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正文 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问题及其策略研究

第一篇：论文正文 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问题及其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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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金融对当前经济市场已越来越重要，已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称为经济的核心，国家繁荣昌盛、国民经济稳步增长都离不开“金融”两字。金融的主体是银行，银行问题是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银行的地位也日渐凸显，无可厚非，它在其发展路上获取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在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因此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2014年，我国准备启动“民间资金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一试点，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更加完善金融业。从2013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初次建议“探索设立民营银行”到201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由民间资金出资设立中微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指引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为止，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已开始接受审批检查。这样民营银行又即将迎来它的又一黄金时期。

现在，国有银行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民营银行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能够打破这种局势，提高市场竞争力，让大众的资本有一个合理规范的出路，它的发展的另一个作用还在于能够解决规模比较小的企业筹资的问题，促进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在适当时机合理发展民营银行业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已由国有银行占据，而在银行业的民营银行还较少。而且随着我国进WTO后，我国民营银行正面临着国有银行高度垄断和外来银行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的局面，而且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尚未成熟，还在摸索着前进，仍然要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目前要针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使其健康、稳健的发展起来，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及银行业的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研究民营银行的合理性中，斯弟格力兹和维斯（1988）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成本理论揭示了两层民营银行存在的意义：第一层，由于银企之间的消息不对称导致中小企业几乎无法得到大银行的贷款，因此在资金运转上出现困境；第二层，指因为大银行面临其与微小企业之间的消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很难会贷款给那些微小企业，所以民营银行的存在是及其重要的。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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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发现，大股东往往会利用各种手段将其控股企业的资产及盈利转移到自己旗下的企业中，而占据当今企业一席之地的民营银行也存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一旦股权过于集中，小股东的权益便有因关联贷款而受大股东侵占的风险，所以民营银行的股权分配必须公平合理。

周海燕（2014）在其《中国民营银行发展问题研究》中指出我国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保障银行股东利益，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有必要建立一个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金融风险管理体制。余赤平、赵雪涛在（2013）在其《民营银行 梦真难—中国民营银行发展调查》中指出中国民营银行的实际经验积累甚少，因此存在几乎没有任何人才储备、缺少民营银行的产业传统等先天性缺陷。兰日旭（2013）在其《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的起源是在传统金融机构的基础上秉承西方现代银行体系的结晶，而银行制度则经历了以西为主、中西结合和一中为主这一过程的演进，揭露出银行制度未达到预期效果的表象背后实质却降低了新旧制度交替摩擦成本、与社会的实际的现象相投合，为当前民营银行的设立及发展提供了有用的历史经验借鉴。

三、研究内容

我国民营银行拥有政府和企业之间分离、高效灵活的运行机制、针对性强等优点，其发展是实现各银行之间良性竞争的关键突破口，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更是我国金融体制变革进程中发挥不可缺失的作用。但是民营银行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和解决。首先，对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问题及其战略的背景及意义进行了论述，并剖析当前国内和国外民营银行的学术研究。其次，具体概述我国民营银行的概念，对其产生、衰落、再发展到如今的现状这一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叙述，对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有充分的了解。再次，重点研究了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问题，主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最后针对这些问题并且联系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找寻出能够促进我国民营银行快速发展的方针，最终目的是能够究其根源，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使其能健康稳步的发展，还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站稳脚步，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提高中国金融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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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民营银行概述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

一直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于民营银行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目前主要有三种学术流派：

产权结构派，主要是从产权结构来定义，认为由民间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对此不同学者有过不同的定义，曾康霖则将民间占有资金较多，并且是由民间所有，民间经营的银行称为民营银行。姜应祥认为股权结构有一半以上为民间资本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而不将其资产结构或者经营方式作为考虑。这一流派主要是以产权结构为标准，不考虑资产结构，经营方式和服务对象来定义民营银行。

服务对象派，该派的观点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服务于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的贷款提供帮助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现有的商业银行都是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大企业为服务对象的，而与其相比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银行即为民营银行。沙虎居也曾认为民营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区别，其主要区别就是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个人和小微企业。

治理结构派，以采用市场化运作，由股东大会来选取并授权优秀的管理人员的银行来定义民营银行。熊继洲提出民营银行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司治理导向的商业银行。因为市场经营机制能够带来更具竞争力的银行，但国有银行要做到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是很困难的，所以只能设立新的具有市场导向经营机制的民营银行。

总体来说，本篇文章将有民间资本的参入，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合理科学的产权分配，完善的奖赏机制，精明的银行家队伍及优秀的企业文化的银行称民营银行。

二、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历程

近几年关于民营银行的探讨已愈来愈激烈，民营银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民营银行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新起的，早在清朝末期就出现了民营银行，也就是中国通商银行，它才是中国民营银行最早的雏形。回顾我国民营银行一路的发展历程，为我国民营银行今后的发展提供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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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营银行的产生

民营银行是中国银行最早出现的形式。在近代中国民营银行出现之前，票号，当铺、钱庄等民营金融机构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当时最为传统的金融机构。直到1897年，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在经光绪皇帝准许创办了中国第首家民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同时也是中国的首家民营银行。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的成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必然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或许它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顺风顺水，但是它的成立有着历史性的意义，它开创了先河，并且它的制度、条件等都并不落后，能基本满足现代金融的要求，为以后民营银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一些著名的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盐业银行等民营银行相继出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经历了晚清，民国，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它的规模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二）民营银行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工商业一步一不走向衰败，垄断资本的不断扩张，在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营银行发展的越发困难，甚至连生存下来的几率都很渺小。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局势动荡，经济衰退，国民政府推行了严格管制国民银行的政策，全国仅仅有10%左右的存款未被垄断资本控制。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使得民营银行不仅无法继续前行，反而一步一步走向了衰亡。社会主义改造的推动下，中央极力推行由其统一调节和控制经济政策，即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中国除中国人民银行外再无其他银行的存在了。“民营”二字更是被误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民营经济和与之对应的民营银行被全面禁止。

改革发展以后，我国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也逐步过度到市场经济。尽管国有银行也在不断的扩大规模，但毕竟数量上较少，仍然无法满足当时整个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需求。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的金融体制改革目标。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以民营企业资金为主要股份、重点为私有经济提供服务的民营银行应运而生。在社会趋势的推动下，在1996年1月12日，当代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也顺势而生，即中国民生银行，为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开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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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民营银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已存在的民营银行和正在申请建立的民营银行。已经建立的民营银行主要有民生银行、稠州银行、深圳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等。从2013年1月到现在，中国工商联一共审核批准了36家民营银行的设立，而正等待审核申办民营银行的民营企业的更是不计其数。中国民营银行相对其他大型银行来说有其劣势，如发展规模小，营业网点少等，但同样也有其优势，如股权结构清晰，商业化的服务及灵活的奖赏机制等，这些优势在其完善公司内部机构，有效经营管理银行，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上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更能打破国有银行长期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并且在抵御外部竞争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国的银行体制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一直处于主要地位，从2011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协会给出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与民营银行的资产规模在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中分别占据47.3%与1.986%的比重。显而易见民营银行资产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民营银行规模小，营业网点少的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它的运作效率和存款结算能力远远比不上国有银行。总的来说，虽然我国民营银行相比国有银行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其发展的速度极快，空间极广，它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微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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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外部问题分析

（一）民营银行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不健全

从金融行业在我国发展起大半部分时间都是由国家垄断，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进入。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金融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非国有的金融企业如民营银行的加入已成为当前趋势。目前，一方面虽然国家对民营银行的准入限制有所放松，由于民营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远远大于一般的银行，特别是在信用风险上，因此民营银行想要进入金融市场依旧困难。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的巨大需求下，不断有民间非正规金融出现，迫使当局不断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把握好民营银行的准入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当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在我国要想完成对金融体制的改革，最关键的就是进行市场化改革，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竞争，剔除其中存在问题并无法继续发展的多余的金融机构，这种改革能够有效的对银行业内部机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合理利用。而这样实现这样的改革则需要在银行业中建立一种机制，即能够让不符合要求的银行机构退出银行业的机制，避免让这些机构对银行业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造成道德的败坏，使银行业陷入一种恶劣的竞争环境中。目前为止，我国的这种机制不是很完善，对于无法在银行业中生存的民营银行的退出没有详细的监管规定，没有一套完善的银行援助或者退出的程序，所以说，银行若是倒闭了，也就缺少一系列有关的完整法规，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现在很多民营银行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由于缺乏经营的经验而导致了银行的倒闭，所以说对于即将倒闭的民营银行如何退出银行业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缺乏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我国民营银行需要一个好的社会信誉来促进它的发展。可是，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信誉并不良好，社会信用环境有待改善。首先，对于国有银行来说民营银行的优势就是按市场机制自行运行，不受政府干预。但这一优势的发挥必须以健全的信用环境为基础；其次，在资金来源方面，民营银行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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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于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公众存款，我国的民营银行在接收公众存款方面上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让大众信赖的防范信贷风险，缺少了它，公众利益的风险系数就高了；再次，从资金运作的角度，由于社会信用环境存在纰漏，而且我国目前没有一个较为严谨的失信惩戒机制，导致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信用风险，存在道德风险，一些地区或企业想尽办法逃避金融债务，拖欠贷款等现象，直接影响了银行贷款的收回，导致不良贷款大量上升，特别是经济实力较差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对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营银行来说，这将不可避免的阻碍民营银行的发展。

二、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内部问题分析

（一）关联交易风险问题

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指的是银行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源转移或义务的事项，具体包括担保、授信、提供服务、资产转移等。在关联交易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诸多的风险，大致有如下四种风险：信用膨胀、保证虚化、拖欠贷款和挪用信贷资金。关联交易往往更容易发生在民营银行中，民营银行的股东一般都是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来讲，民营企业不如国有企业那样有足够的资金，广阔融资渠道，民营企业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自己设立的银行来融资，从而摆脱困境。可是，这种民营企业参股民营银行的模式最大的问题的就是会被民营企业不正当的“借贷”，从而造成银行和公众的损失。然而当这种不正当的“借贷”发生时，民营银行由于自身的条件限制，即使非公平关联交易暴露出来，他们自身也没有能力解决，而微小企业更是没有偿还能力，这样民营银行将面临这很大的风险。

（二）公司内部结构不完善

目前，我们国家的民营银行在管理结构方面有诸多的不足。第一，在银行股权结构上，民营银行较容易出现问题，其中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股权分布的不合理，一般情况下分到散股权的人很少，而一个大股东或许就能占有一半以上的股分，在这种情况下若民营银行的股东还不到10个，就很有可能出现独裁现象，在财政问题和决策问题上由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公司内部就很可能出现各种问题；第二，在董事会结构上，我国现阶段，有很多的民营银行董事会结构并不完善，无论是在理事会还是股东大会这样的权利机构设立上都缺乏科学合理性，甚至还有一些银行没有设立独立的监事及董事，或者由一个人担任诸多的位置，使得很多事情都是由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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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说了算，这些都将直接导致最终决策的不合理，并且严重违背了现代企业精神。以上两点是造成内部控制的直接原因。在这些因素的导致下，很容易造成监管机构如同虚设，银行内部会有不正当的交易，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人才匮乏问题

银行一直以来面临着的许多的竞争压力，为了保持自己处于不败的地位，银行需要收纳许多专业性知识雄厚的人才。民营银行作为一种新兴的银行，面对着国有银行这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银行，更需要引入高素质的人才。更何况，如今是21世纪，是以人才为主的时代，对于民营银行来讲，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一名或者几名单方面的人才，它所需要的几乎是所有类型的人才。因为民营银行的服务涉及面很广，除了给自己的客户买理财产品，还需要给客户提供保险等服务。但由于民营银行在我国起步比较慢，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有些甚至起初没有专业性的知识，只是半途上车的，他们十分缺乏先进的理财管理理念，对其他业务的能力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对于专业性的管理人才民营银行又是少之又少。另外，由于外资银行和国有银行起步较早，待遇较优，人才大量的涌向他们，民营银行的竞争有点力不从心。在这样缺乏专业人才的情况下，民营银行经营落后，运转效率低下也是无可厚非的。

（四）市场竞争力薄弱问题

至今为止，我国的银行业中国有银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有银行除了有国家的全力支持，还有丰富的发展历程，完善的体制结构，早已深入人心。与其相比，我国民营银行起步晚，规模小，资金实力相对较差，公信力较低，运营成本较高，体制发展的还不够完善，面临的风险较多，抗风险能力又弱，竞争力相对较薄弱。另外，随着我国金融产业的对外开放，在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外，还带来了很许多新的挑战，不断有大量的外资银行涌进，其中不乏有在国际上知名度较高的银行，这又进一步消弱了我国民营银行的市场竞争力。除了面对国内外银行的挤兑压力，我国民营银行本身的企业文化不够明确，大家对民营银行的认知还不够，而且存在着政治文化取代企业文化的倾向，缺乏特色的企业文化及创新理念，这将直接影响了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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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策略

一、完善准入-退出机制

所谓“市场准入”制度是指金融机构建立，对其市场运行的法定要求和系统规范的总称。规范完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严格把好市场准入关，是保证银行业安全稳健发展的有效措施。我国对民营银行的审核必须有严格的要求，民营银行的建立须通过相关部门的同意，审核的大体内容有一下几点：一是对银行的股东进行调查，看看他是否存在不诚信的行为；二是要求有足够的资本进行银行的日常运营；三是企业负债率相对较低；四是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五是经营的组织机构完善，以此来保证新办民营银行的质量。另外还要考虑经济发展需求，因地制宜的考虑民营银行的开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地域差异十分明显，东南沿海省份和西部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早已实现小康生活，而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还未脱贫。因此需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考虑民营银行的布局及所需的数量。除此之外，民营银行的审批过程需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开透明的面向公众，给予大众监督权利。

对于民营银行的退出要有规范的制度。民营银行无法避免的面临着银行企业所要面临的各种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总会有个别经营不善的民营银行不得不退出市场，而民营银行又不像国有银行一样有国家的全力支持。所以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对民营银行来说是不可忽视的，使问题严重的民营银行遵循一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妥善退出金融市场，真正实现银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首先，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能安全让民营银行退出的实施办法，并且要设置明确的退出的机构，一切要从其制度出发，严格把关银行的退出及对处理好后续工作。其次，民营银行健康的退出对整个金融市场有着重要作用，并为民营银行稳定的发展提供保障，民营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依法进行兼并，重组或者是破产清算的方式进行债务结算，对于一些存在重大风险或者有不合法行为的民营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依法对其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和制裁。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由于民营银行的特殊性，它不像国有银行有整个国家作为“靠山”，不会出现破产倒闭现象而无力返还存款人的存款，因此其公信力远远低于国有银行。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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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公众更愿意将钱存入国有银行而非民营银行，这直接影响到了民营银行的生存。民营银行在信誉方面不佳，大家对国有银行的信任度更强，所以吸收存款是个难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国外私人银行的例子中吸取尽经验，建立存款保险这项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已存在。有了这项保险，就能够大大提升民营银行的信誉，避免无法返还存款人存款而导致社会不稳定。该制度的建立，将切实的保障了存款人的利益，提升民营银行的公信力，为其赢取公众的信任，摆脱经营竞争中的尴尬局面，更有利的促进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此外，这项制度能够防范民营银行的破产、倒闭引发金融风险和社会动荡等问题，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三、加强民营银行的监管力度

面对我国如今民营银行的关联问题，要考虑的重点是民营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一致，而且民营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总是容易被隐藏起来并且很难被控制，很多隐型的关联交易在认定上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要加强我国民营银行的监管力度。首先，应该设定一个独立的机构，只对银行进行监管，建立一个专业的监督团队，运用先进的监督技能，其目的是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对股权结构、扩股、募股、转让等重要事件进行严格监控，防止股东之间相互串通，恶意收购，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其次，为防止非法占有投资者的贷款，必须对贷款的最高金额进行规定并严格遵守，同时要对在贷款进行审核时应确保关联贷款的审核条件不比普通贷款宽松，并且审核时需实行相关人员回避制度。除此之外，要对民营银行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对其完成的进度进行监督和管理，详细的了解它的资产是否充足，是否存在不良的贷款等。最后，要追求公平的原则，利用市场进行相互的约束，使其透明化，实施信息的透明化制度，预防关联贷款的出现，为民营银行的发展做出很好的贡献。

四、完善民营银行内部治理结构

无论是为保障银行股东的利益，还是促进民营银行的发展，对于民营银行来说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民营银行的治理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我国民营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以德国为例子，德国主要通过严密的组织结构对民营银行公司进行治理，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民营银行十分重视长期的利益，并且有着大众意识和团队凝聚力。和中国的民营银行不同，德国的民营银行的股份大部分掌握在其他银行，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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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的手中，大众所持的股份不是很多。这样做的优点是保护了持股者的利益，缺点是让人缺乏危机感。根据我国民营银行现有的问题，首先要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所以需要培育中等规模的股东形成大、中、小股东的合理结构，既避免一股独大，又防止股东过于分散。其次，构建严密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明确规定管理机构对应的职责和权力，让他们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相互监督、约束，使民营银行内部的组织具有科学性。此外，要缩减内部股权比重，这样的优势在于能够体现出民营银行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最佳性，同时，还能够有效的对股东大会进行监督，有利于银行内部的发展，并为其发展添砖加瓦，输送新鲜血液。

五、加强人才的引进及培养

一个企业如果想发展壮大，最需要的也就是人才，和一般的企业不同，银行所需要的人才十分紧缺，是因为银行所需要的人才是那种了解银行又具有管理能力的。对民营银行来说，要做大、做强就必须提高员工整体业务素质，拥有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一般银行的业务或许所要求的专业性不强，可是民营银行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会很高，他们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能力，而恰恰这就是它得以发展的核心力量。例如要想成为一个民营银行的客户经理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知识，他所具备的更是丰富的经验和对市场运作的洞悉能力，更能知晓国内外的一些投资状况。为解决民营银行的人才缺失问题有以下几个措施：一要大胆引进。大胆的引进具有高素质全能型的海内外专业化管理人才，要致力于打造一个有长远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团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综合化服务。二要留住人才。通过先进的奖赏制度激励员工，使其能够不断保持自己团队的竞争力。三是积极培养人才。培养专业化人才，提高银行员工的整体素质水平，更给新入行的年轻人一个学习及提升价值的机会。

六、差异化发展

我国民营银行需要壮大就必须选择差异化的发展，和传统银行之间进行差异化竞争，民营银行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扬长避短，在银行业中突出自己的优势及特色，使其能持续并壮大的发展起来。对于我国民银银行来说，其差异化发展一是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专注服务微小企业；二针对国有银行的一些陈旧的无法变通的业务设计出灵便的服务方案；三加快互联网与银行业务的融合，通过网络化运营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创新独具特色的业务，不断推陈出新，开发出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的、有特色的金融产品，以此吸引客户。除此之外，培育独具特色的民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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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业文化也是其差异化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晰准确的提出民营银行的文化内涵，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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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束语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民营银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能打破国有银行的长期稳固的垄断地位，还能从根本上缓解微小企业的融资贷款问题，并且为金融业的发展及完善提供助力。总体上看民营银行快速稳健的发展影响着一国GDP的增长及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故本文对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分析，提出了国家应大力支持发展民营银行，并从根本上分析解决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外关于民营银行研究的相关文献甚少，但国内学者对我国民营银行的探讨一直很火热，总体来看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依旧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民营银行现存的一些问题，从外部看，我国外部环境还不够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也不够健全；从内部看，民营银行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治理结构不完善，人才不足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建立有效机制，完善内外部环境等，促进我国民营银行的健康稳步的发展。在时间和理论知识有限的情况下，本文章一定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还是希望本论文所提出的中国民营银行发展存

在的问题及策略，可以为我国民营银行的壮大起到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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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匆匆，转眼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就要走到尽头。回想大学四年的生活少不了酸甜苦辣，和同学一起度过的欢乐一起讨论学习的时光也将成为记忆。大学四年让我不论在思想、生活、学习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我要感谢同学和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中对我的帮助，这四年是充实的四年，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将是一段美好并值得怀念的记忆。

同时在此我要非常感谢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我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老师、朋友和同学们。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周勇老师！周老师在我的论文撰写过程中，从论文的选题、拟定提纲、构思、初稿的修改直至最后的定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众多宝贵意见和建议，给予了精心的指导，让我的论文得以最终完稿。周老师的严谨治学态度、深厚的学识和悉心的教导让我受益很多，在此谨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再者感谢我的家人，在我的求学路上，是他们为家庭的默默付出和对我的支持，使我得以全身心的追求学业的进步。

最后，再次感谢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对我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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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Introduction

A construct Banking sectors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of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were restructured dramatically the 1990s.Beginning with a financial organization that, in most cases, was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central planning apparatus, new governments moved to create modern commercial banking sectors immediately.The first rudimentary step was to divest commercial and retail activities from the portfolios of national banks and to set up new joint-stock banks with universal licenses that were fully state-owned initially.Bank privatization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agendas in these countries.Although much descriptive work exists on these financial sector reforms and bank privatizations, e.g., Bonin, Mizsei, Székely, and Wachtel(1998), no systematic empirical work was possible until sufficient time had elapsed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aningful dataset possible.The basic issue to investigate is whether or not privatization improves bank performance.Although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private firms should outperform government-owned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 is needed to confirm thi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for bank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provides evid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ownership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banks an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nking sector.In a cross-country study,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2002)fi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owned banks is inferior to that of private banks.Claessens, Demirgüc-Kunt and Huizinga(2001)investigat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 in eighty countries,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over an eight-year period from 1988 to 1995.These authors find that foreign bank entry was followed by a reduction in both the profitability and the overhead expenses of domestic banks and that foreign bank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form better than do domestic banks.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rystal, Dages, and Goldberg(2001)argu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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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bank entry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produc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ore banking competition;in addition, they claim that it facilitates the early waves of privatization ofgovernment-owned domestic banks.Hence, this empirical literature provides evidence that ownership matters;in particular,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 is less efficient than private ownership and foreign bank entry has a salutary effect on banking sectors.Much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banking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address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bank entry on banking efficiency.Hasan and Marton(2003), Drakos(2003), and Fries and Taci(2003)demonstrate that the entry of more efficient foreign banks creates an environment that forces the entire banking system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Buch(2000)compares interest rate spreads in the three fast-track transition countries, Hungary,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from 1995 to 1999.She finds evidence confirming the hypothesis that foreign banks create a more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but only after they have attained sufficient aggregate market share.A few studies examine the effects of ownership on individual bank efficiency.For Poland, Nikiel and Opiela(2002)find that foreign banks servicing foreign and business customers are more cost-efficient but less profit-efficient than other banks in Poland.Bonin, Hasan, and Wachtel(2003)examine the performance of banks in eleven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show that majority foreign ownership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bank efficiency.However, these authors cannot investigate privatization directly because their data do not distinguish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foreign bank ownership.Studies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effects of bank privatization are less numerous.Verbrugge, Megginson and Owens(2000)document margin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and increases in equity among privatized banks in OECD countries.For Argentina, Clark and Cull(1999, 2000)study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and show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provincial bank privatization depend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uyers.These authors find evidence that credit allocation and efficiency are higher in privatized bank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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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Argentine banking system occurred mainly through domestic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o that foreign banks played only a relatively minor role.In the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prevalence of foreign strategic owners in formerly state-owned but subsequently privatized banks makes it crucial to distinguish these banks from foreign Greenfield banks when analyzing bank privatization.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six relatively advanced transition countries, namely,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 Croatia, Hungary, Poland and Romania.We chose not to include banks in very small transition economies, e.g., the Baltic countries and Slovenia, and those in less advanced transition economies that have only recently restructured the banking system, e.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lbania and the other Balkan states.In the next section, we present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rivatization experiences in these six countries to establish that the strategies and the timing of privatizations are sufficiently different to allow us to use these experiences as the basis f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ivatization.Section 3 describes our dataset and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esting for differences in means across bank types for several measures of bank performance and for several bank characteristics.Section 4 characterizes briefly our methodology of deriving profit and cost efficiency measures from stochastic frontier estimates that allow for country and year effects directly in a pooled data set.In this section, we relate the bank efficiency scores, as well as a measure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to the type of ownership and the method of privatization in second-stage regressions.Section 5 concludes with a brief summary focusing on policy implications.2.Bank Privatization in Six Transition Economies

Pre-transition banking sectors were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CPE).Intermediation between savers and borrowers was internalized within the state banking apparatus basically through a system of directed credit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both investment needs and budget allocations for the working capital necessary to meet the output plan.In most CPEs, large specialty banks performed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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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A state savings bank, with an extensive branch network, collected virtually all household deposits.A foreign trade bank handled all transactions involving foreign currency.An agricultural bank provided short-term financing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on bank funded long-term capital project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Hence,banking activities were both subservient to the plan and segmented along functional lines in CPEs.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TEs), the first step in banking sector reform involved creating a two-tier system with commercial banking activities carved out of the old central bank.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ade, the new banking sectors in the former CPEs consisted of the newly created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specialty banks, both types having universal banking licenses, along with a few foreign Greenfield banks and often many relatively undercapitalized Renovo domestic private banks that were born under lax entry requirements.Specialty banks had virtual monopolies in their core activities, e.g., the savings bank was often the only entity with an extensive enough branch network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collect primary deposits.Typically, three or four large banks dominated the emerging banking sector in a TE.Both the newly created commercial entities and the specialty banks were state-owned initially.Hence, structural segmentation, a proliferation of weak small domestic private banks, and state-ownership of the large banks were the major features of banking sectors in 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These legacies affected the banking sectors in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our samp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Croatia, which was part of Yugoslavia.From the 1950s, commercial banks in Croatia as well as the other republics were not state-owned but were owned coll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Yugoslavian system of self-management.Virtually all foreign exchange deposits collected by the republic-level banks were remitted to the National Bank of Yugoslavia in Belgrade in exchange for credits in dinars.Upon succession in June 1991, the Yugoslavian government froze the foreign exchange deposits of Croatian banks.Hence, Croatian banks faced a currency mismatch betwee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creating large holes in their balance sheets after succession.At the end of 1995, four Croatian banks were selected for government rehabilitation because of the poor quality of their loan portfolios.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毕业论文

Involvement in this program resulted in these banks being nationalized so that four large state-owned banks were created in Croatia in the middle of the 1990s.The three more advanced TEs, i.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embarked o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ank privatizations program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Even before the political change, the Hungarian government had been receptive to foreign bank activity as it allowed three foreign banks to operate in the country from 1985.By the end of 1994, the Hungarian foreign trade bank had been purchased by a foreign owner and foreign investors held about 20% of total banking assets in Hungary.In the Czech Republic, three of the largest four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wave of voucher privatization in 1992.Both of the southeastern TEs,i.e., Bulgaria and Romania, began bank privatization only in the late In 2000, foreign investors owned less than half of Romanian banking assets and two of the three largest banks remained state-owned as late as 2003.Beginning in 1995 with virtually no Although the Czech government In Croatia, only one small foreign bank was operating in 1995 and there was hardly any foreign ownership of With some inducement from the G7 dono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olish authorities set a three Investment funds, the largest of which were created by these banks, we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zech voucher privatization program.Hence, this initial divestiture of state holdings resulted in interlocking ownership with the state retaining large controlling stakes of voucher-privatized Czech banks.At the end of 1994, although foreign investors held about 6% of banking asse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none of the large banks had any foreign ownership.-year timet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1993 for privatizing the nine medium-sized, regional, state-owned banks that were created from the commercial portfolio of the national bank.However, by the end of 1994, only two of these banks had been privatized and only two more would be privatized before 1997.Foreign ownership of banking assets remained insignificant in Poland at about 2% in the mid-1990s.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financial sector distress made bank privatization infeasible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By 1995, neither Bulgaria nor Romania had privatized any banks and foreign ownership of banking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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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negligible at less than 1% in both countries.banking assets.Of the six countries, only Hungary and to a lesser extent Poland had committed to selling banks to foreign investors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However, by the end the decade, five of the six countries were embarked on, or had completed, privatizations that would put at least 75% of their banking assets under foreign control by 2002.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witnessed a flurry of bank privatizations in these countries.Appendix A lists the banks in our sample from each country ranked according to market share at the end of the decade.Information on each bank’s status throughout the 1990s is provided and, when relevant, the bank’s privatization is dated.Bank privatization proceeded relatively swiftly in Hungary;by mid-1997, eight of the top ten banks were majority foreign-owned.After a few initial bank privatizations, the Polish government became sidetracked by a bank consolidation initiative that was intended to fend off foreign competition.Nonetheless, a combination of mergers and privatizations involving foreign partners left foreigner investors holding more than 75% of Polish banking assets by 2000.t was late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attracting strategic foreign investors for its large voucher-privatized banks, all major banks were sold to foreign owners by mid-2001.1990s.After instituting a currency board and stabilizing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Bulgarian government privatized its first bank to a consortium of investors in 1997.By the end of 2000, eight of the ten largest banks in Bulgaria were foreign owned.Romania is a laggard in bank privatization compared to the other former CPEs.holdings in Croatia, foreigner investors had acquired about 84% of banking assets by 2000 and, by 2002, all of the ten largest banks in the country were majority foreign owned.In summary, Hungary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shed the legacies of the CPE by privatizing all but one of its major banks by mid-1997.In Poland, after some delay in the privatization timetable, only the zloty savings bank and the umbrella agricultural bank remain state-controlled.Initially, the Czech Republic placed three big banks in the voucher privatization program but, despite a late start, foreign investors gained control of all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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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banks by mid-2001.The banking sectors in Bulgaria, Romania, and Croatia were financially distress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albeit for different reasons, so that bank privatization could not begin until the late 1990s.Once started, sales of banks to foreign investors were rapid in Bulgaria and Croatia.Romania is the only one of the six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this study to retain significant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its banking sector through 2003 with only one of its three largest banks privatized.(From: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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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欧和东南欧转型经济体国家对银行部门进行了大幅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新设金融组织旨在支持中央计划机关，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建立现代商业银行部门。第一个基本步骤是从国有银行投资组合中剥离商业和零售业务，同时新的股份制银行与通用许可证可以完全国有。银行私有化是这些国家金融改革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许多文章中描述过这些金融领域的改革和银行私有化的存在，但没有一个系统的实证研究是可行的，直到能足够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数据集，例如：Bonin，Mizsei，Székely，和Wachtel(1998)。调查的基本问题是，银行的私有化是否能够提高银行业绩。虽然理论文献表明，民营企业应该可以超越政府所拥有的公司，但还需要经验证据来证实这个国有银行转型的理论假说。

实证文献提供了关于个别银行的表现和对银行部门的效率进行影响的相关证据。在一个跨国研究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2）中发现，政府国有银行的表现并不如私人银行。从1988年至1995年的8年期间，Claessens，Demirgüc-Kunt和Huizinga（2001）调查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八十多个国家的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性能差异。这些研究者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是由双方的盈利能力、国内银行管理费用的减少,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外国银行相对国内银行来说更好的表现决定的。Crystal，Dages，和Goldberg（2001）认为，对于拉美国家来说，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完善相关的金融服务以及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此外，他们声称它促进了早期的私有化浪潮。因此，这个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所有权的问题，特别是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小于私有制和外资银行对一个高效率的银行部门产生的有益影响。

大部分关于转型国家银行业的实证文献都涉及到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效率的影响。Hasan和Marton（2003），Drakos（2003），Fries和Taci（2003）表明，在转型国家中，外资银行的进入更有效地为转型创造了一种环境，迫使整个银行系统直接和间接的变得更加高效。自1995年至1999年，布赫（2000）比较了包括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在内的三个快速转型期国家的利率差。她发现证据证实了一个假设，只有在外资银行取得足够的总的市场份额时，他们在经济转型期才能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环境，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探讨所有权对个别银行效率的影响。Nikiel和Opiela（2002）发现，对波兰来说，为外资和商业客户提供服务的外资银行更具成本效益，但获取利润的效率小于其他在波兰的银行。Bonin，Hasan和Wachte（2003）通过研究11个转型国家的银行发现，多数外国所有权与银行效率提高有关。然而，这些作者不能对民营化展开直接调查，因为他们的调查数据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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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所有权的不同类型。

相对来说，特别侧重于银行民营化影响的研究的数量很少。Verbrugge，Megginson和Owens（2000）研究边缘性能的改进和股东权益增加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民营化银行的作用。对于阿根廷，Clark和Cull（1999，2000）研究表明，民营化进程和省级银行民营化的成功取决于买家的有效性。这些作者发现的数据表明，信贷的分配和效率在民营化银行中更高。阿根廷银行系统的转变，主要通过国内发生的并购，使外资银行只充当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在转型期国家，在分析银行民营化时，原有流行的海外战略业是银行民营化区别于外国新建银行的关键。

在本文中，我们着重研究六个较先进的转型国家，即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我们的选择中不包括那些非常小的转型经济体的银行，例如，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先进的转型经济体中那些最近才重组银行系统的国家，例如，前苏联，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巴尔干国家。在下一节中，我们使用一个民营化的实证分析为依据，提出了这六个国家的民营化经验的简要描述，表明建立战略和银行私有化的时间不同。第3节描述了我们的数据集，并提出银行应对不同类型的手段对银行业绩的测试结果。第4节我们简要的分析随机产生的利润估计，使用国家和年份影响汇集数据集产生直接成本效益的措施方法。在本节中，我们提出银行的效率值，以及财务业绩，与所有权的类型和民营化的第二阶段回归方法。第5节则简要综述政策的影响。二、六大转型经济体的银行民营化

转型前的银行部门是为了满足中央计划经济（CPE）的需求。储户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是金融业发展所必须的，国有银行基本上通过定向制度为国有企业为投资需求和必要的周转资金，以满足产量计划的预算拨款。在大多数中央计划经济中，大型专业银行执行特定功能。一个国家的储蓄银行，通过建立广泛的分行网络，收集到几乎所有的家庭存款。一个外贸银行处理所有涉及外国货币的交易。一个农业银行为农业部门提供短期融资。建设银行资助长期资本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因此，银行活动都服从于该计划，并按照各自的分割职能运行。

在转型期经济体（跨国企业），银行业改革的第一步是制造商业银行与旧中央银行的活动两级制。在本世纪初，在中央计划经济中，新的银行部门包括新成立的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有两种类型的全能银行执照，一些外国银行和很多相对宽松的政策条件下成立国内私人银行。专业银行已在其核心业务垄断，例如，储蓄银行往往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行网络，以收集足够的初级存款。通常情况下，三个或四个大银行主导了银行的TE新兴行业。无论是新创建的商业实体和专业银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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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都是国有的。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型国有银行职能结构分割，弱小的国内私人银行扩散是跨国企业银行部门的主要特点。

这些遗留问题影响了我们所选取的样本地区的所有国家的银行部门以及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异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商业银行在克罗地亚以及其他共和国不是国有企业，但是依据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系统，他们是集体所有的。几乎所有外汇由共和国一级银行收集存款汇到在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国家银行与第纳尔信贷交易。工程预计于1991年6月接任，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政府冻结银行的外汇存款。因此，克罗地亚银行面临着资产与负债后相继出现的资产负债货币错配的大洞。截至1995年底，由于其贷款组合的质量差，四大银行被选定为克罗地亚政府接管恢复。这个计划，使克罗地亚的四大国有银行在90年代中期重组，导致了这些银行被国有化。

三个更先进的跨国企业，即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于20世纪90年代前半部分，开始了显著不同的银行私有化进程。即使在政治变革，匈牙利政府也一直在接受外国银行开展业务活动，在1985年，它允许有3家外国银行在该国工作。到1994年底，匈牙利外贸银行已被外国老板和外国投资者控股约20%的银行总资产。在1992年，捷克共和国最大的四家银行中的三家参加了第一轮银行民营化。投资基金中最大的一家是由这些银行创造，是捷克凭证私有化方案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国有股初始被剥离导致国家保留凭证私有化银行的大部分股权。截至1994年底，虽然外国投资者持有捷克共和国银行的资产约6%但是大型银行都没有任何外国的股份。由于一些来自七国集团与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诱因，在1993年波兰当局开展为期三年的银行私有化建设，该计划准备重组国有银行，构建九家中型的民营化银行。然而，到1994年底，其中只有两家银行已经民营化，另外两家在1997年之前有望民营化。在90年代中期，波兰外资银行资产的所有权仍只有约2%。

在1990年代前半期间，由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金融部门的危机，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开展私有化银行是不可行的。到1995年，保加利亚也没有任何私有化银行，罗马尼亚外资银行资产的所有权也不超过1%，在这两个国家中可以忽略不计。在1995年，克罗地亚只有一个小的外资银行，几乎没有任何外国资产。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结束，六个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和波兰在较小的程度上已承诺出售银行由外国投资者控股。然而，到90年代末，六国中其中的五个已开始，或已经完成私有化进程，在2002年底，将置于外国控制至少75%的银行资产。

20世纪90年代后半页见证了这些国家的银行私有化。在匈牙利，银行私有化进展相对迅速，1997年年中，前十家银行中有八家外商占有较多股份。经过一些初步的银行私有化，是为了抵御外国的竞争，波兰政府开始提出银行合并的倡议。尽管如此，到2000年，一系列的合并和私有化导致外商投资者持有的超过75%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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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产。虽然捷克政府较晚的认识到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到2001年中期将各大银行出售给外国所有人。

在20世纪90年代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开始银行民营化。在实行货币发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后，于1997年保加利亚政府民营化首家银行，将其出售给一个投资者财团。到2000年底，前十家银行中已有8家已是外商独资银行。在中央计划中，罗马尼亚的银行私有化进程相对于落后前者。在2000年，外国投资者持有不到一半的银行资产，直到2003年，三家银行中最大的两家仍然是国有银行。从1995年开始，几乎没有在克罗地亚控股，从2000年到2002年，外商投资者收购银行资产约84%，在全国十家最大的银行多数外商独资。

总之，在1997年，在匈牙利的中央计划经济中，它是第一个国家，希望通过银行私有化来摆脱危机的。在波兰，因为私有化计划的延迟，只有兹罗提储蓄银行和农业银行仍然由国家控制。最初，捷克共和国凭证私有化三大银行的方案，尽管起步较晚，但是，2001年中期，外国投资者获得了捷克所有大银行的控制权。在90年代前半期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使银行民营化无法开始，直到90年代末。一旦开始，银行向外国投资者销售的政策迅速在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开展。(摘自：银行与金融杂志)

第二篇：发展民营银行[范文模版]

摘 要：发展民营银行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对当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都共同面临的经营失败成本外化、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如何动态监管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等三个问题的分析，提出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包括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与民营银行的新建、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硬化和公平与效率问题。

什么是民营银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银行，如何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是近年来全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不同的学者在有关民营银行的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对这些分歧如果不能形成大致统一的看法，尤其是政策当局如果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能形成正确认识的话，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就有可能走弯路。为此，本文也想就民营银行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

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这是民营银行争论的首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民营银行定义大致可分为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三类。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认为民营银行是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银行；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这三个定义都是从一个侧面罗列了民营银行的特征，但未能对民营银行的本质特征形成全面的认识。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是相互作用、彼此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有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就有由此决定的资产结构。对民营银行我们不能强调三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内在联系。我认为，民营银行是由民有、民治、民责、民益四者构成的统一体。对这四者的任一偏离都将是不完善的。所谓民有，就是指银行的产权属于民间投资者；所谓民治，就是指由民间投资者决定公司的治理；所谓民责，就是指民间投资者对银行的经营成败负全责；所谓民益，就是指导银行经营的利益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配。因此，我认为所谓民营银行就是由民间资本所控制与经营的，权、责、利统一的现代金融企业。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1．民营银行是金融企业，而不是一般的企业。金融企业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公共性的企业。所谓高风险是因为它直接涉及金钱的借贷，而借贷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信用关系的中断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所谓公共性是指金融业的影响是外溢性的，会波及全社会。因此，对待金融企业要有特别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较之一般企业更严更苛刻。2．民营银行又是一般企业。把银行理解为特殊行业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银行的企业属性。企业属性就是指从事银行业务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追求的是盈利，但也面临着失败的风险。3．当今世界各国都没有找到有效处理好银行业既是特殊企业又是一般企业的办法。在强调“特殊性”时，容易采取银行国有的办法；在强调一般性时，又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的国家虽然坚持银行私有化的道路，但采取的各种相关政策措施又无形中将私有银行的经营约束条件软化了，变成利益上、治理上、产权上是民有，但实质上的经营成本又透过政府救助而外化给了社会，致使银行体系始终逃脱不了“周期性失败”的困扰。如美国，每隔十来年时间就要来一次银行危机。

中国的银行业走的是一条国有化的道路。现在这条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民营化改造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冷静地回顾和反思各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深刻认识民营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寻求对策，真正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银行业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民营银行发展之路。

二、中国民营银行业的发展必须认真考虑如何避免世界各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共同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三个共同的问题：

一是银行无论私有、公有，都存在一个经营失败成本外化，最终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的问题。

在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下，对经营失败的银行最直接简单的处置办法就是破产清算，由股东、存款人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来承担破产的损失，无需动用政府的财政资金补贴，纳税人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既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又可以促进监管的效率，防范因政府财政性救助而引起的道德风险。然而，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银行业所具有的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决定了银行风险极易在行业之间相互传导，产生共振，银行的倒闭会引起社会公众信心危机，进而会冲击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机构不会对银行倒闭坐视不管，都或明或暗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结果是银行经营失败的损失导致了政府的准财政赤字，而这些损失最终以高税率或增发货币形式落在全体纳税人的身上。

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爆发的银行危机中，各国政府都无„例外地付出了昂贵的处置成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对部分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统计分析表明，银行危机爆发后重组银行的成本，包括直接由政府注入银行的资金、信贷、债券等财政成本和类似汇率补贴一类的准财政补贴，在有的国家金融危机的处置成本占到GDP的40%以上，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30%以上。如90年代初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匈牙利，政府推动对国有银行的集中整顿来解决银行业危机，在财政预算中为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而单列了一块预算。据统计，1993,至1998年，匈牙利政府为重整企业和银行债务以及对银行注资，发行了3600亿福林(约合39亿美元)的20年期低息政府债券，约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仅此项产生的利息支出在1994年就占CDP的1．2%，占财政支出的3．5%。即使在以市场为基础、高度私有化的美国，银行系统几乎全属于私人所有，但大量的银行损失仍要靠预算拨款，或在财政担保下向保险基金借款来进行融资。在1981年到1991年间，美国有超过1400家储蓄机构和1300家银行破产倒闭。这次储蓄机构危机的成本在315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之间，重组信托公司(BTC)到1991年底为止收购了357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处置了其中的2280亿美元的资产，而美国政府为此支付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

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对存款人的保护事实上超过任何发达国家。从90年代至今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中，无论采取行政关闭，还是业务托管、或是并购重组，破产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都由国家一家承担，个人债务全额兑付，有些甚至单位债务也全额兑付，有的充其量停息延期兑付。据估算，我国为此而付出的处置成本也不少于千亿。

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一开始就要考虑如何防止其经营失败的成本外化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按权利义务对称的原则经营失败成本要由股东、债权人承担，不能转嫁给政府。事实上，这很难做到。而民营银行与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其经营的风险性相对突出，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即使放手让这些新生金融力量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存在部分机构要失败的问题。特别是1998年“广信破产事件”和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事件，以及1998—2000年间对各地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的清理与重组，打破了我国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这些事件令社会公众对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非国有银行的预期和信心发生动摇。相比之下，国有银行不仅获得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以补充自有资本金，以及国家财政直接核销巨额呆坏账准备金，而且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总额达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这使人们形成了国有银行“太大不宜倒”的固定预期，使全社会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银行转移。统计数据表明，从 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相对于国家银行体系(包括四大银行和三大政策性银行)，非国有银行在我国新增贷款中所占的比例不升反降，说明非国有银行部门的发展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而且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存款就会向大银行搬家，民营银行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这种状况的存在对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对维系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不利。

因此，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首先就要考虑如何科学构筑隔离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建立市场化的风险分散、转移和补偿机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失败风险外化和扩大，降低全局性风险发生的概率，维系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和解决公众信心问题，为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是银行业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可能引起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用公有制解决了公平性问题，却无法获得满意的效率；用私有制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可能由此引发垄断而影响公平。

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的低效和风险，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对国有银行及其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私有化改造，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但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必然会出现大量资金向少数几个金融集团集中的倾向，结果是银行业从国家垄断变为私人寡头的垄断。这种垄断破坏了在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大金融集团拥有操纵市场价格、控制市场信心的能力，金融市场上的信息处于高度的不对称状态。中小银行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无疑会处于劣势，金融市场失灵使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达到帕累托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土耳其金融改革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由少数银行所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市场进入门坎的解除，若是新银行规模与数量不足以挑战既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则对整体市场结构与效率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在金融改革之前，土耳其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但在金融业的改革之后，银行业的集中度虽有所下降，但银行市场被改革前已有的主要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和少数具有垄断性市场势力的民营银行所垄断的格局事实上并未得到改变。国有银行，尽管经营和管理效率并不高，却仍然占居国内银行业市场的主导地位甚至垄断性地位；那些经营状况良好、具有一定市场份额的私营银行，同样相当程度上以其同政府的特殊关系来确保其市场地位，结果整个土耳其的银行业呈现为非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对新进入者的进入壁垒。外资或当地的新进入者进入土耳其银行业市场后，并未明显使当地的银行市场竞争加剧、效率提高，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原有大银行规模巨大，某种程度上获得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没有来自于政府的有效抑制；同时，垄断者之间利用垄断地位互相协调市场价格却并未受到制裁，使主要银行获取了高额利润；新进入者的规模不足，导致新进入者难以与原有的银行进行有效的竞争。而土耳其中央银行对于问题银行，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国有或私有银行，从来都只是采取政府资金支持而非清理整顿甚至让其倒闭退出的方法。正是由于土耳其银行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市场失效问题和不彻底的金融改革，使得九十年代末的最新„轮改革在仅仅推行了数年便遭受到银行危机的沉重打击。

伴随银行自由化、民营化而来的风险与激励扭曲问题，将使因提升竞争产生的整体效率变得不确定。由于国家管制放松，银行业进入壁垒的消除，导致银行特许价值(Fran· chise Value)下降，在不完备的监管框架和隐含或明确的担保制度下，银行民营化极易造成道德风险。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驱使银行经营者更倾向于短期的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而且银行受少数大企业集团的控制产生大量的关联贷款，风险高度集中。很多国家在银行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和赋予银行自主权的同时却没有采取措施控制这些相反的激励，这一点成为金融自由化后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如20世纪70年代和肋年代初，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为代表，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都因为“过度借贷综合症”陷人了债务危机的泥潭。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研究显示，金融业的开放和解除管制是一个值得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任何开放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都存在制造银行危机的风险，因此如何在开放进程上采取较佳的顺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的安排，无疑是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在我国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要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场结构，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垄断、促进有序竞争，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同时必须强调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强化市场纪律，建立银行民营化所必需的监管框架，有效控制其过度冒险行为，实施审慎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是银行业的风险如何有效地动态监管，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的问题。

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利益，而危及存款人利益的唯一因素就是银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只有控制住这些风险，金融监管的目标才能实现。金融风险发现得越早，处置得越及时，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越少，风险处理成本越低。但银行风险的积累是由宏观微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风险识别的困难制约了监管者控制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能力。国际经验表明，金融监管者在控制状况已恶化的问题银行的风险方面很成功，但在处理表面上健康的银行方面，效果却不理想。因为当这些银行偿付能力充足，所从事的风险投资仍有利可图时，监管者对这些银行的风险行为很难控制。从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比例、创新和其它合适的行为中识别出风险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持续扩张，银行的风险往往被掩盖。在危机发生之前，银行中的问题往往不能充分显露出来，象资本金充足率、坏帐比例等重要指标，并不会在危机发生前就表现出明显的不正常变动。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衰退，银行中的问题迅速暴露出来，及致倒闭并危害其他银行。特别是在经济出现泡沫的情况下，银行贷款中的泡沫随之膨胀并在经济形势逆转时迅速破灭，其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个别银行的倒闭，而是整个银行系统的不稳定甚至危机。

美国80年代早期曾因现场监管的削弱，对金融机构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发现了的，又因资金不足、措施不当等多方面原因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置，因而付出了失败机构增加，处置成本加大的代价。如在处置储贷机构危机时，美国联邦储贷保险公司允许大量实际已经破产的储贷机构长期维持经营，指望它们有机会降低风险、纠正不足，但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处置成本从198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末的3150亿美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提前发现风险，及时处置风险都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及时处置方面，很多时候受资金、政策及其它方面的制约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使本已相当严重的问题久拖难决。对此，极有必要完善风险处置的相关配套政策，为及时处置风险创造条件。否则，金融风险愈积愈大，处置成本会愈来愈高。

三、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银行热给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我国虽未有明确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办金融，但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新设立的金融机构是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民间资本。因此，民间银行在我国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已经存在，如何让其健康发展、扩大功能作用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曲折历程，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民营银行的发展道路。

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在全民办公司、层层办金融的热潮中，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和信托公司，如城市信用社鼎盛时期多达5000余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大批基层金融机构多数出现了严重的经营风险问题，甚至演变成支付危机，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进行治理整顿，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广东曾关闭了2000多家基层金融机构，政府被迫拿出380多亿元用以兑付信托公司和所属证券部、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遗留下的“窟窿”。

这些金融机构为什么失败呢?原因可以归结为多个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没有对金融机构形成正确的认识。只把它看成是融资实体，没有将它看成是“自私的营利”主体。相当一批金融机构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变成了违规经营的载体。例如出资人与经营者没有分开，许多信用社变成家族式机构，把信用社当作圈钱的机构，高息揽存、违规拆借，大量的贷款变成呆账、坏账。以海南为例。从1988年至1997年，海南共有 34家城市信用社、近10家信托公司。这些城市信用社和信托公司都是以支持建设海南特区为名建立起来的。由于批准时就是基于“多个机构多个融资渠道”的指导思想，而没有在监管上按照以风险为核心，将其视同求利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因此这些机构都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把大量贷款投入到自己的关联公司或股东企业，连本带利长期不还，而是反复借新还旧。资产质量差，债权债务关系混乱，是这些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1997年，由于海南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金融机构全面陷入困境。1997年5月受海口人民城市信用社主任携款潜逃案件的影响，该社储户产生恐慌心理而挤兑存款。继而琼山金海城市信用社由于股东大量贷款不还引起支付危机，随后波及全省十几家城市信用社，引发海南省城市信用社较大面积的支付危机，人民银行被迫进行清理整顿。在清理整顿中，由信托公司组建而成的海南发展银行，又由于组建不久陷入经营困难，人民银行即使提供了近四十亿元再贷款也不能维持其清偿支付能力，市民突击挤提储蓄的恐慌风潮日益扩大，最后甚至到了每个储户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现钞的地步，最后在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也被迫关闭。海南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民间资本介入银行，它就是为了赚钱。这个动机是我们立法的基础，更是我们监管的基础，切莫为了融资和效率的需要去鼓励民营银行。

二是既然民间资本办银行是为了盈利，就要围绕这个动机去明确产权、明确责任。而我们的金融机构都恰恰违背了这一条，导致大家都是银行的主人，却没有人对银行的失败承担责任。这中间涉及产权问题。而产权问题的核心本质是权、责、利的严格对称和内在

统一。中外金融机构之所以大面积经营失败，关键在于失败的成本可以外化给社会，金融机构相当于软预算约束，因此经营不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就成了众多金融机构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向民间资本放开金融领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为了保证其健康发展，有关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是必要的。

一是谨防政府过多的干预。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这是民间金融业实现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必要条件，也是民营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保证民营金融机构能顶住部分政府部门的强制干预，为它们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是首要的难题。

二是要在完善法律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严格依法准人与退出。只有这样金融机构才会真正优胜劣汰，才能堵住其向社会转移失败风险的渠道，硬化预算约束，才能迫使民营银行选择高素质的经营者，并且努力审慎经营。同时可以改变央行监管的被动局面，降低监管成本与风险，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是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金融稳定机制，及时对出现严重问题、破产或濒于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同时要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千方百计不惜成本防止金融机构破产转向允许破产，隔离破产事件，控制破产事件的影响扩大。即按市场原则处置金融风险，通过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和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破产的外在影响来实现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尊重市场纪律的目的。

四、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一是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与民营银行的新建问题。

我国银行体制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后，虽然形成了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层次、多种形式的银行业格局，但总体上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近70%的存、贷款增量仍然被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所掌握，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竞争力指标(IMD)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仍然是所有产业部门中最低的部门之一。上述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银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引入体制外竞争，用外部压力推动国有银行内部运行机制的转变和优化，遵循的是增量改革的思路。事实证明，这种改革模式的成效并不明显，虽然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无法担当金融改革的大任。国有银行垄断下的低效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系统内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且由于面临制度上的歧视和经营网点少的限制，民营银行在存款市场和结算市场上相对于国有银行的绝对垄断地位而言注定竞争力不足，会重复走上低效运作的老路。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除了要适当进行新建民营银行的增量改革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存量改革”上多下功夫，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彻底改造，推行银政分开和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革。要把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与民营资本的进入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银行所有权和经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让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中占有相当比重，最终实现国有银行业的民营化。

二是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硬化的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有隐性和显性。无论哪种，都存在道德风险加剧、市场约束软化的问题。尤其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其弊端大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覆盖面广，不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大而不倒”享受政府对其存款的隐性担保，其他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人也无存款损失之虞。这种制度的弊端是：一是在个别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通常采取返还存款准备金或者提供再贷款以增加银行额外的支付手段。这部分额外的货币投放事前并未打人货币投放计划之中，因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干扰货币政策的实施。二是随机性大。事先没有规则，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政府、股东、债权人、债务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各自到底应履行何种职责、承担何种义务不明隙。问题出现后，到底如何解决取决于各方的博奕能力，因此时间长，结果难以预期。三是极易引发道德风险。银行往往会热衷于短期投机甚至恶意经营，造成资源的错配，最后将风险转嫁给政府了事。同时激励了存款人只关心利率高低，不问金融机构信誉好坏，听任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四是中央银行的救助能力也有限度，不可能对所有危机银行都进行援助，是否援助取决于中央银行关于银行支付力的判断和稳定金融的考虑，通常会对陷入困境的大银行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救助，而中小银行受保护程度会降低，影响社会公众对中小银行的信心。

在民营银行发展的起步阶段，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存款保险制度，使之在更规范、有效和及时地处置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更规范和公平地对存款人实施保护和保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市场规律对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行为约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我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要坚持这样几条原则：(1)要从隐性变为显性；(2)要按照商业化原则由各金融机构出资；(3)要实行限额保险；(4)对各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要在各受益金融机构之间分摊。

三是公平与效率问题。

民营银行的发展可能解决了效率问题，而可能引发公平性问题。为防止此类问题产生，对民营银行的股东贷款、关联贷款要有严格限制。要制定有关公平信贷方面的法律，保障同等信贷权利的落实。

第三篇：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万解秋 谢金楼

摘要：

建立村镇银行是为了解决我国现有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低、竞争不充分、金融供给不足、金融服务缺位等“金融抑制”问题，更好的建设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但作为新生事物，研究发现村镇银行在建立及发展中还存在一些新的问题，本文从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现阶段促进村镇银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在商业性金融如何发挥政策性支农作用这一本质问题上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村镇银行

问题

可持续发展 政策建议

一、引言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城乡经济结构二元化，在金融领域，则突出地表现为城乡金融的二元化，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匮乏对经济发展起到一种抑制作用，但农村金融发展是世界性的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理论界形成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等多种理论流派。前者实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思想，中者是市场驱动理论，后者则是对前二者的折衷。其中“不完全竞争市场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贷款方对借款人的情况无法充分掌握，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培育出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这一理论更适合我国国情，是我们发展农村金融的理论基础，有学者研究表明，要以农村金融需求为导向，从整体角度调整农村金融组织的区域布局，构建需求型为导向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体系，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社会公共投资机构，实现金融组织的多元化是促进农村金融深化的有效途径（何广文，2005）。

村镇银行的成立正是实现农村金融组织多元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村镇银行的成立对于农村金融的改革将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农村市场存在局限性以及村镇银行的自身缺陷，村镇银行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农村金融深化还需要实践证明，但作为农村金融组织多元化的一种进步是需要我们呵护和鼓励的，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本文一共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第三部分提出我国村镇银行在运营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不足；第四部分针对村镇银行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最后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我国村镇银行发展历程及现状

2006年l2月20日，为解决部分农村地区“金融真空”和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等问题，银监会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1](以下简称《意见》)，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门槛。2007年1月22日，银监会制定并发布《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为村镇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合法地位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设立村镇银行改革农村金融市场的思路，被称为“增量改革”，村镇银行给农村金融市场带来了竞争，有效增加了农村的金融供给，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国村镇银行从2007年3月1号开始试点，全国首家村镇银行——惠民村镇银行成立，截至2009年末，共有148家为村镇银行成立，虽然村镇银行扩张速度较快，但距离银监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工作安排》设立1027家村镇银行的目前相距甚远，更严峻的是村镇银行的增速在放缓，2007年村镇银行开始试点，当年开业19家，2008年末攀升至91家，增量为72家，2009年57家的增量远低于上年。另外，截至2009年末已开业的148家村镇银行中，主发起人为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总共仅有30家，其余80%以上的主发起人为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其中又以城商行为主，传统的大型金融机构对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不高，截至目前，五大行仅发起设立村镇银行9家，其中，工、建、交行分别发起设立2家、2家、2家，对农村市场较熟悉的农行发起设立3家，中行则尚未涉足村镇银行。缺乏基层网点的政策性银行国开行较为积极，现有7家村镇银行。外资银行中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发起设立了7家村镇银行，汇丰的积极可能更多是出于布局中国大陆的战略考虑，而非看重村镇银行本身的盈利性。另外，汇丰系村镇银行无一例外都由汇丰独资所有。城商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设立村镇银行的动机更多的是想实现跨区经营，扩大业务范围，而且相当一部分机构和个人是看中了金融牌照这一稀缺资源。总体来看我国村镇银行发展良好，但增速太慢。

三、我国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

村镇银行由于身处农村发展面临着很多制约因素，如经营风险很大，抵押物不足，结算系统较为落后等，村镇银行在短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特定的问题，笔者经过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村镇银行并没有真正深入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三农”

根据《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本质上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因此它与其他银行类机构从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但“村镇”一词同时也刻画了其设立区域、服务对象，即“在农村地区设立，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农户具有一些“天然弱点”：抵押物不足、农业弱质性隐含的还贷风险和非生产性借贷等，而且农业具有投资回报周期长、盈利能力有限、抗风险能力弱等缺点，所以历来各种金融机构都不愿意与农民打交道，村镇银行成立之初，肯定会严格执行有关政策和法规，以服务“三农”为己任开展金融服务工作，但村镇银行在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实现“从一而终”的经营理念，它们会逐渐偏离服务“三农”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办行宗旨，寻求新的市场定位。

从已经成立的村镇银行来看，大多将其总部设在各试点地区的行政中心所在地，周边的金融和经济环境理想，商贸较为发达。从客观来看，其并未完全符合在金融服务空白地区布局的经营思路，村镇银行最终呈现“冠名村镇，身处县城”的格局。更有甚者，部分村镇银行没有专注“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小额农贷业务，而将目光放在贷款金额比较大的小企业主及出口企业上，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如何在服务三农的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盈利是村镇银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3.2 存贷比高位运行，警防流动性风险的发生

由于村镇银行是新开业的银行，社会公信力比国字号银行差，社会认知度比较低，所以村镇银行的吸储能力很低，加之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和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进一步限制了村镇银行资金的来源，而且村镇银行网点少，现代化手段缺乏，缺乏对农民存款的吸引力，村镇银行面临可贷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服务“三农”的规模扩张；与吸存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镇银行在贷款上却颇具优势，村镇银行是县域内独立的法人机构，决策流程短，从接受客户申请到最终决定，至多只需三天左右。如果担保抵押措施到位（如村镇银行认可的客户提供保证担保），客户当天申请，当天就可贷款。这对县域内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的短、小、急特点的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这一问题导致了村镇银行的存贷比持续高位运行，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已开业的172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148家为村镇银行）吸收存款269亿元，贷款余额181亿元，存贷比为67%，低于75%的监管高限。但事实上，村镇银行的存贷比普遍高于75%。以吉林诚信村镇银行为例，该行2007年3月1日获准开业后，截至2007年8月末贷款余额为1416万元，存款余额617万元，存贷比高达228.54%，而且存款多数来源于县域企业[3]。存贷比过高，一方面反映了县域贷款需求旺盛，村镇银行就地媒介资金能力很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村镇银行资金来源渠道有限。按照监管层的要求，银行类金融机构存贷比不得突破75%的红线。但出于对“三农”的支持，监管层对村镇银行有所放宽，要求其5年内逐步达标。持续的存贷比高位运行，村镇银行要特别注意流动性风险，一些村镇银行远离母行（特别是城商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而人民银行在很多县域没有分支机构和金库，紧急情况下外部支援能力有限。村镇银行总的存款规模小，要防范存款异动风险，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将对其声誉带来毁灭性打击，使其吸收存款将更加困难。

3.3 控股模式单一，导致各方利益主体动力不足

《暂行规定》对产权结构的安排是：“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不低于20%”，但大银行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时，一般都要求持股50%以上，要处于绝对控股股东地位。大中型银行对设立村镇银行不积极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村镇银行投资回报周期长、盈利能力有限，不如扩张分支行、网点效益高；另一方面，村镇银行如果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将对母银行的声誉和品牌造成伤害。此外，民营资本认为现有的产权结构安排下，民营资本股东的话语权太小，因而民营资本在短暂的热情之后，对村镇银行渐渐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对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改革也不利。

截止到2009年末，我国已有13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4]，这些贷款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银监会规定的最大贷款量，业务扩张能力受到限制，因此转型愿望比较强烈，但是银监会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里面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必须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这一规定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要把自己的控制权转让给银行，挫伤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的积极性。当然银监会坚持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最大股东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县域及农村信用体系的现状。现阶段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特别是在县城以下广大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二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的需要，三是确保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村镇银行能不能采用一种更加灵活的控股权结构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村镇银行的关键措施。

3.4 村镇银行结算系统孤立，成为网络时代的“信息孤岛”

部分村镇银行至今没有单独的行名行号，无法加入人民银行的大小额实时支付系统，只能进行资金的手工清算，汇划到账速度较慢，不能满足客户快速、便捷的服务要求，而且容易出现差错事故。由于村镇银行只是在县城的一个孤零零的点（极少数开设了一两个支行），村民存款、取款都必须要到网点来，让客户感到不便，缺乏对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吸引力，任何一笔从外地汇入的款项都是跨行跨区，汇费昂贵，加之在乡镇没有网点，取款不方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一般不会选择村镇银行作为汇入行，村镇银行在汇兑业务上竞争不过农行、邮储银行、农信社。很多农村地区是典型的“打工经济”，外出务工收入是当地经济的支柱，村镇银行失掉这笔业务，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存款来源。此外，村镇银行的通存通兑没有开通、银行卡业务缺失，汇路不畅也是一个大问题。

3.5 经营方式创新化与经营观念陈旧化的矛盾

传统的经营方式在农村金融市场是没有出路的，历史表明村镇银行要想在农村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创新自己的经营方式，如创新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贷款审批流程，创新具有农村特色、真正符合农村实际的金融产品等，但由于目前村镇银行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农信社的老员工，在经营观念上比较传统；而且由于《暂行规定》中规定银行金融机构必须是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这一点虽然保证了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的安全性，减少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但同时要防止大中型银行的管理输出，把村镇银行办成母行的一个支行，使村镇银行失去决策流程短、经营机制灵活的先天优势。

大中型银行有成熟的风险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和企业文化，作为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很容易把自己的业务模式照搬过来，初期可能会减少成本费用，但国有银行在农村的实践表明，农村市场具有自身的特点，照搬成熟的商业银行的客户定位对象，业务决策流程，贷款还款方式在农村市场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如何避免村镇银行走四大商业银行的老路，如何使控股股东向村镇银行输出经验并使之适应县域市场的特点是一大难题。

四、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四大国有银行和农信社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奢望村镇银行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作为农村金融组织多元化的一种创新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针对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4.1 明确客户群体，加强政策扶持，增强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

村镇银行的成立初衷就是为了深化农村金融发展，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目标客户群，有些学者认为根据农民当前的收入状况大致上有三类: 一类是文化水平落后、无一技之长、生产要素欠缺、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处于温饱水平以下。二类是正在脱贫致富的农民，已经实现温饱，从事简单的个体经营、种植业、渔业等。三类是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实现小康，从事规模化的经营活动（章芳芳，2008）。村镇银行扶持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农民。由于对象的特殊性，如何保持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实现村镇银行可持续经营的前提，笔者认为国家在政策上应该给予一定的优惠，首先可以适当放松利率管制，允许村镇银行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贷款人的资信情况在央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更大幅度的调整利率，放松村镇银行的贷款利率的浮动规模，一方面可以改善村镇银行盈利不佳的现状，增加村镇银行的利息收入，改善村镇银行服务于“三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利率市场化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试点；其次加大对村镇银行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力度，可以考虑以“先征后返”形式对村镇银行实施税收优惠，使其享受与农村信用社同样的税率和扶持政策，同时建议适当降低村镇银行银联入网门槛，促进村镇银行加快发展银行卡业务，实现资金周转的良性循环。

针对村镇银行不“村镇”的格局，银监会的思路是实行“东西挂钩、城乡挂钩”的双挂钩政策，即如果在全国百强县（或大中城市辖内）设立1家村镇银行，必须在中西部地区设立2家村镇银行；在国定贫困县设立1家村镇银行，可以在全国百强县（或大中城市辖内）设立1家村镇银行。另外要保证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方向，应该主要向国定贫困县、老少边穷地区投放牌照。

4.2 扩大村镇银行资金的来源，合理分配贷款去向 村镇银行资金来源匮乏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提高村镇银行的信誉度，提高村镇银行的服务质量是吸引存款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农村地区本来资金就很匮乏，而且农信社、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从城市抽水到农村，使“城市反哺农村”，解决村镇银行的吸存难，方案一是允许村镇银行总行设在地市级城市，但只能吸收存款，不能发放贷款，同时在县域设立若干分支行，既吸收存款又发放贷款。当然村镇银行在城市里面能不能吸收到存款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方案二是推动大中型银行设立“村镇银行事业部”，这一思路与银监会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思路一脉相承，即在机构、人员、激励机制上与银行的其他业务分开，能够把“三农”业务和城市业务适当区分开来，从而方便在内部管理上做出特殊的安排。其次，人民银行可以考虑对村镇银行实行相对较低的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给予村镇银行一定再贷款的支持，建立村镇银行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允许村镇银行进入现有的银行之间的支付清算系统，坚持现有的商业银行向经营状况良好的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政策，引导资金像农村市场回流，扩大村镇银行的资金来源途径。

在贷款去向方面，村镇银行应该努力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提高贷款覆盖面，防止贷款过度集中，减少村镇银行的风险，以吉林磐石融丰村镇银行为例[5]，截止到2008年9月已发放贷款782笔，贷款余额为2389万元，其中单笔贷款最大金额为200万元，贷款利率为6.27%，发放对象为非农民；单笔贷款最小金额为1000元，贷款利率为9.159%，发放对象为农民，数据显示信贷资金过度集中，风险较大；而对农民发放的贷款金额较小，利率较高，[6]00万元即使对一个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也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贷款，更何况对村镇银行这样旨在为“三农”服务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的小银行了。

4.3 完善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

允许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多元化，如果银行股权起到控股权作用，容易把村镇银行建成支行，因此深化村镇银行股权结构改革是提高村镇银行经营效率的有效途径，其中一种理想的产权结构是发起银行持股三分之一以上，吸收当地政府当二股东，两者相加超过50%，然后再审慎地吸收分散的若干民营企业股东(邓春宏，2010)。这种股权机构，发起银行能以较少的出资金额实现对对村镇银行的控制，地方政府也有动力给予村镇银行更多实质性的扶持，并推动其切实为“三农”服务。同时，地方政府入股将有助于提高村镇银行的信誉度，部分解决吸收存款难的问题，民营股东则能帮助村镇银行迅速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但是地方政府参与容易引起“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导致村镇银行经营效率低下，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同时降低地方政府的权利是以后可以探讨的问题。

另外一种方式是建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目前中国银行正与淡马锡控股公司合作准备成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村镇银行控股公司一旦成行，将以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式推进村镇银行的设立，并有望引进国际先进的微型金融运营经验。由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发起设立数十至上百家村镇银行，可以实现规模效应，控股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可观；其次，通过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的专业化经营和管理，适当引进国外先进的微型金融技术，可以提高村镇银行的管理水平；同时，在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模式下，村镇银行成为母银行的“孙公司”，与直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相比，即便个别村镇银行经营不善，对母银行的品牌伤害也较小。

4.4 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为解决穷人的生活问题，解决穷人的贷款难问题萌生了创建村镇银行的想法和信念，而且在孟加拉国严峻的外部条件下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并发展成为孟加拉国乃至全世界金融界的骄傲，可见金融机构是可以在农村地区生存并发展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在经营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贷款对象的准确定位，主要是农村地区的贫困妇女，完整的层级组织结构，其中5个人自愿组成一个借款小组，以6个小组为单位组成一个乡村中心是乡村银行运行的基础，独特的小组担保机制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违约概率，另外市场化的利率和宽松的还款期限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

其中借款小组和乡村中心是可以在我们村镇银行进行试验的，一些农村地区，民间金融机构存在一种只在“熟人圈”（通常亲眷除外）私人放贷的现象。在“熟人圈”内，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且双方的行为结果是可预期的，而且违约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样能很好地控制放贷风险。这种现象可称之为“信用岛”现象，因此农村地区信息不对称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可以将将社区农民分成若干小组，由小组成员对其他人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有时还有小组成员对某人的借款进行审议，对于及时还款者的下一笔借款给予利率等方面的优惠，从而形成了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在借款小组的基础上，可以由村里的干部或者威望比较高的人成立乡村中心，由于他们对自己本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可以控制村镇银行的贷款风险。其中惠民村镇银行历时三年探索出的“农村金融合作代理组织”制度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实践。因此，在大量、分散的“信用岛”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村镇银行合理利用“农村族间”信息相对对称这一特点，可以减低贷款违约概率。

五、结语

村镇银行主体明确，产权清晰，贷款审批机制灵活，为农村经济和农户提供了有效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支持；其较低和灵活的利率定价抑制了民间高利贷发展；而在许多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延伸的地区，更为农村提供了必需的基本金融服务。但村镇银行业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靠村镇银行完全解决农村地区的“金融抑制”是不现实的，同时农村的金融需求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在发展村镇银行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发展，如：农村资金互助社、NGO小额信贷组织等。

参考文献：

[1]刘雅祺,张非,王清漪：《微型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我国特色模式》[J].农村金融研究,2008(10).[2]阮勇.《村镇银行发展的制约因素及改善建议》[J].农村经济,2009(1).[3]王亮,雷立钧.《村镇银行建立对我国农村金融影响分析》[J].金融论坛,2009(11).[4]姚海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探索》[J].现代经济探讨, 2009(10).[5]祝晓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缺陷及改革》[J].经济问题,2009(7).[6]柳松,刘春桃.《村镇银行研究文献综述》[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12).[7]丁忠民.《村镇银行发展与缓解农村金融困境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7）.

第四篇：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银行保险]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张 浩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12 [摘 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是现代商业银行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际上银行发展的战略要点。我国商

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存在分业经营制约银行中间业务发展,中间业务品种少,经营范围较窄,产品市场营销

不到位,缺乏专业人才,风险防范意识不足等问题。因此,加强中间业务管理,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开发新产品,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强化市场营销,加大中间业务的人力资本投入,建立健全中间业务的风险管理机制,才能加快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拓宽收入渠道,培养商业银行利润的新增长点。

[关键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1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880(201003-0126-0

2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概述

(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定义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作了如下定义:“暂行规定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银行机构”,“本暂行规定所称中间业务是指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表内负债,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

具体而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不需向外借入资金和不必动用自己的资财,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和现代电讯技术与设备,替广大客户办理各项收付,进行担保和其他委托事项,提供各项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中介业务。

(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分类

中间业务由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表内负债,但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组成。主要分为九大类:支付结算类中间业务(包括支票、汇票和本票、银行卡业务、代理类中间业务(分为代理政策性银行业务、代理中国人民银行业务、代理商业银行业务等、担保类中间业务、承诺类中间业务、交易类中间业务(其中分为远期、期货、期权、互换业务四类、基金托管业务、咨询顾问类业务和其他类中间业务。

二、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分业经营制约银行中间业务开展

在金融混业经营制度尚未全面开展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经营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被限定在有限的种类上。而与金融现代化相适应的知识密集型中间业务在我国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仅政策空间小,而且由于我国经济金融体制的障碍,导致“买方”市场缺乏,交易主体和交易量非常有限,有些实际上已经处于禁止的状态。如:信息咨询、资产评估、理财业务以及

融资类业务等只占很小的比重;承诺类、租赁类、资产管

理类等一些手续费高、很有发展前途的中间业务刚刚起步,并且大部分处于低水平运做;投资银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类中间业务几乎是空白。然而,这些业务恰恰都是能够为西方商业银行带来最主要的非利息收入的中间业务。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混业经营方面的监管有所松动,但是分业的大框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中间业务的开展仍受到法律法规限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非常不利于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

(二中间业务品种少,经营范围较窄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所从事的主要是传统的中间业务,其经营范围较窄,品种单调,并且缺乏特色,层次较低,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吸引力。主要集中在代收代付、结算、结售汇等筹资功能强、日常操作简单的结算类、代理类等劳动密集型业务。而技术含量高、为市场提供智力服务并从中收取手续费的资信调查、资产评估、信息咨询、个人理财、企业信用等级评估以及金融衍生类品种才刚刚起步,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展。从收入来看,国外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一般占到收入的40%~50%,而我国银行中间业务水平约为15%左右。

(三中间业务产品市场营销不到位多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一直将“大众营销”和“市场占领”作为其经营的重点。商业银行设计出某种中间业务产品后,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将这种中间业务产品标准化,适合于一般大众购买。新产品的推出一般需要大量的广告宣传,而且标准化的产品也很容易被其他银行效仿。并且,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总分行制,各基层行的业务品种都是由总行统一推出,因此,各基层行缺乏对中间业务品种的自主制定权,使得其推出的大部分中间业务品种同一些地区的市场需求不相符,缺乏针对性。这显然与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市场现状相去甚远。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在推广中间业务产品过程中缺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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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010年第3期总第189期黑龙江对外经贸

H LJ F 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 rade N o 13,2010Serial N o 1189 的促销手段,被动地等待客户上门,客户对中间业务的办理、收费等情况没有及时了解,对新品种的认同度低。市场调查显示,各家银行只有两三个业务品种能够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其他大多数品种公众认同度低、开办范围小、使用局限多。

(四中间业务发展缺乏专业人才,服务手段落后

中间业务是建立在金融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密集型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间业务属于高级服务的层面,因此中间业务的发展需要大批知识面广、实践经验丰富、懂技术、会管理、能恪尽职守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处在

传统金融服务与现代金融服务之间,实力较强的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仅达到行业性、区域性联网的初级阶段。另外,我国商业银行从业人员虽然大部分都具备了一定的学历和专业知识,但精通法律、金融、计算机等多方面知识的复合型、综合型人才相对缺乏,使得中间业务难以向纵深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和制约了中间业务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五风险防范意识不足

中间业务是表外业务,出现的风险不能及时地在财务报表上真实反映,其风险具有潜在性和滞后性特点。中间业务品种较多,个性差异很大,其风险还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的特点。特别要注意的是担保类风险,根据《巴塞尔协议》,担保类业务的信用转换系数是100%的,也就是说,担保类业务风险与贷款业务风险是一样的,一旦担保类业务所隐含的风险转化成现实的风险,将会给银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科学风险防范机制,这将不利于银行的发展。

三、我国商业银行加快发展中间业务的策略选择(一加强中间业务管理,完善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我国金融业一直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造成各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的经营原则、经营范围难以把握,完全由各行根据自己的理解实施,缺乏较为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因此,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加快中间业务发展的规划和指导,不断、适时地对相关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为国有商业银行发展创新型的中间业务提供有利条件。从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业的发展均经历了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发展轨迹,混业经营是世界金融业的趋势,只有在混业经营做好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开展中间业务创新,因此各商业银行应尽快实现从“分业”向“混业”的转变,实现与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快速接轨。

(二开发新产品,提高中间业务收入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经营重点是传统的中间业务,这些业务耗费成本大,而收入低,针对这种情况,应积极开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中间业务。例如,对于

咨询类的中间业务,商业银行一般是不收费的,商业银行应改变经营策略,在这方面的中间业务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理财类中间业务也是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应侧重的方面,代客理财,不占用自身的资金,风险相对较小,银行不用投入大成本就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类似于这样的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强化市场营销

首先,要深入调查市场需求、市场反应、同业动态、产品替代等问题,争取推出市场反应强烈的产品。其次,要确定明确的营销目标,采取有效的促销手段。区分客户是有效促销的第一步,这一点可以借鉴香港的商业银行,将客户按在银行的财富值来分类,可以分为富裕客户、大众富裕客户、大众客户三大类。区分完客户群体后,就可以采取不同策略,各个击破。对于富裕客户,与之建立以客户经理为基础的深入关系,对此类客户可选择信函寄送宣传资料或上门服务的形式加强产品宣传。在具体业务操作上,最大限度引导大众客户向低成本自动化渠道转移,降低大众客户服务成本。配备专职的客户经理,为高端客户提供一对一的差别化服务。

(四加大中间业务的人力资本投入

中间业务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商业银行要想在中间业务上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在这方面加大投入,通过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优化专业人才的人员结构、知识结构,提升服务水准,提高中间业务的开发和竞争能力。商业银行不仅要从思想上转变对中间业务的看法,还必须从实际上付出行动,即要加大对中间业务的人力资本投入。因此,壮大中间业务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适应业务发展需要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自身的地域经济以及行业优势,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金融复合型高级人才。现在是国外金融危机严峻的时刻,这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是一场“人才及时雨”,商业银行可以采取相应策略从中吸引人才,逐步建立起一支综合素质强的人才队伍。

(五建立健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风险管理机制

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国际银行界通行准则制定出切合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报表制度、业务发展激励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法规、政策、道德和业务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商业银行要针对中间业务的特点,研究中间业务的风险识别标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完善风险监控体系。对不同特征的中间业务风险采取不同的办法转移、控制和化解,特别是涉及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监管,要与《巴塞尔协议》接轨,让这些业务在报表中反映出来,约束其风险和规模。

[参考文献] [1]任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与经营策略[J].经济研究导刊,2009(11.[2]杨锦.阻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成因分析[J].浙江金融,2009(6.[3]雷璇.浅议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J].大众标准化,2009(S1.[4]谷志刚.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拓展与创新[J].河北金融,2009(6.[5]邢冰.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模式[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8.[6]林惠英.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路径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8.(责任编辑:梁宏伟 — 7 2 1 —

张 浩: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第五篇：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

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30%，在一些一般性竞争领域，更是超过了70%。乞至今日，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格局已全面替代政府为主投资模式。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为吸纳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资料表明，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中约有65%在民营企业实现了再就业。在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纳税主体，而且，民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其经济增长越快。民营经济已经由所谓的“边缘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1、总体实力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民营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国民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广义民营经济2003年创造的增加值占GDP65%（其中外资经济约占15%左右），2004年估计在66%左右。2004年1-9月，民营经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5%，比全社会工业增加值高出2.5个百分点，比国有经济高出5.7个百分点；所占比重2003年1-9月为56.1%，2004年1-9月上升为57.3%，增加1.2个百分点。2004年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2969亿元，同比增长38.28%，其中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481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比重为65.39%，同比增长35.61%。在这些企业中，集体企业实现利润399亿元，增长31.4%；股份制企业4338亿元，增长39.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2826亿元，增长28.9%；私营企业918亿元，增长42.5%。2004年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3.23万亿元，同比增长32.8%，其中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实现8.14万亿元，所占比重为61.51%，同比增长37.1%。

2、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了再就业岗位，成为我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民营经济的新增就业量占全社会新增就业比重继续上升，仍然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广义民营经济即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就业增长率2003年为1.47%，高出全社会0.53百分点；2004年民营经济就业增长率将达到1.5%左右，高出全社会0.5百分点左右，其中私营企业就业量2004年上半年增长9.65%；2004年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私营经济新增就业将超过600万人。广义民营经济单位就业量（包括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比重2003年为90.8%，2004年将超过91%，其中民营经济在第二、三产业的比重2003年为81.9%，2004年将超过82%。

3幅度有所回落，但占全社会比重仍然较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7.7%，2004年1-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7.7%，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9.9%，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37.4%。民营经济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2003年为61%，2004年1-9月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2.4%，其中内资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0.3%；民营经济企业纳税总量快速增长，成为国家财力增加的重要力量。广义民营经济缴纳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收入的比重2003年为66.5%。2004年1-9月份为71.1%，其中集体企业为

3.61%、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合计为31.27%、私营企业为7.46%、个体经营为4.46%，涉外企业为20.98%。全社会税收收入的增长率2003年为20.4%，2004年1-9月为26.2%；国有经济缴纳的税收增长率2003年为9.9%，2004年1-9月为14.8%；民营经济缴纳的税收增长率2003年为20.6%，2004年1-9月增长率为31.1%，高于全社会近5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出口额保持高速增长，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生力军。广义民营经济出口占全社会出口的比重2003年1-9月为67.3%，2004年1-9月为73.6%；2003年全社会出口的增长率为34.6%，2004年1-9月为35.3%，广义民营经济出口增长率2003年1-9月为45.3%，2004年1-9月为48%，高于全社会12.7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尽管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既有体制、政策等因素造成的困境，也有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弱点导致的发展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观条件对民营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限制

1、行业准入受到限制。虽然政策规定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民营企业的要求往往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明宽暗管”现象十分严重，即便是一些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行业，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在融资、用地、收费等方面，民营经济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2、融资方面还不便利。难以从银行借贷资金，也难以进入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民营经济在获取资金的支持上一直处于相对不平衡的状态。调查表明，国内民营企业在近年通过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系统融资的比例，始终没有高于它们得到的资金的20%。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证明，民营企业的投资贷款根本没有，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中的99％都给了国企。当然这一数字或许有一定的水份，但民营企业获得贷款的弱势地位却是普遍认可的。另外，由于股市融资存在“所有制”歧视，国家对民营企业严格上市条件和审核程序，民营企业很难通过这个渠道融资。

3．税费负担还有些不尽合理。据测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税赋负担率总体上比内资企业约低5个百分点。在一些领域，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免税、减税和缓税等优惠政策，而民营企业则无权享受。

4、权益保障不够，立法不够完善。中国内地对公民的投资性资产没有法律明文保护，《刑法》中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条款也显不足，法律上对公民投资性资产的保护很模糊，促使私营企业主把资产转向境外，导致资本外逃，不利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