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精选五篇）

第一篇：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弥漫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以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寻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球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兴奋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续的这个世界。

假如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假如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球正在进行一种深进的转变。这就是：与之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方面来讲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四周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进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当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是近二十亿人迈进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甚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分散，由于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当中和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气力。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能弄明白疾病产生进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坐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个份子的层面上弄明白是甚么地方出了毛病，是甚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纵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甚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进程，也知道知识在寻觅其实在不明显的用处的进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类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没法猜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没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情势是甚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或许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或许在数学领域中被应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由于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类计算程序是今天每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换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具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份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仿佛有些希奇。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明显，我们实在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进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类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绩来讲是很重要的。

第二篇：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大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

大演讲

2002年5月14日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二十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毕业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好的教育、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究成果。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业领域的人们谈到统治集团的消亡、谈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谈到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说，这种通过质量而不是来源来判断思想的方法对近二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至关重要，它也对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至关重要。

大学所承担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视角多样化的承诺，不管这个人来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为我们的卓越做出贡献，我们就愿意招徕他。这一点也正在被更广泛的世界努力赶上。这也一直是我们哈佛大学不断追求探索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绅士培育来自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的地方。它不向上过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也不向黑人学生开放，也不向女生开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的学生开放。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些哈佛教员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开学校。哈佛大学对某些团体也有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这些团体，它们就会变得太多，会使人们觉得不舒服。

现在，哈佛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大学，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无论你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也无论你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加包容和开放，如果我们想从多样化视角所带来的好处中受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吸引到哈佛大学来，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把我们抛向杰出人材的网张的越大越好。正如大学的演变一样，最优秀和最尖端的商业机构、领导的最好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据人际关系来挑选少数的精英，而是转向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给他们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学的模式。

第三个区别是大学里最真实、最特殊的一点，但是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点上，也许大学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就是：强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学术研究时，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判断它明天的影响、下一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从长远来看，为最终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知识做贡献。越来越多的一流的商业机构、社会中一流的团体，不仅在尽量快速地前进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而且还重视长期效益，他们都在投资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思想。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十年前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生物工程如果从其市场价值来看，现在值几千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创造过这么高的利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将会带来的潜能，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进行了投资，正如大学所在做的一样。当大学引进一流的学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时，尽量不去指挥他们，依靠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知识才会有价值。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信仰，这是在美国已经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认为，它会给任何想追随这一信仰的人带来成功。美国所授予的主要专利中大约有75％，从很重要的方面来讲，是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获得灵感的。来自世界各地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愿望就是让不为谋求利润、自然也不用“竟争”一词的大学，同美国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出口业务比起来一样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大学成功？我们现在关于创办一流大学的最佳见解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我还想就大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探讨。首先，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其它的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些人在赚钱这方面非常成功。他们在经济方面为哈佛大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学校的建筑物；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项目；有时我们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教授职位。今天早上当介绍我的一些同事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教授职位前都有挂名：有人被称作克芬斯汀数学教授，有人被称为斯蒂姆森法学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教授职位也被提到过。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对创办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第二点是：这些大学在极力地争夺最优秀的人材。早些时候，在中国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我，对于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我能给点什么建议。我说，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我说，如果一个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轻学者，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他们就会发现一些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生就会朝这些一流学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的。创造一流意味着不能有完全同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拥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具威胁思想的人，而且学校还得学会化解这种威胁。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接受最优秀的人，因为最优秀的人并不总是最容易相处的人。的确，事实是能使人们最具创造力、使他们最富挑战性、并使他们的思想令人振奋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些人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应社会的特点，而一流的大学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

对保持一流大学很重要的第三点是：这些大学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追求卓越的压力。在商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中，毕竟，大多数的机构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现成的方式来衡量他们是否是一流的。这就是账本底线。这就是利润。而大学却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因此，大学需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己总是朝一流大学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学者们去寻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学，我们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校的资助。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经费紧缺。我们想确保这些有限的经费能被用来支持那些如果大学不提供资金，其他人也不会资助的领域，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够提供研究基金的机构也在做他们自己的调查、做他们自己的监管，他们对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项目会做出自己的评判。当他们进行这些评判时，资金就会流向那些能不断出成果的人，而不会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学，我们还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在以后会更加积极地去做这些事。这就是：对于学校的每一部门，我们都会邀请世界上顶尖级的专家来评审我们的项目，告诉我们这项管理进展的如何、它的作用发挥的怎样。我们用这些评审来作为我们确定未来方向的基础。我们不允许那些正在负责某一项目的人来选择谁来评审这一项目。相反，我们会从外面寻找那些最挑剔的人来做评审。

这一原则不只适用于各种项目，而且也适用于个人。在一个人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领域将会成为其同事的人的认可，我们还会发信给他所在领域的各方面的顶尖级专家。这些专家要把这个人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在任命任何人为哈佛大学教授之前，我们都会对这些评审进行仔细考虑。比较和竞争是给自己压力去不断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大学的第四个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那就是：大学以集体价值观的名义把自己置于很强的领导之下，这一点很具有讽刺意味。我曾强调过美国的总统也无权任命任何一个人作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同时，美国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产生很强的领导人物。试想如果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有一个新院长的空缺。这个新院长产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学里，新院长往往都是由这个学院的教员投票选出来的，或新院长是基于某一学院大多数教授的同意而被选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当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时，他们会从自己中间选出一个能使他们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续的人。但是，这样做也会常常产生平庸的人，出现不少弊病，因为，当一个机构运作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要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们选出的常常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新领导，而不是一个能承诺创造出卓越的新领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大学，我们给予大学校长这个权力来任命各个学院的新院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里，大学董事会来选择大学校长，而不是通过大多数学生和教工的同意来选择校长。

如果说我在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非常荣幸地当上了哈佛大学校长，我确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只是自1860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第七个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人。确实，让有很强的领导才能的人长期担任职务的这一传统，使得大学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持续更新自己。我认为以上列举的每一方面：很强的领导层、竞争、外来的审察、对人才的无情竞争、与政治的分离，都非常重要，因为其中的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条都很难。但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这一时代，这些方面不只在大学，而且在全社会，都变得很常见。

摆在我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有，依我之见，全世界其他大学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我将重点谈论五个大的挑战，五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首先，努力设法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把我们最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从很多方面来讲，世界与从前相比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讲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国发展的状况，那时人们没有办法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这表明我们现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机会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让美国人说出世界哪一个地方非常遥远、非常落后，而且对美国无足轻重，他们很有可能会选阿富汗，这是袭击纽约的本·拉登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我们需要调整大学的的教育来促进学生不光是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们了解全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社会感，这会极大地促进大学的成功。

想达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些合作只在中国进行，那它就很难使远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区的哈佛学生受益。因此，促进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对全球化的理解、同时又保持我们的社会感，这些都是首要的、关键的挑战。

第二个关键的挑战是保持大学的社区感，大学的自治感，因为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用和实际，而且被更广大的社会需要。我，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一直被认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机会担任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长。当我以部长这一身份访问世界时，我也遇到了许多其他曾经是教授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担任着类似的职务。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出于实际的原因，人们对一流思想的需求为大学创造了巨大的、充分发挥其贡献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录音中断––––––––––––––––––––––––––– „„

第三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保持我们对那些从目前来看不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领域的承诺。我认为，正如我在这个演讲的刚开头提到的，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什么知识领域会很有价值，对此我深信不疑。适当的起作用的思考会使我们探索的范围更大、更广。

但是，当我们急急忙忙地处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又遇到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永恒的问题，如人性的本质、人类的冲突、人类家庭以及许多传统文学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下决心要变得精明和目的明确时，我们不应该牺牲培养学生博学睿智的机会。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如果大学在管理方面的训练做得少一点，社会上其他的机构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一点。如果大学不全面考虑未来商业的行为准则，其他机构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

第四，大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我们的大学设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法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教育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物理和化学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当学者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有道理。以前，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后来，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学科，如物理和经济学，中所有的知识；今天，要掌握一个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的知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同时，很多非常重要的发现都是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无论是在化学和生物之间，还是在考虑应用于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共同主题，或是在把教学的广泛应用扩大到人类探寻的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必须准备去利用这些重要的边缘学科领域的研究。最后，大学需要适应这一不断变幻的世界所带来的变化的机会。在未来，教育将会变成一个终生的需求。我们已经看到被人们称之为“燃料箱”的这一教育模式的结束，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们年轻时用知识来给自己填充燃料，接下来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渐消耗所学的知识，直到退休。现在，通过英特网向数千英里以外的人传送知识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学本身、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都要改变。在一个重要科学领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论文现在有三百个合著者。诸如人类基因组测序之类的研究项目耗资数十亿美元。这种工作规模的变化、合作本质的变化都会改变或迫使我们改变大学的这种我行我素的传统。但是，同时，正是我们对最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尊重才会常常产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学适应这些新的机会，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今天，我在此尝试着谈论了一些我认为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和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我希望我表达的观点是正确。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粮食上；而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和运用钢铁；那么，在我们正在前进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运用知识。在这点上，没有什么机构能比大学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幸呆在大学里的人需要常常很认真地去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讲的，大学永恒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年轻、永远要承诺不断更新自我。这就是全世界大学应该做的。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中国的最高学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大家。

问

答

问题一：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演讲；对于您讲到的该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我听后深受启发。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目标。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比哈佛大学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比哈佛大学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贡献更多一些。因此，我的问题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怎样指导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何建议？你觉得北大是否应该鼓励教授在一些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与中国政策改革无关的文章，或你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做一些政策研究，尽管这些政策研究性的论文可能没有机会发表？谢谢。回答：你所提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会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但是，大学被建构出来的方式就是允许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围。我认为，一个出色的大学一定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经济系统、他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探索，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建议或政策建议是否能得到发表、是否能得到实施，等等，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的尊重，这对一个出色的大学是绝对关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大学里，我们也应该给予比较职业化和可实施性教育一些空间；也应为职业培训学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训练；还应该使职业培训学校与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来分析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认为强调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纯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始演讲的时候举了一些研究的例子，这些研究都是从非常纯的学术研究开始的，然而，它们却有比表面上较实用的工作更有实用价值和影响。

问题二：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严肃；另一个比较有趣。您更喜欢哪个问题？

回答：如果你抓紧时间问，我会两个都回答。

问题二：那好，事实上，却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电影是“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背景的。在这一部电影中，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被描绘成严肃的、无聊的、丑陋的学生，教员也被描述为严格死板的、难以通融的人。我想问的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当你遇到社会上的这类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你会怎样来保护你的同事和学生的声誉？谢谢。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的问题。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Legally Blonde”这部电影拍得确实不错。除了其它一些内容，这部电影里有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游泳池游泳的录像，以此作为她申请哈佛法学院的依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多哈佛法学院学生住过的公寓楼里住过的人，向你们保证，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一点都不那么死板严肃，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喜欢开心地去玩，而且有时，由于哈佛的学生、哈佛法学院的学生的联欢和庆祝活动使得周六午夜时分同楼的人都难以入睡。

问题三：谢谢你，萨默斯教授。当你提到人们的努力是获取新的知识，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识和维护道德之间的冲突。大家也许知道，上个月有一家关于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个丑闻。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基因的研究，被怀疑侵犯了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是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基本人权。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学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发生？或者，你会不会只让公共健康学院自己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类似这样的冲突时，你的责任是什么？谢谢。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件确实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是公共健康学院的院长的责任，最终，作为一校之长，我的责任是处理这件事，把所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此类的事不会再发生。而且，我们已经以很严厉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学院涉及到运用人、涉及到与人有关的所有的研究程序，以确保类似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让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利益决不应该成为抽象的科学探寻这一概念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坚决要求一些程序应该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确保科学家个人不会擅自做出这种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应该受到仔细审查。接下来，当这些程序被认可能够做实验时,我们可以监控这些程序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在被密切关注着的。这是一个对什么是大学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和我们大学的其他领导在这件事引起公众注意时，想尽快做出回应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这些程序，这样，如果类似的错误在以后再发生，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问题四：早上好，萨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成员、法学院的学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们热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长去哈佛大学，你认为他会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热情洋溢的接待吗？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知识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关于中国了解的够多吗？或者，他们是否对中国人有种错误和敌对的态度？谢谢。

回答：在美国、在哈佛，我们过分地注意内在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对内在东西的注重比我们应该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长应该得到我很幸运地在此得到的同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大学的领导一定会给予他这种热情接待，但是，我无法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礼遇。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这只能是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给予他们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多研究一些国际事务，特别是多研究中国和亚洲。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我让在座的各位举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听说过他，或者乔治·华盛顿，请大家举手。

如果在哈佛作类似的事，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孙中山，除了那些选过每一年越来越多的教员开设的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课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孙中山，当提到全球化时，这是在未来我们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其它人民和国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问题五：非常感谢您给了男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从1924年以来，普利兹新闻奖已经有41次颁发给了哈佛前任或现任教员。哈佛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来鼓励和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学术腐败，比如剽窃，发生在哈佛大学，会

第三篇：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北京大学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 傅思德

二〇〇八年三月

许校长，各位尊敬的教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

谢谢大家。这是本人第一次访问北京大学，承蒙如此热烈的欢迎，深感荣幸。中国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在世界首屈一指。尤其今年北大庆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本人能躬逢其盛，更是与有荣焉。哈佛大学一九二八年创立燕京学社，八十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与北大的关系。两所大学的关系到今天尤其日益密切——大学生互动切磋的课题从儒家思想到微量经济学，再到卡拉OK；研究生和教授更发展出各种计划和项目，包括商业，法律，政府，科学，教育，和人文各学科。今天我们一同在此庆祝两所大学的历史渊源，也重申我们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共同使命。

我们是在一个蜕变的时代里作出回顾和前瞻。在哈佛，就像在北大一样，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里看到高等教育戏剧性的转变。中国教育改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广，在在令人吃惊：过去十年里，大学学生人数增加六倍，而今年中国培养的研究生人数将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在美国，我们也看到高等教育的类似扩展，虽然这样的扩展是在较长的时间里显现出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二十五岁以上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从大约5%增加到27%。今天的大学学龄青年有60%左右正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这些正在学院和大学就读的学生人数比例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十二倍。

大学教育的扩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和经济弱势者得以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日俱增。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改变的受惠者之一。我的母亲和祖母辈们没有一位能进大学。我大学就读的是一所女子学院，而当时多数头牌学校只招收男生。假如我那时在哈佛上学，我不会被准许进入本科生的图书馆，因为女生被认为会让一心向学的男生产生“非非之想”，所以必须排除在外。甚至就在一个世代以前，就连想像我有一天能够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或能够站在诸位的面前的台上，都还是不可能的事。在哈佛，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有许多人的机运在几年以前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就像今天在北大许多在座的诸位一样。哈佛大学本科班现在每年约有130位非洲族裔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7%到8%。比起一九六〇年代民权运动前，每年只有七到八位毕业生的比例，改变不可谓不大。我们的大学本科生里将近有20%是亚裔子弟——比起一个世代以前，这样的比例也深具意义。目前我们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往，而我们正透过大量的学费补助，务使哈佛——不论是本科还是研究所——成为人人都上得起的学校。今年录取的大学本科学生里，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完全不需花费分文。

这样全面化的改变对哈佛和北大这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原因之一在于我們都理解，知识是经济成长和民生繁荣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技术日新月异，当我们置身在这千变万化的社会和生活里，想要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更理解求知和问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就像吃饭一样天经地义。北大和哈佛都是从尊重知识的传统中所建立的学府。我们和诸位一样，都在学习如何在新的时代里善用这些传统。

过去几个星期在准备中国之行的时候，我曾有机会和许多人谈过话——包括在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曾在中国进修的哈佛学生，还有以中国研究为毕生职志的教授们。我多少理解了诸位在中国如何面对新与旧的挑战，這挑戰始于孔子在《论语》所謂：“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今天我想和諸位談談我的大學是如何因應新與旧的挑战——我們如何追求真理，爲人師表，溫故而知新？在巨變的時代裏，這樣的努力對作爲四方表率的大學又意味什麽？

長久以來，哈佛大學和“真理”這個字就有不解之緣。哈佛建校不過數年，“真理”就已經出現在哈佛的校訓裏。“真理”一字其實不出自英文，而是拉丁文——一個更悠遠的歷史和傳統——veritas，也許中文的“真理”庶幾近之。一**三年，哈佛的創校先賢即將“veritas”銘刻于哈佛盾形校徽原始設計上，这一设计有三本開卷造型的書樣。“Veritas”在当时带有神圣真理的意味，指的是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传统里基督上帝彰显的智慧。盾形校徽位于下方的书样原来面朝下，象征人类知识的局限。但是几个世 1 纪以来，盾形校徽的设计已经有所改变。基督教字汇出现又消失了；原本面朝下的书样现在朝上了。但“veritas”这个字总也不变。真理长存。然而我们也看到旧的真理改变，形成新的真理。今天，我们对“veritas”的理解和我们的先辈们已有不同——我们的真理是以理性，而不是以信仰，为基础。就像中国古代的“道”的观念，我们了解真理的的意义不能局限为知识而已。真理不是坐拥所有，而是一种渴望——一种理解之道。它决不能垂手可得，而是有待不断追寻。任何的答案总是导向下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以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精神持续追寻——不论是智慧科学还是国家历史，法学伦理，还是健保福利、都市计划，宇宙源起，还是文学、哲学，艺术对人生本源的追溯。

我知道中国文化经典之一曾对教育有如下的表述:“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这也正说明一所大学的宗旨所在。它甚至呼应了中文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的要义。大学之道：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的大学之道。

但是我们如何找到“明德”之道？我们如何日新又新的追寻真理？多年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真理的发现和真理的传授必须相互为用。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过程早已深深结合。哈佛的学生受教于位居学术前沿的教授，我们也鼓励学生参与研究过程。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规划基础科学课程，以期学生在实验室里不仅重复已知的结果，而且也能与他们的教授共同探寻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学得技术与道理。从科学到社会和人文，我们都鼓励学生从事创新研究，本科学生几乎有一半在大四写作毕业论文，在他们的主修领域里寻找原创的问题，探求新的真理。

如果研究是对真理的追求，教学就是这将这一追求发扬光大的方式。我们的教学理念随着哈佛大学的校史与时并进。在早期，教学强调一成不变的记诵。而当

我们理解真理不是拥有，而是追求，我们的教学也越来越着重叩问，交换，挑战——为培养学生活到老、学到老的技巧和态度做准备，我们的课程设计也更着重辩论和讨论。我们的法、商学院一向以师生在课堂快速意见攻防的传统为傲。近年大学本科也重新制定课程，创造这类的机会，尤其强调小班师生密切互动。对这些学生而言，我们正在创新课程，以使他们成为有想法，有见解的二十一世纪公民。透过这样的教程，我们重新肯定博雅教育的重要，强调大学本科不仅止于专业的训练。相对的，我们要求学生放宽学习的眼界，甚至涉猎与他们日后可能追求的专业相距甚远的领域。用学生对我们的课程所作的评语来说，我们的目的是“动摇他们先入为主的想法„„, 揭示在表象以下，或以外，的事物，摆脱他们原定的方向，再帮助他们重新找到方向。”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大学之道，也是在“明明德”。真理是从辩论，从反驳，从问题，从疑惑中出现。用一位教授的话说，我们“鼓动学生不仅和老师，也和同学，去思考，去辩论。”一个跃跃欲试的心灵，一个勇于挑战的心灵，也就是一个开放的创新的心灵，一个勇于应付未来种种变化的心灵。

就像我们用新的方法发现真理，我们也在新的场域发现真理。传统知识发展所界定的学科范畴正在合纵连横，我们今天越来越积极的跨越知识界限。各种科学正相互改变对方。当我们探寻生物工程或电脑生物学这样的新兴领域，生命和物理科学合而为一。科学也迈出固有领域，进入社会和人文科学，藉以在世界找寻新的定位。当哈佛干细胞研究所成立时，创建者明白它的成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只是包括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也该有从事法律，政府，神学，商学，和人文方面的哈佛教授。”最近在一门 “伦理学，生物科技，和人性未来” 的新课里，哈佛干细胞研究计划的领导者和一位政府和伦理学教授向他们学生提出耐人深思的问题：一对有听觉障碍的夫妇是否应该被准许怀一个有听觉障碍的孩子？创造一个人兽混种的生命有没有错？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里，不仅科学界踏上新的途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致力跨学科研究。反思帝国主义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后殖民研究”的丰富成果。法学和经济学的交会为我们对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理解带来新意。在法学院一门关于道德和法律论证的的课堂上，师生藉由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文学想象了解死刑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追寻真理不仅需要我们跨越学科的疆界，也跨越国家的疆 2 界，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当全球的关系与日俱增，真理的构思也必须带有国际视野。我们的社会学家对家庭的理解，建筑学家的设计理念都必须与世界接轨；我们商学院的课程专题评估强调对中国、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公司和组织的研究，应该和对美国的研究等量齐观。我们法学院的新生在第一年就必须修习国际法。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员研究中国妇女乳癌的风险，与白人妇女的罹病数据作比较。传染病研究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结论，必须在全球的技术上做出判断。我们的神学院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当初训练基督教传教士，如今研究世界宗教——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到它本身基督教公理会教派的根源研究。近年以来，实在说近十年以来，我们开始鼓励大学本科学生出国留学。我们建议他们在哈佛就学间能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研习。仅仅过去六年，本科生出国留学的人数比例就上升了300%。今年单在中国，就有一百五十名哈佛大学本科生在这里学习，研 4 究，或实习。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中国五个定点工作。同时我们也欢迎大批国际学生到哈佛就学。哈佛各学院国际学生的总比例已将近20%，包括了一千四百名来自亚洲的学生。

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还是北大创校的初期，哈佛的教授和学生必然与今天大不相同，他们教导，研究，和学习真理的方式也有显著差别。即使如此，他们必然了解他们是在追求真理和知识，致力于“明明德”。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此，也是源自于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疑问，他们对更早一代的想法的挑战，还有他们的发现为世界所带来的改变。

作为传统的继起者和受益者，我们怀有特别的使命。我们不仅是对过去，也对未来，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让开放的原则，求知的习性，和献身学问的态度持续滋长，以待下一个世纪的到来。我们的责任也是让我今天所描述的的“真理”——veritas——这个字的种种新义, 不断启发我们，也定义我们的进步。

第四篇：哈佛大学校长离职演讲

Good bye and good luck!

by Lawrence H.Summers,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entered.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第五篇：哈佛大学校长辞职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的告别演讲

作者：news发表时间：2011年02月22日(1周前)

美文于我，从来不意味着华丽辞藻的堆砌，更不是平仄工整的秩序，美文应是一种思想的折射，一种语言之上的光华，简单，简洁，却又是一个谜，一种挑战，一种意味深长。套用张爱玲那句常用的诗句：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 希望我选的文章也能给你带来如此感觉，于愿足矣。

Good bye and good luck!

by Lawrence H.Summers,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entered.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中文译文】：

再见，好运！

哈佛大学校长 劳伦斯 萨默斯

今天，我将以校长的身份，最后一次在这个讲台上演讲。即将离任前，我要感谢诸位学生、教师、校友和员工，而且非常荣幸在过去的5年里能与你们共事。我们中的一些人意见不尽相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共识远远超越分歧。我心满意足的离开哈佛，感激你们给我机会领导这所杰出的学府。

自从56个月前我发表上任讲话以来，我学到了很多——关于高等教育，关于领导艺术，也关于自我完善。在我看来，现在与5年前不同了。今天的哈佛毕业生正在进入的世界和管理人员当年所进入的世界相比已是大相径庭了。

现今世界，机遇对于这些人来说是空前的：他们知道如何教子女阅读；他们知道如何组合投资；他们懂得基本存储单元和像素概念；他们能掌握各种法典、传统信仰、计算机平台、政治观点并在其中游刃有余。

同时，现今世界，一些人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这些人没受过教育、深陷于贫穷和暴力、平等机遇对他们而言，仅是一句空话。

科技进步正在使我们能够探索宇宙的边陲、物质最基本的成分及生命的奇迹。

与此同时，今天，人类所做的及没能做到的事情，不仅危害到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也危害到该星球的寿命。

全球化正在使地球变得愈来愈小、愈来愈快和愈来愈富有。尽管如此，9/

11、禽流感及伊朗提醒我们，更小更快的世界决不意味着其更安全。

我们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世界之中，不过，迫切需要智慧。现在，在（新闻采访的）原声摘要播出变得愈来愈短，即时信息淘汰了杂记文，个人生活变得如痴如狂之际，这个世界还是需要能够深思的大学生。

考虑到这些理由，我过去信仰，而今天甚至更加强烈地信仰大学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使命。大学是人类把不可或缺的智慧世代流传的殿堂。就人类所有公共机构而言，仅仅大学，能够超越当前的准则，注意到未来的可能性；能通过目前的判断，注意到突发的机遇。

哈佛在大学中间，鹤立鸡群。凭其伟大的传统、因袭声誉及其非凡的300000校友网，哈佛的潜力前所未有。

可是，就像伟大和自豪的国家在其鼎盛时期一样，它们必须克服一个完全不能掉以轻心的危险因素：它们传统的绝对强势将会导致谨小慎微、追求内部特权及自满，这将使它们不能与时俱进.今天，哈佛正处于其历史的转折点。此时此刻的自然倾向是，把贪图舒适和随波逐流留凌驾于进步和方向性之上，但，这可能是错误的。大学无与伦比的资源 ——人力、物力、财力——要求我们远见卓识和勇敢地抓住这个时机，否则，将会坐失良机。我们能推动将会被历史永世铭记的伟大的事业。如果哈佛能找到勇气来改变自己，它就能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