作被管理者和被监督者，因而处于消极和被动的地位，严重地影响了职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状况显然与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相左。

为了能更好的扩大员工持股，首先应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一个完善的全国统一的关于职工持股制度的法律法规是我们现在急缺的。其次，我认为政府对于职工持股不仅在法律上予以鼓励和肯定，而且在资金上更要予以扶持。毕竟事实是国企领导确实有钱，他们可以较为轻易的购买到一定量的公司股票，但是普通职工的收入就没有那么可观了，他们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虽然公司的管理在领导，但真正忙碌在一线的是我们的普通职工，他们才是企业的根本！

除了以上两点外，更重要的是国企的上市模式问题。中国股市这么多年始终不温不火，我认为原因在于，企业上市的双轨制。优良的主营的国有的资产不上市，而把附加业务，合资部分搞上市，这样的股市实在没什么好炒的。所以未来的企业上市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应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运营。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这样员工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顺畅的拥有公司优质资产的股票，并可实现随时变现。如此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将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

只要国企改制，就难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对于此问题，一方面在于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问题。国资委、财政、税务、工商等政府部门都应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但又没有一个机构或部门能够真正行使保护国家权益的权利。这被经济学界人士称为“国家权益缺位”，它才是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最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司法机关执法不严，惩罚失当。国有资产流失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是一种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去谋取私利的非法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者，得心应手的玩弄现行制度的缺陷，使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变成摆设；而且“刑不上大夫”的官官相护现象得以延续，猖獗的权力关系网，使他们能够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对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若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日益活跃、猖獗。

所以可以从以下两点采取行动：一是理清对于国有资产的权责关系，做到具体部门具体负责，并赋予其实权。二是建立国有企业改制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监察机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加大对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有效合理地整和监管资源，通过重要事项通报制度和重大案件报告制度，以及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等办法，及时发现和严肃查处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违纪违法案件。

国企改革，事关国企兴衰存亡。归纳30年国企改革之路，可以说改革尚未成功，国企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