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

第一篇：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

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

发布时间：2011-7-1

5信息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姚兆余 赵建锋 潘云

为了深入探讨农业科技交流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轨迹和特征，2005年10月25至27日，在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85周年院庆之际，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11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贵州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韩国国立全北大学、韩国国立忠北大学、韩国农林经济研究院、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日本麻布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农业技术交流、区域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组织、农业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下面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介绍。

一、中外农业交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国外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外农业交流问题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宏斌、王雯在《试论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一文中，对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同周边地区及民族的远近亲疏和控制方式的差异，提出了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三种模式。随着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内涵及影响方面呈现出同步的弱化态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作物品种传播方面，四川大学张箭的《咖啡的起源、发展、传播及饮料文化初探》，认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种植和饮用。20世纪初咖啡传入云南，中国大陆开始栽培咖啡。随着咖啡种植、饮用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咖啡饮食文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严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传入和影响》，对西汉至宋代期间香料传入的途径、香料种类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料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认为香料传入对中国内地的饮食、医药以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探讨了我国引种美洲陆地棉的时间、路线和过程，分析了引种和推广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的《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系统地介绍了清朝后期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引进问题，认为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呈现出小范围、零碎性和同步性三个特点。南京农业大学王志军、惠富平的《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张英利的《近代日本蚕业科技的兴盛及对中国蚕业的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缫丝机械的引进，其蚕业科技在蚕种选育、缫丝技术和防治蚕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日本蚕业著作和文献被译成中文、日本养蚕和制丝技术的引进、日本蚕业教育的模式，对中国蚕业科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赵勇的《民国前期国外农机的引进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前期国外农业机械的引进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农机制造业比较落后，国外农机比较效益显著，是引进国外农机的主要原因。国外农机引进对我国农机制造业及农机教育科研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些论者从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入手，分析了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状况。徐州师范大学安宇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南方水稻改良与推广》，认为农学留学生在我国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推广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宋超的《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中来华的苏联专家(1949—1960)》，探讨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援华专家在农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牧场的分布状况，认为他们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灾荒防治》，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将西方近代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

此外，韩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朴正根教授针对韩国稻米经济变迁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朴锡斗研究员对日本占领时期朝鲜粮食增殖计划和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介绍了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成效和意义。韩国忠北大学俞镇采教授以韩国忠北法住寺为案例，论述了韩国土地改革对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二、区域农业技术交流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

区域农业交流与农业发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们不仅讨论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而且对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流域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长江流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至南方，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最终促成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认为移民、垦殖和官方劝导导致宋代稻作面积不断扩大，而区域之间的稻作传播，更是丰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种，因此，水稻种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农耕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结果。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的《近代华南甘蔗品种的演变与传播》，阐述了近代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广东甘蔗品种从细茎种向粗茎种演变，不仅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而且适应机器糖业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种繁育技术的革命。在这次会议上，区域农业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区。

对江南地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黄敏的《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重新审视城居地主的作用，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资、改良农业原料品种、推行农作物的商品性生产、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主离乡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农村经济的衰败并不是地主城居带来的结果。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城乡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农业大学郭春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耕地利用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时苏南地区农均耕地资源数量少，经营规模狭小，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艰难，因此农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苏州大学王卫平的《江南士绅与光绪二年苏北义赈》，对光绪二年苏北海州、沭阳地区的义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北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筹资、自行放款的“民捐民办”行为，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张祥稳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灾民救济政策落实情况研究》，以乾隆11年江苏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阐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赈济灾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苏州大学池子华、李勇的《苏南渔民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认为天主教传入苏南地区以前，当地渔民崇拜多种水神以及与捕鱼有关的神灵。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近代时期，苏南渔民笃信天主教，信徒数量远远超过该地区其它农民群体。而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孤立无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农业史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衷海燕的《水事之争与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水事纠纷，揭示了传统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虽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他们的行政职能一般必须经过官僚政府的授权，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与此相适应，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支持传统的民间习惯法，建立一个制衡性制度。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的《民国江西农业院与农业现代化》和郭静、崔存岭的《抗战时期江西农业探析》，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前者侧重探讨民国时期江西农业院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江西农业院在选育农作物新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创新农业管理体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抗战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江西农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江西本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南诸省。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的《农田养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从土壤耕作制度和农田培肥制度两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江西农田养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经历了传统多耕多耙、强调少耕免耕、实现轮耕轮作、推广保护性耕作等四个阶段，农田培肥也经历了单纯有机培肥、有机无机并重、化肥为主培肥和生物生态四个阶段。这些认识，对当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山西地区农业史，有两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的《清代山西农业生产及其租佃关系》，对清代山西租佃关系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清代山西农民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的差异，决定了境内各处农耕劳动习惯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处农村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在晋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佃户劳动能力低下，劳动成果小，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主佃关系严重对立；晋中南一带，农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能力较高，所受剥削就相对较轻，主佃之间冲突较轻。这个结论，使人们对古代租佃关系的地域差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山西大学张俊峰在《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一文中，对学界提出的“明清时期华北水利加工业完全衰落”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明清以来山西境内水利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水力加工业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数量惊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动机械的广泛应用，以及水库建设、挖煤采矿、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传统的水力加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的《秦西垂农业环境的认识与考察》，通过对甘肃礼县西山早秦遗址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先秦时期西垂具有优越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西垂农业具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学谢丽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耦合规律研究》，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链条中，社会人文因素应是该地区绿洲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具有随着农业开发强度的加大和社会繁荣而消亡的耦合规律。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的《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对艾山渠的修建过程及引水技术、输水技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艾山渠的修建，不仅促使北魏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且对以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黄富成的《两汉边地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蠡探》，从区域控制与制度农业的角度探讨了两汉边地农业的发展。认为两汉时期实行的边地农业政策是区域控制下的制度农业，边地农业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社会在边地的移植，以便对边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与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对东北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讨了伪满时期的土地“开发”政策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永井里沙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

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无论作物栽培和食用，还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双峰县徐迪新、徐翔的《中国直播稻、移栽稻的演变及播种技术的发展》，认为中国水稻经历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种子直播到浸种催芽的发展过程，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这种技术与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历史，进而提出欧洲葡萄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栽培驯化葡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一直使用粮食酿酒，这就抑制了葡萄酿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驯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没有进一步驯化成像西方那样的优良的食用和酿酒品种。郑州大学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国古代花卉饮食》，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花卉饮食的概况，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各类花卉食品、饮品的具体制作方法。这项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开发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昆虫文献研究所王华夫、李微微的《中国蜂产品饮食文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虫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的《敦煌壁画与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农作图进行考察，详细叙述了敦煌地区的牛耕技术、播种技术、以及中耕和收获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向人们展示出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形。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柴福珍的《(农器图谱)中诗歌的农学意蕴》，对元代著名农学著作《王祯农书》中农器诗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器诗歌包含了丰富的农学信息，不仅记录了农器的农学知识，而且揭示出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当时农器的推广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的《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讨论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认为欧亚草原地区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围的畜牧及相关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进了青铜与铁器技术，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和相关器具的创造者，而是这些技术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传播者。

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副教授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社会阶层的粮食占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对粮食安全状况的影响。莱阳农学院王宝卿副教授的《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从古到今粮食亩产的变化趋势，认为统治者的重农思想、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推动是影响粮食亩产量变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灾人祸对粮食亩产量变化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巢湖学院杨松水副教授的《论清代皖中地区与江南米粮贸易的动因与影响》，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与皖中米粮交易的动因，认为米粮贸易对皖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密切了皖中与江南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双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促成了皖中地区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的步伐。

在经营制度方面，本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马政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翟麦玲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考论》，对唐代的屯田和营田进行了辨析，认为屯田和营田在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屯田和营田属于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屯田和营田都可以转化为均田。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大连水产学院王磊合撰的《略论元代的马政》，对元代马政机构、马匹征括、牧养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元代马政较为发达，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与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业文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来看，村社组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是在维系乡村社会运行、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石华、张法瑞的《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运作方式之探析》，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认为元代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分为乡、都、社三级，它们同时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双重职能。“社”由传统的劝农组织演变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强化的结果。

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教授提交的论文《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规模与退出问题》，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的形成、成长、退出及其规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社一般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政府在其中只是发挥了引导、宣传和规范作用。因此，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理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他的研究，对于今天发展和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副教授的《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农会组织的分布、流变、运作绩效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稳固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甚至沦为国民政府加强保甲、征兵调粮、抵制革命的工具。

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州师范大学王健的《汉代祈年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对汉代的祈年与籍田仪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祈年与籍田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祈年与籍田仪式对于塑造两汉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方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认为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体现了鲜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维持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满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苏州铁道科技大学朱小田教授的《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以“抢亲”为对象的研究》，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了“抢亲”这种“俗例”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地方俗例在整个近代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等过程并没有对地方俗例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通过“抢亲”这种“俗例”进行研究，他进而提出“史学范式”转换问题，认为以“整体性”为追求目标的社会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在视角转换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第二篇：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摘要：历史人类学为传统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本书中，集中体现在王明珂的边缘理论，该理论调和工具论和同根论，一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人们的眼光从中心引向边缘，强调从边缘看中心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探讨了今天羌族的由来，得出结论认为“羌”只是一种华夏中心对西方边缘人群的动态的历史观念的反应。进而从近代建构论的剥离中总结出了作者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概念。边缘理论在学术理路上和古史辨派有诸多的继承关系，但是作者又没有仅限于此。在学科交叉和边缘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史学研究甚至是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边缘理论；羌人；古史辨派；实践

20世纪的后期，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了一门交叉学科，就是历史人类学。顾名思义，它一方面注重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如文献考据、文本梳理等，试图发现历史运行的规律；同时借鉴了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注重田野调查，更直接一些讲可以说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历史，对以往历史学研究中多注重政治史的不足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人类文化的演变，族群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族群关系等在此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论题。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解构和颠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留下来一堆问题，历史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中产生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利器，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春天，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在理论和方法以及认识问题的视角上都有诸多创新之处。作者的核心观点基于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人们开始注重历史文本的解读来选择、重建和诠释乃至虚构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中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的预设来研究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中国人的特质，即中国人目前仍然受巨大影响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的思维范式。把所谓的民族当成一种有这些客观的文化特征的人群，并且以此把它们和其他的民族或族群相区分。同时作者深刻分析了近代以来民族史研究中的溯源法的缺陷，也是基于民族是一个有着特定文化特征的群体。而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这样的民族的认识特征并不是构成民族的充分条件，这样的民族史研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作者试图通过一些看似简单但实则蕴藏巨大玄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中国人”“为何我们宣称自己是谁”来反映人们认识的误区，由此引出了边缘的理论。即我们一个民族或者族群赖以维持其发展和存在的关键是其边缘的变化，而非其内部的文化特征多么的强大。在中心地带，我们只能找到主观建构出来的观念，只有从边缘看中心，才能找到合理的视角。边缘理论打破了近代以来一种典范的历史建构的思考和写作模式，给我们诸多启迪。

一、高屋建瓴--本书在理论架构上的创新

这个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的族群理论认为造成族群的特征的是 “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也就是说族

第三篇：生态视野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思考

生态视野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思考

汪湖北

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多次强调“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没有出路”，本“十二五”的主题就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作为上海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农业也同样面临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市委九届七次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率先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高效生态现代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完成这个宏伟目标，“十二五”是关键时期。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建设高效生态农业的现实要求

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通俗地讲，生态农业应当包含安全的产地、友好的生产技术、优质的农产品和较好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内容。

近年来，本市生态农业发展有了较大发展，从2000年第一轮农业环保三年行动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四轮，农业生态发展从点到面，从畜牧业到农业全产业，从农业领域到农村环境，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态势，成效也比较明显。

但客观地看，农业面源污染仍然存在，对环境特别是水环境的污染依然较重，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威胁依然没有消除，农业的生态功能还没有更好地显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三个不够”：一是农业生产方式不够清洁。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化学投入品过度依赖，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对环境造成破坏，给农产品带来安全隐患。本市复种指数过高，土壤被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亩均用量仍相对较高，化肥平均用量是全国的1.5倍，农药是全国的2倍，而且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下，肥料利用率不高，流失严重，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农作物秸秆特别是麦子秸秆焚烧比例还比较高，污染空气环境；秸秆机械化

还田成本高，大面积推广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秸秆综合利用途径的多样化、产业化、市场化比较困难；二是种养结合不够紧密。根据第一次农业污染源普查，畜牧养殖和种植业是农业污染的两个“贡献大户”，种植业中的蔬菜特别是保护地蔬菜化肥平均用量很大，畜禽粪尿未经处理利用的总量依然偏大。将畜禽粪尿就近还田、制作有机肥，既能减轻畜牧养殖污染，又能为种植提供肥料，一举两得，实现双赢。但由于种养分离，种地的不养猪，养猪的不种地，农业废弃物生态循环链条尚未有效建立，且种植业生产季节性强，畜禽粪尿综合利用别是就近还田难度很大。三是农业生态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尽管现在有了有机肥、绿肥等补贴政策，但生态农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没有形成，比如还缺乏种养结合的补贴和扶持、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政策，对生态农业的引导和扶持不够。

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下真功夫。只有转变，才能合理布局农业空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只有转变，才能摆脱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只有转变，才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发展。同时，在转变过程中，要“开动脑筋”，创新工作方式，在转换的速度上，体现中央“加快”和“刻不容缓”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好”的同时保持“快”，才能让上海农业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具备多重有利条件

当前，上海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委九届七次全会对此有准确清晰的描述：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尽管耕地资源少、劳动力紧缺和粮食保障任务重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定位发生了新的变化，农业的功能已经得到了拓展，更加注重生态功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已经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制度环境、丰富的市场需求。一是上海经济发展总量巨大，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物质保障。2010年上海GDP总量达到1.68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873.58亿元，城市发展总体上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全面实施“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反哺政策。二是城乡统筹有了实质性启动，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障。近几年，在支持和扶持农业发展方面，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税的免除使“不取”已经成为现实，农业补贴政策的建立使“多予”方针也进入了操作层面且力度逐年加大，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使得“放活”有了新的内涵。城乡一体化建设从制度层面有了很好的探索和起步，如城乡结对、薄弱村路桥建设、村庄改造、万河整治等工作的全面开展，农村投资比例逐年提高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等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等等。三是市民对农副产品和休闲旅游的需求日益旺盛，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市场保障。作为国际化大都市，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301．9万人，市民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已经从“能吃得到”向“吃得放心”和“吃得好”转变，需要更多的安全的、优质的农产品，特别是地产农副产品；同时，市民也需要更多的空气清新、环境良好的场所休闲度假，这都为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了旺盛的市场需求。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则和途径

上海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就应当站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要紧紧围绕“四个率先”、“四个中心”建设和国际化大都市这一重要的环境中来衡量。在功能定位上，应当立足于服务城市、服务于市民和服务于全国，突出农业的生态功能，不仅是城市的粮田和菜地，更是城市不可缺少的“湿地”。在此前提下，切实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还必须坚持“三个不能”，即坚持家庭承包的基本经营制度不能改变，坚持完成20亿斤的粮食任务的决心不能动摇，坚持确保城市农副产品最低自给率的底线不能放松。

在具体途径上，应做到“五个转变”：一是转发展理念，坚持高效、生态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方向，走循环发展的可持续道路。要发展低碳农业，实行种养结合，循环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改善土壤结构和质量，重新构建农业生态链。二是转生产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要强化科技支撑，培育节肥、节水、抗病型农作物品种，研究推广平衡施肥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投入，要采取生态还田和沼气技术，加强对畜禽粪尿的综合利用，减轻对水体环境的影响。三是转经营方式，从分散式向组织化、规模化转变。要充分利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有利时机，加快转移农民进城进镇，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流转，有条件的地方对土地进行整理，形成集中连片规模。鼓励探索如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组织化形式，提高农业产业特别是粮食的集中度，形成规模效应。四是转农业技术服务，从专业推广型向社会化服务型转变。要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乡镇农业推广队伍建设；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在施肥、植保、农机作业、农产品营销等方面，探索社会化服务的途径和模式。五是转农业劳动者，从传统型农民向现代型农民转变。对适龄农民开展文化知识和职能技能培训，特别是信息化和市场营销与管理方面的培训，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需求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不能光靠自身力量，需要更多的外部条件支持，根本的办法还是始终坚持城乡统筹，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政策。当前，“三农”发展时机好、环境好，在农村各项改革发展方面要有进一步的推进和成效，关键在政策上有创新，要坚持政策的稳定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梳理和完善现有政策。对已有的政策要进一步梳理和评估，如农业投入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民培训政策，区域利益调节政策等，凡是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有利的要坚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凡是效果不明显，难以操作的，要进一步修改和细化，要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下功夫。二是要注重农业环境政策的研究，在畜牧水产健康养殖、种养结合、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低碳农业扶持等方面加强研究，在重视农业经济功能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生态功能效应的发挥。三是要保证政策的公开透明，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加强政策的宣传，在形式上多探索，确保政策原原本本传递到农民手中，真正把政策用好用足。

作者单位：上海市农委城镇规划处

文章来源：《上海农村经济》2011年第7期

第四篇：城镇化视野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若干思考上

城镇化视野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若干思考（上）

2013年10月23日 11:49 来源：《保险研究》2013年第8期 作者：石晓军 郭金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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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以及人力资本意识觉醒为农业保险需求带来的增长机会。结合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剖析和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机会，提出建立促进农业保险创新的财政补贴机制、建立多层次巨灾安全网、全方位提高农业保险产品服务、组织管理创新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城镇化，财政补贴，巨灾

一、引言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中国农业保险的试探期；90年代中期到2003年是中国农业保险的停顿期；2003到2012年是中国农业保险的过渡期；自2013年之后，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国农业保险将迎来黄金发展期。目前，对我国农业保险前瞻性、展望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较多地集中于历史的与现在的农业保险的经济与法的分析。本文试图站在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大视野下思考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以期形成对现有农业保险文献的补充，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人们对这个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另外，应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城镇化与保险这个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思考（如：李俊，2012），但主要是从农村的养老保险保障的视角进行的研究。本文则专注于城镇化与农业保险。

以农村与城市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人”的城镇化，将是开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升级版”乃至新模式的关键路径。城镇化首先带来的将是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历史性的经济格局变迁，必然会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城镇化中的三个因素将给未来的中国农业保险带来可观的增长空间。这三个因素是：土地流转带来的中国农业的适度规模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及适度的产业集聚：“人”的城镇化中农民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

二、土地流转与农业保险发展

以家庭为单位传统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保险的市场运作格格不入。在未出现大灾时，小规模农业生产已经将风险充分分散，风险单位很小，农户可以风险自留，因而对保险需求低。而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发生大面积的区域性受灾损失，出现风险集中，保险公司无力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这其实也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并未占据重要位置，而是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救灾的主要原因。这与古代地中海、欧洲以海上贸易为重要特征的商业经济中保险的中心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土地流转的形式有租赁、地权转让等。土地流转的结果将形成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主等新的群体，而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也随之而来。这个变化对农业保险的巨大影响在于成规模的农业生产对农业保险有迫切的需求和较高的农业保险支付意愿。

无论是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还是家庭农场，由于经营的土地面积大，动辄上千亩甚至数万亩，物化成本与经营管理以及人力成本都很高，即使不出现大灾，仅出现局部受灾，其损失也可能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土地流转后形成的规模农业生产主体都将无一例外地迫切需要农业保险。同时，我们的田野调查研究表明，规模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远远地高于小规模农业生产者。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做一个粗略的测算。保守估计未来5年全国的农业土地流转率达到30%（主要参考钟甫宁、纪月清，2009），而这30%的土地上的农业规模生产者都会有农业保险需求。由于规模农业生产者的保险支付意愿要远高于小农生产者，最保守的估计也会产生出至少15%-30%的增量农业保险需求。这个最保守估计的前提是流转的30%的土地原来都投保了农业保险。而实际上，流转的土地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最不可能投保农业保险的土地，比如因为外出打工而撂荒的土地。因此，因土地流转而带来的农业保险需求增长空间估计为30%～40%是可接受的。

三、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产业化既包括农产品生产与食品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化，同时也涵盖农村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休闲业的产业化。农业产业化过程最能体现城乡一体化的特点，因为农业产业化不完全是由农村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它需要大型现代农业企业的加入。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产品的定点收购，比如肉食加工企业对生猪的定点收购。也会有龙头企业直接在农村地区组建自己的农产品生产与供应基地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会促进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为了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龙头企业会要求定点供应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甚至有一些龙头企业会直接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另外一种模式是农业的本地产业化，典型的情况是以乡镇为单位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比如在北京的郊区，平谷的大桃产业、昌平的苹果产业、怀柔的梨等。这种模式可以形成种植、生产加工、外贸和旅游的产业链，有利于形成产业集聚，也为培育本地的农业龙头企业提供了土壤。这种模式是在本地内生性生长出来的，它不仅对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保险有很强的需求，也提出更多的新的农业保险需求。政府规划的特色农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有动力推动特色农业的全面保险，也会主动协调保费收取、地方财政补贴以及理赔中的纠纷。而在农产品加工和外贸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另外的保险需求，比如产品责任保险、农产品加工企业财产保险等。

农业产业化中的服务业化趋势不容忽视。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建设更加美丽的农村。失败的城镇化就是农村也是满地的钢筋水泥。广袤农村的田园风光和宜人景色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本。休闲旅游业也将会成为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家院形式的农村休闲旅游事实是小规模农业经营的一个翻版，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效率低下，隐患较多，难成规模。在未来的城镇化中，出现星级的、连锁的、高标准管理的农家酒店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当农村的休闲旅游形成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时，相应的旅客安全保险、经营场所责任险、火险等保险需求将会出现大幅度增长。

以我国的经验，工业化进程对财产与责任保险需求的带动作用大致为0.3%（如赵红梅、苏慧娟，2013）。要注意赵红梅、苏慧娟（2013）中，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大致对应于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因为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基本保持了不变。以此为基础，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归属于成规模产业化经营农业生产总值如果能提高30%，将会带来12%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

四、人力资本意识与农业保险发展

“人”的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城镇化最具标示性的特征，也是区别于以往城市化进程的根本特征。“人”的城镇化的理想目标是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让农民也享受和市民一样的教育机会、医疗服务和养老保障等。这个过程是革命性的，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农民的人力资本意识的逐步唤醒。人力资本意识是“有尊严地活着”的思想基础，因为认识到“活着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意识对保险需求的直接影响是认识到要对不确定的人力资本价值进行保障，而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全面的风险保障意识的唤醒。

在人力资本的观念确立之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超越现在的单纯的财产保险的范畴。一个最直接的市场体现将会出现人身意外险，特别是短期意外险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农业的初级生产具有显著的季节性特征。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后会出现农业产业工人这个新的群体。在农业生产季节性高峰期间，尽管会有机械化生产，但对农业产业工人的需求也会出现季节性的波动。在这样的情形下，给农业产业工人投保短期的人身意外伤害团体险将出现增长。而随着农业龙头企业的出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失业、养老等保险需求也会增加。须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人身意外、失业、养老等保险需求是与农业的现代化相关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过程中的人身保险需求，因此应归属于更高级形态的农业保险范畴。

更为重要的是，保险意识的唤醒带来的是全面保险需求的增长，它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增加具有乘数效应。这个乘数效应将会进一步地放大农业保险的需求。这将是我国农业保险未来需求增长的最大动力，有可能带来的是成倍的增长。对人力资本意识觉醒带来的全面保险意识提升，进而多大地促进农业保险的增长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定量研究。

五、问题和建议

为了使建议更具针对性，有必要首先对农业保险的问题做一个系统的梳理，然后结合上述城镇化对农业保险影响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自2003年启动补贴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政策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也显露出一些问题。通过实际调研和理论总结，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一些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基层人员并不能正确认识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性质，而是用纯商业保险经营的视角来对待农业保险。这个认识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具体农业保险实践中诸多棘手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是很多农业地区农业保险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少数优秀的基层保险工作人员认清了农业保险的“惠农”本质，同时也看到了农业保险对保险公司其他产品经营的正“外部性”，不仅将农业保险做成占到总保费收入近一半的大险种，还为将来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产品单调、过时而且同质。可能是受农业保险曲折波动的历史影响，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产品创新的动力严重不足。产品单调，仅局限于农业初级生产阶段的保险，不能适应多环节、多方面、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需求。有一些农业保险产品的保险价值和价格确定已经严重过时，与农业产品的实际市场严重脱轨，比如一些保险产品仍然以2002年的标准进行承保和理赔。产品同质化，不能针对不同地区特点进行相应的产品设计和创新。当然，由于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是以目录的形式执行的，而农业保险的发展又依赖于财政补贴，这也是造成上述产品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3）市场行为存在不规范。首先是投保农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时有发生。农户的逆向选择行为主要体现在只投保高风险标的。比如，只投保低洼地，十年有九年受灾。而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在能繁母猪保险市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2007年能繁母猪保险大范围推广，出现市场小高潮，但仅仅三年后，在2010年就出现大幅度跌落，一些地区的保险公司甚至停办该险种。主要原因就是道德风险问题，如耳标执行不严格，一些地方出现一头死猪理赔10次的情况。而且由于保险金额低，对死猪的销毁处理等实际上几乎从未真正执行过。其次是保险公司的不规范行为。承保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主要有投保时非户主本人签字、保费垫缴问题等。理赔过程的不规范行为主要有扩大理赔，甚至虚假理赔等。保险公司的不规范行为的危险在于，它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勾结、套取财政补贴。投保人和承保人的不规范行为是制约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内在障碍，单纯依靠政府指令是难以解决的。

（4）协调成本高。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性质不仅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微利特性，也决定了它必然涉及多方位、多层次的协调。在承保时，由于目前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点普遍难以到达每个村，在保单订立签字、保费收取等关键方面必须要依赖村一级组织。保险公司需要与乡、村基层组织协调。在财政补贴方面，大约有10%—15%的补贴是由省以下的政府财政提供的，而很多县财政比较穷，是“吃饭财政”，保险公司要获得这部分补贴需要和省以下的政府财政部门协调。而在理赔时，对受灾情况和受灾程度的确定，保险公司即使具备专业能力也难以说服农户，需要当地的农业科技部门的协调。特别是在出现理赔纠纷时，还需要基层的政府部门和组织出面协调。这些协调对保险公司的政府公关能力提出很大的挑战，也出现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的安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农业保险中出现了大量的“协助保险工作人员”（协保员），他们并不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或代理人，但他们却起到直接连接农户和保险公司的桥梁作用。

第五篇：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展望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展望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12.8亿人口大多数在农村，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发展农业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五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过去的五年，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及时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化和农业市场化程度提高等新情况，做出了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并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基本目标，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有效克服了新阶段农业发展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和农村的好形势。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粮食、棉花、油料、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都已跃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力增强，农业装备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特别是近年来以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使我国农业科技水平稳步提高，部分领域已经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明显增强。优质专用农产品比重大幅度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农业区域布局明显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繁荣的新局面。

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收入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年均实际增长3.8％，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53.4％下降到46.2％，农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广大中国农民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光明前景，坚定了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时，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成功解决了约占全球22％人口的吃穿问题，对世界农业乃至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任务与工作措施

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了部署，为中国农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将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坚持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工作主线，以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任务，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扎实推进农产品竞争里增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大力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采取一种产品确定一个发展思路、选择一批龙头企业、推广一套实用技术、制定一套扶持措施，进行重点培育，扶优扶强，并使其不断向最适宜的产区集中，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今年重点抓好高油大豆和优质小麦等区域布局规划的实施，力争实现突破。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适应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要求，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突出重点产业和优势产品，加速农业科技由单纯追求数量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围绕开展“全国农业科技年”活动，实施《优势农产品竞争力提升科技行动计划》，以推广优良品种和节本增效技术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

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优化龙头企业布局，促进龙头企业提高科技新能力，扩大农产品出口，进一步做强、做大龙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全面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为主要措施，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准入制度，对农产品实施从“农业投入品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质量控制。加强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积极扶持农产品

和农业投入品连锁、超市、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搞活农产品流通。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完善农业信息体系，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服务和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

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积极争取各方面资金，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投入力度。按照“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原则，着重抓好重点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村公益设施项目建设。把农业生态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不断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积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加强指导，搞好服务。重点抓好农民工技能培训、农民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和中介服务以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加快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乡镇企业发展水平。

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着重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另外，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农业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我们坚信，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里，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中国的农村将会更加繁荣，中国农民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