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份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出炉

第一篇：首份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出炉

首份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出炉

3年前提出“蚁族”概念的青年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微博)副教授廉思近日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群体，并称这个群体为“工蜂”族。历时一年多调研完成的《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负责人廉思，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独家采访。

中国青年报：继“蚁族”之后，您为何选择关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

廉思：我们常年关注知识青年问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当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比“蚁族”具有更多文化资本(92%为博士)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是否有类似遭遇，这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

此外，我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说法。“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前身，曾是四民之首、社会重心，既是其他阶层的表率，也是将民意向上传递的桥梁。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带有更多思想，教书育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时代的容颜，也将影响中国未来至少20年。

中国青年报：为何把高校青年教师称作“工蜂”？

廉思：“工蜂”在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工蜂”弱小，但有力量，虽有集体协作，但也独立作业。“工蜂”一生从不停止工作，它们持续酿造蜂蜜，恰似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此外，“工蜂”一旦遇到侵害，会用蜇刺进行还击。这很符合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其他社群相比，具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高校青年教师是强烈关注现实、对社会“背阴面”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并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群体，思考和发声会贯穿其一生。

中国青年报：“工蜂”现象在社会其他群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廉思：各行各业都有“工蜂”。如果用“蜂巢”来比喻大学及其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蜂巢”又何尝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呢？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工蜂”身上折射出的时代侧面，“也能让一些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影子”。

1999年后的高校扩招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文化知识的传播人群迅速扩展。这些人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互联网又为这批青年人的话语表达开启了一个全新空间。他们以年轻人的激情和专业特长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后必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工蜂”既是青年知识分子，又以自身智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我把研究“工蜂”族视作理解当下社会、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级状态的一个路径。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逾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

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2/3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14.2%主要靠兼职养家

“‘大学老师’的名头提起来能赢得同辈尊敬，但说起经济收入，囊中羞涩的时候多。”彭锋说。调查报告佐证了这一点。

“调查显示，仅有13.4%的受访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选择当老师的，64.6%的‘工蜂’认为‘稳定性高’是当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则是由于‘名声好’。”廉思分析，虽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本，但“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万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万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工作的第3年，彭锋也曾对比过“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单。他发现，金融业2010年的年人均工资是8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7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彭锋不是没有“外块”。但调查显示，七成“工蜂”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工资，五成人的年均“工资外收入”不足两万元。

报告指出：“相比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近年来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因此，适当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是一项紧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廉思进一步向记者分析。

由于有房贷压力，彭锋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来刚好“收支平衡”，有时略亮“红灯”。

而调查报告显示，彭锋的情况不在少数，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其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尽管家里有600本藏书，他近一年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在调查中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该用的不舍得用，应该开的会不舍得开”。

“在一次与北京大学(微博)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对话中，他针对‘工蜂’族表示，大学里做学问非要有‘闲暇’不可，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廉思告诉记者，“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某房地产领域教授日前宣称，若学生在40岁时还没赚到4000万元就别来见他。在廉思看来，此番言论中知识与金钱孰轻孰重的纠葛，正是上述变化的一个典型概括。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

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陈平原教授对廉思研究团队这样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

调查发现，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务员(微博)，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从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45.6%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23.4%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由于关乎基本利益的评审与晋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多选择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很难做到‘为大众思考’了。”廉思在报告中写道。

彭锋至今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当知识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怀，都缩到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时，时代精神在哪里安放？”这是彭锋忙碌之余，经常涌上心头的问题。

超六成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做课题比给学生上课重要

对“工蜂”来说，是做课题重要，还是给学生上课重要？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会选择前者，67.8%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

“当职称评定和各类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的发表、出版及项目课题数挂钩时，做科研、发论文成了‘主业’。教学的成效又不易评估，一定程度上成了‘副业’。”一位受访“工蜂”慨叹。

调查表明，超过九成(91.2%)的“工蜂”在意教学质量，但过半(50.4%)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太够用”，近三成(27.7%)感到“很不够用”。受访“工蜂”普遍感到科研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没时间备课。

调查还显示，32.5%的高校青年教师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源的，不足两成(19.7%)。

“重科轻教”带来师生沟通不畅、教学内容不受认可等多种问题。

近六成(58.9%)受访“工蜂”表示，自己“不太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40.7%的人认为表示自己跟学生有距离感。在带研究生的高校青年教师中，能保证一周至少交流一次的仅有32.8%，另外近三成(29.5%)坦承自己与研究生“交流很少”，一个月也不能保证一两次。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

对“工蜂”来说，是做课题重要，还是给学生上课重要？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会选择前者，67.8%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

“当职称评定和各类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的发表、出版及项目课题数挂钩时，做科研、发论文成了‘主业’。教学的成效又不易评估，一定程度上成了‘副业’。”一位受访“工蜂”慨叹。

调查表明，超过九成(91.2%)的“工蜂”在意教学质量，但过半(50.4%)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太够用”，近三成(27.7%)感到“很不够用”。受访“工蜂”普遍感到科研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没时间备课。

调查还显示，32.5%的高校青年教师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源的，不足两成(19.7%)。

“重科轻教”带来师生沟通不畅、教学内容不受认可等多种问题。

近六成(58.9%)受访“工蜂”表示，自己“不太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40.7%的人认为表示自己跟学生有距离感。在带研究生的高校青年教师中，能保证一周至少交流一次的仅有32.8%，另外近三成(29.5%)坦承自己与研究生“交流很少”，一个月也不能保证一两次。

超七成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学术不端系评价制度驱使

浙江大学(微博)副教授贺海波被指论文造假、贵州大学(微博)体育部两负责人同陷论文“剽窃门”„„学术不端丑闻令公众扼腕。

廉思研究团队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工蜂”群体眼中，学术不端现象普遍存在，“自己身边就有学术不端”，超七成人认为在于“评价制度驱使”。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最常见

何谓“学术不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指出，它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公认道德的行为，及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被调查的绝大部分高校。其中，受访高校青年教师认为七种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按照普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发表论文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

超过八成“工蜂”认为，学术不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概率，甚至避免，只有13.5%认为学术不端现象“不可避免”。

此外，近八成“工蜂”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态度是“不同情”，表示同情的不及1/4。

“这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对学术不端现象多持不满态度。‘工蜂’认为当前过于量化、浮浅的职称评审制度导致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廉思告诉记者。

六成人支持改革评价体制

在“工蜂”族眼中，学术不端原因何在？记者看到，超七成(74.1%)“工蜂”认为是“现行评价制度驱使”。此外，还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研究者自律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工蜂”眼中，超过六成(60.1%)认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最有效的，就是“改革科研能力评价体制”。其次是完善学术审查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从量化、级别、规模等方面衡量，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这种考评标准简单而清晰，但缺点在于‘重外表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体系，结果导向的职称考评机制，催生了垃圾论文，也易使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廉思分析道。

调查同时显示，惩处力度的缺失也在诱导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趋利避害”。

“较之社会舆论，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规范往往对‘工蜂’的影响更大。超过一半(50.6%)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来自‘老师、朋友、同事的言传身教’。”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身边的学术不端是否受到了处罚”时，有40.6%表示“不清楚”，26.0%表示“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7.1%表示“没有人受到处罚”。只有20.9%称“有一些受到处罚”，选择“几乎都受到处罚”的仅5.4%。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时，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提拔职称’、‘获得物质奖励’等效益。这会诱发整个群体倾向于‘越轨行为’。”廉思分析道，“尤其是‘工蜂’群体可支配科研资源较少，难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在与老一代学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教学、行政、家庭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所以才会有很多‘工蜂’感慨，‘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逾七成(75.5%)的“工蜂”有政治参与意愿，其中的九成多(91.4%)在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中更愿扮演“看客”角色。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表现出了较复杂的公共性：一方面较频繁地使用网络‘发声’，影响力较大。另一方面，又在知识分子济世情怀中，掺杂了较多的‘畏言’与‘犬儒’心理，从认识到行为的连续性不高。”

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参政的主渠道是网络。有90.3%的“工蜂”拥有微博，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8%)。但在使用微博时，为了“抒发个人情绪和感情”的占四成(41.8%)，为“关注或者寻找有价值的社会问题”的只占不足三成(27.5%)。

调查显示，“工蜂”族对“社会民生”(60.7%)和“司法公正”(52.3%)的关注，远远超过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领域，“表明该群体对个人生存与整个社会均投以目光”。与此同时，他们对“房价走势”、“方舟子打假”等与自身关联紧密的社会事件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象牙塔外的政治事件的关注。

在面临与其自身没有利益关系的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时，虽然“工蜂”中的绝大多数(90.2%)认为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但更多会选择点击浏览(65.8%)，或转帖并传播此新闻(31.9%)等方式参与，愿意与身边人讨论的不足1/4。绝大多数(91.4%)“工蜂”在实际行动面前，选择静态、沉默。“世俗生活压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工蜂’族的公共性，对宏观、高层次、长远的问题考虑较少。”

以“70后”、“80后”为主的40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怎么教育“90后”的大学生呢？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九成(91.7%)“工蜂”在课堂中讲授的是基础性专业知识，同时，63.2%的“工蜂”还会讲述自己的生活或成长经历。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工蜂”直言讲授知识是希望学生获得“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对该学科产生浓郁的兴趣，能够自主探究”。对于“体验知识的快乐和人生的真谛”，关注此点的“工蜂”不足半数(49.7%)。

“高校青年教师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无论是实践能力还是自主学习能力，这与当今社会的‘能力需求’是一致的，表明该群体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廉思写道，“但强调知识的工具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工蜂’将通过知识获得纯粹的快乐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实用主义倾向比较明显。”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工蜂”较认同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等理念。逾六成(63.5%)在教学之余，会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调查还显示，在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中，除专业知识外，64.4%的“工蜂”的话题是围绕“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40.4%的“工蜂”在教学中不避讳谈及社会问题，会“告诉学生社会的阴暗面，让学生更全面了解社会”。约九成(89.6%)“工蜂”同时注意“积极地去影响学生，向学生传递正面价值观”。

浙江大学(微博)副教授贺海波被指论文造假、贵州大学(微博)体育部两负责人同陷论文“剽窃门”„„学术不端丑闻令公众扼腕。

廉思研究团队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工蜂”群体眼中，学术不端现象普遍存在，“自己身边就有学术不端”，超七成人认为在于“评价制度驱使”。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最常见

何谓“学术不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指出，它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公认道德的行为，及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被调查的绝大部分高校。其中，受访高校青年教师认为七种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按照普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发表论文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

超过八成“工蜂”认为，学术不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概率，甚至避免，只有13.5%认为学术不端现象“不可避免”。

此外，近八成“工蜂”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态度是“不同情”，表示同情的不及1/4。

“这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对学术不端现象多持不满态度。‘工蜂’认为当前过于量化、浮浅的职称评审制度导致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廉思告诉记者。

六成人支持改革评价体制

在“工蜂”族眼中，学术不端原因何在？记者看到，超七成(74.1%)“工蜂”认为是“现行评价制度驱使”。此外，还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研究者自律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工蜂”眼中，超过六成(60.1%)认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最有效的，就是“改革科研能力评价体制”。其次是完善学术审查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从量化、级别、规模等方面衡量，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这种考评标准简单而清晰，但缺点在于‘重外表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体系，结果导向的职称考评机制，催生了垃圾论文，也易使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廉思分析道。

调查同时显示，惩处力度的缺失也在诱导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趋利避害”。

“较之社会舆论，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规范往往对‘工蜂’的影响更大。超过一半(50.6%)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来自‘老师、朋友、同事的言传身教’。”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身边的学术不端是否受到了处罚”时，有40.6%表示“不清楚”，26.0%表示“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7.1%表示“没有人受到处罚”。只有20.9%称“有一些受到处罚”，选择“几乎都受到处罚”的仅5.4%。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时，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提拔职称’、‘获得物质奖励’等效益。这会诱发整个群体倾向于‘越轨行为’。”廉思分析道，“尤其是‘工蜂’群体可支配科研资源较少，难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在与老一代学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教学、行政、家庭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所以才会有很多‘工蜂’感慨，‘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两成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妖魔化”

一个女博士占女性数量96.1%的群体里，高学历意味着什么？

廉思研究团队针对全国2708位40岁以下高校女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72.1%的女“工蜂”坦言，在恋爱方面“曾经因为高学历而苦恼过”。20%的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社会妖魔化，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

“高校青年女性教师是女性群体中学历水平最高、教育投入最多的一群。教育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高校中女教师的比例达46.48%，其中七成是我们所说的女‘工蜂’。”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们身兼五重社会角色——教师、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配偶/女友和母亲，也凸显了现代女性的共性：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与事业发展权，但也面临着对女性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在继续肩负家务职责的同时，必须承担起‘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巨大压力。”

调查显示，受访女“工蜂”是不折不扣的高知群体。其学历全部为硕士及以上，博士学历的为96.1%。但其中已婚者不足六成。

虽然大部分女“工蜂”认为，“高学历对于提高其在夫妻间的地位有正面作用”，“自己在夫妻之间是有较多话语权的一方”。但社会上一些妖魔化女博士的倾向，比如认为女博士“没有女人味”、“是第四类人”等，令她们烦恼。5000余份调查问卷中，有34.4%的高校青年教师确认“女博士被妖魔化了”。有12.7%的男性和20%的女性认为，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只有9.1%的女性自认女博士增加了吸引力。

此外，高学历伴随着晚育和少育。调查表明在已婚高校青年女教师中，52.5%由于职业而推迟了生育计划。女“工蜂”平均做母亲的年龄是32.7岁。

“压力不只体现在婚恋方面。”廉思指出，受访男“工蜂”一周课时量仅为女“工蜂”的2/3，但六成以上女“工蜂”的职称仅为讲师。“对比研究显示，低级职称中女性比例更高，在‘教授’、‘副教授’的职称中，男性是女性的两到三倍。”廉思说。

调查同时显示，虽然半数受访女“工蜂”选择科研的原因更加纯粹——“对学术研究感兴趣”，但接近2/3的女“工蜂”仍认为，女性的思维特质、情绪特质和家庭责任，导致“女性不适合从事科研”。

第二篇：首份中国家庭理财调查报告出炉

首份中国家庭理财调查报告出炉去年22%家庭投资亏损平安大华基金公司日前联合全球著名市场调查机构益普索(IpSOS)发布的首份《中国家庭理财调查报告》显示，“近60%的中国家庭有理财经历，但仍有23%的家庭拒绝理财，首份中国家庭理财调查报告出炉。在2010年，约48%中国家庭的投资实现盈利，22%家庭的投资出现亏损”。23%家庭拒绝理财这份调查选取了我国社会日渐崛起的中等收入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家庭理财中所涉及的各类金融产品，对其家庭收入、投资目标、投资品种、理财观念和行为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分析，调查报告《首份中国家庭理财调查报告出炉》。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包括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北、西南等主要区域。调查报告显示：近60%的家庭有理财经历，但仍有约23%的家庭拒绝理财。在本次调查的中等收入家庭中，59%家庭正在或者曾经进行投资理财；18%的家庭从未进行投资理财，但未来半年会考虑进行投资理财；同时有23%的家庭会拒绝理财，这些家庭从未进行过投资理财，并且在未来半年内也不会考虑进行投资理财。在有理财经历的家庭中，45%的家庭的理财行为未有明确的目标，随机性较强，21%家庭有比较明确的理财目标，更有15%的家庭已将理财视为生活的乐趣。动机是抵御涨物价在对中等收入家庭理财动机进行研究后发现，主要动因集中在提高生活质量、抵御物价上涨、筹划养老这三个方面。他们的投资品种选择，以股票、基金和投资型保险作为其首选三个品种。在追求投资乐趣的家庭中，投资股票的比例相对较多；注重筹划未来的家庭中，选择投资型保险比较多。但即使投资目的各有不同，都有超过40%的家庭会选择投资基金。长线投资回报更好过往投资盈亏的经验将会极大影响未来投资决策。选择某一种理财产品的理由往往是过往投资盈亏“经验”，这一点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理财决策过程中尤为明显。如果过往没有实现盈利，未来的投资决策会比较明显表现为减持；如果过往投资盈利，则会根据对于不同品种的预期，部分人会选择落袋为安，但同时有部分人会选择继续增加投资。这些都是中等收入家庭在具体投资行为上表现出的明显特点。

第三篇：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值得关注

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值得关注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调查站点

本站点对温州4所高校一些青年教师进行了访谈，了解了下他们现在的生存状况，也谈了下他们对温州高校教育发展的看法。

作为青年教师，面临着多重压力：

1、在教学上，既要提高教学质量，又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平均每周要上12节，都是专业课，还有每周晚上两节选修课，一共14节，平时要带学生做实验，指导毕业学生论文等。学院教学督导检查力度也很大，时不时的就有可能被通报批评。学生对青年教师不屑，甚至不尊重，上课迟到，随便逃课，课堂睡觉，聊天，还有顶撞教师的也屡见不鲜，而有的青年教师为了得到学生的支持和顾忌到年终学生测评的结果，对这些现象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到考试以及批改试卷时，又让学生轻松过关。要是得罪了学生，在考勤或者考试上难为学生，他们班级会联合起来向院里的领导反映，或者期末教师测评时都评差，以致青年教师放任管理，“忍气吞声”的做法客观上也姑息和助长了学生中的不良风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教育教学，而有些学院的某些领导片面通过学生的“口舌”对教师做出评价，十分看重教师测评结果，没有通过客观调查，了解实际的情况，了解青年教师的苦衷，解决其中的矛盾，这也让教师的教学步履维艰。

2、在科研上，面临着提升科研水平与职称晋升的压力；在个人发展上，面临着继续深造提高学历的压力。尽管有些青年教师很有才华，并且在专业领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由于青年教师既无经验，又无资历辈分，还没职称，而且高校科研经费有限，青年教师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课题值得研究，但由于科研经费常常优先拨给了职称更高、辈分更大的教师和行政领导们。因此科研工作产生的压力和郁闷笼罩在青年教师周围，深入他们心灵的深处，无处释放，他们只有默默忍受，抓住有限的条件，寻找机会求得突破。

3、在生活方面，作为高校青年教师，他们的年龄一般处于25到34岁之间，正是买房子、结婚、生孩子、赡养老人的阶段。然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可能都是他们经济所不能承担之重。其中不少教师是外地人，甚至是外省人，他们孤身一人来温州打拼，生活中的寂寞和艰苦是我们无法感受到的，有的青年教师为

了来这里工作，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自己的孩子得不到照料，自己也尽不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心理上得不到亲情的支持。只有很少的教师宿舍，根本无法满足广大教师的需求。大多数青年教师在高校周围的小区租房子，一般10多平方的房间，生活质量堪忧。据调查，青年教师的实发工资一般在3800元上下，以购房为例，温州普通房子的价格在1.8万元一平方，以最小面积60平方算，也要100多万元。青年教师根本无力购买。以致青年教师流动性较大，很大一部分中级职称评好后就离开了，这样也不利于高校的长期发展。所以青年教师的发展需要学校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

第四篇：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状况调查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状况调查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63.3%。作为教育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师德情操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成才意义重大。并且，高校青年教师是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之一，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勇于探索，其中一些人近年来已陆续走上领导岗位，逐渐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队伍的主体。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值得关注。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状况出现的新特点

今年1月―8月，我带领课题组开展了全国40岁以下（1971年以后出生）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城市的135所高校发放问卷5400份，回收有效问卷5138份，回收率95.1%。此外，课题组还采取个别访谈、集体座谈和研讨交流等社会群体研究方法，组织青年教师座谈会60余场，学生座谈会30余场，深度访谈500多人，最终形成了《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从调研反映的情况看，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状况总体是好的，但受现实环境和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代际特征明显。当前高校青年教师大多出生于1970年代，有少部分出生于1980年代前期，在高校中形成了“70后”、“80后”老师教“90后”学生的独特格局。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比老一辈学者具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全面系统的学术训练，不少人已开始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年代，听到的大多是“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阅读的是“伤痕文学”，在成长过程中，又面临升学、就业的激烈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很多青年学者还有较长时间的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对国内外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和西方价值观有比较深刻的体认。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与老一辈学者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他们追求更为实用的知识技能（如拥有多类资格能力证书），敢于展现自我，渴望自我价值实现，希望尽快得到社会的认可、尊重、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又过度关注自我，一切努力都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个人职称晋升和职务升迁，谋求“工具合理性”。他们不是老一辈那种理想的、奉献型的群体本位主义者，而是倾向于务实的、功利性的个体理性主义者。

2.对国家发展道路存在一定疑惑。在被问及“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时，仅有12.7%的受访者选择“存在中国模式，这一模式虽不成熟，但一些基本要素已经具备”这一选项，而 69.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不存在一个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的中国模式”，另有18%则认为“问题太复杂，不好说”。结合深访发现，高校青年教师一方面认可国家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认为这种发展方式存在很多问题，缺乏可推广的价值。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次第展开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国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这使得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而很多高校青年教师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国情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可以实现跨越、但社会问题很难跨越这一时代背景，没有站在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思维方式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刻原因，而是片面地运用西方的某些学术观点和后现代理论加以简单论断，因而不能得出有关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认知。

3.青年教师的价值观输出方式。高校青年教师是知识分子群体与青年群体的交叉集合体，一方面，他们思想敏锐，对社会思潮，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十分重视自我尊严与价值的实现，重视自我权利的维护。当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得不到伸张时，他们不会像社会弱势群体那样去选择沉默，也不会采取激烈的行为表达，而是往往采用迂回的、以退为进的方式，把各种不满通过自我暴露、自我鸣冤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些青年教师将课堂或讲座变成自我价值宣言的场所，将自己的不满在课堂上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或牢骚满腹、或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的价值主张。调查发现，超过60%的受访者会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的生活

经历”，超过40%的受访者会“告诉学生社会的阴暗面”。消极的认知态度结合独特的价值观输出方式，虽然对青年教师自身利益实现作用不大，但势必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产生很大影响。

4.政治参与意愿与渠道相背离。高校青年教师注重参加民主生活实践并重视自身的民主权利，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主管理、民主选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抱有浓厚兴趣，对政治活动参与意识十分强烈。调查显示，有75.5%的受访者希望尽可能多地参政议政，仅有10.8%的受访者没有参政议政的意愿。同时调查高校青年教师对参政议政渠道的认识可以发现，认为参政议政渠道相对畅通的比例仅为15.8%，而认为不够畅通或者完全不畅通的比例则高达84.2%。通过对比两组数据可以发现，存在着意愿与渠道相背离的情况。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与较少的政治参与渠道，导致了该群体不得不通过网络等公共平台表达对政治问题的认识。

5.对生活质量抱怨较多。在受访青年教师中，年工资收入 3万―6万元占八成，31.1%的受访者每月有结余，而68.9%处于收支平衡或“赤字”状态。青年教师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同时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现实问题又需要很大开销，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挤压作用迫使很多教师在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活动，这些兼职活动有的已经影响到高校青年教师的正常教学科研工作。同时，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存在住房困难，对住房政策不满意，在5分的工作满意度评价中，“与住房相关的补贴政策”仅得到1.7分的评价，排名倒数第一。看似福利待遇不错的高校教职，仍有许多服务保障工作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对社会的认知。

探索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

我们要深入研究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探索既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又遵循青年成长规律的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

1.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水平提高相结合，坚持党对青年教师的思想引领。高校要把青年教师的业务提高与政治培养统一起来，在业务培养中加强政治培养。改变党组织和党员考核工作中存在的考核硬指标少、具体内容少、考核效果少等状况，研究探索考核指标的定

性分析和量化问题，细化党组织和党员的考核标准。

2.合理设置基层党组织，建设高素质的党务工作队伍。适应学科特点和教学科研需要，坚持党建工作重心前移和重心下放的原则，探索灵活多样的党组织设置模式，根据学校教学科研活动的新情况，不断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党务工作干部要经常深入到青年教师中去，了解青年教师群体的工作情祝和思想实际。

3.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创造青年教师发挥才干的制度环境。青年教师思想上的不稳定与职称、住房、收入等问题有很大关系，如果单靠思想政治工作而忽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必然降低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建立以学术评价体系为准绳、公平竞争为导向的职称评聘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真正做到职称和工资体现业绩与能力；对岗位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级考核，推行岗位竞争、岗位轮换等措施，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的激励竞争机制；认真解决高校青年教师在福利待遇和生活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在住房、医疗、子女升学等方面关心照顾，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青年教师，加大社会优抚力度，提高其生活质量。

4.拓宽制度化表达渠道，建立畅通高效的沟通机制。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信息公开栏等多种形式，定期了解青年教师意见、建议和要求，并将处理意见及时反馈；充分发挥工会和教代会在青年教师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在制度设计中为青年教师留有一定席位，明确规定青年教师所占代表的比例；对于涉及青年教师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应设立听证制度，广泛听取青年教师意见，使学校的各项决策和各项制度建立在对青年教师意见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实现决策与制度对青年教师合理利益诉求的尊重与保护。

第五篇：青年教师生存状况关乎时代颜面

青年教师生存状况关乎时代颜面

郭立场

只有充分了解青年教师的需要，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高校青年教师的收入现状正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前不久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总人数47.7%，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占到总人数的85.9%。课题组指出，相对于这样一个知识密集型和人力资本高投入型的群体，高校教师现有收入非常缺乏竞争力。

青年教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担负着教书育人、传播人类文明、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民族素质的重任，其生存状况既是时代的颜面，也将影响年青一代及中国未来的发展。目前刻板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度、以年龄画线的职称晋升制度、不合理的薪酬体系设计，会严重影响年轻教师的成长，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

对很多青年教师而言，现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课题很多，但是机会不均等，资源分配贫富差距很大，面临着来自外部、内部，同龄人、隔代人，学生、老教师等多重压力。据报道，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在千年以前，犹太人部落养活一种人，专门抄写《圣经》。他们每天沐浴焚香，只抄一页，为的是不出差错。在社区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可社区依然要给抄写《圣经》的人一碗饭，让他们吃饱，以便饥荒后存活下来的犹太人能继续享受祖先积累的文明知识。在大家都吃不饱的年代，有碗饭吃的专职抄经人可以靠着这种建制与社会保持某种程度的隔绝，靠传承文化理念活着。一个社会对文明之光的珍惜与呵护，从对文化传承者的态度中可见一斑。

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高校教职工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动机已日益复杂化，作为发挥重要激励和约束功能的薪酬体系不能再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层面，而应成为一种能有效辅助高校发展战略实施的手段。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影响教师满意度的因素是与需要满足相连的，与教师需要有关的因素都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效果和科研绩效。只有充分了解青年教师的需要，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其中，薪酬管理是核心问题。当前高校青年教师薪酬管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内公平性不够、对外缺乏竞争性、对个体激励性不足等。这迫切需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对

青年教师实施最低年薪制等解决办法，让一批不炫目但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给努力的“夹心层”更多公平上升的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