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后继有人是根本

第一篇：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后继有人是根本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后继有人是根本

【微信江南非遗编辑】6月8日，我国将迎来第八个“文化遗产日”。近年来，我国在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方面开展的大量工作卓有成效，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于2004年率先加入该公约，通过积极履行公约义务，学习借鉴他国保护经验、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逐步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中国经验”。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成为中国非遗保护的里程碑。

迄今为止，我国已有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蒙古族长调民歌、端午节、中国书法、皮影等36项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文化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万项，国务院公布的3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1219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986名。截至2011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10多亿元专项保护资金。

教演员、育观众后继有人是根本

2012年12月5日，我国申报的“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成为我国首个入选该名册的项目。“后继人才培养应涵盖以下三大内容：一是职业后继人才培养；二是潜在后继人才培养；三是欣赏者后继人才培养。”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王景贤表示，职业后继人才培养是主体、核心；潜在后继人才主要指今后可能成为职业后继人才的青少年、儿童，是未来和希望；欣赏者后继人才应该是不分地域、不分国籍、不分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广大欣赏群体，这是基础。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启动于2008年，但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工作在此之前早已展开。”王景贤说，泉州市木偶剧团与福建艺术学校和泉州艺术学校结合，已经培养过1978届、1992届、2006届3批中专生和大专生，目前剧团在岗的传承人大多是艺校毕业生。2011年，泉州市木偶剧团与上海戏剧学院合作开办提线木偶表演专业本科生班。“与专业院校结合，至今仍是我们培养职业后继人才的主要途径。”

“自从2005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启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以来，我们不仅关注校园演出，更重视与有意愿、有条件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合作，开设木偶戏兴趣班、辅导班和建立培训交流基地。不仅本地学生拜师学艺，还接收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地的学生，为后继人才培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王景贤说。

欣赏者后继人才的培养实质就是增加传播量，扩大传播面。近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每年在国内外有250场次以上的演出，出访过近50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及许多国际艺术节上演出，既赢得了广泛国际声誉，又培养了众多国内外欣赏者和“粉丝”。

“先地方、后中央”法律保障是关键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形势，特别是一些以身口相传为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损毁、消逝和流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表示，同时境外一些国家和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大量采集、收购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造成了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制定相关法律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成为迫切要求。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立法工作最早始于1998年。由于立法工作初期面临一些困难，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采取了‘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思路。”朱兵表示，以云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年11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组织召开“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工作座谈会”为标志，各地拉开了非遗立法工作大幕。

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我国逐渐取代“民族民间文化”的传统概念。“2006年9月，文化部将法律草案正式向国务院报请审议，并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其研究修改。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将其列入五年立法规划。”朱兵回忆说，其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草案送审稿反复研究修改，并经过多次会议审议，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时期。

据了解，目前，日本、韩国、美国等不少国家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建立了相关法律保护制度。我国法律在明确各级政府基本职责的同时，确立了几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如调查制度、名录制度、传承制度、传播制度，今后将进一步细化保护措施，以更好地落实执行。

订计划、抓落实抢救濒危是重点

2009年10月，“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黎锦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脆弱现状再次引起重视。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这既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指导方针基本一致，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经验总结。

“4年来，我们认真践行向联合国承诺的各项保护措施，使黎锦技艺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基本改善了濒危状况。”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邓景华表示，海南省专门成立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护领导小组，按照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诺，制定了黎锦技艺保护五年规划和分年度计划，将任务分解到每一个责任保护单位，并按照计划检查落实情况。

“在资金投入方面，2009年至2012年中央共投入该项目保护资金1850万元；省财政2010年至2013年共投入该项目保护资金2515.84万元，远远高于我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诺的政府和社会共投入该项目保护资金595万元。”邓景华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5个市县传承人的培养、传承活动及培训、传习馆的建设、原材料生产基地建设、传承村建设、项目资料整理建档及数据建设、实物的征集、扶持教学等。

“同时我们还在探索黎锦技艺的生产性保护，目前多数通过自产自销或者集中征购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生产和销售。”邓景华说，近几年随着黎锦的文化艺术价值得到认可和旅游业逐渐发展，黎锦的销售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制作者自产自销的黎锦产品，由于具有工艺水平高、生产周期较短、交易方式灵活、价格较低等特点，大宗订单日渐增多，常常需加班加点，供不应求。”邓景华介绍，海南省今年命名了3家黎锦技艺的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他们均在坚持保护核心技艺的前提下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篇：非遗保护冷热两极（范文模版）

非遗保护冷热两极：

撬开市场方“火” 养在深闺难“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纵深记忆。同为非遗项目，其生存状况却存在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有些非遗可以发展得红火，东莞的麒麟舞、赛龙舟、卖身节，群众参与面广，不愁人气。政府再力推一把，想不火都难。他们面临的是如何继续创新，进一步占领市场的问题。而有些非遗却遇冷甚至难以为继。东莞的千角灯、木鱼歌、佛山木雕，从文化价值来说，绝对是非遗项目中的“高富帅”，但它们却后继乏人、日渐衰落。如何改变经营路子，走下神坛，接些地气，成为最大难题。

专家指出，让非遗回到自身的生产中，是确保其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无法靠市场来保护和传承的非遗，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政府是不现实的。非遗保护，如何做活，而不是到最后只剩“文物”价值，政府不能是孤独的“主力”。

热

东莞非遗项目，由于市场化不足，能红火最关键一点是能否顺应现代民风民俗，再加上政府的扶持。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推动力。两者均不可缺少。麒麟舞和卖身节均是如此。

麒麟舞 政府力挺“薪火”旺盛

“乌鸦扇翼！”麒麟头高高昂着，张开双臂一合一扇就像鸟在飞翔；“麒麟引青！”采、引、提、吃、吐，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这是樟木头麒麟舞传承人蔡玉财的两招绝技。10岁那年，当蔡玉财捧起茶杯拜师学麒麟舞时，他没有想到30多年后自己的命运由此改变。他带领着樟木头麒麟舞舞出东莞，舞出广东，让麒麟舞名满天下。

岭南麒麟，从泥坡村舞起

在民国版宣统辛亥年间《东莞县志》中有记载：“樟木头位于东莞市东南部，是东莞市唯一的纯客家镇，客家舞麒麟是明末清初由客家人从北往南带来的，距今有450多年的历史。”据此推断，舞麒麟在樟木头的历史已有500多年。

蔡玉财出生在泥坡村一个“麒麟世家”里，爷爷蔡蛇发是樟木头蔡氏麒麟舞的第五代传承人。由于训练只能在农闲进行，不管是走路还是吃饭，他总是口诀不离口。蔡玉财甚至天天在灯光下对着自己的影子进行训练。蔡玉财出师后第一次出去见“世面”的时间是1984年。1984至1986年3年间，他将麒麟舞出了自己的村子，几乎走遍全市乡村进行舞麒麟表演，还到过惠州、深圳巡回“演出”，引起了轰动。2001年，蔡玉财带队参加广东首届麒麟舞大赛，一举拿下了金奖。两年后，在樟木头举行的中国麒麟舞大赛再夺得两块金牌。当年，樟木头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艺——— 麒麟之乡”。

蔡玉财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改变。这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担任了樟木头麒麟队队长，成了樟木头舞麒麟的灵魂人物，并被樟木头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聘为舞麒麟师傅，每月有工资拿了。

从2003年开始，樟木头全镇近60个队，在蔡玉财带领下，樟木头先后参加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国庆天安门广场展演等重要表演活动，盛况空前。

全镇参与 打破同族传承

让蔡玉财欣慰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大儿子蔡育明和小儿子蔡育邦早在10多岁的时候对麒麟舞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后也成了蔡氏麒麟舞第八代传承人。

从1996年开始，蔡玉财开始收教徒弟。他一边表演一边传授技艺。蔡玉财说十几年间到底收了多少徒弟自己也记不清。粗略计算不下600人，而徒弟中，老、中、青三代的都有。

历史上，樟木头麒麟舞的传承大都是同族同宗之中以师带徒方式培养“麒麟子”。如今已打破了这个规定。从2005年左右起，先后建立了以樟木头中学、中心小学和实验小学为主体的三个舞麒麟培训基地。此外，每年还投入资金50万元以上扶持舞麒麟艺术的发展。

目前樟木头全镇有21支麒麟队，遍布9个社区、自然村和各公办中、小学，队员多达1500多人。这其中，一支队伍队员最多有60多人，他们的身份也不再是以前的纯村民，有在政府上班的、有在校学生、有老板、有的士司机，也有打工者。近30年来，樟木头镇麒麟队参加各种表演活动达2000多场，参与演员达10000人次。

经验

受众面广 市场认可 政府重视

在东莞，舞麒麟的活动在许多镇区流行，包括樟木头和清溪。目前清溪有麒麟舞和麒麟制作均为省级非遗项目。曾有传言，以前，清溪的麒麟舞比樟木头的更有实力。但因为樟木头政府的重视，举办全国性的比赛，并拿了金奖。最终樟木头麒麟舞拿到了国家非遗名号。传闻真假不说，但可见政府重视对非遗推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流传下来的民俗习惯，受众面广，是樟木头麒麟舞红火的主要原因，因为喜欢的人多，政府扶持也成了必然。”樟木头文化中心副主任赖业伟表示，一个项目，如果没有人喜欢，没有市场，政府也不会花那么大力气去扶持，不但投入资金，还大力在中小学推广。有了政府的扶持推广，这个项目更出名。加上舞麒麟本身可以强身健体，受到了学员的喜爱。并且与木鱼歌等项目相比，麒麟舞通过创新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一些公司开业或者私人嫁娶等，都会邀请舞麒麟。

东坑卖身节 传统节日全新包装

若说东莞数十个非遗项目中，最“热闹”、最“红火”的，非东坑“卖身节”莫属。

曾经“卖身节”变身“文化牌”

农历二月初二，是东坑镇的“狂欢节”。电视、报纸、微博都在预告着这场狂欢。年轻人加入“泼水”队伍，水枪互相“追打”不亦乐乎；年老者爱特色巡游，外地人来了逛逛美食街。

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节日，有着浓厚的群众基础，而此时东坑镇政府又推了一把，打起了“文化牌”，将“卖身节”这样一个静态的节日，做“活”了，市民可参与，“火”成了必然。

钟阿婆的家就在如今的镇政府附近。于她来说印象最深的“卖身节”还是2002年二月初二。以前的“卖身节”都不过是纯粹的“赶集日”，而那一天，钟阿婆走进人群，惊讶地看到巡游队伍一群年轻人穿着明清时期的服装，或头戴斗笠、肩搭蒙巾，或手拿担挑、竹篮组成若干方阵。

正是那一年，东坑镇政府开始介入对“卖身节”进行包装、策划，试图将“卖身节”办成一场集文艺表演、美食汇聚、文物展览等为一体的“系列活动”。这让百姓眼前为之一亮，尤其是像钟阿婆一类上了年纪的老人，对这一环节颇感惊喜，她说，难为今天人们还记得过去的样子，“人不能忘本啊”。

从2002年开始，“卖身节”变成一张“文化牌”，并一举打响。从此，每年都会新增特色环节，丰富节日内涵。东坑镇文化站负责人刘城表示，“卖身节”就希望市民在二月初二这天，放下所有事情，痛快地玩。

官方策划 在磨合中完善

如今的卖身节成了“万民同乐”的狂欢日。这样的热闹，谁还能想到它有一个并不那么“快乐”的历史。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坑镇塘唇村大户卢同锦需雇长工耕作，人们闻之前来受雇。来的人多，其他大户亦前来雇工。后逐渐形成村规。每年农历二月二月开耕节前，一群群贫苦农民头戴竹笠，肩披布巾，坐在塘唇围前的围篱下，等待“卖身”受雇。挑中以后，便带雇工到茶楼去饱吃一餐，作为定身。这样买卖双方便形成一种默契，随着市场不断地扩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卖身节”。后来逐渐形成热闹兴旺的集市。因此，“卖身节”如今的“热”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积淀，用东坑镇文化站副站长刘城的话说，“政府是在适当的时候推了一把，在此之前，都是老百姓自发的，政府没有介入，也办得很热闹”。有着这样的民间基础，加之东坑镇政府适时的推动，“卖身节”人气高涨自然是题中之义。

东坑镇文化站负责人刘城表示，政府的各种策划、包装办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奏效，更多是通过每年的活动效果，来判定是否有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刘城说，他很庆幸看到，东坑镇政府与“卖身节”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双方都在看，哪些东西是可以附加在“卖身节”之上的，哪些加上去了，就变味了。

经验

创新包装 历史节日注入现代元素

曾一度，东坑镇政府尝试将“卖身节”由一天延长至两天甚至三天，觉得时间延长些经济效益也能增长，能通过“卖身节”推动一些企业大项目的签约，后来效果同样不好，“不可能一天时间就促成签约”，更重要的是，刘城认为，加入这些元素，“卖身节”就走得太远，市民会觉得变味了。

于是，东坑镇政府对此不再强求。用刘城的话说，对非遗的保护应该是在与非遗的“互相磨合”中前进，找到一条既能保证“卖身节”的原汁原味，又能加入现代元素的道路，丰富其内涵。

冷

与那些红火的非遗项目相比，遇冷的非遗通常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自身丧失了造血功能，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不被当代人接受，所以有价值却没市场；二是由于缺少外界的支持，即使自身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苦于没有政策和资金的推动，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木鱼歌和茶山公仔分别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

木鱼歌 有价无市古韵难续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东坑鹰岭公园的少儿木鱼歌传习所内，都会传来阵阵莞话童音，4个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一边弹着三弦，一边唱着木鱼歌。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木鱼歌”曾在东莞盛极一时。自明代起“木鱼书”在东莞流传，书中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演义小说，人们借此传递信息，获取知识。重要的是，那是用纯东莞话演唱，演唱者无需化妆、布景，一人一琴即可演唱，曾风靡一时。然而，今天的“木鱼歌”敌不过任何流行歌曲，政府有意保护，并努力寻找其生存之道，但颇为艰难。去年9月份，东坑文化站成立了木鱼歌少儿传习所，65岁的木鱼歌传承人李仲球(现任东坑镇文化站顾问)挑了4个孩子，进行重点培养，为木鱼歌的传承做准备。李仲球每周给孩子上2个小时的课，教他们作词唱曲，以及弹奏三弦。三弦是李仲球赠送给这些孩子的，“这4个孩子中有一个学好了，能把木鱼歌传承下去，我就心满意足了”。说起木鱼歌的传承问题，李仲球坦言不敢奢望过多。

在学生中普及木鱼歌，是东坑镇推广木鱼歌的第一步。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轻松。2008年，东莞市群艺馆木鱼歌培训基地挂牌成立，李仲球把木鱼歌的课堂带进了初一和初二所有班级中。几年的授课，李仲球深切地感受到，普及木鱼歌并非易事。“木鱼歌是用我们东莞方言唱的，班里一半以上学生都是外地人，粤语都听不懂，更别说本地方言，教起来很难。”

木鱼歌的文化价值在圈内是比较被认可的，很多专家学者慕名而来调研，“像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很多高校，经常有老师和学生来东坑，他们想研究木鱼歌，我就跟他们聊聊。”

可李仲球不希望，木鱼歌发展到最后只剩研究价值，那曾是来自于民间的智慧，若最终只能在纸面上看到，是多大的遗憾。

现在，李仲球只要一没事，就对着录音机弹唱，他说他已经用坏了3台机子，录制出了几十张磁带，“我孩子他们都不喜欢木鱼歌，录点磁带放在那里，也是另一种传承吧。”

析因

缺少创新 难吸引年轻人兴趣

面对木鱼歌“有价无市”的局面，一直在不遗余力做推广工作的东坑镇政府也颇感无奈。东坑文化站副站长刘城坦言，木鱼歌的曲调单

一、节奏缓慢，不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和流行歌曲比起来，更没有吸引力，要在群众中推广很难。

近几年，东坑政府开始对木鱼歌进行创新，把木鱼歌搬上了舞台，添加伴奏和配乐，并录制木鱼歌M V。在刘城看来，木鱼歌的保护一定要走创新的路子，“要在传承上创新，在创新上传承。不创新，跟不上时代，没人喜欢，怎么传承？”

茶山公仔 有市无价一人苦守

和木鱼歌相反，茶山公仔有一定的市场，但却苦于售价低廉，没有多少收入。“茶山公仔”的传承同样面临困境。

茶山公仔的盛行，与东莞当地的“开灯”习俗有关，谁家生了男孩，第二年正月十五之前，挑个良辰吉日，给孩子点灯摆宴。茶山公仔就是“开灯”宴上的必备装点物。现在“开灯”虽然不似以前那么流行，但在有些人家，尤其是村镇里还是保留了下来。打八岁开始，林暖钦做公仔已经做了64年了，如今他已72岁。过去包括父母、姐姐在内，林暖钦全家都以制作公仔为生。这种做公仔的家庭作坊，在当时的茶山有很多个。现在整个东莞，只有他一这一处还在制作公仔。逢年过节，不时有老客户登门拜访来买他的公仔。春节前夕，周边的村镇，整个村子都出动，放着鞭炮、舞着龙灯来到他家，整箱的预订购买。“一年的年末是最忙的，那几天客人会很多，我让几个儿子和孙子都回来帮忙照应。”

但公仔价格不高，林暖钦忙忙碌碌一年也就几千块钱的收入。早年，他把手艺全都传给了子女，带着三个儿子和儿媳在家做公仔。但苦于每年销售的数量有限，价格低廉，赚的钱还不够一家子吃住。无奈，儿子们都纷纷改行，宁愿打工，也不想再以做公仔为生。

但家庭作坊的模式影响力太小，林暖钦想给茶山公仔做宣传，把公仔推向市场去卖。他还曾考虑，增加一套机器设备，给泥人公仔增加烤瓷技术，提升它们的色泽和韧性。因为自己年事已高，再加上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些都只能是空想。

父辈们的心血，儿子也明白。林暖钦的大儿子林伟强已转做个体户很多年，他说，自己有老婆孩子，在作坊忙活一年赚的几千块钱根本不够家用，改行他也是不得已。多次劝老父亲不要操劳，老人家都听不进，林伟强只好告诉父亲，将来会和兄弟几个商量，看看能否专门推出做公仔的作坊。

析因

缺乏市场运作 扶持资金缺位

其实，在林伟强心里，父亲很多关于公仔的想法，他也是认可的。他认为东莞毕竟还保留有开灯的习俗，公仔有一定的潜在市场，只是因为自家的作坊规模太小，很少被人知道。他也认同父亲改进公仔的技术，如果对公仔的外形和包装进行创新，市场会更大。只是他和父亲一样，也拿不出资金来扶持这项家族事业，不得已才转行。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但缺乏市场化操作的东莞，非遗项目的扶持资金大多来自政府。但从东坑卖身节、麒麟舞红火的例子来看，受众面广的活动，更能得到政府的青睐。更适合推向市场的茶山公仔这种手工艺品，缺的是企业的运作。

建议

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邹兴华：非遗并非政府说了算

非遗并非政府说了算，非遗是市民的不是政府的，市民不愿意保护政府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不能干预市场的运作，对于无法传承下去的东西，政府没办法，花市民的钱在养老师傅，要征求本地纳税人的同意，看他们愿不愿意花钱去养活。

江门市“非遗中心”专职副主任王文瑛：“非遗”投入资金应先考虑效益 政府对“非遗”项目投入资金的倾斜度往往与该项目的经济效益和自身造血能力相关，首先考虑的是经济问题，作为一种商品，它能否产生效益，如果它要死了我们还保护它干吗呢？非遗必须与现在的生活仍紧密相连，所以日渐衰落的开平泥鸡最好的归宿便是“存进博物馆”，待有人想起它的时候可以去看上一眼。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叶春生：借助市场和经济挂钩

能不能把最好的千角灯挂在黄旗山的灯笼那里？东莞人对黄旗山的灯笼还是比较迷信的，可以让人们去那里“请灯”；寮步的香市，依然摆在地摊上卖，是否可制作精美的香包、香炉，让它登堂入室；以前卖身节卖的是劳力，现在我建议卖脑力，拿一些项目出来卖，把文化特色和经济挂钩起来，说不定也可以得到智通人才市场的支持。

众说

“我一定会把外婆教我的剪纸，再教给我的小孙女儿。这算是保护非遗从我做起吗？”

———新浪微博网友@E ven-_-M a “千角灯的制作艺术比较复杂，现代制造技术能够造出灯支架，但灯的外观表糊工艺还得靠人工。显然，民间工艺还得需要保护传人。”

——— 民俗专家张铁文

假如我中了双色球大奖，我一定成立一个公司，致力发展东莞的非遗项目———土法凉茶“春明茶”。都是凉茶，都能下火，凭什么就他王老吉红火！看我们“春明”这个名字，本来就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缩写，推广时连广告费都免了。

——— 新浪微博网友D G龙少

统筹：南都记者 关春瑜 林劲松 郑子龙

采写：南都记者 黄其 郑子龙 洪灵芝 童思娜 通讯员 陈剑锋

南都漫画：邝飚

鸣谢：东莞文化馆

第三篇：非遗保护专题调研提纲（精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研提纲

【调研目的】：通过调研本省具有特色的民间文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探索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模式及具体措施，如何使其避免失传、灭绝，使能够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利用，保持 文化多样性，发扬光大优秀的民间文化。通过研究民间文化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相关立法及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调研内容】：

一、民间文化、传统知识的表现形式（种类）、生存状况、传承及保护中遇到的问题。

民间文化分两大类：一类是可以开发利用，能产生一定经济效益，并能够可持续利用的；另一类是濒临灭失、后继乏人、无人传承的、不可再生的，为了能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二、特色民间文化（一般是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特殊保护措施（当地采取的）有哪些？濒临灭绝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的抢救措施有那些？（需要访问本地文化部门、民间文艺团体、民间艺人等）

三、如何 处理 “利用” 与“保存”的关系?商业开发与保持原生态的矛盾（保持民间文化的原汁原味）如何解决?

四、传统知识（主要是中医药）、民间文化所产生的利益如何分享？ 原生地及其以外的人利用 传统知识、民间文化谋取经济 利益如何分享？区域以外的人使用的付费问题。

五、传统知识、民间文化的主体归属？

六、保护的主体应当是谁？某种民间文化目前的管理机构？

七、民间文化传承、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如生存状况、活动经费来源等。

八、当地保护民间文化及传统知识的立法及政策等措施。

九、其他你认为应当调研的内容。

十、知识产权保护的局限性与理论上的障碍（垄断性保护是否适用、具体的保护方式等）。【有关事项的说明】：

1、调研的机构应当是当地文化部门（文化厅、局、文化馆、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2、调研、访谈的对象应当是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等团体。

3、问卷调查的对象应当包含各层面，包括各年龄结构、各行业，尽可能覆盖面要宽，资料的代表性要强。当然也可以与上述调研、访谈对象交叉。

4、相关知识的储备大家可以查看有关资料，通过上网搜索。

5、调研内容及问卷设计不局限与所列内容，个人也可以补充相关内容，问卷调查需要根据所在的省分再详细补充、设计，让答题者易于理解并且容易选择。

6、希望同学们认真对待，返校后交一份满意的调研报告，并且可以此写作论文。另外开学后还有一些外出调研根据情况吸收你们参加，以便对此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这项课题是近年来法学领域的热点之一）。

7、最后祝大家顺利完成任务，春节愉快！

第四篇：“非遗”保护工作情况汇报

“非遗”保护工作情况汇报

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于2006年，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两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仪征市资料汇编》，调查整理了120个“非遗”线索资料，建立了37个县级“非遗”名录，命名了34个项目38个代表性传承人，32个项目列入扬州市级“非遗”名录，2个项目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还有2个项目正在申报省级项目之中。“非遗”保护工作在扬州各县市处于领先地位。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我市“非遗”保护的主要做法是：

一是普遍发动，全面普查。举办“非遗”普查员培训班，掌握普查知识和具体业务，专门召开“非遗”普查动员会议，发动各乡镇专门组织人员逐村逐组普查。经过努力全市共普查出“非遗”线索241条。这些线索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间习俗等方面。

二是明确重点，全面整理。在我们搜集的241条线索里，其价值有高有低，我们对其进行了认真梳理，梳理后，又组织老教师、老群文、老专家和基层文化干部，重新开展田野调查，全面搜集了解每个项目的情况，整理出比较全面完整的项目资料。共形成记录文稿54.56万字，录音17.5小时，文献资料180多册，基本摸清了全市“非遗”项目家底。

三是逐级申报，建立名录。我们采取边普查边申报边建立名录的办法，努力做好项目申报工作。2007年我们首报扬州市级项目13个，全部获得通过，2008年，我市在上级的统一部署下，首次建立县级 1

名录，当年建立名录20个，同时成功申报两个省级项目，即：《胥浦农歌》、《朴席制作技艺》。“非遗”申报工作是2年为一个申报期，2010年，我们又新增县级项目17个，新增扬州项目19个，合计县级项目37个，扬州市级32个。这些项目主要是：民间文学类《伍子胥的传说》、《大仪大捷的故事》、《捺山的传说》、《小秦王赶山填海到龙山的传说》、《二度梅口头文学》等，传统音乐类《胥浦农歌》、《月塘民歌》、《大仪民歌号子》等，传统舞蹈及体育类《新集跑驴舞》、《月塘舞镗叉》、《月塘玩石锁》等，传统技艺类《萧美人糕制作技艺》、《十二圩茶干制作技艺》、《大仪全牛席烹饪技艺》、《谢集臭干制作技艺》、《仪征绿杨春茶制作技艺》、《史家香制作技艺》、《周氏铁具制作技艺》等，传统医药类《“臣”字门儿科中医术》、《新城姚氏肝胃中医诊疗法》、《大仪王氏妇科中医术》、《牛角山张氏祖传中医术》等。

四是加强保护，传承再现。我们克服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做好有关项目的保护再现工作。对一些传统技艺类项目，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对文艺类项目通过开展特色文化团队创建、乡镇文艺汇演、重大节庆活动等进行排练、加工，使之得到再现。几年来，我们先后再现了《新集跑驴舞》、《月塘舞镗叉》、《大仪民歌号子》、《胥浦农歌》、《月塘民歌》，有的项目还走进了扬州电视台，参加了扬州电视台《大地飞歌》栏目表演，与高邮民歌进行PK对唱，民间文化得到了交流和传扬。

我市的“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依然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保护经费捉襟见肘。今年我们打算建立“非遗”展示厅，预计需要资金40万元；在37个项目中需要进行录像的约有30多个，目前，有录像资料的只有4个项目，其它项目尚无；照片资料有一半以上因为缺少设备，像素达不到，画面质量差，不能作为宣传使用。代表性传承人命名后，无个人经费补助待遇；用于项目保护的相关设备缺乏，如：摄像机、资料硬盘、电脑、打印机、放映设备等；项目再现的资金，如：服装、道具、音乐制作、演员排练费等等。省市级“非遗”项目申报需要不少资金。这些资金均无处着落。

二是高端项目尚待挖掘。我市“非遗”项目数量不少，但能冲刺省级乃至国家级的较少，多半“非遗”项目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个性不够鲜明，影响力大的项目少，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

建议：

一是政府加大对“非遗”资金的投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年安排经费不低于10元。

二是要敦促乡镇政府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非遗”项目都在各乡镇，他们不重视，仅仅靠基层文化干部无力承担保护责任，使一些项目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第五篇：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与非遗保护

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缪雪峰

【摘要】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和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农耕文化节提供了文化内涵的支撑，彰显了庆阳的文化品格和追求，使其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迈向世界的自信心和亲和力；另一方面，农耕文化节又为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展示平台和机遇，通过多种传播途径，使其获得了新的生机，并且为其由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搭建了平台，培育了潜在的巨大市场。

【关键词】 农耕文化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

九月的庆阳，秋高气爽，硕果飘香。在这个收获的季节，2011’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于8月29日在庆阳市体育馆隆重开幕。农耕文化节以“传承农耕文明、弘扬民俗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区域合作发展”为宗旨，旨在加强区域交流合作、加快老区发展、共建美好明天。在这个难得的节会期间，庆阳人民积极地、充分地向世人展示了本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 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记忆, 保持非物质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可持续发展, 增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和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农耕文化节提供了文化内涵的支撑，彰显了庆阳的文化品格和追求，使其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迈向世界的自信心和亲和力；另一方面，农耕文化节又为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展示平台和机遇，通过多种传播途径，使其获得了新的生机，并且为其由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搭建了平台，培育了潜在的巨大市场。

一、处处彰显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

收稿日期：2011-9-20 作者简介：缪雪峰（1984-）女，汉族，甘肃环县人，庆阳市文化馆，主要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庆阳，745000。

庆阳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刺绣、剪纸、皮影、道情和民歌堪称庆阳“五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唢呐艺术、环县道情皮影戏、庆阳香包绣制、庆阳剪纸，窑洞营造技艺等五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陇东红色歌谣、民歌、荷花舞、庆城徒手秧歌、道情戏、木偶戏、南梁说唱、西峰泥塑、石雕艺术（合水、宁县）、西峰陶塑技艺、宁县皮影雕刻技艺、王录拉板糖制作技艺、合水面塑风俗、公刘祭典，周祖祭典等十五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镇原传统筵席习俗、西峰祭祀纸扎制作技艺，宁县高跷艺术等三项。为了弘扬庆阳市优秀非遗资源，反映普查保护成果，促进民俗文化传承，庆阳市文化出版局启动了“庆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农耕文化节到来时，已完成了《庆阳民间剪纸》《庆阳香包绣制》的编纂工作。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以全貌或以部分因素渗透在农耕文化节的各个角落，如庆阳剪纸与周先祖不窋乘飞凤来庆的传说是农耕文化节节徽的题材来源。农耕文化节的节徽图案由植物草叶变化而来的吉祥剪纸凤凰衔种图案和周围围绕的麦穗图案构成，农耕文化的内涵由剪纸造型托起。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对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影响最深广的要数开幕式与民俗文化产品展厅。从大型运动会的历史传统来看,组织者往往会把开幕式看作是展示主办国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以及民族理想和愿望的一扇窗口。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它将中国武术、风筝、飞天、昆曲、木偶、《论语》中孔子三千弟子求学等中国文化的精华用通俗美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尤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汉字, 用活体印刷的表现方式深刻鲜明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让世界人民通过开幕式, 见识了中华文化的悠远浩大, 领略了五千年民族的历史厚度。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虽不能与奥运会相比, 但对开幕式既要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又要展示主办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的期待是一致的。开幕式中的文艺演出有原生粗犷的环县道情，剪刀嚓嚓嚓的剪花舞蹈，如同水上荷花摇曳的荷花舞，绣针舞动着的绣金匾，欢歌陇原的民间唢呐吹打，使黄土地沸腾的南梁腰鼓。民俗文化产品展厅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火红的反映农耕文化生活的剪纸背景立在舞台后，舞台上是各县区轮流表演节目，如《徒手秧歌》，《南梁颂》说唱，《传统唢呐联奏》，歌伴舞《荷包飘香》等等反映庆阳老区人民生活的文艺节目。舞台周围是各县区的小展厅，华池以民间故事绣片、巧儿布贴画为主；合水有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刘志丹、习仲勋参加的包家寨子会议的大型刺绣屏风；镇原有反映先民农耕文化的大型壁挂与传统剪纸；西峰是以创新布老虎等创新作品居多；庆城县以岐黄保健枕、颈椎枕、龙凤拖鞋、鞋垫为主；环县以古老的皮影及皮影刺绣为主；宁县与正宁以传统香包、五毒肚兜等传统刺绣为主。除此之外，还在庆阳下辖的庆城县举行了周祖公祭、环县举行了环县道情皮影民俗文化节等活动。

二、使非遗传承焕发新的生机

发端于农耕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现代商业文明, 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冲击之下, 大多处于濒危状态, 因而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其代代传承下去,是当务之急。而农耕文化节正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搭建了平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方式之一，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在为期五天的展览展销活动中，各县区民间艺术大师都出售了一些作品，庆城的一位大师乐得合不拢嘴，告诉我们她五天内共收入一万多元。一定的物质收入可以使民间大师们更积极地投身于刺绣、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去，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壮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开发的队伍。加之各县区的作品都凑齐了在一个地方展览，各展厅的艺术大师都要到其他展厅转转，看看，互相学习、借鉴，以提高自己的技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美院王炜民教授不但带着他的研究生在庆阳展示了他们开发的创意作品，而且还做了庆阳文化产业开发课题报告会，这次的会议除了相关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外，绝大多数是农民艺术家们，他们看中国美院带来的作品，和自己的作品作了细致的比较，还向教授请教了许多问题，王教授都耐心地一一作答，讲座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钟，与会人员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在与王教授带来的作品比较的过程中，民间艺术家们才意识到自己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市场占有量不大，是因为香包实体上的刺绣虽然非常精致，但整体的配色、选料等方面还有待改进，庆阳香包绣制品中选用最多的是便宜的丝光面料，在这个年代，这种布料看起来确实有点劣质的感觉，香包上的吊穗轻飘飘的，也许被人摸得多了就有抽丝的可能，更别说长时间的佩戴了。

参加了本次展览的作品都被纳入到了评奖的活动之中，通过评奖，民间艺术家们不但知道了自己作品的优缺点，而且奖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这所有的活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文化研讨会上讨论的焦点：非遗保护与文化创意

当庆阳的民众走进王教授的展厅时，都被他们展品的时尚、精致、典雅等特质所吸引，尤其是年轻人都喜欢的了不得；而当王教授及他们的研究生走进庆阳的民俗文化产品展厅时，他们被肚兜上的五毒，鞋垫上栩栩如生的龙凤、花鸟，绣片上的民间故事刺绣等传统纹样所感染，但他们也认为展品的雷同性大，刺绣品中的红绿搭配实在不是很雅观，绣品的材料太差，绣品看起来太土气，不时尚等。就这些问题在王教授所主持的研讨会上展开了讨论，本地的民间艺术家们承认自己展品的材料不够精致外，认为大红是喜庆的标志，别的颜色无法取代，而王教授的作品则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味道。在笔者看来，讨论的焦点正是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所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传统”，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联系到一起，实质上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创新，就是过去如何为现在服务。这两者的合理结合一方面可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使这些遗产以新的方式造福于当代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这些遗产中有活力的因素融入文化创意产业，使含有精神特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产生新的经济效益。如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是保护而不开发，那这种保护一定是有限的，并且保护力度相对脆弱。只有把保护和创新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使保护的范围扩大，也才能使保护成为延续历史文化的有效机制。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使古老的文化遗产在延续过去的基础上再创造出符合当代人要求的新形式和新形态，并通过市场化经营和产业规模的有效结合，满足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由思想创新而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形态的转向使传统文化与创意产业成为一体，并以当代的形式和多样化的媒介再现了历史，成为可触可感的新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之间存在着一种在传承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的互动关系，并且两者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延续过程中缺一不可。回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时代，都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所以，适应新的时空的文化创意产品不仅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而且也必然在延续着一个民族悠远的精神血脉。但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总是与文化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认同是文化存在和传承的重要动力。庆阳的民间艺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多处在艳俗的审美范畴之中，比如乡下的姑娘多穿大红大绿的衣服，这可能和庆阳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有关，在花花草草不多的黄土高原上，大冬天一眼望去几乎都是土黄色，当然是不能再穿素色的衣服了；当住在窑洞里时，墙壁全部是土黄色，挂个香包挂件当然是大红色最醒目、最鲜艳了，而且庆阳的香包绣制品有很多都是婚俗用品，是姑娘们的嫁妆，这只能用象征着红红火火的红色了。这正如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马文辉说。“保护一种非遗项目和实体，并不在于其在艺术形式上如何精致，重要的是其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保护该项目的传承人才能得以保留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民族、社区、群体的文化情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能丢失和忽视这种珍贵的情感诉求。因此，尊重庆阳民众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文化情感，保护非遗项目传承人，守护精神家园应成为非遗保护与文化创意的根本前提。

纵观2011年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它既是现代农业科技界的盛举，也是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放光彩的幸事，值得我们作多方面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全书[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6年.[2] 高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N].中国文化报，201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