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转业军人再社会化研究综述

第一篇：浅谈转业军人再社会化研究综述

浅谈转业军人再社会化研究综述

摘要：转业军人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再经历了军营的考验之后再次回到普通社会生活之中，他们需要面对再次开始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的困难。本文尝试对现有的转业军人研究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从其中发现新的研究切入点。本文发现现有的转业军人再社会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转业军人就业问题方面，这严重影响了对转业军人再社会化问题的认识。所以本文建议扩展再社会化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转业军人再社会化问题。

关键词：转业军人 再社会化

转业军人是重要的社会群体，是有着特殊身份的社会成员。这一类人群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与其他社会成员极为不同的组织化经历，这种组织化的影响不仅形塑了这种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区别，也锻造了这些个体的存在形式。首先，由于这种职业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它具有与社会相隔离的特征，这也决定了该群体成员与社会的隔离；其次，由于这种职业要求严格的执行，所以群体成员的生活都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再次，由于战争对身体与意志的要求，军队对成员的思想和身体的要求都远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军人的生存状况与一般社会成员差别很大。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对成员的深刻的影响，致使转业军人再次进入社会时面临众多的不适应状况。因此，转业军人所经历的生命历程的改变，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对社会的适应和改变。从这一角度而言，军队的经历是自然的社会实验，而对转业军人的研究就是对社会实验的即时观察。所以，通过转业军人进行社会化的研究对于探索社会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是极为有利的，这不仅可以在现实自然的状况下对社会成员进行观察，而且尽量避免了研究者对社会的影响。不仅如此，以转业军人研究社会化的机制，还开创了军人社会化研究的先例，丰富了社科领域对这一特殊人群的认知。

一、转业军人研究的意义

军队对于主权国家而言，是其维护自身独立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个进行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所以，作为从军队转业的军人是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群体，是军队的重要的预备力量。所以维护转业军人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公民的安全。但是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结构缺乏秩序，在就业、经济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了转业军人的利益。首先，在就业方面，由于长期隔离于外部社会，转业军人适应外部社会需要较长的适应时间；其次，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转业军人的社会保障未得到有效的维护；最后，由于转业军人进人进入社会需要再社会化，所以导致的问题较多。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转业军人的生活，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所以，对转业军人的再社会化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该群体再社会化的规律，帮助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好他们的积极性，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在战乱时保卫国家，在和平时建设社会。

二国内转业军人研究的现状

国内关于转业军人的关注并不是很多，一方面，由于转业军人来自与社会较

为隔离的军队中，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处于并不强势的地位，个体并不突出；作为群体也未形成重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学者们在政治和市场双向引导之下，关注给自己带来政绩的社会研究项目或者符合大众意愿的研究。所以，学届对转业军人的关注较少。在现有关注中，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培训和策略，有少量文章关注其他方面。

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只有宋晓莉和曾跃（2007）对待退军人的研究，研究证明待转业军人在解决问题、寻求帮助方面的积极性好于现役军人，自责、幻想、退避的精神气质低于现役军人。待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状况优于现役军人及中国军人常模，心理应付方式优于现役军人，多采用成熟应付方式。

关于就业方面，相对较多。廖国庚（2012）研究证明，澳大利亚政府组织在退役军人就业支持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退役军人就业支持的许多工作是融入社会的，依托广泛的民间组织完成。提供就业支持的内容集中于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就业支持保障的法制化。郑宏和贺辰光（2009）通过比较德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总结了各国在退役军人管理方面的共同特征：重视对退役军人的管理，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了详细的培训制度，培训从部队开始，充分利用国内教育资源，重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多种多样

对中国退役军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法制建设方面。周星等（2013）对枣阳市退役军人的生活和就业情况的调查，了解国内退役军人就业安置现状；王岩（2011）总结了可借鉴的国外退役军人安置有益经验；叶琴（2012）现行退役士兵安置法律制度中应增加退役士兵的权利救济措施，当安置纠纷发生时，赋予退役士兵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以便更加全面地保障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

孟音从社会资本角度证明在退役士兵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于正式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其研究结论有助于帮助人们正视当前退役士兵就业过程中非制度化的存在及影响。（2011）

总而言之，学界对退役军人的研究处于匮乏状态。一方面，既有研究中只涉及职业和心理两个方面，忽略了退役军人在其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如在社会知识方面的社会化，道德方面的社会化等等。另一方面，未能从退役军人再社会化的现象中发现普遍的社会化机制，忽视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现象。退役军人经历了一个不断再社会化的过程，从社会进入军营，然后再次进入社会，个体在转换之中对社会的体验应当更为清晰明了。他们身上所反映的社会的作用也更加明显，这对于增加社会学知识的库存相当有帮助。

三、国外转业转业军人研究现状

欧美国家对军队的研究在二战之后就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因其社会科学在二战之前就已较为成熟了。社会科学对战争中及战争后的军队的研究建树颇丰，也出现了一批经典的社会科学著作。同样在退役军人方面的研究也多有成果，值得当下进行细致的研究。也是由于过早地成熟，当下有关军队的研究也鲜有所闻，而关于退役军人的研究更是鲜见。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中，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科学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取向，同时较少的政府科学研究拨款也限制了对退役军人的研究。

就现有资料而言，国外对退役军人的研究也集中在几个较为狭窄的范围中，同时经验研究多于基础性研究。James F.T（1946）颇有见地地指出了存在于社

会与军队的隔离给退役军人带来的对社会的错觉，包括对教育的过高期待等。战后军人进入高校继续读书的方式实现退役军人的再社会化（William T.Pink & Eugene H.Freund，1979），通过退役补贴实现退役军人的再社会化（Susan L.B.Darnell，2005； Dora L.Costa，1995），通过家庭实现退役军人的再社会化（Roger Cumming，1958； Jo Knox and David H.Price，1995； Christopher Bradley，），音乐的再社会化（John J.Morrissey，1945）。

四、小结

无论国内外，对转业军人的研究都比较有限，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争没有发生，军队出现在民众视野中的机会也相当有限，加之人数只占人口的微小比例，转业军人得到太少的关注。即使有少许对转业军人的关注，也将会大部分的精力集中在职业培训和就业领域中，忽视了转业军人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他们的社会化历程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学意义。因此，对转业军人的再社会化进行一番分析，对影响中国转业军人再社会化的因素进行剖析，是深入研究转业军人问题的重要出切入点。

转业军人再社会化研究需要深入分析，是因为转业军人再社会化的问题不同于一般社会个体的社会化，如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的再社会化或者跨国跨地区的移民个体的再社会化。它有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的源泉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有关。国家的安全很大程度上需要军队的护卫，民众的财富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都需要军队作为强大的后盾。因此，军队在国家中处于重要地位，不同于其他组织部门。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军队中的军人的独特性。第二，与军队独特的管理纪律有关。军队的独特性决定了管理纪律的独特性，高度使命感、责任感和团结精神是军人所必备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的培养需要在与社会高度分离的环境中得到净化，在严格的环境中得到呵护和培养。所以，严格的纪律就是必不可少的保障。第三，与军队与社会的互动有关。因为社会的独特性以及其自身的严格性，决定了军队与社会之间互动的频率。作为军营一员的个体，也就是作为团队中的一员，被严格要求与军队外社会的接触，以保持军人纪律精神的纯洁。由上可知，军队的独特性造成个体军人社会化的反复，也就是由社会进入军队，再从军队进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转业军人再社会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再社会化过程，而是一个反复社会化的过程。

第二篇：体育场馆社会化途径研究[推荐]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途径研究

我体育场馆资源是体育我国高校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其发展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体育事业改革的前景。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极大地刺了全民参与体育的热情，也为体育场馆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新的课题。现阶段我国体育场馆资源最大的特点就是短缺和浪费并存，在人们普遍缺乏锻炼场所的同时，大量现有场馆却闲置和封闭。因此，在国家和社会投资无法大幅度增加，体育场馆资源不可能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对现有场馆资源的合理利用就成为影响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第四次场地普表明，教育系统体育场馆占有量最多，达67.2%，若能充分利用这些场馆资源为社会服务，十分有利于推动体育事业的进程，尤其对全民体育健身活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研究对象及方法

研究对象

参与本次调查的高校共80所, 其中北京30所, 西安32所, 湖北6所, 新疆6所, 浙江6所。

主要以参与调查的北京30所高校和西安32所为例, 并对北京的10名体育部主任、10名教授和其他

体育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1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调研、访问调查、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 对问卷所涉及的内容咨询了有关知

第三篇：社会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调查，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改变了重点支持的对象。

[关键词]人民调解 社会化 再组织 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是程序法学的理路，将调解视为与一种法制相对的解纷机制，侧重于分析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1997；何兵，2002；韩波，2002；张卫平，2002；范愉，2004）；二是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将人民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从历史来看，人民调解本身是革命政权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陆思礼，2001；强世功，2003）；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磁场当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民间自组织力量，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调解可以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彭勃，2003）。或许还有一条调和两端的“中间道路”，既承认调解与法制的程序性差异，也关注调解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季卫东，2001；郭丹青，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学对调解与法制之间对立的夸大，譬如季卫东（2001：74）注意到了“经由调解而发展的法律”，以及“法律帝国”中的“情理特区”。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不太关心人民调解本身，而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人民调解好比是一个舞台，国家、社会、个人各自粉墨登场，在互动中既相互适应也彼此改造。这样就避免了就事论事，但同时也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我们固然可以从人民调解的场景中看到国家与社会的“身影”，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民调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家与社会在起作用呢？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种“还原论”倾向（费埃德伯格，2005：7），把人民调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社会的“后果”，以至于用理论重新“规划”了事实？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第二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强调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人民调解不同于传统民间调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前者是组织化的，而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民调解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为组织的变迁。以组织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诠释的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组织是社会行动者最为仰赖也最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之一，组织的变迁通常具有“政治敏感性”，一般都是在国家推动或至少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民调解组织变迁的研究要比静态的制度/程序分析更能逼近问题的实质。

一、人民调解的复兴与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法制的相对健全和权利观念的勃兴，民事诉讼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统计数字显示：人民调解在9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韩波，2002）。曾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也因此沦为“明日黄花”；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传统民间调解的“历史遗留物”，人民调解终究会被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从1994年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上海市Y街道首席人民调解员杨伯寿回忆说：

1994－1998年，那个时候调解没有协议书，只有口头承诺，无法查找根据，最后不了了之。老百姓往往选择去法院，这不是因为调解无用，而是因为调解质量不高，没有信誉度。连调解员自己都（把纠纷）往外推，（把当事人）往法院支，民警和居委会也是这样。1998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连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都在讲，人民调解这朵“东方之花”萎缩了。

然而2000年之后，形势似乎又站到了人民调解的一边：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16条允许当事人反悔，对于有违法律的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可以纠正，而对于符合法律的人民调解，却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以何种方式予以支持。与此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明确提出审理民事案件要“能调则调，多调少判”，把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田雨、张晓晶，2004）。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和推动人民调解的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市为典型，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审核制（2000年）、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2001年）、人民调解工作室（2003年）和区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003年）。上述举措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效果，促进了人民调解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据统计，2002－2004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273074件，调处成功262050件，调解成功率95.96％；参与调处了3251件、80232人次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防止自杀、凶杀和其它民转刑案件629件（施妍萍，2005），这表明人民调解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并没有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走上了一条“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路。用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的话来说：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要具有法律背景，并且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即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具有法律工作经历，或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具备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所谓社会化，就是利用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走在调处矛盾第一线，应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积极扶持、支助人民调解工作，从而形成良好、规范、有序的社会自律机制。”

他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人民调解工作室作为一种新的调解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并且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充分肯定了上海的这一探索，明确指出：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代表着人民调解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政府为什么要复兴人民调解？又为什么要采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组织形式？

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在美国的兴起不同，中国之所以要重新打出人民调解这张昔日“王牌”，不是用来对付“诉讼爆炸”，而是为了规避“法制的后遗症”，即让各级政府焦头烂额的缠讼、累讼和上访（陈柏峰，2004），还有令法院权威受损的“执行危机”。法制或审判所造成“零和博弈”局面，往往会令败诉一方不断地上诉、上访乃至“上街”（即采取静坐、堵马路一类的集体抗议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带来“秋菊的困惑”（冯象，1997），即当事人双方都对结果表示不满；而具有当事人主义和合意性特征的人民调解，既可以减轻政府和法院的负担，又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

政府之所以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建立新型的调解组织，则是基于对“传统”的内设于村/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调解在90年代所陷入的衰退局面跟这种组织形式不无关联。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设在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和各种“单位”中。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地域或单位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开始弱化。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于纠纷的多发和复杂性，村居委会调解由于缺乏权力的依托和对国家法律规则的准确把握，自身的能力已经不适于处理这些纠纷。其二，诚信、道德等社会失范，使得基层的调解失去优势，这也是诉讼激增的直接原因。第三、社会凝聚力下降，共同体成员的自治能力较低，内部调整作用差（范愉，2004）。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自治程度较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调整，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多地向基层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和解决，由此导致村/居委会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化（同上）。如是之故，欲使人民调解重焕生机，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调解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改造。

适应这一需要，司法部2002年9月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调解的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4）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大大超出了1989年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范畴，不仅把实践中已经涌现的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都纳入到人民调解的名下，为其追加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调解的“再组织”(reorganization)提供了“准法律依据”。

上海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就是人民调解再组织化的产物，现已成为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织载体，虽然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但被司法行政部门认为代表着人民调解的发展方向，正在进一步推广中。因此，对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兴组织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人民调解“再组织”的政治涵义。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笔者与合作者对上海市的杨伯寿调解工作室进行了跟踪式调查，与人民调解员、街道干部、纠纷当事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并亲历了一部分纠纷的调解过程。下面，我分别从科层制和组织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的角度对杨伯寿工作室展开分析。

二、工作室的组织定位：科层视角

上海市A区Y街道的“杨伯寿人民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9月，是上海第2家以首席调解员的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杨伯寿生于1934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曾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委员会主任和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1985年赴剑桥大学进修经济管理，1986年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和驻俄罗斯首席代表。1994年退休之后便一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001年被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是2002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和2005全国人民调解员标兵，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被评为2002-2004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组织。

工作室由4名专职调解员组成。除了杨伯寿，另外3名调解员分别是徐某、郭某（女）和曹某（女），都是中年人。徐某原来在公安局治保大队工作，现隶属于社区保安队，由派出所发工资，工作室给予一定补贴；郭某原来是居委会调解主任，曾经接受过杨伯寿的培训，比较擅长劝解；曹某是下岗职工，没有参加过培训，但她以前常向杨伯寿咨询法律方面的知识，平时喜欢收看法制节目，工作室成立后便“反客为主”。杨、郭、曹三人都是由工作室发工资。此外还有3名律师志愿者和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组成，其中律师是由政府安排的，4人每月来1次，具体时间由杨伯寿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社区每年支付给工作室办公经费和劳动报酬共13万元人民币，购买这项公益服务，工作室除了直接受理社区内调解案外，还接受社区交办或移送的各类民事纠纷调解案（实际上工作室的业务是跨区的）。工作室在Y街道的“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 拥有4个房间，1间较大的作为4人的办公室，另外3间较小的是调解接待室。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性质上说，“工作室”是街道调委会的一个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从业务上来说，“工作室”受司法科指导；从功能上来说，主要是预防纠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负责居村委调解干部培训和业务指导，同时专司疑难、复杂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化解。探索人民调解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一是有利于充实原有调解组织，使街道、镇调委会从议事机构转变为有工作实体的组织；二是有利于建设一支品牌化、专业化甚至是职业化的人民调解队伍；三是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发展人民调解工作。

这里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工作室与街道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所谓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由街道下辖的17个居委会的调解主任，加上工作室4名成员组成，主任是杨伯寿。街道调委会一般半年开一次会（按规定是一季度开一次会，但杨认为太麻烦），平时基本不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不是街道调委会的分支而是全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作室被称为民间社团，但据杨本人讲，他并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申请，因此杨伯寿工作室与李琴工作室（上海市第一家人民调解工作室）不一样，后者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首席人民调解员李琴担任法人代表。杨之所以不去登记注册，是为了避免年审、开会、接待、募捐等琐务缠身。他表示：“我情愿不当工作室的法人代表，而只要当街道调委会的主任就行了。”这句话颇值得我们玩味，是否可以理解为：独立的法人地位对于工作室非但不重要，相反是一种累赘？工作室调解效能的有效发挥，不在于组织的自治性，而在于跟政府权威的同一性？

二是工作室与司法科的关系，Y街道司法科的Z科长是这样介绍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第一，工作室的定位是社团性质的，即政府出钱购买服务。老杨（指杨伯寿）集中精力化解街道层面上的比较大的矛盾，而像家庭、赡养这类小的纠纷，主要交给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

第二，（杨伯寿）讲话不代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老百姓更加容易接受，如果他代表政府做工作，老百姓往往可能产生对立想法。

第三，化解纠纷的立场上，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因为一是法律滞后，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或者不同的法律相互冲撞；二是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软弱或者有法不依。

最后，杨伯寿工作室的工作我们不干涉，在工作中需要我们司法科出面的（地方）我们出来协调。（2005年4月12日Y街道办事处座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从这番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工作室的微妙处境：一方面“讲话不代表政府”，另一方面又要“为政府排忧解难”。虽然对于政府（司法科）而言，前者无疑具有策略性和手段性，是更好地实现后者，但惟有充分地表现出前一种姿态（尤其是当政府自身与民众发生纠纷时），工作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有效地介入和调解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事实上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若干民间性质。我们且听杨伯寿是如何表达的：

要为群众说话，内部要敢于说话，不是到外面、街道上去说。我以前几十年是为领导服务，我现在为群众服务。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群众和政府部门。公务员是什么态度？我们是什么态度？有些公务员现在就像人家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候有些人过来他也不是要调解什么，他就是想跟你说说让你给他评评理，他觉得信得过你，觉得你公正，就是要找个地方说出来。（2006年3月2日杨伯寿访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一方面，工作室要为群众说话，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分寸，不能站到政府的对立面，这样才能成为沟通群众与政府的桥梁。要两头兼顾，绝非易事。然而，在杨伯寿工作室，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作为民间社团（独立性）与接受司法科业务指导（依附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但这不意味着人民调解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杨伯寿太特殊了。唯有像杨伯寿这样深谙官场规则与人情世故的人，才能厕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而游刃有余。

我们注意到，杨伯寿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有理，我就在站在谁一边”。但“理”是非常抽象的，有着极大的诠释空间，因此他的立场毋宁是一种情境化的产物，是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包含着策略的成分，或者说，立场本身也是策略的一部分。但这个立场有一个底线，也正是政府的底线。在底线之上，杨伯寿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譬如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寻找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破绽；而一旦越过了底线，杨伯寿会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譬如按照政府（司法科）的部署介入群体性事件。

从性质上讲，杨伯寿工作室既非群众性自治组织，也不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社团，工作室在实践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工作室对国家的资源依附性（办公场地、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接受司法科指导，其核心人物杨伯寿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国家精英），又使得其民间性质相当暧昧。“政府购买服务”非但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市场化模式就一定是适当的），相反还强化了街道与工作室的不对等关系。

三是工作室与居/村委会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工作室负责对Y街道下辖17个居委会调委会进行业务指导，还要对调解委员进行培训——工作室同时也是“A区人民调解带教点”。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也存在一定的分工，用Z科长的话来说：“小纠纷不出楼，一般纠纷不出居委会，大的纠纷由杨伯寿工作室解决。”当出现居委会自身无法调解的纠纷时，调解委员也会把当事人领到工作室来（笔者访谈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一位居委会调解委员陪同当事人前来调解）。杨伯寿说：“这种情况常有，调解委员旁听（我们的调解过程），对于她也是一个锻炼。”另外，居委会调委会在调解纠纷时不能自主制作协议书，Y街道所有的调解协议书都是由工作室统一制作的，杨伯寿的解释是：“他们（指居委会调解委员）不能适当地表达，处理也不一定合适，只是做前期工作，包括信息反映、证据固定和劝导，而协商、笔录、签订协议书、交割、履行和监督需要由我们来做。”这表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合同效力在提高人民调解权威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民调解的“法制化”的倾向，即协议书需要遵照特定的程序和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而这些必须由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的人来完成。这样一来，属于“业余”性质的居委会调解就更加边缘化了，主要是处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纠纷。如果说传统的人民调解是一种“大众化正义”(popular justice)，即“一个遵循非正式礼仪的、语言与人员上非专业的、本地化的、管辖权有限的规则的决策过程”(Merry，转引自刘思达，2005)，那么，当下的人民调解越来越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人民调解员被称为“布衣法官”并非偶然），“威望型”地方精英的缺失也使得调解不得不向法律技术靠拢，毛泽东时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人民调解模式必然趋于没落。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尽管上海市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总量高达10余万/年，但如果把这个数字除以10万（上海号称有10万“调解大军”），就会发现，其实每名人民调解员平均调解纠纷只有1件。这意味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当下人民调解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街道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工作室。正如杨伯寿工作室的空间位置所隐喻的那样：人民调解离居委会更远了，离街道更近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法制化”带来的，资源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瓶颈：居委会调解是义务性的，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也很难利用国家的权力资源；更何况居委会自身也存在边缘化的势头，作为下设机构的调委会焉能风光独好？

不难发现，在司法科、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准科层关系”，即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同于经典科层制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这种“准科层关系”还可以向上延伸一级，即区司法局对街道司法科也是一种工作指导关系。根据官方的解释，“指导”不同于“领导”，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区别往往十分微妙。彭勃在调查中发现：区司法局和街道虽然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前者可以通过评比工作来加强对后者的“领导”，因为评比的结果对于街道司法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获得优胜，将有利于提升司法科在街道政府体系中的地位；不过，由于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区司法局对街道的控制又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缺乏稳定性（彭勃，2003）。工作室也是如此，其“工作条例（试行）”是由区司法局制定的，街道司法科还掌握着工作室的绝大部分经费（包括调解员的工资），而除杨伯寿之外的工作室成员，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不高，对这份工作及薪水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在事实上强化了街道司法科对工作室的控制。

不过，杨伯寿似乎并不满足于把工作室做成“Y街道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司法科强调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求杨伯寿一般只管Y街道的纠纷。但杨伯寿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跨区的，除了平时在办公室不分地域地处理纠纷之外，他还利用双休日专门到外区开展法律咨询和调解服务（通常是以参加市司法局统一组织的法制宣传活动的形式），从而使自己的工作立足于全市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街道。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工作室的自主性空间：因为杨伯寿工作室的社会知名度越高，影响力越大，街道就越是需要杨伯寿，从而在工作室与司法科之间建立了一种双向的依赖，平衡了后者对于前者的控制，二者的权力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交换性质（布劳，[1964]1988）。但我们注意到，街道对工作室的控制是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而工作室的自主性却是个人化的，与杨伯寿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一旦年逾古稀的杨伯寿“告老归田”，工作室还能“涛声依旧”吗？

三、工作室的功能发挥：网络视角

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不是对既有组织体系的颠覆，而是“打补丁式”的增量改革：在保持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组织。工作室作为一个后起的组织，它必须融入到既有的组织网络当中，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

有必要补充一下工作室内部的分工情况：杨伯寿负责工作室的接待和调解，兼与法院联系，徐某有时从旁协助；徐某因为在公安呆过，负责制作协议书、笔录，处理轻微刑事案子，以及与派出所联系；郭某负责上门调解（工作室为残疾人和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曹某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资料、接打电话和为杨伯寿安排日程。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调解组织网络的端倪，即有专人负责与法院和派出所联系。工作室实际上处在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当中，这一网络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区司法局、街道、居委会三级调解网络。这实际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准科层关系”：区司法局——街道司法科、工作室——居委会调委会。工作室本身是民间组织，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工作室要与司法行政部门之外的国家组织网络相衔接，就必须通过区司法局这个中间环节。2002年，A区司法局与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关于对民间纠纷引发伤害案件联合进行调处的实施意见（试行）》，创设了“警民联调”的工作模式；2005年3月，区司法局与区法院继在Y街道调委会开展民事诉讼案件委托调解试点工作之后，联合制定了《民事诉讼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实施办法（试行）》；2005年4月，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规定（试行）》，探索将人民调解参与化解轻伤案件引入刑事诉讼程序。

二是“110”司法、公安联动系统，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网络。该机制形成于1999年初，公安将“110”报警电话记录传真给各区司法局，24小时内司法调解干部便上门做工作——主要是处理由邻里、家庭纠纷引起民间伤害案件。杨伯寿介绍说：“Y街道派出所刑侦队认定的轻伤，还没往检察院送的，刑侦队把当事人放弃刑诉的承诺书和案件的笔录移交给我们，由我们来调解，（今年）已经调解了12起，都获得成功。”

三是诉前人民调解和法院委托调解（审前调解）机制。杨伯寿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是上海市“民事诉讼委托调解”的试点单位。诉前人民调解主要是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部分家庭、邻里纠纷以及其他一些疑难纠纷，法院可以建议纠纷当事人向所在街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法院不再立案。法院委托调解是指对部分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的家庭、邻里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原告申请撤诉或由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由法院继续审理。2005年1－11月，区法院已经先后委托工作室调解10起纠纷，其中8起签订了协议书，2件退回法院。

四是“行政协调会”机制，具体做法是：针对社区内发生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群体性纠纷，由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在分管领导主持下召开行政协调会，相关各方共同参加，进行协商调处。经行政协调，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后者进行调解。在双方取得共识并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后，再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室）制作调解协议书，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一方面，人民调解可以借助行政部门的权威进行协调；另一方面，行政协调也可以借人民调解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并把行政意志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意型契约”。

通过上述制度安排，工作室实际上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和国家正式组织网络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工作室不仅分享了旧有的组织网络，而且还形成了一张以工作室为中心，以区司法局、街道、派出所、法院、检察院和居委会为主要结点的协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述机构“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一网络，工作室一方面分担了国家正式组织的一部分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也分享了国家正式组织的权威和能量，并把这种能量以“社会自治”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易”，由此形成组织间的资源共享。

除了这种正式的组织网络，彭勃的研究还注意到，调解主任、调解员和信息员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完全依靠上级行政权威、国家法律、警察等执法人员的支持，更多地是要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靠自己的社会威望，纠纷的平息和调解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相当多的案例中，往往是最后无法用法律和政策来压人，甚至也无法以理服人，而是双方买了调解人的“面子”。正因为如此，上海市组织部门的一名干部认为“经济工作谁都能干”，配备干部最为关键的位置是信访和主管调解工作的基层司法部门；基于同样的理由，首席人民调解员也是由社区中有威望的热心者担任（彭勃，200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调解活动是嵌入(embedded)到调解员的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s)（周雪光，2003：111－58）当中的？

调解活动要嵌入私人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嵌入性的。然而，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相比，“街道”的规模要大得多：Y街道约有10万居民，面积约2平方公里，这就决定了Y街道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非传统的熟人社会。当问及“面子”和社会关系在调解中所发挥的作用，杨伯寿回答说：

“成功率高，威信就高。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信任你。我可能有点答非所问，但确实如此。因为我跟调解对象都不认识的，有一起我去B区调解，到一个部门查资料，对方说我知道你，001号嘛，你不收费的，这些东西律师来了我也不给的，但你跟他们（律师）不一样。我们确实是奉献。”(2005年12月6日杨伯寿访谈记录，笔者整理)

杨伯寿这番话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按照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一个人在加入新的社会网络的同时也会把其原先所在的社会网络带进来；但杨伯寿过去所从事的是经济工作，且长期呆在东北和国外，他那些“高级别”的、与“司法战线”无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很难被运用到基层的调解工作中来。杨伯寿在社区的“面子”主要是靠退休后积攒起来的（尽管局级退休干部的身份可能有助于威望的建立）。1994－2004年的11年间，杨伯寿共经手处理过各种民间纠纷1839起（徐亢美，2004）。在这一过程中，杨伯寿不仅在居民当中树立了声望，也与居民会、街道、司法局、派出所、法院和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尽管杨伯寿不认识当事人，也不认识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对方却可能“认识”他（如前面提到的B区的例子），即听说过杨伯寿的一些事迹。这种单向的“认识”有点类似于组织社会学所说的“弱关系”(weak ties)(Granovetter,1973)，同样可以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许多便利。譬如在调解一起关于离休待遇的纠纷时，杨伯寿需要查阅当事人的档案，这是不符合组织部门的规定的；然而，当杨伯寿亮出了上海市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的身份时，立即得到了组织部门的配合。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具有制度刚性、官僚主义和组织惰性的科层制组织网络面前，“平民”身份的杨伯寿要充分地运用组织资源，实际上还必须仰赖自身的身份和名望，或可称之为“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 1989)。杨伯寿的象征资本就是他独特的从政经历、调解业绩和社会声望：担任过“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被江泽民、朱镕基派往东北工作”，“被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亲自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曾在剑桥大学进修”，以及被《解放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等媒体广泛宣传的先进事迹。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浓厚的中国社会，与权势显赫者的“关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本人工作能力和社会能量的一种标志。正是这些将杨伯寿和其他退休老人区别开来。

象征资本要转化为组织资源和权力资源一般需要两道工序：一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民众的“口碑”使资本增值，并使杨伯寿成为“典型”（其实毋宁说是“例外”），而“典型”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象征资本。工作室现在已经成为Y街道乃至A区的“工作品牌”和“亮点”，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为工作室把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提供了便利。二是杨本人及工作人员的适当运用，使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杨伯寿在接待当事人时，一方面表现得和蔼可亲，不打官腔，不摆架子，非常平民化；另一方面总是看似不经意地提及自己的某些经历和身份，譬如作为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代表、上海市001号首席调解员等等。而出去调查或调解，特别是与单位打交道时，杨伯寿首先亮出的就是由上海市统一颁发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工作证。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对象征资本的运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技术，以此来尽快获取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的信任、配合甚至于忌惮，为以后的“说理－心服”机制（高见泽磨，2003）奠定心理基础，同时预防可能由科层制的惰性和自利倾向造成的不便，促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不论是工作室与国家正式组织的“联网”，还是杨伯寿运用组织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方式，都表明了工作室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就前一方面而言，工作室已经被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就后一方面而言，惟有领导重视，杨伯寿的象征资本才能真正转化为权力资源，工作室也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工作室主要是在组织层面与国家治理体系靠拢，其“法制化”也集中体现在工作程序上，而在处理纠纷的原则上，工作室仍然秉承人民调解的一贯逻辑——重情理，轻法条，追求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譬如，在处理一起由于法院判决“合法不合理”而出现“拉锯”局面的家庭纠纷时，杨伯寿采取了佯装不知的策略，轻松绕开法院的判决书，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和妥协，协议结果几乎把判决完全翻转过来，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法院判决作废。又如，基层法院拒绝受理一起高龄夫妇的离婚案，杨伯寿通过调查发现，这对夫妇继续相处可能会引发刑事案件，于是跟法院院长打招呼，后来法院在杨的工作室开庭判决二人离婚。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国家对于人民调解的角色期待（作为法制的一种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法”秩序的挑战。但就社会效果而言，这一做法与中国法制的内在精神又是一致的（以和为贵、稳定压倒一切），这可能也是杨伯寿敢于“僭越”的重要原因。这两则案例提示我们：杨伯寿工作室并不是国家治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它更像是栖息于国家这棵大树之上的益鸟，它会帮助大树消灭虫患，从而与之建立（具有契约性质的）共生关系，但并未因此而丧失自由，某些时候，它甚至会以医生对待病人的姿态，做一些大树并未要求（甚至有些反感）、但它认为对大树有益的事情。

工作室处理的纠纷类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2005年为例，损害赔偿纠纷最多，占50％；其次是邻里纠纷，占20％；再次是婚姻纠纷，占15％；然后是住房纠纷，占12％；此外还有债务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等，基本都是民间内部的小型纠纷，很少涉及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部分社会冲突主要流向了信访部门和司法机关）。事实上，在涉及这类纠纷时，工作室通常力不从心。在一起居民围堵马路事件中，谈判工作主要由Z科长操持，工作室只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前面提到的那起离休待遇纠纷，由于单位一方是国家行政部门，杨伯寿最初也难以介入，直到当事人通过“过激”手段将事情“问题化”（应星、晋军，2000），单位感受到上级政府的压力，希望尽快甩包袱，杨伯寿才得以介入并迅速调解成功。杨后来也坦言：如果没有当事人那么一闹，事情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透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室的边界：它主要是作为国家的辅助者，处理社会内部相对轻微的冲突。人民调解的这种工作性质，一方面使它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强力挤压，另一方面也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

四、讨论

至少到目前为止，上海市推行的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改革，只有专业化基本落到了实处，而社会化则转换为再组织的问题。这与季卫东（2001：23）观察到一个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即：“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权利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民间纠纷，主要由调解制度吸收处理，所谓法制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调解的组织化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替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尚处在“组织化调控” 的阶段，国家更多地依靠具体的组织（及组织技术）而不是抽象的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每当遇到新的问题或挑战，国家就成立相应的组织或组织协调机制来加以回应。国家推行人民调解社会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市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而只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治理资源。而“组织化调控”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组织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会制约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影响到组织目标和功能的实现。斯科特(Scott，1992)指出，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发明对于组织的资源获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类型的组织都代表了特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资源集合。”（田凯，2004）由前文可知，村/居委会调解委员会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和权力资源，与人民调解工作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事实上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强化居委会调解组织，国家的资源占有量毕竟是有限的，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和专业人才来支撑众多基层调委会的专业化运作，而不得不实施“据点”战略，在街道层面建立新的专业化调解组织，而街道社会的规模也正好适中，一个“据点”便足以辐射全境，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则成为据点周围的“碉堡”。由于上海市自1996年以来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导致政府管理重心下移，突出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体地位（林尚立，2003：176），因此，人民调解的重心向街道层面上移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政府管理与人民调解的对接。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节约了国家的治理成本，又绕开了合法性问题，毕竟居民自治制度是全国性制度，而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模式仅是探索中的地方性制度，将后者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会遭受过多的质疑。“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如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因此，人民调解的“社会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实质是“再组织化”，即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或街道调委会“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人民调解的效能。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象征社会自治的居委会调解却逐渐边缘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反而离社会更远了，离国家更近了。这充分彰显了“社会化”的自我悖反。正因为如此，彭勃（2003）把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视为国家控制的社会化，而人民调解恰恰被“行政化”和“司法化”了，但二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民调解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控制的。工作室的运作模式表面上是人民调解服务的社会化，但由此而来职业化和专业化恰恰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调解重复了“法律治理化”（强世功，2003：123－24）的命运。

诚然，人民调解工作室并不完全是街道政府的附庸，它或多或少具有若干民间性质；但这种民间性质是国家创制和经营出来的，这既是国家的自我改造，也是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国家在改变自身行为模式的同时力图使社会配合这一转变。质言之，工作室是国家对自治性社会团体的一种“结构－功能”模拟（即所谓“社会化”），以此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人民调解正日益被整编到法治/法制的框架之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一种体制外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权力必然遭到了弱化，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能并非零和博弈，与雄心勃勃的国家相比，社会并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社会组织也在利用各种策略同国家进行谈判，消解国家的控制力或利用国家控制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主动要求“嵌入”到国家体系当中(Saich, 2000;Solinger,2003)。正如Frolic(1997)所看到的：新的社会组织不反对国家，而是成为附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充当公民意识发展的培育基地；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人”。从杨伯寿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介人的形象。

如此说来，似乎有必要重新检视民间组织的“官民两色”，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强调这种“双重性”的负面意义，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民间组织的这一面相使它适应政府与民间的共同需要，采用“体制内”的方式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服务，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行政目标有可能通过民间组织居间协调变通为社会和个人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在如此运作的同时，民间组织实际上经由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民意输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恰恰体现了民间组织的“民间性”（陈明明，2006）。具体到杨伯寿工作室，它一方面固然深深受制于国家的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

我们几乎可以说，人民调解是一部中国研究的“活教材”。长期以来，受西方二元论认识论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如现代/传统、国家/社会、理性/非理性——来想象和研究中国。然而，在人民调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充满着理性算计。也许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本文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而最后的结论恰恰是要突破国家/社会的二元叙事框架。其实这并不矛盾，概念的划分（二分法）永远是必要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理论（超越二分法也是以二分法为基础的），研究者只要对这些分析工具进行必要的反思，认识到概念的人为性、非自然性和简化的本质，就完全可以避免将“国家”与“社会”或“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换言之，概念的简化是必要的，但我们要避免粗暴的运用。不要让现实来俯就理论，而要让理论来呈现事实。

饶是如此，“国家与社会”范式依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在于将国家、社会的同质性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用理论的逻辑遮蔽了非同质性的国家、社会在经验层面上的多重互渗问题”（张佩国，2006），而事实上，“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社会也非简单相对于国家的一个同质性实体，因此，无论是‘国家’抑或‘社会’，都是需要在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邓正来，1998：157）。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本文尽管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却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内部的这种异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个明显的失察之处就是，作为“条”的司法局与作为“块”的街道在对待人民调解的立场上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给人民调解组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人民调解要远比本文所描述的复杂得多，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社会科学的关注和解答。譬如，为什么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走向当下这样一种形态，其内在的根源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果说当前的“社会化”只是“再组织”，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社会化之后的人民调解与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民调解是否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半官半民、非官非民的“第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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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个人的再社会化——青年干部成长初探

个人的再社会化——青年税务干部成长初探

青年税务干部他们大都刚逐步完成学业，从学生转变为税务工作者，拥有新的身份和地位，经过再社会化，开始扮演新的社会角色。通过学习和训练，他们的认识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上升，个人特长在工作中得以体现。他们开始真正承担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并体现符合其身份的社会行为。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个人在税务部门中成长的挑战。本文试从社会学角度对税务部门在他们的再社会化过程中的助力作用进行分析探讨。

一、基本概念的引入与阐述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一书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离开个人的社会，也没有离开社会的个人。

在这里，我们阐述几个基本概念：

（一）社会化与再社会化

社会化是社会把一个自然人转化成被社会所接受的社会人的过程。人与动物不同，很多生存能力要靠学习才能获得。因此人从一出生以后就开始社会化，即通过后天的学习，借助语言的运用和较长的生活依赖期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识和劳动技能，学会与他人合作。

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分为基本社会化和再社会化两个阶段。未成年人所经历的对未来角色的非正式学习称为基本社会化。而再社会化是指成年人的重新社会化，即使个人改变以前的知识结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新的、符合社会要求和新的形势要求的只是结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标准。本文重点是对成年人所经历的再社会化进行分析。

（二）社会化的机构与工作单位

社会化任务的完成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化机构作为社会化的保障和动力。在所有的社会化机构中，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工作单位和大众传播媒介等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工作单位是指成年人所从事的被社会认可的职业所归属的社会组织，它是成年人再社会化的重要机构。在这个环境里，职业角色的学习和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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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中心任务。一个人只有通过具体的职业角色的学习和扮演，才能被社会承认，个人也因此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本文侧重是对税务部门对个人再社会化作用的分析。

二、工作单位对青年再社会化的助力支持

再社会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青年税务干部才能转化为被税务部门、纳税人等社会要素接受的社会人。再社会化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劳动技能、价值取向、文化的传递、角色扮演和自我发展等，税务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青年干部的再社会化提供助力：

（一）传授业务技能，帮助青年干部增强工作能力

掌握劳动技能是再社会化的最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中，劳动技能的传授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专业，不像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可以传授几乎所有的劳动技能。应该我们税务部门应该做好一下几点：

1.“因材施教”的培训规划。

这就要求税务机关要针对年轻同志专业、岗位的差异，培训重点、内容要有所不同，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干部业务参差不齐的问题。针对年轻干部学历水平高、业务底子薄的特点，开展全员培训，快速提升业务素质。采取长期与短期结合、在岗与脱产并举等多种方式，重点加强年轻干部财务会计知识和税收管理技能的培训，特别注重对年轻业务骨干、专业人才的培养锻炼。

2.系统培养，学以致用。

要通过院校的正规教育，系统学习专业理论，并通过工作岗位的社会实践，熟悉掌握专业技能。税务机关还应创造各种学习机会，开辟各种渠道，利用业务考试、知识竞赛、竞争上岗、业绩考核、表彰先进等方式，调动税务人员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坚持学考结合，实行“每周一题、每月一考”，每年组织全员业务考试，并对考试结果以科所为单位进行综合排名，强化科所的督导作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使在岗自学成为年轻干部的自觉行为。

3.培养复合型人才。

组建税收业务兴趣小组，鼓励业务精通、知识全面的青年干部，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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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职称，并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选派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到高校培训、进修深造，努力培养一支复合型的国税人才队伍。

（二）培养价值观念，帮助青年干部传递税务文化

文化传递是再社会化的一向基本内容，其中价值观念在文化传递中处于核心地位。价值观念的内化过程，就是文化继承、传递、保存和发展的过程，它能使个人自觉的按照相应文化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因此加强精神塑造对人的价值和行为选择具有关键意义。

1.内化价值观念。

税务部门应结合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强化青年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其职业使命感，并内化为持续的自我激励动机，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需要由浅入深、逐步培养，这对青年干部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尤为重要。要用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武装青年干部的头脑，使他们树立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激发其奋发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进而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这是做好税收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把思想教育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始终，强化道德品质培养，将科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2.传递税务文化。

用先进的税务文化感染人，鼓舞人，以身边典范的力量，增强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开展税收事业通识教育，围绕“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主题，厘清税收工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联系，明确税收的功能和社会意义，强调税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税收的支持，培养青年干部对做好税收工作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三）确定社会角色，帮助青年干部认同实践发展

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指社会赋予社会地位的特定的行为类型或行为模式，它是社会为每一个社会地位所规定的整套具体的权利和责任。社会对处于每一社会地位的个人都有一种期望和要求，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按照这种期望和要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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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角色认同。

应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年轻干部认识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税收与发展、税收与民生等问题的关系，对税收工作全貌有一个整体性把握，提升对从事税收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从事税收工作的信心。

2.角色实践。

让年轻干部迅速进入具体岗位，找准角色定位，突出实践引领，比单调的理论培训更适合年轻干部理论基础较好、实践能力欠缺的特点。为帮助年轻干部迅速进入工作角色，税务部门可尽量编制简洁明确的操作规程，通过实践操作，把握税收工作流程，了解税收工作全面。源于实践的培养模式，其重要意义在于让年轻干部立足自己的岗位，体会税收工作的甘苦，发现工作的意义和乐趣；在实践中施展才干，找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存在的不足，从而产生内生的学习动力；以尽快胜任本岗位工作为基础，在工作中扩展视野，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前进方向。

3.角色发展。

过深入剖析和积极引导实现角色扮演的升华发展。税务部门应积极开展青年税务干部思想状况调研，分类进行思想剖析并积极寻求对策，将分析结果运用到干部角色发展中。结合创先争优和“人民好公仆”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加强党性修养，注重理论修养、政治修养、思想道德修养、文化知识和业务能力修养、作风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的提升，引导干部认识到个人前途命运与组织健康发展息息相关、个人价值与税收事业紧密相联，对自己的角色发展进行理性思考。

（四）强化规范制度，帮助青年干部完善个人发展

从人本主义角度来看，再社会化是个人发展的过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社会变迁非常缓慢，社会结构相对比较稳定，人的发展显示不出他的重要意义。但在现代社会，社会变迁速度快，而且程度剧烈，个人发展的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税务部门要帮助青年税务干部个人发展，就应该做到：

1.量才使用，推行轮岗制

对年轻干部，应首先根据其所学专业定岗，尽可能把他们安排到适合第4页（共5页）的岗位，量才使用；其次根据特点特长选岗，结合其性格、兴趣、能力特点，安排能发挥其优势的工作岗位，人尽其才；再次根据工作表现调岗，对他们进行跟踪考察，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全面了解其工作、学习和思想情况，对不适应现岗位的，及时调整到适合自身特点、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岗位培养锻炼。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熟悉办税服务厅和税务所等征管一线的工作流程和业务技能，推行多岗锻炼，通过轮岗和丰富工作内容等形式促其积累工作经验。

2.合理配置，推行“以老带新”帮扶制

要加强对年轻干部职业规划的管理，明确新进人员的培养目标，发挥好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落实帮带责任，进行一对一指导，传授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了解掌握思想动态，帮助纠正偏差，把握正确方向，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关心帮助，增强年轻干部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3.不拘一格，引入竞争机制

在年轻干部初步了解税收工作后，要让其逐步参与各项中心工作，增强实践能力，有意识地给他们压担子。在工作中以实绩为基础，加大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为年轻干部搭建开放性、自主性和成长性的职业发展平台，促进年轻干部成长，让其在干部选拔中脱颖而出。

4.强化规范，实行责任制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表明，人们会因为某种行为受到了奖励（正强化）而重复这一行为也会因为某种行为而招致负面后果（负强化）而立刻停止这种行为。健全岗责体系，细化人员职责，推行综合绩效目标责任制，能褒扬符合税收工作要求的各类行为，抑制不合要求的行为。通过不断健全制度，构建成长通道，年轻干部能合理调适自身发展方向，以群体聚合的形式推动集体健康发展，有效达成税收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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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转业军人感言

转业感言

从一个战场转向另一个战场，那只是内容的不同，不存在质地的差别。比方说从军人到老百姓，从老百姓到军人。革命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穿军装或脱军装，穿便服而又穿军装。

我们要追求的是它的实质，还有无论地方或是在军队都存着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就是能够代代相传，为人们称颂赞扬和实践的东西。比方说军队，我们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红军、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他们虽然名字不同，各个历史阶段的称呼不一样，目的也不同，然而，它们的军魂却是那样，始终如一，那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把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国际国内，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一说起八

一、解放军、红军、新四军、志愿军人民就热爱、信赖。这是由我们这个伟大光荣的军队性质所决定了的，数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这军队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品德，呈现出它的无坚不摧，无畏无私，崇高的境界和军魂。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是伟大的创举，虽然在南昌只停留一、二天，迅速南下和上了井岗山，然而，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人民的军队的正式成立，这是划历史意义的创举，与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上区别，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而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建立了这样的一支军队。上井岗山，创建红色根据地，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这些前所未有的壮举，奠定了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基础，一支完全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那时候的斗争无比艰难，敌人要剿灭，我们要发展，这种剿灭与反剿灭战就形成了斗争的中心。越是困难危险关头，越显示出了这只人民军队的本色，与人民的血肉相连，密不可分。

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无不显示出我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由无到有，由弱到强，逐渐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再一次证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军队的最高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听从党的指挥。几十年来，人民军队在艰苦卓越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光荣的传统，这些光荣传统，成了人民解放军的躯体血肉和灵魂，到二十一世纪，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人民军队的新的任务和业绩，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维护目前我们得之不易的稳定环境。

诚然，各个不同时期人民的军队，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光辉岁月，然而，我们都同样面临新的历史时期新的考验，和平建设发展时期，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传统，使这些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间内容更丰富，产生新的大的质的升华，真正实践先烈前辈们当年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同样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一蹴就行，也得如同八一南昌起义，井岗山根据地，爬雪山、过草地、打日本鬼子，推翻蒋家王朝那样，作出前无古人的新的卓越的贡献和努力，也就是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实现我们伟大祖国的全面复习，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这里也有许多暗礁，许多激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到了地方的我们，转业以后，内容变了，环境变了，情况变了，如何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做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行各业的标兵，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题，涌现出的无数转业军人的标兵，在前头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极强的召力感染力，如何缩短与他们的差距，成为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新时代的标兵，摆在我们每一个转业军人的面前，要我们去回答，去干出业绩来，不愧对人民解放军的培养，不辜负部队首长领导同志战友的那份殷切希望期待和祝愿之情，面对杰出的奉献者，有大的作为者，默默无私的奉献者，时时感到有股使不完的劲，如何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有益于祖国和人民，岗位不同了，军人的本色不变，依然那样，受到人民的爱戴，党的信任，成为一名不穿军装的军人，使军队的优良传统在地方发扬光大，对得起人民解放军，对得起党和人民培养养育的深恩。

时代和历史造就无数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同时塑造无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模范，对他们、我们责无旁贷地要描写，要讴歌，要使他们的名字和光辉形象英勇业绩，呈现在人们面前，昭示时代和社会的光明面，那是我们转业军人的光辉典范，本质的真实，写出他们的豪情、胸襟，写出他们在新的战场的艰难历程，写出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写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热情，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创新求新，不平凡的经历，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那种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的特质，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这，才是我们当代转业军人时代的强音。

令我们深深敬佩的是，无论是现役军人还是转业军人中，有着许许多多年事已高，有过辉煌功勋的英雄们，他们或许还在工作，或已退离休，然而，他们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军队，忠诚于党和现代化事业的心，赤热之情，永远那样，青春常在，值得讴歌，需要表现，那是我们党和这支转业军人中的宝贝，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要让他们辉映祖国江河，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大地同在常青。

是的，我们的事业有着灿烂辉煌的前程，尽管说前头有困难险阻，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为伟大时代潮流相背离的东西，甚至会出现暗礁，然而，共产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谁也无法阻挡得了的，它是滚滚向前的巨轮，将车子驶向理想的彼岸，这是它的必然趋势。

能为这样的伟大事业，出点力，作点贡献，我想作为转业军人，同样会载入历史史册，为人们称颂、爱戴和流芳百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只有人民。只要我们全心身地投身于为人服务中去了，就骄傲、光荣、值得、有意义，为官为民，都是转业军人的光荣。

向解放军学习，转业军人的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建功立业。这是我们每一位转业军人面临的新课题，让我们共同去努力吧，创造灿烂的奇迹来，以报答党、祖国人民、人民解放军培育的深恩。在人生历史的舞台上，写下光辉的历史，光辉的一页又一页。看谁作的贡献大，看谁更多地获得祖国和人民的爱戴，看谁发扬和继承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多，到人生的终了时，依然毫无愧色地说，我是一名合格的战士，合格的兵，合格的转业军人，一个大写的人民解放军的合格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