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比较,有什么不同？[5篇模版]

第一篇：中美两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比较,有什么不同？

目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申请量已据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外观设计专利大国，外观设计专利权在中国的专利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大多数国家的规定不同，中美两国都将外观设计专利制度规定在一部专利法中，但是由于两国的法制传统、司法理念和历史背景不同，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也有很多不同。中国专利法对外观设计的有关规定见于《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美国对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主要规定在专利法中，即现行美国专利法第16章-“外观设计”，包括第171条的“外观设计专利”、第172条的“优先权”和第173条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除此之外，美国专利法中还有一些规定也适用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如关于非显而易见性的规定、关于专利申请和审查的程序性规定，以及权利内容、侵权认定等等。随着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逐渐趋于一致，认真研究中美两国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的差异，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国外的申请人，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不同

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专利法所称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美国专利法第171条规定：“就产品而发明的任何新的、原创性的和装饰性的外观设计，其发明者可依据本法的规定和要求获得专利”。尽管两国法律中外观设计的定义均针对“产品”，但是何谓“产品”，两国的解释是不同的。中国的《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4.3.3节全面规定了不给予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其中指出，外观设计“产品”是指一个完整的产品，产品的不能分割、不能单独出售或使用的部分，如鞋帮、帽沿、杯把，是不被认为是外观设计意义上的“产品”，因此不能单独提出申请保护；而在美国，尽管法条上使用了“产品”的字眼，但是根据法院的判例所作的解释，美国专利法第171条只是要求“任何新的、原创性的和装饰性的外观设计”须使用于特定的“产品”上，但并未规定必须为完整的“产品”；同时，美国外观设计所保护的是对工业品所做的装饰性的设计，而非“工业品”本身。由此而带来的保护范围的不同在于：在美国可以申请“部分外观设计”，但是保护时，其一定会延伸到某一个具体的完整的“产品”；而在中国，申请保护的“外观设计”和授权之后受到保护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两者是一致的。或者说，美国的“部分外观设计”可以覆盖多个实施例，而不局限于该“部分外观设计”所依附的某一个具体的完整的“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外观设计保护只能及于所请求的“产品”本身，如果想要保护多个实施例，就只能逐一提出申请。

中国强调外观设计专利实体的完整性。保护整体。美国则可保护局部。

二、审查程序不同

中国对外观设计申请，只进行初步审查，并不进行实质审查。根据中国《专利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根据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外观设计申请的初步审查范围包括：“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的规定，或者不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或者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本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或者依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由于外观设计不进行实质审查，所以授权的速度远远快于发明专利申请，在目前的专利审查实践中，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一般都在申请日起一年之内。

美国专利法第171条的第二款规定： “本法与发明专利有关的规定，适用于外观设计专利，除非另有规定。”因此，美国专利法中还有一些规定也适用于外观设计专利，如关于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的规定，关于专利申请和审查的程序性规定，以及权利内容、侵权认定等等。最显着的区别就是美国外观设计专利要进行实质审查，因而其授权质量要高于中国的外观设计。

三、申请文件的区别

由于美国外观设计专利要进行实质审查，其申请文件也会出现“claim”（权利要求）和“Description”（说明）等字样。在“Description”中，给出了各个视图的描述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通常，会有一句声明：“The portions of the drawings shown in broken lines form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即：图中的虚线部分不属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范围。

依据中国《专利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以及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等文件，并且应当写明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及其所属的类别。又依据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必要时应当写明对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可见，中国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中，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属于必备文件，而简要说明则属于非必备文件，只能在必要时才需要提交。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简要说明所记载的内容范围：“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应当写明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的设计要点、请求保护色彩、省略视图等情况。简要说明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也不能用来说明产品的性能。”

很多专利有类似于这样的话：The ornamental design for...，as shown and described.四、关于部分外观设计在中国的申请

所谓部分外观设计是指针对产品的某一部分的形状、图案及位置关系所作出的新设计，不是指对组成产品的零、部件进行的外观设计。部分外观设计可以理解为是对产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诸如照相机的镜头部分、钳子的把手或运动鞋的鞋帮所作的设计，均属于部分外观设计。由于这些部分外观设计无法从其各自的本体分离，所以必须在图面中绘制出包含该部分外观设计的照相机、钳子及运动鞋的整体。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较早地开始了对部分外观设计进行保护的制度。在国外到我国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图中标示有实线部分和虚线部分：实线部分为要求保护的部分，是产品设计的要点，即产品的部分外观设计之所在；虚线部分为不要求保护的部分，即产品的公知部分，但由于公知部分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故又不局限于其所表达的公知部分。

中国尚未实行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目前，处理这类申请的做法是要求申请人将虚线部分改为实线，即将原来的虚线部分和实线部分合在一起，整体上作为一个产品进行保护。

五、部分外观设计与优先权证明文件不一致的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目前对部分外观设计的处理，是将虚线部分改为实线，即将原来虚线部分表示的部分与本体部分合在一起保护。然而，虚线部分改为实线后，导致外观设计申请文件与优先权证明文件不一致，申请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一件关于钳子的把手的部分外观设计，将虚线部分的钳子口部分改为实线后，产品名称应相应地改为“钳子”。这种申请主题的改变导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员不承认部分外观设计的优先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承认部分外观设计的优先权的做法还会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中国的申请文件中出现虚线，审查员会根据国家的机械制图标准认为属于“看不到”的部分，如果将虚线改为实线，则认为又不满足中国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超出了原始公开的范围，因此必须删除，而删除虚线后，就成为了“部分外观设计”，而部分外观设计又不受中国专利法的保护。这就迫使国外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文件的时候，就要将虚线改为实线，从而无法享受优先权。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外申请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各国遵循专利独立原则进行审查，由此引起的不一致不能用来对抗《巴黎公约》的优先权原则，并为此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抗争。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法律实务上，质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做法的合法性，尚无成功的案例。

六、其他值得注意的区别

根据美国专利法第171条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应享有与发明专利权人一样的权利。又依美国专利法第154条，这些权利包括制造权、使用权、许诺销售权、销售权、进口权。

而根据中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因此，中国的外观设计权利人只享有制造权、销售权、进口权。[ivan：使用权不限制，哈哈]

两国对外观设计的授权实质条件也有明显的不同。美国专利法第171条第一款的规定，获取外观设计专利权应具备三个要求：即产品，装饰性，新颖性。根据第二款的规定，获取外观设计专利，还必须符合发明专利中的“非显而易见性”的要求。而中国《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国内公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的解释，中国《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称的“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完全等于专利法意义上的“新颖性”概念。而是依据TRIPS协议的规定，接近“原创性”的概念。只是学者们通常习惯地称之为“新颖性”。对照中美两国的规定，中国外观设计的授权条件明显地要比美国宽松。

此外，《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2.2节规定了对中国外观设计申请文件的图片或照片的要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就每件外观设计产品所需要保护的内容提交有关视图（图片或者照片），清楚地显示请求保护的对象。其中的”有关视图（图片或者照片）“，就立体外观设计产品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的，应当提交六面正投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仅涉及一个或几个面的，可以仅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和立体图；就平面外观设计产品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一个面的，可以仅提交该面正投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两个面的，应当提交两面正投影视图。”

由于中国要求的是提交正投影视图，所以，图面上不能出现阴影线或表示效果的线条。而美国专利法没有这样的要求，外观设计图中使用阴影线或表示效果的线条是司空见惯的，这也是国外申请人向中国提交的外观设计申请大多数都要进行补正的原因。

七、外观设计专利在中国的保护力度

在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由于具有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审批时间短，授权快的优点，近年来申请量逐年攀升。除了《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独占性权利的内容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略有区别外，外观设计专利与这两类专利的保护力度并无二致。但由于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故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又具有其特殊性。特殊性之一，在专利侵权诉讼或行政处理程序中，一般不会中止审理程序。这是由于目前对外观设计的图片或照片检索尚不能完全实现计算机检索，一旦被外观设计专利权人指控侵权，被指控一方很难通过检索获得在先公开的对比文件，也就很难获得有利的证据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或进行公知技术抗辩。特殊性之二，起诉时不需要提供证明其专利满足授权实质条件的检索报告。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不经过实质审查，在专利侵权诉讼或行政处理程序中，也不需要专利权人提供证明其专利满足授权实质条件的检索报告；相比之下，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审理或处理涉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时，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可以要求专利权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这无形中减轻了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也缩短了诉讼过程。上述的特殊性，给外观设计权利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美国对外观设计实行实质审查制度，如果一项外观设计已经在美国通过严格的实质审查，那么，其在中国受到专利保护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

上述中美两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的根本差异在于：美国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对部分外观设计进行保护，其保护范围不但及于外观设计申请文件本身所体现的产品，还可以扩展到以部分外观设计为设计要点的多个实施例中，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内容，同时通过实质审查等程序保证，使得外观设计专利授权质量高，权利状态稳定，起到了鼓励外观设计申请的积极作用；而中国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目前不保护部分外观设计，申请人要想达到与美国外观设计专利同样的保护范围，一是要将多个实施例逐一申请，二是由于目前利用优先权申请外观设计仍存在着法律障碍，因此还要在提出美国外观设计申请后，尽快地到中国申请外观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韩国已经先后引入了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日本在2001年1月6日所施行的意匠法中，首次导入部分意匠的概念，对产品中具有新颖性的部分提供了部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韩国亦在2001年实施的《外观设计专利法》中，将部分外观设计纳入到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中。

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多次在各种场合下提出了引入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主张。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研究课题指南>中也认为，目前“关于外观设计专利的研究工作相比落后于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通过多年的实践，在我国关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对象、能否对产品的部分外观提供保护、判断相同或者相似的参照基准、专利侵权判断的方式等，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许多专家学者强烈主张，针对这些问题，调整《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有关规定已经刻不容缓。”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引入部分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外观设计保护制度一定会与国际上的外观设计保护制度趋于一致。

第二篇：中美两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美两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 值取向和国情，这就决定着中美两国的教育 观念、教育模式和方法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将中国的基础教育与美国基础教育进行比 较，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打基 础的教育，“学多悟少”；而美国的教育是 培养创新能力的教育，“学少悟多”。究竟 是“学”好还是“悟”好？20世纪英国著 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曾经说 过这样一句话：“教育培养人是个极其复杂 的题目„„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点我可以肯 定，那就是决没有普遍适用而简单易行的办 法。”每个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后的成长情 况，其不单单是由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 育体制和教育方法所决定，因为在学生的成 长过程中，社会、家庭、学校教育和个体四 者共同起着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仅凭着部 分学生的发展情况，来断言整个教育体系的 合理性，这样显然是不合理的。二 中美基础教育的差异

中美基础教育孰优孰劣，不同的人持有不用 的观点。比如，如果比较的是数理化课程，中国 的基础教育肯定超过美国；但反之如果比较 学生的实际能力特别是实践动手能力和创 新能力，美国的基础教育则一定超过中国。

中美基础教育为什么存在着这种差异呢？ 首先，中美两国有着极为不同的教育传统，中国基础教育注重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

学生对知识的本身的掌握，注重培养学生求 同思维。而美国则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进 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 识的拓展和创新，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和发散性思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育侧重于

知识的静态接受，而美国教育则侧重于知识 的动态掌握；中国是一种模式化教育，而美 国则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正如诺贝尔获奖 者杨振宁教授所说的，中国和美国教育哲学 是相当不一样的，美国教育哲学对前30%-40%的

学生有好处，因为他们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学习，可以跳跃式学习，这种学生通过训练可 以很快取得成功。而中国教育哲学对后 30%-40%的学生有好处，因为这些学生通过 按部就班，有了扎扎实实的打基础的过程，有成才的机会。

其次，不同的国家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有 不同的理解。以数学为例，我国教育界历来 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运算是数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中小学阶段需要去记大量的公式 和定理。而美国则认为知道去哪里去寻找这 些定理和公式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可以查到 这些公式和定理，就无需伤神费力的去记 忆，人脑完全可以省下来去思考其他得东 西，比如这个定理有应用价值吗？我是否有 必要去学？等等。

我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独立于计算机 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储备知识，尽可能快地提

取知识，因而中国学生的大脑在这两方面是 得到了充分的训练。美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前

提下，放弃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的工作领域 所需的能力，只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无法工 作的领域所需的能力因此，当凭借课堂成绩拿奖学金的时候，美国学生 往往比不上中国学生，但在可以充分利用信 息工具，在具体的实践领域，搞一些具体的 研究性工作时，中国学生往往就比不过美国 学生。因此可见，在开发大脑的内在功能上，中国的教育更胜一筹，但在利用各种信息工 具解决问题和进行创新，美国的教育的优势 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从价值取向上看，美国的基础教育是从 个人主义本位出发，个人至上是其传统的价值 追求，美国基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 造性。中国的基础教育则是从社会本位出发，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其传统上 的价值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基础教育所进行 的个人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也都是和价值 观念相关的。这与美国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教育 有着根本的区别的。

比如说，具体的教学活动中，美国鼓励学生有 自己的见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独立 的进行个性化思维活动习惯的培养，注重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政治、宗 教、历史等很多方面的很多问题都禁止教师提 供唯一正确的答案，鼓励多种不同见解的存 在，反对教师代替学生思维。而中国教育侧重 于求同思维的培养，在考试的时候，考核的重 点常常是学生的知识储备，客观试题几乎充斥 于各科学科，考察学生的答案是否和考试标准 答案一致，侧面的引导了学生要和教师规定的 唯一答案要一致，这样得结果是使得绝大多数 学生依赖教师的思维和教学。这和美国禁止提 供唯一答案是绝然不同的。

美国教育强调个人，中国教育则强调尊爱他 人。古人云，尊爱自己本为天性，毋须后天培 养。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相对于美国 的个人主义化的教育来说，优越的多。中国基 础教育应该在保证社会本位的大前提下追求 学生个性化和创新能力的最大化的发展。

最后，中国的基础教育重视扎实性,而美国 教育重视多元性；中国的教育注重纵向的深 度，而美国的教育则注重广度；美国的教育 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和自立的精神，中国的 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相应的，美国有宽松、自由的氛围，能够充 分照顾每个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而中国基础 教育则沉闷的多了。中国基础教育的特点是 进度快、难度高、知识点多、抽象度高，常 常美国一周讲的内容，中国十分钟就可以讲 完，加上学生有高考的压力，相对国外来说，学生所受的压力较大，引用杨振宁教授的话 来说中国教育窄而僵。由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在教育观念、教育模式和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 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模式教育；，强调个人主义，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从 本质上讲，侧重于创新还是侧重于打基础是 美国基础教育和中国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正如诺贝尔获奖者杨振宁教授所说，中国与 美国的基础教育，不能讲哪一个好，哪一个 不好，要因人而异。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中国学

生，应该让他们多创新，对于美国学生，应 该让他们打好基础，这样互相弥补，是最恰当的。

三 思考

美国的教育界正在向东方国家学习，开始抓 基础。2001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一 项教育改革法案，拨款240亿美元加强中小 学教育的投入与管理，要求所有中小学必须 举行阅读考试（近似我国的语文考试）与数 学考试，学生必须考试合格方能毕业，只有 学生成绩达到合格要求，学校才能得到联邦政府 的额外拨款。如果连续3年不合格，校长和 教师就要走人。该项法案以绝对优势得到通过。

只有比较，才能借鉴；只有借鉴，才能提高。美国已经行动起来，我们也应该赶紧行动起 来。可以看出，美国的基础教育的改革重点 是在创新的基础上弥补基础。中国的基础教 育传统上过于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爱 国主义和求同思维，而没有充分重视培养学 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所以我国的教育应该是 在基础的基础上加大创新。

(一)课程设置和课程要求

我们应充分考虑到儿童青少年学生的身体、智力和心理发育的阶段性、渐进性。不同时期的

学生应该具有不同的学习任务，不能片面的 追求知识而过多的设置课程，要知道知识的 掌握是无止境的，知识的来源也是十分丰富 的，不能把眼球只锁定在教材上，应该给学 生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给那些有特长的学 生提供足够的个性化发展的自由，为他们提 供足够优越的学习条件和必要的学习指导，让更多得钱钟书诞生。

美国没有全国性的课程标准，但各州、郡甚 至学区都可以自行编订课程标准。从总体上 看，美国的课程设置相当灵活，主要包括必 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必修课所占的学分较 多，内容广但不深，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选 修课种类众多，主要是依据学生升学、就业 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定，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自由的去选择，取得规定的学分 即可。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完全 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强调生活的基础，关 注生活经验，引导多元发展，更多的从社会需求

和学生生存需要的考虑,设置符合我国国情 的课程标准来。

(二)教材

我国的教材相对于美国来说，就枯燥的多 了。拿美国的《文献》来说，文章的内容有 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各类题材，而且，每一题材也都由若干篇不同时代、不同类型 风格的不同的文章组成。文章之外，还配有 背景报道、作者介绍等相关内容。此外，每 一课还专门列有相关文章的文献网址，从而 方便学生的课外阅读。国外体裁之多、内容 之广，这都是国内语文课本无法比拟的。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教材注重知识面上 的拓宽，轻视对知识深度的过分挖掘；重视 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训练，轻视 对知识的死记硬背；重视学生学习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等培养，轻视求同思维的过 分培养，从而对我国教材内容、编排等进行改革。

同时，美国的教材图文并茂，生动形象，我 国在教材排版上也可以吸收它这方面的经验的。

(三)课堂教学

我们的课堂教学，课堂容量大、要求高，课 堂氛围比较严肃。这样虽然给学生打下了系 统扎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课堂不活 跃，老师讲得多，学生思考得少的弊端，典 型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而美国课堂氛 围自由、宽松，上课期间学生可以随意走动，自由辩论，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典型的以学 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的吸收美国教育的模 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即何克 抗教授提出的主导--主体教育模式，改进传 统的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具体措施有：

首先，优化教学目标。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符合将来就业需 求的具体的教学目标，并制定出相应的评价 方案，保证教学目标的落实。

其次，调整课堂结构。突出学生为主体，自 主学习、自由发展的思想，克服学生等着教 师“喂”着吃的教学现象。

然后，加强教学方法。要循循诱导、正确引 导，提高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 力，教师应转变角色，由传统的传道授业解 惑者转变成组织者、促进者，由管理者转换 为引导者，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转换为合 作者。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使用适 合该课程的各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比如探究 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等。

最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要建立融 洽的师生关系，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融 洽的、自由的学习氛围。鼓励教师学习和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和制作计算机教学辅 助课件，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充分利用学校 提供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在教学过程中能实 现信息化和课程的整合。

(四)其他方面

在加强以上方面的同时，还要提高教师待 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同时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提高

教学质量。四 总结

通过上面对中美两国的基础教育进行比较后，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最理想的教育是将中美

两种教育模式的优势相融合，这样将即有扎 实深厚的基础又有创新。但是由于这两种教 育模式是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所以

融合起来有着相当大的难度。中国的基础教 育和高等教育目前确实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和弊端，美国的教育确存在着许多优点和先 进之处，值得中国教育借鉴和学习。但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要完全以美国教育 为榜样，全盘吸收，要知道中美两国的教育 体制是根植于两国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以 及价值取向的，无论谁都不可能完全吸收对 方的精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教育反映 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适宜美国现在的

教育方法并不一定就完全的适合中国的教

育。因此，中国的教育必须是建立在适合中

国的国情基础上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的社会 文化内涵。那么，如何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 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是我们今后教育研究的重心所在。

第三篇：中美两国物业管理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物业管理比较分析

发布日期:2013-07-17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美国新移民，来到大洋彼岸购房居住；也有人来美国购买了自己的度假屋，每年与家人过来享受假期；更有人将目前的美国房产作为投资佳选，一掷千金。无论什么目地的美国购房者，在心满意足拥有了完美的房屋后，想到的便是今后的居住，小区的管理。

美国的物业费相对中国是比较高的，例如迈阿密著名的滨海公寓Trump Tower，物业费每个月近人民币28 元/平米，一年的物业费占到房屋总价的0.9%。而上海著名的高档小区世茂滨江花园每月的物业费仅人民币5 元/平米，只有房屋总价的0.4%。面对如此高昂的物业费，很多人不理解，也很不情愿。在中国许多居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时常发生。例如服务质量常有不令人满意，个别居民拒付物业费，物业管理公司运作困难，服务质量进一步下降，对于继续缴纳物业费的居民是相当得冤枉。

所以，美国相对高昂的物业费，很多人总有迟疑。对于这一点，可以说，专业化管理是美国物业管理最显著的特点，业主的每一分钱都会花得让人心服口服，绝不冤枉。我们可以从中美物业管理的模式对比来看出个所以然。

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性质

中国——民间组织，由业主自发票选出，监督物业公司的服务的群众组织。组织结构随意，管理模式较为松散。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作，运作管理严格规范。

美国有些州规定业主委员会要拥有自己的网站，将业主委员会每月或者每季度召开董事会的会议上传到网上，让人们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的业主委员会都购买意外责任险，若发生大的法律诉讼，把可能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关于业主物业费拖欠问题

中国——物业公司交涉、追讨。不交物业费的业主，继续享受服务以及公共设备，导致更多业主也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只有上诉程序追讨物业费。

美国——强制缴费如果有的业主拖欠物业费，业主委员会有权通过司法听证，将业主的产权进行拍卖，或是在业主将房产挂牌出售时，将房产扣留，不允许出售，直至业主付清物业费。有些州，例如得克萨斯州，业主委员会甚至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就可直接将拖欠物业费业主的房屋进行拍卖。

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

中国——基本物业配套服务。大多数小区物业公司的职能是维护绿化，安保，公共区域和设备的维护。游泳池、会所、健身房等都需额外付费才能使用

美国——免费、额外的高端服务。安保、车辆保管、绿化养护、洗衣熨衣、看护儿童、护理病人、代订代送报刊，通报天气预报和股市行情等贴心服务。

高档寓所有五星级酒店式服务，例如本文最初提到的迈阿密的Trump Tower，提供包括24 小时管家服务、海滩服务、客房服务、游泳池、会所、健身房、spa、商务中心、发送传真、打印，甚至可以可举行会务活动。很多物业公司定期组织业主郊游、聚餐，营造邻里之间友好融洽气氛。所有设施服务均不需再付费，已包含在物业费中。

应该说，中国大多数业主并不是不需要物业服务，不愿意交物业费，事实上他们是希望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服务，只是中国的小区物业管理以及制度等还不健全。相较而言，美国小区的管理各个环节的法制完善，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同任何企业一样规范和专业。每个业主必须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必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把业主委员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力给予最精心的服务；业主委员会则保证业主享受美好的生活良好的环境，争取小区地产保值升值。

第四篇：中美两国国际收支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国际收支比较研究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具有“逆差＋顺差”的特点：

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金融项目长期呈现顺差状态。

其中，经常项目的次级账户收益及服务项目总体均表现为顺差

状态，因此，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源于商品贸易的长期逆差。在金融项目中，直接投资项14 年中有9 年表现为逆差，其余年

份均为顺差，且该账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1年～1996

年持续逆差，1997 年～2001 年持续顺差，2002 年以来，又开

始出现净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且呈现逐年扩大之势。另外，证

券投资账户主要表现为顺差状态，且顺差额逐年扩大，成为支

撑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相比，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具有“顺

差+ 顺差”的特点。具体来讲，经常项目长期顺差，与美国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次级账户收益项目长期处于逆差，因而抵

消了部分经常项目顺差。另外，资本和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

差，成为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与美国经常项目长期逆差相比，中国经常项目长期

处于顺差状态，反映出以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能面

临巨大的风险

第二，美国投资收益账户总体呈现顺差状态，而中国投资

收益账户除1991 年及1992两年为顺差外，之后一起表现为逆

差，反映中国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三，同样是金融与资本项目的顺差，但美国与之对应的是经常项目长期逆差，而中国则是长期顺差

哪些国家存在国际收支危机

越南经济面临以下五个主要问题:一是超过2 位数的通胀率;二是政府财政赤字规模过大,综合赤字达GDP 的12%至17%;三是货币供应和信贷仍过宽松;四是经常项目逆差规模过大;五是越南盾持续贬值。

第五篇：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黄仁国

 2012-10-22 17:00:01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2年5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黄仁国，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文化社会史、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学与科研。

【内容提要】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关 键 词】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两国协调/共同管理

2012年5月3-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以及第二轮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开幕式上，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致辞，呼吁中美双方“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他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五个“需要”，即“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①同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对话中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C2概念。他指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②次日，戴秉国在对话中就“进一步加强中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再次指出，过去3年多，中美协调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当前国际形势要求中美加强合作，他并提出未来加强合作的五个设想：一是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三是在危机面前保持必要耐心；四是重信守诺；五是客观认识彼此能力和责任。③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中方为什么要提出C2概念?C2与G2有何不同?C2有生命力吗?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C2概念的提出，多少有些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首先，C2概念是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的现实的一种归纳与升华。近几年来，中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2009年中美开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将此前存在的一些对话与磋商机制纳入统筹，且不断开启新的机制：2010年，启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2011年，启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决定支持中国海事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并决定就商务、旅游、留学和其他商定类别签证人员颁发5年多次签证举行专门会谈。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包括：促进高层交往，双边对话和磋商，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及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对口磋商等，共6类50项。其中“双边对话和磋商”类下有15项内容(详见表1)。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一，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早的于1980年就已启动，晚的则新近才筹划，比较集中的是在2008-2011年间启动；其二，这些对话与磋商有的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进行，有的先前已经完成，大多数是在此后，甚至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其三，从启动时间与次序／届序来看，一些对话明显有中断的痕迹；其四，中美双方派出的代表团级别多半是部级或副部级。将这类项目与其他5类项目综合起来回顾，可以窥见中美协调那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情况在近几年出现了稳步前进和爬升的态势。这表明，中美协调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地区与国际问题中越来越重要。换言之，中美协调在两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早已超出单纯的国别外交范畴，而具有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意义。

其次，C2概念符合中国坚定而灵活的对美外交方针和政策。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相对稳定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比起来，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大得多，一味秉持僵硬的原则不合适，而违反核心原则也不可行。如何在复杂中寻求平衡，既是对国家意志的考验，也是对决策智慧的考验。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在对美外交上就必须坚守“以我为主，不搞对抗，不搞中美共治”。“以我为主”强调独立自主，“我的地盘我做主”。在这一核心原则下，如何具体操作则依据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灵活变通。中国外交智慧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二是立足现实，因时而变；三是面向未来，统筹兼顾。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大国关系中的“集团政治”、“大家庭模式”在中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看来是失败的，不可取的。从现实情况看，不仅中美关系在变，整个国际格局都在变，放弃全方位外交政策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无疑是愚蠢的。既然G2模式不是中美关系未来好的选项，也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进 C2模式就是一个明智而实际的选择。

第三，C2概念多少体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一种担忧。中美协调发展并非风和日丽，凯歌行进，而是历经风雨，有起有伏，而且越往后难度越大。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增进，合作领域愈来愈宽广，但两国之间的互信却没有随之增进，甚至出现了巨额的‘互信赤字’。”“再加上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人认为，中美两国也不能走出这种‘大国政治的悲剧’。”④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优先战略，提出回归亚太的战略方向，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一起发力，激化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刺激一些国家“合众制华”⑤的神经，搅得中国周边很不安宁，让中国人民很难淡定，国内要求对外强硬的各种呼声不断。如何通过加大中美协调力度，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成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四，C2概念的提出尚处在试探阶段。国务委员戴秉国只提到“中美协调”(C2)，并没有明确“C”是什么。国内学界认为，协调(coordination)、调解(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互补(complementary)、命运共同体(community)等词汇都有可能。⑤这种解读无疑给予“C2”一定的想象空间。至于最终如何界定C2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国政府至今尚未给予正式阐述。

C2尚处在概念阶段，要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导性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间，既要考虑美方的回应、国际社会的反应，更要在具体的中美关系互动中探索有生命力的协调方式方法及适用范围等。此外，将这种模式理论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若完不成理论化，该模式就只能是其他模式的翻版或概念偷换，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第五，C2概念是中国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探索。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在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些变量在不断地占位、移位和退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新概念不断涌现，一些过去边缘性的概念向中心迈进，新概念潮涌潮退，旧理论卷土重来，重要词汇频频易位，新旧杂存，一些研究领域中心模糊、方向不明。如何拨开迷雾，洞察现实，构建新型的比较稳定的大国关系，各大国都在认真思考。

中国正处在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也影响深远。C2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在坚守和平、发展、合作的一贯道路的同时，也力图因时而变，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新模式。

二

C2与G2相互关联。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对影响世界格局的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因此，C2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对G2概念的一种回应。

关于中美G2问题，国内早有学者对其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构想对于推进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三方面的制约因素，决定该构想目前尚不可行。⑦此后，又有学者对“两国集团”构想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的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⑧这四种版本的G2都与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有关，他最先从经济领域提出，并在各个不同时期不遗余力地倡导 G2。与英国政治学家伊恩·克拉克认为的“(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极力支持现存秩序有着令人信服的一致”⑨的观点不同，伯格斯滕特别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曾“大胆地、公开地、严厉地批评美国管理世界经济的缺点”非常敏感，认为中国在对外经济互动的大量领域中企图制定全球经济秩序。⑩伯格斯滕的G2构想，即中美两个超级经济体通过“协调的(Coordinated)或至少合作的(cooperative)的方法”“共同管理”(co-managment)全球问题，让中国人感受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新角色”。(11)这种构想似乎与伊恩·克拉克所预计的未来中美可能的“复杂的集体霸权秩序”(12)殊途同归。

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曾提出过“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G2构想。该构想尽管促进了苏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推进了苏美对话与磋商机制的建立，但由于其立足于国际事务大国决定论，夸大了首脑外交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现实力量的存在”，并且蕴含着“苏美有权而且必须参与讨论和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而不论它是否与苏美直接有关，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13)，因而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赫鲁晓夫时期，美苏关系仅仅是实现了有限的缓和，其间还出现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高烈度的冲突和对抗，阻碍东西方交流的柏林墙建起来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以赫鲁晓夫的妥协退让结束，并最终结束了其政治生涯。赫鲁晓夫之后，其继任者逐渐选择了与美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伯格斯滕的中美G2与原苏联的“大国决定国际事务论”在夸大大国作用和追求大国特权方面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伯格斯滕的前三种G2模式所选择的对象德国、日本、欧盟都是美国的盟友，目标也多半限于经济领域，摆明是要盟友分担有限责任，帮助美国振兴经济。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与美关系“非敌非友”，但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4)。赫鲁晓夫提出的苏美G2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是由对抗转向合作的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大跳跃；而中美G2则是两个本来就有交集的大国之间，通过深化和拓宽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共同管理更多的全球事务。苏美G2侧重于国际关系手段的激进变革和权力共享、扩张，中美G2则侧重于通过渐进的权力分享来实现责任的转移。当然，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苏美G2以大国之间的平等合作为基础，中美G2则貌似平等，实则以等级式的合作为基础。

尽管伯格斯滕声称其G2仅仅是个经济概念，与布热津斯基的政治G2不同，(15)但其经济等级制构想与美国其他学者和政客的政治等级制构想不谋而合。在他首次提出中美G2的次年，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莱克将其霸权等级概念运用到处理美中关系上来，建议美国通过建立权威和维护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因为从美国的领导中获益而倾向于附属美国，或者甚至成功地将中国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从而改变中美冲突的宿命。(16)这种观点与伯格斯滕以G2构想来处理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007年奥巴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在加强北约的同时，必须在其他极重要的地区创建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我将在亚洲争取锻造一个更加有效的机制，使之超出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临时的安排。”“我也将鼓励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崛起中大国的角色——帮助解决21世纪共同的问题。我们将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我们非常重要的挑战是建设一种在拓展合作的同时又加强我们竞争能力的关系。”(17)显然，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并促使中国从属于美国的领导就是G2构想的真正用意。这也是中美G2受到如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国老牌资深战略家的重视和推介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中美两国就启动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两国的协调与合作上了一个新层次，一个貌似中美G2的时代似乎正在开启。但中国政府只对中美合作感兴趣，对中美G2并不感兴趣。2009年5月20日，在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欧峰会时，温家宝总理向欧盟领导人和中外记者指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18)同年11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明确表态，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他分析说：“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他同时指出：“中美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19)在具体决策上，中国政府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就反复评估中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将会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了一定的规避风险措施。

在中国政府接连明确拒绝G2构想后，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凸显出来。2010年中美关系“低开低走”、“一波三折”，严重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西藏、贸易等老问题不时被美方翻出来炒作，东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也令中美关系深陷困境，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正面交锋更是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为了舒缓中美在亚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关系，避免战略误判，2011年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框架内新增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中国官方媒体当即刊发学者文章，澄清“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不是搞中美共治，更不是寻求中美主导亚太事务，而是通过加强沟通、协调战略、增进互信，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保障安全大局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20)

与中国政府和学界在反对中美G2态度上基本保持一致的情况不同，美国各界对中美G2的态度是媒体热议而官方低调，即“一些美国学者和前官员在大肆渲染，美国官方并未对此予以确认”(21)。随着2010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加剧，美国媒体对中美 G2的炒作也开始退潮。这似乎也在表明，中美G2构想在现实中并不现实。

如前所述，中美G2构想的出笼揭示了中美关系超出双边关系的现实，如何应对这一现实情况，创造性地构建新时期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

中国政府明确反对中美G2，现在又由高官主动提出中美C2概念，这一新概念能否成为未来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发展的共同的核心概念，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加强协调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如果不发生特别重大的意外事件，这一方向在整体上不会动摇。因此，与中美G2的浪漫构想相比，中美C2概念是更为现实和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选项。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连贯性，特别是在处理大国关系上，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定，“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几乎贯穿在处理所有大国关系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实践中。从现有能够观察到的结果看，中国30多年来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因此，短期内作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中国即便是深度调整对外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仍会继续强化。因为，和平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其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世界观。(22)很难想象，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在民族自信和自觉迅速上升的时期会突然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向，轻易放弃数十年来对和平的孜孜追求。

其次，美国外交政策受选举制度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钟摆效应，但加强中美协调合作的呼声和力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交通通讯改善、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高层交流机制健全、民间人文交流日趋频繁、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知日益提高，为中美协调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信息化时代，普通民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对民众的要求视而不见。中美关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跌宕起伏后，21世纪初以来发展相对平稳，两国政府对于危机的处理能力逐步提升，任何开历史倒车的行为都难以持久。

此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大国相互依存更加复杂化，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常态，与其“同而不和”，不如“和而不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早已超出双边范围而向区域乃至全球扩展，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若处理不善，也有可能导致两国的剧烈冲突，通过完善和创新协调机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有利于减少战略误判，尊重各自核心利益，求同存异，在维护各自复杂的国家利益中寻求平衡，营造共赢局面。

当然，中美C2模式的创建还存有很多变数。中美两国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两国在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竞争关系，两国力量对比在两国民众中引起的心理认知波动、猜疑和误解等，都有可能制约两国协调的发展。在各种变量中，近期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是否会持续衰落，美国维护霸权的决心和能力有多大，已成为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被很多人不自觉地串联在一起。2012年以来，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愿景：美国和全球大国危机》以及罗伯特·卡根的《美国打造的世界》这两部新著都是围绕“美国是否衰落”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些主题展开，并引起热议。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转向东方，(23)美国必须维护其全球责任，(24)是讨论的中心议题，而这些中心议题都与中国紧密相关。

不管怎么说，如何通过中美协调“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是今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2年5月4日，http://.(上网时间：2012年5月11日)

(16)Lake A.David,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Issue 7, 2006, p.24.(17)Obama Barack,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From Real Clear Politics, June 1, 2007,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

(24)Kakutani Michiko, “Historian Who Influences both Obama and Romney—‘The World America Made,’ by Robert Kag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