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第一篇：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摘要】农业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农业产业化模式加强，农民生产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鼓励和引导农业发展。基于此，站在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立场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是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关键词】政府与农民关系 农业补贴政策 研究

农业补贴则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随着社会发展，农业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大，补贴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农业补贴政策的实质是对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从而缓解涉农利益冲突，优化社会利益分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步前进。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现行补贴政策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补贴结构不合理、资金总量不足、资金分散等等，须引起足够重视。

一、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运行的特征

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检视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近六十年来，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运行特征主要有：政府与农民互动不对称。处于利益双方的政府和农民偏好并不一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向工业倾斜，农业补贴政策打上了政府意志的烙印，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足。与此同时，互动双方力量存在不平衡性，广大农民群众缺乏话语权，其利益诉求无法进入国家事业，国家的政策也没有完全体现农民的意志，最终使得农业补贴政策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由国家单方决定。农业补贴政策安排呈现强制性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发展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农民几乎失去了生产和经营的所有权利。改革开放来，政府的政策顺利了农民的利益诉求，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农民缺乏话语权而政府拥有从经济资源控制权到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并未改变，封闭式的农业补贴政策构件系统仍没有根本性改革，政策安排的强制性色彩依然很鲜明，农民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政策效率较低。政策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形势下，农民缺少参与政策决策的机制和途径，因而出台的农业补贴政策不能够客观反映农民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了政府单方兴致勃勃，而农民却没什么太大回应。这就造成了补贴结构的不合理和政策效率的低下，农业“贫血”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善。

二、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完善对策

（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

只有正确理顺、规范好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的利益生态链条，才能不断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切实提高农业补贴的效率，让农民享受更多实惠。因而，需要全面加强农民与政府的利益纽带，增加农民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政治制约，将农民的支持情况和满意度作为政府政策决策、执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同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还应适当将农民满意度、地方综合发展情况等方面列入考核范围，并将政府和农民直接的全债关系付诸于法律形式，从而构建稳固、和谐的利益关系。

（二）不断提升农民的组织能力

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让农民以绝对力量与政府及强势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从而获取资金的利益，促进政府与农民平等互动关系的实现。农民的组织能力主要包括：经济组织能力。农民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专业化组织形式从事现代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其实农业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农民的经济地位，从而促进农民在农业补贴利益博弈中地位和分量的全面提升。政治组织能力。应不断扩展渠道，提高农民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人翁意识，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家农业各项决策的制定、执行全过程，确保农业补贴政策切实体系农民的意志，保障广泛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权组织能力。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切实提升农民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权益受到侵犯时，应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不断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表达者，农业补贴政策的完善，应充分体现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确保政策绩效的真正实现，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农民权利表达机制的完善，可通过：开辟并不断规范农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农民只有享有畅通的政策参与渠道，如公开听政制度、民意调查、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形势，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促进农业补贴政策的不断完善。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能力。农民素质高低决定了自身利益的表达程度，只有不断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技能，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利益表达能力，才能最好更好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与政府进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从而确保政策系统的良性运行。

三、小结

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农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以广发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才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才能真正发挥农业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支持作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1]陈美球，钟太洋，吴月红.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01）.[2]彭慧蓉，钟涨宝.新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阶段性分解与分析[J].农村经济，2011，（01）.[3]邓尚华.偏远山区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市为例[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3，（12）.

第二篇：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摘要 为了解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促进农民生活改善、农村和农业发展，该文通过对安徽黄山地区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状况的调研和分析，针对目前农业补贴政策中存在的补贴标准低、补贴项目不够齐全、补贴政策目标不清晰等问题，提出整合政策、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拓展补贴门类、制定分类补贴政策、明确补贴政策目标等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 农业补贴政策；现状；建议；安徽黄山

中图分类号 F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0-0284-02

2004年，实施了数千年的农业税制度被农业补贴政策所取代，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10年过去了，为了解此项政策的实施情况，笔者对安徽省黄山市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农业补贴现状

黄山市位于安徽省最南部，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全市总人口150万人，农业人口占75.2%，现在耕地面积4.74万hm2。黄山市落实的涉农补贴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2013年，黄山市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通过“一卡通”发放惠农资金7.0亿元，净增1.4亿元，同比增长24.8%，其中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直接补贴4 142万元，良种补贴1 667万元，粮食直接补贴707万元，农机具购置补贴2 277万元。

1.1 粮食直接补贴

2003年，以“两放开，一调整”为核心内容的粮食直补试点覆盖到安徽全省。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全国共有29个省份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由表1可见，黄山市的粮食直补资金由2004年的75元/hm2增涨至2013年的234.15元/hm2，增长212.2%，其中2004―2005年上涨了40%，足以见得质的飞跃。

1.2 良种补贴

良种补贴是指国家对农民选用优质农作物品种而给予的补贴，目的是支持农民积极使用优良作物种子，提高良种覆盖率。国家良种补贴在2004年由之前的大豆、小麦和玉米扩大到水稻、小麦等品种，在增加补贴种类的同时，补贴面积和金额也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黄山市粮食作物主要为水稻，水稻的补贴直接按照种植面积确定金额后，以现金方式发放。相关部门向农户推荐良种，农户自行购买。2004―2009年，早、中、晚3季水稻的补贴金额每年都保持相对稳定，其中中稻补贴最多（225元/hm2），晚稻相对较少（105元/hm2）。2010年后由于早、晚稻面积基本没有，故而只对中稻进行良种补贴，补贴金额仍然为225元/hm2。

1.3 农机具购置补贴

农机具补贴发放的主要对象是购买国家和政府推荐的农业机械的农民和相关生产经营组织，目的是促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这对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黄山市发放的农民购机补贴资金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到2012年为最高，达3 084万元，比2011年增长27.6%。2013年有所下降，为2 277万元。

1.4 农用生产资料综合直补

这一类补贴主要在农民购买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发放。发放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农资的市场价格变化，及时调整，建立动态的补贴调整机制，合理发放补贴资金，弥补种粮农民增加的农业生产资料成本。黄山市每年的农资综合直补都有一定的变化，但总体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05年开始实行农资综合直补，补贴金额从2005年的150元/hm2上升至2013年的1 060.5元/hm2，提高6倍，可见政府对该项补贴的重视和实施力度。存在的问题

调查发现，农业补贴政策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提升产业、助民增收、利农利工的一举多得的好效果，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2.1 补贴标准低

国家在取消农业税后，创新性地推出农业补贴政策，并不断完善结构而形成了如今以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四大类补贴。各级政府也在逐年增加补贴金额，并将其作为支农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农民人均享受的补贴仍是很低，如安徽省黄山市，2013年农民人均4项补贴收入为77.9元，占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 0389元）比例不足1%，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急剧增加，补贴对农民的增收效应甚微。低标准的补贴，在当前农民务工收入比重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实属杯水车薪，难以真正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作用[1]。

2.2 补贴项目不够齐全

农业补贴经过10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形成了主要的四大类补贴，一度对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了较大作用[2]。但一些能有效促进农业发展的且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物价过度上涨和过度下跌的补贴没有运用。如在种、养殖业补贴方面，对种粮大户、生猪规模养殖、畜牧业规模养殖、渔业规模养殖等方面的补贴和补助措施少[3]。再如安徽省地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连接我国北方与南方，农业生产同时具有南北方的特色，农作物品种丰富，而西部地区更是由于资源的缺少需要更为全面的补贴。因此，应该考虑地域特色，从农业均衡发展的角度给予综合考虑[4]。

2.3 补贴的政策目标不清晰

一方面，现行“四大补贴”属于“普惠制”，很多地方是根据农户承包的耕地面积进行补贴，只要有地，不论耕种与否，或是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均享受种粮补贴，这种情况下，粮食补贴与是否种粮脱钩，并不能起到鼓励种粮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因流转而进行扩大种植面积的种粮大户来说，却拿不到补贴或很少，也就不利于激励种粮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的积极性[5-6]。

建议

3.1 整合政策，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整合各项惠农资金，建立国家、省、市（县）三级补贴体系，拓展农业补贴来源资金，提高补贴标准。资金是制约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要做好农业补贴工作，就要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要通过财政补贴、地方筹集、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保证农业补贴资金及时到位。在农业补贴发放过程中，要将有限的资金进行整合，投入到能够产生最大效益、让农民群众最大程度受惠的产业的项目中，真正形成农业资金的引导功能和政策效应。

3.2 拓展补贴门类，因地制宜制定分类补贴政策

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种粮投入比、种植作物品种、田块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制定更为全面的分类补贴政策。对于经济发达、农业基础好的地区，补贴主要用于引导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生产；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农业补贴主要侧重于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对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农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农民的竞争力不强，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状况，农业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大大高于东部地区，故而需建立与农业补贴政策相配套的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防灾抗风险能力，保障农民利益，以支持中西部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扩大对中西部地区农业主导产业作物的补贴范围，支持农民打造特色拳头产品，增强当地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农业补贴发放过程中，还要对近几年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大、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进行适当补贴，以平衡物价、稳定菜农的收入[7]。

3.3 明确补贴的政策目标

明确农业补贴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中央文件对农业补贴总体政策目标进行规范和明确，保证目标的清晰性，并将目标进行具体化、细致化。只有如此，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和执行才更有方向性[8]。明确农业补贴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后，必然要改革现行粮食补贴与鼓励发展粮食生产政策目标存在偏差的问题，纠正粮食补贴在实际操作中不管种不种粮都给补贴的做法，真正体现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探索建立补贴向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种粮大户、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的新机制，尝试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基本补贴单元来加强规模化，以解决个体农户生产难题[9]。同时，将种粮补贴按照实际的种粮面积进行发放，还能够提高粮食种植大户的积极性，让真正的从业者获得受益。在农机补贴中要加大对农机大户和合作社购机的补贴，也可以选择市场信誉好、规模大、效益好的农业合作社，奖励大型使用机械[10-11]。

3.4 完善法律法制监督体系

由政府牵头在调研农业补贴发放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业补贴的申请、发放、使用、效果等情况进行规范，避免农业补贴发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出现，最大程度地保障农民的利益。参考文献

[1] 孙峰，吕永刚.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中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研究[J].知识经济，2012（2）：79-81.[2] 黄山市统计局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材料[Z].2014.[3] 易泽忠.WTO框架下我国农业补贴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6：10-14.[4] 姜少敏.中国农业补贴政策：不足及对策[J].教学与研究，2006（6）：31-38.[5] 刘鹏凌，栾敬东.安徽省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问题及对策[J].安徽农学通报，2006（1）：8-9.[6] 李扬.试析我国农业补贴政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6（6）：195-197.[7] 李晓辉.完善我国农业补贴的若干思考[J].鸡西大学学报，2012（1）：63-64.[8] 张勇，张国梅.完善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13（2）：41-43.[9] 邓尚华.偏远山区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3（12）：14-16.[10] 陈璐，李炜，林艳.我国农业补贴现状及对策分析[J].商业经济，2014（11）：15-16.[11] 杨国强，殷秋霞，郭锦墉，等.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稻农土地流转意愿影响机理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4，30（20）：100-105.

第三篇：政府农业补贴申请书

申请书

xx农业局：

xx生态园有限责任公司 系我公司社员单位，由 xx农业专业合作社 为该公司进行品种选育、技术指导、投入品采购、品牌认证、质量监督、产品销售等蔬菜生产相关工作，目前为进一步适应该公司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促进蔬菜生产提质增效的目标，望贵单位于 方面予以支持。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

年 月 日

第四篇：政府农业补贴申请书

申请书

xx农业局：

xx生态园有限责任公司 系我公司社员单位，由xx农业专业合作社 为该公司进行品种选育、技术指导、投入品采购、品牌认证、质量监督、产品销售等蔬菜生产相关工作，目前为进一步适应该公司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促进蔬菜生产提质增效的目标，望贵单位于方面予以支持。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

年月日

第五篇：政府与市场关系

结合理论演变及我国现实情况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 董琦.市场与政府:当代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基点[J].甘肃理论学刊,2003(5):28-31.[2]黄泰岩,谢瑞巧.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4(4):17-20.[3]曹文宏.论当代行政思维从“全能”到“有限”的转变[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1):94-95.[4]毛道根.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当代财经, 200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