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克难8万党员成中坚

第一篇：攻坚克难8万党员成中坚

攻坚克难8万党员成中坚

结束连续5年亏损历史，实现扭亏为盈！刚刚进入新的一年，“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鞍钢集团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消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2017年实现利润15亿元，同比增利110亿元，进入央企效益增量排名前列。

面对令人惊喜的成绩单，鞍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唐复平说：“我们没有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交出了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初步答卷，已由保生存转向求发展，开启了振兴发展的新征程。”不负总书记厚望，挺起中国钢企脊梁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国际铁矿石价格暴跌的大背景下，作为钢材和铁矿石产量双双位居全国前列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鞍钢饱受钢材、铁矿石价格低迷的双重冲击，加之承担了较重的历史包袱，效益直线下滑，2012年至2016年持续亏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17年3月7日，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认真听取了全国人大代表、鞍钢董事长、党委书记唐复平等人的发言，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干部作风转变”的要求。

“总书记对鞍钢等东北国企的改革发展十分关心。鞍钢是‘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就要承担起‘长子’的使命和担当，不负总书记的厚望，挺起中国钢企脊梁。”唐复平说。鞍钢上下认识到，只有通过自身的主动转变，才能走出亏损的泥潭。为此，鞍钢新班子确立了“保生存、求发展”，抓好“调整、改革、创新、加强党的建设”四项重点工作的新思路，全面打响扭亏脱困攻坚战。

鞍钢主动落实国家对钢铁行业去产能要求，稳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工作，累计化解粗钢产能362万吨，加大“处僵治困”力度，全集团法人企业亏损户数减少35户。鞍钢朝阳钢铁、铸钢公司、西昌钢钒等多年亏损企业扭亏为盈。连续亏损20年的攀长特公司，通过关停原焊管钢丝厂，集中全力发展高端特钢产品，结束了多年亏损局面。

鞍钢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调整自身产业结构，由过去投资新建扩张为主向注重区域发展和增值发展转变。提出稳步发展钢铁产业、优先发展非钢产业、协调发展资源产业，3年内，钢铁产业、非钢产业、资源产业（矿业、钒钛）营业收入占比逐步达到60%、30%、10%左右，构建起“631”产业发展格局。主业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的精品路线。非钢产业主动适应制造业与服务业大融合的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着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资源产业由生产模式向经营模式转变、由产品输出向技术输出和管理输出转变、由单一资源生产向多种资源开发转变。

针对制约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鞍钢近两年重点实施了156项改革，差异化管控、市场化经营、契约化管理，让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得到有效落实。作为契约化经营的试点单位，鞍钢朝阳钢铁通过改革，198名管理人员充实一线，核减30.2%的生产服务岗位，削减1454名劳务人员，彻底解决了冗员问题，生铁成本比对标的民营企业低50元/吨，企业一举完成从亏损到盈利的逆袭。“我们不能左右市场，但能左右我们的产品”

高炉内铁花飞舞，轧机上红钢穿梭，一批批产品源源不断地发出……岁末年初，同样的繁忙场面，在鞍钢的鞍山、攀枝花、鲅鱼圈、广州等不同的生产基地上演。

“只要用户有需要，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满足。”当一位用户急需钻井管联系鞍钢股份无缝钢管厂时，得到了这样暖心的答复。在行业内，高抗腐蚀性油管的供货周期在45天至60天，却被他们改写为20天至30天。鞍钢的无缝钢管也由此拿下了曹妃甸煤码头二期工程、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陕西延安油井项目。“我们不能左右市场，但能左右我们的产品！”充足的底气后面是“钢铁长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

全员降本增效立项194项，结题135项，降本1680余万元，在鞍钢股份中厚板厂，每一名一线职工至少参加了一项降本增效项目，职工都成了“成本控”。“不可抗力不能成为不如期交货的借口。”2017年10月25日6时55分，随着装载着27480.995吨鞍钢集装箱卷板的“长峰58”轮驶离辽宁营口鲅鱼圈港，鞍钢物流员工终于打胜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受台风“兰恩”和“苏拉”影响，鲅鱼圈港全线封航，运载鞍钢货物的轮船无法抵达和移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终于将货物靠泊到离泊时间定格为31小时25分，创造了鞍钢内贸海运的新纪录。

“钢轨生产技术获得俄罗斯专利，成立两年的积微物联营收增长超100倍，高炉渣提钛产业化示范项目低温氯化工程开工。”2017年以来，攀钢干部职工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一扫连续亏损的颓势，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2017年上半年，钢铁、非钢、资源三大产业均实现盈利。三季度，全集团及各二级子企业全部实现盈利。2017年全年，全集团及各二级子企业全部实现盈利。从首月“开门红”到首季“季度红”，从上半年“双过半”到全年“扭亏为盈”，从实现“基本目标”到攻克“奋斗目标”，在鞍钢职工士气如虹的打拼下，企业递交的答卷越来越亮眼。

客户惊奇地发现：“鞍钢产品又牛起来了”——10.7万吨优质钢轨贯通“千里秦岭半日还”的西成高铁；海洋装备用钢、核电用钢分别独家供货“蓝鲸一号”“华龙一号”；17万吨桥梁钢支撑起“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而这背后是鞍钢不懈推进创新驱动的坚实步伐。仅2017年，鞍钢就增加科技投入7亿元。8万名党员成为扭亏脱困的中坚力量

进入2017年，鞍钢子企业党委发现自己的话语权和责任同时增大了。“越是困难时期，越要抓好党的建设，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嵌入治理，进入管理，为实现全集团扭亏脱困目标提供坚强保障。”鞍钢党委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放在重要位置，压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在鞍钢扭亏脱困主战场、攻坚克难最前沿、创新创效第一线，80171名党员、2907个基层党组织亮“好招数”、晒“成绩单”、比“精气神”，成为扭亏脱困的中坚力量。全集团建立党员职工创新工作室177个，推动“鞍钢制造”向“鞍钢智造”转变，2017年，鞍钢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创效达38.24亿元。

企业发展靠职工，发展成果由职工共享。青年职工住上了人才公寓，井下矿工喝上了纯净水，偏远岗位职工吃上了热乎饭……这些事关职工生活质量的“小事”，企业都当成“大事”来办。2017年，鞍钢围绕增加职工收入、改善工作环境、完善生活福利设施等六个方面，确定集团项目38项、子企业项目120项、基层单位项目899项，逐项落实。走访救济困难职工、困难退休人员4.67万人次，发放慰问金1659万元、医疗救助金1211万元。“每个夜班津贴提高了12元，班组长津贴每月提高了100元，企业有了盈利，我们也享受到了成果。”鞍钢矿业公司大孤山铁矿采矿作业区电铲甲班班长张忠威这样告诉记者。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铁部二高炉作业区值班长吴官印的话，道出了鞍钢青年人的志向和抱负——“做事业奋斗者、做价值创造者、做工匠精神传承者”。

2018年，鞍钢在全面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态势、自身实际的基础上，为自己确定了攀登的新高峰：2018年，实现全面契约化经营良好开局，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步目标，到2020年，实现“631”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产业收入增加1000亿元，打造充满活力、极具潜力、可持续发展的钢铁企业集团。通讯员 郑燕）

（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

第二篇：中国商务人士成富人中坚群 生活消费方式转型

中国商务人士成富人中坚群 生活消费

方式转型

中新网9月25日电 CTR的中国商务人士调查(CBES)近期发布了2010年中国商务人士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2008年中国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人民币的城市家庭达160万，2015年这一群体将达到400多万，届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全球富裕家庭数量第四多的国家，其中以职业经理人和企业高管为代表的商务人士则是富裕人群的中坚群体。

CBES按照商务人士职位高低，将其分为初、中、高级商务人士。不同性别商务人士的占比显示，商务女士的规模正逐渐与商务男士的规模接近，2010年占比达41.1%。并且，中国商务人士年轻化趋势日渐明显，80后商务人士迅速崛起，70后为中坚力量，在媒介接触和生活消费方面也表现出了其独特的时代特征。

媒介接触：移动多样接触率高 热衷社会化媒体

商务人群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其活动半径、出行频率都高于一般大众，活动空间也更广阔。移动化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媒介接触表现出很强的伴随性特征。机场的户外广告和赠阅读物，写字楼、公寓楼或酒店的楼宇液晶广告，城市户外广告和移动广播以及餐厅、咖啡厅等场所的广告和赠阅读物都可能会纳入他们的眼球。

不仅媒介接触种类较多，而且媒体的接触率也较高。他们对报纸、杂志、广播、户外、互联网媒体的接触均明显高于大众，而且不同职位的商务人士对各种媒体的接触率也有不同。其中高级商务人士对报纸、广播、楼宇液晶和电梯海报的接触率都高过初、中级商务人士，分别达到85.9%、59.2%、80.6%、50.4%；而中级商务人士则对杂志、互联网媒体的接触较多，接触率分别为88.8%和88.6%。商务人士的高端性和广泛的社交圈使得其不仅是互联网、无线/新媒体的高频使用者，还是社会化媒体的最大受益者。据CBES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商务人士对互联网的日到达率逐年上升，甚至超过了报纸媒体，且对手机上网、手机电视、手机报等无线/新媒体的应用也呈现快速的增长势头，超过了15-34岁的年轻、高学历人群。同时，社会化媒体的兴起深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理念，并成为商界名人彰显其社会影响力的平台，商务人士对其的使用率也逐年上升，2010年达到48.3%。

生活消费：享受型、奢侈消费、重视休闲娱乐

在社会财富持续积累的大背景下，商务人士的消费实力也在同步增强，其生活消费方式已由以往的发展型升级为享受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汽车、数码设备等消费品的升级换代

据CBES调查显示，2010年有新增、换购汽车计划的商务人士更多地选择进口车、高档车；预购数码设备的类型也更多选择专业化方向，其中预购单反相机的比例高达58%，超过2009年55%的水平，更远高于2008年34%的比例。时尚奢侈消费倾向增强

CBES发现商务人士正在一改以往传统严肃的形象，转向注重外表的、有活力的都市青年。他们推崇最新款的手机，手机更新频率比大众要快8.5个百分点，高级商务人士对手表的需求由计时改为身份的象征，拥有率和预购率分别达到50%和5.7%，明显高于其它人群，预购价格也高达平均1.7万元人民币。休闲娱乐增加

CBES的调查同样发现商务人士对生活、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重心开始由工作转向生活，更加注意生活的质量。数据显示，与工作相比，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享受生活上的商务人士的比例由去年的58.4%上升到今年的66%。且其享受生活的方式开始回归传统化，对书法/绘画、品茶、钓鱼等传统的休闲活动更加青睐，尤其是高级商务人士更加明显。

第三篇：学习党员楷模王万青事迹

学习党员楷模王万青事迹

这位带有南方口音的王万青大夫是上海人，他在甘南州的玛曲草原上已经整整生活了42年了。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王万青，他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主动选择了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条件最艰苦的玛曲草原当了一名普通的医生。藏语把医生叫做曼巴，从那时起，茫茫的玛曲草原上，就多了一位年轻的汉族医生王曼巴，两间土房和一个血压计是他所有的医疗条件。上世纪60年代的甘南草原，海拔高、路难行、物质匮乏。24岁的王万青1968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时，立志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明确要求去甘南牧区服务。在他的请求下，他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时，恰逢隆冬季节。3000多米的海拔落差和严重的高原反应，使长期生活在上海的王万青患上感冒，一病就是20多天。当得知玛曲县是甘南州最艰苦的地方时，他又提出“我要到玛曲去”。地处黄河上游的玛曲县是个纯牧业区，离自治州首府合作200多公里，县城海拔超过3400米。考虑到条件太艰苦，当年分配到甘南州的大学生，并没有去玛曲的名额。“哪个地方最苦，群众最缺医少药，我就到哪里去!”到了玛曲县城，王万青又提出了新要求。就这样，他一竿子插到底。最终来到了离玛曲县城70余公里的阿万仓卫生院。在那里他一干就是20年，把根深深地扎进了草原，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妻子是当地牧民的女儿，如今4个子女全部留在了玛曲，二女儿王齐梅至今还是牧民。

王万青同志用一颗赤诚的心和精湛的医术，为无数藏区牧民群众托起了生命的希望。他是“团结使者”，他用真情浇灌出民族团结的和谐之花。他是“奉献使者”，从繁华大都市到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他始终无怨无悔。他的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就应该以王万青为榜样，学习他崇高的敬业精神，勇于吃苦，乐于奉献，回报社会，将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王万青同志的事迹让我认识到：党员是平凡的，他需要那份默默无闻的贡献和宁静致远的衣钵；党员也应该是优秀的，他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他们需要有渊博的知识或是精湛的技术、进步的思想。我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既拥有丰富的学识，又能在平凡中帮助别人、影响别人，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叱咤风云，但一定要真真切切。党的十六大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今天，***员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要求，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学习知识，增强做好实际工作的本领，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铁的纪律，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党的先进性标志。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员，在各方面都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第四篇：出家的党员——罗成清

‚出家‛的党员——罗成清

‚二年多来，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村现在是村容整洁，百姓生活富裕。我真心的感谢你们在灾后重建中为我村的发展所做的努力。作为五星村一名党员，在地震后没有能给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惭愧。‛大坝乡五星村党员罗成清激动地说到。

42岁的罗成清住在大坝乡五星村柏林社。从小家境贫寒的他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在1997年7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90年代南下打工的热潮，罗成清毅然背上背包，走上了打工之路。这一去，就是6年。尽管离家很远，外面的日子很艰辛，他仍然坚守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坚持每个季度寄回党费。

今年，在五星村支部换届推选初步候选人的时候，他参加了远程投票。正式选举的时候，他老早就赶了回来，一大早在村活动室等候。他说：‚村支部换届选举是在选我们自己的当家人，我们理应亲自把关，自己选。‛

选举结束后，在五星村支部的民主生活会上，罗成清拿出1000元钱，交给了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赵怀友书记。

‚是的，作为一个党员，要时刻牢记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时刻记着家乡百姓。罗成清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希望大家都把心思放到家乡建设上来，把五星村建设的更加美好。‛老党员佘光荣说。

当赵怀友书记谈到创先争优活动的党员承诺后，罗成清毅然要求帮扶2名贫困党员，他也要争做优秀共产党员。他还说：‚我虽然是个‘出家’的党员，我仍然要坚持参加我们支部的每一次活动，要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

目前，在罗成清的带动下，五星村28名党员主动联系贫困群众108名，贫困党员4名流动党员主动为家乡建言献策。提出产业发展建议12条。在村支部的带领下，全村大力发展生猪、乌药、茶叶等农业产业，实现了农民群众稳步增收。(赵生华)

第五篇：中共成立时党员数是多少

中共成立时党员数是多少？

严红枫 毛煜琪 《 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18日 05 版）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材料，回忆资料不够准确，认定曾一直存在困难。

最近，由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认定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

人数之争的历史谜团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如何认定是58人

嘉兴的社科理论工作者们担负起“中共创建过程中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该书课题组在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实地调研和详细的史料考证，最终认定中共宣告成立时，共有58名党员。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58名党员的经历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他们大都走出故乡，5 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58名成员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党。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考验，充分说明这个群体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集中代表。”嘉兴市社科联副主席黄允钰说。

据嘉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连小敏介绍，嘉兴计划下一步推进《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重要历史问题研究》，将首次对南湖会议史料进行综合梳理。（本报记者 严红枫 本报通讯员 毛煜琪）

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记录的58名成员名单

上海（14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

北京（16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朱务善、宋介、江浩、吴雨铭、陈德荣；

武汉（8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

长沙（6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

广州（4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 济南（3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