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讲稿

第一篇：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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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一是看外资流入能否保持持续性;二是看流入的外资能否使本国的出口能力提高,从根本上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泰国必须保持15 %的年平均出口增长率。根据这两个条件,泰国在引进外资时,应该以引进能够使其出口能力提高且流动性较低的长期直接投资为宜。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泰国引进外资几乎达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致使其外债总额扶摇直上,外债结构严重失衡。

据统计,1992年泰国外债余额仅为 200 亿美元, 1995 年和1996年分别增加至680亿美元和850亿美元。截至1997年6月,泰国外债总额已突破900亿美元大关,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其中短期外债总额达到400多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 45 %。

一般而言,短期外资具有较强的趋利性,泰国高利率政策是吸引其涌入泰国的直接动力,而泰国政府对这一点却未能够引起足够警惕,未能及时调低汇率及对外资的投向领域进行适当引导,再加上泰国真正有较高投资效益的投资场所不多,结果使大量外资特别是短期外资一开始就投向了房地产、证券业及私人企业,大大炒热了房地产和股市。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国私人企业的 700 亿美元外债(含短期外债40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投向了房地产和股市,使泰国经济过热,初期投资回报率较高,但到 1997 年泰国经济恶化,投资回报率大大下降时,短期外资见无利可图便纷纷撤离,使泰国依赖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策略遭到重挫,严重影响了其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稳定。对此,法国的《商报》评论说:由于“在短期内筹集了弥补经常项目赤字所需的资金而变得非常容易发生支付能力危机。”泰国国内的某些评论也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对外资敞开了大门,甚至连泰国总理也承认:肆意借贷是产生这场危机的根源。经常项目巨额逆差不仅是泰国的问题,而且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都存在,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忽视了这一问题,而且都过分依赖外资,特别是依赖短期外资维持其国际收支平衡。有资料显示,在危机爆发前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的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4 %、47 %、39 %。

3.资本项目开放过早,外汇输入失控,是促使东南亚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催化剂。

从 80 年代起,国际资本流动速度迅速提高,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逐渐增多,东南亚各国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便加快了开放资本项目的步伐。泰国90 年代初基本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1993年3月,泰国政府批准在曼谷开设了期权金融中心,并随之放宽了对外国银行在泰国设立支行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曼谷期权金融中心进行交易。1995年,泰国政府宣布泰国将在2000年以前完全实现资本自由输出输入。不容否认,资本项目的开放确实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对国际资本的过度依赖下取得的,并且这些国家引进的外资从期限结构和部门结构来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期限结构的失衡如上所述,即短期外债比重过高,泰国1997年 6月这一比例已达 45 %。部门结构的失衡,如菲律宾引进的外资大部分集中在证券业等收益高但风险大的行业,泰国的 730 亿美元私人外债中约有 1/3 流进了房地产产业。这种部门结构上的失衡极大地限制了东南亚国家的外债偿付能力,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投资一旦回报率不高或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撤走,从而导致该国对美元的需求上升而本国货币则迅速贬值。这两个方面的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缺乏对外资项目的引导和管理。实际上,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条件来看,它们开放资本项目的条件还远未成熟。

以泰国为例,主要表现在:(1)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尚不是市场汇率,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汇率水平,起不到汇率调节经济、金融的作用。

(2)泰铢存贷款利率水平过高,平均为15 %,超过国际资本市场水平2倍,极易遭受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套汇套利性冲击。

(3)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薄弱,长期存在财政预算赤字,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严重逆差,国际外汇储备水平偏低(外汇储备量大约在300亿～350亿美元)等,无法有效地调节社会总供需平衡,保持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过早实行资本项目开放,势必导致外汇输出输入的失控。1997年1～6月,面对外国短期资本纷纷撤离、泰铢贬值压力日益增加,泰国政府除了令中央银行抛售

外汇进行平抑外,别无良策。泰国中央银行累计向金融市场投放外汇约 200 亿美元(仅 5 月份就投放40多亿美元),但是国内外的“投机者”对泰国的外汇储备实力了如指掌,投机造势、兴风作浪势头不减,最终使中央银行干预金融市场的操作完全失败,短期资本外流仍在继续。可以说,泰国过早开放资本项目是一大战略性失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教授在评论这场金融危机时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匆忙将其国内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而“应该优先考虑参与商品和服务领域的世界贸易”。这一论断是深刻的。

4.长期实行与美元紧密挂钩的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政策不当,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80年代,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多数东南亚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如泰国在 1984年6月决定实行该制度时的主要考虑是

:(1)稳定的汇率将有助于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有利于稳定外国投资者在泰国的直接投资;(2)稳定的汇率有助于防止由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引发的通货膨胀;(3)稳定的汇率有助于本国的出口商对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从而有利于出口的稳定(因为泰国进出口的80 %是以美元结算的)。

但是,这种固定汇率制度的缺点是容易促使本币升值,汇率高估,国内利率居高不下,国际短期资本进入套汇套利,削弱本国出口能力等。据统计,从 1984 年到 1997 年 6 月,泰国长时间将汇率控制在 24～27 泰铢兑换 1 美元的狭小空间内,其贷款利率则长期维持在 15 %以上。由于泰国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不能根据市场供求适时调整汇率,不仅使汇率调节经济活动的杠杆作用基本丧失,而且也使中央银行对利率工具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一定限制。

由于这一原因,泰国中央银行在 1993～1994 年的经济过热期间,无法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将导致外国短期资本进一步流入,随着资本流动性加大,利率会降到原有水平,而此时的货币供给量已经增大,从而无法达到紧缩银根的目的。相反,在1995～1996年间,美元利率开始上升,而泰国经济却开始出现不景气的现象,因此需要降低泰铢利率,但泰国政府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降低泰铢利率在此时会导致国内资本外流,从而使经济不景气进一步加剧。

1995年,美日两国为减少贸易摩擦,签订加强美元协议,美元对日元开始升值,泰国也未能及时改变固定汇率政策,致使泰铢不断升值。泰国实行固定汇率政策使国内外投机者完全没有了汇率风险,大量投机现象便成为必然。到 1996 年泰国经济恶化,贸易赤字猛增时,国内外投机者见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抛出手中持有的泰铢,抢购美元。泰国政府为了保持泰铢币值,只好大量吃进泰铢,抛出外汇。同时,由固定汇率制引起的泰铢升值,也使得近两年来泰国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总之,泰国政府不能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而是采取行政手段将本国汇率维持在被扭曲的水平上(高估),必然对其经济活动产生不正确的信息导向,导致巨大的机会成本,并带来经济、金融的极大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也就在所难免。泰国政府最终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即对泰铢实行贬值。由此可以肯定,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不当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5.金融体制不健全,特别是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从 80 年代起,受发达国家金融理论的影响,多数东南亚国家推行了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

如马来西亚政府允许自1991年 10月起,将证券银行(即投资银行)接受一般定期存款的最低起存点降低为20万林吉特;印尼政府于1988年取消了中央银行对信贷市场存放款利率和限额的硬性规定,并取消了有关国内银行向海外贷款不得超过 600 万～800 万美元的规定,还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一样,通过发行存款单吸收定期存款;菲律宾政府在 1987 年金融改革中积极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

泰国政府为了鼓励金融系统内部的竞争,不仅逐渐放松管制,增批了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还放宽了对商业银行、金融公司及证券公司在业务范围上的限制,如允许银行包销债券,允许金融公司从事外汇业务等。在金融自由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多数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行业中出现了一系列极不正常的现象:(1)商业银行为了牟取超额利润,将很大比例的资产,特别是短期资金投在房地产贷款业务上。据统计,近年来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印尼四国商业银行向本国房地产产业提供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比重都在20 %～30 %。

(2)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过快并且都在高风险经营中运作,其资产主要分布在房地产、消费信贷以及证券投资等风险大、易波动的项目上。

(3)地下金融活动猖獗。如菲律宾金融体系中一直存在二元结构,大多数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地下金融市场融资,私人放款和典当业在农村也相当普遍。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各种名义进行非法集资融资活动的现象,在多数东南亚国家中也都广泛存在。

上述不正常现象之所以在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广泛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忽视了金融体制的建设,没有及时对失控的金融秩序和险象环生的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整顿,以致于最终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到 1997 年 10 月,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新加坡等五国银行呆账总额已达730亿美元,占五国银行贷款总额的 15 %以上。因此,可以肯定,金融体制不健全,特别是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教授在谈到泰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指出:“金融自由化不应加速,而应一个时期一个步骤地进行,以确保每一步都不出错。如果哪一步出了问题,应当能够撤回来重新考虑下步如何走。”这一论断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

索罗斯带着资金，将少量美元换取泰铢，由于泰国采用固定汇率时1美元兑25泰铢。同时再挪用少量资金购入泰国股市蓝筹股，以备抛盘使用。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

索罗斯由此开始出击先发制人。他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持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 最低跃至1 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泰国中央银行

左右，远远超出了政府一厢憎愿所制定的每年5%-6% 的指标，贬值幅度之大，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受汇率影响，雅加达证券市场的股票综合指数也一降再降。仅8月份头三月就下降了20% 以上，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会大众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印尼盾贬值后，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以进口原料为主的制造业成本大增，导致包括汽车、计算机在内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建筑材料涨价，主要日常必需品价格也上涨了5％至13％。业内经济人士认为，物价上涨将使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从预计的6％以下升 至8％以上。外债偿还成本进一步攀升。

在“四小虎”身上的攻击获得成功后，给整个东南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

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日、28日，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日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日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最高交易记录。

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虽然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据市场人士说，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

同日，国际炒家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投机香港市场的国际大炒家索罗斯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中，他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说，由于香港经济衰退，所以港府在汇市与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将以失败告终。索罗斯虽然每次的动作都是大手笔，但从来不公开承认自己在攻击某个货币，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

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香港市场人士估计，港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预计港府目前持有相当于香港股市2100亿美元总市值的4%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

香港期货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项新措施。即是：由8月31日开市起，对于持有一万张以上恒指期货合约的客户，征收150％的特别按金，即每张恒指期货合约按金由8万港元调整为12万港元；将大量持仓呈报要求由500张合约降至250张合约必须呈报；呈报时亦须向期交所呈报大量仓位持有人的身份。

31日，在政府终止扶盘行动后股市猛跌7.1%，但其跌幅比市场人士预期的少。恒生指数下滑554.70点，闭市报7257.04点，全场成交总值仅66亿港元，不到上星期五的历史新高记录790亿港元的十分之一。而有些投资者原本预测该指数可能大泻15%。

但投机资本并不甘休，他们认为港府投入了约1000亿港币，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日开始，投机资本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趁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这样，投机资本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资本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失败。

对恒生指数涨落举足轻重。以汇丰为例，该股占恒生股指的权重达到30％，故成为多空必争之股。至1999年8月底，当时购入的股票经计算。帐面盈利约717亿港元，增幅60.8％，恒生指数又回升至13500点。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港府入市大获成功。据称，仅索罗斯就赔了8亿美元。

国服务业就能和世界市场自由地融合，更不能为了追求虚名像墨西哥和韩国那样付出昂贵的学费。对于债券、证券等短期外资的开放要更为谨慎。中国也没有必要做出具体的金融开放时间表的承诺，关于关税减让的主动权也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轻易让步，这样才能逐步从容主动消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以国际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只能有条件、有步骤地实现．尤其是参加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体系时，要坚持亚太经合组织给中国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以有利于控制经常性贸易逆差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最终实现汇率的长期稳定性，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人民币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改革开放之路，任重而道远，金融发展前程似锦，仍需谨慎。

第二篇：97东南亚金融危机

97东南亚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而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已经开始酝酿。当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1997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未偿还债务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发生了银行挤兑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并由此揭开了时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一）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泰铢的暴跌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风潮迅速波及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为了帮助东南亚国家早日摆脱危机，国际社会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8月份又在东京举行了由IMF主持的有关对泰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会议。为了协助泰国走出困境，IMF等国际组织和包括中国及中国香港在内的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承诺向泰国提供17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面对泰国银行高达1万亿泰铢的呆账以及900亿美元的外债，国际社会的172亿美元贷款援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泰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但至少增强了泰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主动贬值,香港股市暴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幅下滑,东南亚金融市场再度动荡.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台币主动贬值，从经济上讲是竞争性贬值，从政治上讲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预谋，它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并且在心理上进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机者再次将目光转向香港。为了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维护香港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兑美元汇价也一度升至联系汇率制实施14年来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汇价和银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响下，受投机沽售力量冲击大幅滑落。

从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滑，恒生指数前后共计跌去3000点。10月23日，港股曾两度跌破1万点关口，恒生指数跌幅高达10.4%，亚太股市、欧美股市受其牵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已达到30%以上。由于东南亚与日本、美国和欧盟有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东南亚金融动荡对日美欧的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形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伤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27日，全球股市同时发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数日跌幅少则2%，高的竟达15%，其中纽约道·琼斯指数暴泻了554.26点，创下历

史上最大的日跌点数。受此影响，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自1996年来首次跌破1万点，最低见到8775.88点，跌幅达13.7%。至此，与8月份最高点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几乎过半。

全球股市在经历了这次激烈调整之后，由于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看好，许多股市在大跌之后都有回升现象，亚洲市场也一度呈现出向好的趋势。可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再次将东南亚卷入了第三轮金融**之中。

（三）11月20日，韩国金融再起**，金融风潮袭卷韩国、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韩国许多大财团先后陷入了破产倒闭的绝境，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影响，韩国经济负增长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进入11月，韩国金融形势继续急剧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圆汇价创新低。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圆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

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圆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的新热点。

进入12月份以后，在人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金融风暴渐趋平息之际，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12月15日，韩国宣布韩圆自由浮动。12月22日，美国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标准，截至9月底止，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1年内到期的短期货款，而外汇储备不足又超出预想，致使当天韩圆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圆已经贬值了54.8%；当日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东南亚及韩国金融风潮对于日本经济及金融无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大幅萎缩，银行呆账、坏账剧增。1997年以来，证券公司违规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证券公司相继爆出行贿黑社会的丑闻。进入11月，又连续发生了日本第10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事件。大型金融机构的连续倒闭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日元与美元汇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关。由于日本经济基础良好，外汇储备充裕，不会像泰国、韩国那样全面爆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但是，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却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进入1998年，亚洲汇市和股市连连走低，全球金融市场依旧跌宕不已，亚洲金融危机仍在持续新年伊始，由于市场信心危机，亚洲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行情继续双双下跌：1月5日，泰国汇率首次跌破50铢兑1美元大关，创历史最低记录，也是泰国自1997年7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泰铢汇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韩圆则由199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695兑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韩圆兑1美元；印尼盾与美元的汇价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兑1美元大关，日跌幅达6%。1月7日，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34.8日元，创下近6年来的最低点，日经指数也跌破15000点大关，1月9日，纽约道·琼斯指数急挫222.2点，跌幅达2.85%，欧洲主要股市纷纷告跌。1月12日亚洲股市再次出现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别下跌了104.51点和773.58点，跌幅为8.88%和8.70%，泰国股市、汇市也再创历史新低。

（五）危机的严重后果

（1）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新元，分别贬值39%、36%、72%和61%。

（2）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

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

（3）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

（4）受东南亚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

（5）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97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一是进口增长过快，出口上升缓慢，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三是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四是利率上升，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远非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可比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前后两次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居然都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部分“龙”“虎”国发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这两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发生金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投机资本肆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其突出表现：

一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跨国资本从1990年的4400亿美元增至1999年15700亿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有GDP的比重超过了100%，美国就高达10万亿美元。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复计算，国际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额从1880亿美元猛增至12000亿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集中表现于利率波动和汇率变动大。1993——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高达3%。1991——1999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马克、加拿大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也达20%～30%。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表现之一是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引进的外资净额从1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从44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东亚从19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墨西哥和泰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流入的规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债余额854亿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国际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泰国1996年9月外债余额771亿美元，占GDP的45%，另有国际直接投资200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

高，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这就给利用利率差和汇率差赚取收益的国际金融投机商以机会。事实上，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不乏专门的国际金融炒家。据海外舆论报道，1997年5月泰国汇率开始贬值后，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就在泰国外汇市场投放了60亿美元，进行外汇炒作，把泰铢逼上绝路。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不稳时，此人利用英镑汇率的变动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赚取了1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但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原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流动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是否对头？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来自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杠杆。在当代，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引进外资作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东亚和拉美国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国家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积极态度对待外资，并有效利用了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他们发现的。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比较稳定，他们就没有投机的机会。换句话说，是他们看准了一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场的动荡机会来发财的。例如，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最先感觉到危机威胁从而转移资本的是本国居民。当时，墨国居民得知出口增长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外汇储备减少，本国货币将贬值，从而大量购入美元，加速外汇储备减少，引起汇率波动，然后，外资才开始抽逃。可见，发生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系统出了问题，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投机商只起了一种外部推动作用。

（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过快。

应当肯定，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松银行业务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开放证券市场，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担是，把其中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准确的。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场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机商也无计可施，危机自然不会发生。但国际资本不是随意流动的，其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国际资本投资者手中的钱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经济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后，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本收益率也高，外资流入增加是自然现象。但是，外资大量进出和金融投机商得手不能归罪于经济金融的开放，而应从受资国的内部因素寻找原因。墨西哥、泰国等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而它们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要求的下述种种脱节之处，才是金融危机生成的原因。

经济政策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大的条件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仍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反映滞后。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870亿美元，在汇率没有反映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但是当时的墨西哥政府面对比索高估迟迟不采取适时贬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贸逆差逐年扩大，给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同时，当时的墨西哥政府为了治理通胀，提高国内储蓄率，吸收外资以支持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实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实际利率高达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达14%左右，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而国内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比这还高。这种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业无法承受利息成本而

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又使墨西哥对外支付高额利息，造成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加大。

又如泰国，长期实行泰铢与美元联系汇率制，14年来，一直保持在25铢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当美元升值时，泰铢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随之升值，出中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对日元也不断升值，成为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国际收支恶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一国经济开放之后，外资流入增加，本应加强金融体制建设。但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准备不充分，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监管措施和机构不完备，盲目向外资开放。例如，在本国银行体系风险过大的情况下，泰国主动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贷款，为房地产投资热火上浇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导致本币和外币的频繁交易，采用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方法与巨额外汇交易相矛盾，当资本外流增大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本币贬值受到压力。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泰国在一个月内就动用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给国际金融投机商炒作外汇以可乘之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银行曾经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企图把比索兑美元的比价稳定在政府设置的指标范围内，结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势，外汇储备锐减到无法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60亿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这些事实说明，政府行为与市场对抗，难以成功。只有适应市场规律，实行浮动汇率才是出路。

1、金融体系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只是金融动荡的表层原因。长期资本市场建设滞后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才是深层次原因。具体包括：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资金，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投向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1/4是消费性贷款，1/4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银行坏帐增加。据世界银行断定，1996年泰国放款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规模的10%，达155亿美元，1997年银行的坏账相当于泰国GDP的9%。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多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1994年进入墨西哥的700多亿美元外资中，3/4属于短期证券资本，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其中进入股市的有330多亿美元。1995年流入泰国的6466亿泰铢外资中，直接投资仅上中5.5%，商业银行贷款占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投机性和流动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铢存款和证券投资占30.7%。由于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瘫痪，本币贬值，是不足为怪的。

2、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调整片面迎合外资投向，不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而且过分集中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二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较低，国内科技水平不高，对进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过大。三是劳动成本上升过快，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际竞争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国际收支巨额逆差，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国的出口产业面对来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低成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未能升级换代，以致竞争力减弱，出口增长缓慢，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两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贸逆差占GDP的比例分别接近和超过了8%，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推动因素。

3、贻误时机，调整不及时。当出现金融动荡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及时调整，以致贻误时机，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968—1988年墨西哥先后有4届

总统因经济危机而下台。1994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当时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货币危机苗头已经出现。此时，本应果断采取调整措施，但当时的萨利纳斯总统为了赢得年底的总统选举连任，不但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改革汇制，反而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弥补亏空，极力制造繁荣假象。结果等到当年12月1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国库剩下的国际储备已经不多，12月19日晚遂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贬值15%，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结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汇价暴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2月，泰国金融形势开始恶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5月，泰铢贬值到14年的最低点，政府仍坚持对汇率的控制。对应该倒闭的金融机构，政府仍实行注资的做法，白白花费了大量资金。7月，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继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但政府仍背着多年经济高速度增长和“虎”国的美誉包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犹豫不决，以致矛盾越积越多，一发难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国等政局不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

第三篇：金融危机讲稿

●金融危机的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依据科学发展观，客观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美 客观地评价，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的金融管理制度的变革）对促进科技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到1980 年代后，发达国家滥用金融工具创新，美国政府滥发美元纸币，默许甚至鼓励大量的美国投机资金在全球兴风作浪危害发展中国家，导致美国金融资本泡沫急速膨胀，最终害了自己。可以说，西方国家过度的金融创新，采用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与投资混业经营的体制，更为致命的是缺乏有效的监管，从而导致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使得许多不具投资条件并贷款买房的美国人主要通过获得未来资产的收益而不是依靠当前劳动的收入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过上高消费的生活。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那么，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坦率地讲，没有人能准确地给出一个程度。金融危机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自2003年以来中国GDP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速度不得不放缓，国民财富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为了刺激经济，中央政府不得不背上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全球资产价格的大幅缩水，使得中国的海外投资蒙受巨大的账面亏损；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面临美元贬值的威胁；全球股市下挫，无论是投资A股市场还是购买QDII基金的投资者，都饱尝市值蒸发的痛苦。

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在金融海啸第一轮的冲击中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恰恰是因为中国金融制度的落后保护了自己。而一贯被认为金融市场管理制度先进的国家反倒是风声鹤唳成为重灾区。我们应从这次危机中吸取对我们未来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

第四篇：金融危机讲稿

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影响

一、金融危机的形成1、次级房产贷款是源头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对于房地产金融机构而言，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借方有很多笔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它们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资产池，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借款者未来偿还抵押贷款所支付的本息，就成为房地产金融机构向 MBS购买者支付本息的基础。而一旦房地产金融机构将MBS出售给机构投资者，那么与这部分债权相关的收益和风险就完全转移给机构投资者了。也就是说，通过证券化操作，房地产金融机构就可以把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由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者来承担相应违约风险。

MBS本身分为三个等级：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由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首先全部偿付优先级债券，其次中间级债券，最后股权级债券。同理，一旦抵押贷款因为违约发生损失，那么承担损失的债券由先到后依次是股权级债券、中间级债券和优先级债券。拥有 AAA 级评级的优先级 MBS往往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买入；评级在AAA-BBB的中间级MBS卖给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股权级MBS由于没有信用评级而往往由贷款公司自己持有。

由于中间级MBS信用评级较低，又无天然市场，投资银行就再次进行证券化，将中间级 MBS聚集形成一个资产池，开发出债务抵押权益CDO。同样通过上述分级操作，优先级CDO往往能够获得AAA评级，重新获得稳健型机构投资者的青睐。而中间级和股权级CDO 的风险虽然大于中间级MBS，但是因为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率，而得到投机性机构投资者的追捧。在实际中，投资银行经由一个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特殊目的机构买下所有的 CDO，剥离风险再进行销售。有了AAA的等级，又有高利润，各种养老基金、大型投资基金和国外投资机构纷纷购进优先CDO。投资银行则把剩下的高风险的中间级和股权级CDO 高价卖给对冲基金。但鉴于房地产业长期的繁荣，投资银行自身也希望获得高利润，从而自己旗下的对冲基金也加入到购买中间级和股权级CDO的行列中。

2、宏观调控力度不当

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3、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 1

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4、金融监管不力。美国监管部门监管能力缺失。首先在发放贷款的政策审核上过于宽松。其次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流于形式，毫无实质性约束。再次对于银行的监管方法落后，不能有效监管金融创新的结果。重重监管的“大门”都没有“看好”，监管机构因此没能及时发现次贷市场和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的巨大的潜在风险% 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范、控制次贷市场风险的爆发和蔓延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影响

(一)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金融机构因市场环境的恶化面临清算危险。由于次级按揭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广泛传播,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范围几乎遍布整个国际金融市场。

(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将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企业亏损裁员将加重失业问题,进而影响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此次信用违约的增加尽管主要体现在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实际上在其他贷款市场,如信用卡消费、耐用品消费信贷等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引发了整个银行体系的损失。

(三)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发的市场无序调整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国际收支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动态均衡:美国大量进口并支付美元,然后美元通过各国购买美元资产回到美国。这种脆弱的均衡依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而危机导致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美元信心下滑,全球金融市场也将面临资产的重新配置,这种调整可能导致资金在特定市场的迅速流入和流出,对整个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剧烈的冲击。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退税、增加政府开支,助推美元贬值,推进社会保障,降息、注资,并加强金融监管,严格监控信用评级,遏制危机继续蔓延。但各国政府必须从根源上去改革整个货币制度,否则即使这个风暴过去,下一个危机还会潜伏。

三、金融危机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内在缺陷和不足，因而必然使其走向终结，并最终被它的母国所抛弃。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内涵颇为复杂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既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我们所关注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

广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指197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并先后成为主流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多种新兴经济学分支和思想流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总和，包括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以及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增长经济学等等。

狭义新自由主义则特指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社会思潮，特别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主要由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组成，是一个具有明显“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政策思想流派。

“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思潮的突出特点是宣扬“市场万能论”，否定“市场缺陷”及其“失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片面夸大市场的自修正和自复衡功能，否认政府干预对于弥补市

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认为除了维护法制和社会秩序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将有损于市场及其健康运行。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必将全面走向衰落与终结。导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原因，诸如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等，均与放弃凯恩斯主义、推崇和遵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影响密切相关，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全面衰落与终结。

四、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总体影响

1.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趋势明显。

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放缓将成为大势所趋，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是必然趋势。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9%。主要原如下，①因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长减速远超预期；

②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

③房地产、钢材、水泥、铝合金和汽车产业投资增速回落；

④每年1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完成很困难。农民工回农村种地回潮，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

⑤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下降，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于“画饼充饥”。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2.对资本市场形成明显直接冲击

主要是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对我国外汇储备缩水的影响，进而影响国内部分金融机构的业绩。如果我国持有的一些美国公司的债券并且该美国公司面临倒闭，不言而喻，这部分借款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毕竟有一些债券是无抵押债券，因此，相关部门就该相应地计提相关损失。

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国外投行的倒闭清算时，毕竟会将其全球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头寸进行结算，如果我国的金融资产是其投资组合的一部分，那么这部分金融资产的抛售势必又加剧了国内资本市场的紧张局势，最近港股市场的大跌就应该于此有很大的关系。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相信受此影响不会很大，多为心理上的冲击而已。

3、迫使我国经济实现大幅度结构调整

我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出口拉动国内投资，从而推动国内GDP高速增长，如果出口出现了问题，那么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必定会受到影响，国内经济毫无疑问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原因一：我国产业结构决定我国目前仍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处于给西方发达国家“打工”这么一个状态。目前看我国“打工”这块收入－即未来出口这块收入受到冲击显而易见。同时，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弹性比较大，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小幅增长就会拉动我国经济较大幅度增长；反之，西方国家经济小幅回落势必对目前国内经济有较大负面影响。而美国和欧元区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一旦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衰退，可想而知对中国出口会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原因二：刺激国内内需以拉动我国GDP增长时机未到。目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比较低，没有到达随意享受生活的条件，尤其在高通胀时期的经济敏感时期，盲目刺激国内内需更是不明智的；

原因三：国内产业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

原因四：国内有些行业目前可能面临生产过剩的尴尬局面。即使前期国内货币政策出现松动，也只是缓解部分企业的“燃眉之急”的局面，但未来短期内大幅向市场或者实体经济

注入资金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出台。

4、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目前，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央行的货币政策“左右为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增长率放缓是必然的，但在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下的“急刹车”会是一大批企业倒闭和就业的困难，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但放松货币政策又使已经比较严重的PPI和CPI更加泛滥成灾。15日宣布的“两率”下调市场并不领情就是证明。同样，人民币对美元是继续升值或是贬值也是“两难”选择。

五、对我国几大主要产业的影响

1、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经营效益增长出现困难

主要原因：

①在经济下滑状态下，银行的业务拓展空间变窄；

②在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加大和货币紧缩政策下，存款大量增加与贷款增量减少的矛盾突出，加上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

③经济下滑带来的行业、企业破产倒闭，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很大（比如房地产贷款下面专门分析）；

④资产泡沫破裂后，银行的抵押物大量缩水，贷款的抵押率超过“警戒线”，第二还款来源丧失。如房地产抵押、土地抵押、股票质押的贷款最为明显；

⑤持有美国次级债或对美国破产公司的贷款造成的损失。如中国银行集团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工商银行对雷曼公司贷款5000万美元；招商银行对雷曼贷款8000万美元；

2.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趋势中，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真正“冬天”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将在2008年末与2009上半年开始显现。未来房产业的成交量持续下滑、购房者信心减弱和持币观望、空房率持续增加与毛利率下降，将导致开发商遭遇现金流的困扰，银行业中的房地产不良贷款风险将大为提高。

3.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很脆弱，都是大进大出的结构，资源和市场都捏在美欧的手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得承受原材料价格上升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又无法将成本压力外移，因为全球制成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尽管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零售垄断巨头等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里。中国制造业只是拿订单干活，并不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这样的结构非常脆弱，资源和市场双向一挤，必然是企业大量倒闭。

4、对中国钢铁产业的影响

统计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钢材生产国和钢材出口国，2006年中国的钢材出口量达到了4300万吨，2007年达到了6264万吨，而2008年1-8月份，钢材出口4184万吨，同比减少325万吨，下降7.2%。一旦钢材出口受到世界钢材需求极具萎缩影响，必将会把中国国内钢材产能“供过于求”的程度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届时国内钢材行业将会面临一个长期的下滑局面。

六、我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

面对这场席卷而来的“危机风暴”，国外的公司大都表现从容，毕竟他们刚刚经历了2001年~2003年那场危机，很多经验教训还记忆犹新。因此面对又一次的挑战。以化工企业为例，对于企业的应对措施作出如下的分析：

1、减少负债率—— 手里有钱，心里不慌

随着经济危机威胁的不断升级，“负债率”这个词的曝光率越来越高。什么是负债率呢？负债率是指公司的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是企业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指标，也是衡量企业经营是否正常的一个关键数据。多数企业的合理负债率水平应该在50%左右。在这次因“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那些负债率高的企业首当其冲，往往因为无法继续从银行借到钱，造成企业资金链条的断裂；或者是无力偿还巨额的利息，而最终倒在了有息负债面前，成为了本次经济危机的第一批牺牲品。

2、产品多样化——东边不亮西边亮

相对于国内企业全力打造“拳头产品”，国外化工企业公司也很重视“产品的组合”。此次危机中，这种面对不同市场、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产品策略成功地显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3、上下游一体化——保证利润率的法宝

企业能赚钱才能生存，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最大化是提高公司收益的一项重要策略。而一般来说，想达到这个目的，无外乎两个途径——降低成本、提高价格。要想有效控制成本必须自己能掌控原材料的价格，当然，首先得保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生产原材料，自产自销。

4、全球化——以全球应对全球

就像现在的中国，因为受到的影响较小（到目前为止），被很多国外公司视为躲避本次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在许多欧美工厂裁员、停产、关闭的同时，许多跨国公司却坚持继续在中国扩大规模、建立新厂。因为中国的巨大市场，中国人民的巨大消费能力，因为他们在这里能卖出产品，赚到钱。这其实跟他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在中东建炼油厂、在越南建加工厂的理由一致，因为有利可图，因为中东的原材料成本低，而越南的劳动力便宜。而中国的巨大吸引力就在13亿中国人民的巨大消费能力。

第五篇：正确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正确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促进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

林毅夫

自去年以来的东亚金融风暴，给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韩、泰、马、印尼等国经济损失近6000亿美元，这些国家按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一下倒退10多年。

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导火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太高，储蓄者对银行体系和本国货币的币值丧失了信心，因而给国际金融炒家提供了狙击本国货币的机会。国际炒家先向银行借入当地货币，然后拿到外汇市场上去抛售。政府为了维系汇率的稳定，拿出国内的外汇储备去托市，但国内储蓄者见到国内货币受到狙击，信心随之崩溃，也争相抛售本国货币，改持外币以保值，外汇市场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为了维系脆弱的汇率，数百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几日之内即耗尽，等外汇储备用尽，中央银行再也无力去托市，外汇市场出现崩盘，短短几个月，币值贬低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八十。这些国家短期外债又太多，为了还债，只好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借款，丧失了按国内情况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未开放，人民币不能随意自由买卖，外汇储备丰富，外债也少，是少数几个不受这场金融风暴直接冲击的东亚国家。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使东亚国家的货币免于新一轮的竞相贬值，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东亚国家早日走出这场危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还低，为了更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外贸体系是必然要走的道路。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银行不良债务的比例偏高，为了避免金融风暴将来在我国发生，我们应该分析清楚东亚国家银行不良债务偏高的原因，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将危机消除于未发之时。

东亚国家银行不良债务偏高的第一个导因是泡沫经济的破灭。泡沫经济又可分为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

房地产泡沫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上从日本、韩国，下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几乎是无一幸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经济规律的内在原因，也有人为政策的外在原因。东亚国家和地区，总的情况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和人少地多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下，东亚的土地价格将会相对的高。但造成房地产泡沫更关键的因素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供给弹性越小的要素的价格会增长得越快，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土地的供给弹性最小，因此，价格的上涨也会最大。尤其，在东亚的国家，其经济活动经常集中于像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汉城、泰国的曼谷、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大城市，这更加限制了土地的供给弹性。由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家预期土地的价格会快速上涨，为了赚取土地价格上涨的资本所得，许多人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业，因此更加速了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当大家看到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就大胆以购买到的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

款来进行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是不动产，容易查封、保管和变卖，而且，房地产的价格只涨不跌，银行以为房地产抵押贷款万无一失，所以不少银行发放过量的房地产贷款。但不幸的是，当经济发展的速度因各种原因而放慢时，价格跌得最惨的也将是供给弹性最小的土地和房地产业，而房地产投资者看到房地产价格下跌，为了保护投资利益，竞相抛售，使房地产价格直线下落，泡沫随之破裂，原来万无一失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也就成了不良的呆帐、坏帐。

东亚国家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的第二个原因是股票市场泡沫经济的破灭。股票市场泡沫产生的机制和房地产泡沫相似。在短期内，股票的供给弹性有限，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大家看到股票价格普遍上升，为了赚取价格上涨的资本所得，大量资金涌向股市，推动了股市的狂飙，股票价格远远偏离了股票分红所能支撑的水平。涌向股市的资金中有不少是以股票为抵押的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市场一样，当经济发展减缓时，股市泡沫随即破灭，以股票为抵押的银行贷款也就变成了不良贷款。

东南亚国家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的另一类重要原因是银行将可贷资金投向效益低的行业和企业。许多以高额银行贷款建立起来的项目，建成后利润低无法付息还本，银行贷出去的钱逐渐变成呆帐、坏帐。这样金融机构可贷资金开始减少，银行资金紧缩，利率提高，还不起银行贷款的企业增加，可贷资金进一步减少，利率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便迅速膨胀起来。一方面，这种膨胀一旦到了储蓄者对某一家银行失去信心，该银行就会出现挤提而崩溃。而一、二家银行的崩溃经常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许多家银行同时发生挤提，从而爆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如果经济中已存在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利率上升，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减缓，也可能导致前面论述的泡沫经济的破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以银行贷款来支撑低效益行业的扩张又可分成两类情况。一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好高骛远，不顾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盲目追求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东亚地区，即使是发展最快速的四小龙，国内资金的拥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稀缺的阶段，由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不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重化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为了支持这类型产业的扩张，政府以人为方式压低银行利率，并指令银行贷款支持这类型项目。由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规模一般很大，单靠国内自有资金尚不足以支撑这类型产业的大规模扩张，因此它们便大量向国外举债。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到底不是资金相对稀缺的东亚国家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在政府的支持下，这类型产业可以建起来，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成本较高，只有以亏本的方式才能把产品卖出去。导致投资于这类型项目的企业无力还本付息，国内外的银行贷款变成呆帐、坏帐。

在上述类型的问题中，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在70年代以前的发展，以充分利用国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70年代以后开始以政府政策扶持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集团发展重工、重化、汽车和微电子产业。但建起来的产业资金利润率极低，不仅难于还本付息，有时企业连维持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都成问题。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这些企业就以建设新项目为借口，去向银行借款，用借来的钱去维持已建项目的运转。国内银行借不到钱，就向国外银行借。开始时，外债少，信用等级高，而且，经济处于扩张期，借款容易。企业集团以债养债，规模越来越大，负债率也越来越高，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些竞达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越来越低，达不到0.5％。当外债高到一定比例，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看到韩国企业利润率低，对还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给予新的信贷，并开始回收资金。大型企业集团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状况，开始有一、二家维持不住而倒闭，这影响到投资者对大型企业集团和韩国经济的信心，进而韩国的汇市、股市、房地产市场出现恐慌，在经济扩张期形成的泡沫破裂，外汇和金融市场双双出现危机。存在于韩国大企业集团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存在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以银行贷款来支撑国内产业扩张而效益低下的另一类情况是国际资金大量流入，融资容易，投资的产业虽大体还和国内的比较优势相符，但投资时未经细致的市场分析和已建和在建生产能力的调研，生产能力扩张太快，超过国内外市场能够吸收的规模，导致建成的项目开工不足，投资效益低。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低增长，银行利率低，不少日本银行和企业将资金投向东南亚，推动了东南亚经济的繁荣，在9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资本看好东亚经济，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流入东亚地区，1995年日本给中国内地、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泰国等地的融资余额为1090亿美元，英、德、法、荷、比等欧洲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则为870亿美元，1996年日本给东亚的放款余额为1140亿美元，欧洲银行则增加为1160亿美元。这些大量涌入的资金有一部分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过渡兴旺，另有一大部分流向出口产业，90年代初期亚洲各国出口增长很快，而从1996年下半年起出口增长率普遍下降。1995年上半年，泰国出口增长23％，1996年上半年只增长5.8％，1997年以来出口增长为零；新加坡从1996年的28.2％降到1997年的10.4％，马来西亚从26.8%降到11.6%。外贸出口增长率下降的一个后果是，许多新增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投资效益低，企业信用和还债能力下降。另一个后果是外贸逆差增加，危及外汇储备的安全。

在导致金融风暴的两类原因中，泡沫经济和投资失策有内在的联系。当经济增长快时，房地产和股市容易出现过热，但只要发展的行业有竞争力，企业的效益高，自有资金的积累快，对外债的依赖程度就低，经济增长率容易维持，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也会相对小。比较台湾省和韩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最能说明这点。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省和韩国从60年代以来的平均年增长率差不多，在70年代以前，台湾省和韩国的发展同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70年代以后，发展模式开始分道扬镳。韩国政府大力发展资本密集的大型产业，台湾省虽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而产业不断升级，但仍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如韩国的中、小型企业为主。以汽车产业为例，韩国生产和出口的是整车，台湾省生产和出口的是零部件，以计算机产业为例，韩国生产的是芯片，台湾省生产的是鼠标、键盘、计算机母板、显示器、没有品牌或替名牌厂家组装的个人计算机、手提计算机等。但韩国生产的整车和芯片无法和欧、美、日本的同类产品竞争，必须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才能出口，而台湾出口的汽车零部件和计算机产品则获利甚丰。台湾省由于发展的产业利润率高，企业资金雄厚，经济内部的资本积累快速，新投资项目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岛内资本市场所能动员的资金规模，因此，外债很少。其实，台湾省经济也已有泡沫的迹象，根据美林证券台湾分公司的研究，台湾省40％的银行贷款用于房地产投资，这个比例和发生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不相上下。但台湾省发展的行业竞争力强，企业利润率高，经济和出口仍维持适度增长，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并未受东亚金融风暴的影响而破灭。即使台湾省将来像日本经济增长那样由80年代中期前的缩小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高速期，转向80年代中期后技术成熟的慢速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但因为台湾省外债少，外汇和金融市场也可能像日本一样可以维持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不是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那样，立即发生大崩溃。

从东亚的这场金融风暴中，我们可以吸取如下几点经验教训：

1.产业的发展应以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主导。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结构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规模不会过于巨大，多数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即可建立起来，不会形成过渡依赖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格局。而且，这样的企业竞争力强，利润率高，一般不会出现还本付息的问题。企业利润率高也有利于资金的积累，和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结构的升级。随着资源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这样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以及较快速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2.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和股市的发展容易产生过热的现象。如果允许以房地产和股票做为抵押来炒卖房地产和股票，而政府对银行向房地产和股票的放款比例又没有合适的规定，或是有规定而没有严格的监督和执行，这种过热很容易变成泡沫。为了减低房地产在经济快速发展期的过热现象，政府应考虑经济的合理地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避免经济活动过渡集中于一、二个城市。为了减低股市的过热，政府应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让银行储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当然，如果国民经济是按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地域会较广，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依赖于银行间接融资，也付得起较高的贷款利率。这样，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就较不易形成。

3.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对于外国资金，应以鼓励直接投资为主。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性较低，不容易受心理和预期因素变动的影响于短期间大进大出，而使国内经济突然大热，突然大冷。利用这种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还有利于外国先进技术向国内转移。同时，我国政府也可以允许一些条件成熟的中国企业到国外的资本市场去上市。但对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允许外国资金直接炒买炒卖流动性大的国内股票、债券和允许国内企业借用短期外债等融资方式，则要格外谨慎。

4.对我国的银行体系要早日下定决心彻底改革，真正实现在14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让银行对贷款项目的审批、资金的使用和回收以及银行的利润负起完全的责任。既要避免再以政策指令要求银行以低息贷款去支持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过渡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要避免再度在人为压低银行利率的情况下，出现一放开对银行信贷的控制即出现投资过热，盲目、重复建设的情形，使生产能力在低水平的情况下形成过剩。上述两种情况都会使银行的贷款变成呆帐、坏帐。只有对银行进行彻底改革，完善银行监控体系，铲除产生银行不良贷款的原因，才可真正避免产生金融风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