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怪象
农村教育怪象
作为一名从教23年教育从业者,先后在村小、中心校、镇中学任教。近几年来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教师的办公条件得到了改善。应该说,除了学校地处农村,离县城较远外,教师的上班环境与城区没有区别。工作二十几年来,发现了一些教育怪象:择校热、补习热、甚至幼儿早教热,教师们琐事包围,现在的教育却早已丢失教育本来面目。
1、生源流失。农村小班制,却没人。虽然农村硬件设施已经得到改善,但是大量家长还是跟风渴望城区的优质教育,都千方百计的要把孩子送到城区就读。这导致城区学校班额过大,农村学校小班化严重的问题。并且由于优质生源的流失,农村教育进入一个死循环--生源越流失,越难出成绩,越难出成绩,生源越流失。导致农村教育变成一潭死水。
2、学校男老师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才参工时,学校基本上是男老师,耍个女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二十年,学校基本上都是女老师,(除几个领导是男教师外)。
3、教师流失。每年大量老师申请进城考,想进办法往城区调动,导致好的老师很难留住。而且因为生源的问题,老师难教出成绩,农村老师的成就感明显不如城区老师,也因此更难一心安于农村教学。
4、教师为琐事缠身。教师为太多非教学的琐事---今天扶贫走访,明天社会评价宣传、禁毒,创卫,安全,志愿者,“五治”法制教育等等;报告,计划方案,总结,复查,老师真的不堪重负了;同时要求活动每一环节都要照相等“留痕迹”管理;今天这个检查,明天那个评比;当老师们被文山会海困住的时候,有多少时间去搞教学?老师最本职的工作就是教学:备课,上课,改作业,辅导学生。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教书上,还教育的本来面目吧!
第二篇:人力资源的怪象
“人力资源部”的怪现象
关键词:人员流动,招聘,离职,应变,效率,信用,反思。
有的企业人员流动比较大,人力资源部对于离职问了问,解决了多少问题?牵扯到老板的问题大多沉默是金,似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就这样了。辞职与招聘,已近习以为常了,每天忙的不亦乐乎,有时还兴奋地对同事说着:今天去参加招聘会了!哎呀!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啊呀!今天累呀。……
然后同事们都报以微笑,似乎在为企业忙碌着,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企业的有用功有多少呢?有没有人计算过?
由于问题的所在得不到重视,致使下一句更重要的话卡在了离职者的喉咙。或者,离职者认为根本就不值得一说,只是笑一笑,心里想:“少问两句,赶紧办手续吧!底下的那个关系你又得罪不起!”
本来,一句话,一个举措可以留一个人才,而不必招新人对企业造成这样那样的浪费,然而,许多人力资源部格式化的话语只是挥一挥手,不带去一片云彩……,从不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趣的是,中国的老板会表面上对他们的劳动表示极为赞赏,孰不知,自己的企业已经成为一个驿站,或者人才输出基地。
有人来应聘,部分人力资源部人员正在对着电脑打字或者上QQ、MSN、论坛,甚至打扑克牌等,看一眼应聘者,然后从椅子上一转身,对应聘者说:“哦,你应聘什么岗位?之前在哪里做?干几年了?先填张表吧。”接着又在电脑前忙乎了。等应聘者填完表,他们简单地按照每天的“口诀”问一问,然后给部门经理打电话。
在这里,所谓的人力资源部只起到了一个传达和“初试”的作用,然后把应聘相关事宜给了相关部门,部分人力资源部并没有准确地记录对人才的具体看法与有效的参考型意见,致使部门重复地问应聘者,使应聘者心里感到茫然,使企业给应聘者的第一印象不太好,而且效率不高。
说到第一印象太重要了,人力资源部面试时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企业,影响着入职者,一句关切,一句教育……,每个细节的影响力是深远的。
另外,没有理性地对待跳槽的人,谁年轻时还不换几份工作?人力资源部的人也不见得没跳过几个槽,轻率地认为跳槽者不忠诚,怎么不反问自己创建了什么可以留住人才的关键条件?
更为要命的是对人才接待不周!不知道体会和关心应聘的现状,比如应聘者是否需要喝水或者有无吃早餐等,应聘者求职的艰辛等等,让人才对企业产生某些方面的误解。有的人事部竟然对应聘者说:”先把简历放这儿吧,等领导回来我转告一声。”
“回去等电话吧。”
“我一周之内给你电话。”
或者认真地说:“三天之内我给你电话。”
3天、7天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应聘者瞬间有些出离愤怒,又瞬间将目标转向其他单位,心中对人力资源部充满了恐惧和憎恨,再恨恨地骂上两句,然后,又充满了希望……
再矛盾也没办法,人家是人力资源部嘛。
中国人向来以信用来律已并考验对方,人力资源部一言既出给电话,成于不成没有个电话,使自己的话不如烟雾,自己不尊重自己,还连累了企业!给企业摸黑!使得有志气的人以后绝不会对这家企业回头。
××企业算什么,哼,连个电话也没有……
而这些,老总并不知道,反而相信那一堆破文件。文件有什么用?人才到哪里去了才是应该思索的。
与其这样,还不如1300—1800元找一位称职的秘书或助理用心地整理人事资料就行了,他们对企业所做之事与企业所付给的工资不相称。苦就苦了一线员工!保洁、厨工、服务员、洗碗阿姨等,他们付出了多少?企业给予了多少?关怀了多少?
当我看到有的人辞职时,他们的脸上、身上有着原因,有着故事,而所谓的人力资源部第一句话一般是:辞职是吧,哦——,部门同意了没?为什么离职?对方笑着说一说……,再点点头,他接过来一看,再看辞职者有没有拿该退的东西……
然后,辞职者这里一签字,那里没找着人,仿佛在一座充满恐怖的城堡里寻找出路,心里充满了失落与渺茫的希望,身心俱疲。有的单位,离职手续极为不便,使得一位女经理在离职时发牢骚:辞个职比离婚还难!
一个人走了,或淡或浓的走了,那个问号也渐渐散去,这是人的悲哀!每天在企业重复着,似乎水滴石穿,到最后,解散了,只剩下一座空城。装修,是后来的故事,是否循环,够不够得着,还得看缘分了。
这是人力资源部为企业在做的事,资源在开发着,环境保护却没注意,可持续发展只是个旗号。
老板知道吗?没问过。
人力资源部,仍在乐此不疲的开发着,培训着,写着优美的报告……,用企业的钱在刊登广告,参加招聘会,人模人样地在阳光下提着公文包出入单位的车,有的还在招聘人力资源部储备干部,关注他们的后备力量。简直贻笑大方而不自知。
在讲“以人为本”的时代,人力资源部是否该反思了。
2008年5月25日20时43分31秒作于又进村无题斋(西安)。
★作者后记★
这篇文字发表在中国酒店业门户——最佳东方网“酒店人手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真引起许多朋友的关注,赞同与善意的批抨各半,也有一两个辛辣的,我皆用心地阅读完,在此感谢朋友们。
有专业人士说对人力资源了解不深,是的,就是了解不深,站在外行人的角度问个问题,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
是不是人力资源部可以不守信用?说了给电话,但就是没电话!还撰文告诫应聘者,面试别迟到,而自己的信用呢?
有的人力资源部说如果没通知就是没录用,那还得人家等啊,浪费时间,简直吊胃口!不到二元的电话费不但可以显示一个企业的风范,而且宣传了企业,心疼得很是吧?!节约不是这么个节约法!从事服务工作,而这点服务却做不到,遗憾。
还是反思一下,不要闭门造车。
2008年11月2日20时43分13秒于西安 再次感谢众多朋友对本文的关注!
2009年春天。周心树
第三篇:不和谐家庭的10种怪象
不和谐家庭的10种怪象
健康的家庭就是分化得比较好,父亲像父亲,母亲像母亲,孩子像孩子,各司其职!不健康的家庭呢?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分化,在象征层面的相互吞噬,没有界限。
一、过度严厉的父亲
中国人常说,严父慈母,这实在是对父亲功能的一个限制,因为父亲也可以很温柔的。理想化的一个父亲,是这样一个状态,他跟他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但是他也有温柔的能力,因为很多父亲,他的人格没有真正成长到一个男人的状态,所以他需要用过度严厉来装模作样的像一个男人,实际上,是在拼命掩盖自己没有长大的这一部分。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青春期的男孩,在他喜欢的女孩儿面前如何的装模作样,你就可以理解已经有了女儿或儿子的男人,在孩子们面前那么严肃,是在干什么。
二、过分唠叨的妈妈
就是对家庭里的事情过分控制,有可能指责,有可能唠叨,总是对孩子说很多很多话,这样实际上就是在通过她的嘴巴满足她的幸福。简单说,她就是还停留在口欲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婴儿他跟这个世界的链接就是嘴巴,那么一个到了妈妈级别的人,那么多的攻击性和情绪都是通过嘴巴出来的话,那就说明她正在用她的嘴巴对她的老公和孩子施虐,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家庭其实非常常见。
如果以上两个方面画面化一下,可以想象,一个家庭,爸爸在装模作样的严肃,妈妈在那里唠叨,然后孩子就在那里备受虐待。
三、家庭里的话题被限制
在中国的家庭里,最容易被谈起也最容易掩盖事实真相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爸爸妈妈跟孩子没有任何的话题,只能够谈学习,这是被中国家庭最高谈阔论的事情,大家都躲在学习的后面,感觉比较安全。但是,当父母开口谈学习的时候,就是他们掩盖他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而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处理,所以就拿学习这块遮羞布来挡住。还有家庭里不能够谈什么,比如说性,这是个被高度限定的一个话题。
有的时候有意识地回避一些问题是可以的,前提是,做父母的非常清楚,自己某个情绪是不是被这个话题掩盖,是为自己,还是为孩子,维持家庭之间必要的界限。这就需要亲子两个人,或一家人共同约好的回避。这个界限和约定,是让孩子可以感觉到,是可以让他自己控制和参与的。
四、过度象征化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对中国目前的一个印象是,全世界华人的孩子都在学钢琴。钢琴就是一个高度象征化的一个代表,人们在它上面赋予了很多的意义,比如,高贵,优雅,阶层等等,由靠近此物,来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另一方面,这个也隐含着一些攻击性的需要,比如,带着孩子去考级,看我孩子把别人打败了。
过度象征化会导致虚伪,还有导致一个人实际的生活能力的降低,还可以导致,过度的情感隔离。心与心之间遥远的距离里面包含着害怕,害怕跟另一个人亲近,表明那种安全感的缺乏和摆脱孤独感的之间,强烈的内耗。
五、过度背景化
对于父母来说,过度在孩子面前证明自己的社会背景,说明他心里很虚,害怕自己在孩子心中不是一个好父母,所以需要这些背景来挡住前面,来隔离孩子跟真实的自己靠近。说到底,就是父母自己心里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而他们又害怕孩子们看到这一点,所以,就努力地编制了一副宏伟的背景,来挡住孩子的视线。
很遗憾,孩子天生就是父母的读心器,在孩子们心中非常清楚,他们的父母在做什么。只是孩子们很善良,所以,也就配合父母做了一个好观众。为了显得逼真,一开始,他们往往也会复制父母的言行,在学校或社会上来宣传父母的社会背景;而代价是,孩子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真实的自我价值,回应式地对父母的背景为荣为傲。
六、工作化
很多的家庭父母都在拼命的工作,然后孩子给忽略了。他们为什么要拼命地工作呢,就是因为如果他要是有过多的时间在家里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而要在家庭情感里卷出自己的脆弱。因为家庭里是一个少讲理、多用情的地方,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真实自我的地方,所以,在外面跟别人玩,要安全得多,看起来就不用那么心苦,真的是有很多孩子被父母用过度的勤奋工作给毁了,他们被巨大的忽略了,很多孩子对这样的父母在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所以这样的父母对国家、民族的确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实在是亏欠妻子和孩子太多了。
七、限制孩子的某一个兴趣特长
比如说有的孩子人际关系好,但是学习一塌糊涂,也有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但是人际交往一塌糊涂。孩子是想用成绩不好的方式来跟父母进行病理性的连接,意思是说,如果我有缺陷的话,你就可以乘虚而入。指责的意思是,我全神贯注地注意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缺陷,然后就攻进去。这就是家庭成员之间没有界限的表现,所以,指责是想进入另一人的世界,是家庭中未分化的表示。简单说,孩子如果有某项能力上的缺憾,就是父母离他过近的一个表现,是父母的攻击性行为把孩子给无能化了。
八、家庭角色
这种在中国家庭中也比较常见,比如说,爸爸在家庭一直处于一种去世的状态,而妈妈呢,拥有这个家庭过多的权力。这个一方面是性别的认同感,一方面呢,也是用这种方式防止父亲在这个家庭中失控。爸爸的攻击性和侵略性要强一些,而妈妈呢,就算她再凶悍,也是具有母性的,所以,对家庭的伤害就会少很多。
九、隔代卷入
就是一个没有分化好的男人,跟一个没有分化好的女人结婚,然后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就有可能是一种很黏糊的关系。因为他们怕这种黏糊的关系带来的错乱,所以他们有意无意的邀请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来进入家庭,这就是关系入侵。这样子呢,就稀释家庭中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家庭的特征,三代人像一锅粥那样的在煮着。
十、功利化的关系
这个意思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你拥有了什么。这种有条件的爱,反映在亲情中间的时候,尤其变得悲哀。如果家庭中的血缘之爱、亲情之爱被加入了这些功利性的东西的话,就很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幸福是一种什么东西了。笼统的说,我对某个人功利性的爱,有条件的爱,是为了隔离我对他无条件的爱。人格没有成长好的人,在原生家庭没有分化好的人,这种无条件的爱,会让他觉得恐慌,会让他觉得失去自己,所以,他需要用这种有条件的、可以外化的方式,来隔离跟另一个人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爱无能的状态。
小结:家庭内的关系有时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有的时候,看起来很聪明的人,他们的感觉和情感系统就会比较微弱,因为他们的关注点都在事情上,对一些很微妙的人情变化比较不敏感;而很多看起来很糊涂的人,他们的情感和感觉系统就比较敏感,但他们又常常不能很有逻辑地表述他们所感觉到的东西,但他们都很善良,为了维持家庭的存在,他们在潜意识中选择了把他们不能表述的问题,用自己的躯体症状、心理症状,甚至做出牺牲来拯救家庭,甚至拯救家族。
在这里呼唤每个家庭成员,承担起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用心去感受那些备受指责的家庭成员,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借由他们的勇敢来看看自己的可能回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里面往往是被压抑的真实自我。
第四篇:台湾电视新闻媒体的三大怪象
台湾电视新闻媒体的三大“怪象”
台湾电视媒体发展蓬勃,虽然人口只有2300多万,电视频道却超过100多台,24小时新闻台就有8台,与全世界的70多台相比,台湾这小岛居然占了八分之一,这现象除了台湾还真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新闻媒体要想在如此剧烈的竞争下突围而出,就必须殚精竭虑地寻求突破,因此各种多、乱、夸大等抢新闻的怪像便应运而生。而这种怪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怪是多且乱;第二怪是电视新闻娱乐化;第三怪则是新闻政治化。
台湾电视不仅新闻台多,所提供的信息也多。当我们打开新闻台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双眼找不到焦点,因为画面的信息太多。以香港为例,当主播报道新闻时,画面除了主播以及一行字幕外,只有静态的背景,使人们的视线很自然地会集中在主播身上。然而台湾却不同,画面非常丰富,银幕的上端是字幕(天标)、左面是字幕、下方也是字幕(地标),而下面除了走马字幕外,它的上方还有新闻标题,当你以为走马字幕与主播所报道的是同一则新闻时,你会感到困惑。原来走马字幕打的与主播读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则新闻,那么哪一条字幕是主播所报道的呢?没有!其它的只是广告或天气报告。除了信息繁多外,主播身后的背景更是动态的新闻片段,令观众看得眼花缭乱。画面丰富且有动感,当然可以吸引观众收看,但数量太多却会适得其反。
台湾电视新闻娱乐化、报纸化。在媒体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要想吸引更多观众,提高收视率,就需要以客为主,加入观众喜欢的元素,使传统的新闻报道不再传统,使观众在吸收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得到娱乐。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当地的新闻内容方面。香港电子媒体的新闻报道大致可以归为四类:本港、内地、国际以及体育新闻,并不包括娱乐新闻。而台湾则多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娱乐新闻,并把它夹杂于其它当地或国际新闻中,例如台风“马莎”吹袭台湾时,某新闻台在报道“马莎”对台湾造成的破坏时,中间加插了刘德华在香港出席电影宣传活动的报道,之后再报道花莲县因台风的吹袭而停水。或许制作人希望在一些比较严肃的新闻中加入一些娱新闻会使观众不会觉得太沉闷,然而这样的处理手法却使人觉得新闻报道缺乏连贯性。
此外,娱乐新闻的比重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就像韩国影星裴勇俊到台湾引起轰动,某新闻台用了接近半小时的时间来报道他的相关新闻,从裴勇俊到达台湾机场、出席任何活动、穿什么衣服、影迷的反映等,都详细无遗地报道一番,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自己在收看娱乐台呢!
另一点则是新闻政治化,由于台湾的政治气氛非常浓厚,党派之争十分明显,不少媒体都有各自的政治倾向,甚至有些媒体是由政党操纵,如“中国电视公司”(中视)、台湾电视台(台视)是由国民党所办,民视电视公司(民视)则有民进党的背景。在这样的气候下,媒体很难有中立、客观的报道,新闻媒体无形间成为政党各自的宣传、攻击工具。因此在处理新闻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偏见,往往只讲立场不讲是非。
台湾公共电视台制作部经理林齐龙坦言,目前台湾的几家主流电视台都以多、乱、娱乐化、政治化等的形式报道新闻,形成台湾电视新闻媒体的独有怪像,但这种现象是很不健康的,因为媒体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就目前台湾的媒体表现而言,似乎也反映出台湾人的文化素养开始变质,这是很值得台湾人深思的一个问题。(香港《紫荆》杂志 作者:于浣君)
第五篇:中国大学的十大怪象
中国大学的十大怪象
刘 尧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中国大学出现了一些与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相悖的怪象,它们是:“官本位”现象;定位错位现象;学术量化考评现象;英语与专业学习的错位现象;研究生教育“学店化”现象;大学生“考证热”现象;学术行为失范现象;在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现象;师资选聘“唯文凭化”现象;“填表教授”现象。
关 键 词:中国大学大学精神大学理念怪象
中国现代大学创办百余年来,已有众多的大学探索了各自的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其中最为深刻,具有不朽生命力的是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它已融化在百年来中国大学追求科学真理、倡导思想自由和“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服务国家”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大学永不磨灭的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的讲话》中提出,今天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这是对新世纪中国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具体概述,为我国大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在我国大学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了与上述大学神和大学理念相悖的一些怪象,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怪象之一: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
大学是学术组织,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眭依凡教授认为,[1]所谓“官本位”,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突出表现在: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现在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大学生对学生官也是趋之若骛。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学术权力是附着在大学内部的特有产物。然而在一些大学过于强调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官员的作用,一些职能部门出现了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置换成指挥权力。教授及其群体的学术权力在不少大学不仅未得到充分重视,他们的办学治校之智慧与积极性也未充分发挥和调动。在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他们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怪象之二:中国大学的定位错位现象
台湾大学的老校长傅斯年说,[2]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定位不同。大
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作是学术殿堂。比如:同济大学也是老牌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 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现在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而且 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还有,上海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细,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系:工程系。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傅斯年先生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道出了大学定位的模糊现象,客观的看,我国的大学在没有准确定位的前提下,盲目求大、求全、求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怪象之三: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考评现象
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考评制度,主要是看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与论文数量、专著数量,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管质量高低,只看达到此等级刊物的平均水平。这种做法不能说舍本逐末,至少也是主次颠倒。而且,直接违反了一个简单常识:在定性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定量的精确。[3] 学术量化考评制度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最后,它把学术奖励也依据颁奖者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等,并依次给予不同的再奖励。[4]这种学术量化考评制度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危害是把大学教师引向只追求论文/奖励/项目的取向,造成论文/奖励/项目繁多,而没有带来学术的真正繁荣。
怪象之四:中国大学的英语与专业学习的错位现象
有调查发现,“英语”和“人才”早已在不自觉中被划上等号。由于大学生拿学位必须要过英语四级考试,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惟英语论,因而无形中,英语在大学教育中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考研者来说,英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调查还发现,这些年很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英语专业的优势考上研究生的人愈
来愈多。也正因为如此,英语成了学生最努力学习的科目。相反的,专业课程被忽视了。众多的学生表示他们的英语学习时间和所有专业课的学习时间平分秋色。这是个可怕的比例,一个学生有多少专业课要学啊!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个人如果在30岁时还没有发表科学见解,那么他一辈子就难以在 科学界有所作为了。”有人用反推法算出,只有在大学阶段学好现有的科学知识,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才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这些脱颖而出的人才再经过几年专门深入的研究,恰好是出科学家的最佳年龄。而中国大学生4年大学的黄金时间,就是在学英语,由此错过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5]针对英语教育出现的这些问题,有人指出:“由于英语考试,浪费大量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使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与日俱下,已经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此话虽然偏激,但却揭示出我国大学对英语学习不恰当要求的危害。其实,为考试而学习是没有意义的,英语只能作为一种学习和交流的工具。
怪象之五: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学店化”现象
众所周知,研究生教育是一种非大众化的精英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能适应专业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可如今据报道,台湾研究生过多、研究所师资力量不足的现象日前在岛内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专任教师过少的研究所常招收大量“在职专班”学生,目的是“捞钱”,所收取的学费是本科生学费的5至6倍。舆论认为,这一问题导致台湾高等教育品质严重下滑,出现了研究所“学店化”现象。据了解,1980年至1998年,大陆大学在校研究生数量增长了8倍,清华、北大等学校的研究生人数已占到学生总数的一半。预计到2005年,大陆在校研究生将突破100万。连续几年超过30%的扩招,致使许多大学的教学设施、师资、科研设备等都跟不上需求,现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对优质研究生学位的要求。研究生扩招直接导致了生均导师数量的减少,以前,一位导师指导2-3名研究生,扩招后,一位导师要指导20-30名研究生,导致部分研究生几乎处于“放羊”状态。这就是盲目扩招所酿成的苦果。以至有媒体发出了研究生教育该“研究研究”了的呼吁!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生这一精英化教育已经面临挑战。随着就业观念的调整和市场人才需求的增强,研究生教育必须接受市场竞争的选择。不调整人才培养机制,不挤掉研究生教育的水分,谁也不能保证内地的研究生教?岵换嶙呱?学店化“的末路,步台湾研究所的后尘。[6]现在,台湾研究所”学店化“现象以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我们,研究生教育的确该”研究研究“了!
怪象之六:中国大学的大学生”考证热“现象
近年来,我国大学掀起了一股”考证热“,秘书证、会计证、口译证、报关证、程序员证……大学生们纷纷忙着报考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大学生考证也受到了学校的鼓励和支持,据媒体报道,有些大学在校内设立了各种培训班,有些大学将职业技能资格考试内容列为选修课,让学生既能选修学分,又能参加资格考试。大学校园里的”考证热“虽然顺应了市场经济对人才的现实能力和职业技能提出的要求,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任何事情过了头就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将少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专业课,而将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获取各种证书,”考证“已成为部分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主题,大学教育有沦为”考证教育“的趋势。实际上,”考证热“在提高大学生职业
技能的同时,也必然使一些大学生急功近利,忽视甚至荒废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7]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基础知识的灌输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不同于技能培训机构,大学教育不等于”技能教育“,更不等于”考证教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并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大学应该引导学生和社会以全面发展的眼光去评价大学毕业生,让”考证热“尽快降温。
怪象之七:中国大学的学术行为失范现象
我国大学的学术行为失范已不是什么个别现象。这些失范行为在大学内部的大量发生,确实对大学知识殿堂的声誉及其庄重性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仅一些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考试作弊、抄袭论文;甚至某些个别教授、博导,也有学术行为失范现象发生。而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愈演愈烈的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这种学术行为失范较突出的表现:一是某些尚未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为获得授予权以花样翻新的手法来”打点“某些评委和一些特定人群;二是某些已经获得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出于各种隐情,向一些特定人群(往往是政界和财界的掌权者)提供学历和学位(主要是博士学位)。此二者看似不同,但实质则一样,它们都是一种实质上的贿赂行为。而前一种贿赂行为的目的,显然又是为了获得后一种贿赂的资本,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与那 种作为个人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相比,这种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显然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它不仅会”造就“一群不学无术的博士、硕士,以及教授、博导,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正,败坏了学术的声誉,实在是应该给予更加严格的管束。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纷纷对作为个人的学术行为失范予以口诛笔伐,而对这类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虽心知肚明却显得无可奈何。[8]从学术的长远发展看,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更加令人不安的学术变异性的”流行“病毒。
怪象之八:中国大学在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现象
2003年华东师大二附中与上海交大联手,在国内率先将部分大学必修课搬到高三年级,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华东师大二附中开展的这一探索对于打破现行的中、高等教育的相互割裂,培养高素质学生具有重大意义。其主要理由是:由于大学教师的学识、视野和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借用大学师资无疑将有助于加强高中教学、推动高中师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另一方面,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生源,提高了高中教育的水平,实际上也就是提高了大学的教育水平。另外,目前的高考制度确实存在不少弊端,其中之一就是考生的学习能力、品德修养等等在试卷上是不可能反映出来的,说是”择优录取“其实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大学教师走进高中课堂授课,在传授知识之余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9]这种所谓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的问题,表面上看,它能改变中学封闭、关门的办学模式,更积极主动地争取大学的支持,大学也能更多地参与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实质上,它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依据此理类推,中学可以在小学、小学可以在幼儿园开设”先修课程“,这不
仅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混淆了不同阶段教育的任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违背了教育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规律。
怪象之九:中国大学的师资选聘”唯文凭化“现象
现在我国大学把教师中的博士学位数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许多学校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争取提高这个指标,如要求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要求新任教师必须具备博士资格,从别的学校去挖人等等,务必使这一指标超过别人,以提高学校的档次。王义遒先生说,[10]美国大学办学状况数据资料显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哈佛大学之名赫然列于榜末,而许多社区大学居然都达到100%。我们不尽要问,博士可否是衡量大学教师的合格标准?答案:既是也不是。说”是“,因为博士毕竟多学了一点课程,做过专题研究,是应比”非博士“多些学问。说”不是“,因为”博士“只是个头衔、”名分“、”资格“,说明有此学历,至于是否真有学问,是否有为师之德和才是大可考究的。反过来,一个人没有博士学历,未必就没有学问。即使是博士比比皆是的美国,自修成材者也 大有人在。至于中国,远的不说,如鲁迅、梁漱溟,近的如两院院士张光斗、王选,并没有什么博士头衔,难道他们不是大师级人物吗?他们不仅胜任大学教师之职,荣登名师之列,而且大学以有他们而”名“。可见,大学教师之本质或实质的东西,不是”博士“与否,而是,一有没有真才实学,二有没有为师之德。《人民日报》2002年6月11日第一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党的领导干部严禁在学历文凭上弄虚作假》。文章主张坚决纠正干部使用中的”唯文凭化倾向“,”在提拔、使用干部时,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干部的学历和实际知识水平,讲学历而不唯学历,对那些刻苦自学,长期积累,确有真本事的人也要纳入视野,该重用的要重用。“文章虽然讲的是干部使用问题,但是它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大学教师的选聘工作。在大学教师的选聘工作中,重学位可以,但不能唯学位,”唯文凭化倾向“应坚决改变,大学应当成为充分吸纳各类真才实学专家学者的人才库。[11] 如果我国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片面追求学历学位而不求真才实学的”唯文凭化倾向“,必然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和学术事业繁荣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怪象之十:中国大学的”填表教授“现象
陶东风教授说,[4]自×年×月×日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原因是,目前我国大学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大学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经费可能更加重要。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陶东风教授的困惑和感受在我国大学教授中具有普遍性,引起”填表教授“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消除这一现象也不是少填一些表格就能解决的,深层的根本原因是大学制度。创新大学制度是改变”填表教授“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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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塌糊涂.一个台湾人看大陆大学[EB/OL]http://bbs.edu.cn/2004-04-09
[3]徐建新.中国大学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改革之我见[DB/OL].世纪学堂, 2003.8.19
[4]陶东风.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DB/OL].当代文化研究网, 2003.7.23
[5]未名.英语考试应该取消[EB/OL]http://bbs.edu.cn/200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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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文.大学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N].科学时报,2003.8.28
[8]仁青.警惕”集体“学术腐败[N].社会科学报, 2003.9.1
[9]未名.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EB/OL].http:// 2003.9.7
[10]王义遒.博士是衡量大学教师的标准吗?[N].中国青年报, 2002.9.15
[11]黄安年.评北师大学术职称评定中的”唯文凭化倾向"[DB/OL].学术交流网, 2002.7.1
本文是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基金项目与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基金项目的研究
成果之一。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