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庚款办学

第一篇：浅析庚款办学

浅析庚款办学

2005年3月23日，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学者李敖先生在清华的未名湖畔开始了他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二次演讲。当其谈论清华大学的由来时，气愤填膺，声称届时的美国总统布什三年前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了一句谎话，并当众撕毁了布什总统的演讲稿。这一事件，掀起了明间研究庚款办学的热潮。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项4.5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39年按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还清，以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该各款按比例分配，美国按比例分得32939055两白银，合美金24440778.81元。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而在签署《辛丑条约》后的第七年，即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届时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咨文，咨文内容声称退还部分庚款，国会同时还授权罗斯福总统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同年，中美两政府协议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游美肄业馆”，1911年首批校舍建成，4月29日开学，取名清华学堂，不久，改名清华学校，人称“美国赔款学校”。到1928年，清华大学正式成立。这就是清华大学的由来，也就是著名的庚款办学。

在众多研究庚款办学的学者的文章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几乎所有学者都把研究重心放在讨论美国领导的这场庚款办学背后的动机上。那么，美国的这一举措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件争论已久的庚款办学呢？要搞清这一点，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时间段，那就是在1901年庚子赔款签订后，到1908年罗斯福总统提交咨文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了庚款办学的发生？

在很多的学者文章中，都读到了他们举的一个相同的例子。那就是1905年，美国国内发生的歧视和排斥华工事件。这一事件使得当时的国人对美帝国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恶感，一时间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和天津等地市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抵制美货的斗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学者称，正是因为国人的严重抵触情绪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为了平息中国人的反美情绪，罗斯福总统才理出咨文，声称退款办学。这件事的前后，从表面上看上去是如此的理所应当，但仔细想想，就觉得有些不妥。

首先，我不得不有一个疑问，1905-1906年中国国内抵制美货就真的能让美国人引起恐慌吗？诚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蕴含了巨大的消费能力，但史料证明，这段时间的抵制并没有对美国的经济产生大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损失总和，远不及所退的庚款数额。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就引起了美国国内恐慌并将大笔本已经理所应当揣进口袋的钱拱手相让？这显然不合情理。

其次，便是这个态度问题了！在这项措施未实施之前的几十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欺压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过后，美国这位西方强者，对中国的态度来了个180°的大转变，将所得的赔款拱手奉还？

最后，就要注意到所退庚款的用途了。有史料显示，届时的中国政府想以迎合美方庚款办学的愿望为说辞，尽快拿到退款，摈除美国干涉，自主将这笔钱用于开矿修路来改善交通，或者是发展军力抵抗俄国渗透，甚至用它作抵押借贷外国资本开办“蒙古银行”。但对此，美国公使柔克义连下三道“通牒”，直接表示：想将庚款挪作它用，就根本拿不到钱！也就是说，这笔钱只能用于中国教育事业！这就让人纳闷了。那时的中国，经济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按理这笔钱用于这些方面更适合，但美国政府却硬性规定，态度强硬！让人不解！

在众多的学者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很少有将其提升到一个政治高度。总是从一次史料片段来分析得出结论。首先我不得不说，美国，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所作所为都将会将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

其实，早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西方列强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定自己的租借地。而届时的美国，正忙于与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无暇东顾。为此，在美西战争结束后，于1899年9月6日向英、德、俄、法、日、意六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而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缓解列强间对中国的争夺和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由列强在中国建立“国际工管体系”。从瓜分中国，到形成工管体系，不难看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策略上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他们已不再想将偌大的中国分割成几块自己所属的殖民地。准确的说，他们不是不想，是办不到。因为被西方列强压制的中国人民从来就没停止过反抗，从三元里人民抗英到黑水党，再到1898年，也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签署之前，华夏大地上的拳民活动，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让西方列强充分的认识到，必须要寻找一个更好的办法来“管理”这个庞大而从不屈服的国度。

有了这种认识的西方列强，正在全力寻找更好的“管理”中国的方法。那我们再折回之前讨论的事情----1905-1906年中国国内抵制美货。这一事件，让西方列强对如何管理好中国头痛。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届时的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他曾在1906年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两句绝妙的话语，在罗斯福总统眼前呈现出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也就出现了罗斯福总统递交给国会的那份咨文，也就有了后来的庚款办学。

事实证明，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如胡适），在来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第二篇：庚款留学

“庚款留学”寻踪 清华大礼堂

庚款，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列强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为百年国耻中的莫大创痛。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带头“退还”本已多收的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之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加以效仿，由此形成了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活动——庚款留学。

当年，那些庚款留学生负笈美欧，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引回了中国。这样，也造就了一大批真正的栋梁之才，如我国物理学奠基者胡刚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航天航空学家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彭桓武等等，为中国科教文化全面融入世界潮流，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庚款留学的提起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这个新百年的开始为“庚子”年。从这年年初起，慈禧太后和一些亲王企图借助北方的民间义和拳组织去“灭洋”，随之而来的便是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8月14日，北京被攻陷，慈禧仓皇西逃，整个京津地区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蹂躏，史称“庚子事变”。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11国公使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其中“赔款”一项规定：中国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为9.822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因是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简称为“庚款”。

为瓜分这笔赔款，列强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后来总算按所谓“受损多少”、“出力大小”列出清单，其比例为(取小数点后两位)：俄国占28.97%，德国占20.15%，英国占11.24%，日本占7.73%，美国占7.31%，意大利占5.91%，比利时占1.88%，奥地利占0.83%，荷兰占0.17%，西班牙占0.03%，葡萄牙占0.02%，挪威与瑞典各占0.01%。

这笔赔款数额如此巨大，连数字本身都带有国耻色彩(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合人均摊罚白银一两)，且分39年偿付，这样算下来，清政府每年须筹措支付2200万两该项赔款，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国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何况，此前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勒索去的赔款和外债抵押，已费去了全国年收入的五分之一。两者相加，中国每年的总收入将近一半要作为赔款划拨给外国列强。可以想见，国人对庚款是怎样一种心情。

这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做出一种姿态，声称“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原来，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之前，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已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借此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削减索取额的协商失败了，美国没能做成“好人”，但却从中获取了超过实际损失两倍的赔款额。美国为什么要充当这一“好人”角色呢？这与1899年到1901年间美国发轫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在此之前，美国因专注于国内事务(南北战争)，放松了海外拓展，随着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首位，这时它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域，而不希望中国被瓜分或分割。

此时，恰逢清廷派梁诚出任驻美公使，他得知这一内情后，欣喜万分。因为这不仅透露了美国索赔的庚款有水分，也表明有向美国争取退还庚款的可能。于是，他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核减退还，一面向朝廷上书禀报。

1905年4月，美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赴华前，与梁诚作了一次会谈。柔克义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知道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钱？梁诚遂致函外务部，建议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有关这问题的答案，他同时提出自己的想法：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柔克义到中国后不久，于7月12日上书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提议退款。他说，中国政府向他表示，将把这笔钱花在教育上。但是，关心和支持此事的国务卿海约翰忽然于该年7月1日逝世，其继任者伊莱休·鲁特提出，要等到美国收回“足够的”赔款后，再开始退还超额部分。这样一来，此事也就搁浅了。但这件事引起了在华美国商人们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通过退还部分庚款来改善美中关系，这些人的代表者，便是西方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身兼牧师与商人双重身份的明恩溥。明恩溥与罗斯福

明恩溥原名阿瑟·史密斯，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天津、山东任传教士，明恩溥是他来华后起的中文名字，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40年，写有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1905年，因美国在国内采取歧视华人政策而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使在华美商损失惨重，原先被美国垄断的煤油、棉布市场无人问津，棉布堆积如山。面对这种情形，明恩溥的态度与一般美商不同，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重新唤回中国人的好感，既然前国务卿海约翰已承认美国获赔的庚款“原属过多”，那么拿出部分用于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应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适逢美国在华教会派人回本土募捐，明恩溥就借此机会漂洋过海，一路风尘回到美国。1906年3月6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明恩溥。十天之后，罗斯福致函明恩溥道：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实非其他书籍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人的了解加深了许多。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清政府马上做出回应，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程确定，初四年，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为保证计划完成，由两部共同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专司考选留美学生。从1909年1月开始，美国已退还首批庚款，首批100名学生年内就要抵美，故1909年农历8月，两部便举行了首次考选，录取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北京高等农校校长(当时全国六所国立高校之一)金邦正，我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的胡刚复，我国现代化学的开山者张子高、王，以及曾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徐佩璜等。后两年又连续考选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分别录取了70名和63名，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的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朝廷将肄业馆改为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后又改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英退庚款与蔡元培

在美国带头退还半数庚款之后，别的握有庚款的国家怎么办？还有，美国剩余的庚款又当如何处置？这成为中外邦交中新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国内，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贤达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款”的全面解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要害是解决欧洲诸国的领头羊——英国的退款问题。在美国退款之始，英国就发表声明，说对中国的赔款“没有理由做出任何变动”。不料，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英国为争取中国参战改变口径，说愿意按照美国的方式“退还庚款”。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并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五年。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终止了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赔款。同时，中国人也意识到：庚款“惩戒”的对象(清政府)已不复存在，这时仍要一个战时盟国交纳昔日战争贡金，毫无道理。这就形成了一致的社会舆论，要求政府负起交涉责任，让有关国家无条件退还庚子赔款。但英国政府一直延至1922年12月才发表宣言，称准备将部分庚款退还中国，以作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宣言发表后，在华英国教会和部分商人却又突然杀出来，企图取得对这笔退款的控制权。上海的英商公会提出，英国应将退还的庚款用于维持英国人在华举办的教育事业、医学事业以及由英国人管理的中等教育和附属小学，并用作英国式工业教育津贴等等，明显是想利用庚款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

消息传出，中华教育改进社立即带头抵制，并敦促北洋政府，授权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为特命代表前往英国交涉。1924年3月29日，蔡元培携夫人周养浩抵达伦敦。第二天，蔡先生和夫人就对《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观察家报》等逐一拜访，针对英国方面对大笔庚款退还之后会不会被侵占、挪用的疑虑，以及英商公会的不良图谋，坦率表明了态度和立场，强调所退庚款只会在有效监督下集中使用，如创建大规模的科学馆等等。同时，他还郑重提出，希望英国政府在遴选委员和调查人员时，应格外慎重，不要有排斥中国的倾向。蔡先生重点拜访的另一个人，是牛津大学校长沙尔特先生。这时北大校务虽由副校长蒋梦麟代理，但名义上蔡先生仍是北京大学校长。所以，他同沙尔特先生的会见，又是中英两国之间两所最高学府校长的晤面，多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对中国希望英国退还庚款用于本国的科教事业，沙尔特表示理解，并表示英国的商会不应插手其间。在英国，上层文官有50%以上都出自牛津大学，所以沙尔特校长的意见对英国政府很有影响。这次会晤被媒体报道后，事态果然出现了转机。4月8日，由国会议员E·哈奈出面，邀请蔡元培出席午宴，出席的还有另外八位议员，这说明英国国会已开始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在短短十天内，蔡元培通过旋风般的外交，使交涉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蔡先生还适时起草了一份《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分送英国国会和外交部。其要点为：此款主要部分用来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一部分用于资助某些著名大学建立或扩展科技系科；一部分分配给某些国立大学用以购置研究英国科学、艺术、文学的设备，并从中拨出一些专款作基金，用于聘教授，购图书，为研究生设奖学金；一部分设立基金，用作派遣我国大学教师、毕业生赴英学习费用；一部分作为邀请英国学者来华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费用；一小部分用于购回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一部分用于英中两国互派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这份备忘录成为解决问题时的重要蓝本。

1925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中国赔款案”，但延至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方成立，其中华籍十人，英籍五人，推选朱家骅为董事长。其运作的方法，是将大部分庚款借贷给有关部门及企业，用滋生的利息来支付各项文教费用，运作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算是继美国之后最有成效的庚款兴学机构了。“庚款生”的全国考选

在蔡元培游说英伦之际，美国也派遣孟禄为代表，来华实施“二次退款”，即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并于1924年9月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总干事(后由任鸿隽接任)，以具体管理这笔退款。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内“收回教育权”运动风起云涌，清华也不例外，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也归入“中基会”管理。之后，清华系的留学活动仍在延续，除教员达五年教龄即可资送出国读学位或进修外，从1933年起，受教育部委托，先后在全国招考了六届留学生，有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出国，其中有龚祖同、顾功叙、赵九章、张青莲、陈省身、钱学森、马大猷、杨振宁等人。而由中英庚款选派的留学生，目标定在培养高级人才上(读博)，是所有留学考试中最难的考试，成为庚款留学运动中的又一重镇。从1933年至此1944年，连续举办了九届考选，先后有 193名优秀学人被选送出国，他们中有王葆仁、吴大任、王之卓、张文裕、钱钟书、翁文波、卢嘉锡、王应睐、钱伟长、曹日昌、黄昆等等。继英国之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俄国十月革命后终止该条约)等国也都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庚款，用以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其中，获法庚款的有钱三强、杨承宗、吴文俊等，获比庚款的有童第周、钱令希、吴作人等。

目光超前的招考委员会

庚款留学之所以始终能高水平、高素质地造就各方面的高级人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由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领衔的庚款招生考试委员会，能从整体战略出发，通盘考虑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国防需要，以此设置学科，推选人才，在许多领域填补了学科空白，从而为中国相应的科技发展造就了领军人物。

1932成立的由校长梅贻琦挂帅的清华公费留美招考委员会，因名额大多数都分配在物理和化学专业上，故考选工作主要由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负责，助手则是吴有训、张子高等。1933年，庚款留英招考委员会也告成立，委员主要由清华、北大、中大等校的名师组成，而重头戏理化两科则由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人主持。他们成了中国现代科教史上最杰出的“伯乐”。

1932年清华首次招考公费留学生时，一共只有20个名额。此前“九一八”事变刚爆发，他们从应付未来战争考虑，设置了一个应用光学名额，一个弹道学名额，一个地球物理名额。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龚祖同准备参加考试，叶企孙郑重地对他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很重要，世界各列强都在研究，而在我国还是个空白，我们应该有人去学。”龚祖同原跟赵忠尧研究核物理，听这么一说，便放弃了原专业，报了这个名额。录取后，改派到应用光学最发达的德国，进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后来又为我国的航天航空和光纤制造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弹道学名额有许多人报考，位列前两名的是清华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熊鸾翥、浙江大学助教顾功叙。熊鸾翥以第一名成绩摘得这个名额；顾功叙则被择优录取去攻读地球物理专业，解放后为创立物理勘探立下大功。

1934年清华招收第二届公费留美生时，又设立了一个飞机设计名额，一个高空气象学名额，一个同位素化学名额，同样是出于填补我国科技空白的需要。这三个名额分别被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钱学森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赵九章、化学系的研究生张青莲考取。钱学森原是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的，为让他熟悉新的专业，不仅先安排他在清华学一年相关课程，还派他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然后再将他送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就读，到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国际著名的航天航空专家。赵九章报考高空气象学名额，则出于大师们的建议，他们考虑到这是一门前景非常广阔的新兴学科，希望他能将数学和物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中。赵九章被派往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接替竺可桢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后担任了我国首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同位素化学是拥有原子核技术的关键，张青莲被定向派往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化学系，跟随著名专家森菲尔德教授从事研究，连续发表论文十篇，成为当时世界上首批从事稳定同位素研究的年轻学者之一，后成为我国重水生产的主要设计者。

庚款招考委员会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兴学科也很注意。如声学在当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美国的声学会也是到1929年才成立。而他们在1936年第四届考选留学生时便特设了一个电声学名额，结果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应届毕业生马大猷考取，并给他“开小灶”，专门指定清华的任之恭和北大的朱物华教授带他。1937年12月，马大猷来到美国加州大学，只做了几个月的研究工作，便将英国著名声学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给出的公式作出改进，在简正波理论上做出了奠基性工作，回国后被北大任命为新创办的工学院的首位院长。

英庚款留学生的考选工作，大师们同样倾注了心血。1938年，教育部举行中英庚款第六届公费留学生考试。当时，量子理论崛起，“理论物理”成为科学前沿，故专门设置了一个名额，周培源鼓励他的学生彭桓武报考。彭考取后，周培源又亲自为他选定导师——此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的理论物理大师马克斯·波恩。彭桓武进入爱丁堡大学，跟随波恩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学习和研究，后成为我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钱三强出国研究核物理，也与大师们的举荐分不开。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吴有训将他推荐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第二年，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公费留法考试，虽然只有六个名额，但经严济慈建议，还是设立了一个“镭学”名额。严济慈积极鼓励钱三强报考，并选定居里夫人作为这个名额的导师。后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成了居里夫人的得意弟子。庚款生向往“实业兴邦”

晚清大张旗鼓地派遣庚款留学生，主要目的是为兴实业培养所需人才，故规定选派人员中十分之八须习“实业”。这种历史原因，也使庚款留学生大都怀有“实业救国”的志向。在康奈尔大学专攻机械和冶金的周仁，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回国为“兴实业”做努力，先出任《申报》馆工程师，负责建造《申报》新馆和机器安装，后应聘担任了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1921年底，他到上海南洋大学(今交大)任机械系主任兼教务长，又筹资创办了大效机器厂。1928年以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工程所所长，先后创办了钢铁试验场、陶瓷试验场、玻璃试验场和棉纺织试验场。周仁办的试验场，既是研究试验场所，又是向社会提供产品的工厂。在冶金方面，他从美国引进了电弧场，最早在国内进行电力炼钢，研制出各种工业中急需的钢材，如含铅、锌的特种铸铁、高硅制铁、低碳韧性铸铁，以及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耐酸钢和气门用钢，产品近20种，让世界为之吃惊。还研制出抗热压玻璃和光学玻璃，并改进了棉纺织机械设备。新中国成立后，工程所分为中科院的冶金所和硅酸盐所，两个所科研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华学校首届毕业生侯德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时，便接受范旭东之聘，加盟创建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侯德榜来到渤海之滨荒凉的塘沽碱地上，作为技师长(总工程师)，一干就是四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永利碱厂终于在1926年6月建成投产，生产出第一批雪白的纯碱，当年便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从此，作为肥皂、纸张、玻璃、印染、食品、医药等工业重要原料的纯碱和烧碱，我国不再依赖进口，年进口量由100万担锐减到48万担。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主持了众多重大项目建设。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早期庚款留学生中有许多人习农，如金邦正、过探先、邹秉文、钱崇澍、钱天鹤等，都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农学家。过探先1915年获农科硕士学位回国，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旋即发起创设省教育团公有林，中国近代大规模造林自此肇始。1916年在此基础上筹建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共设四区，每区面积约五万亩，如今的南京中山陵园即其中一区。1919年，考虑到我国新兴纺织工业需要优质原棉，过探先应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聘，毅然辞去校长职，在南京洪武门外开辟植棉场，艰苦创业，经过三年辛苦的田间工作，终于选育出江阴白籽棉、孝感光子长绒棉、小花改良棉和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过子棉”，为发展我国棉花种植业和棉纺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他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在1929年3月23日遽然逝世，年仅43岁。

建钱塘江大桥是几代浙江人的梦想，但钱塘江不比寻常，上游的山洪与下游的倒灌海潮时常相汇，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且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故建桥论证了多年还不敢下手。浙江请茅以升来担此重任，他不畏艰险，辞去北洋大学教职，走马上任，邀请留美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又从国内聘了四位工程师和29位刚毕业的工科大学生，组成技术队伍，先后设计了六套建桥方案，从中选取最优。他组织员工昼夜奋战，于1937年9月26日提前通车，前后仅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这座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建造的“中国第一桥”，在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摘自《庚款留学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8月版

第三篇：庚款留学的 耻辱与希望

庚款留学的 耻辱与希望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联军总司令将指挥部直接设在了故宫之中，因这一年正值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之乱”。隔年，《辛丑条约》签订，英法美日等11国列强要求的赔款额极富侮辱性，清政府总共须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当时中国人口同为四亿五千万，平摊到每人头上正好一两。

有意味的是，在庚子赔款的耻辱下，却又走出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借退还庚款，扶助中国教育之名，妄图进一步控制中国，却也因此为中国打开了现代文明的大门，那些借助庚款学成归来的文化精英们，随即成为推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引擎。

庚款兴学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款是用黄金还是白银偿还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举行谈判。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他意识到美国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当即改变谈判策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他同时向清政府谏言，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美国朝野的有识之士早有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的打算。当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时，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美国提报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已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作为此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它的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不希望中国被瓜分或分割。英法日德等列强的贪婪没有使美国做成“好人”，但退还部分庚款的种子就此埋下。1905年海约翰的突然逝世令退款一事暂时搁浅。美国的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1906年3月，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明恩溥回到美国，他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而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经过多方推动，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清政府马上做出回应，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程确定，初四年，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受美国引领，除日本将庚款用于侵华战争，苏联自动放弃，德国，匈牙利，奥地利因一战战败而对战胜国中国取消庚款外，英国，比利时等庚款受益国也因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步实施退还庚款助学的策略，轰轰烈烈的庚款留**就此拉开了闸门。

开科取士

1908年中美签署庚款留学协议后，中国即开始留美学生的甄选工作。1909年到1911年的三年间，清政府三次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庚款留学生。考试地点设在北京的史家胡同。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之后，遴选庚款留学生是再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这使恪守“学而优则仕”的无数学子从“学习新学，争取留学”中看到了读书给人生带来的新的希望，许多老派学人更是把此项选拔考试视为新的开科取士。这是一场恒古未有的考试，一个在近代饱受列强欺侮的古老民族聚全国青年才俊于一堂，将其最优者送往海外，以求与现代文明接轨，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而作为留学经济支柱的庚款，不可避免的为此项留学活动打上了国耻的烙印，深深的刻在每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青年心底。

史家胡同见证了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历经七八天的初试复试之后或品尝胜利喜悦或吞咽落榜苦涩的情景。当年招考的要求极为严苛：考生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要求“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庚款留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国。1909年8月间，庚款留学的第一次招考举行，应考的学生达到630人，两次考试后，只剩下47人。这47名佼佼者在当年10月赴美，只是出发时，3名贵胄子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50名学生中包括日后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一年之后，1910年8月，仍旧是史家胡同，庚款赴美第二次招考进行，考试科目及顺序一如上年，后人来看那一年的考题仍觉得蛮有趣味。初试中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这一年的考录比上年大幅提高，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胡适参加了这次考试，他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只是考国文时，对“规矩”这一命题，考生都是作策论，唯独胡适别出心裁的作了考证，谁知歪打正着，主考官是个考证迷，对胡适的文章极为赞赏，打了100分。当其他陪考官提意见说国文没有打100分的道理时，这位主考官却说：“100分还打少了，依我的意见要打120分！”最终胡适名列第55名，他赴美后初学农，后改哲学，最终多有建树。与他同时渡洋留学的还有赵元任和竺可桢。

1911年，第三批庚款留学招考举行，63人得以赴美。10月间，武昌的炮声打碎了清政府虚弱的外壳，清帝逊位，随后，中国进入近代史上最为混乱的军阀混战时期，庚款留美计划就此搁置。胡适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所叙及“十年之后，赔款学生当遍于新大陆矣”的盛况，被炮火打得粉碎。但这三批赴美留学的学子大多学有建树，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的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

水木清华

民国初年流行着一个笑话，据说，当时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山村里，有个学子考中了清华大学，消息传开，整个村子沸腾了，一个老学究为表示自己有学问，就问乡民：“你们知道什么是清华吗？”大家摇头，他就摇头晃脑的说：“清，是大清，华，是华盛顿。”

虽然是笑话，但也反映出清华大学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清政府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后，庚款留学中断，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却并未停止选送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的重任，更于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截至1949年，清华大学共派出6批庚款留学生，达1000多人。

美国庚款助学的半殖民地色彩在清华大学身上彰显无遗。按照美国大使馆的要求，清华学堂一定要开设美国历史，地理和公民课。美籍教师在课堂上，更要求中国学生将美国历任总统，历史上的伟大人物，48个州的州名等都一一背下来。英国哲学家因此说清华好似一座“从美国移植来的学校”。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剩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但必须由中国和美国共同成立一个基金会掌管此款项，这就是“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简称中基金”。中基会的成员是国际国内极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丁文江、韦罗贝、翁文灏、汪兆铭、李煜瀛、位朝枢、任鸿隽、孙科、赵元任等都曾先后替补为董事会成员。在基金会的账面上，有着1254.5万美金。还给中国的钱中国却不能自己做主使用，这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同时也由于美国的干预，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敢将庚款挪为他用，保证了中国留学教育的经济基础。清华大学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个基金会所提供的相当部分的奖学金，基金几乎可以算是清华当时的经费来源。有历史学家评价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预算是有保障的。”

英国是美国之后庚款助学做的最好的国家。与庚款留美不同，庚款留英的宗旨是要为中国科学教育培养出一批高端专家学者，所以留英考试是所有留学考试中难度最大，竞争最激烈的。但也因此凡是被英庚款录取的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领军人物。如我国数理统计学和概率学的奠基人许宝騄，原中科院院长，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与钱学森一起成为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助手的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当然，还有钱钟书。1933年，钱钟书毕业后，校方有意留他任教，或者在西洋文学系读研究生，钱钟书却回之以“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他不久参加了第三届英庚款留学考试。当年共有24个名额，但英国文学专业仅一名。据说，那年清华大学准备报考的一些人听说钱钟书也去考，吓得自动退出，成绩出来后，钱钟书果然名列榜首，去牛津大学读书了。

高瞻远瞩

为了培养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认同与感情，美国政府下了大力气，当时正值美国社会排华的高峰期，美国政府将庚款留学生们安置在笃信基督教的体面人家里，感受温良的家庭之爱。在经济上同样给以大额资助，庚款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富足，不仅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当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为此还为《大共和日报》翻译了一些东西，都德《最后一课》就是其中之一，稿酬由报社径寄母亲。但不管如何，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但美国粉饰太平，大搞中美亲善的伎俩还是被美国社会欺压华人的现实无情的粉碎了。1912年7月，侯德榜等16名留美生乘美国油轮抵达檀香山后，遭到美国海关的无理刁难，侯德榜当即作诗一首：“闻道轮船到檀山，华人登岸万般难。伤心最是中华国，到处亏人冷眼看。”他的这种感触，后来与时俱增。即使一向被视为亲美派的胡适，后来也认为美国的庚款助学“怀着诡计”。

由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领衔的庚款招生考试委员会同样懂得用长远眼光看未来。他们从整体战略出发，通盘考虑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国防需要，以此设置学科，推选人才，在许多领域填补了学科空白，从而为中国相应的科技发展造就了领军人物。1932年清华首次招考公费留学生时，一共只有20个名额。此前“九一八”事变刚爆发，他们从应付未来战争考虑，设置了一个应用光学名额，一个弹道学名额，一个地球物理名额。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龚祖同准备参加考试，叶企孙郑重地对他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很重要，世界各列强都在研究，而在我国还是个空白，我们应该有人去学。” 研究核物理的龚祖同听这么一说，便放弃了原专业，报了这个名额。录取后进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后来又为我国的航天航空和光纤制造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4年清华招收第二届公费留美生时，又设立了一个飞机设计名额，一个高空气象学名额，一个同位素化学名额，同样是出于填补我国科技空白的需要。这三个名额分别被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钱学森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赵九章、化学系的研究生张青莲考取。钱学森原是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的，为让他熟悉新的专业，不仅先安排他在清华学一年相关课程，还派他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然后再将他送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就读，到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国际著名的航天航空专家。

钱三强出国研究核物理，也与大师们的举荐分不开。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吴有训将他推荐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第二年，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公费留法考试，虽然只有六个名额，但经严济慈建议，还是设立了一个“镭学”名额。严济慈积极鼓励钱三强报考，并选定居里夫人作为这个名额的导师。后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成了居里夫人的得意弟子。

最后归宿

1943年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新约》，宣布取消中美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美国放弃庚子赔款权利，中国对美庚子赔款终止支付。依据美国庚子退款而成立的中基会随即面临着有无必要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4年底，经过多方协商，中基会得以保存下来，清华基金及清华大学的经费也得以按原来的方式继续保留和运作。据说，到1948年底清华基金已积累到432．3万美元，这笔基金后来被中基会董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保管。

1948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试图将中国的学界精英们转入台湾，爱国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了崇高的节操。同年12月，陈寅恪被蒋介石用飞机接到南京，第二天他就去了上海，随后到岭南大学任教。国民党高官不死心，追过来游说他，表示如果陈寅恪肯去台湾，马上给他10万港币及新洋房。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你给洋房我可以马上盖新房。”结果就是说不动陈寅恪。茅以升，竺可桢等科学家同样选择了留下。1948年12月，北京解放的前两天，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到南京，随后去了美国。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后，原中基会也随之土崩瓦解，全部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的收支都掌握在寓居美国的梅贻琦手中，但他保持着一贯的清廉作风，他住的小公寓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他的太太60岁高龄还要出去打工，在衣帽厂工作。1956年，梅贻琦用这笔钱去台湾创办了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随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新竹清华大学。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病逝。在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人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这大概就是庚款的最后归宿。

第四篇：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办学质量报告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2011-2012学办学质量报告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厦门大学和厦门嘉庚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按新机制和新模式运作的本科层次独立学院。2010年7月，学院获评“全国先进独立学院”。2011年，学院荣登“中国最具品牌价值独立学院”榜首。

2011-2012学年，学院设有涵盖理、工、文、经、管、法等学科的19个分院、系，45个本科专业，70余个专业方向，拥有在校本科生近14300人。

在这一年，嘉庚学院继续高举“规范与创新”的办学旗帜，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培育办学特色，稳步进入学院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一、稳步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一）深化实践教学改革

从办学之日起，嘉庚学院就努力进行各种教学改革，尤其是实践教学方面的改革。学院视实践教学为一种强调能力培育的教育元理念，将实践教学渗透到教学的所有环节。2011-2012学年，学院进一步加强在实践教学方面的引导、组织工作，并积极推进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2011年9月，学院与厦门天能电子有限公司合作打造准社会体验工作中心，厦门天能电子有限公司每年出资20万用于该中心的运营和管理，为学校和企业搭建双向沟通的桥染，为学生提供与企业互动交流以及进行实战演练的机会，帮助学生实现从学校到社会的“无缝”对接。2011年11月，人文与传播学院和漳州海达航运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在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上达成共识，漳州海达航运公司将为人文与传播学院提供科研、实践平台，而人文与传播学院也将为该公司提供对外形象推广、广告设计方面的支持。2012年3月，电子商务系与网易公司合作建立大学生实践教学与创业基地，该系师生自主开发建设电子商务网站“E道网”进行真实创业，此举不仅为该系师生营造了真实的电子商务实习环境，也为其他专业师生的实践教学活动如产品设计与开发、市场营销活动等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二）切实抓好学科专业建设

经福建省学位委员会批准，我院顺利成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的36个专业被增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环境科学与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网络经济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等4专业入选福建省本科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与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学院申报了城市规划、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联网工程等专业，获得审批通过，并列入招生专业。

（三）成立高等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筹委会

2012年6月，学院成立“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高等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筹委会”，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我院在继续强力推进各项教学改革实践的同时，通过加强理论探索的形式来提升改革的理性内涵，深化改革。筹委会将面向海内外，招聘学术造诣深厚、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等教育学专家学者，同时从学院现有教师和教学管理队伍中遴选部分成员，组建一支务实求真、勇于创新的研究团队。

（四）启动高等数学教学改革工程

2011年11月，嘉庚学院正式启动高等数学教学改革工程，推进与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高等数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开展高等数学教学组织与教学方式的改革，使学院的高等数学教学满足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需要，适应不同学科专业的实践需求，帮助学生克服数学学习障碍，让高等数学“学而有用”。

（五）营造更为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

从该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嘉庚学院定期（每1至2周）安排一场全院性的学术讲座，由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者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教师担任主讲人。此外，学院通过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短期授课、开设讲座等方式，为学子带来学科专业的前沿资讯。学院还先后承办了第十七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杯”英语演讲比赛福建省决赛和第七届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车竞赛华南赛区比赛，通过举办高水平赛事，增进与其他高校的交流，拓展学子视野。

（六）人才培养初显成效

2011-2012学年，嘉庚学子获得省级以上奖项共计200余项。在2011全国3D大赛上，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最佳工业设计奖1项；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一、二等奖各1项；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各1项；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获一等奖；在2011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中获一等奖；在全国绿色领袖营精英赛中获一等奖；在全国健美操冠军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各1项；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二等奖；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获二等奖；在全国大学生绿色建筑创意设计大赛中获最佳作品奖；在第九届中国环境艺术设计学年奖中获铜奖；在第十七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中获三等奖。2012年3月，电子工程系学生的两篇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源之一的EI收录。2012年5月，建筑学系学生郑晨收到9所美国高校硕士录取入学通知书，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学院加大教师特别是中高层次教师的招聘力度，全年新聘专任教师115人，教师队伍无论是职称结构、年龄结构还是性别结构都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为了促进新教师更好地适应学院教学工作的发展需要，提高新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学院制定了新教师培养计划，开展了组织新教师入职培训、安排专门的导师进行业务指导、组织包括分院、系、教学部主任在内的有经验的教师深入新教师课堂听课和评议、组织新教师跟班听取老教师授课、安排新教师上公开课等各项培养工作。在学院的精心培养下，新教师们均已能够独立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情况总体良好，综合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院大力推进教师科研工作的开展，出台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关于加强科研工作的若干意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科研奖励实施办法》、《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级科研孵化项目实施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定，设立校级科研孵化项目，每年为20-25项科研项目提供研究经费资助，并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重点奖励发表在权威核心刊物上的文章和产生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成果，这些举措的推出，进一步激发了教师的科研热情。

此外，学院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专门开辟了“学风建设网”，推出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术规范条例》等规定，促进学院学风建设的深入开展。

三、深度推进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拓展合作院校与领域

2011-2012学年，学院先后接待了日本京都文教大学、英国阿伯斯大学、英国格里姆斯比大学中心的来访，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学院还与已经形成合作的院校英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堪萨斯城分校、英国赫尔大学等就合作领域的拓展进行了协商。此外，我院也积极拓展与台湾地区大学的合作，与台湾台中教育大学签署了学术交流协议书及学生交流协议细则。

（二）文化交流好戏连台

学院与来自日本、美国、台湾等地的高校文化交流频繁，好戏连台。2011年12月，嘉庚美术馆开馆。此后，该馆先后迎来了荷兰、冰岛等地的艺术家和美国云林艺术学院的展览。2012年4月，人文与传播学院师生与来自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师生开展了主题为“闽台缘，你我圆”的联谊活动；6月，同样来自台湾，有“台湾配音天王”之称的李景唐为学子带来了精彩的配音表演。5月，日本新生代演奏家岸部真明和台湾指弹吉他大师黄家伟同台献技，为学子进行了吉他弹奏。7月，日本“里千家”流派茶道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天津日本“里千家”茶道协会主任坂井宗晴教授在日本文化教室进行了4场地道的日本茶道表演，表演面向全院学生开放报名，令学子大开眼界。

（二）交流学生广受好评

日本京都平安女学院大学是我院日语系“2+2”留学合作高校，自2009年9月起，我院已先后派出3批学生赴该校留学。其中07级学生骆婧、09级学生陈思颖先后获得日本京都府颁发的“京都府名誉友好大使”称号，骆婧还被该校授予“雅迪奖”（相当于“特别优秀毕业生奖”），该奖每年仅一至两名毕业生获得。鉴于我院留学生的优异表现，京都平安女学院大学决定从2012年起增加对我院的招生数，从原来的10人增至15人。在英国的合作院校，我院学子的表现同样抢眼，通过“2+2”项目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留学的9名07级学生顺利毕业并拿到学士学位，其中黄雁、王紫昀获得一等学士学位及该校颁发的联合培养学生奖学金。

四、努力完善办学条件

2011-2012学年，学院进一步完善各项办学条件。学院投入近1870万元用于工程建设和设备的购置、维护与更新，完成漳州校区棒球场建设工程、漳州校区风雨球馆二楼加装铝合金窗工程、学生活动中心三期琴房改建工程、教师公寓中庭景观绿化工程、教师公寓石板路铺设工程、大湖心岛东侧景观改造工程、公共教学楼1号楼及人文大楼北侧、东侧景观改造工程、经管大楼四层办公室装修改造工程、嘉庚美术馆装修改造工程、人文大楼二层装修改造工程、学生园区绿围网更新工程、网球场围网更换工程、学生园区智能控电系统网络版改造等项目，并批量更新了电脑、投影仪等教学设备。学院还先后补种加种各类树木近3400株，进一步提高校园绿化水平。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加便利完善的医疗保障服务，学院出资83万元为学生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参与厦门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均可免费获得一份最高保额为63.5万的补充医疗保险；学院积极与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漳州市医院、漳州市医院开发区分院沟通协调，于2012年3月成功开通学院师生厦漳两地医保刷卡功能。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学习、生活上的便利，学院推出教务系统手机Android客户端，学生下载后可通过手机查询到自己的课程表、考试安排、考试成绩等。学院还购买300辆崭新的公共自行车供师生使用，使校园的公共自行车数量增加到2000多辆。

五、加大学生创业就业的指导力度

（一）完善创业教育工作机制

学院通过构建创业课程体系、举办学生创业比赛、加强创业辅导培训、开辟校园创业试验田等方式推进创业教育。2012年3月，我院创新创业教育孵化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与美国创新管理研究领域最好的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亨利布劳克管理学院开展密切合作，聘请该院院长陈丁琦教授为高级顾问，聘请8位风险投资人、天使投资人、成功创业人士组成创业导师团，共同培养传承嘉庚精神的企业家。目前，有近30个学生创业项目在该中心孵化。我院在创业教育方面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在第三批“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名单中，我院榜上有名。

（二）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2011-2012学年，我院继续坚持就业工作的“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信息化”，加大就业市场开拓力度，加大对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的“双困生”的帮扶力度。此外，学院举办的招聘会形式也更加多元化，除了依常规举办一年两次的学院供需见面会外，学院还首次与厦门大学联手举办供需见面会，支持院系举办具有行业特点的系级招聘会，大大拓展了毕业生们的就业空间。

六、加强育人工作

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育人为本，做好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工作。针对2011级新生，学院先后举行六场院长与新生对话会，帮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学工部为新生策划编撰了《我的大学——嘉庚学子成长手册》，为学生提供安全、心理健康、医疗保障、生涯规划等全方位的入学指导。为欢送2012届毕业生，学院组织了9场毕业典礼，由王瑞芳院长逐一为毕业生扶正流苏、授予学位，并开展“文明离校”活动，安排专车送毕业生离校。学院深入推进行政秘书兼辅导员“心语计划”，推进学生工作进生活园区。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院开展了5.25心理健康活动月、漳州校区心理剧大赛、心理健康主题体验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学生关注心理问题，完善校园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每学期初，学院对学生开展思想动态系列调研工作，倾听各院系学生代表心声，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工作。

七、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学院坚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主动贴近，主动融入。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艺术设计系与校区周边的“双鱼岛”项目形成合作，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为其提供给水排水、中水回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绿化工程等方面的技术支撑，艺术设计系则与“双鱼岛”项目在国际推广和设计建设上形成合作。

七、问题与对策

（一）高水平师资缺乏

虽然在2011-2012年，高水平师资的引进工作被作为学院的重点工作来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年新聘全职教师115人，但与学院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比，这样的人才增长速度仍然不够。高水平人才引进难，究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对民办高校认可度不高所造成的。

人才是我院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要素，为了引进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采取更多的方式、拓展更多的渠道做好人才引进工作。

除此之外，稳定现有高水平人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学院将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努力挽留高水平教师；对教师队伍采取“多元发展，区别对待”的态度，鼓励教师在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各自的特长和潜能，使各位教师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二）生源质量仍需提高

虽然生源质量逐年提高，近几年全国生源85%以上为本二线上生源，但要提高嘉庚学院的办学层次，还需进一步较大幅度地提高我院的生源质量。一方面我院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教学质量，创特色树品牌，增加社会各届对我院的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主动地增进与社会的沟通，改变社会上对我院不正确的认识，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报考我院，争取在今后3-5年的时间内让我院本一线上生源有较大增幅。

（三）社会服务水平还需加强

因为建院时间短，在办学前期，学院的主要关注点还在教学方面，着力为社会培养合格适用的人才，但学院也一直在探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如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艺术设计系与校区周边的“双鱼岛”项目合作，在绿色环保、国际推广、设计建设上提供专业化的建议与支持。又如在2011年6月的第十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上，我院教师的研究专利获得了企业的青睐，与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有力拓展社会服务能力，已被我院列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学院一方面将加大对师生应用性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在环境、政策、制度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另一方面也将大力推进共建合作，积极开展高水平的咨询服务。

第五篇：嘉庚精神

集美村感悟“嘉庚精神”（新雨轩）

昌沧

集美大学是一所省属的多科性的综合大学。正式成立于1994年10月。由我国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内的5所高等院校联合组建而成。目前在校学生1万多人。

集美大学副校长苏文金教授自豪地谈道：“我们有一个„传家宝‟，那就是继承集美学村1913年以来的光荣传统，即以陈嘉庚先生当年提出的„诚毅‟为校训；弘扬„嘉庚精神‟。”

我们听了校领导的介绍，后到鳌园拜谒了嘉庚先生的陵墓，又参观了他的故居，使我们受到深深的感动。“嘉庚精神”的精髓似应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早在“五四”运动后，他就大声疾呼：“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他还说：“救亡图存，匹夫有责！”“如果国家衰亡了，即使个人发了大财又有何用？”他身居海外，“为团结抗日，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无比艰辛地组织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战争。仅1939年，他们汇给当时政府的捐款就多达11亿，占其军费总开支18亿的一大半。他反对屈膝投降，痛斥大汉奸汪精卫。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名义提出并通过了“敌人未赶出我国之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著名提案！他曾冲破蒋介石集团的重重阻挠，访问了陕甘宁边区，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知名爱国人士积极参政议政。他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哪来的“兄弟关系”，哪来的“无私援助”；他不大赞成“大跃进”，说那些数字“简直像小孩在讲童话”；他不赞成反“右派”斗争，这将“损失多少有用人才和优秀知识分子”。他一直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在临终的遗嘱中，还念念不忘“最紧要的是国家前途，台湾必须回归祖国”。

二是崇尚教育的精神。嘉庚先生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他还说：“要想国富民强，教育是基础。”他“久居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他17岁随父到新加坡闯荡谋生。成就基业后，在其胞弟陈敬贤先生的大力襄助下，即醉心于祖国百年树人的教育伟业。从1913年创办第一所集美小学起，50多年来，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各种类型的学校，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至高等教育，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专科及海内外闻名的厦门大学。为兴学，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家产。在困境中，他毅然地顶住了英资的压力，宁愿“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不惜“出卖大厦，维持厦大”。嘉庚先生最大的人生乐趣：广育人才。几十年来，他所培养的各类人才遍布祖国及世界各地，真是桃李满天下！他为祖国、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是严格自律的精神。嘉庚先生可说有亿万资产，但他说：“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他淡泊名利，自奉甚菲，律己极严。来自各方面的巨厚褒奖，他都极力推辞，毕生中从没一所学校、一座建筑物是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本色。粗茶淡饭，平时的膳食就是蕃薯粥、咸菜、花生、萝卜干；直至晚年，自定每月伙食费为15元。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做寿。他穿着只求保暖，一件坎肩，穿了好多年，破了就补补，蚊帐也是补了又补；他的客厅、卧室陈设极为简陋，使用过的物件，破旧不堪，无不令我们这些参观者动容！可他有句名言：“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该用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

嘉庚先生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褒奖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90年3月31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明亮的、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陈嘉庚星”。

让“天下炎黄同心谋，嘉庚精神传五洲”。陈嘉庚国际学会称：“„嘉庚精神‟已远远超越了国界。它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

我们很羡慕集美大学的师生，他们首先成为这笔精神财富的当然受益者！

从办学主张和办学实践看，陈嘉庚不但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几点：第一，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第三，20年代即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第四。工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第五。为—厂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订彳：同安“十年普及教育汁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心力交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诚毅”二字。

关于办学的动机与目的，陈嘉庚自己说得很清楚：“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迫．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又说：“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有人批评他为“教育救国论”者，他对友好解释道：“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陈嘉庚对捐资办公益的热心家勒碑留名，对自己却不居功、不务名。他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建了多少高楼大厦，没有一所刻上他的名字或以他的名字命名。1923年集美学校师生和校友为了庆贺他的50寿辰和表彰他的兴学业绩，募捐筹建“介眉亭”。他拒绝了，认为“建亭祝寿是沽名钓誉”，“决不接受”。

陈嘉庚可贵的民族气节，在不接受施舍式补助一事充分表现出来。战后，集美学校校舍遭日本狂轰滥炸损坏不堪，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厦门分处拟予补助。他复函道：“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事告终后，不能奋志自主，以图强盛，反而

依靠外国救济，政府如是，社会如是，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其可耻可悲、可羞可痛，为何如是耶！”

80多年前,有位老人拄杖巡视集美学校建设工地时,极目四望,凝神良久。他为那片沉睡的大地勾画了一幅宏伟蓝图:“故今日计划集美全部,宜以大学规模宏伟之气象……”嘉庚老人的精神从此就深深烙印在这块土地上;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

集美大学的校主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先

生是华侨史上第一个发了财“而肯全部拿出来”的热心教育事业的楷模,一生为教育事业倾资、倾心、倾力。嘉庚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近半个世纪,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集美大学,成了集美大学的“传家宝”,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集大人。

嘉庚精神成为学生必修课

陈嘉庚光辉的一生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集大把弘扬陈嘉庚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永恒主题,激发师生的爱国情怀。

新生入学后,集大就通过组织唱校歌、听报告、参观陈嘉庚故居、归来园、嘉庚公园等活动,让他们上好爱国主义教育第一课。为让嘉庚精神入眼、入脑、入心,集大编写了《陈嘉庚与陈嘉庚精神》教材,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让学生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嘉庚精神。该书由“东南亚工商业巨子”、“倾资办学第一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建设新中国的功臣”和“伟大的陈嘉庚精神”等六个部分组成,全面系统地对嘉庚先生的生平和精神内涵进行介绍。

此外,集大还成立了陈嘉庚研究所,举办“学习陈嘉庚精神读书班”,在干部教师尤其是青年政工干部中发展了一批陈嘉庚研究会会员,每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出版一期《陈嘉庚研究》专辑。清明节期间,组织师生前往鳌园,向嘉庚墓敬献花篮……

“诚毅”成为学生做人准则

“集大毕业生表现优异,充分践行„诚毅‟校训,在同事与领导的心目中口碑极佳。”当许多毕业生还在为找工作犯愁时,集大的学生却能如此受到用人单位的肯定与欢迎。一个数字印

证了这句话:连续四年的毕业生就业率均在90%以上,位居全省高校前列。集大学子何以成为市场抢手的“香饽饽”?

集大学子身上表现出的独特气质、品格和才华,源于“诚毅”的熏陶。

“诚毅”即“诚以为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毅以处事,百折不挠,努力奋斗”。这是集美大学的校训,是陈嘉庚先生留给集美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寄托了陈嘉庚先生对集美大学每一个学子的殷切期望。集大秉承“做事先学做人”的育人理念,以“诚毅”教育为突破口,锻造学生过硬的素质,为学生踏入社会赢得更大的主动权。

不久前,集大举办了第二届“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演讲赛。学生用精彩的演讲为他们心中的“诚毅”精神做出了新的诠释,畅谈自己在“诚毅”校训精神鼓励下不断成长的体会,深深感染了评委和场下观众。近年来,集大广泛深入开展“诚毅”精神教育,把“诚毅”教育始终贯穿在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在开学典礼以及重大活动上,必讲“诚毅”;平时举办“诚毅”知识竞赛、征文和演讲比赛等活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诚毅”的认识;对毕业生则进行诚信教育,教育毕业生调整就业心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就业问题,主动适应激烈的人才竞争,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相结合,弘扬“诚毅”校训精神,艰苦创业、奋发有为。

学校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源

嘉庚精神深深地铭刻在一届又一届集美学子的心中,这强烈的精神力量,推动集大不断发展。

步入集大,他们会自豪地对你说,这数十栋绵延几公里长的建筑楼群,大都是我们的校友、校董等捐资兴建的。没有嘉庚精神,就没有集美大学。据介绍,李尚大、李陆大、庄绍绥、李引桐、黄克立等校友不忘嘉庚精神,感恩母校,每年给母校的捐款逾1000万元,10年来捐款已近两亿元。

在集大学子身上,我们同样感受到了嘉庚精神在新时代的脉搏。嘉庚先生的教育情结深深感染了集大的学生。去年,集大中文系举办了第五届“学雷锋义务家教活动”,近400名志愿家教的同学走出校门,深入到集美中学、集美一小、集美二小等中小学,主动联系需要家教的同学和家长,建立家教关系,义务辅导中小学生学习。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义务家教活动中,集大还举办了首届“爱心义务家教”活动。一个多月来,集大志愿者在整个厦门地区的18所中小学及2个居委会展开活动,进行了1800多次的辅导。

除了用自身行为诠释嘉庚精神外,集大人还有一个更远大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嘉庚精神、实践嘉庚精神。寒暑数易,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出校门,然而集大学生义务导游团的旗帜却始终鲜艳地飘扬。9年来,这支由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阳航义务导游团发展起来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坚持“弘扬嘉庚精神,服务社会大众”,它已成为集大学习嘉庚精神、宣传嘉庚精神的有效载体。

“祖国，在我心中重千斤”——与陈嘉庚后裔一席谈

在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90周年活动之际，记者采访了陈嘉庚后裔。

“华侨领袖，民族光辉。”后裔们无不为陈嘉庚先生感到自豪与骄傲。陈嘉庚先生七子、87岁高龄的陈元济老人激动地说：一百多年前，家父远赴重洋，开始他一生的创业征程。当年家父虽身在他乡，但心系祖国，他认为“诚以救国既无术，亦只兴学之一方”，青年时期的他就此立下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宏愿，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倾其所有，发展家乡教育事业。他一生热爱祖国，忠勇奉公，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振兴中华、发展教育的伟大事业，做到了自己许下的“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的誓言。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陈元济先生说，回祖国，一定要先回首都。从10月18日开始，我们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参访活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全国侨联和国务院侨办的领导先后四次会见参访团。在参访活动中，我们这些来自新加坡、加拿大和泰国等国家的嘉庚后人也感受到了祖国浓厚的传统历史文化，感受到了祖国人民对嘉庚先生的深深敬仰。陈老说：“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长城，一睹这条象征中国人团结和力量的东方巨龙。我尽管行动不便，但在亲属的搀扶下，也登上了长城。”陈老说，登长城一直是我的愿望。在过去的45年中，陈老四次到北京，北京乃至整个祖国的巨大变化，让他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从巍峨雄伟的长城，到气势恢弘的明十三陵，祖国5000年的文化积淀让嘉庚先生的后人们沉醉其中。来自泰国的嘉庚先生重孙陈毅说，通过这几天对北京古迹的寻访，他真正探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脉搏，感受到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而刚到北京的那天，正赶上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这让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祖国，在我心中重千斤。”陈立人是嘉庚先生的长孙，他这次

是第三次带家族团来北京了。他说，嘉庚先生的后裔分布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中有不少人没来过中国，对祖国的历史和发展也不了解。这次他特意带上了不少嘉庚先生第四代子孙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来感受感受，感受祖国的繁荣和富强，感受家乡的亲切和可爱。

陈立人说，作为嘉庚的后代，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海外华人华侨一同来继承发扬嘉庚精神，一同为祖国、为家乡奉献自己的力量。

林世雄

林忠阳这样诠释导游工作，他说：“陈嘉庚的一生是用生命在为社会办教育，我们的讲解必须是用你的灵魂，融入你的讲解，言为心生，你的讲解必须发至你内心的情感，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好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讲出对陈嘉庚那种爱国爱乡特殊的情怀。鳌园其实也是陈嘉庚爱国主义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最佳园地，可以说是陈嘉庚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为我们后人建造的一座爱国主义丰碑。

嘉庚精神

陈嘉庚先生去世后，在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都耸立起他的铜像，华侨大学也修建了陈嘉庚纪念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命名为“嘉庚堂”，福建会馆与南洋华侨中学也塑建起他的铜像。

陈嘉庚一生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史阶段，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诸方面的大成，形成了一系列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统称为“嘉庚精神”。

嘉庚精神的基本涵义是丰富多元的，既含有他所服膺向往的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国爱乡诸点，也包括他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艰苦创业，倾资兴学，刚直无私，勤勉俭约等。

陈嘉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终其一生，全力支援祖国的革命，抗战，复兴的活动。因此，爱国主义是嘉庚精神的本质特征。有人诚

心向陈嘉庚请教企业经营之道，他回答说：“有两条。一是要有祖国做靠山；二是要有经济的眼光，还要有政治的眼光。”陈嘉庚这两条经验，是他在海外经商几十年的心血结晶。

陈嘉庚的倾资兴学，培育人才的可贵精神，最为世人所称道。他对教育事业的追求,热诚刚毅，百折不挠。他倾资兴学数十年的沦桑历程，集中体现了他的无私奉献，一生为社会服务的牺牲精神，这是嘉庚精神的重要体现。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市场一片混乱。面对凶猛的经济危机，陈嘉庚企业连年大亏，有人劝其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陈嘉庚斩钉截铁地表示：“不，我的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关门。”因此他多方筹措经费，包括变卖部分校产，举债，甚至出卖大厦，以维持集美、厦大经费。

南侨知名人士洪丝丝是陈嘉庚挚友，跟随陈氏多年。他认为：“陈嘉庚一生所得金钱几乎全部用在爱国事业，其中绝大部分用在教育方面。”这些钱“如果当时买了黄金，估计现在当等于一亿美元左右”。

“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则是陈嘉庚先生对金钱的看法。

陈嘉庚先生自己的生活是很节俭的，尤其是晚年。他的用财之道遵循“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原则。他时常对友人说：“我的金钱取谙社会，亦当用诸社会”，“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

“自奉节俭，一心为公”也是他的原则。他说：“今日中国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他还说：“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总之，陈嘉庚用钱的最重要原则，是处处为国家为社会着想，而不为个人和子孙打算。充分体现其为人处事的高尚品德。

陈嘉庚倾资兴学重点，一是集美学校，二是厦门大学，三是新加坡华侨学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陈嘉庚经营稍有得利，即立志兴办集美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及各类专业院校，学校规模之大，师生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与此同时，陈嘉庚在新加坡又先后积极资助与创办六所华侨华文学校，开创了华侨在海外办学新风。1919年，陈嘉庚公司进一步发展，企业资产总值约达400万元左右，便雄心勃勃地回国筹办全国第一家侨办大学--厦门大学。为做表率，他带头认捐400万银元。其认捐数额正好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陈嘉庚在爱国兴学方面用钱气魄之大，目光之远，举世罕见。

嘉庚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与宇宙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