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不应误判中国人口形势

第一篇：人民日报不应误判中国人口形势

人民日报不应误判中国人口形势

梁建章、黄文政

201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全面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会带来不利因素》的文章。从标题来看，文章是要批评“单独两孩”政策，但实际谈论的却是“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所谓不利因素，所以整篇文章是文不对题。抛开这种标题上的低级错误不谈，文章内容更是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仅严重误判中国人口形势，更是在人口观念上刻意误导读者。

文章称：“实行科学的生育政策，采取措施影响生育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这种说法掩盖了自愿与强制的区别，也混淆了影响生育率的方向性不同。不错，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影响生育率，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采取强制的行政措施来干预生育；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生育政策都是在家庭自愿的基础上实施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更是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世界其他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都在鼓励生育，而中国在如此低的生育率下依然用强制手段来限制生育。

文章称：“我国人口最突出的特点是基数大、增长快。”这种说法是在混淆视听。虽然人口基数大，但我国地域辽阔。根据联合国统计署的数据计算，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口密度排第84位，仅是中等偏前的位置。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西部很多高原，人口分布不均匀。但实际上，高原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6%。即便不把高原计入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国的人口密度也小于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更是远小于荷兰、比利时、日本、韩国等。何况，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土地不适宜居住，人口分布也不均匀。比如，根据《国家地理》，人均土地面积远小于中国的日本仅有18%的土地适宜于人类居住。

至于“人口增长快”的说法从世界比较来看根本就不成立。在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即便在增长的1950-1980年，增长幅度也不过0.3个百分点,这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中国的人均寿命从40岁上升到约70岁。相比之下，1980-2013年则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难道这能说“中国人口增长快”？而且，虽然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占世界12.0%。

文章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事实上，由于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成熟，中国人口才长期居世界第一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改革开放后却又快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发生的。如果说历史上人口多的中国可以创造辉煌，为什么现在人口多就成了问题？如果说依然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历波折后可东山再起，为什么现在还要把人口众多看成是问题？

我们不清楚文章所说的底子薄到底是何含义，更不明白这个底子薄与控制人口有何逻辑关系。如果是与历史纵向比，中国现在的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发达，底子应该说更厚了。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前，中国从未限制过生育，国运既有高峰也有低谷。怎么如今更厚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要实行在原来底子更薄时都从未实行过的生育限制政策？如果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均GDP已经处于世界中间靠前的位置，全球仅有29.6%的人口生活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用过如此极端的手段来限制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替代水平，世界上更是没有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之后还继续限制生育。怎么这个已经处于世界中等甚至偏上水平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还要继续实行所有国家都从未施行过的如此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

确实，中国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以世界平均来衡量一国的资源是否丰富完全是误导，因为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拉高世界平均值，使其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以耕地为例，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耕地少于世界平均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而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分布更不均匀。实际上，在上述每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发达。以世界人均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完全是削己足适他履。

文章称：“据估算，如不实行计划生育，现在人口可能激增到十七八亿。”这完全是信口开河的人口恐吓。参考其他未实行生育限制背景下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来估计，如果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生育限制政策，中国人口最多比现在多一两亿，而这也正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方对中国人口峰值的预测不断下调，但却没有给出正式解释。1996年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人的峰值。2005年6月20日，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中国人口预计在2033年前后达到15亿人左右。而2013年12月7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总人口将低于14.3亿人，峰值也将明显低于15亿人。文章称：“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1/3左右，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对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贡献率达1/4以上。”实际上，生育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几无关系。根据我们最宽松的估计，严厉的生育限制使得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来最多快出一两年，但它所加剧的人口老化和未来人口的急剧衰减，却势必严重拖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的前提是生育率下降之前的高生育率，没有1960-1980年代的相对高生育率，哪来所谓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来说，高生育率是在积累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这种做法即使对过去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贡献，那也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

文章称：“为什么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大量研究表明，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增长。据专家预测，届时全国出生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加上现有的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出生总人口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这将给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带来很大压力。”这里引用了所谓“大量研究”和“专家预测”，对具体信息却含糊其辞。《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请问是哪项研究估算、哪位专家预测“届时全国出生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为何不敢说出研究项目的名称和专家的姓名？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一再被离谱的估算和预测所误导。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1.22，但被大幅调高后的1.8却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根据2010年的完整的人口普查数据回推验证发现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基本吻合，但远远低于被刻意调整后的1.8。此外，“十五”和“十一五”人口规划对短短5年内的增加人口的预计竟然连续两次都超出实际50%多。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更是验证了相关机构和学者之前对放松生育限制后出生人数的预测有多么离谱。比如《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就预测，实施单独二孩后，峰值生育率也达到2.4，出生人口将达2600万；而全面放开二孩，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国家卫计委官员和翟振武等人则宣称：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可将生育率提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峰值将达到4.5左右，出生人口将达到每年4995万。北大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则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数会在326.2万到437.5万之间，总出生人数将超过2000万。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自浙江省在2014年1月17日率先启动以来，目前除新疆和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截至5月31日，虽然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两孩”超过2个月以上，但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已批准了24.13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按照这种趋势，再考虑到申请的夫妻未必能如期生育，全年多出生的人口最终可能不到100万，远低于之前相关机构和学者的预测。

根据我们最宽松的估算，即使在2014年全面放开生育（而不只是放开两孩），未来数年的生育率也不过2.25、2.12、2.02、1.93、1.89；年出生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2500万人，低于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且很快会大幅下降。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的当天，我们就曾撰写文章《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而这一政策在过去数月的实施效果比我们当初的预料更小。

至于文章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来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的理由更是荒唐至极。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的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

在过去孩子数量减少甚至稳定的时候，可以大幅度地缩减学校的数量来压缩教育资源，未来放开后的短暂反弹怎么就不能应对了？即便按文章中对“放开两孩”效应的夸张估算，出生人口数量也大大低于1990年代初的水平，反弹幅度也不比当年更高。而且，在世界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婴儿潮都被当成社会的福祉，在中国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们认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该体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这样才可以保证公共资源的需求和未来就业规模相对稳定，不会大起大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为1600万左右，大致上维持稳定。但这是因为中国目前处于理论上的生育高峰期，也就是说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较多。这背后的原因是60后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代人，当前他们的孩子正处于生育旺盛年龄。但即使如此，实际上出生人口没有明显增加，说明中国的生育率在不断走低。更关键的是，从2014至2024年这10年间，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这意味着10年后即使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数也将萎缩接近一半。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是1.18，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则分别是1.04和1.26。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12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年还是生育意愿相对较高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这还没有考虑未来十年生育旺盛期女性减少近半的效应。这种人口趋势显然不符合“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为了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政策繁衍，应该全面放开生育并在补偿反弹过后开始鼓励生育。根据中国的生育意愿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各地的经验来看，提升生育率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这将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不要说只放开两孩，就是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也难以避免未来出生人口的进一步萎缩。我们曾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指出，这种人口趋势将严重威胁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也违背总书记表述的人口是巨大力量的理念。我们认为，无论《人民日报》还是其他媒体、专家，在论述人口问题时都应该表现出更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将一些妄加猜测、缺乏根据的数据当成论据，更不能将个别部门的私利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刻意误导公众和决策层，以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对于这个问题信口开河，将给中华民族带来难以估量且无法逆转的巨大损失。

第二篇：中国目前人口就业形势

.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人口及就业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且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显然是今后继续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还多，劳动力也增长了2倍多。虽然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但由于人口惯性作用,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态势仍很难改变。而且,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入新生劳动力增长的又一个高峰期。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首先，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明显下降。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日益暴露出来的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管理不善和亏损严重，使其再也无法继续以“隐蔽性失业”的方式容纳冗员。要摆脱国有企业的困境只有实行更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滑坡的趋势。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必然使原来的隐性失业公开化，下岗再就业人数会进一步增加。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在90年代初接近1.1亿人，到了2002年只有7100万左右，而且从业人员还会不断减少。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艰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的土地使用制度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由过去吃“大锅饭”时的隐蔽性失业转为公开性失业，据估计，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1亿人左右。乡镇企业是最初吸纳这些过剩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后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和城市一些工业和服务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开放，农民开始流向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最初的“离土不离乡”模式逐步转变为现在的“离土又离乡”，形成了“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一支庞大的盲目流动大军。乡镇企业的发展由于受到资本扩展、技术升级、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其发展速度已逐渐缓慢，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越来越少。尽管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已经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余下的过剩劳动力加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使农村在今后15年中还有近3000万～4000万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和安排就业。

第三，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劳动力就业模式将由数量型向效率型转变，伴随这种转变，还将出现更多的过剩劳动力。从农业来看，规模经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缺乏土地和劳动相对集约管理的规模效应。不克服这一缺点，我国农业生产就难以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的特征，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再有效提高。在未来的15～20年中，中国农业将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逐步实现土地的集中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程度会不断提高。农业规模经营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导致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过剩。从城市工业部门来看，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更多的采用新技术，选择技术含量较大的资本和劳动组合，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一部分劳动将被资本所替代。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超过轻工业。与改革前不同的是，新一轮重工业化不是以机械制造业等重加工工业为特征，而是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为主导围绕城市化进行的。但是，新一轮重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增长与80年代轻工业带动的经济增长所推动的就业增长相比，呈下降趋势。这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

据测算, “十五”期间,我国五年共新增城乡劳动力约6 000万人，再加上农村大约有1.3亿～1.5 亿剩余劳动力(其中4 000万～5 000 万人将流入城市),共有1.9亿～2.1亿人需要寻找就业岗位。从劳动力供给情况看,据估计,根据目前的就业弹性和GDP年均增长率,五年大约能够提供6 800万～7 5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在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供求矛盾仍会十分突出。因此，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三篇：中国梦不应只是公务员梦

。要：当今中国处于社会变革进程中，方方面面都在渴求更多精英和专业人才，政府应该鼓励人们的“科学家梦”、“企业家梦”和“行行都能出状元的梦”，决不只是“公务员梦”和“做官梦”。

中国百万大军参加公务员考试连日来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来自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数为141万，确认参加考试者为103万人，竞逐1.6万余个职位，平均竞争比为88比1，最热门职位创下了4961比1的纪录。

如果将之与曾被誉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高考比，就不难发现，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早已今不如昔了。2010年全国参加高考的学生总数是946万人，招生总数为657万人，录取比率高达69.4％。无怪乎有人惊呼：公务员考试已成为“中国第一考”，是中国“国考”！更有网民把参考者戏谑地称为“考碗族”。

中国学子如此热衷考公务员也引起外界担忧，有外媒甚至批评“人人争考公务员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考公务员热”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几十年来始终无法摆脱的、具有某种周期特点的就业压力。回顾新中国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便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人口迁移运动”。这种“迁移”浪潮虽有不同的原因，但就业却是一个不曾改变的驱动因素。

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到70年代的“参军热”，从80年代的“考大学热”到90年代的“下海潮”、“出国潮”，以及最近十年来交替出现的“留**”、“考研潮”、“考证热”、“进外企热”、“进国企热”、“考公务员热”等，每一次潮流，大众趋之若鹜的直接目标只有一个--获得一份好工作。而其产生的直接结果则是：延滞或分流就业人口，暂时或部分缓解就业压力，但同时也引起就业结构失衡。

有专家预计，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未来10年，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在9亿以上，2013年至2020年将超过11亿；未来5年，15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将净

增1259万人（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职业技校毕业生等）。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换言之，只要中国的就业压力继续存在，类似“考公务员热”现象还会屡屡出现，不是在公务员领域就会是在其他领域。

作为一种职业，中国采用公开招考方式录用公务员，毋庸置疑是一种改革和进步，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值得提倡。而报考人数的增多本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为行政体系选拔更多德才兼备者提供充足的人选，总比过去“关门”挑选的机制要好得多、透明得多。

问题之关键在于：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公务员？当局有无总量控制标准？公务员岗位设置是否有合理科学依据？近年来公务员队伍究竟扩大了多少？还能不能精简？

中国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庞杂、吃“皇粮”者太多，近年来已受到外界诟病。此前有专家曾指出，中国的民与官之比已达到二十几比一，比西汉时高出300多倍，比清末高30多倍，比改革开放初期也高出近3倍，“官家人口”之比如此之重可谓史无前例。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纷纷缩减公务员数量、降低公务员待遇等，中国公务员报考的“热闹”确是一道“特殊风景线”。这显然与中国就业与分配政策的失衡关系密切，也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浙和广东地区。改革开放给生活在那片热土的人们更多经商创业的机遇，当时珠三角因此流行“有出息的男儿不做官”这句话，甚至官员大量下海。正是那股“办厂热、经商热”铸就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先锋地位。

可以预见，中国政府何时将政策调适到有利于个人创业、有利于产业均衡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就业、有利于更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今天的“公务员热”何时才会退潮。

第四篇：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及解决对策

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及解决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情况。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0-14岁人口占16.6%，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出生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人口老龄化为什么会成为困扰世界的难题？首先，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将导致抚养老人的家庭开支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其次，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负担加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高龄老年人的社会、家庭生活问题日益突出，一些“福利国家”出现了社会保障危机。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减少，消费、储蓄水平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压力加大等。

当然，人口老龄化也具有正面效应。人口老龄化过程有利于我国人口的减速发展，也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老人的积极、健康的状态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和睦以及社会的和谐，可以有效地推进我国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作为年轻人的榜样，老年人的行为及学习态度对青年人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影响后辈等。

那么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邻国日本作为人口老龄化的“先行者”，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人口迅速老龄化使医疗、福利费用急剧膨胀，大大加重了财政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一方面压缩行政机构，一方面强调个人自助，削减老人福利开支。1986年日本政府发布《厚生白皮书》中，提出了自助、互助、公助福利社会的三重构造理论，强调个人自立自助。1988年12月，日本政府推出“发展老人福利保健10年战略计划”（又称“黄金计划”），根据计划先后制定了《老人保健法》、改革医疗共济系统、创建基础养老金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

首先，我们应尽快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虽已基本建立，但是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必须尽快加以完善；其次，应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出，到2030 年，农村老龄化将达到29% 的高峰，实现农村“老有所养”任务艰巨；第三，应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主导作用，家庭养老不仅仅是提供经济供养，还包括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多方面，因此，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主导作用。

在中国，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事业不断发展，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老龄事业不仅仅是国家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靠国家政府单独就能够解决，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善待身边的每一位老人，为老人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为创造一个和谐的大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金华一中

高一

（三）班

陈家豪

第五篇：人民日报 如何实现中国梦

《人民日报》：如何实现“中国梦”?

重民生是“中国梦”的现实温度

中华民族要完成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与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有关。有人说，“美国梦”强调个人主义，“中国梦”强调集体主义，然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正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每个人都能免除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每个人的梦想都能找到落实的地方，“中国梦”就能像水滴汇集，化作绚丽的彩虹。

创新，撬动“中国梦”的杠杆

马克思说过：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实现“中国梦”，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如何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怎样让清洁工厂取代“傻大黑粗”，如何治理污染重塑“美丽中国”？只有推进创新，使科技创新成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才能真正转变发展方式、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尔孜规所说：创新，是撬动“中国梦”的杠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圆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梦想连接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正确的道路，就无法汇聚各方的力量，再美好的梦想也无法实现。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实干兴邦：“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梦想照进现实，关键在于行动、在于实干。邓小平同志曾讲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同样道理，不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能停留在梦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行动第一、实干第一，才能为“中国梦”照进现实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