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真”与“妙”——叶嘉莹讲陶渊明(一)(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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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陶渊明的“真”与“妙”——叶嘉莹讲陶渊明(一)

陶渊明的“真”与“妙”——叶嘉莹讲陶渊明

(一)今天,一位德高望重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来到《名家讲坛》栏目啦!火速搬板凳到前排听先生讲述陶渊明的诗歌世界吧!特大喜讯!《名家讲坛》栏目迎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先生擅长用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清晰的理论表述,来揭示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风貌。先生的著述和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先生对于古典诗词的研究、普及、教育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友,是师大人的老前辈。我们有幸得到先生的亲口允许,并且得到几位叶门高足的支持和帮助,将先生最近几年的演讲稿编辑成若干单篇文章,在《名家讲坛》栏目中依次发表。今天,我们推出第一个系列(“叶嘉莹讲陶渊明”)的第一集:《陶渊明的“真”与“妙”》。预告下一集的内容是《隐士陶渊明的做官经历》。愿广大读者跟随叶先生的讲述,在陶渊明的精神与诗歌世界中徜徉涵泳、乐而忘返。陶渊明的“真”与“妙”文/叶嘉莹我今天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爱好中国古诗的朋友们。我是从很小时候就读诵古诗,就被古诗所吸引了。所以我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来作访问,就访问到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就跟他们说了一句,她说“我的妈妈就是爱她的诗词”,我真是爱我的诗词。而且跟我比较熟的朋友也知道,我的一生不是很顺利地走过来的,不管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感情上的,我都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和苦难,而我现在还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和精神,可以跟大家谈讲诗词,这完全就是因为我对于诗词的爱好给了我这样的精神,给了我这种健康的体力,所以我真的是爱我的诗词,我也感谢我的诗词。我们要讲的内容是陶渊明的组诗,“组诗”就是成组的诗,一个题目写了很多首。如果你偶然看见一个景物,引起了你的感动,就是刹那之间的一个感动,这个时候,你也许写一首诗就够了。比如宋朝诗人做杨万里写过一首小诗,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他说你要不然就下一场大雨,要不然你就不下,你下这么三点两点的,稀稀疏疏的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似妒诗人山入眼”,说这个老天爷就是嫉妒我,嫉妒我怎么看到这样美丽的山,所以他就下这个小雨,“千山故隔一帘珠”,所以这个雨下得象是挂了一层珠帘,故意不让我看得清楚。这首诗当然也写得很美,可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偶然的景象、偶然的感受,所以有一首诗就够了,把他的感觉说完了。可是组诗都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内心有很大的感动,一首诗真是说不完,所以才写成一组诗。中国有很多诗人都写过成组的诗,这个“组诗”的性质有很多的不同,有的一组诗里边,第一首诗、第二首诗、第三首诗,没有一定的次序;也有的组诗排在一起,它的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都是有一定的次序,不可以随便地更改的,这样的组诗,我以为最有名的一组诗就是杜甫的《秋兴》八首,这是杜甫流落在四川夔府的时候所写的,他从夔府秋天的巫峡景色引起他的兴发感动,因而怀念长安、怀念朝廷,他要写几十年的朝廷的政治的战乱兴衰,要写他自己几十年来的流离艰苦,这哪里是一首诗可以写完的?所以他要写八首诗。而陶渊明的诗呢?其实陶渊明留下来的诗不多,只有一百多首,跟中国的那些大诗人不能相比。白乐天的诗有多少首?人家说“乐天长短三千首,不及韦郎五字诗”(《和孔周翰二绝·观净观堂效韦苏州诗》);而陆游自己说“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所以你看,人家白乐天可以写他三千首,陆游可以写他一万首诗,而杜甫李白也都有八九百首诗流传下来,陶渊明不过一百多首诗而已,所以比起那些个大家来,陶渊明写的诗真是太少了。而陶渊明的一百多首诗里边,就有很多是组诗,例如他的《形影神》三首是讲生死的问题;《归园田居》五首是写他回去种田;《拟古》九首是写晋宋易代的哀悼;《杂诗》十二首是写生命无常,在短暂的生命之中各种的杂感;《咏贫士》的七首是写对于“固穷”的持守;《读》十三首是借着神话传说表现对世事的悲慨,等等。杜甫的《秋兴》八首写的是几十年的个人身世、国家盛衰的变化,陶渊明不是,陶渊明的组诗都是写他自己内心的活动,是他思想、心灵、精神、感情之间的活动,都是他所考量的人生的重要问题。陶渊明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诗人,他的诗文字都非常简净,不像中国有一些人的诗,象李贺,人们说他是个“鬼才”,他总写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象韩退之,喜欢用散文来写诗,写些稀奇古怪的句子。不用说李贺跟韩愈,他们是爱好奇险;那么还有象李商隐,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写得如此的华丽。可是陶渊明不像李贺、韩退之这么好奇险,也不像李商隐这样的华丽,也不像杜甫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些个诗人,当他们写诗的时候,都有一个“为人”之心,就是是我写了这首诗以后,别人会对我怎么样看,我会得到怎么样的评价,所以这些个人就是要奇险,是要华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白居易说,我写诗要让“老妪都解”,要让那个没有读书认字的老太婆都能够懂得,他是故意要求每一个人都懂。可是陶渊明的“简净”不是有心要去要求的,陶渊明是“任真”,就是任凭我自己最真诚的自然流露,如果我的情思是复杂的,我在诗里边就把我的复杂表现出来,我如果是简单就是简单,至于你们懂不懂,陶渊明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不是“为人”的,他是“为己”的,陶渊明被后代很多人赞美称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陶渊明的“任真”。苏东坡曾经说过这样的两句话,他说陶渊明这个人,“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赞美陶渊明“真”的不止是苏东坡,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词来赞美他,他说陶渊明“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晚岁躬耕不怨贫》),没有一个字不是出自内心的、真淳地写下来的。所以现在就说了,我们常常说文学创作的修辞,“修辞立其诚”(《易传·文言》),什么样的文学是好的文学?你有真的感觉、真的感情、真的思想、真的见解,特别是作诗,情动于中,所以“修辞立其诚”,那么说真就是好的吗?我当年在台湾大学教书,那时我们的课是“诗选及习作”,我们不但要选诗来读,还要教学生来作。有一个学生就作了一首诗,我常常举他这个例证,说“红叶枕边香”,我说这个不大合乎常理,第一,我没有闻到红叶有什么香气;而且红叶都长在山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这都在山上,怎么跑到枕边了?这就不通了。他说老师你不是说“修辞立其诚”吗?我写的都是真的,他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送给我的红叶,上面还有香水,放在我的枕边,这不是“红叶枕边香”吗?所以这个“修辞立其诚”的“诚”就很难说,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文学总是写给人家读的,所以这个文字我们就说了,文学要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这感发的力量不但从作者而言,你是因为有了感发才写的,而当你这个感发力量表现在你的作品之中,这个作品就要带着你的感发力量去给这个读者,这正是诗歌、文学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你写出文字就是要给读者看的,所以一定要把他的生命能够传达出去,是要给读者去看的。我现在举他的例证,虽然不是很让人了解,但是还不是很坏。所以我们说“诚”,不是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如果你拿一块透明的、没有渣滓的水晶石给人看,说这是真,这是水晶的本色,它真是清纯、真是透明,那我如果拿一根粉笔给你看,说这也是真的,但它既不清纯、也不透明,上面有很多污点,所以不是说你只要真淳、只要透明就是好,而是要看你这个本质,你在真淳之中所表现的本质是什么?你是水晶还是粉笔?所以真淳之中就有一个本质,而且这个本质又有种种的不同,有的是简单的,有的是繁复的。陶渊明的诗之所以妙,也是苏东坡赞美他的,说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和陶渊明诗集引》),刚才苏东坡是赞美他的人,说他是任真的,不是虚伪的面目,不是人为的,这是他做人这一方面;那么他作诗这一方面呢?也是苏东坡说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看起来非常的质朴,陶渊明就是我心里面怎么想就怎么样写,“我手写我口”(黄遵宪《杂感》),我不是要故意要做的漂亮让人赞美,我也不是要故意要做得简单让你们都懂,我的心里怎么样活动我就怎么样写,所以他的诗看起来是质朴是简单,可是实在是非常妙。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就举了一个比喻,他说陶渊明诗就仿佛是什么呢?仿佛是日光,是“七彩融为一白”。你看那日光,很单纯的一个白的亮的颜色,可是你用三棱镜一透视一折射,你就发现它里边原来是有七彩的。陶渊明的诗也是如此,你看他一句诗,它就非常简单,但是它里边的情思、意念、精神、感情的活动是非常繁复的,所以苏轼说它“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癯”是瘦,看起来它没有什么辞采,就是很死板地在那里,可是它实在是“腴”,“腴”是丰美,非常丰美的。不但苏轼赞美他,辛弃疾赞美他,宋朝诗人陈后山也赞美陶渊明,他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与游丞相》),真是说得好。他说陶渊明不是为做诗,他是写他胸中,胸中的什么呢?是胸中之情?胸中之意?他说不是,他是写他“胸中之妙”,真是妙,陶渊明的胸中真是妙。(汪梦川整理)作者介绍:叶嘉莹,号迦陵。生于燕京旧家,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为诗词名家顾随先生入室弟子。50年代在台湾大学任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访问讲学。后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自70年代末返大陆曾在多所院校讲学,并被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聘为客座教授,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迦陵论词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灵谿词说》、《唐宋词十七讲》等数十种。栏目主持人: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章黄国学主编。----------特别鸣谢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敦和基金会----------部分图片来自网络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发布,不代表今日头条立场。

第二篇:叶嘉莹:陶渊明只完成了自我 叶嘉莹谈诗忆往之五

叶嘉莹:陶渊明只完成了自我  叶嘉莹谈诗忆往之五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在诗人里面,陶渊明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他完成了自己最超越的、最美好的一种品格。不过,陶渊明的自我完善是消极的、内向的,真正是只完成了自我。

陶渊明的诗就像日光七彩,融为一白。不过,他是经过心灵上很复杂的矛盾和精神上种种痛苦才最后到达这种真淳之境界的。

▲ 《渊明扶醉图》 元 钱选

绢本 水墨设色 纵28厘米 横49.5厘米林熊光、张大千旧藏 王季迁藏 文 | 叶嘉莹

西方一个有名的哲学家马斯洛(A.H.Maslow),他生在一九〇八年,死在一九七〇年。马斯洛提出一个哲学理论叫“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实践和完成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他的这一份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不可遏止的。马斯洛列举了一些能够自我实现的人,其中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音乐家贝多芬和政治家林肯。我以为,在诗人里边,陶渊明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他完成了自己最超越的、最美好的一种品格。不过,有一句话我本想放到最后再说的,可是讲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那就是,陶渊明的自我完善是消极的、内向的,真正是只完成了自我。当然,他的诗歌能感动千百年后的读者,那也是一种完成,但毕竟是可悲哀的。因为陶渊明并不是一个不想向外去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人,可是在这一方面他是失败了。这是很可悲哀的。而如果就“自我实现”而言,我们应该看到,陶渊明是付出多少饥寒劳苦的代价,用身体力行的实践完成了他自己,这种坚毅的品格和持守当然是我们的一种宝贵传统,我们不该抹煞。然而,以陶渊明这样伟大的人格,却只能完成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理想方面他只能走消极的道路,不能积极地自我完成,这又是为了什么?在我们的传统之中,哪些是应该继承的精华,哪些是应该丢弃的糟粕,难道我们不应该进行一番反省和探讨吗?我觉得,在我们的传统里,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几千年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官僚腐败系统——我以为是如此的。也许我说得不对,观察得并不正确,但是上次我说过:“余虽不敏,余虽不才,然余诚矣。”我是非常诚恳地讲这番话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陶渊明在那官僚腐败的社会之中经过怎样的痛苦挣扎,如何完成了他自己的。

我们先看第一首诗《饮酒二十首》之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我说过我的重点并不放在伦理道德的内容上,但是这也不妨碍陶渊明的诗自然地反映出这些问题和现象。现在我所要探讨的是艺术,是他所以能传达出来的这一份兴发感动的生命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好处就是这种直觉的感受能力很强,所以我们重视“兴”的方法。现在我们就来看陶渊明的诗里边这些因素何在。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写得很简单,可是却给我们开辟了联想的天地。鸟是需要同伴的,人也不愿意离群索居。马斯洛认为,一个人的动机一定会影响他的人格;他还认为,人性的发展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把你那自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发展和完成。马斯洛提到“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这是《圣经》上的一个故事。约拿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个人,神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使命要他去完成,但是他考虑到个人的利害,惟恐完成不了这个使命,又惟恐神中途改变了主意。因为神对他说的是,这个城市里的人都犯了罪,我要在多少天以后把这个城毁灭,让他去传达这个旨意。约拿不肯听神的命令,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怜悯心的神,如果我去传达了你的旨意,那里的人都改善了,你就不会再毁灭那个城,那么大家就都要指责我约拿,说我说了不真实的话。为了考虑个人的这一点点因素而拒绝了神的命令,这个complex,这种情结,感情里的这个阻碍,就叫“约拿情结”。就是说,为了个人得失利害之类的次要问题而丢掉了你本来能够完成的一个更重要、更美好的使命,这就是约拿情结。马斯洛又说,人类最低等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老虎要吃其他的动物,人则需要有衣食的温饱。就像陶渊明所说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是一个“道”字,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可是你饿死了还有理想吗?所以,生存的需要——衣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满足了生存的需要之后就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这就是安全的需要;然后,还需要有朋友,有归属的社会,这又是归属的需要。不然,《诗品·序》上怎么会说“离群托诗以怨”呢?

可是,陶渊明这首诗里所说的这只鸟却是一只“栖栖失群鸟”,它失去了它的同伴和它的归属。陶渊明的诗里最喜欢用的几个形象是飞鸟、松树和菊花。我们上次不是讲过西方文学批评中形象使用的模式吗?不是有一个“象征”(symbol)吗?飞鸟、松树和菊花在陶诗里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象征。陶诗里经常写到鸟,例如有一首《归鸟》说:“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 “翼翼”是鸟的翅膀在动的样子。他写了一只正在向鸟巢飞回来的鸟,这只鸟不是没有飞出去过,早晨它曾经离开自己所居住的那一片山林,飞得很远很远,“远之八表”。现在为什么飞回来了?那是因为“和风弗洽,翻翮求心”——外面本来风和日丽,但忽然之间就天昏地暗,雨骤风狂了,就像《停云》诗所说的:“八表同昏,平路伊阻。”什么是“八表”?“八表”就是东、南、西、北,再加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现在这八方已经都在黑暗之中了。我所要走的路本来是平坦的大路,现在也发生了阻隔。——讲到这里我就要说,如果是一个积极的诗人,他就要和暴风雨做斗争,要冲出去;可陶渊明不是,他是一个实现自己的能力强而改造社会的勇气少的诗人,所以“和风弗洽”就只能“翻翮求心”了。“翻翮”,是翻转了翅膀。他说,我不再追求那八表之外的东西了,既然没有办法使整个社会达到那最高的境界,我只能翻回过头来实现我自己了。

陶渊明常喜欢用鸟的形象,在《归园田居》里陶渊明还说过:“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总是怀念它旧日的森林,被人捉去养在池水中的鱼总是怀念它过去的山渊。他说他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真诚和自然是我的天性,如果让我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那苟且逢迎的事情,我会觉得比忍受饥饿寒冷更为痛苦。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从生存的需要到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再到自尊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的一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陶渊明尽力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结果,就使他自己不得不失群了。如果大家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难道我也必须跟着走吗?——陶渊明曾经在《饮酒》诗中说过:“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辔”是马的缰辔,“纡”是使它弯曲。你们都走斜路,我也不是不会把马头掉转过来也去走那条路,但那样就违背了我自己,就会造成我一生的迷失和困惑。这就像《圣经》上保罗的书信中说的:“你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你自己!”——你就不能达到那最美好的自我实现的境界了。陶渊明为了完成自己,不但付出了饥饿寒冷的代价,而且付出了寂寞孤独的代价。由此可见,“栖栖失群鸟”的这个鸟,果然是一个象征的形象;陶渊明的这首诗也果然是一首象征的诗。黄昏已经是人归家、鸟还巢的时候了,可这只栖栖的不安的鸟还在飞,这就已经传达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悲哀,也表现了一种独自飞翔的勇气。一首好诗,它的每一个字都起一定的作用。“犹”是仍然、依旧的意思,说它依旧在独飞,就可见这只鸟独飞的时间有多么长了。有的人可以独飞两分钟,要他飞三分钟就坚持不下来了,可这只鸟是“日暮犹独飞”,不肯随别的鸟去找一个有东西吃的地方落下来。那么,这只鸟的目的难道就是独飞吗?它难道不愿意落下来找一个安定的所在?不是的。它“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它已经飞来飞去很久,而且度过了不止一个独飞的长夜。“夜夜声转悲”这里这个“转”字就和以前我讲的那个“生白露”的“生”字一样微妙。“转”者,是中间有所变化。也就是说,不是同样的悲,而是一夜比一夜更加悲哀了。它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落下去呢?陶渊明说,它“厉响思清远”——听到它那哀厉的叫声就可以知道,它是要找一个真正清洁的、高远的、没有污秽的所在。它一直在来来去去地找,带着那么深切的感情——“去来何依依”!我们常说“依依不舍”,那好像只是对于过去的留恋,其实不仅如此,“依依”可以留恋过去,也可以向往未来。我以为,这里的“去来”两个字是承接了上一句的“徘徊无定止”来去地飞,而“依依”两个字表现了这只鸟是怀着多么深切的依依的感情在寻找一个它真的愿意终身依托、永不离开的地方。“依依”不是对过去的怀恋,而是对未来的寻求向往。

我说过,陶渊明是一个自我实现了的人,他终于找到了这一片境界。马斯洛说“竭尽所能,趋求完美”,在这一方面,陶渊明虽然没有使整个社会都趋向完美,但是他自己实现了完美。所以,那只鸟也终于找到了它的栖身之所——“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我们刚才说,“鸟”在陶诗里是一个象征的形象;现在我们又可以看到,“松树”在陶诗里也是一个象征的形象。中国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当众草荒芜、众芳芜秽之后,松树的叶子依然是长青的。还不只如此。这只鸟找到的这棵松树还是一棵“孤生松”——是因为有人了解你,支持你,赞美你,你才这样做的吗?不是。陶渊明是坚强的,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他也要保住自己的持守,所以他才用孤生的松树来做象征。“敛翮遥来归”这句写得极好,不但它代表的情意很深刻,它的形象也非常新鲜活泼。什么叫“敛翮”?“翮”是长着硬羽毛的翅膀;“敛”就是收。你看见过空中的老鹰落下时的样子吗?它在高高的天空上慢慢收拢翅膀,远远地就朝着它的目标落下来。这只鸟一定也是这样。也许有人要问,陶渊明找到的那棵“孤生松”到底是什么?是他的田园吗?是他住的茅屋吗?这“孤生松”不在现实之中,而是陶渊明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不必实指。“劲风无荣木”——这株松树是一棵怎样的树?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没有一棵树木还留有枝叶花朵。这就是“众芳芜秽”(屈原《离骚》),这就是“雨中百草秋烂死”(杜甫《秋雨叹》)!大家都被这种腐败沾染了,然而,居然有一棵孤松在劲风之中并没有凋残——“此荫独不衰”。因此,我终于真正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无论外界再有什么艰难困苦,不管我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我永远也不会改变了。这就是“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以上,我们讲完了陶渊明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好像说故事一样,有一个先后的次第:一只失群鸟,它的独飞,它的徘徊,它来去依依,它终于遇到一棵松树,它落到松树上决定不走了。这在结构上是一种非常平顺的、直接的叙述。▲ 《归去来兮辞图》元 钱选纸本,设色,纵26厘米,横106.6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下面我们看第二首诗《咏贫士七首》之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我们也看看他写出来的几个形象:一个形象是孤云;一个形象是“迟迟出林翮”的鸟;第三个形象他没有直接说出来——是人,是他自己。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第二首诗的进行是三个不同形象的跳接,中间并没有把形象之间过渡的经过明白地说出来,就一下子跳到另外一个形象上去了。我平时很不喜欢讲什么作诗的方法,我觉得按照作诗、作文的方法所写出来的东西,大概最好也只能成为第二等的作品。真正的好作品是什么?是像苏东坡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就是说,哪一种形式、哪一种叙写方法最适合把你的感情和意念的活动传达出来,那就是最好的方法。我曾经说,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到,语言能够产生作用主要由于两种因素,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安排的次序。所谓选择,就是说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词语而不选择那个词语。陶渊明为什么选择了“栖栖”两个字呢?因为他通过这两个字能够给我们以“丘何为是栖栖者与”的联想,这就是在用词上的一种选择作用。那么安排次序的作用呢?陶渊明有时用很平顺的句法,有时又用不平顺的、跳动的句法,那是因为他是个任真、自得的人。他完全凭任自己内心感发情意的流动,完全没有存心考虑别人对他评论的好坏。他说:“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你们说我好或者说我坏有什么关系!只要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趋求完美,我不管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白居易写诗一定要念给老太婆听一听,追求平易、通俗,“老妪都解”;杜甫则“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而陶渊明则既不避免平顺的、无变化的句法,也能写出随着意念的流动而跳接的句子。在中国所有的诗人里面,真正能够不雕琢、不修饰、不逞才、不使气,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写诗的,也就要数陶渊明了。要知道,一般诗人为了把自己的诗写好,总是先存一个用种种方法跟别人争胜的心理,而这就已经使自己落入了二等。你不要跟别人去比,我说的是自我的实现,是你自己有没有竭尽你的所能来趋求自己的完美。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是无人能比的,因为他真能够“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饮酒》)——你们悠悠众口说好说坏有什么关系,我要为自己追求一个完美的目标。我们所看到的这两首诗的不同结构,正是表现了陶渊明这份完全以真淳的面目和世人相见的基本态度。所以元遗山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中有一首论陶渊明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回来教书时,也曾提到了陶渊明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后来有一个女同学问我:“老师,只要真诚就是好的吗?”我说不错,修辞立其诚。然而更可贵的是什么?是陶渊明不但以真淳与世人相见,而且他的真淳是深厚的而不是肤浅的,是复杂的而不是单调的。他的诗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却包含了很多很多曲折深远的感发的情意。我的《论诗丛稿》里边收了一篇我以前所写的文稿,标题就是《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在那篇文章里我做了一个比喻,我说陶渊明虽然是以真淳的本色与世人相见,然而他的本色却原来并非一色,而是如同日光七彩融为一白。也就是说,他像日光一样把红、黄、橙、绿、青、蓝、紫七种彩色光线融会成纯净澄澈的一片纯白!所以苏东坡说陶渊明的诗是“癯而实腴”——外表看起来很枯干、很平凡,实际上非常丰美。

我刚才说,陶渊明的诗就像日光七彩,融为一白。不过,他是经过心灵上很复杂的矛盾和精神上种种痛苦才最后到达这种真淳之境界的。陶渊明难道从生下来就心甘情愿做一个田园的隐逸之人吗?不是的。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传统——也就是儒家的传统——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就应当以天下为己任,“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因此,陶渊明当年也曾经有过一份用世的志意。可是——我不是教历史的,我们也没有时间多讲历史背景,不过大家只要有一点历史常识就知道东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那时北方完全陷落,五胡乱华;而统治阶级内部那些野心的军阀还在彼此攻伐。陶渊明的故乡在江州浔阳柴桑,而江州是军阀攻占的必争之地,桓玄造反曾经占据了江州,后来又被消灭了,其间那一次次的战乱使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些,陶渊明难道没有经历过吗?他难道不关心吗?所以有很多人曾经批评陶渊明,说你看杜甫经过天宝的乱离在诗歌中反映出多少民生疾苦!陶渊明怎么就没有反映呢?是不是他对国家对民生并不关怀?我说不是的,那是人的类型不同,是反映方式的不同。杜甫是一个外观类型的人,所以把时代、社会、民生以及他自己的整个经历都反映到他的诗歌之中了。但陶渊明不是,陶渊明这个人不是外观类型而是内省类型的。他的内心是一面镜子,国家和社会的种种灾难和不幸,这面镜子里都有,可是他把这些外表的事象都消融了,他所写的是他内心对所有这些忧患和苦难的一个反照。同时,陶渊明也不是没有过向外的追求,不是没有过政治上的志意和理想。他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少年时我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挫折、苦难,不知道世道的艰难,那时候,我读了古书就相信古人的话,读了圣贤的书就相信圣贤的话。他在《归鸟》一首诗中,也曾经要“远之八表”,可是因为“和风弗洽”,这才“翻翮求心”。他还有一首诗说:“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二)为什么“有志不获骋”?因为时代让他无能为力!封建社会的那种官僚势力就像一条大锁链,牢牢地锁住了当时的读书人。以陶渊明这样精金美玉般的人品,这样艰苦卓绝的操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空掷,他只能保持自己不与龌龊之世同流合污,却不能实现当年那美好的志意和理想!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所以,陶渊明有很多首诗都是写他在这种痛苦的矛盾之中绝望的挣扎,而他最后也终于在这种种痛苦之中实现了自己。他是孤独寂寞的,那“无依”的“孤云”形象就是他本身的写照。*文章节选自《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三联书店2016年5月刊行)第二讲“陶渊明诗浅讲”。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叶嘉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5

第三篇:读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有感

读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有感

我特别喜欢《唐宋词十七讲》的两点,一是从人划分出部分,在作者风格和词之演进历史上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但同时叶先生也使用了西方的理论来为我们讲述词之演变,作者的文化背景使得她的讲述很顺畅。在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使用西方的理论来感受古典诗词的意境,方法很特别又非常容易理解。另一个是叶先生在为你讲述某一首词中的一个意象时她会引出这个意象在不同地方的用法,然后非常客观分析在这里应该是哪一个。引诗词以证诗词,也是叶先生的拿手讲法。这种讲法,不但让读者更容易识别一些中国诗词传统里的符码,比如“蛾眉”的含义。更容易在举一反三中,帮助读者握住中国诗词、语言文字的传承脉络。

中国古典诗词有一种很本土的美感,与现代诗和西方翻译来的诗歌都不一样。跟文言文比起来又少了一些死板与匠气,更加自由与写意。词在古代本身又是可以唱出来的歌词,它本身就会跟音乐有一定的联系;另一个方面来说,它的表现方式与中国画的写意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品读的过程中会在脑子里形成一些画面和曲调,我们也能联想到一些之前接触过的音乐美术作品,会帮助我们解读诗词中的意蕴。这样让我们读起来更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中国古典诗词对中国人而言应该是一种不必刻意的去学,我们与古诗词天然有着共通的地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之下生活,当文化底蕴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能够打通诗词与个人的内心,就会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古典诗词的欣赏。这种感受会在你接触越来越多的诗词之后更加明显,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讲求厚积薄发。从最开始接触文言文,古诗词,我是到没有了考试的压力之后才开始细细品味古诗词。在读到了足够多的古诗词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诗词的解读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能摸准这其中的脉络。看过了叶先生的解读,真正认识到要想把古诗词讲的这样透彻婉转动情,还是需要多年的修炼。

在第二讲中,叶先生提到“我觉得我们有时在讲到文学的时候,常常是先立定一个框架,然后把这些作品放到框架里去批评。”这真的是很现实的现象,之前有一段时间为了做诗词赏析而去赏析,为了快速高质量的完成,我自己尝试着总结出一套应对的规则,但发现这套规则对应的仅仅是题目,离开题目再去赏析文字就会不自觉地进入僵硬的怪圈,并不能真正理解词的意境。所以,做这样的研究应该是从源流开始。从文字本身出发,从词本身出发,任何的方法其实都可以赏析关键是能不能真正理解各个意象所代表的意义。

同样是在第二讲,叶先生用西方符号学的理论来解读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婉约含蓄是中国人说话的特点,古典诗词中尤其喜欢这样的表现方法。温庭筠的词总是用很多的意象去代指一种气氛,一种感受。不直接的点破,而是用引起联想的方式来表达。而在西方理论中,每一个意象其实都是一个语码,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下,这些语码有不一样的意义。而他的词好也就好在,他对这样的语码的运用非常到位。一首看起来写女子梳妆的词表现的其实是展现了作者个人在政治上的怀才不遇。叶先生用这样的理论教我们怎么样去欣赏词,而不是仅仅是解释理解,而是把词放进一个文化谱系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平日里接触到的文化中寻找词的坐标。在一个文化语境里去解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体味每一首词究竟是好在哪里,从源头去理解词人为什么使用这个意向,这个意象在这里代表的最终意义是什么。

叶先生在讲课时很喜欢讲词的内容时顺带说一些她在学习生活中的感悟,但是并不让人觉得跑偏,经常会从一首词讲到她的感悟又穿插一些其他诗词再回到这一首诗词本身上来,这样的讲法看似漫无目的,其实有它的内在逻辑。

叶先生在书中提到“我们也不一定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之中一定要载道,一定要给他们讲出来什么样的道德伦理上的意义和价值。你要知道,一个人‘哀莫大于心死’,只要你有活泼的心灵,你有一个善感的充满了对宇宙万物赏爱和关心的心灵,处处就都是生活的情趣,处处都是你生活的理想。”

在这样的语句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叶先生用平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世界,虔诚的面对生活,不必有所求但是会付出一切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针对文学批评而言,我一直以来的疑问就是有什么样的必要,文学的价值从何而来,我们不是作者本身,我们如何去想他所想。从叶先生的文字中,我这样去理解,文字和其他的表达方式一样,是我们表达感情,描绘个人的所想所感的手段。最初的时候它最宝贵的价值就是文字所烙有的作者鲜明的个人印记,它是属于我们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感受和表述。而我们所去判断的文学在道德伦理上的价值和意义,则是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纵向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的,这才是属于文学评论家的工作,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去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价值是衍生价值,更加应该被我们所注意的应当是文字中透露出的作者的内心所想,不能被否定的是单纯的只是美感的文字。这些诗人词人们并不因为他们会写出这样动人的诗、词而伟大,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多情关怀的内心才能创造出这些传世名篇。

在每一讲叶先生都总结了词人的个人风格,诗人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们诗词的风格,因此说写作是用生命在写,在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行走的影子,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欣赏词的路径。每一个人的作品,一定是他结合着他自己的生平、结合着他自己的感情、人格的品质。词,最讲究的就是境界。境界高,自然就有气象。有境界的大词人,无一不是品格品味出众者。

叶先生在谈到辛弃疾的词时,非常推崇其中的伟岸高大,但我其实不这样认为:都说是“知人论世”,辛弃疾在历史上并没有多么好的口碑。贪财好色,为官不仁,我在他的词中反而读出了些许的对生活不满的怨恨之气。他虽才财兼备,娶妻养妓,唯一不顺心的就是未能在政治上一展宏图,施展他的才华,一再的遭受弹劾。这样心高气傲的文人一向不会在意自己有什么,只是在意我没有什么。自然会对自己在仕途上的坎坷经历感到不满,正是这样一种怨怼的情绪才能让他写出这样的语句,“观乎性情者莫良于诗”说的也就是这样的事。我们看诗词,认为诗人们似乎信手拈来,其实则不然。对于作者而言,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典故都不是空穴来风,都带有他个人的经历与情绪在其中,换一个人未必能把这些词句用到精妙之处。我们的赏析其实也是这样的,不能凭着我们个人的想法胡言乱语,要能够去体会作者的感情,寻找作品与作者生命的融合点,才能更加摸准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每个作者的作品都是他们一生行走的记录,经历的写照,有自己的影子,也当时社会的现实。每一位作者的作品一定是带有你的感情,你的人格,你的学识,你的修养。“冯中巳是个人的命运跟国家命运的结合造成了悲剧,柳永则是性格跟环境的矛盾形成了他的悲剧:他自己浪漫的性格跟他儒家传统那个仕宦的家庭环境相矛盾。”词的发展,自唐五代以来,如温庭筠、韦庄的那些写美女跟爱情的小词,就已经有了很深远的含义了。只不过作者不一定有这样明确的用心,而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样一份情意,一个作者不能够隐瞒自己,他的修养、品德、感情是会自然地在作品之中表现出来的,自然能够引起读者的一份深远的联想。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晏殊的词,晏殊一生著作颇丰,开创了北宋婉约词风。他善于写旖旎风光,欢愉情趣,但他的作品并不单纯如此,而孕育着深厚的悲戚之感。这位词人让我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理性,感情有种节制和反省。他写人生的无常悲哀与后主不同,后主是入而不返“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晏殊是“一曲新词酒一杯”,赏玩的性质,“去年天气旧亭台”,永恒不变的,那么悠然不着力。“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白白还念远方的人,念远是空念远,伤春也是空伤春。前文说晏殊是很理性的诗人,他对悲哀的表达举重若轻,这两句词体现了两重的悲哀,对人生离别、人世悲哀的感伤。他对感情要抒发多少的度把握的非常好,他总能把感情的流露控制在一个将现不现的程度上,没有激烈的言辞,字里行间都有着思致的韵味。他的文字是带着哲理性的,他写宇宙的循环变换,写圆融的观照现象,赏爱春天的美景,正是这样温柔细致的语句反而更能抓住人内心的感受。他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生命短暂,要在悲哀的人生中,有自己排遣慰籍的办法,有酒就不要推辞。你所能掌握的,真正要做的,就是珍惜眼前能够努力的事情,悲戚中仍旧存留着希望。

叶先生也以独到的女性视角去讲解意趣盎然的中国古典诗词,尤其突出一种“感发的力量”。她这样写到“李商隐写的是一个女子。中国的古人,一向是常常喜欢用女子作比喻的,因为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之中,夫妻的男女的关系,与君臣的伦理的关系,是相当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没有自由,丈夫可以喜爱她、选择她,可以抛弃她,可以休弃她,她的一切都是操纵在男子的手中,这是夫妻的关系。„所以很多男子汉大丈夫写起诗来,想到他自己的不得知遇,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才能,没有一个人能任用他,就把自己比做一个女孩子,没有找到一个托身的人。”在中国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尤其是在古代,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一定要有所依靠才能生活,这种关系又可以化用在君臣关系上,这就是中国集权主义社会的集中表现,以上为尊,以男为尊,等级分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性格一定是被压抑的,所以自然会有很多抒发这样感情的作品出现,又加上政治敏感的问题,往往会用女子的闺怨来抒发仕途的郁闷。叶先生对这样的表达习惯讲述的非常细致,可能也是性别和个人经历的原因,叶先生在这不符的解读较为深刻。这本书中并未专门讲到李清照,但我由叶先生的经历想到她。她们一样的一生总是伴随着战乱、生离、死别的患难与痛苦,真正快乐的时日并不多。她所遭受的患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她所承担的痛苦也是常人无法承担的。而就是这样,成就了一代诗词大家。

叶先生在书中提到:“你在这短暂的生命之中,要完成你自己,不是外表的别人的赞美,不是外表的一些成就,是真正的在你品格情操各方面要尽你的力量,完成你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要尽你的力量去做,要完成你这个生命。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有些有才华有志意的人,他常常是恐惧年华消逝,正是希望完成自己。所以,觉得光阴很短促,要掌握、抓住这个光阴,好好地做一些事情。这是生命摇落的悲哀。”这算是叶先生在诗中所体味到的对生活的感悟,的确如此,在有限的光阴之中要能够让自己成长为优秀的人。“恐年岁之不吾与”,时光流逝是诗词永恒的主题,词人们感叹时光一去不复返正是因为他们有所梦,有所望,有未完成的事。

愿自己能不负时光。

第四篇:读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有感

读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有感

古人云:“诗言志,词言情。”我对诗词的印象大抵也是如此。

在《唐宋词十七讲》中,迦陵先生对于东西方文艺的差异,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以积极的姿态面对东西方的分别。中国喜欢用坐着的人格来衡量作品的价值,西方文学作品衡量的重点放在了文学艺术的价值方面,她突破了文学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其两者持并重的姿态。她认为中国的文艺理论缺乏一种成熟的理性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对问题的探究指出了答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含蓄性很大的看法。比如先生在外国讲《花间集》时,要将其翻译为花丛中一个歌词的集子,是很美的,而在中国,“词”已经成为一个生硬的、死板的名词。

迦陵先生在文中讲道:“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衡量之内的。在中国的文学里边,词是一个跟中国过去的载道的传统脱离,而并不被它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它突破了伦理道德、政治观念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艺术的歌词。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后来词学家、词学评论家,他们就把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加在中国这个本来不受伦理道德限制的歌词上面去了。”

类似于这种观点我在文学理论中也看到过:文学接受中,读者会产生二度创造,主要表现在文学形象的重构和文学审美意蕴的再创造两方面。读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经历或阅历,去加以联想、幻想甚至是比附,从而在头脑里再造出打上个人印记的文学形象世界。其次是读者结合自身对生命的感悟、对世界的体认等,对自己二度创造的文学形象进行深度体验、领悟,从中生发出超越了具体的人物、情节、故事的人生感悟。

词作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流露出作家的特定倾向和表现作家的情感。文学批评可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并对其文学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塑造作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表达出特定的价值观念与理想,由此对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所阅读的词被我们赋予了超越它本身所有的意义,我们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来要求词作者,在多数时候我们忽略了词本身,更多关注的是词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词在当今社会的功能逐渐趋向于诗-“言志”。我们过多的以道德伦理来要求词,以政治眼光来评判词,而且由于中国的文艺理论缺乏一种成熟的理性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往往忽视了文学批评中的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美学的和历史的原则。

在《唐宋词十七讲》阅读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打破定势思维,不再将社会时代的背景、伦理政治的道德限制强行代入到词作中去。理性的阅读,在文学接受中要注意二度创造与作者本意的结合,也就是将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阐释学和现象学结合起来欣赏词作。至于要怎样将两者在欣赏词作时辩证地结合起来,这便是我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任务!

第五篇:叶嘉莹先生唐宋词十七讲41辛弃疾

叶嘉莹先生《唐宋词十七讲》41辛弃疾

(五)他在前一首词里说过:“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又说“江南游子’,“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我是北方来的游子,要回到我的故乡,可是故乡沦陷了;要收复故乡,然而我的理想还没有达成,回到哪里去?“见说道、天涯芳草”就“无归路”。我没有回去的路,我内心的忧怨向谁去诉说?“怨春不语”,我怨春,春天没有回答。上次我讲“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时,曾引用波斯诗人奥马伽音的“天垂日月寂无言”,问花不语,问天无言,“怨春不语”,谁给我回答?我看见的是什么?“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多情的人,想把春天挽回,除了我辛弃疾以外还有谁?我算了算,那殷勤多情的想把花留住,把春天留住的,只有“画檐蛛网”,只有那涂着油漆、画着彩画的屋檐下,蜘蛛织成的蛛网。蜘蛛好像与我一样有想把春天留住的感情,因此才故意在屋搪下织成一张网,整天(尽日)在那里对春天挽留。“惹飞絮”,当花落的时候,那柳絮飘飞。我们看不见柳花开在柳树上,只要它的花蕊一开,就变成柳絮飞走了。王国维写过两句词说:“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水龙吟》)。柳花零落了,只有画檐的蛛网在那里尽日地想把飞扬的柳絮挽留在自己的网中。蜘蛛多么殷勤,多么多情,我辛弃疾何尝不是如此呢?何尝不想把春天留住。我想留住春天,一个是由于我不忍心看到花的零落,不忍心看到南宋王朝这样沉迷,这样的腐败。我多么想把它挽救过来,“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辛弃疾想像得多么丰富,他把一个蜘蛛网想像得那么多情,这与他内心要把春天挽回的感情一样多情。他写得真是回肠荡气,真是缠绵悱恻。这是这首词的上半阕。

下半阕,“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辛弃疾这首词是属于写得十分纤秾密的一类。因为唐五代的小令词大都写美女的伤春的感情。这首词虽然调子较长,但内容也是写美女和伤春。上半阕是自然界景象,是伤春。而下半阕“长门事”则是典故的人事形象,是美女。这是辛弃疾多方面艺术手法的表现。“长门”之典,出于汉朝。汉武帝小时,他姑母有一个女儿叫阿娇。一天他姑母就和他开玩笑说:等你长大了,就把阿娇-你的表妹嫁给你好不好?汉武帝说,如果阿娇嫁我,我当以“金屋藏之”。这就是常说的“金屋藏娇”。后来阿娇果然嫁给了汉武帝,做了皇后,就是汉武帝的陈皇后。大家要知道,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皇帝转眼之间就三心二意,后来汉武帝就宠爱了别的女子,把当年要金屋藏之的阿娇冷落了,让她住在不能蒙受皇帝宠幸的长门宫。陈皇后为了再次得到汉武帝的宠爱,就请当时颇有文学才能的一位作者,与卓文君有一段浪漫故事的、赋写得很好的司马相如为她写一篇斌,希望以此打动皇帝。于是司马相如就为她写了一篇《长门赋》,写她悲哀寂寞被冷落的心情,希望汉武帝能感动。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我也希望能有一位像司马相如一样的人,在皇帝面前替我说几句话、感动朝廷,任用我,让我能够实践收复祖国失地的理想志意。这就是“长门事”。可是“准拟佳期又误”,我原来所准拟的希望朝廷重用我的那个美好的期望又一次落空了。我从安抚使变成了湖北的漕运副使,已经是一次失望,本希望朝廷能再有一次委我重用,可是却由“湖北漕移湖南漕”,“准拟佳期又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蛾眉曾有人妒”。

中国古典诗歌除了用典故之外,还讲究你所用的字词要有出处,即以前有人用过。“蛾眉”是有出处的,我们在讲温庭筠“懒起画蚁眉”时曾提到西方的符号学说:每一个符号,每一个语言都可以引起一事的联想。“蛾眉”就是一个可以引起一串联想轴上起作用的一个语码。俄国一位符号学家劳特曼(lot man)曾说:所有的有符码作用的,引起联想轴上丰富的联想的语码都 是与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起来的。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国家,你一定要熟悉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只有你熟悉了这一点才有了根本,才能很好地接受外边的营养。你自己的根本没有,你的生命都没有了,再吸收什么也不能成长,因为你连生命都没有了,你吸收什么?这是十分重要的,这在欣赏古典诗歌上就更重要了。“蛾眉”的出处,使我们在联想轴上就想到了屈原所说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离骚》)。屈原说:那些女子嫉恨我,谗毁我,就是因为我比她们更美丽。“蛾眉”指女子,而屈原不是女的,他借“蛾眉”是说自己才干、品德的美好。司马迁的《史记)在《屈贾列传》中就曾说,当时楚国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嫉害其能。为什么嫉恨、陷害屈原?就因为屈原的品德、才能比他们好。天下就有这样的人,自己没有才能,干不出事来,人家有才能做出事业,他还满心忌妒,拚命破坏。孔子说君子要“成人之美”、不是说凡是别人有美好的就要破坏。然而,居然从屈原时代开始,就往往有这样堕落的、败坏的、丑陋的人,“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辛弃疾的时代也一样,“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因为“蛾眉曾有人妒”,“蛾眉”早就被人妒恨过,天下凡庸的人总是嫉恨那有才能的人。“千金纵买相如斌,脉脉此情谁诉?”就算我用千金能求得像司马相如这样的人为我写一篇《长门斌》来感动皇帝,可是“脉脉此情谁诉?”“脉脉”是多情的样子,那情思像水一样要流出来的是“脉脉”。我这份感情向谁去诉说?将来有没有人能像司马相如为陈皇后写《长门赋》那样为我说几句话?这就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辛弃疾写自己的感情,表面是用女子来写的,写别人对他的嫉恨。

在第二首《水龙吟》中他也写了这种感情、本质是一个,用的形象不同,说的方式也不同。在那首词中他说:“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此地有两把宝剑,可以扫除西北浮云,我要点燃犀牛角下去寻找。我要挣扎,希望“千金”能够买得“相如赋”,实现我的理想和志意。可是我“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风雷怒,鱼龙惨”也就是象征着迫害。我要下去找宝剑,水中的鱼龙都要愤怒,刮起大风,响起大雷,卷起巨浪,不让我完成我的志意。“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你们不是得意吗?不是猜忌吗?不是风雷怒吗?可是“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你们不要太得意了。“舞”是歌舞,杨玉坏、赵飞燕以自己的美貌,博得了皇帝的宠幸。以前我讲温庭筠时曾引过杜荀鹤的诗:“承恩不在貌”。他说,皇帝真的爱的就是容貌美的女子吗?也不一定是如此的。如果杨玉环天天给唐明皇进忠告,说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说都五点了,你快起来去上朝吧,那样唐玄宗就可能不喜欢她了。所以陈鸿写《长恨歌传》,说杨玉环得到唐玄宗宠爱,不仅是她的美貌,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先意希旨”,总是多方探求皇帝所喜爱的是什么,在玄宗没表现出来之前,她就先逢迎了皇帝的旨意。在仕宦之中,一般在上位的人,也喜欢下边的人听话、逢迎。你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志意,常常进忠告,他就不喜欢了。所以辛弃疾对那些小人得志,用了那些逢迎的、苟且的、不正当的手段而作威作福的人说:“君莫舞”,你们不要那么得意,没有看见杨玉环、赵飞燕都死了吗?都死后化为尘土了吗?而且不仅如此,你要知道,杨玉环、赵飞燕都是不得善终的。辛弃疾又说:我也不是没有想过,政党的争执,政海的波澜,总是有反复的,说不定哪一天你们也会倒下去的。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不是一定非要把你们打倒,我不需要与你们争强争宠,我所关心的是在你们这种作威作福之中,我们的国家怎么样了。所以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这还不算,他说“闲愁最苦”,我所感慨的是一段说不出的哀愁,是那“闲愁”。

以前我讲冯延巳的词,有一首《鹊踏枝》,就曾说:“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什么是闲情,说不出来名目,只要你空闲 下来,忧伤就会涌上心头。无法断绝、无法放弃的闲愁才是最苦的。这闲愁还不是与那玉环、飞燕争宠。为什么闲愁最苦?他说:“休去倚危栏”,不要靠着那高楼危险的栏杆向外看,因为你一看所见的,是“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沉落的夕阳在烟霭濛濛的柳条之中向下沉落,这真是让人断肠。关于斜阳,我们在前一首《水龙吟》“系斜阳缆”时讲过,“太阳”一般代表君主与朝廷,“斜阳”正代表那些走向危险和衰败的朝廷和国家。所以他说:“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我的愁并不是要与玉环、飞燕一类的人争宠,我所优伤的是我们的国家会在你们这样作威作福之中落到什么样的下场。这才是我辛弃疾关心的事情。

我们选的辛弃疾三首词,外表都不同。第一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写得比较直接,公开站出来说“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可借流年,忧愁风雨”,比较说得明白。第二首《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是两种力量冲击、回旋、激荡,说得比较含蓄。第三首《摸鱼儿》说得就更加含蓄了。第二首还是用“倚天长剑”来表现的,而第兰首则是用美女伤春、寂寞哀伤来表现的。辛弃疾作为一位英雄豪杰的词人,我们一向都赞美他的豪放,但要知道辛的豪放不单是写两句空洞的口号,他是真的“能感之,能写之”,是用生命去写他的诗篇,用生活去实践他的诗篇的。这正表现了他感情的深挚。

辛弃疾是词人中传下的作品最多,方面最广,风格最多变化的一位作者。辛弃疾的艺术成就还不只是说他形象用得好,而是他语言用得好。他可以用古典典雅的字,《诗经》、《庄子》、《论语》、《楚辞)、《世说新语》,他都可以把它融会在词里边,而且写得非常好。面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用俗语,民间的最通俗的口语,一样也用得好。他六百多首词有这么多的内容、这么丰富的变化,我们没时间一一介绍,所以只能掌握一个重点,介绍他的本质以及从本质分散出来的几种变化而已。我们大家手中的材料后面附有一些评语,这些评语写得也不见得完全对,我只想读一段就把对辛弃疾的讲授结束。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说:“学稼轩要于豪迈之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入打油恶道。试取辛词读之,岂一味叫嚣者所能望其顶踵。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素索如牗上风耳。”这是我们学辛弃疾、学豪放的词入最应注意的一点。学辛弃疾决不可流入那种虚浮的、叫嚣的、空泛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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