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实选择

第一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实选择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实选择

何传新

早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这就要求我们在“十一五”时期，正确认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形势，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步伐。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性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是由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党中央强调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这既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既是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突出矛盾的迫切需要，又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战略选择；既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又是实现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得当，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就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制定农业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两个趋势”，必须立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推进支农政策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国目前所处的小康社会，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和不全面的，主要是由于农业和农村的指标水平较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业和农村。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按照近些年的发展情况，如果不采取及时、有力、有效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此外，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础尤其薄弱，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差距更大。“工业反哺农业”是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2004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幅度增长，但基本上属于恢复性质的，粮食总产水平也仅仅大体上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其中小麦和稻谷还不到80年代中期的水平。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为此，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断增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要求。加人世贸组织三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的增长幅度一直大于出口增长幅度。按世贸组织农产品口径(不含水产品)统计，2009年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口额比出口额高出70亿美元左右。我国有些产品如棉花和大豆的进口数量，已经高达世界出口总量的30％。我国的经营规模极为狭小，人均只有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在国际竞争方面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为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全面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还是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3．23倍，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3．23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既是减缓乃至扭转这种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是按贡献取酬和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稳定社会的要求。

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要求。是缩小城乡差别、全面实现小康的有效途径；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只有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据国际经验，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时刻用四个指标衡量：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小于15%、农业劳动力占30%、城市化率小于50%、人均GDP多于1500美元。美国1930年12%、25%、53%、1800；日本1964年《农业基本法》15%、30%2690；台湾1974年稻谷直接补贴15%、30%、1500、60%；中国28%、50%、41。8%、1100；山东11。9%、40%、43%、2040美元。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其特征表现为：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现价和官方汇率计算，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许多东部沿海省市已经超过3000美元。这表明中国已从经济总量规模上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国家财政收入保持快速增长，财政能力不断增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度(1991年)外，国家财政收入保持两位数的年均增长幅度，高于GDP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

而农业在GDP中的份额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9．9个百分点，而相同时间间隔的1978年到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

非农产业就业持续增长，农业就业比重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997年，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为49．1％，表明了中国就业结构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它标志着非农产业取代了农业成为就业的主体地位。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13比重大幅度提高。分阶段看，1978年到1997年，中国城镇人13比重从17．9％提高到31．9％，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1998年到2003年，城镇人13比重从33．4％提高到40．5％，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增长幅度是前者的1倍，说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人快速成长时期，以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

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1991年到2003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3．8％下降到37．1％，下降了13．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7．6％下降到45．6％，下降了12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反映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这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需求空间，也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1978年到200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49．9％提高到92％；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则由50．1％下降到8％。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的上升表明中国工业竞争力得到提高，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少，说明农业对工业化的外汇贡献已微不足道。

总之，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已经充分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

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制度保障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刚跨越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时期，正在向大规模反哺农业时期过渡，在这个阶段，应重点抓好四项制度建设：

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要按照公平的原则，以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为重点，改革户籍制度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福利体制。

二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思路是：一是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进入农村开展金融服务；二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新模式；三是积极稳妥地支持民间金融、特别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形成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结合的有序竞争格局。

三是完善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一是要明确界定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并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二是提高公益性用地的补偿标准，搞好“以土地换保障”工作，同时还要建立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定价机制；三是引入听证制度，强化社会监督机制，提高土地征用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四是完善土地占用审批管理制度，废除土地占用审批权与土地占用费收益挂钩的做法，打破批地越多、预算外收益越多的机制。

四是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工业化进程，分两步走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是目前按照低水平、广覆盖、有保障的原则，初步构建最基本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规范化的政府救济制度，使农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二是到工业化中后期，可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标准，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形成一体化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过渡。

此外，还应因地制宜、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工业反哺农业中的职责。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对于少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不仅要明确省市政府是反哺农业的主体，而且还要强化它们通过横向转移支付补贴落后地区反哺农业的责任。对于经济落后、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要通过垂直转移支付，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有效地支持这些地区的政府履行好反哺农业的职责。

四、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措施

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需要政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村与农业的投入，才能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要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健全农业投入机制。要进一步放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采取贴息、补助、税收等措施，发挥国家农业资金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开发农业和建设农村基础设施。逐步降低中西部地区对涉农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配套比例，不得采取加重农民负担的方式进行资金配套。继续加大国家农业资金投入的整合力度，鼓励以县为单位，通过规划引导、统筹安排、明确职责、项目带动等方式整合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明晰产权，明确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投资建设和管好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微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资产归合作组织所有。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也可拍卖给个人经营。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地方人民政府要给予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加快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推进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工程原受益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农业银行要继续发挥支持农业、服务农村的作用。

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针对农村具体情况，要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农村中学也要加强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教育。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转业转岗培训工作。各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制等方式，努力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还必须进一步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要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实施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快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强艾滋病、血吸虫病等重点疾病的防治工作，推动改水改厕等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搞好农村计划生育，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抓好“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农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实施力度，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巩固农村宣传文化阵地，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切实提高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水平，做好送书下乡、电影放映、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工作。

对于农村存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有效地带动农民和农村资源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形成少数人种多数人的地，扩大人均生产面积，为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使规模化经营成为现实。把土地、水面、山林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逐渐转移到少数人手里，使农村劳动力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为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扫清了生产关系的束缚，可以冲破一家一户的壁垒，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作者系泰安市委党校副教授 泰安市政府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农业）委员

第二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专题)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专题)

农民增收　重在治本

□王利文　谭炳才（作者分别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副处长）

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继去年农民增收减负政策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农民增收从主要依靠政府减免、补贴向减免、补贴与促进农业形成内生

增长机制并重方向转变，昭示了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由“治标”向“治标与治本结合”的重大变化。

当前，我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以及建设和谐广东的新阶段，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具备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农村的条件和能力，在积极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基础上，我们要结合本省实际，提出进一步落实促进我省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

增加对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财政投入

今年，我国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投资７００亿元人民币，约占国家财政投资的１／３。我省以农田排灌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要调整我省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业、农村财政投入，逐年提高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等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

催生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鉴于目前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政府有力的扶持和引导、很不规范的实际，建议加快我省地方法规的立法步伐，支持及规范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确立经济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对这些组织所办的加工、流通实体减免有关税费，保障合作经济组织的权益。

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品增值低关系很大。我省农业龙头企业虽较内地发展快，但农产品加工水平依然很低。因此，必须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通过经济杠杆调低农业深加工项目进入农业领域的投资成本，提高农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培育带动千家万户的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深加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供销社系统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建立高效有序的产销体系，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村科技贡献率

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省农村、农业科技支撑明显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统计，２００３年我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中只有１０．４％的人受过专业培训。目前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仍有４００多万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法适应产业技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无法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此，要强化政府行为，统一规划，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和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民队伍素质。同时，要加大实用适用技术向农村转移、应用、推广的力度，加快以中心镇为重点的农村科技集成镇建设，大力提高科技对城镇建设的贡献率。

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是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我省开展土地适度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加快步伐。其实现的途径，一是抽疏农村人口，用政府推力和市场拉力吸引农民到工业园区及城镇安居就业，转换农村人口户籍，转移农村劳动力，置换农村土地。二是调整、规范农村土地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不改变土地用途前提下，把土地承包权延长，长期稳定，吸引投资主体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规范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三是在税费、投资、用地等方面出台鼓励土地集中经营的政策。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

昨天结束的全省农村工作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会议透露，省政府决定今年起全省免征农业税。但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必须实施综合配套的改革，如加大撤并镇、村、校力度，精简人员，减少行政开支；加大以工哺农的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补贴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向农村地区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农村科技服务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等。目前，实施对农民减负的配套改革最重要的措施是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以工哺农最直接的体现，是增加农民收入立竿见影的重大举措，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构建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

□罗必良（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点是在“多予”上做“加法”

应该说２００４年的财政支农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支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补贴、减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如果说去年财政支农的重点是在“少取”上做“减法”，那么今年的重点则是在“多予”上做“加法”：

——２００５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进一步

加大补贴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

——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２００５年国家科技投入将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

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

——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７０％。

从今年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国家政策的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财政反哺农民的新时期。

解决“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这表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着三个深刻变化：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到来，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将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中国将在规划制订、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农村的发展全面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将科学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把农民增收放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考虑。

——中国将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下大力气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

用长效机制打造农业核心竞争力

应该说，给农民一些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暂时增收，相对容易做到。但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让农民持续增收，就必须实施制度创新。新的一号文件出现了大量的“试点”、“改革”、“制度”类字眼，并明确提出将立法让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彰显中央正积极探索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第一，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一国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正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强弱决定的。在去年我国农业出现重要转机的背景下，中央正着手建立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如果说２００４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于让农民直接减负增收，以“两减免、三补贴”为抓手，启动了城市资源施惠农村的历史转变；那么，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则立足于使农业强身健体，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手段，开始打造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建立稳定增长的支农资金渠道。中央提出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文件提出将抓紧制订农村金融总体改革方案，明确金融机构在县及以下机构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比例。同时要求县域吸收的邮政资金要回流农村，等等。这些新政策，无疑将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建立“三农”发展的制度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在２００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０４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２００５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温总理在２００４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一个重中之重，从执政党当前的中心工作出发，提出了执政兴国、富农兴邦的新任务；第二个重中之重，解决了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侧重并突出“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第三个重中之重，把“三农”问题列为了政府的核心工作。“三个重中之重”，充分体现了“三农”问题在全国经济、政治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具有历史性的坐标意义。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创新资源配置战略思维

□王冰（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部教授）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主导，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要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根本的措施是要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小规模农户发展的“瓶颈”是资金

目前我国农村占主导的生产方式是土地在集体所有的总框架下农户使用和农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劳动力大量过剩，并且在近期内难以转移，即使在２０２０年农村实现小康，农业就业人口只占２０％的情况下，农村就业人数也高达１．５亿人，劳均土地也仅有１３亩，与发达国家人均数十亩以上的耕地规模比起来仍然达不到规模经营，仍旧难于取得规模经济效应。这样，小规模农户经营将会是我国较长时期内不得不认可和采用的农业经营单位。小规模农户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其缺乏资金。从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上考察，结论是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缺乏可持续性。而在小农经济规模难以在近期内消除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缺乏是形成小农长期势单力薄，难以抵御风险和难以发展的致命弱点。如何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的增长机制，就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

农村资源配置与农村经济作用不协调

在我国，财政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产生政府当年重视，当年农业投入就增加，否则就减少的现象。农业投入的时起时伏，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我国产业资源配置扭曲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的导向下，农村只能是资源流出，不能资源流入，结果农村资源配置与农村经济作用不协调。就拿广东省来说，２００２年广东农业加上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全省社会财富的２７．１３％，上缴的税收大于１／４，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农业和乡镇企业得到全社会金融机构的贷款仅为３．８５％，得到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占全省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为２．４７％，两项加总为６．３２％。广东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与其资源配置是严重不对称的。２００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标志着政府新的资源配置战略思维的建立。与此同时，２００４年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业推行了“三补”政策，“三补”资金近１５０亿元。但这些政策措施缺乏较长的时效性。

通过法律手段把国家的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

如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投入缺乏可持续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基础设施脆弱的状况，就不能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更不可能谈到农业、农村的发展。

要逐步建立稳定的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机制，其关键在于通过法律的手段，把国家的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使政府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并防止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盲目性、随意性和波动性。因此，各级财政部门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每年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要高于上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另外，还要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对其不仅要在投资存量上作适当调整，而且要在增量结构上向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倾斜。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逐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科技进步是根本出路

□张长生（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而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率就逐步提高，农民数量减少，农民收入增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省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传统农业的痕迹依然明显。从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来看，发达国家为７０％左右，我省为５０％。从农业机械化、灌溉来看，发达国家已全面实现机械化、水利化，我省目前机耕率仅为３３％，有效灌溉面积占常用耕地面积的６２％。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看，发达国家为６０％～８０％，我国为３０％左右。正是由于我省农业科技水平低，造成农业竞争力弱、农民收入低。结合我省实际，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必须深化改革，增加投入，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科研投入、农业技术推广、种养业良种、农民培训等四大体系。

科研投入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一是要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改善农业科研机构设施条件和装备水平，搞好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要推动建设区域性的农业科研中心，推进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二是要增加农业科研投入，不断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仅为农业ＧＤＰ的０．４４％，低于１％的世界平均水平。

探索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机制新办法

加快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一是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力度。国家的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主要承担公益性服务；一般性技术推广和经营性服务，要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要积极发挥农业院校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鼓励、支持农业科技型企业发展，积极培育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探索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机制和新办法，对农技推广项目实行招投标制度，鼓励各类农技推广组织、人员及有关企业公平参与技术推广。二是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财力支持力度，扩大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认真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扶持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辐射带动能力，要增加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的资金。

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目前我国农作物商品良种只能满足常年用量的３０％左右，农作物的育种工作基本上仍是建立在“近亲繁殖”基础上。今后要重点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完善种养业良种培育、选育、引育系统，推进良种繁育、推广应用的市场化进程，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种养业良种体系；要继续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良种工程和水产良种工程；要继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

造就观念新、技术好、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

美欧等发达国家规定没有农业专业的大学文凭是不能经营农场的。我省的“小学生农业”、“初中生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农业”的巨大反差决定了我省农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巨大差距。因此，要提高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其竞争力，必须以提高农民素质为基础。为此，一是要全面开展对现有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各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制等方式，努力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造就一大批观念新、技术好、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二是加快农业科研院所的发展，加快农业各类人才培养。三是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条件的地方逐步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体制。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７０％。

全面提高　农民福利

□贺雪峰（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７０％。”如何用好新增事业经费及各种中央转移经费来造福农民，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应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上来

当前学界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三农”研究，大都围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文章。农村税费改革六个字“多予、少取、放活”，归结起来就是要让农民增收。２００４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旨也是“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因为农业长期被忽视，在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粮食短缺引发农产品的大幅度涨价，农民收入连续两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不过，因为粮食增产很快就会改变供求关系，农产品涨价的空间有限。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为减轻，减负的空间也已不大。从长远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还是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减少农民，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但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农民增收的速度，将长期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

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尽可能缩小农民与整个社会收入的差距，就应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但是，也正是因为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农民增收，而应该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的思路上来。

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

收入水平无疑是衡量农民福利最为重要的尺度，但农民福利最终要落实到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农民的人际联系、村庄认同、精神活动等关系密切。质言之，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这样，我们就有较农民增收多得多的增加农民福利的办法。

在农民增收以外，提高农民福利的途径很多。择要说来，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加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提高农民精神生活的质量等等。当前农村最为富余的是劳动力，最为缺少的是现金。如果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农民的合作积极性，我们就可能由富余农村劳动力来做出也许不会被统计为农民收入、却可以提高农民福利的事情。

物质层面以外，可以组织农民开展与健康有关的文体竞赛，重建自己的文化生活，而不是让农民去观看电视中演绎的城市小资生活。这就可能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价值，让农民的主体性得以体现，让农民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美，而不是去羡慕城市有钱人的生活。

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

不仅要让农民有以自己为主体的健康的文体活动，而且应该满足农民价值性的需要。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未来人生的寄托所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人生需要永恒，只有有了历史和未来，人们才会产生长远的人生预期，才可以应对漂浮的生活。中国农民的永恒是很物质化的，如果由老年人协会来主持编写村志，来记载村庄每天发生的故事，由村民在节庆纪念自己的祖先，有机会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可以为农民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找到一些稳定感，并因此提高他们的人生价值预期，增进他们的主观福利。

当李昌平说农民真苦时，今天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高。农民真苦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苦。除此之外，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彼此欣赏，他们不能在变动的世界找到稳定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一句话，他们不能使用集体力量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

当前农村政策部门在考虑农村政策制定时，切切应该拓展思路，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使用到包括农民增收以外的诸多增加农民福利的事业上去。

第三篇：如何理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1、如何理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答：（1）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展的基础一穷二白，我国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施城市化战略，实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1952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50多美元，工业产值份额不足10%，农业就业份额高达83.5%，各项改革与发展中所需的发展要素和资源大多有农业供给。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逐步走向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农业为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农业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程。21世纪初，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基本建设成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策略。我国也进入了逐步消除城乡差别，转换成城乡二元经济增长模式，加速二元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转变的新时期。农村的发展在全社会已形成共识，我国也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层面力推农业、农村的改革与发展。

（2）时代意义：：①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与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而且是由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的。②从历史经验来看，农民安居乐业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③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农村形成和谐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也才有可靠的保障。我们必须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工业反哺农业、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④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⑥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少贫富差距。

2、新时期农村发展模式应在哪些方面进行转变？

答：①从资源利用方式角度来看，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将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②从微观层次的农业经营组织变化来看，中国农村发展将会打破小规模均田制格局，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③从农业比较效益的变化角度来看，中国农业发展将会实现由弱质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变。

④从地域性和组织性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将由就地为主向跨地区为主转变，由自发为主向有序流动为主转变。

⑤从农民收入增长及受其影响的生活水平来看，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子，实现了由追求解决温饱问题向追求小康生活目标的转变。

⑥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正进入由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和由城乡分割向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

3、我心中的“新农村”。

答：我心中的新农村应该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农村；又是充满竞争活力、市场发育成熟的农村；也是农村社区事务由农民民主协商解决、农民保持相对保守的文化传统的农村；更是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融入优美田园风光的农村。农村的农民应该是比较热爱务农，又有务农技能的农民，还必须高度市场化，必须使农民组织有充分发育。农民拥有土地和优美环境的农村。

第四篇：栏目专题报道“烟草行业工业反哺农业”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打破农民增收瓶颈

主持人：

长期以来，受到水利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缺乏的制约，贵州农民增收始终很困难，但是最近，他们找到了好办法。请听经济之声记者的报道。

录 音：

日前，记者来到贵州省毕节市朱昌镇的一个地下溶洞。这里距地面有数十米深，水源非常充足。

村民丁祥介绍说：“到处都有溶洞，有的时候老百姓也听到这里有水声，但是没法利用，挑挑不上去，拿拿不走。”

与地下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昌镇地上水却严重缺乏。因为地处喀斯特地貌的山区，水源无法留存、交通极为不便。

与朱昌镇一样，我国云南、贵州、四川等很多地区，水和路等基础设施缺乏，成为制约农民生产生活的最大瓶颈。

朱昌镇镇长袁中传没有想到，2005年，烟草全行业开始尝试打破这一瓶颈，投资建设服务于农民种烟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工程，他们称之为烟水工程、烟路工程。袁中传介绍说：“他这个工程是由烟草部门投资，水利部门负责设计，然后通过招投标，请正规的施工方进行施工。镇里面、村里面来配合落实这个烟水工程。”

在3年的工程实施过程中，贵州省涉及10个乡（镇），总投资达到56亿元，取得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在朱昌镇的大片田地里，放眼望去，每隔50米都会有一个水龙头。村民业振州感慨地说：“有这个水还是方便了好多，产量也增加了不少。”

云南省砚山县小舍姑村村民王美芬说：“过去比较难，没有水，我们这里一家人过去只有四五亩地，达到四五千元左右。现在是自来水了，又省工又省力，现在就是十多亩地，一亩地能达到三千元左右。”

长期研究和从事经济工作的政协贵州省毕节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周应龙认为：“烟草企业把烟农作为第一车间的工人来对待了，把自己企业的兴衰成败与烟农的利益捆在一起了。双赢！”

事实上，这一工程总体上体现了政府主导、各部门参与的特点。

贵州省副省长禄智明认为，整合各部门的资金和力量非常关键。禄智明说：“我们是把发改委的以工代赈资金、烟水配套的资金、水利的资金、农村人畜饮水的资金，还有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加在一起，由一个权威部门来很好地整合，集中投放，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以上是经济之声记者韩志峰的报道。

第五篇：关于工业如何反哺农业的调研报告

关于工业如何反哺农业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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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决策咨询委作者:决策咨询委员会日期:2007-11-5 16:35:

53工业反哺农业是新时期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逐步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大举措，近期，我们就工业反哺农业这一课题，到外省市进行了考察学习并深入到我市府谷、神木、子洲、米脂四县二十余个乡、村进行了调研。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工业反哺农业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1、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长

2006年，全市生产总值为439亿元，人均13312元，经济增幅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分别高于全国全省6.3和4.3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8.0∶68.2∶23.8。工业主导地位愈显突出，全市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289.50亿元，对全市经济的贡献为74.54%，占GDP总量的65.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77.09亿元，以煤、油、气、盐、电、化工、建材为主导的重工业占全部的99.3%。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115亿元，增长71.7%，财政收入增速全省第一，地方财政收入35.6亿元，增长49.6%，增幅高出全省22.6%。

2、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民生活水平较低

与工业和城市比较，榆林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农民增收渠道单一，农业产值比重占三产的8%，农民人均收入虽然达到2094元，但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目前，我市仍有7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25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贫困人口占全市农业人口24%，由于经济基础十分脆弱，若遇较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等情况，返贫率很高。农村基础设施差，一部分山区农民人畜饮水困难，特别是白于山区和沿黄地区，同时教育、卫生设施落后，教育质量不高，农村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突出。特别是南部六县，由于是纯农业县，而农业发展后劲不足，致使南部成为全市经济最欠发达的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市的23.9%，人口占全市的43.1%，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为40.06亿元，占全市的9.1%，地方财政收入6798万元，仅占全市的1.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相对处于低下水平。

3、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在榆林显得尤为迫切

榆林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落后缓慢，形成明显的反差，与构建和谐社会是极不相符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榆林已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基础，有了一定的承载反哺农业的能力，因此必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举措，这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加快榆林整个经济跨越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可供借鉴的模式与经验

1、全国先进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典型经验

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山东三元朱村，在工业反哺农业方面各具特色。虽然在榆林的现实条件下不能仿效，但他们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华西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大办工业，以工带农，使全村走上了工业化的路子。村上组建了江苏华西集团下属58个企业，形成钢铁、毛纺、化工、铝型材、铜型材、带管等六大生产系列。2006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50亿元，由于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全地的辐射带动能力，目前，华西已吸纳周边18个村，组建了大华西村，使该村的土地面积由0.96平方公里扩展为35平方公里，人口由1526扩展为35000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万元，带

动了大批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河南省南街村总面积1.78平方公里，3180人，全村耕地不足1000亩。南街村依靠当地粮食资源起家，围绕农业办工业，将粮食深加工作为村办企业的主要产业，并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形成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工农业的良性互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全体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路子。

山东三元朱村，原本是个穷村子，从1989年起，以17个大棚起家，发展到闻名全国的蔬菜专业村，其主要思路就是发挥优势，在国家政策反哺的前提下，依靠自身力量，坚持走产业化的道路，以蔬菜加工，带动蔬菜生产，促进全村经济发展。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4000余万元，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

2、神、府工业反哺农业的做法

工业反哺农业是北部县区表现突出，特别是神木和府谷两县的力度较大。近年来，神木县不断加大投入，统筹城乡发展，让改革的成果惠及百姓，2007年神木县本级财政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十项农业工程，列支120万元对一万名农民进行技能培训，发展劳务经济。并采用“县委号召、政府组织、企业出资、农民受益”作法，由政府牵头倡导，号召200个企业包扶200个经济薄弱的村，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府谷县委、县政府实施“城市带动，工业推动，社会联动”战略，采取四种模式支持农业、农村工作。一是以资源换资本模式。用市场手段整合资源，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用煤炭资源置换村庄建设用地，加快农民集约发展农牧业和新产业；二是以富带贫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动员，由企业家出资，帮扶贫困村的新农村建设，实现以富帮穷共同发展；三是以城带乡模式。大力发展小城镇，以小城镇带动中心村建设，促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四是大项目带动模式。整合煤电一体化大项目和工业区征地补偿费，有效地支持新农村建设。今年以来府谷县实施双百工程，即动员一百个企业出资，由一百个单位做规划出点子，扶持一百个经济困难村，发展生产建设新农村。截至六月中旬，已筹备资金1.75万元，使工业反哺农业落到实处。兴茂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乃则从2006年起，计划投资6660万元，将高庄则、见虎、南沟三个村八个组整合并村，并分为农民寓居、养殖加工、生态观光、高效农业示范、绿色食品生产五大小区，项目全部实施后，将使合并后的大村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左右。新民镇芦草畔煤矿矿长刘彪以资源置换土地，按照企业利润10%的比例提取6000万元为芦畔村建设新农村。第一期由煤矿投资2500万元，将居住偏远的村民迁居到规划的新村，并将山坡地全部进行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劈山造田200亩，用于设施农业。

三、对我市工业反哺农业的建议

我市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基本成熟，但要分类指导。要在普遍意义上的财政反哺，政策、产业发展和社会各方面支持并反哺的前提下，重点采取下列措施促进反哺：

1、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我市经济和财政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以煤、电、油、气和化工为主体的工业产业效益增长。因此，从财政增收中拿出一定的财力支持农业发展是最直接的反哺措施。2006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增长71.1%，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9.6%，财政总支出655730万无，增长44.4%。而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保护的支出（在农、林、水、牧支出中剔除行政支出）为31026万元，仅占总支出的4.7%，按同口径计算，支出比例较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而同年行政支出和公检法司支出为155985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3.8%。显然对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无论在位置上和比重上都显得太低。我们建议，应将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和保护的资金支出比例提高到占财政总支出的10—15%，应通过地方立法的程序从财政预算中定下来，真正体现政府反哺农业的决心和措施。

2、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工业带动农业、工农互动的必要举措。各级政府应依靠群众力量，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在农业产业化上取得新的突破。一是要推进草、羊、枣、薯、和果桑、蔬菜、杂粮、制种八大产业规模化经营，要引导农户通过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发展现代农业；二是要减少市级重点龙头企业数量，集中资金，一个产业扶持壮大一个龙头企业，使其真正具有带动作用；三是通过龙头企业，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建设高标准农村科技示范园，打造品牌，做大榆林的八大特色产业。

3、鼓励企业同农村结对支援

推广府谷、神木的经验，由政府牵头，组织实施企业同农村结对帮扶。企业具有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的优势，企业同农村结对支援，可以把工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直接带到农村来，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农民的素质。企业支援农村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具体形式，企业应帮助农村选项目、传技术、教管理、给资金，企业特别是煤炭等高额利润企业应将实现利润的一个定比例提出来作为专项支出支援农业。政府应建立规范的制度，确保扶持资金的有效使用，同时，每年要进行考核，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表彰奖励，特别对巨额支援家乡建设的个体私营企业（如府谷的高乃则、刘彪等），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舆论上给予表扬，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社会的赞扬和传承。

4、对工业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的直接损失应给予有效补偿

我市能源化工基地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尤其是神华集团的煤炭开采和长庆集团的油气开采，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经济效益成倍增长，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大规模开采煤炭、油气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资源和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据调查，神府地区大型煤矿的超强度开采，造成大面积的采空区、塌陷区，使山体滑坡、地表塌陷、水源泄漏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水资源的破坏导致不少井泉下漏、淤坝干涸、树木成片枯死、农田受旱，有的地方甚至引起人畜饮水困难。定边、靖边的油气开采也导致当地河流污染、水位下降。同时，油气管道的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农田。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行业开发的高利润，干部职工的高收入与当地受灾群众日渐窘迫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导致企业同当地群众矛盾激化，集体上访增多，给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埋下了隐患。

为了使我市能源化工基地建设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工业企业给当地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有效的补偿，这种补偿是工业反哺农业中企业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要贯彻“谁破坏，谁污染，谁治理，谁补偿”的原则，能够量化的，要从年限、价格、数量计算，给予合理的补偿，不能量化的污染等项目，也要进行充分协商，给予货币化的补偿，企业要建立补偿基金制度，从利润成本中列支，保证农民利益受到的损害能够从物质上、精神上得到有效补偿。

5、加大对南部六县的支持力度

南部六县经济发展的滞后，是影响我市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制约因素。由于南六县财政较为困难，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必须分类指导。同时，市上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支助南部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一是加大支持南六县发展工业的力度，根据资源状况，把一些项目放在南部，带动南部发展，二是落实已经出台的支持南部的各项措施。并要逐年加大财政扶持的力度。三是采取必要的扶持措施，扶持南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四是实行南北互动，北部富裕县结对子支援南部县发展，动员在北部县的中、省、市、县10个企业支持南部县10个村子，开展示范引导。

榆林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2007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