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时政热点:面对人工智能,不要当“鸵鸟和刺猬”
时政热点:面对人工智能,不要当“鸵鸟和刺猬”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 高奇琦、张结斌
■ 对于人工智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鸵鸟型”,即有意无意地忽视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的发展看成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另一种是“刺猬型”,常从臆想出发作夸张的解释,从而得出让人较为惊恐的认识。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片面的
■ 在正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之后,人工智能会使人类进入一种“赛托邦”的理想社会形态。在“赛托邦”里,科技将具有实现社会丰裕、促进充分沟通、完善弱势群体的补偿和救济、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提高社会整体和谐的巨大潜能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学界、商界领军人物以及数百家代表性企业汇聚黄浦江畔,众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如何造福人类社会。不过,在“未来已来”的口号激励下,有人欢喜也有人担忧。
科学的态度是“雄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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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人工智能是以“替代论”的形态成为舆论焦点的。柯洁和李世石被阿尔法围棋打败,就暗示了一种“替代论”,即顶尖的职业围棋选手被人工智能打败和取代。与此同时,一些严肃研究也在渲染“替代论”。例如,库兹维尔预言,2040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超过人类,也就是奇点来临。牛津大学也发表研究,梳理未来哪些行业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对于人工智能,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鸵鸟型”,即有意无意地忽视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的发展看成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另一种是“刺猬型”,常从臆想出发作夸张的解释,从而得出让人较为惊恐的认识。
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片面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雄鹰型”,即在战略上对人工智能有全面把握,在战术上布置具体的做法和战略,并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简而言之,就是要高瞻远瞩、认真面对。
部分工作可能会被替代
人工智能正逐步渗透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人们常常在讨论,哪些岗位、哪些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这里,针对司法领域的一些岗位来作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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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书记员的部分工作有可能被取代。庭审过程的语言有诸多特点:法律语言本身就是较为独特的话语体系,庭审过程中还存在口语、方言等差异以及多人对话的干扰。目前的语音识别技术,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当然,这些问题可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一得到解决。
然而,书记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庭审记录作进一步提炼,并形成争议焦点等。尽管人工智能领域也有相关算法模型,但提炼出争议焦点是非常难的。此外,书记员与法官的沟通,也不是语言识别系统所能完全替代的。
法官会被取代吗?从长远来看,智能审判如果有重大突破,法官的工作是有可能会被形式化的。上海市高院推动的“206工程”,已经在几大类几十个案件上作出尝试性探索。刑事领域,主要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比较明确的罪名,或者规范化程度较高的罪名,如危险驾驶罪等;民事领域,涉及道路交通、信用卡等;行政法领域,主要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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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集中在深度学习等领域。坦率地讲,深度学习的方法对于英美法系的帮助意义更大。同时,用深度学习来作审判结果预测的最大问题是,中间存在“解释的黑箱”。理性来看,法律的过程应该是推理的过程。如果缺乏可解释性,那法院的公信力难免会遭受冲击。
律师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初级律师所从事的案件查询、法条查询、简单的法律合同审查以及简单的法律文书写作,在可预计的时间里将会有人工智能的参与。这会对初级律师形成一定的冲击,但也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智能的加入可以节省律师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从而更快地进入高级律师阶段。
对人类智能是一大辅助
可见,人工智能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对人类的替代,而更多发挥一种辅助的功能。换言之,人类有望从重复的非创造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从事更有创意、更有价值的活动。由此,我们需要转变思路。还是以法律领域为例,人工智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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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范。法律本身就是规范。法治的核心内涵是程序化和规范化。近年来力图推动的同案同判,就是希望实现规范的目标。人工智能的发展,恰恰可以高效率地推进解决这一问题。人工智能本身没有情感,可以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从而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作出更加程序化、规则化的判决建议。
第二,效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纠纷和诉讼案件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而严格来说,法律从业人员的数量并不会极大地增加。由此,可以引入人工智能,来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例如,语音输入系统可以极大地提升书记员的记录效率。这样,一个好的书记员就可以服务多个法官、多个庭审。同时,书记员的能力和收入也能得到提高。
第三,精准。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例如,在之前的许多法律推理过程中,仅凭一己之力,很难穷尽所有发生过的相似案件细节。但借助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样的效果通过高级检索功能就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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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本。这涉及法律的初心。法律的初心就是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冲突,使社会达到和谐治理的结果,即定纷止争。法律的公平正义就是要让人感到更加平等、温暖以及被关怀。在不规范、低效率和不精准的情况下,最终伤害的还是人。破解这一问题,需要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这也就回到讨论的主题:人工智能是辅助,而不是替代。
推动社会进入“赛托邦”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人类进入“法律的自由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作为法学家的法官。目前,我们的法官虽然审理了大量的实务案例,并积累了诸多实战经验,但常常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更深层的问题。由此,他们的实践经验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升华与总结。未来,由于人工智能可以从事部分辅助性工作,会给法官节省大量时间,使他们有可能从“官”变为“家”。
第二,作为法官助理的书记员。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即书记员在法官助理的转型。未来,书记员不仅要跟当事人、律师、法官充分沟通,而且要充分地跟机器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书记员将成为智能时代法庭活动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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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为新型法学家的律师。法官要向法学家转型,律师也要向法学家转型。律师不仅要思考如何打赢某个官司,而且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案件对社会的整体性影响。也就是说,律师也要思考法理学问题。
由此,就出现了“法律人的法学家化”,或者说“法学家的大众化”。这样的活动都可以建立在人工智能辅助的基础上。但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活动的最终决策要由人作出。要时刻把人工智能定位在辅助者的角色上。法律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如果我们把法律——这个人类社会重要的裁判工具都交给机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将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
总之,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技术,人工智能要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发展人工智能时,要牢记我们的初心是什么。由此,在正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之后,人工智能会使人类进入一种“赛托邦”的理想社会形态。在“赛托邦”里,科技将具有实现社会丰裕、促进充分沟通、完善弱势群体的补偿和救济、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提高社会整体和谐的巨大潜能。当然,前提是人类对科技的高效、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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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公务员时政热点:公务员当远离特权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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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公务员时政热点:公务员当远离特权魅影
从年前叹息过“裸年”到年后孩子收“红包”最多,从年前嚷嚷着要辞职到年后冷水江市工资被曝光,且不论事情真相如何,公务员[微博]当选“跨热词”大概没有多少异议。
跳出来哭穷的,必会引来无数拍砖吐槽;声称要离开的,也会引来无数人关注。公务员在高频度的曝光中,似乎总难跟上公众的节拍,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总会引发始料未及的解读。原本一份正常的职业,在全民围观中日渐荒腔走板,甚至被“妖魔化”。
事实上,公众痛恨的并非权力,而是权力寻租;公众仇视的也不是官员,而是官员腐败。公务员受到高度关注是因其背后的“高附加值”,也就是全民皆知的隐形福利,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寻租和腐败的产物。
平心而论,各地公务员仅凭工资收入,都能过上当地一般百姓的生活。以湖南冷水江市曝光的工资为例,即使比不上外[微博]出打工的,但在当地也能衣食无忧。旱涝保收之下,一取消年节福利,一些公务员就叫苦不迭,这与《红楼梦》中贾珍“真真是叫人没法过年了”的抱怨一样矫情。然而,有人既已享受了分内的工资福利,还想将这种福利向外延伸,谋求更多利益,恐怕老百姓不会答应。
追根溯源,“八项规定”使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本义得以重申。也正是这样的规定,让百姓击节叫好,让一些人倍感煎熬。
“八项规定”是一道防腐剂,它保证了长远的队伍纯洁和政治清明。“八项规定”更是一块“试金石”,它正在让意欲权钱交易者心生失望。每一个公务员都应在“八项规定”前扪心自问:我是否能经受规定的考验?若是不甘心平淡的生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可以辞掉公职干出另一番事业;若是仍怀为民造福的理想,身在其位,“有为”也并非难事。
任何一项涉及既得利益的改革都将繁重而艰巨。而一份正常的职业被诟病甚至被“妖魔化”,换作谁恐怕都不会乐意。“八项规定”去污洗泥,当是为公务员正名的契机。
第三篇:2015时政热点:不要只要求运营商“提速降费”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5时政热点:不要只要求运营商“提速降费”
自上月15日三大运营商公布“提速降费”方案以来,已满一月。记者解到,这一个月以来,三大运营商部分“提速降费”措施仍未落地,也没有具体落地时间表。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提速降费”一下子全面实施不太现实,三大运营商主要考虑的还是收入方面的影响。(6月15日《京华时报》)说三大运营商公布“提速降费”措施完全没有落地,是不公允的。譬如,三大运营商上月公布“提速降费”方案,部分在总理表态前就已经在推进,像夜间相对便宜的流量套餐早就在搞„„只是,这些措施对消费者的优惠幅度不够,有的“优惠”实际意义也不大,消费者并不买账。简单总结起来说就是,整体上的优惠幅度和公众的期待距离较远。而上个月三大运营商公布“提速降费”方案,部分即是重复过去零散的一些优惠措施,另外部分新的优惠措施降幅其实也很有限——即便如此,推出一月后,落地状况也不够好,实在是遗憾。
对于三大运营商而言,优惠幅度再不够给力,终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利润率。在白花花银子面前,能不抵触吗?但总理毕竟表了态,上要给总理一个回应,下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只好先拿出一个“提速降费”方案再说。至于如何兑现、何时兑现这个方案,走一步算一步吧。
其实,作为市场主体,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喜欢甘心情愿降价。降价一定是有原因的,譬如为了促销,为了实现像李克强所言的“薄利多销”。道理似乎确实如此,如果流量费单价降低,公众的流量总支出未必会减少。现如今,大部分中青年人都已经离不开智能机手机等移动终端,但是对于很大部分人群而言,因为流量费单价较高,对流量的使用是比较克制的。如果流量单价下调,很多人的流量使用总量会增加,电信服务商的流量费用总收入未必会下降。
但当下,三大运营商都在大规模投资4G基站,投入很大。不仅如此,过去几年三大运营商还投入巨资建设移动3G网络,3G还没搞几年,现在又进入4G时代,甚至有行业人士叫苦本都还没有收回来。不得不说,运营商也有自己的苦衷。当然,投入和回报怎么计算,很复杂,但电信网络一旦建成之后,提供服务的利润超高是众所周知的。以中国移动为例,2013年上半年其营业收入高达3031亿元,净利润631亿元,利润率20%左右。而横向比较各国,我国的流量资费、固网价格不算低,确实还有下降空间。
道理归道理,以中国现实,要求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也没错。只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思考,总理喊话、舆论逼迫,如此要求一家企业降价,似乎也不对。如果中国今天电信业三大运营商的格局是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那没有什么好说的,要不要“提速降费”,要不要“薄利多销”,由运营商自己说了算,哪怕是总理表态企业也有权拒绝。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中国电信业主要还是国有三巨头的天下,而且都是国有控股企业。更多的竞争在过去没有形成,电信业门槛至今没有放开,三大运营商掌握了语音和数据业务的端口和基础价格„„
其实都是老生常谈,这个悖论最终要靠市场去解决,否则总是靠总理喊话也累。特别是总理喊话后,竟然还不灵,实在就不像话了。为总理减负,也为企业道德责任减负,要靠市场开放打破电信业现有的局面。不否认,在成熟市场,主流电信业务服务商注定不会太多。因为电信基础网络建设的成本较高,能够负担得起这个成本的企业有限。行业特性虽然如此,并不妨碍我们对此的要求和期待,因为市场应该是开放的。
得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道理,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决不允许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必须牢记法纪红线不可逾越、法纪底线不可触碰,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决不允许干扰宪法法律实施、干涉依法办案。必须进一步增强坚守法纪的定力、厉行法纪的意志,坚决同破坏党纪国法实施、践踏党纪国法尊严的行为作斗争,当好党纪国法的守护者。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有法律制度强力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管好党、治好国,不负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第四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1月16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称自己即将卸任,成为普通老百姓。刘玉浦认为,“表哥”、“房妹”等事件绝对是好事,是媒体、网络的监督到位。现在好多人不敢戴表,甚至有人说穿得太好怕人家说闲话,其实只要是用自己工资买的,就不怕人说。(1月17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有了网络,才让许多“表哥”、“房妹”背后的贪官显出了原形。但是如果将“好多人不敢戴表”的原罪归于网络,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公众从来不仇官、不仇富,公众仇视的只是贪腐。官员“戴表”即使一时遭遇闲话,但只要“我本将心照明月”,明月不会总是照沟渠的。
其实,公众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绝不会只看其外表形象。明朝有个江苏巡抚叫刘应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体恤百性,卸任时留诗总结自己和警示来者:“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炫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回乡。”社会公众看待官员,固然欣赏“来时一挑轻担”,但也绝不会置“去时车载船装”不理!纪检部门监督官员,也绝不能只看“廉洁”、“节俭”、“朴实”的表象,还应透过表象看本质,勿让烟雨遮望眼!
公众之所以会对“表哥”、“房妹”等说闲话,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基于自己所得信息推理后的理性质疑。即使官员都不戴手表了,质疑的闲话也不会消失,只要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就会勾起公众的合理怀疑。但是如果官员的信息和财产都透明了,已经具有了很强的公信力,即使面对“表哥”、“房妹”,如果没有破绽,公众也不会轻易“闲话”出口。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信息和财产透明只是公众一头的热情,不透明被视为对领导干部的一种保护,但在实际上沦为对贪官的保护。网络让绝大多数清白的官员也成为舆论的受害者,成为不透明的受害者;对清白的官员来说,不应该停留在“不怕人说”、“不戴手表”上,而是应该加入呼吁透明或者率先透明的行列中来。面对公众的闲话,领导干部不能“鸵鸟”到底。哪个官员先迈出了这一步,这个时代就会记住他,公众也会给予他最诚挚的回报,他面对的也必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第五篇:2015国家公务员时政热点:节俭办会 当效“南京经验”
节俭办赛事彰显着一种发展理念、一种文明态度,这才是最能赢得世人尊重的形象
“筑梦之塔”摄人心魄,地面投影气势磅礴„„南京青奥会开幕式上,一场声光电的视觉盛宴,让人大呼过瘾。而这一切的耗费,只有数千万元。
从2009年申办之日起,“节俭”就成为南京青奥会的主题词。虚拟海外传递替代实体火炬传递,场馆多靠“借用”,开幕式演出人员更多采用青年志愿者„„相比索契冬奥会的500亿美元、巴西世界杯的160亿美元,南京青奥会1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看上去“寒酸”,却别具价值。这不仅是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各项政策的落实,更以亲身实践向国际社会“论证”了节俭办好大型赛事的可能。
承办一次大型赛事、展会,对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次难得的形象展示。然而,人们常常把“热情好客”理解为吃住上档次、接待上水平,把“城市名片”理解为高大宏伟的摩天楼、美观大气的体育场馆,把“盛会记忆”理解为流光溢彩、一掷千金的开闭幕式。这种认识之下,光鲜的“面子”往往喧宾夺主,赛事、展会的精神内涵反而鲜受关注。
观念认知上有误区,政策选择上存两难。短短十几天,迎接人数众多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记者和庞大的境内外游客,必然需要大量体育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与之配套。这样一来,赛事过后场馆等出现闲置难以避免。国际上,有“后奥运会低谷效应”之说。这种现象不仅困扰着国际奥委会,更成为赛事举办国的一大负担。
南京青奥会本着“能改不建、能修不换、能租不买、能借不租”的原则,向节约要效益,经费大大压缩。可见,破除“后奥运魔咒”并不难,节俭简约同精彩纷呈也并不矛盾,在办赛之初便未雨绸缪,就能调和好节俭办赛与精彩办赛之间的关系。
节俭办赛事不仅仅是个谁来埋单、盈不盈利的问题,而是彰显着一种发展理念、一种文明态度。这才是最能赢得世人尊重的形象。俗语有云:“节俭是天然的财富,奢侈是人为的贫困。”节俭之美,向来是世界各国所尊崇的文明价值。重树奥林匹克运动的节俭理念,不仅有利于形塑青年人的价值观,更将推动奥运本源、体育本质的回归,这必定是一笔难得的奥运遗产。对正在申办冬奥会的北京而言,利用好南京青奥会的经验,也可为天平上“成功”这一端,增加一个重量级砝码。
不事铺张、务实建设,同样是城市发展所应有的理念。讲档次、摆阔气的不良风气泛滥成灾,不看经济水平、不讲公众需要、不顾后期效果的拍脑袋决策大行其道,除了批量制造水泥森林,于文明进步又有何益?
如何让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化的民生效率?如何让像传统民居之类的历史遗存得到最佳的保护?将民本观念体现于每个细节中,正需要从“节俭”二字上找出路。绽放城市的节俭之美,城市才能变得更有品位内涵,才能打造出节俭这张最好的城市名片。
节俭从来就不是迂腐落后的代名词。期待南京青奥会的简约清新之举,涵养出务实干练、不尚虚荣的社会风气,成为节俭办盛会的“南京经验”。(李斌)
文章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sa.offcn.com?wt.mc_id=br4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