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跨过新门槛[推荐]

第一篇：资中筠：跨过新门槛[推荐]

资中筠：跨过新门槛

2011-12-18 13:33

导语：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资中筠先生在12月17日举办的《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1年观察家年会：国家愿景--新思维与驱动力”发表了题为“跨越新门槛”的主旨发言，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由于当日发布于网上的演讲稿因速记原因存在诸多差错，资先生于演讲次日不辞辛劳，对演讲稿进行了修订，并补充了一些在演讲中因时间有限未能讲到的内容。本网特将此演讲稿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我原来希望晚一些发言，先多听听各位的意见。现在把我放在第一个，只好抛砖引玉。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时提到“老年愤青”，我要郑重声明，我不认同这一说法，尽管是调侃。因为我认为我是很平和、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并不是发泄某种感情，这个标签不合适。下面我讲一下最近对全球的一些思考。题目是：跨过新门槛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1.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都发生在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也曾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重建带头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赛，这个词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

3）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为止，“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7500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而每年用于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10-20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大家好！我首先得否认我不是什么老愤青，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没有那么激烈。今天我本来习惯于晚一 点讲话的，但是今天被会议给安排在了第一个，我也 只好作为抛砖引玉的人讲一些我最近想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我先声明我不是经济学家，以后讲话的人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我对经济本身是外行，我 从大的世界大势讲起，然后再讲到中国的情况。另外我本人是研究美国的，而且美国还是在当今世界上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怎么做，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最大的。所以 我今天的重点，一个是讲美国，一个是讲中国。另外，我今天得用稿子以便提醒我讲到了哪儿。

谁在跨越新门槛呢？全球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各种各样的转折点，都在跨过新门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他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这部分人正在 跨过后 面这个门槛，前面有一部分人是要跨过前面这个门槛。但全人类本来应该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所以是一拨一拨地跨过去。就全人类而言，我先点一个比较大的问 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有了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了自己的福祉，而与此同时去创造出高效率的毁灭自己 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的环境。现在我觉得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科学发展像永动机一样没法儿停止。这种发展是继续造福人类 还是给人类带来了破坏直至毁灭？这个是取决于人自己的自律。人征服自然的力量超过了人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么这样下去一定会毁灭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 题，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讨论。

去年在某一个座谈会上我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提过，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问题，另一个领域就是比较实际一点的，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 个地区 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 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经不能够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个新的拐点如果要是追溯起来可以从说个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解体算 起，那个变化是全球民主化一个新的浪潮的起点。那个时候是苏东向欧美靠拢，彻底打破了二战以后的格局。但是现在美国和欧洲又面临着新的转折，现在重要的热 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中东和非洲我们认为是上个世纪浪潮的延续，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东欧开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尽管中东和欧洲 以前面临着非常曲折的漫长的道路，但是我至少这样认为这次的动荡还是一个走向民族化的转折。

所以，我对欧洲今天也不能多讲，我只说一句话，我认为欧盟的发明是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它如果能够走过这个坎儿，挽 救了这 个欧盟的话，那么欧洲如果100年以后再回顾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欧洲又对人类社会的创新作出了新的贡献。过去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然后民族国家又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体制，这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创新。但是它过得去过不去现在的危机还要看。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走得太急，现在是我对欧洲的一 个解读。我就不讲了。现在我只讲美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然后再看美国和中国自己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迈过这个坎儿，迈过这个坎儿又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

之后中美关系在具体的时间、事件上，我觉得外交的运作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长远的因素还在于各国的内部如何迈过新的坎儿。现在我先讲一下美国面临着怎样的新的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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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资中筠演讲实录

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讯 社科院研究员资中筠在2011观察家年会上表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腐败盛行。假如说有这样的模式的话，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加上

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等等。

以下是资中筠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首先得否认我不是什么老愤青，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没有那么激烈。今天我本来习惯于晚一点讲话的，但是今天被会议给安排在了第一个，我也只好作为抛砖引玉的人讲一些我最近想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我先声明我不是经济学家，以后讲话的人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我对经济本身是外行，我从大的世界大势讲起，然后再讲到中国的情况。另外我本人是研究美国的，而且美国还是在当今世界上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怎么做，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最大的。所以我今天的重点，一个是讲美国，一

个是讲中国。

另外，我今天得用稿子以便提醒我讲到了哪儿。

谁在跨越新门槛呢？全球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各种各样的转折点，都在跨过新门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他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这部分人正在跨过后面这个门槛，前面有一部分人是要跨过前面这个门槛。但全人类本来应该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所以是一拨一拨地跨过去。就全人类而言，我先点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有了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了自己的福祉，而与此同时去创造出高效率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的环境。现在我觉得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科学发展像永动机一样没法儿停止。这种发展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了破坏直至毁灭？这个是取决于人自己的自律。人征服自然的力量超过了人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么这样下去一定会毁灭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不可能在这

个地方讨论。

去年在某一个座谈会上我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提过，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问题，另一个领域就是比较实际一点的，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经不能够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个新的拐点如果要是追溯起来可以从说个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解体算起，那个变化是全球民主化一个新的浪潮的起点。那个时候是苏东向欧美靠拢，彻底打破了二战以后的格局。但是现在美国和欧洲又面临着新的转折，现在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中东和非洲我们认为是上个世纪浪潮的延续，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东欧开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尽管中东和欧洲以前面临着非常曲折的漫长的道路，但是我至少这样认为这次的动荡还是一个走向民主化的转折。但欧洲是美国是处于另外一个阶段的，那一轮的民主化早就完成了。现在这个民主又碰到了新的问题。所以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跟前

面所讲的转折所不同的，这是在前面一个波浪上的转折。

所以，我对欧洲今天也不能多讲，我只说一句话，我认为欧盟的发明是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它如果能够走过这个坎儿，挽救了这个欧盟的话，那么欧洲如果100年以后再回顾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欧洲又对人类社会的创新作出了新的贡献。过去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然后民族国家又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体制，这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创新。但是它过得去过不去现在的危机还要看。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走得太急，现在是我对欧洲的一个解读。我就不讲了。现在我只讲美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然后再看美国和中国自己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迈过这个坎儿，迈过这个坎儿又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其实中国和美国在漫长的历史里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而且都不是主角。冷战期间是敌对的，是两个阵营的敌对，但是阵营解体了就给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到目前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和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我一向认为这种摩擦是正常的范围，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中美建交一会儿发生危机了、一会儿关系好、一会儿关系坏，我一般来说不予以太多关注，因为坏的话不会坏到破裂的地步，好的话也不会好

到非常和谐的地步。这是由于两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所决定的。

之后中美关系在具体的时间、事件上，我觉得外交的运作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长远的因素还在于各国的内部如何迈过新的坎儿。现在我先讲一下美国面临着怎样的新的坎儿。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是从美国立国到现在200年当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它的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不少在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暴力和革命以及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的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的程度，美国的代议制框架里的政治的左右摇摆这种调整机制表示不够了的时候，乏力的时候有体制外的、全社会的各种力量来直接参与，表现出来的是群众运动或者是强大的舆论批判，然后进一步推动根本性的改革。所以以前也是在美国的体制之内的、在民主框架之内的一种力

量和表现，并不是说一有群众运动就说明它的制度不行了出了大问题了。

回顾历史我认为第一个拐点是在20世纪初期的进步时代。好多人把小罗斯福30年代的新政当成拐点，我相当于是老罗斯福执政时的进步时代。小罗斯福新政只是政府的改革，变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大步。但是进步时代是全民的觉醒，是一个新的觉醒，包括改革吏治、治理腐败以及确定了政府可以约束资本的一个原则。这个在美国说起来承认这个也是不违宪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这个阶段是美国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在60年代的群众运动里，那次是声势浩大。那个运动在促进种族性别的平等、深入社会改革、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的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得外还有结束越南战争、缩短战线、缓和冷战，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现在我看到的美国是面临了第三个拐点，这个拐点跟以往两次有很大的不同，是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可以举三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所谓的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可能会到负担不起的地步。第二，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竞技越来越远。因此现在的经济危机跟过去周期非常不一样就在于虚拟经济现在所谓的金融创新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第三个是全球化给大家都带来了利益，但是在美国国内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结果从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急剧地扩大，一直不断地扩大，成倍地扩大到现

在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这三点我略加解释。第一点，所谓的世界领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是以世界领袖自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对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以为已任，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都要进行干涉。美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是维持他唯一的视觉领袖的地位。他就要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所谓世界领导这个词我一向认为是中性的词、可好可坏。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比如说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是发生在美国的，这点是不可否认。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社会的进步。同时在二战以后，他以他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很多国家的重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我认为是属于良性领导，当然有很多人会不同意说这我是在美化美帝国主义，但这

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但所谓的领导就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以牺牲别的国家的利益来取得自己的利益。美国起的最坏的作用就是带头加速全球的军备竞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领导就是负面的、就是坏的领导。今天的问题是美国为了维持它的霸权、维持它的唯一的世界领袖的地位，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的手段。这跟二战后早期的阶段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离任前演说里提出了军工复合体正在发展的警告。而今天这个军工复合体已经发展得更大，所以美国更加地肆无忌惮，更加倾向于高压和武力，同时使自己陷入越来越大的泥沼。这是美国在对外霸权的问题上面临的新的拐点。在这个问题里还有一个是美欧的联盟还能维持多久，现在面临欧元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还是有意愿给予

支持和帮助，或者是更愿意失败？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总之我觉得在这个拐点上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看不到美国的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虚拟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我是外行了，经济学家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就我从外面的观察我觉得美国的经济危机其实并不是新问题，从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以来就有危机。但每一次的复苏都是和实体经济的新发明相连的。所以在一轮一轮的危机复苏的循环中美国的近来是螺旋上升的。但是现在的现象是，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华尔街的智力超群的人士玩儿的各种各样的人士忽悠一般的老百姓，下一个能够触发经济复苏的新的实体产业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清洁能源的新产业。但是

能不能做到？起不起得了这样的作用还需要看。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的问题。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化给所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都是从中获利的。但资本是自由流通到廉价劳动力的市场，所以大量地牺牲了劳工的利益。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工薪阶层多少年来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上个世纪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收入差距持续地扩大，即使是繁荣的年代也如此。这当然引起了社会的研究不满。当然，刚刚过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远不如上世纪60年代深入而广泛。因为大量主要的精英阶层都没有参加而且还都在旁观。同时，没有政府的赤字已经大的不得了了，又加上严重的经济衰退，所以政府从中进行斡旋的余地非常少。不像60年代的时候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大力地推动改革，这个现在是做不到了。所有的问题回过来腐蚀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一向有一个制度，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这两个并行不悖。可是现在美国的对外霸权正在腐蚀美国的代议制的民主制度，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的既得利益，加上傲慢和党派斗争，现在美国的党派斗争是不顾美国自己利益的大局的。这种狭义的利益很可能会绑架美国的真正的利益。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对美国说起来是新的威胁和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军事开支大概2010年达到7500亿，而它对最贫困的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这跟战后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美国占领了阿富汗，但每年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援助发展的只有10到20个亿，这很说明美国的霸权美国的所谓领

导已经是实质上越来越恶化了。所以这个拐点美国会到何处去？还待观察。

下面我讲中国方面。美国带有的问题是后现代性的，而中国还没有完全全面地现代化。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欧美发生了危机暴露出了种种的缺陷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反过来说这么看起来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制度很完美不需要改革，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刚才看到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了，并不是说从30年来才开始转型了的。而且回过头来看一看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期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教科书、包括教育制度和媒体等等来看的话，今天只有倒退没有前进。所以这个曲折的道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程。所以我现在讲，经过了很多的拐点最后最近的一个拐点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30年的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显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所积累起来的严重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新的拐点当然问题多如牛毛，我现在也只提三个问题来加以阐释，并不是说只有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第二个问题是腐败丛生难以遏制。第三个问题是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在这三个问题稍微加一件事，所谓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模式假如说有这样的模式的话，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等等。经济结构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

腐败其实哪个国家都有，不过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当前的腐败一个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特别是本该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都腐败了。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完全是合法的，也是一种很因为的腐败。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加剧。

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工不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权力严重受到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中国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另外一点，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国有相同之处的，全球化分配是极端不公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进入了权贵和暴富群体的口袋里，而广大的劳动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块蛋糕。但跟美国有一点不同，因为过去中国是处于极端贫穷和完全没有权利的情况之下的，所以有了这点松动了这点分配，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底层的人的生活也还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虽然很多的企业家都已经提出来不能一天到晚只关注GDP的不断增长，刚才也有人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来进行一些调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其原因是经济利益的绝大部分的集团，只有不断地把这

个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他不可能调整为我那80%让出再让出10%来，这个可能性不大。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还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个是国际的条件，比如说国际市场上缩小了，这点我也不用多讲了。还有一个是下一代新的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方面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要求并不是说不合理的。他不再人上一代父辈所不能忍受的条件，这种权利不公造成了财富不公，也造成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不公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平则鸣。如何对待这种不平？所谓的维稳的问题非常地突出。现在的维稳是饮鸩止渴，维稳的手段或者是不择手段的维稳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而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是不知道，非不知也，是不为也。

最后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和美国跨不跨得过这个坎儿如何影响两国今后的关系。我觉得美国在自身比较繁荣、比较自信而且它的民主制度又比较起作用的时候，它渴望比较理性和慷慨、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是中美已经依赖很深了，实际上我们不能幸灾乐祸，只要美国衰败下去中国一定不会从中得利。第二，它的困境不能改变，它一定想办法把它的困难转嫁到国际上来，或者用经济的手段或者用政治的手段。所以现在大讲人民币问题、中国威胁论这都是政客为了平息国内对他们的不满而采取的手段。所以这样就会在国际上加重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政策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极端的民族主义，我叫国家主义。因为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是填补目的国内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如果当政者把这个意识形态推向极致的话，就可以成为那些个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接口。就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方便的接口，我们的外部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也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这样把国际关系紧张化，企图缓解国内的紧张关系。

我想这些也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世界大局，牵扯到中国。中美关系不是就两国关系而两国关系。因为今后的世界上我认为中美关系是所有的双边关系里最重要的之一，或者很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太大，有13亿人口，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必然是超强的力量。它远远超过任何老二。

中国未见得是老二。所以它向何处去？也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这些书生议政在这儿拭目以待，大家讨论讨论，说一些空话。我想不出来会有什么作用。最后我只能这样悲观地提这么一点。谢谢大家！

第三篇：【视频】资中筠演讲(53分钟)

【视频】资中筠演讲（53分钟）

资中筠演讲（53分钟）

这篇演讲太值得听了！转发予诸君共享！她是这么优秀、她的观点如此地睿智!

【视频】资中筠演讲（五次节目共53分钟）

.注意;要打开链接看，有5次节目组成。----这个视频要打开上面的链接单独看，才是完整的，在微博里，只有5分钟。

第四篇：资中筠精彩演讲

资中筠，1930出生，湖南耒阳人，中共党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专业方向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专著及论文多次获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突出贡献专家，领取特殊津贴。2004被中国译协评为“资深翻译家”。

资中筠精彩演讲

2013-11-04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2013-11-04在一次研讨会上做了一篇精彩的讲话，她从宏观历史的高度概括了三种体制的国家与法治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不同国度国家的走向、人民未来的生活愿景很有裨益，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于国家的未来走向也许无能为力，但至少头脑应该清醒，建议大家认真一读。

前30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为威武所屈，后30年不是为富贵所淫就是为贫贱所移。这是资老师对前30年和后30年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概括。(*十分精凖！)

资老师对美国非常熟悉，所以今天主要是给我们讲中美两国不同的建国过程和不同的国家观念对法治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资老师。

资中筠：

谢谢张千帆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法学界的专家，我不懂法律，完全不是学法律的。让我报题目，我就说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跟法治的关系，但什么叫法治你们都比我更在行。开头我先说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

张千帆一开始希望我讲文化和道德危机问题。但我不想讲，因为现在关于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太明显了，大家已经说烂了，说也白说，没什么可说了，现在我不太愿意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连五脏六腑都在溃烂的人，跟他说应该解酒、戒烟，不应该以不健康方式生活都没有用，得帮他找出真正的病根来。但真的有没有治本方法我不知道，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为止我思考的问题想到的。

我从哪个问题开始想的？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中原常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多少次了，真正完全亡于少数民族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不能说中国从没有亡过，绝对亡过。还有过去的五胡乱华、南北朝等等，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像更强悍，汉族明明在文化、社会进步、生产力各方面远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但为何总被打败。有一个说法说汉族比较文弱，游牧民族比较彪悍，所以打不过人家。但仔细想会发现这经不起事实考验，因为汉族文韬武略很发达，历代出过很多名将，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载入史册的，还有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在逐鹿中原时，各路英雄混战都很英勇，如《三国志》所描写的情况，论谋略还有《孙子兵法》到诸葛亮，是世界级的。那为何每个朝代站住脚之后反而弱了？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谁最有可能谋反？当然是武将，因为天下是打出来的天下，觉得谁掌握军权谁就可能谋反，所以凡是掌握军权的武将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断地掣肘。所以抗击外侮时，武将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胜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进谗言、敌人搞反间计，因为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你丢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将千万别造反。所以看历代，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汉朝的韩信、岳飞、于谦一直到明朝的袁崇焕，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卫边界时，最后被怀疑谋反而不得好下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最客气、温和的方式。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政权，领土是次要的，所以“宁予外夷不予家奴”，这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族之所以打不过少数民族，真正原因在于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来的国家就是这样的。

当然古代国家，包括欧洲、中东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是最典型、时间最长而且模式最一致——每一个朝代更替都是打出来的。欧洲国家打来打去，有的是争夺领土占领了别的国家，不一定都体现在改朝换代上。特别是到近代以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今天我就不讲了。不管怎么样，最早中国黄帝大败蚩尤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然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列国，以后各个朝代全是打出来的，一直到本朝。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内战最多，最后被总结出“枪杆子出政权”，这句话十分精辟，高度概括，中国政权就是从枪杆子出来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辛亥革命号称是武装起义，实际上辛亥革命流血最少，清朝和平退位，没有打得一塌糊涂，民国政府也没有对清朝皇族开杀戒，并且给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改变了这种国家观，也已

经不是一个家族的起义了，是改变了“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宪政，理论上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国体变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样的进程。但以后半个世纪还是枪杆子决定，先是军阀混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地盘，大家凭枪杆子说话，最后北伐也是凭枪杆子统一中国，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但蒋一直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内然后攘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谁掌握多少军队、军权，最后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一是政权是私有的，这个是我打出来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国家建立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我这个家族永远掌握权力，政权是目标不是手段。那这个政权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而是对祖宗，失去政权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尽管国库都是从税收而来，但各级官员都认为自己是“食君之禄”而非纳税人养的，因为整个国家是君主一家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一家为何能长期执政？祖先的武力打下来的，“国”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像家族遗产一样，所以儿孙的责任是要对得起祖宗，永远保证江山不落到别的家族里。谁要觊觎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违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乱”是最大逆不道的，这是儒家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是想造反夺取王位的人。历代帝王都自称是儒家，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传的仁义礼智去做，但取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许造反。这是第一点。

二是爱国就是忠君，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文臣武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和他的家族，谁帮助这个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论功行赏。现在那些民主国家选举，总不能谁帮我选举最多，就给你官做得最大，不能这样做。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论功行赏，等到功劳太大，赏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又把你干掉。

三是轻视个体生命，人命价值按等级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体，富贵之家是金枝玉叶，百姓的命如蝼蚁，就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数字，历来说的“坑降卒几十万”“血流成河”“横尸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没有关系，客观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战争和饥荒，打仗论功行赏是以杀敌的人头来计算，杀了多少人头回去报功。这样在政治斗争里基本没有妥协，总是你死我活，要么你取代我，要么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便于统治当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也不需要你参与什么。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选拔制度是科举，这个科举好像是比较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但就是科举通过考试可以统一思想，考的内容一样，大家积极要念的书、做的事情都一样。科举制度最能够统一思想。在科举之前搞贵族政治时，如魏晋时代的情况，贵族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争夺。但等到用科举来统一思想时，普及面非常大，一方面普及了教育，给了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更加进一步统一思想，而且所有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为皇家服务，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适当改善民生。每个朝代开国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脚，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了怕水覆舟，“舟”是

目的、是皇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民权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民生的考虑也有限，一个朝代越到后来，君主越骄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牺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起来造反。

所以，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跟现在的法治观念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不保护人的权利，不承认私有财产，只讲惩罚。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权的宰相如商鞅，还是人说了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话。最公正的，大家都说包青天，包青天最后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如果皇帝把尚方宝剑一收回他完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愿意讲法治的，最高裁判者还是君主。所以我想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句话，谁把谁的权力关在笼子里非常重要，谁来掌握笼子的门？这句话没有主词，没有宾语，那就是白说。

这是第一种，打出来的国家是这些特点。

第二种是谈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不过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并不是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宣布独立，再打一仗。美国原来有13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跟英国打时，一开始并不是要独立而是抗税，13个邦因为利害关系先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了自己回到自己的邦。最后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应该比没有一个国家好，所以大家在一起开会。于是1787年开了一个有名的“制宪会议”，先确立一个原则，到底要不要统一的国家，还是13个邦依旧是分散的、独立的。大家讨论到最后，觉得有一个中央政府比没有好，但他们很警惕特别怕中央政府侵权。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116天就通过了一部宪法。所以是先有宪法才有国家，没有宪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宪法之上，不建立在任何传统之上。这个宪法是怎么来的？是投票投出来的，投了569次票，每一条款都要投好几次票，有的人今天投了赞成票，第二天觉得不对，有意见，然后重新讨论再重新投票，这可能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文本投了569次票通过，一条一条通过，通过完后许多人还不满意，还有人不想签字。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不是动武的，大家先说好，最开始的议事日程是不许用暴力、不许打架、不许骂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以给你任何时间发表你的意见。所以这个国家是如此讨论出来的，讨论到最后先有宪法才有国家。到现在为止，维系这个国家的就是宪法，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这个国家是移民国家，什么样的民族都有、什么样的宗教都有，可以保持你的宗教、生活方式甚至于语言，但你得承认这部宪法，做公民的唯一条件是忠于这个宪法。

谈出来国家的执政理念是怎样的？开始时美国执政理念是从洛克《政府论》来的。不过洛克当时想象的是君主国家，只是君主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而不是王位、血缘继承的关系。据我理解，洛克觉得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基本公民权利核心一条是私有财产的权利。洛克认为一个自然人在没有政府时，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拿无主的东西，比如打猎、打渔，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东西是无主的，归你的。一旦你射箭射中了猎物，付出了劳动，这个猎物归你，就变成你的私有财

产。但有人想抢你的东西，应该自然地有一种权利保护自己通过劳动得到的私有财产。可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有的人力气特别大，硬给抢走了，这就需要推选一个或几个人来管这个事。所以大家推选出几个人，立一些规矩，并且自愿地让渡出来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由他来执行，所以洛克心目中君主有执法权，政府是手段，统治者是大家要求他来统治，其合法性在于得到公民认可。所以私有财产可以继承，公权力不能继承的。假如推举出来的君主死了的话，应该重新推举，而不能说他的儿子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是我理解的最初的、最原始的谈出来国家的一种观念。政府结构的设计是为了贯彻宪法的精神，宪法可以随发展的需要而改进，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有27条修正案，但都是要经过已制定的程序而后通过，是很复杂的过程。

还有一个特点，既然保护公民自由权是最高的任务，那谁是主人、谁养活谁就比较明确。“纳税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推选出来一个人来管我们的事，但如此会占时间，比如不能去种田、打猎或者赚钱，大家自愿地补偿一点，给他费用，或者再发展下去，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纳税者自己愿意给一点补偿来管理。其实共产党最初在解放区，叫“脱产干部”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解放区大多数人都要生产，有人脱产的，不种地了，专门从事管理，只有很少的津贴。当初所谓“脱产干部”的观念是这么来的。我记得1949年以后初期农村的农民很不愿意当干部，因为耽误他生产，可见那时干部待遇津贴很少，有时几乎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后来竟然发展成今天这样。

还有一个观念是新闻自由，是杰斐逊说的，因为要公民参与，既然要参与就必须要让他知情，愚昧的、不知情的公民不可能参与民主社会，所以他说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不能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这种观念都是由于国家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无论如何军人不参政，不能由枪杆子来决定谁来当政，或者哪部法律应该通过或者不应该通过，这类国家最后一定得是法治而非人治，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宪法。

法治精神在于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说同一部法律只适用于这部分人，而不适用于那部分人，有的人同样犯罪就应该判死刑，有的人杀了好多人都不判死刑，这不叫法治，因为由谁来决定该怎么判呢。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年讨论《物权法》时有一位号称是法学教授反对《物权法》，理由是：难道乞丐的打狗棒和富人的豪宅应该一样受到保护吗？他认为乞丐的打狗棒应该受到保护，而富人的豪宅不应该受到保护。我看到这个讲话后很吃惊，觉得一个学法律的人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一律平等，至于我们希望少一点乞丐，应该改革社会，使得乞丐少一些。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财产多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不受保护，就可以动员“打土豪分田地”。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保障，经常被剥夺的恰恰是类似乞丐打狗棒那样的弱势群体的一点点财产，例如小贩的小货摊、农民、贫民的自住房、地等等。（再加一点：工人的退休金等等。----网友加。）所以对这种法律的概念，一个号称是法学教授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奇怪，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里，法治观念确实非常淡薄。

第三种国家是第一种国家的变种，还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够平等，因此也不承认普遍公民权。但是无产阶级有千百万人怎么统治？通过自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那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被神话，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暴力革命时间可以短可以长，有的几天之内暴动。但在我国大规模的枪杆子出政权，当代内战时间持续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时间都长。如从辛亥革命以后算起，10年之间是军阀打来打去，里面包括从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谓“围剿”和“反围剿”的十几年战争；其中有8年是打外战、抗战，是日本侵略；之后又接着打了3年内战。总体上内战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外国打仗的时间。所以这个政权绝对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根据列宁的理论，后来通过林彪之口讲出来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政权就是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变成了镇压之权，这个政权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公民权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样，“人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不清楚，哪些人算人民不清楚。比如1949年对国旗上四颗小星星的解释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四个阶级算人民内部。后来忽然一下资产阶级算外部了，国旗就另作解释。到文革时，阶级概念变成路线，今天同意我的意见、拥护我的，就算革命，是无产阶级。明天站队站错就成资产阶级。整个没有章法，更不能说有权威的宪法一说。这样的国家跟历代朝代还有一个不同，即更加虚伪。因为历代朝代说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够打下天下来是因为我是“奉天承运”，有天命在身，儿子当然继承我的王位，老百姓认了，合法性就在于血统。后来的国家是号称为共和国，不能够公然地说就要按血统来传位。那究竟按什么？一家的天下变成了少数几家的天下，而且又不能够公然说必须按血统传位，到底如何继承？权力更迭问题实际上没有理顺，也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很多特点跟第一种国家，即跟所有打出来的国家都是相同的：

第一、最大的罪恶是谋反，现在称“篡党夺权”，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规模地残害百姓、侵犯民权等，都不如夺权谋反的罪大。

第二、政权目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环。最高使命是要后代保江山永远在同一团体手中。那么当政者对谁负责？对祖宗。否则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曾经流血牺牲打下江山的“先烈”（现在不叫“祖宗”）。我记得1962年古巴危机时，最后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妥协，现在来看非常明智，已经到了核战争边缘，大家让一步，赫鲁晓夫同意美国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证实上头确实没有导弹，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危机。那时中共批“苏修”，我听到一些高级干部骂赫鲁晓夫：说他对不起祖宗——指列宁，说列宁如在坟墓里知道的话都会不安生。指责赫鲁晓夫投降了，先是冒险主义，后来是投降主义。所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对不起祖宗，认为赫鲁晓夫对不起列宁。至于如果爆发核战争对苏联广大

群众如何、乃至全人类如何，不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些老革命，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一说到将来去世的话一定是说去见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错误，就说无脸去见马克思，说的是对不起祖宗，而非对不起人民。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是轻视个体，核战争没关系，死了3亿人，还有3亿人。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死了一半人也没有关系，这种话在有重视个体生命的传统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绝不会公开说。

在这类国家，军队不是属于整个国家，是对一党、一个统治的集团负责，军队职责不光是外战，还包括对内镇压造反，镇压对政权的挑战。

有一点跟皇权时代不太一样的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因为现在社会信息这么流通，民众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闭，可以有横向比较，而且公开的说法又不能以血统为依据，愚民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皇帝不需要宣传工具，也没有一天到晚在那儿宣传，只要颁布一下号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荡，理应如此。现在宣传机器之庞大，之重要性，远远超过历朝历代。

还有一个是民生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满意了，因为有横向比较，而且生命的价值以等级论的观念，越来越不能为普通百姓接受。更重要的是，第三种国家自称比第二种国家优越之处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重，但民生还是手段不是目标。常常有人说，载人飞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问题、毒奶粉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做好？主要是因为民生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还是政权本身，需要保的最重要的是江山。所以执政理念不可能是法治，还是人治，并且常常要讲“德治”。在当下的语境中德治的意思是意识形态统一、信仰统一，强化思想教育。总之，在政权的终极目标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甚至根本不承认公民权利、司法不能独立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结论是只有政府根本目标改变，只作为一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改革，或换掉，这样才能建立法治。我先讲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问题，因此去年张千帆老师让我在《共识》上签字，我说我不签，因为我觉得是与虎谋皮。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谈宪法是一厢情愿，我是这样的看法。谢谢！(资中筠先生讲得太好了！如果让大家都普及这些知识瞭觧这些道理就好了！就不会稀里糊涂地不知我们的囯家和自己的所在，不会人云我云被忽悠了都不知道。)

第五篇：资中筠披露曲折的心路历程

资中筠披露曲折的心路历程

著名学者资中筠接受记者采访首次披露自己曲折的心路历程

马国川

2010-10-21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以及中国人是否仍需要“启蒙”的问题是一个知识界关心的话题。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资深学者资中筠。她先从自己曲折的新路历程讲起。一

1935年，年仅五岁的资中筠随父母来到了天津。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

七十多年过去了，资中筠对当年的小学教育记忆犹深。在她看来，“那个时候的教育已经相当现代化，比现在更符合全面育人的宗旨”。“小学是有公民教育课的，从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起，就是基本的社会公德。高年级还有小学生的自治组织‘童子军’”，轮流值班做服务性工作，还有“日行一善”，等等。

但是资中筠没有来的及参加童子军，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了天津。父亲资耀华奉总经理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借租界的庇护保护上海银行的财产。当时资所在的耀华学校（名字纯属巧合，与资耀华无关）在英租界，日本人的势力暂时进不来。但是正在上学的资中筠已经感受到了民族屈辱。

“我从小学开始就知道我们国家是受屈辱的，”资中筠回忆说，“历史、地理都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内容。老师画地图告诉我们原来中国是桑叶形的，后来就变成了公鸡形的，外蒙古没有了，台湾也没了。” 给资中筠留下最深记忆的，是校长赵天麟之死。这位哈佛大学法律博士，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动辞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的职务，出任天津耀华中学（包括小学）校长。由于学校在英租界，日本占领者暂时进不来，他在七七事变后校庆时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师生高唱中国国歌，而且拒绝日本人改变课本的要求。他还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收留失去校舍的南开中学的学生。1938年的一天早晨，赵天麟在步行去学校途中被日本特务枪杀。学生们聚集在学校里哀悼他们敬爱的校长，悲壮的气氛充溢在每个学生的心头。

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与英美等国宣战，租界区不再是“孤岛”，日本势力终于进来了。，日语取代了英语，由一名日本老太太教，音乐课都由日本人教。“但是，实际上日本人的势力没有能够大规模的进入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的继任校长软磨硬抗”，资中筠清楚地记得，同学们对学日语不约而同地消极抵制。如果别的课成绩好是荣耀，而如果日文念的好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大家都不好好学，结果，学习了四年日语，资中筠只会字母。学校的课程也有修改，不过并没有特别露骨的亲日内容，数理化还仍旧，而取消了公民课，改成了“修身”，又回到“忠孝节义”上去了。伪教育局发的国文课本里少了鲁迅、胡适等人的现代文学，而增加了古文的分量。耀华学校本来一直注重文言文，因为老师认为，文言文做好了，白话文自然就会写了。奇怪的是，日本占领后在国文课之外还加了“经训”课，就是读四书五经。至今资中筠疑惑，“国民政府的教育是禁止读经进入学校的，到了日本人的时候又专设读经课了。日本人不希望你抗日，让你钻进古文，并读经。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的想法是相反的，似乎‘读经热’、弘扬传统文化以抵制“西化”被认为是爱国的，可是当年日本人却用这个手段阻断我们现代化的道路，让我们念古书，回归传统，以便于统治。”“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但至少读古书并没有让学生们消沉下去，忘记抗日。在沦陷区的人，除了少数地下党我们不知道外，都是认同重庆中央政府的。许多人偷听重庆的广播。要知道在沦陷区偷听重庆的广播是有罪的，日本人还曾专门到各家搜查。” 资中筠的父亲就有一台短波收音机，经常用来偷偷重庆广播。在搜查前，忍痛把它给砸了。

高一暑假的时候，资中筠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抗战胜利的时候，在所有的地方都播放了蒋介石对沦陷区同胞的一个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亲爱的同胞们’，大家都感动落泪，觉得未来一片光明。”这种感觉与1949年在广播中听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完全一样的。二

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个人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可是人们很快就失望了。接收大员变成“劫收”大员，物价不断上涨，内战的威胁也在逼近，山雨欲来，人心惶惶。

资中筠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她也注意到，家里的大人、亲戚朋友之间对内战的担忧。当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谈判的消息传来时，“都说这下好了，和谈了，不用打内战了”。也不管是哪边的，都希望最好不要打内战。资中筠课余学了六年钢琴，1947年高中毕业之时在钢琴老师力主下，举行了个人钢琴演奏会，邀请亲朋好友约数百名来助兴，也相当正式。资中筠是老师的三大弟子之一，两个学姐都考取了音乐系，后来成为钢琴教授。但是资中筠的第一喜好并不是音乐，而是数学和文学。但是第一年考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失利，而是被燕京大学录取。

考清华发挥得很不好，特别是长处国文，清华大学的作文是白话“我的中学生活”，很难“出彩”，而燕京大学的作文是一篇文言文，题目是“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立德说”。从小学起就写文言文的资中筠自然是得心应手，顺利进入燕京大学数学系，而且免修大一国文，直接读大二国文。（那时的学生不论什么系，都必修两年国文）。

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但是资中筠在这里并不开心。秉承美国教会大学的传统，燕京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契”，不过那时除了少部分传统的、被认为是“右派团契”外，绝大部分团契都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平台，举行传播左派思想的“读书会”，争取中间同学，以及其他配合党的任务的活动。

资中筠回忆说，“我对这两头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参加，所以比较孤立。”十七岁的资中筠不大善于跟人来往，她经常和一位中学同学在一起。上了一个月数学系的课之后，资中筠发现，数学系里人才济济，自己并非数学天才。反对她学数学的母亲也鼓励她转系，就转了外文系。一年级结业的时候，她毅然地退了学，决心再考清华大学，因为要考转学必须先退学，不能留后路。

这一年的暑假，资中筠没有回家，而是每日清晨走进北海边的“北平图书馆”读书学习。对资中筠来说，这个暑假非常惬意，“上午复习功课以备考试，下午就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书。那个时候图书馆借书非常容易，管理员态度也非常好，环境安静。我就永远占一个靠窗口的位子，一看就是一天。” 此时内战的硝烟已经开始弥漫，国共在东北战场即将进入决战。可是在古香古色的北平图书馆里，资中筠依然守着一张安静的书桌，饿了就出去买一个烧饼，累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

那个时代的大学都是独立招生，资中筠在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考试之后，为保险起见，还南下上海，参加了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的考试。巧合的是，作为教会大学的圣约翰大学的作文题目也是文言文。

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资中筠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此时，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但是远离政治的资中筠对政治依旧懵懵懂懂，与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外面社会很黑暗，但是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音乐室之间。1948年12月中旬资中筠进城到父亲朋友家中度周末，第二天清华大学迎来了解放军，北平开始围城，既不能够回清华，又不能回天津。直到一个半月后，她终于回到了天津。此时天津已经解放，她发现客厅里住了解放军（不久就搬走），父母都很拥护新社会。父亲前不久，正被银行派往美国考察，不顾友人的挽留，执意回到已经隐隐听得见炮声的天津，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当时很多人仓皇外逃。天津解放后，资耀华衷心拥护新政权，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三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清华重新开学，资中筠回校继续读书。此时时代的大背景已经转换，校园里时时回荡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学生们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清华园里已经没有了安静的书桌。开始思想有所触动是1949年的冬天，清华学生被组织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有几个星期和农民同吃同住。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真实生活状态的资中筠震惊了，她发现被认为是富农的人家都那么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所以我开始感觉到很惭愧。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把他们拉出来斗，但是他们毕竟是被审查的对象，而我们就是因为有机会读了书，就好像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这样，她开始为自己原来享有的优越生活感到内疚。一首土改歌曲《谁养活谁》更触动了资中筠的灵魂。在学校听政治学习报告，其中说，大概400个农民一年的生产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所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欠了农民的。资中筠剖析当时的思想，“我对国民党并无任何好感，对旧社会也没有留恋，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认为社会黑暗的不得了，所以我想的只是逃避。我在中学的时候受像陶渊明等魏晋文人的影响很大，总想出世，远离政治。但是后来一想，我自以为是远离政治的，但是我要不要吃饭呢？我既然要吃饭，是谁养活我？这就产生问题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权利自以为是地离开所有的政治。”

她开始转变了。以前对政治学习总想逃避，现在不反感了，能够听得进了。

最大的转变是抗美援朝。根据当时的宣传，南朝鲜在美帝支持下挑起了战争，而且放映了朝鲜人民受到侵略者残酷杀害的电影。资中筠接受了这样的论断：世界上分成两大阵营，不站队是不行的，不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于是，她和许多同学一起，积极报名参军。她的行动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回想当年，资中筠说：“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彻底转变。我确实是比较单纯，一旦认定了这个理，就按这个理走，义无反顾。” 尽管清华的学生90%都报名参军，最终批准的极少，外文系和工科的高年级都留下来，因为建设国家需要。留下的也都很自豪，自以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此以后，资中筠对所有官方宣传都深信不疑，“觉得祖国前途光辉灿烂。” 就这样，一个青年完全“转变”过来了，但是她还要经受“考验”。

1951年，大学毕业的资中筠和她的同学冯钟璞（即后来的作家宗璞）一起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直被认为是进步人士的资耀华一夜之间成为“奸商”，《天津日报》大标题说“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

资中筠成为被“帮助”的对象，单位党组织动员她划清界限。“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样，第一，党永远是对的。这个大前提我不动摇，但是我想不出来我父亲怎么会成为奸商？他工作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也从来不在家里头说什么，可是他的为人无论如何与“奸”字连不起来。后来我就表态说，我服从组织的任何结论。可是他们说我态度消极。” 资中筠把所有的家信都交了出来，实际上父亲极少写信，都是母亲的信，除了询寒问暖就是鼓励好好工作之类。这过不了关。一个中学同学登报声明与资本家父亲脱离关系，使她受到启发，她也要求登报脱离关系。可是“组织上”说，这违反政策，并不希望她这样做。

这场煎熬历时半年。忽然又说资耀华没问题了，结论说他是“完全守法”，不久，资耀华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从此这位正值盛年的银行家埋头整理近代货币金融史料工作。

整的时候大张旗鼓，等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却静悄悄的，所以资中筠并不知道父亲何时“落实政策”，何时来北京，因为她几乎和家里完全脱离了联系，凡是给家里写信，就得给单位审查，于是不再通信。后来还是从妹妹那里得知父母居住在北京，她才回家看望。

虽然父母对她一如既往，但是“从此我跟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亲情无法再同以前一样。父亲在家中更沉默了。” 四

1952年，资中筠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这是和工会、青年团、妇联并列的所谓“群众团体”，当时并称“工青妇和”。这几个组织都有国际部，负责国际交往，而“和大”本身则主要就是从事国际工作的。资中筠在国际联络部，主要从事翻译和文书的工作。她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常驻维也纳三年。

资中筠感到非常幸运，特殊的工作让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我出国之前，已经在开始学习‘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苏联的共青团员，特别敢提意见。学习娜斯佳精神就是号召大家敢提意见。“和大”的青年团组织专门开会讨论给领导提什么意见这就是‘鸣放’的开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被派出去了。”否则以她的性格一定会积极、直率地提意见。

1957年暂时回国休假，“反右”开始了。资中筠发现，有好多原来的同事年轻人正在被批判（后来有些人戴“右派帽子”，命运很惨）。幸运的是，资中筠只参加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其间还匆匆与陈乐民结了婚，又被一起派出国去了。资中筠反思说：“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有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脑子，只知道紧跟。所以我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既没有变成右派，也没有做现在想起来对不起人的事。” 1958年在国外的资中筠听说国内“大跃进”，异常兴奋，想象着国内的大好形势，而自己不能躬逢其盛，太遗憾了。1959年又听说国内遭遇“自然灾害”了，物质匮乏，开始实行粮食定量。“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很惭愧，于是乎就申请回国，要求跟国内的人们一起同甘共苦。” 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一起奉调回国时，遍地的小高炉早已熄了火。陈乐民主动要求下放农村锻炼，“因为当时在国外工作的人，虽然是组织上派出去的，可是都认为没有跟劳动人民在一起，缺了这一课，老被认为没改造好。” 资中筠正巧怀孕就没有下去。在河北农村工作的陈乐民亲身体验了大饥荒中农村的困难生活——，每天只有不到四两的带糠的口粮，人人都营养不良。陈乐民有一次饿晕了，滚到沟里去，幸亏被老乡给救起来，送到县城医院打营养针。资中筠慨叹道：“他是中央下放的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可是老乡就不知道饿死多少。” 当时在北京城的资中筠也浮肿了，早上一起来眼睛就睁不开，一摁一个坑。可是她没有抱怨，“上面说是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更没有怀疑过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工作需要，资中筠仍然不断出国，只要出国一个礼拜，浮肿就消。但是在国内外生活的对比中，资中筠也没有丝毫怀疑，因为“预防针”打得足足的，“虽然住高级旅馆，吃奶油面包，但是‘信念”和‘立场’没有丝毫动摇”。当时因大家食不果腹，上面有减少工作时间的指示，但是资中筠所从事的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仍然十分繁重，整晚整晚的开夜车，使她因营养不良且劳累过度而终于躺倒，到1964年不得不完全中止工作，治疗、休养。

休养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五

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文革”中的资中筠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河南周口地区的农村，完全不用脑而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反而治愈了她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更大的收获是，她开始了怀疑。一是农村生产力之落后、农民生活之苦、青壮年文盲比例之高，完全与她所相信的宣传差距太大（她所在的农村并非偏僻穷山沟，而是一片平原，土质很好）。真正对最高指示怀疑的引发点的出现非常偶然。在“林彪事件”之前，传达了毛主席在姚文元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姚说他读了《天演论》、《史记》、《孙中山集》、《五灯会元》等五本书。毛主席批示说，很好，继续努力，必有成效（大意）。听到这样的传达，资中筠忽然觉得，“读这些书有什么了不起，我大部分都看过。8亿人只有一个人替大家读书，读这么点书还要最高领袖赞扬。我突然觉得这事有点荒唐，这么一转念呢，我好像已经开始怀疑了。”她称之为开始“腹诽”。虽然此前隐隐约约想到可能有什么不对，可是不敢想，现在怀疑就像一株嫩草，终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

接着，就是陈伯达出事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毛泽东斥为“野心家”，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被发动起来。“昨天那么革命，今天为什么忽然又不行了？”资中筠开始有点保留，虽然她跟谁也不会讲，“等到林彪出事以后，更觉得不对头了，明明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了，怎么忽然就这样了？然后又传达了一个毛主席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说他老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了，逻辑上更说不过去了，到‘批林批孔’时就越来越荒唐，实在没法跟了。” 本来，资中筠已经做好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认真学习农活，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饭，自己养不活自己。想不到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因为他讲了很多符合常识的话，正是当时大家所想的。她记得他在军委说，什么政治挂帅，思想万能，一个螺丝钉拧不好，飞机就要掉下来。这都是大实话。那时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中国不能那么胡闹下去了。

到了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对“批邓”紧跟的人少多了，“上面压下来必须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抄报纸上现成的批判稿，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应付了事，领导也不那么认真的来压”，在资中筠看来，“批邓”是一个转折点，“大家开始怀疑毛，但是对体制还不敢怀疑，而是认为如果那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大概就会好了。” “四五运动”来了，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垮台了……发生在1976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昭示着，新的转机出现了。六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走马观花地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在飞机上遇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一番倾谈之后，正在筹建美国所的李慎之向资中筠发出邀请。1985年，资中筠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我真正解放思想是到社科院来以后，那几年我心情特别舒畅，”资中筠至今认为，八十年代是社科院的“黄金时期”，是思想解放的前沿。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也逐步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走上正轨。

资中筠似乎又回到了北平图书馆时期，她在当时最开放的学术殿堂，潜心学术研究。当然，她也时时感受到改革时代的热潮。许多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又一次升起希望，虽然知道有阻力，但是他们还是对当时的领导和改革方向寄予厚望。但是八十年代很快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许多知识分子再次陷入新的困惑。资中筠坦陈，到80年代末，她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解放，这次比七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更彻底，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所以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耳顺之年”之后的资中筠得到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退休之后，她的学术精进，《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等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专业研究之余，她的思想日见开阔，信手写来的随笔文章题材广泛而又有一以贯之之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吾土吾民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明和正义的呼唤，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胸怀。因此，知识界尊称她为“资先生”。

“我自己觉得越想越明白”，今年八十岁的资中筠坦诚的说，“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过去国际关系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现在我觉得，还需要从人类共同的角度去考虑，从人民的幸福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国人老说，我们要在世界上要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后美国衰落下去了，中国就是第一了。其实，大多数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小国的人民很幸福，它们干吗非得做大国呢？有人说，英国没落了，很多殖民地都独立了，但是英国普通人的幸福没有因此减少，还是原来的体制，人民享受自由和福利，各方面不是都挺好吗？干吗非得做一等大国不可？” 让资中筠感到忧虑的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因此，她呼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