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管理条例》变动条款分析

第一篇：《典当管理条例》变动条款分析

《典当管理条例》变动条款分析

《典当管理办法》升级为《典当管理条例》，即从部门规章上升到国务院条例，法律地位得到提升。《典当管理条例》中典当定义发生改变，设立条件更加严格，变更、终止监管更加严格，也加重了处罚力度。

一、由《办法》升级为《条例》

从部门规章上升到国务院条例，法律地位得到提升。肯定了典当行业在融资服务中的作用，确定了典当行业的社会地位。

二、典当定义发生改变

“本条例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典当行发放当金，收取综合费用，双方约定由当户在一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以赎回当物或者弃赎绝当的行为。”--《条例》

从定义上看变化有如下：

1、房地产 → 房产

这个变化意为着，单纯的土地抵押典当，典当行将禁止涉足。

2、当户弃赎

这是个新概念，即当户如不赎当，是不构成违约的，是典当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三、设立条件更加严格

1、注册资本提高

最低注册资本提高到500万元（原300万元），从事房产抵押业务提高到1000万元（原500万元）。

2、股本结构要求：最大单个股东须为法人股东；法人股东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上年度年末累计投资额不超过净资产的50%，净资产不低于资产总额的50%；房产开发、担保、投资类企业上年度末净资产不低于资产总额的80%；最近2年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3、从业人员要求

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典当从业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中至少1名具有3年以上相关行业管理和风险控制经验。

4、典当行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

5、典当行可以申请设立控股子公司

典当行具备相应条件可以设立控股子公司，条件如下：经营3年以上，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最近2年盈利；最近2年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典当行对各子公司投资总额与对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拨付总额不得超过典当行注册资本的50%。

6、批准机构由商务部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典当行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批复。

四、变更、终止监管更加严格

1、典当行3年内不得对外转让股份（原1年后可以转让）

2、典当行2次变更股权结构之间应当相隔1年以上。

五、经营规则

1、业务：财产权利质押须办理质押登记；房地产改为房产，禁止开展纯土地抵押业务；禁止在建工程抵押业务。

2、禁止项目：典当股权对外质押或提供担保；未经批准的对外投资或其业务。

3、赎当规定，须典当行和当户双方确认

4、当票保存，自典当期限届满之日起5年以上

5、典当期限，累计不得超过6个月（原为单次典当或续当期限不超过6个月，可以续当）

6、利息和综合费用的调整：当金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房产抵押月综合费率下调至2.5%（原2.7%）；财产权利质押月综合费率下调至2.2%（原2.4%）。

7、绝当物品的处理估价在5万元（原3万元）以下的绝当物品典当行损溢自负，5万元以上的按《条例》处理。

8、风险控制：典当行应当建立信息报送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典当行对单一客户的典当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原为注册资本）的25%，增加了上限-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对单一集团客户的典当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典当行低于净资产的90%时，须补足或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但不得少于最低注册资本。典当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原为注册资本的50%）；房产抵押典当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80%（原为注册资本）；房产抵押典当单笔当金数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原为注册资本的10%）。

9、推行典当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六、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加重了处罚力度）

1、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成，并处10万到50万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收当禁止收当物品；未查验当户、当物有关证明。

2、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成，并处10万到30万元罚款：转让、出借、质押当票，当票保管未到5年。累计典当期限超过6个月；未按规定范围收取利息；未按规定范围收取综合费用。出租、质押、抵押、使用当物；处理限制流通绝当物品未获批准，处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证券未经当户同意；违反《条例》第五十九条，超比例放款等。

3、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成，并处10万到50万元罚款：未经批准在经营场所以外设立绝当商品销售点；伪造、变造当票；未建立信息报送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

4、违反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典当业禁入的措施。

七、条例实施前设立的典当行，须在规定期限内达到本条例相关规定

八、支持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典当业纳入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立建全典当行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典当行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

第二篇：典当行业分析

典当行业风险分析

来源：上海典当协会 作者：佚名 日期：2010年01月19日 访问次数：134

所谓风险，通常指“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引起或增加风险事件发生的条件，以及影响损失的严重程度等风险因素，包括三种：实体风险因素（直接条件）、道德风险因素（恶意行为或不良企图）和过失风险因素（善意疏忽及过失）。

典当行业风险是与典当活动相伴而生的，只要从事典当活动，就存在着典当风险，它决定于典当活动所必有的时空差。典当活动是在某一个空间范围内与未来某一时期经济状况相联系而进行的，由于地域的局限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经济主体判断能力的有限性，在这种时空差面前必然产生与预期结果偏离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典当业风险。

典当行业的风险很多，从不同的角度看，既有外部风险，又有内部风险；既有法律政策风险，又有经营技术风险；既有人的风险，又有物的风险。在众多的风险类别中，本课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门别类进行阐述。

一、典当宏观风险

（一）政策性风险

政策性风险指政治微调与整合，引起的政策变动给典当行业带来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在国体政体不变（具有连续性）的情况下，因社会、经济原因而出现的国民经济宏观政策调控等政策性变动，如劳动工资制度、就业与失业的社会保障、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变动，对典当行业产生的较大影响。

1、监管政策变动对典当行业的影响。

1993年8月，典当行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划归人民银行监管，人行对全国典当业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清理整顿。清理整顿虽然扭转了各地盲目发展的势头，有效遏制了乱集资、高息吸收存款、私开分支机构、与银行恶性竞争等违规行为，但对服务对象、经营范围、典当企业申报等方面的限制却捆住了典当行的手脚，人行监管六年，不仅没有新增一家典当行，而且在原来3000家基础上取缔了60%，只剩下1000余家，注册资本金由150亿下降到80亿，减少40%，典当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2000年6月，因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典当行取消金融机构性质，作为特殊工商企业移交给原国家经贸委监管，原国家经贸委于2001年8月，颁发新的《典当行管理办法》，鼓励典当行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服务中小企业，允许开办房地产抵押业务，允许向银行贷款，允许开办省内分支机构。由于新的典当管理办法在拓宽经营范围，扩大经营规模方面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典当业务领域不断扩大，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企业经营业绩稳步上升，典当业受到社会投资的追捧。截止2005年12月，全国典当行数量已达到1791家，典当分支机构达到61个，注册资本金总计146亿元，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和2000年相比，五年来典当行数量增长101.2％，注册资本金总额增长175.5%,从业人员增长150%。全国典当企业年发放典当贷款超过500亿规模，单个典当行年发放典当贷款最高达到20亿元，单个典当行年利税超过千万元。

2、货币政策调整对典当行业的影响。

2004年3月，中央针对经济过热状况开始实施宏观调控，3月25日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4月25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央行九年来首次实施加息政策，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提高0.27个百分点，并取消贷款利率上限规定。2005年3月，央行开始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调整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优惠利率，并提高对商业房贷的逾期罚息利率水平，可加息30%－50%。央行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的紧缩政策，必然波及到中小企业资金链问题，从某种程度刺激了典当业务。

以无锡典当业为例，2004年底，全市典当业资产总额24621万元，比上年增长32.7%；当户数10103个，比上年增长4.3%；贷款余款22379万元，比上年增长42.7%。其中黄金饰品、车辆、股票业务均下降2%－4%，而房地产业务却占到59.4%，比上年上升17.1%[7]。

以上海为例，央行上海总部发布的2006年2月上海货币信贷运行情况显示，上海的中资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2748.13亿元，比上月减少40.24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减少36亿元。表明宏观调控对银行住房贷款的影响，而上海典当行全行业累放典当金额2002年为8.7亿元；2003年为29.8亿元；2004为56亿元；2005年为63亿元，2006年一季度为26亿元，其中房地产典当已占到总典当业务的50%-70%[8]。

但是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到位，如紧缩银根、地根、提高房地产交易营业税、开征房产交易所得税等等，抑制投机炒房，二手房交易量会大幅减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房地产典当业务的下降。

（二）法律性风险

法律性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是指现有典当法规的不完善甚至与国家大法的互相冲突对典当行业缺乏有效保护造成合法利益损失的可能性；二是典当实践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认识带来的典当风险。

因现有《典当管理办法》属于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不仅法律位阶较低，而且很多条款与我国《担保法》、《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有关规定不一致，“硬伤”明显，典当企业在实际经营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经济纠纷，很多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1、房地产典当纠纷中综合费用得不到法律保护。

2004年5月，山东省某公司以自有的房产作抵押向一家典当行借款300万元，到期后故意拖欠不还，并主动提出要典当行起诉，典当行经多次协商无效，已经拖欠半年，只得将这家公司告上法庭，法庭审理后认为借贷事实清楚，抵押手续合法有效，但典当行所收的综合费用因法律依据不足而不受保护，只能按同期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计收，典当行因此损失近50万的收益。甘肃省某典当行2006年8月遇到同样问题，其发放给当户的80万元房产抵押贷款在法院判决中，其应收的利息和费用剔除了全部综合费用。

2、善意典当涉案物品的处理问题。

辽宁省沈阳市某典当行收当一批机动车，发放贷款80万元，典当时仔细审查了机动车的来源证明，质押手续合法合规，但公安部门以当户涉嫌犯罪为由，查封了典当的机动车，但4年过去了，作为当户的犯罪嫌疑人至今没有抓到，而4年前就已经绝当的机动车，典当行至今却不能处理。该案中善意的典当行合法利益无从保护，事实上象这种制度设计根本不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既浪费了社会资源，又损害了社会效率。

典当实践中的司法风险还表现在许多典当行对国家现有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较大差异，造成典当法律纠纷。如当物所有权的瑕疵问题，典当财产中的继承人权利问题，夫妻共有财产典当时单方处置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现有法律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典当行在开展典当业务时因对这些规定缺乏统一认识和未引起足够重视，导致绝当后处理典当物时纠纷四起，典当行不可避免的要遭受损失。

（三）市场性风险 市场风险包含两方面：一是外部市场环境对典当利益造成的损害。如非法从事典当业务的寄售店泛滥，不仅抢占了小额典当业务市场，而且打着当铺名义收赃销赃，严重损害典当行社会形象；另外，典当行业内部的不正当市场竞争，低价揽客，导致行业资金价格整体水平的下滑，这均为不良市场环境给典当行带来的损失。二是指典当企业的市场定位错误而造成经营管理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的损失。由于不同的典当经营者对典当行业的社会地位、性质、功能及作用认识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制定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和实施具体战术上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企业自身的市场定位，企业选择的主要经营品种和目标客户群，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是否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企业自身条件，这都与经营者的素质和水平密切相关。一旦定位错误极有可能造成整个企业的经营失败。

如湖北某典当行，注册资本金为500万元，成立之初，由于既不熟悉房地产市场，又缺乏专业人员，为了急功近利，该行把市场目标定位在房地产业务上。因为没有经验，他们先后抵押了几笔手续不全、瑕疵明显的房地产，到期后当户无法偿还贷款，在处理房地产时出现产权纠纷，最后官司缠身，几年下来，共形成300多万的“绝当房地产”无法收回，企业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转向开发门市业务，只得以小额民品典当业务维持生计。

（四）公司治理结构风险

所谓公司治理指董事会、经理层、股东、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围绕公司运营过程中的权利配置所发生的互动机制。我国大多数典当行属于私有性质，少数属于国有企业，由于典当行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组建，其所设立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是为应付申报需要，大多形同虚设，没有真正发挥职能，关键是实践中要么是家族制管理，要么是行政任命，典当职业经理市场远未形成，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无法实行分离，从而难以对经营决策形成约束，更不用说科学治理。这种缺乏行为约束和利益制衡的经营管理机制，一是不利于典当企业长远发展；二是因其决策失误有时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风险。

（五）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又叫违约风险，它是指债务人即当户不能履约偿还或延期偿还当金本息,使典当行收益受损的可能性。信用风险的根源在于债务人，无论何时，典当行每增加一笔典当盈利性资产，都必须承担当户即债务人可能违约的风险，且不同的典当资产具有不同的信用风险，尽管当户出具了当物作保证，即办理了动产质押、权利质押或不动产抵押，但一旦债务人违约，要处置当物即各种质押物、抵押物，典当行都面临较大风险，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增加不必要劳动消耗和成本支出，而且结果难以保证本息的足额偿付。

（六）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典当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清偿债务或满足客户正常典当需求而给典当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典当行在经营过程中无法准确地判断当户什么时候申请多少当款，不能确定新的典当业务什么时候来临，它们对典当资金不断提出新需求，典当行又必须随时满足这些客户的要求，这就要求典当行的贷款资产要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另外，负债经营的典当行时刻面临到期资金的清偿问题，如典当资金流动变现能力较差，则会使典当行的信誉、收益和筹资能力均遭受损失。

（七）资本金风险

资本金风险是指典当行的净资产或股东权益出现负数而导致典当行出现没有清偿能力的可能性。资本金反映的是典当行的最终清偿能力，如果典当行的资本金（资本净值或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越高，表明典当行的最终清偿能力越强，承受风险能力也就越大；如果典当行资本金的市场价值越低，甚至为负数，表明典当行的最终清偿能力越弱，就会出现资本金风险。资本金风险越高，即使典当行承受数额较低的负债，都有可能无法偿还，严重的甚至关门倒闭。

此外，还有由于市场利率变化使典当行的负债成本增加，或者贷款利率降低而造成典当行损失的利率风险，以及由于相关产业或相关市场发生严重问题而使典当行贷款对象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关联风险等。

二、典当微观风险

典当微观风险主要是典当经营中的操作风险。所谓操作风险指在经营过程中因内部治理机制、各种主观失误、遭遇欺诈及意外事故等引发典当行收益、本金损失的可能性。引发典当经营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典当经营决策因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导致决策失误；典当设备性能和服务效果的不稳定性；典当行员工业务操作程序错误或鉴定评估失败；典当行员工或顾客的不法行为（如贪污、诈骗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典当行造成损失。

（一）违规经营风险

违规经营风险是指典当行的经营行为缺乏规范，违法违规经营，遭受法律、法规惩罚的风险。典当行从事的是货币借贷经营，其业务性质属金融性质。极少数典当企业为扩大资金规模，打着金融业务的招牌，面向社会公众高利息集资，变相吸收存款，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引发群体事件，破坏金融秩序。此外，典当行超范围经营、乱拆借资金、发放信用贷款、恶意收赃销赃等等，所有这些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都会引发法律法规的惩戒风险。轻者遭受经济处罚，重者吊销典当经营许可证，触犯刑律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如浙江省泰顺县三魁利民典当商行，打着典当招牌，自1990年到2004年10年间非法吸收存款1.217亿元，涉及存款人3000余户，共6000余笔。泰顺县人民检查院依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涉嫌此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至今仍有部分存款无法兑现[9]。

如湖南省株洲市原商业银行副行长黄石山伙同他人开办担保公司和典当行，非法吸储7.76亿元，2004年8月案发后潜逃国外被抓回，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至今仍有1.5亿不能兑付，严重破坏当地金融秩序，影响地方社会稳定[10]。

（二）鉴定评估风险

指典当行因鉴定评估失误造成当物收假、收错、收偏而形成的当金损失风险。典当行从业人员因缺乏专业技能培训，业务素质不高，鉴定评估水平较低，在收当环节把关不严，病从口入，直接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带来经营上的操作风险。

例如：1999年，南京市典当行业内曾发生一起集体被骗当的故事。福建省莆田人林生俊、林永华、林永俊三人于1999年1月18日—2月6日，分别以外地旅游急用钱为由，先后以19条黄金手链、13条黄金项链、8只黄金手镯共计40件金饰品，重量2041克，在南京6家典当行共典当现金14万4千2百元，当期10天、15天、30天不等，所当黄金含量只有54.8％，属于12k-13k，其表皮为金，中间为银，由于这种包金较隐蔽，且单件少、金额小，典当工作人员仅通过肉眼，凭经验判断，故疏忽大意，遂演出一场连环骗当[11]。

（三）绝当物变现风险

指典当行在绝当物品处理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出现再次流通困难，导致当金出现呆账损失的风险。绝当物品变现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当金的高低和二手市场供需状况两个因素。如二手市场对该当物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或者当物估价本身过高，当物变现不足以清偿贷款本息费用，有的甚至无法变现，形成呆帐损失。

例如：武汉某典当行1999年对某公司典当一批无缝焊管，共500吨，当时市场每吨销价约3000元，按八折发放贷款120万元。典当期满后，该公司又续当三个月，半年后无力还款，焊管死当。此时市场价每吨已下跌500元，典当行想处理，觉得只能勉强收回本金，续当期的利息和费用约15万元没有收回，于是想等市场价回升后再卖。谁知第二年市场上焊管无人问津，价格一跌再跌，每吨跌至2000元左右，最后典当行因资金困难，只得忍痛变现，损失本金20多万元。

（四）贷款比例管理风险

指典当行的贷款结构不合理，比例管理失调，带来的当金使用效率低、贷款资金出现逾期、呆滞，资产负债率过高等运营方面的风险。典当贷款中的质押贷款和抵押贷款比例、银行借款和自有资本金比例、单个客户贷款占整个典当贷款余额的比例等等，如果控制不合理，都会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

（五）职业道德风险

指典当行工作人员违反规章制度，甚至违法违规,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牟取个人私利，给企业带来的各种损失风险。主要表现为：钻内部管理的空子，贪污或挪用公款；泄露商业机密，谋取个人私利；内外串通，恶意高估当价，超额放款，套取典当资金；免除抵押、质押条件，发放人情信用贷款；在业务中搞地下交易，暗拿回扣佣金造成典当行利润流失等等。例如：安徽省某典当行在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中，由于某业务人员长期与证券营业部的客户经理打交道，在与客户经理相当熟悉后，两人竟然相互勾结，从证券营业部典当行用于质押的个人账户上卷走数百万资金，并携款外逃。

第三篇：房产典当案例分析

房地产典当案例分析

1993年7月12日，A公司与B典当行签订一份典当合同。双方约定：A公司将其所有的文化宾馆以1500万元人民币的典价典给B典当行，典期为一个月，A公司应于同年8月11日赎典，逾期三天不赎则视为绝卖。合同经公证后，B典当行依约支付了典价款，并收取A公司典价月4％的收益金，同时将该宾馆的房产证收归自己保存。合同逾期后A公司无力还款，双方经多次协商后又于1995年12月12日达成协议，约定A公司于1996年6月25日前交出典产。此前A公司以为宾馆办理保险为由，于1994年3月将其房产证从B典当行取回，据此又与C银行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C银行持该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后贷给A公司40万美元。1996年7月C银行以A公司无力偿还贷款为由诉至法院。审理期间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A公司将文化宾馆90％股份权利转让给C银行。在调解书执行过程中，B典当行提出异议，称典当合同成立在前，并且已有“逾期不赎视为绝卖”的明确约定，所典宾馆所有权早已转归B典当行；A公司以自己已不再享有产权的房产与C银行设定的抵押担保合同是无效的，其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也是违法的。

此案应如何处理，存在几种不同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该典当合同实质上是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因其设定在先而具有优先受偿权。此案中，B典当行并没有实际占有房屋，并且按月4％收取的收益金显属利息。因此不具有“房不计租钱不计息”的典当关系法律特征，应按抵押借款合同处理。至于A公司与C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也是有效的，如果宾馆的实际价值超过典价，其超出部分可以再设定抵押。但B典当行具有优先受偿权。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典当合同合法有效。在法律、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并且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允许当事人自主作出民事法律行为。典当合同已明确约定，逾期不赎视为绝卖。事后双方也再次达成协议认可了此约定。所以宾馆的所有权已转归B典当行，A公司以他人房产设定的抵押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笔者不同意上述意见。笔者认为该典当合同在当时虽可认定为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但其并不具有对抗后一合法设定的抵押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理由如下：

一、该案不是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典权纠纷

1、典当作为一种质押借贷，是担保物权，是债；而典权则是对不动产的用益物权，非债。这二者不应混淆（参见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713页和辞海第330 页）。虽然它们都有“到期不赎视为绝卖”的惯例，但该案中A公司并没有将宾馆交给B典当行占有、使用和收益，因此也就谈不上对房产进行回赎和“房不计

租、钱不计息”。该案除标的物是不动产外，根本不具有传统民间典权关系的法律特征。该案实质上是一种将房产证作为权利进行质押的借贷。

2、最高法院于1992年3月16日对黑龙江省高院作出的（1991）民他字第15号《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复》也明确了在审判实践中，对因典当行以“典当”形式从事融资借贷的案件应定性为以房地产抵押的借款合同纠纷，并且不得将先行提取的利息计人典金计算复利。

二、典当行并没有取得典当房屋的所有权

1．典当合同约定的“逾期视为绝卖”不能作为宾馆所有权实际转移的依据。所谓“绝卖”就是买断典物的所有权。而该案中．B典当行在逾期后很长时间内。既没有实际取得该宾馆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又没有依法办理房产的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形式上B典当行自始至终均没有取得该宾馆的所有权。

2．即使我们将”逾期视为绝卖”看作是房屋所有权转移的特别约定，但由于事后双方又多次协商达成“1996年6月25日前交出典产”的协议，这就对典当合同条款进行了修改变更，解除了原先约定。这在B典当行同意将房产证交给A公司办理保险的情节中也可以看出：该宾馆所有权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转移。

3．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典当行对死当物芬裁挥兴腥ǎ⑶叶缘蔽锇炖肀Ｏ找彩堑涞毙械姆ǘㄒ逦瘛８冒旆挥腥峡纱车摹熬簟倍还娑恕八赖薄薄Ｕ饫锏摹八赖薄庇搿熬簟辈煌赖苯鍪侵傅被Х牌嘶厥耆ǖ牡蔽铮涞毙胁⒉荒苊皇盏蔽铩０旆ü娑ǎ核赖蔽锲饭穆艉笃涫杖朐诳鄢舜畋鞠⒑偷涞奔芭穆舻姆延煤螅Ｓ嗖糠钟ν烁被АＲ簿褪撬担赖蔽锲返乃腥ú⒚挥凶聘涞毙校徊还涞毙卸运赖蔽锲返呐穆艏壑迪碛杏畔仁艹トò樟恕?BR>4．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法律之所以要禁止流质约定是为了防止质权人乘出质人急迫借贷之机作出不公平的行为，以保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这种法定禁止是一种严格的、无条件的绝对禁止，即使物质的价值与债权的价额相等，这种约定仍归于无效。

5．房产证作为一种权利证书，本身并不能直接体现一定的财产利益。这与我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票据、股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不同。我国法律对用房产设定的担保，并没有在质押上而仅是在抵押上加以规定。虽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房产权利证书的质押，但依据物权法的公示主义原则，任何押物都应

该以登记或占有的方式来体现，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特别是不动产、车船、企业设备抵押和股票、知识产权质押，我国法律更是明确要求必须以登记作为合同成立的生效条件。所以，不动产权利证书即使可以质押的话也应以进行他项权利登记为必要。该案中B典当行既没有一直保持对房产证书的留置占有，又没有办理该房产的他项权利登记，更没有在逾期后很长时间内协商将典产折价并找补房价与典价之间的差额或者将典产公开拍卖以收回典价款等损失，同时一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所以，B典当行只能自己承受未能及时正确主张和行使权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三、典当合同不得对抗C银行抵押借款合同

1、A公司与B典当行签订的房屋典当合同，虽然当时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但也应该遵循我国民事法律所确定的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遵守法律和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前已述及，该房产典当合同既不具有典权的占有特征，又不具有典当的质押特征，仅有的质押物――房产证书还被欺骗放弃了质押权！更重要的是典当行没有及时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优先受偿权。这在我国担保法和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中均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法律、规章虽在事后颁布，无溯及力，但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在当时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其规定进行追溯处理。

2、由于该案件一直延续到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公布施行后，且之前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规章和上海、深圳、天津、福建、广东及珠海等地区性法规、规章均已明确规定对房屋抵押必须实行他项权利登记。并且，参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6条规定，对前一个抵押合同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而又与第三人就同一房地产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的，应当认定后一个抵押合同有效。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该案中典当合同是一种以房产证质押形式表现的房产抵押借贷合同。由于B典当行没有能够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正确行使权利，并且还被A公司恶意欺骗，从而导致C银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合法形式实行了房产抵押。因此，基于后―抵押借款合同由法院主持达成的A公司与C银行之间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应予执行。B典当行提出的异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至于B典当行为此遭受的损失只能另行要求A公司赔偿。

第四篇：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之一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之一）

王跃生

2012-10-14 22:43: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6年01期第96～108页

【作者简介】王跃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呈现出三种状态：1.相对稳定的家庭类型。三代直系家庭是其代表；城镇三代直系家庭的维系得益于家庭内部管理的松弛，在农村则与独子比例增大有关。2.明显上升的家庭类型。夫妇核心家庭提高幅度显著，实行2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这一家庭类型的主要推动力量；隔代直系家庭增长率最高，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现象，又是社会发展具有缺陷的反映；单人家庭也有增长，青年人晚婚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丧偶比重提高是主要影响因素。3.以下降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缺损核心家庭明显减少，标准核心家庭有所下降。后者的降低主要是夫妇核心家庭上升所致，或谓核心家庭内部不同类型调整的结果。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结构总体上将持续这种状态，一些家庭类型将发生进一步的变动。当代家庭的结构简化和规模缩小使家庭功能及家庭成员关系方式发生改变，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关 键 词】“五普”长表数据/家庭结构/夫妇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隔代直系家庭

伴随着中国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动，不同类型家庭成员的生存条件和关系方式亦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只有跟上和适应这种变化，才能通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基本需求，从而使家庭真正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本文即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并结合对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揭示当代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家庭结构的状态、特征和趋向。

一、简单说明

家庭结构分析为不少学者所关注，但其研究尚存在一定困难，主要是相关数据获取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家庭结构总体状况的了解。以往一些学者有的通过具体调查一个或几个村落、社区的家庭类型，进而对区域等大范围的家庭结构状况加以把握（注：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乔健主编《中国家庭及其变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香港亚太研究所，1991年；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沈崇麟、杨善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有的则以个案汇总分析来间接认识历史时期的家庭结构（注：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家庭结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这些研究提供了观察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但整体性分析仍受到限制。

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数据并可借此较为直接地认识全国性家庭结构的状况？就目前而言，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是最主要的资料途径。曾毅等学者曾对1982年第三次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库做过开发（注：曾毅、李伟、梁志武：《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2期；曾毅、梁志武：《中国80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3年第3期。）。他们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家庭代际，但其研究对了解当时的家庭结构状态亦有很大帮助。

与前几次普查相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户主之下家庭成员的分类相对全面，计有户主配偶、子女、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等八类。这些关系类型代表了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的基本关系。它为识别和分析当代家庭结构状态创造了条件。本文将通过开发“五普”长表1%抽样数据库（以下简称“长表数据”），力求对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状况有所把握。

我们将家庭结构分为以下几类：

（一）核心家庭。指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可进一步分为：1.夫妇核心家庭，指只有夫妻二人组成的家庭。若从与户主关系的角度表述，指户主与其配偶组成的家庭。2.一般核心家庭，或称标准核心家庭，指一对夫妇和其子女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与配偶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另外一种关系形式也属标准核心家庭，即未婚子女为户主，与其父母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因为它是核心家庭的完整形式，亦为最普遍的核心家庭。3.缺损核心家庭，或称单亲家庭，指夫妇一方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与子女组成的家庭。同样，未婚户主与父母一方组成的家庭也是残缺核心家庭。4.扩大核心家庭，指夫妇及子女之外加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与配偶、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

（二）直系家庭。可细分为：1.二代直系家庭，指夫妇同一个已婚儿子及儿媳组成的家庭，或称户主夫妇同儿子儿媳组成的家庭。2.三代直系家庭，指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从与户主关系上看，户主夫妇与父母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是直系家庭。3.四代直系家庭可有多种表达。从普查数据的户主关系上看，户主夫妇与父母、儿子儿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是四代直系家庭；户主夫妇与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也是四代直系家庭。4.隔代直系家庭。从形式上看，三代以上直系家庭缺中间一代可称为隔代直系家庭。从户主关系角度看可表述为户主或户主夫妇同孙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及户主同祖父母或祖父母一方组成的家庭。以上所述为三代隔代家庭。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四代隔代家庭。

（三）复合家庭。复合家庭是指父母和两个及以上已婚儿子及其孙子女组成的家庭。在此将其分为两类：1.三代复合家庭，主要是父母、儿子儿媳和孙子女组成的家庭。2.二代复合家庭，是指父母和儿子儿媳或两个以上已婚兄弟和其子侄组成的家庭。

（四）单人家庭。只有户主一人独立生活所形成的家庭。

（五）残缺家庭。可分为两类：1.没有父母只有两个以上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2.兄弟姐妹之外再加上其他有血缘、无血缘关系成员组成的家庭。

（六）其他。指户主与其他关系不明确成员组成的家庭。这其中有的彼此之间关系可能很密切，如叔侄关系等。但因无从判定，只好将其列入其他类中。

以上分类是建立在不同代际家庭成员血缘和婚姻关系明确的基础之上。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关系比较简单，所构成的是不同形式的核心家庭。稍微复杂的是夫妇和一个已婚儿女（包括儿媳或女婿）及其孙子女、外孙子女构成的直系家庭。因而，通过“五普”长表数据足以使我们掌握绝大多数家庭的类型或结构。

二、当代家庭结构基本状态及形成方式

（一）不同类型家庭统计

表1显示，核心家庭是当代中国最普遍的家庭类型，直系家庭也是重要的家庭形式，单人家庭占有一定比例，复合家庭比较少见。根据这项统计，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是目前中国最基本的家庭类型。为了对不同类型家庭有进一步认识，可将表1再作分解（见表2）。根据表2，标准核心家庭是核心家庭的主体。直系家庭中三代直系家庭比重最大。复合家庭以三代复合家庭为多。

表12000年全国家庭结构(N=336753)(%)核心家庭68.15单人家庭8.57

直系家庭21.73残缺家庭0.73

复合家庭0.56 其他0.26

合计 100.00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库（1%抽样）计算后得到。以下表格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据此计算所得。

表22000年全国家庭结构细分(N=336753)(%)在全部家庭样在本类家庭样

家庭类型 本中所占比例本中所占比例

夫妻核心家庭 12.93 18.97

标准核心家庭 47.25 69.34

缺损核心家庭6.359.32

扩大核心家庭1.622.37

核心家庭小计 68.15 100.00

三代直系家庭 16.6376.55

四代及以上0.64 2.95

直系家庭

二代直系家庭2.3710.90

隔代直系家庭2.09 9.60

直系家庭小计 21.73100.00

三代及以上0.44 77.19

复合家庭

二代复合家庭0.13 22.81

复合家庭小计0.57100.00

单人家庭8.57

残缺家庭0.73

其他0.26

合计 100.00

说明：本表不同类型复合家庭比例之和与表1复合家庭比例之间有0.01之差。

（二）不同类型家庭的形成方式和制约因素

这里不打算对所有家庭类型的形成方式和制约因素展开分析，主要探讨变动比较明显且有代表性的家庭类型。

1.核心家庭

依据表2，核心家庭中，标准核心家庭比重最大，占69.34%。在我们看来，它应占核心家庭的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核心家庭的其他形式还占相当比例？下面着重对标准核心家庭以外的两类家庭加以观察。

(1)夫妇核心家庭

根据长表数据，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是重要的核心家庭形式。夫妇核心家庭比重高低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已婚夫妇婚育间隔，一是夫妇所养育子女离家独立生活的时间。当然，若青年夫妇婚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对夫妇核心家庭的比重将不产生影响；一旦其婚后独立生活，影响将显示出来。

那么当代夫妇核心家庭究竟以子女已婚离家的中老年夫妇为主，还是已婚未生育青年夫妇为主呢？图1显示了夫妇核心家庭户主的年龄分布。

附图

图1夫妇核心家庭户主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同表1。

夫妻核心家庭户主年龄集中于45-69岁年龄段。根据长表数据，这几个年龄段夫妻核心家庭比重超过总数的60%；低谷在30-40岁各年龄段，同时24岁以下75岁以上年龄段所占比重也较低。这种曲线走向与中国当代家庭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24岁以下比重较低，在于这一年龄段者尚未普遍完婚，城市尤其如此；25岁年龄组夫妇核心家庭上升，与该年龄段已婚夫妇晚育有关。30-40岁年龄段夫妇处于养育子女时期，他们多半已经生育，但子女尚未成年，由此组成的多是标准核心家庭。45岁以上夫妇的子女逐渐长大成人，他们或离乡求学，或出外谋生，夫妻“空巢”家庭比重随之上升。75岁以后，丧偶情形增多，其中一部分人因此进入单人户行列；一部分年老体弱且有已婚子女的丧偶老人则可能与子女生活，形成直系家庭。

标准核心家庭夫妇生育数量与夫妇核心家庭的形成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当代中、高等教育相对普及，子女离开父母赴外地求学比重增大；同时自主择业普遍，子女于家乡之外寻找工作渐成趋势。即使在本地就业，子女婚后独立生活的比例明显增加。这种背景下，只有一个或两个以下子女的标准核心家庭易于“转型”。对父母来说，很容易形成“空巢”家庭。

长表数据提供了15-50周岁妇女的生育史数据，借此可观察20-50周岁之间各年龄段夫妇核心家庭户主妻子的生育状况，进而了解中青年夫妇核心家庭的形成。夫妇核心家庭中，户主妻子在20-50岁未生育者占27.50%。而长表所有20-50岁妇女样本中，尚未生育者只有6.31%。这表明，20-50周岁夫妇核心家庭中，妻子未育率明显高于同龄组所有妇女未育比例。其中25岁年龄段户主妻子未育者占71.39%，30岁年龄段户主妻子未育者仍有38.27%。它意味着晚育对这些年龄段夫妇核心家庭的维持和占有相对高的比例起着很大作用。

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核心家庭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40岁年龄段户主妻子只生一孩者占55.29%，45岁年龄段户主妻子的这一比例为31.10%（而这两个年龄段所有已婚妇女中，生育一孩者分别为31.57%和20.80%）。若这两个年龄段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25岁左右，至2000年其子女已基本成人，离开父母是造成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下少育环境的形成亦促使夫妇核心家庭增加。根据长表数据，夫妇核心家庭中，40岁和45岁年龄段户主之妻生育二胎比例分别为32.52%和42.19%，而三胎以上分别为8.51%和27.71%。其中45岁年龄段户主之妻生育二胎者在不同胎次生育中所占比重最大。从时间上看，2000年普查时40岁和45岁年龄组户主夫妇90%以上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结婚，正值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其子女在90年代末逐渐长大成人，并开始离家。

夫妇婚后推迟生育使婚育间隔扩大，将直接提高夫妇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总数中的比例。而只生育一孩家庭比重大，当夫妇进入中年之后，随着子女离开家庭，形成夫妇核心家庭的概率也将提高。可见，19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核心家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渐突出。

(2)缺损核心家庭

缺损核心家庭主要由户主与未婚子女组成。下面观察户主婚姻状况以认识其形成方式。

初婚有配偶与再婚有配偶者在有婚姻行为户主中占57.82%。这说明，户主与配偶不在一地生活是缺损核心家庭形成的主要原因。根据统计，缺损核心家庭户主初婚有配偶类中，男性占23.38%，女性占76.62%；再婚有配偶类中，男性占30.18%，女性占69.82%。它表明，夫妻两地分居时，子女随母亲生活是主流。

丧偶所产生的缺损核心家庭比重接近30%，可见它也是导致核心家庭“缺损”的重要原因。性别构成上，女性户主稍高，但两者差距并不很大。年龄构成39岁以下占13.71%，40-59岁占54.40%，60岁以上占31.88%。中年户主丧偶者所占比重最大。老年户主未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是，丧偶老年人的子女绝大多数已结婚，若与子女居住，他们所组成的多是直系家庭；若未与子女同住，则生活在单人家庭中。中年以下丧偶户主占较大比例表明不少丧偶者未及时婚配。

当然，离婚是形成缺损核心家庭不可忽视的因素。离婚户主的性别构成为男性58.03%，女性41.97%。就数据而言，夫妇离婚后子女跟父亲生活的比重大于随母生活。这一点城乡之间应有区别。在城市，人们的一般印象是，夫妇离婚后，未成年子女随母亲生活的比例较高；在农村，婚姻方式仍以妻随夫为主，离婚则以妻子离开丈夫村庄回娘家、子女留在丈夫家为表现形式。长表数据证实了城乡夫妇离婚后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差异：城市缺损家庭离婚户主的男女构成分别为36.35%和63.65%，农村分别为82.75%和17.15%。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表3，有183个户主样本为未婚，在该类缺损家庭中占1.01%。若从亲生子女角度去理解，未婚男女将婚外生育子女养育起来会形成未婚有子女家庭。不过，在中国现阶段，虽不能排除这种情形，但应该比较少见。我们推测，这种现象主要是未婚户主收养子女所造成，当然也包括过继子女。若从这一点去认识，未婚男性户主应是主体。长表所做统计证实了我们的推断。这些样本中，男性占98.36%，女性占1.64%。其年龄集中在40-60岁年龄段，20岁以下占1.64%。一般而言，低年龄户主收养子女的可能性较小。或许这些未婚有子女样本的产生还有收养之外的其他原因。

表3残缺核心家庭户主婚姻状况(N=18072)(%)未婚1.01 离婚 11.85

初婚有配偶55.71丧偶 29.32

再婚有配偶2.11

合计 100.00

表4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N=26955)年龄组%年龄组 %

20-9.00 55-7.16

25-9.53 60-8.98

30-7.28 65-9.79

35-6.20 70-9.00

40-5.92 75-6.57

45-7.91 80-3.60

50-7.29 85 1.76

合计100.00

2.直系家庭

根据长表数据，直系家庭的主体是三代直系家庭。在当代，从家庭代际生命周期和成员关系角度来看，大多数家庭能实现三代共存（注：这里的“共存”是指直系亲属中有三代、四代人或以上者同时在世，包括分居另爨的直系成员。）的目标。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实现四代人共存的家庭也在增加。当然其中有城乡之别，城市由于推行晚婚晚育，四代共存家庭较少。2000年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发现，不少70岁以上老人的孙辈子女开始结婚生育。但这些老人或与配偶生活，或单独生活，多代同堂已不是他们的追求。孙辈子女结婚生育后或独立居住，或与其父母生活，而不是与祖父母同住。所以四代直系家庭产生的可能性提高不等于其在实际生活中比重增加。“五普”数据对家庭成员关系分类线条相对粗略，也许会掩盖部分四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当户主下有儿孙、上有父母，或上有父祖、下有子女时，能容易判定其属于四代家庭；若户主是四代中辈分最长或最低者，就需设定曾孙子女或曾祖父母等关系类型，这样才能判定其是否为四代家庭。然而，“五普”将曾祖父母以上直系长辈均定义为“祖父母”，将曾孙子女以下直系晚辈定义为“孙子女”（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编《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7页。）。由此失去判定其代际数的线索，因而可能丢失四代以上家庭样本。就社会实际而言，四代及以上家庭中，最年长一代往往退出劳动领域，最低辈分者多未成年，由他们充当户主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所以，从这一角度讲，被“丢失”的四代家庭样本不会很大。

直系家庭中隔代直系家庭值得关注。这些隔代家庭主要是祖父母与孙辈子女构成的生活单位。隔代家庭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子、媳先父母去世，留下孙子女，这种情形是存在的。不过，子、媳双亡形成的隔代家庭比例不会很大。二是户主子、媳在外地工作，孙子女留给老人照料。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这种情形比较少。即使儿辈离家谋生，也以儿子为主，儿媳与未成年孙子女留在家中。现代化水平高的社会，未成年子女以跟随父母生活为主，他们很少被留给异地居住的祖父母照顾。但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在妇女充分就业的社会，人口迁移受户籍约束较多的社会和现代化水平不均衡的城市社会，第二种隔代家庭有了形成条件。

“五普”长表有对家庭户籍人口外出半年以上者的统计。这有助于认识隔代家庭与人口流动的关系。整体而言，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在2%以上地区（省级单位），离家半年以上者在隔代直系家庭中所占比重超过60%。其中一户有二人以上离家且超过50%的省份均在南方，这些地区有高比例的隔代直系家庭（如江西隔代家庭占4.89%，重庆5.24%，四川4.42%）。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集中且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大的地区，离家半年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并不大（如北京为12%，上海3%）。这说明这些都市隔代直系家庭并非由于子辈离家所形成，而与孙辈子女寄居有很大关系。

3.复合家庭

复合家庭是传统时代的一个重要形态，亦是被当时社会推崇的家庭类型（虽然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同一历史时期多数家庭难以保持复合家庭的居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合家庭建立在“同居共财”基础上，家长统领家庭事务。

根据2000年前后我们在河北、浙江和湖北等地农村所做调查，一个上百、数百户的村庄，已很难见到复合家庭的踪影。然而，按照长表数据，当代中国复合家庭虽少，却仍然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具有传统意义的复合家庭或许尚有遗存，但已婚儿孙将经济收入如数上交给家长的复合家庭不会是多数。它们更多的是一个共伙单位。有的则是“虚拟复合家庭”：户口登记簿上两个已婚儿子均在父母名下，或已婚兄弟同登一处，但日常生活单位却相互独立。

4.单人家庭

单人家庭存在的前提是户主本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根据长表数据，80岁以上高龄老人在单人户主中占5%。这些老年人究竟真实地独自生活，还是“虚拟”性单独居住？依据“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1998年一项调查，80岁以上老人独居比例占10.9%，其中85岁以上独居比例为7.4%（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调查数据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它表明，当代社会高龄老年人独自居住并非个别现象。当然，不排除曾经单立户口、但实际与子女共同生活的高龄老人被登记为单人户。

幼童，甚至婴儿单人户也出现在数据中。一般而言，未成年人单独生活的可能性较高龄老年人小得多。14岁以下少年和幼儿构成的单人户占4.11%，这一比例不低。实际上，不仅14岁以下，甚至19岁以下者单独生活也是很少的。故其中大部分应是虚拟单人家庭。通过对其户口性质进行检查，我们发现，所有14岁以下样本中，农业人口占91.04%，非农业人口占8.96%。那么这些单人户是怎样产生的呢？比较一致的看法为，留守儿童是其中的主体。即父母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其一个子女留在家中，依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生活。普查时往往将这个子女单独统计，形成虚拟单人户。而按照家庭类型划分原则，这些未成年人如与祖父母生活，应被列入隔代直系家庭之中。若是这样，留守儿童所形成的虚拟单人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隔代直系家庭比重。不过，普查当年出生者或只有一两岁者成为单人户户主的现象表明，还有其他虚立户口行为。如将单人户中19岁以下者除去，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比例如表4所示。总的来看，25岁年龄段和65岁年龄段比重相对最大。不过从20岁年龄段到75岁年龄段，都有一定比例。可见，单人家庭并非年轻和年老人口群体所特有。

根据长表数据，单人家庭户主中男性占58.94%，女性占41.06%。图2显示，两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构成有明显区别。男性峰值在25岁年龄段，但比较窄；女性峰值在60岁和70岁年龄段，且明显高于男性，范围也宽。可以说，前者尚处于青年阶段，后者则在老年时期。这种分布状况提示我们，很可能婚姻行为差异导致这种特征。即30岁前后男性单人家庭户主中有高比例的晚婚者，而女性单人家庭户主在70岁左右有高比例的丧偶者。长表数据显示，未婚类别中，30岁年龄段男性高于女性662.07%；丧偶类别中，75岁年龄段女性高于男性92.40%。

附图

图2不同性别单人家庭户主的年龄构成^NU1

第五篇：XX支行储蓄存款变动情况分析

九原支行储蓄存款变动情况分析

截止5月9日,我行不含理财储蓄存款,较4月30日增299万元,含理财储蓄存款较年初降624万元,较4月30日降378万元.五月末,我行储蓄存款进度为7700万元(全年任务的70%),已完成-5.67%,落后时间进度75.67%。

一、4月30日至5月9日储蓄存款变动原因：

1、我行为确保开门红任务的顺利完成，九原支行全体员工在行领导的带领下早作打算早行动，迅速安排部署，分配任务指标，鼓励大家全员营销，主动营销。根据“开门红的活动的储蓄存款任务进度，支行领导和部门主任就存款工作召开专题会议，深入研究存款工作变化动向和增存增长点将任务指标逐项分解到领导、到部门、到个人。鼓励全体员工行动起来，协作实现良好的交叉销售。

2、树立实现任务指标的信心，并提供一些优秀员工揽储先进方案进行指导，进一步出台奖惩措施，激励员工揽储的积极性。并对员工揽储情况建立台账，记录各个员工储蓄存款的任务完成数和完成进度，促使我行的储蓄存款任务顺利完成。

3、三月中旬包头分行下达关于开门红储蓄存款任务必须达到全年任务的50%的通知，行领导果断分析我行的当前形势，将3月下旬到期的大额理财产品转化为我行的储蓄存款，并做好销售台账，积极运用我行现有产品，在保证客户利益的同时，实现储蓄存款的部分增长。

4、紧盯同业，实施储蓄存款变动的跟踪、监测和分析工作。重点关注客户动态清单、对大额存款变动情况实行挽留维护制度，通过柜员挽留、大堂经理、理财经理做工作，直到最后网点主任主动行动。实实在在做到开源节流。这些措施显著，促使我行的储蓄存款任务顺利完成。3月17号我行储蓄任务完成情况较年初落后时间进度-5.46%，3月21号则增长853万，完成全年储蓄任务的2.3%.3月27号储蓄存款新增4007万，3月31号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全年任务的73.26%，顺利完成了开门红任务含理财储蓄存款较年初新增8058万元。

四月初——17号我行的存款任务逐步减少，截止到4月17号我行储蓄存款任务较年初增长1360万元，落后任务完成的时间进度。我行前期揽存的客户资金开始流动。为确保完成开门红任务，在行领导的带领下，我行员工全体行动，形成揽储高峰，但随着时间的结束，揽储回来的资金流动，客户需要周转，我行的存款任务逐步减少。

1、我行处于九原地区，处于郊区，整体市场环境较弱，增量客户少，中高端存量客户较少，整体发展缓慢，重点企业较少，大多为微小企业，资金量有限，不能保持存款的稳定性。

2、九原地区中小企业偏多，经济形势不景气，周围的钢材市场依托房地产有一定的存款增长能力。但今年以来，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连带着上、下游企业整体经济环境较差。使得我行的存款新增点较弱。

3、四月份以来，我行的理财产品的整体收益相较于其他商业银行的同类型产品不具有收益上的竞争力。客户对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对比，产品的收益率上缺乏一定的竞争能力。

4、由于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我行个人客户的房屋贷款和车贷受到一定的影响，个人授信业务的不景气，使得中高端客户发展缓慢，存量客户贡献度较弱。

二、主要工作措施：

1、加强营销队伍建设，挖掘优质客户潜力。抓好中高端客户的挖掘和维护工作，确保优质客户的存款余额、比重稳步上升。制定可行的任务分解方案，完善考核机制，强化激励机制，确保任务的完成。以网点负责人、理财经理、大堂经理为主体的营销队伍，将重点客户全部分配到理财经理和网点主任进行维护和建档管理，利用我行现有的财富管理系统，分层联动管理和维护，对个别综合贡献度大的高端客户，行领导直接参与营销维护;通过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对优质客户实施定期电话回访、邀请座谈、财富沙龙等加以营销和维护，提高其在我行的忠诚度和贡献度。

2、拓展批量业务市场，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加大个人客户的授信力度，抢占市场资源。通过深化与政府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联系，与优质公司客户的合作，大力拓展批量业务市场回笼客户资金。通过产品营销、理财服务等有针对性的个人产品组合营销，既从源头上抓住了储蓄存款也推进个人业务其他方面的发展，带动了储蓄存款与其它个人业务的良性互动发展，提升个人业务在全行效益中的贡献度。3.、发展代发工资业务，从源头上揽存。深入开展代发工资客户维护 营销工作，抓好优质代发工资业务的发展，确定梳理目标客户，制订营销方案逐个拜访。我行通过前期的走访营销，成功营销了包头市九原区卫生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集中核算中心，同时代理开立九原地区企事业单位的公积金联名卡业务。代发有潜质的目标客户，制订挖转方案，分工落实到个人，确保代发工资业务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实现储蓄存款的自然增长。

4、切实做好理财产品到期资金的承接工作，确保客户资金在我行内循环;加大保本型表内理财产品营销力度，稳定和增加存量客户和存款适时对客户资金做好跟踪回访工作，及时了解资金走向，积极争揽客户投资间隙资金，做好客户闲置资金转化的宣传动员工作，全力促使资金回流我行。加强对高端客户走访、座谈大力营销我行的表内理财产品，确保资金的留存。三、四月末必保实现目标：（四月末我行要求存款进度为全年任务的65%，请各行根据本行客户维护情况及资金的稳定性加以预估）

我行处于九原地区，且只有一个网点，储蓄存款的自然增长点较少，客户资源相对薄弱，中高端客户基础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