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移动进校园成功和不足
成功:
1、赞助形式多样,丰富宣传方式
2、校园活动频繁,获取宣传机会
3、高校市场广阔,找准宣传群体
4、申请途径便捷,减少宣传阻力
(在校内宣传必须经过申请,通过赞助,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5、人力资源丰富,提高宣传效果
(校园活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大力的宣传,他们就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不足:
1、本身知名度较高,宣传效果不现著
2、赞助次数频繁,造成资源浪费
第二篇:中国移动进校园资料整理版[最终版]
一、中国移动简介
2000年4月20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注册资本为518亿元人民币,现资产规模超过5000亿元。
2007年,中国移动通信拥有全球第一的网络规模和客户规模。
主要经营移动话音、数据、IP电话和多媒体业务,并具有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单位经营权和国际出入口局业务经营权。
二、中国移动赞助案例
1.中国移动独家冠名赞助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志愿者活动
(2008年)2.中国移动5000万元装备赞助北京奥运会志愿者(2008)3.中国移动走进校园:
北京大学“动感地带2004中国大学生街舞挑战赛(2004年)中国移动赞助川大110周年校庆“校园无线上网一期工程”(2006年)中国移动赞助,南京林业大学校园内特困生自主经营的报刊亭(2009)
中国移动与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签署“动感地带校园成长计划”战略合作协议(2011年)
三、移动为什么进校园赞助,战略目标是什么?
原因:
1.同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相比,在学校做宣传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因为可以用最少的资金做到最好的宣传,而且学校消费地域相对比较集中,针对性强,很容易开拓产品市场。
2、高效廉价的宣传:在学校以往的校内活动中,主办方积累了不少的宣传经验,在学校建有强大的宣传网,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3、校园内学生人数众多,目标客户群明显,同时学生还会带动身边的其他朋友、家人的消费热潮和影响他们的消费观念,为移动增加新的目标客户。
4、高校学生愿意接受新鲜实物,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成为移动的新客户,且在不久就会步入社会,成为高消费人群,占领高校的市场,很有可能会提高未来的竞争优势。目标:
1、培育未来市场,树立各自的品牌魅力。
2、其主要目的就是发展新客户
3、培养客户的习惯
4、打压竞争对手,巩固市场地位
四、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校园赞助(契合点,历史,演变形式,近期的典型案例,全国覆盖面)
1、大学生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元旦晚会等现金赞助
2、实物赞助如:、印有其标识的横幅、杯子、手提袋等小礼品;桌子、遮阳伞等
3、赞助迎新活动
如提供迎新物资:7月份代学校向新生邮政录取通知书,夹寄动感地带套卡免费发放动感地带卡套,在高校迎接新生的时候,提供印有移动标识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服装,还为新生的军训提供遮阳帽等;赞助迎新晚会
4、展翅计划。
针对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深入持续地开展公关和公益活动,联合众多的企业为大学生暑假提供一系列参与社会实践和勤工助学的岗位,巩固动感地带的地盘,展翅计划,是个长达数月的一项公益性活动,极大地吸引了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成为大学生业余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契合点:
其中高校学生作为现代青年都喜欢追求新鲜、刺激、浪漫、能展示个性和表现自我的时尚活动。中国移动的此类产品(动感地带等)口号为“我的地盘,我做主”,主要消费群也就是像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这是个是完美的契合点。
五、移动进校园的要求与回报
1、开拓高校这个巨大的市场,培养更多的潜在顾客。
2、通过赞助这种形式,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
3、让大学生充分了解移动的业务定位。
4、推广多种业务。除了推广移动针对大学生的套餐之外,还会额外的介绍一些新的业务。
六、移动进校园赞助的优势和收到的成效
1.客户群规模增大 2. 品牌优势 3.资金实力雄厚 4.网络优势 5.渠道优势 6.宣传优势
七、电信 联通
一、电信:
(一)简介:我国特大型国有通信企业,连续多年入选“ 世界500 强企业”,主要经营固定电话、移动通信、卫星通信、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等综合信息服务。
(二)品牌建设
1、“中国电信”企业品牌:
2、“天翼”商业主品牌:“天翼领航”企业客户品牌、“天翼e家”家庭客户品牌、“天翼3G互联网手机”移动业务品牌、“天翼飞Young”年轻个人客户品牌
3、“号码百事通”转型业务品牌
(三)通信技术:固定电话网、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综合业务网、基础传送网。
(四)海外拓展:海外市场拓展、海外业务产品及网络、国际漫游、对外合作模式创新、国际组织及国际多边合作。
二、联通:
(一)简介:于2009年1月6日在原中国网通和原中国联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在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是中国唯一一家同时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上市的电信运营企业。截至2008年底,资产规模达到5266.6亿元人民币,员工总数为46.3万人。
(二)经营业务固定通信业务,移动通信业务,国内、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卫星国际专线业务、数据通信业务、网络接入业务和各类电信增值业务,与通信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业务等。
(三)通信技术:移动通信网、承载网与固网接入网、电信业务、固定移动融合(FMC)、WEB2.0及其相关技术、移动互联网。
八、移动赞助的成功与不足
成功:
1、赞助形式多样,丰富宣传方式
2、校园活动频繁,获取宣传机会
3、高校市场广阔,找准宣传群体
4、申请途径便捷,减少宣传阻力
(在校内宣传必须经过申请,通过赞助,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5、人力资源丰富,提高宣传效果
(校园活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大力的宣传,他们就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不足:
1、本身知名度较高,宣传效果不现著
2、赞助次数频繁,造成资源浪费
第三篇:中国移动CRM(客户关系管理)优势与不足
根据移动目前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进行分析指出优点,找出缺陷或不足
优势:
1、确定品牌形象,细分市场,提升附加值。(基于2G时代基础)
在2G时代,移动在其品牌战略运作上获得巨大的成功。
从动感地带“听我的”开始,中国移动就为中国通信市场指出了下一步的品牌战略发展方向:由产品诉求转向客户体验。对其下品牌的细分,使得“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都是众人皆知的品牌。其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品牌战略将进一步推动旗下其他业务的开展,增加附加值。
2、成功和vip用户战略绑定,顾客价值深度挖掘
为了维持移动的中高端用户,保有高价值用户,中国移动权利打造了全球通VIP俱乐部,同时又依据其用户每年累计的消费情况,将全球通用户分为三个客户等级:银卡、金卡、钻石卡用户。通过这些差异性的服务,全方位的营造了全球通用户的尊贵身份体验,对于稳定高端用户起到了良好的情感认知的传递。
3、第一时间发布了4G品牌,提升了用户认知
在近些年和联通和电信的抗争中,移动的3G用户数量处于绝对下风的领域,因此在3G时代,联通和电信快步发展,移动还在吃2G时代遗留的老本。在最近工信部发布的4G制式中,移动率先发力,拿下第一个营业执照,其提前对于4G网络的宣传,提升了用户对于4G的认知,有望在4G大战中夺得先机。
缺陷:
1、在针对客户群体方面,过多侧重于个人客户,而忽视集团客户。
移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其优势在于普通用户和个人市场,对于集团类的产品缺乏对应产品,缺乏足够的人脉与资源。而反观中国电信,在初步进入移动通讯领域,就依托其稳定的网络运营基础,推出3G业务,在其移动通讯领域推出诸多整合应用,并且大力推广其在集团(团队)的促销业务,实施捆绑营销,抢走了移动很多用户。
2、在3G时代增值业务匮乏,缺乏核心销售能力。
虽然移动在3G时代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且是理论上速度最快的TD-CDMA制式,但是其完善程度不足。而TD网络下支持业务和应用,相对于电信和联通两大移动运营商还是略有欠缺。
3、缺乏对应产业链,制约产品配套设施
在行业内,由于TD制式网络是全新开发,等于是说移动需要重新开发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相较于电信和联通非常成熟的网络模式,手机及其配套厂商,跟愿意扎根于成熟的沃土之中。因此在移动终端配套上可选择样式稀缺,缺乏竞争力。
4、国家政策转变
在3G时代,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政策为了防止移动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电信初步涉足移动终端领域。联通和电信作为后来者都享有诸多优惠政策,移动的霸主地位因此受到冲击。
第四篇:高效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成功与不足
高效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成功与不足
一年来认真落实有效教学常规,落实教学改革措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现就将一年以来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成功之处
发挥了教师为主导的作用注重课堂教学效果。针对中年级学生特点,以愉快式教学为主,不搞满堂灌,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为主线,注重讲练结合。在教学中注意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在作业批改上,认真及时,力求做到全批全改,重在订正,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在辅导中做到有的放矢。较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在教学中尊重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感受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使他们形成自己不同的风格。有意识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查看课本资料、网站及各种游戏、比赛等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让他们的天性和个性得以自由健康的发挥。让学生在视、听、触觉中培养了创造性思维方式,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极大地活跃了课堂气氛,相应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二、不足之处
课堂教学改革的成效如何,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着新课程改革的成败。有效课堂教学虽然有许多成功的做法,但要转化为课堂教学有效高效的行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质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对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不够到位合作讨论内容不合理。小组合作必须是学生单个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才有合作学习的必要。但常常是教师设置的讨论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不需要小组合作,使得学生们在不值得讨论的地方开始合作讨论。二是讨论时间不合理。有的讨论时间过少,学生无法充分展开,讨论成了摆设。有的是讨论时间过多,造成时间过剩,学生无事可做。三是小组中分工不明确。小组成员之内没有具体分工,小组成了
开小会的场所。或者小组内成了优秀者的一言堂,优秀者的意见和想法代替了小组其他成员的意见和想法。四是合作讨论的形式单一。只要老师一宣布讨论,学生便凑在一起,唧唧喳喳说个不停。老师不能够结合现实的教学情景,研究并选用最为有效的合作方式。如人物分工讨论、书写讨论、辩论讨论等。
第五篇:合同法的成功与不足
内容摘要: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新中国历史上条款最多的一部法律,共428条,内容非常丰富。短时间把它作一个冷静客观的评价,指出其成功与不足是有难度的。说句实在话,这部法律从最开始的设计、第一个草案的统稿、各次草案的产生、专家会的讨论等等,我都亲自经历、亲自参加,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第四个审议稿,我参加了定稿。但现在看来,合同法中的好多条文、概念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觉得没法解释。所以说现在就来说价这部法律优点、成功、缺点、不足,很难说得那么准确。
一、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从立法指导思想入手,然后分析这部法律,对我们每一个法官、律师、学校教员来说,掌握这部法律可能更深入。立法指导思想是在立法方案中明文规定的。这部合同法的制定与别的法律制定不一样。新中国历史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由一个行政部门牵头,组织一个班子,大家一来就列提纲、设计章节、拟条文,反反覆覆地修改。而这部合同法的制定却是首先设计立法方案,而立法方案的设计委托给八位专家来完成。八位专家中有两位法官,一位是最高院的李凡(音)副庭长和北京高院的何新,当时是研究室主任,现在是告申庭的庭长,两位庭长都是四十岁刚出头。其他六位同志,年龄最大的是江平教授,他当时六十多岁。其次就是我,当时五十岁刚出头。接下来就是三、四十岁的,如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最年轻的,大概三十多岁〕;吉林大学的崔建远教授;烟台大学的郭明瑞教授;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法学研究》副主编张广新研究员。我们不是一开始设计合同法的章节,而是大家先来漫谈合同法发展的情况,即务虚。大家讨论本世纪以来合同法有哪些发展趋势,其精神实质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些什么新的制度。在大陆法国家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国家的英国、美国等的合同法中以及在国际公约中比如联合国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中有些什么新的制度、新的创新、新的原则。讨论后先拟定制定本法的指导思想。共五个指导思想。
1.制定本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什么是中国的实际,经大家讨论斟酌,最后定下来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改革开放;第二个要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个要点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四个要点是与国际市场接轨。只有这四点是中国的实际,其他任何的特征都不是中国的实际。
确定了中国实际以后,紧接着是要总结我们的合同立法和合同司法的经验。这就是要总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民法通则》、三个合同法以及各个合同条例和一系列实施条例中的经验和不足。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法院的经验,尤其表现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关于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合同法的意见,最高法院平时的解答、批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高法院公报,公报自1985年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一些判决,这些判决当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则。这些都要进行斟酌、分析,凡是成功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符合法理的,我们都要采纳。
然后还要广泛地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以来在立法上通过修改法律、修订法律、制定法律创立了很多新的东西以及很多新的经验,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战后都有一些修订,还有一些单行立法和他们的法院、法官创设的规则,都需要斟酌借鉴。战后以来发达国家法院同样面临着社会关系极度动荡、极度复杂,社会环境极度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新的案件、奇怪的案件在战前没有,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而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官面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则,新的制度,我们都要尽可能地采纳、吸收。
除了国外先进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外,不能忽略我国的台湾。台湾的法律是我们国家在1929—1931年制定的,他们的民法典是我们中国当时的民法典,虽然现在叫台湾民法典,但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并且台湾后来的经济生活有极大的发展,当我们在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台湾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其经济。经济一发展,就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它的法院和法官也创设了很多新的规则,这些我们当然都要参考借鉴。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合同立法和司法经验,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合同法成为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这是在第一个指导思想当中就提出来的目的。我们的法律不能够关起门来,不能只是由我们的学者、立法者、法官看得懂,外国人看不懂。我们的市场需要和国际沟通,我们的法律不仅要我们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掌握,也要使国外的企业、企业家、法官、律师能够掌握。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采纳共同规则才能做到。我们平常说的和国际接轨,它的前提是要法律规则接轨,法律规则不接轨,经济无法接轨。所以在第一个指导思想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尽量采纳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这里没有说和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完全一致,说的是协调一致。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照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因为我们国家对一些国际公约有保留条款,还有些惯例不见得和我们合适。所以我们提的是协调一致。这是第一个立法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2.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法不过就是两个独立、平等、自由的当事人在一起共同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两个当事人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如果他们不平等,一个人隶属于另一个人,合同内容无法决定,如果他们没有自由,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动,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签订合同。所以说合同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这一点非常重要。试想一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不是,我们的企业是处在一个对层次的上下隶属关系当中,从中央经济主管部门,比如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一直到七机部、八机部,然后到省一级经济管理部门,比如机械厅,再到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部门,比如机械局,还有县、市区的工业局、机械局,等等,都是行政主管机关,最下面一级才是企业。这样企业处在由上到下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最下一个环节,它上面全是一级一级的行政主管机关,我们叫做多层次的行政管理环节、行政层次或行政机关,企业成为这样一个行政关系中的最低层。这时,它已经不成其为企业了。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用一些教材、著作介绍苏联的法学,苏联的经济法把企业叫做经济机关,正是针对这种层层行政管理体系而言的,有一定的道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是一个垂直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全部活动是严格按照从上到下的指令性计划,还包括上级机关的字条、电话、批示等等,来安排它的生产、交换。
一个消费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是自由呢?不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吃的粮食、穿的布匹、用的东西甚至生活用品,都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我们有购粮本、粮票、布票、糖票、鸡蛋票、肉票等等票证,消费生活也完全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
我们广大农村的农民是不是自由的呢?也不是。农村的生产我们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这样三级上下隶属关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合一的,生产和行政管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见了,那谁是生产单位呢?生产队作为一个生产的组织、基层单位,就象我们的企业一样,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来进行的生产。农民去劳动的时候,就象工厂的工人一样,是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去的,上工听钟声、下工听哨声,每天做什么工,全听生产队长指示。在这种行政隶属关系条件下,就没有独立平等的自由的个人,从工业到农业的经济生活全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按照指令来运转,有没有合同的地位呢?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截然相反的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尽量砍断这样的隶属关系,要造就独立自由平等的生产者、市场参加者。我们的扩权让利,我们企业体制的改革不就是最终使企业从行政隶属关系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人吗?成为独立的主体参加市场进行生产、交易吗?我们的农村改革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归根到底就是让农民摆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能够自己独立决定自己的劳动。这样看来,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面向市场,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有了这些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市场主体。
这些独立、平等、自由的市场主体怎么进行活动呢?在市场经济下,已经没有严格的国家计划、行政指令把全国的生产、某个行业的生产能够严格来安排,事实上已经做不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是靠市场规律在起作用,物价上升大家就生产这个东西,物价下跌大家就生产别的,靠市场机制来指挥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靠猜测这个市场,要靠签订合同来组织自己的生产、交换,只有签订了合同以后,才能放心地投产,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销售出去。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都要表现为合同关系,唯有合同关系才是市场经济特征的反映。
独立、平等、自由的当事人们自己协商安排其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法律形式上就叫做合同。因此合同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最基本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自由、农民的自由越来越大,但现存的三个合同法上合同自由不够,限制特别多。举例来说,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上,专门规定了合同管理机关,而合同管理机关管理合同有各种手段,特别利害的一招是,合同管理机关可以主动确认合同无效。这些制度严格说是计划经济的反映,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是和市场经济直接抵触的。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已经把它删掉了。
我们现在制定新的合同法,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法律能够体现合同自由这个原则,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法律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要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不受行政机关和其它组织的干涉。
当然,合同自由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一点限制都没有,在合同自由的原则下,合同当事人应当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个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对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作某种限制。后种限制中的特殊情况是说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至于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当时作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正当理由包括:为了保护消费者,为了保护劳动者,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只有出于正当的理由,才能在立法条文上限制合同当事人的自由,实质上也是在限制滥用合同自由。
3.合同法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
本法制定、实施的时代特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制定,在1999年通过,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效、实施。我们的法律就应该做到有必要的超前性,我们是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不能够只看见眼前的转轨时期。也就是说,新合同法应当能够适应我国建成市场经济后对法律调整的要求,估计到2025年、2030年中国的转轨时期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成,那个时候我们的市场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差别,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合同法照样能够管用。但这不是说一点也不要修改,或者说不必要制定什么新的单行法、某种合同专门制定规则,而是说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基本规则到那个时候能够管用,能够符合社会生活的要求。这一点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也有争论,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目前转轨时期的一些特点。在讨论立法方案时,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认真讨论研究,最后认为,我们确实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但同时也要兼顾转轨时期的一些特殊问题。
转轨时期有哪些特殊问题呢?由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行政干预还非常严重,侵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十分多,还有转轨时期的经济生活有很多混乱,什么三角债、赖帐、建设工程合同中收回扣、送红包,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低劣,造成桥倒屋蹋,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对这些严重问题我们在制定合同法时不能够置之不顾,一定要有充分的注意,要制定出相当的对策。
这是第三个指导思想,即面向二十一世纪和怎么样兼顾转轨时期的一些特殊问题。还提出一点对转轨时期的那些落后现象我们不能迁就,比如说红包、回扣在转轨时期非常普遍,但我们不能通过立法把它变成合法化的东西。
4.新合同法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
法律的价值取向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合同法应当既追求经济效率,又追求社会正义。所谓经济效率,拿我们习惯的话说就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赚钱;所谓社会公正,是在整个社会不同的阶层、人群之间要大体上做到平衡,在一个合同关系当中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要大体平衡。
法律是调整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基本上的利益平衡。有些人群比如说消费者、劳动者,他们是分散的、弱小的,他们没有办法和企业家、大企业、大公司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只讲形式上的公正,我们说合同自由吧,你们只要自由协商签订的合同就有效,就给以保护,这里的合同自由就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消费者、劳动者他怎么能够对抗大企业?试想一个山区出来的男孩子、女孩子进到城里来打工,当他身无分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招工的广告,他赶紧去求职,这时,他怎么敢和企业主讨价还价,怎么敢去争取自己的什么权利、法律上规定的什么卫生条件、安全条件、文明生产的劳动条件、最低工资条件等。也就是说,他们的实力在实际上是弱小的,无法和企业抗衡。这时,法律要起什么作用呢?法律就要支持这些弱小的消费者、劳动者,法律这时不能仅满足于形式上的自由、公正,还要追求实质上的公正。所谓实质上的公正,就是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状态时,比如当一方是企业而另一方是劳动者的时候,法律规则首先要考虑保护劳动者、消费者,不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整个立法过程中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不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率。如果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率,凡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赚钱的,就合法、就保护、就鼓励、就支持的话,那么假冒伪劣也是可以发展生产的。众所周知,有些地方的快速度发展最初就是靠假冒伪劣;有些人的暴发以致于后来成为大企业家,也是靠搞假冒伪劣商品或服务。难道我们的法律上也要承认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吗?不行。我们不能丢掉社会的正义,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是法律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没有社会正义、公平,就不叫法律,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规则。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牢牢抓住社会正义,我们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我们的法律更加注重社会正义、更加保护劳动者、保护弱者,因此在这个指导思想上提出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如果当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发生冲突,难以兼顾时,哪一个优先呢?当然是社会正义优先。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就要求在拟定法律规则时既要注重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维护市场道德秩序,决不允许靠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消费者、劳动者发财致富。
5.新的合同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我们的教科书都说,法律就是行为规则。合同法首先是当事人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规则。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法律是裁判规则,亦即法官裁判合同案件时的裁判规则。这就要求这个裁判规则要有可操作性,要求每一个规则、每一个条文要尽可能的有具体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适用范围,这样法官在裁判时才有所遵循,最终能够保障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裁判同样的案件能够得到同样的判决结果,维护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现行的三个合同法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有些条文看起来不错,真的要用来裁判案件的时候就感到模棱两可,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好些条文象口号一样。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且不说有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的影响,就是一个完全公正、正直的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会造成很大的差距,不能保证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二、合同法的成功
合同法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合同法反映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实现了交易规则的统一和完善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把整个国家建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上当事人签订合同,如果是同类的合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签订、在什么地方履行,规则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同样一个合同发生纠纷,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法院起诉,什么法官裁判,裁判结果也应该是一样的。这就要求交易规则(合同法就是交易规则)必须是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裁判的公正和统一,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原来的三个合同法(意味着三个交易规则)是不统一的,其不统一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三个合同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不一样。经济合同法是规定国内的合同,还不是国内全部的合同,是国内所谓的经济合同。所谓经济合同,是法人之间、法人和农村的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之间的合同;技术合同法是专门规定国内的技术合同,是以技术关系,诸如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这类特殊的合同关系规范对象的;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关系。
(2)法律主体不统一。经济合同法中的合同主体只限于法人、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不包括自然人;技术合同法的合同主体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合同主体包括中国的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与外国的企业、其它经济组织和外国的个人,在这部合同法中,外国的个人是可以的,中国的个人不可以,并且涉外经济合同法中的主体叫企业,不叫法人。
(3)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不统一。经济合同法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因过错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条件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强调的是过错。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法律条文说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条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本不提过错的问题,也就是无过错责任。
(4)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上不一致。经济合同法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技术合同法则表述为自愿平等互利有偿。
(5)合同形式不一致。经济合同法承认口头合同,即时清结的合同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不是即时清结的采取书面形式;而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严格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6)结构风格不一致。经济合同法是总则加分则,规定了十种典型合同;技术合同法也是总则加分则,规定了合同分则;涉外经济合同法全是总则,根本没有规定分则。所以说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是大陆法的风格,跟德国、日本、法国一样,而涉外经济合同法是英美法的风格,和英国、美国一样。
三部合同法除了在上述方面不一致外,还有一些漏缺,现时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合同关系三部合同法都未作规定。
比如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类合同关系叫做中介,就是自己不进行商品交换、买卖,是替人家做,即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活动,如中介公司、代理公司、经纪公司、服务公司、咨询公司等等。这些公司不是生产者,也不是经销者,既不是出卖人也不是购买人,在当事人中间进行斡旋。在我们的现时社会生活中因中介关系所产生的问题非常多,中介合同、中介关系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重要的一类关系,在我们的法律中完全没有规定。
再比如在八十年代我们引进了融资租赁合同,这是一种新的合同形式,三方当事人、两个合同,这中合同对企业的更新改造,技术升级换代、引进资金及技术等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这一种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没有规则,用经济合同法的财产合同的规则去裁判,最后招致了不正确的裁判结果,影响了融资租赁这种形式的发展。到了前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才颁发了一个关于审理融资租赁案件的一个解释性文件,以法院解释的形式为我们提出了一些裁判的规则。如此重要的合同关系,居然法律没有规定。
法律未作规定的合同还有储蓄合同、结算合同等。现在人们都有了一点钱,不是都去炒股票,而是存在银行里。这种储蓄关系无论对银行来讲还是对储户来讲都非常重要,自然需要法律规则。另外,因为企业与银行的储蓄关系,企业对外的买卖及其他交易都通过银行来进行结算,而基于这种结算关系经常发生纠纷,事实上各个法院的民庭、经济庭裁判的银行和企业之间、银行和储户之间的纠纷非常多,但是缺少法律规则。
诸如这些重要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规则来调整,这就给我们的裁判造成困难,其结果是给我们经济秩序的维持造成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交易规则不统一、不完善,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通过新的合同法基本解决来。
新合同法上规定了十五种合同,虽然合同种类还不多,还有很多重要的合同关系没有规定,但是总则部分相当完善,把一个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变更、解除、转让,一直到发生纠纷、违约责任规定得都非常详细,即使某一类合同在法律上毫无规则规定,法院也可以裁判。本法第八章专门规定了这样一个条文(第124条)说,如果本法的分则和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合同,应该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除了总则的规定以外,还可以适用分则和其它法律当中最相类似的规定。前一段是说这些法上没有规定的合同,我们适用总则去裁判它、规范它;后一段是说如果分则和其他法律当中有某个规则和这个案件是类似的,我们可以用那个规则去裁判,这叫做类推适用,法律明文规定法官可以采取类推适用来解决法律没有规定的合同。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旅游合同很重要,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无烟工业,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有些省、市旅游业是其最重要的收入。对旅游合同本法没有专门规定,如何适用法律呢?首先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合同的成立、生效、变更、履行、违约责任等等,都有章可循。旅游合同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包括把游客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向游客提供饮食住宿、导游等各方面的服务,假设纠纷发生在游客和旅游公司之间关于运输的问题,比如说原来约定是软卧,最后旅游公司出于什么原因,给了游客硬卧、硬座,游客不满意,认为不符合合同,起诉到法院,关于旅游合同中的运输问题没有具体的规则,但是法律上关于旅客运输合同有法律规则,和本案当中游客与旅游公司关于运输方式的纠纷案件是类似的。旅游公司当然不是承运人,他负责组织安排交通工具,在特殊的情况下,变更交通工具是否要征得游客的同意,需不需要给予补偿,游客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是否可以要求补偿,所有这些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的旅游合同进行规定,但我们就适用旅客运输合同规则,这就叫做类推适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生活中虽然合同种类很多,在本法上没有具体的分则规定,但我们有强行的总则加上法官可以采取类推适用的方法,这就使得社会生活中各种合同关系,都纳入了本法的规范范围,都可以调整。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合同案件,法官都可以说,根据合同法都可以作出裁判,都有裁判依据。这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交易规则的统一和完善。
2.合同法剔除了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尽可能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
原来的合同法将合同称之为“经济合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映。经济合同的概念是四十年代的苏联法学家在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概念。所谓经济合同,我们原来的教科书上说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主体的特殊性,它的主体都是社会主义组织,不包括私有企业、公民个人;一个是计划性,经济合同是严格按照指令性计划签订的,实质上是指令性计划关系加上了一个合同的外表罢了。这两大特征恰好是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制度的反映。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制定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时使用“经济合同”这个概念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还原封未动。但进入九十年代,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这样的概念就不能够和社会生活相符合。在1998年7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讨论合同法草案的会议上,据介绍,1997年全国的商品当中按照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是11种,到了98年是10种以下。试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产品、商品何止若干万种,其中只有不到10种是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还能讲什么计划性呢。还有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即使是国家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下了班后还可以去炒股票,炒股票也是在订合同,合同主体已经多元化了。宪法修正案说我们是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使用经济合同的概念,强调主体的特殊性,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组织,已经不符合社会实际生活了。
关于前面提到的合同管理制度,在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就少一点。1981年经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合同管理机关有广泛的权限,具有各种管理手段,如监督、检查、鉴证、调解、仲裁等,最利害的一个就是有权主动确认合同无效。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确认合同无效:一是当事人主动提出无效,法院进行审查,审查后如果确实为无效合同便确认无效;另一种是法院发现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时,也可以主动确认合同无效。这就是说,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尚有一定限制,但我们的合同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确认合同无效问题上却毫无限制,这样的制度当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与现在的市场经济截然矛盾。因此在修改经济合同法时就提出来要删除这些制度,在新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一直有争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要恢复合同管理一章,规定合同管理的机关,规定各种合同管理的手段,规定强制措施,如罚款、没收财产等行政制裁措施。他们的主要理由有如下:(1)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够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搞合同自由;(2)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很严重,流失的主要途径就有国有企业上当受骗、国有企业的经办人和对方恶意串通等;(3)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秩序混乱,利用合同的违法行为严重,合同的履约率很低;(4)单靠诉讼和仲裁不可能充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诉讼是当事人发生纠纷到法院去起诉,法院才能管辖,法院不能主动到企业去行使管辖权,仲裁更不用说,而行政监管的手段是主动的,只有主动去管理合同,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弥补诉讼和仲裁的不足。
基于上述理由,在1997年6月的专家讨论会上,他们提出这样的方案,即恢复合同管理一章,明确管理机关的职责和管理的手段等等。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法官、学者的反对。但是对他们提出的理由,冷静思考一下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如何处理这个关系,当时提出了若干折衷方案,最后采纳了我提出的方案:即利用合同的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这个方案规定在了附则相关的条款中。到了1998年8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时候又在前面增加了一条,表述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它主管机关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职权负责对合同进行监督”。增加了监督这一条就利害了,虽然在胡康生同志就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中,一再强调这种监督是事后的监督,但条文上没有显示是事后的监督,这个监督条文一旦最后被通过的话,对当事人合同自由的限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在1999年1月份的讨论会上,学者和法官一致认为这条不行,赋予合同管理机关如此广泛的监督权力,合同管理机关可以随便深入到企业,进行调卷、检查、制裁、罚款,最高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尽管这样反对,在1月份的讨论会上立法机关并没有改变态度。这样,合同法草案中关于合同管理机关制裁违法行为和对合同实行监督的两个条文,一直保留到人大会正式讨论的法律案中。到了全会讨论最后通过之前,由于与会代表们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情势变更原则上,认为情势变更原则不删掉,这个法律肯定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要删掉情势变更原则。正当人们都在注意“情势变更原则”的废存时,具体操作的同志采纳了王家福教授的意见(即学者的意见),把合同管理机关对合同管理和监督的条文进行了合并删改并将“监督”两个字移到了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前面,变成了现在的第127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督”两个字摆在这里就不至于造成危害,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当然是合理的,这样的改变就使我们的法律彻底地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干预,使合同法符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上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剔除计划经济色彩、排斥行政干预的道路上,还有一个障碍是对技术合同的处理。国家科委从立法开始就一直反对把技术合同法纳入统一合同法中,在1997年6月的专家讨论会上提出了如下理由:(1)技术合同是我国成功的经验,符合科技兴国战略思想;(2)技术合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建议合同法总则部分适用于技术合同,技术合同法仍然保留;(3)最本质的理由是,技术合同法颁布后,我们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支技术管理队伍、技术管理机构,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都有技术管理机构、技术管理队伍,地区一级75%建立了技术管理队伍,县一级是50%,假设技术合同法没有了,技术管理队伍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不是说如此多的合同,一点管理的必要也没有,只是说不能象原来那样如此广泛的管理,因为这种管理方式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结果到第四次审议稿的时候,当他们得知李鹏委员长已经作过决策,三法合一不能动摇后,又换了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合同法最好只要总则,不要分则,因为分则太复杂,也不能起多大作用。这样就可以将技术合同法保留下来。这些方案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介绍这些立法背景旨在说明立法过程中,学者、法官和立法机关是要力图贯彻立法目的,剔除反映计划经济的那些东西,使法律和现在的市场经济吻合,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合同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过去没有哪一部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此的彻底。
3.合同法实现了现代化
我们原来的三个合同法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教育刚恢复,理论研究还谈不到,更不用说整个80年代前半期民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还在进行抢地盘般的大规模论战,没有条件也没有花功夫来研究民法理论本身的发展。再说我们刚刚打开国门,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同法的发展不掌握,因此三个合同法不仅在反映计划经济内容方面显示落后,而且在法律理论、法律思想、法律制度上都比较陈旧。比如说讲平等、公平也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我们的法律没有体现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以及其他经济上的弱者以捍卫实质正义,我们没有应付因现代社会生活急剧变化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对策。原来的三个合同法可以说是极不完善、残缺不全的。当然三个合同法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是在承认其发挥很大作用的前提下指出其不足。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同法理论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些发展表现在精神实质上,更加强调实质正义、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等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们的权益。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弹性更大,他首先对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进行权衡,看合同双方的经济状况、合同订立的背景、社会环境,尽量谋求一个利害关系上公平的判决,最后作出的判决应当是公平的、合理的、适当的。不象过去,过去的法官说句形象的话,象瞎子一样,他看不到也不允许他看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在法官眼里只有原告、被告两个符号。如果原告是自然人,是什么样的自然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穷的、富的,他视而不见,他不必管也不应该管。如果是企业的话,是大企业、小企业,也不能管。法官只面对原告被告两个符号,按照合同的条文、法律的条文进行裁判,以一定的逻辑推理进行裁判。有的西方国家的法院门口都树一尊法律女神,远远望去,女神手托天平、尊严威仪,近处细看,女神的眼睛是蒙起来的。这就代表了过去的法律思想,法官裁判案件的时候只看法律和案件事实,而不能看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更不用说社会环境、经济、政治等等。这种情况下强调的是形式上的公平、形式上的平等、形式上的正义。
本世纪以来,整个民法思想、合同法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实质的正义、实质的公平更为关注。法官裁判案件时,首先要考虑消费者、劳动者,由于他们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在法律规则上就要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特殊的保护。在裁判案件的时候,法官的灵活性要大一点,不再是机械地抠条文,而要看双方的利害关系、具体环境,最后达到公正合理的裁判结果。法律上也规定了很多弹性条款,给予裁判上很多灵活的方法。我们的合同法是在本世纪末制定的,必须在具体的制度体现这些先进的法律思想,以实行法律的现代化。
这部法律中创设了许多新的制度,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作一介绍:
1.合同义务的扩张
合同法第42条规定了前合同义务;第60条规定了附随义务;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这三个条文,是战后以来合同法上最新的发展,反映的是理论上所说的合同义务的扩张。合同义务向前面扩张了,合同没有成立就有义务,即前合同义务;向后扩张了,合同关系已经消灭还有义务,即后合同义务;在合同关系存在期间还有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义务,即附随义务。之所以要发明这样的义务,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当中某一类损害赔偿的案件。按照传统的合同法,合同没有成立就没有义务,合同已经消灭也不再存在义务,在合同关系存在期间,除了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外,就没有其他义务,没有义务也就没有责任,那么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或者合同消灭后或者合同关系存在期间造成的损害应该由谁去赔偿呢?应该按照什么规则去解决呢?既然合同没有成立或者已经消灭或者是合同约定以外的行为引致的损失,就不应当按照合同法解决,而应当按照侵权法去解决。但是到侵权法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就会遇到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一般的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要求侵权人主观上有过错,同时要求受害人证明对方有过错,这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损害赔偿的范围、计算等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差异,用侵权法去保护受害人不如用合同法去保护来得有利。因此发达国家的法院就变更了原来的制度,在合同法中发明前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和附随义务,违反这些义务,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即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产生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这样就把本来按照过去的法律和理论,应该由侵权法解决的这些损害赔偿问题纳入了合同法,更加方便了受害人,对受害人的保护更加完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
2.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针对这种形式上自由、但实质上不平等的格式合同,我们一定要有特殊的制度对之进行规制,以防其对广大的消费者造成损害。这种制定规定在合同法关于合同的成立这一章中,从第39条到第41条。这些条文对格式合同的规制是根据我们现实的国情广泛参考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进行认真地斟酌审查,然后加以归纳制定出来的各种管制手段。包括如下内容:(1)规定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在决定合同内容的时候应该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循公平的原则。违反了公平,就构成了显失公平,按照后面的制度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变更、撤销。(2)规定了格式条款使用人的提示义务。即对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加重对方义务的条款,使用人必须提示对方,否则,该条款不发生效力。前几年有这样一个案件:某杂志上登了一则广告,说是提供交友热线,只要拨通这个电话,就有一个远方的朋友和你谈天。有一个女中学生无聊,看见广告后就拨通了这个电话,电话中果然有一个人和她亲切地聊天,聊了很长时间。最后父亲去交电话费时,发现需要交好几千元。究其原因,才知道交友热线的广告上在很不显眼的地方,用很小很小的字体(一般的老花眼不见得看得见的字)写了个“按照国际长途计费”。这就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中加重对方义务的条款,这样重要的条款应该以大号字体写在格式合同显眼的地方。这里的提示倒不是说每一次都要口头告诉,至少要让人一望而知。如果对方不清楚格式条款的使用还要加以说明。如果没有履行提示的义务,或者对方请求说明而没有说明的话,这样的条款无效。比如刚才说按照国际长途计费,应当认为格式条款的使用人违反了提示义务,法院应该判决不按国际长途计费,应按国内长途,甚至是北京市电话费计价,谁知道那个朋友在什么地方?没准就在你的隔壁。(3)直接规定某些条款无效,特别是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免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这一规制手段来自于天津法院1989年裁判“工伤概不负责”的那个案件。该案被登在最高法院公报上,基本案情是:一个雇主施工当中受伤、住院、最后死亡,死者家属向老板要丧葬费、住院费、治疗费以及赔偿金,老板不给。因为合同上有“工伤概不负责”这样的条款。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对该条款的效力进行了讨论,这个条款究竟有效无效呢,法律没有规定。我们的法律说,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的无效,但没有哪个法律说“工伤概不负责”这样的条款违反法律。最后最高法院经?过解释,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这个条款违反了宪法。根据宪法第41条规定劳动者有劳动保护的权利,雇主预先用“工伤概不负责”这种条款剥夺了劳动者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因此构成违法,故而无效。这个裁判有极大的创造性,因此在制定合同法时把这个裁判结果(实际上是裁判中创设的规则)概括写在法律草案上,规定为“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现在经过斟酌改成免除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条款无效。这就是法律直接规定某些条款无效。(4)最后还有一个管制的办法,就是对格式合同某个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的处理。原告说是这个含义被告说是那个含义,最后法官怎么解释呢?我就采纳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人的那样一个含义为标准裁判案件。为什么呢?就是格式合同是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的使用人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含义还不清楚,发生两种解释,当然要本着对使用者不利的含义进行裁判,以维护对方(消费者)的权益。这个规则完全体现合同法对消费者、劳动者以及经济上的其他弱者的特殊保护,也体现合同法对企业的合同自由进行的某种限制,实质上是限制他们滥用合同自由,以维护实质上的正义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