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 演讲

第一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 演讲

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

2013年7月12日，16岁生日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在联合国大会上，为“马拉拉日”发表演讲。

作者：Malala Yousafzai（马拉拉·尤萨夫扎伊）

他们以为子弹将会让我们沉默，但他们失败了。那一沉默中响起了成千上万的声音。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够改变我的目标，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没任何改变，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惧与无助。坚定、力量与勇气诞生了。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义。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长辈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祝愿你们平安（Assalamu alaikum）。

继一段漫长时日之后，今日我很荣幸能再次发言。能在此与诸位可敬的人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我也很荣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贝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我的演讲。我不知道人们会期望我说些甚么，但首先，感谢真主让我们所有人都平等，也感谢每一位为我祷告冀望我快速康复和新生活的人。我无法相信人们向我展现出如此多的爱。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份问候卡和礼物。感谢所有人。感谢孩子们，他们天真的话语鼓励了我。感谢我的长辈，他们的祈祷让我变得更坚强。我要感谢在巴基斯坦、英国和阿联酋政府的医院里照顾我，帮助我恢复健康和重获力量的护士、医生和职员。

我全面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领导的全球教育优先计划，还有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会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谢他们持续提供的领导能力。他们不断地激励我们作出实践。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请记得一件事：马拉拉日不是属于我的日子。今日是属于曾为自己的权利说话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和每一位女孩。

数以百计的人权活动家和社会工作者不仅为自己的权利发声，同时也努力去实现和平、教育与平等之自我目标。成千上万的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数百万人因此而受伤。我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我站在这里，一个女孩，于人群之间。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那些无法让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说话。那些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人。他们能和平居住的权利。他们能受到尊严对待的权利。他们能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利。他们能接受教育的权利。

亲爱的朋友，在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额开枪。他们也射杀我的朋友。他们以为子弹将会让我们沉默，但他们失败了。那一沉默中响起了成千上万的声音。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够改变我的目标，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没任何改变，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惧与无助。坚定、力量与勇气诞生了。我还是同一个马拉拉。我的理想依旧。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梦想依然不变。亲爱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对任何人。我在这儿演讲也非出于报个人之仇而对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组织。我在这儿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发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儿女都能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杀我的塔利班成员。

即使我手上有支枪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不会射杀他。这是我从穆罕默德先知、耶稣和佛陀身上学得的慈悲。这是我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学得的变革之遗产。

这是我从甘地（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学得的非暴力哲学。这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得的宽恕。这是我的灵魂告诉我的：爱好和平，爱每一个人。

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看到黑暗我们认识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们认识到声音的重要。同样地，当我们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当我们见到枪械时我们认识到笔与书本的重要。“笔比剑锋”这一睿语如是说。确实如此。极端主义者害怕书与笔。他们害怕教育的力量。他们害怕女性。他们害怕女性声音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于奎塔达（Quetta）的侵袭中他们杀害14位无辜学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杀害女教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日炸毁学校，因为他们从过去至今一直都害怕我们能为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平等。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位小男孩，记者问他，“为什么塔利班反对教育？”他指着自己的书本简单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这书里写着甚么。”

他们以为真主是个会把枪指向去上学的人的头部的微小保守者。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为了自身利益滥用伊斯兰教名义。巴基斯坦是个热爱和平民主的国家。普什图人（Pashtuns）要他们的女儿与儿子接受教育。伊斯兰教是个推崇和平、仁善与手足情谊的宗教。让每位孩子上学是它的义务与责任，伊斯兰教是这么说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恐怖主义、战争和冲突阻挠了孩子就学的机会。我们对这些战争感到疲倦不堪。女人与孩子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饱受受折磨。

在印度，无辜与贫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亚许多学校惨遭摧毁。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年轻的女孩必须做家务童工并且在年幼时就被逼迫结婚。贫穷、无知、不公、种族主义和基本权利的剥夺，是男女都得面对的最大问题。

今天，我关注女性权益和女童教育，因为她们承受最多的苦难。曾经，女性活动家要求男性为她们争取权益。但这次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不是在告诉男性不须再为女性权益发声了，我是在关注女性的自主独立和为她们抗争。那么，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现在是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呼吁世界各国领袖改变他们的政策方针以支持和平与繁荣。我们呼吁各国领袖所有协议必须保护女性与儿童的权益。违背妇女权益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确保每一位儿童能接受免费和义务的教育。我们呼吁所有政府对抗恐怖主义与暴力。保护儿童让他们免于暴行与伤害。我们呼吁先进国家支持并扩展女童在发展中国家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呼吁所有社区心怀宽容、拒绝基于种姓、教义、派系、肤色、宗教或议程的偏见，确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让她们茁壮。当我们中的一半人遭到阻碍我们无法彻底取得成功。我们呼吁处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来，去拥抱她们内心的力量，去实现她们的最大潜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来我们要求学校和教育。我们会继续旅程，向和平与教育的目的地前进。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们会为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我们相信发自我们话语的感染力与力量。我们的话语可以改变全世界——因为我们众志成城，为教育事业团结奋斗。如果我们要实现目标，那么让我们利用知识这一武器自我激励，让我们通过团结与友爱自我保护。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不可忘记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贫困、不公与无知中遭受苦难。我们不可忘记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的姐妹兄弟等待着一个璀璨与和平的未来。

那么，让我们开展一场对抗文盲、贫困和恐怖主义的壮丽抗争，让我们捡起我们的课本和笔，它们才是威力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可以改变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教育为先。谢谢大家。（译者：译言zhp9888）

第二篇：马拉拉演讲

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义。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长辈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祝愿你们平安（Assalamu alaikum）。

继一段漫长时日之后，今日我很荣幸能再次发言。能在此与诸位可敬的人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我也很荣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贝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我的演讲。我不知道人们会期望我说些甚么，但首先，感谢真主让我们所有人都平等，也感谢每一位为我祷告冀望我快速康复和新生活的人。我无法相信人们向我展现出如此多的爱。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份问候卡和礼物。感谢所有人。感谢孩子们，他们天真的话语鼓励了我。感谢我的长辈，他们的祈祷让我变得更坚强。我要感谢在巴基斯坦、英国和阿联酋政府的医院里照顾我，帮助我恢复健康和重获力量的护士、医生和职员。

我全面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领导的全球教育优先计划，还有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会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谢他们持续提供的领导能力。他们不断地激励我们作出实践。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请记得一件事：马拉拉日不是属于我的日子。今日是属于曾为自己的权利说话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和每一位女孩。

数以百计的人权活动家和社会工作者不仅为自己的权利发声，同时也努力去实现和平、教育与平等之自我目标。成千上万的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数百万人因此而受伤。我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我站在这里，一个女孩，于人群之间。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那些无法让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说话。那些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人。他们能和平居住的权利。他们能受到尊严对待的权利。他们能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利。他们能接受教育的权利。

亲爱的朋友，在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额开枪。他们也射杀我的朋友。他们以为子弹将会让我们沉默，但他们失败了。那一沉默中响起了成千上万的声音。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够改变我的目标，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没任何改变，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惧与无助。坚定、力量与勇气诞生了。我还是同一个马拉拉。我的理想依旧。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梦想依然不变。亲爱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对任何人。我在这儿演讲也非出于报个人之仇而对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组织。我在这儿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发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儿女都能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杀我的塔利班成员。即使我手上有支枪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不会射杀他。这是我从穆罕默德先知、耶稣和佛陀身上学得的慈悲。这是我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学得的变革之遗产。

这是我从甘地（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学得的非暴力哲学。这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得的宽恕。这是我的灵魂告诉我的：爱好和平，爱每一个人。

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看到黑暗我们认识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们认识到声音的重要。同样地，当我们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当我们见到枪械时我们认识到笔与书本的重要。“笔比剑锋”这一睿语如是说。确实如此。极端主义者害怕书与笔。他们害怕教育的力量。他们害怕女性。他们害怕女性声音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于奎塔达（Quetta）的侵袭中他们杀害14位无辜学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杀害女教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日炸毁学校，因为他们从过去至今一直都害怕我们能为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平等。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位小男孩，记者问他，“为什么塔利班反对教育？”他指着自己的书本简单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这书里写着甚么。”

他们以为真主是个会把枪指向去上学的人的头部的微小保守者。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为了自身利益滥用伊斯兰教名义。巴基斯坦是个热爱和平民主的国家。普什图人（Pashtuns）要他们的女儿与儿子接受教育。伊斯兰教是个推崇和平、仁善与手足情谊的宗教。让每位孩子上学是它的义务与责任，伊斯兰教是这么说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恐怖主义、战争和冲突阻挠了孩子就学的机会。我们对这些战争感到疲倦不堪。女人与孩子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饱受受折磨。

在印度，无辜与贫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亚许多学校惨遭摧毁。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年轻的女孩必须做家务童工并且在年幼时就被逼迫结婚。贫穷、无知、不公、种族主义和基本权利的剥夺，是男女都得面对的最大问题。

今天，我关注女性权益和女童教育，因为她们承受最多的苦难。曾经，女性活动家要求男性为她们争取权益。但这次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不是在告诉男性不须再为女性权益发声了，我是在关注女性的自主独立和为她们抗争。那么，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现在是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呼吁世界各国领袖改变他们的政策方针以支持和平与繁荣。我们呼吁各国领袖所有协议必须保护女性与儿童的权益。违背妇女权益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确保每一位儿童能接受免费和义务的教育。我们呼吁所有政府对抗恐怖主义与暴力。保护儿童让他们免于暴行与伤害。我们呼吁先进国家支持并扩展女童在发展中国家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呼吁所有社区心怀宽容、拒绝基于种姓、教义、派系、肤色、宗教或议程的偏见，确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让她们茁壮。当我们中的一半人遭到阻碍我们 无法彻底取得成功。我们呼吁处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来，去拥抱她们内心的力量，去实现她们的最大潜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来我们要求学校和教育。我们会继续旅程，向和平与教育的目的地前进。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们会为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我们相信发自我们话语的感染力与力量。我们的话语可以改变全世界——因为我们众志成城，为教育事业团结奋斗。如果我们要实现目标，那么让我们利用知识这一武器自我激励，让我们通过团结与友爱自我保护。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不可忘记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贫困、不公与无知中遭受苦难。我们不可忘记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的姐妹兄弟等待着一个璀璨与和平的未来。

那么，让我们开展一场对抗文盲、贫困和恐怖主义的壮丽抗争，让我们捡起我们的课本和笔，它们才是威力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可以改变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教育为先。谢谢大家。（

第三篇：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发布人：山地 发布日期：2010-10-12 15:14:41 阅读次数：378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１０月２日电 由于发现ＲＮＡ（核糖核酸）干扰机制，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梅洛和安德鲁·法尔２日被授予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分享１０００万瑞典克朗（约合１４０万美元）的奖金。

梅洛是在美国家中接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电话的，当时是当地时间４时４０分左右。梅洛对媒体表示他感到“非常惊讶”，“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他说：“我有预感可能得奖，但我才４５岁啊，原本以为１０年或２０年后才会得奖呢。”梅洛说,他的部分奖金将用于慈善事业。

法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说，获奖的感觉真是非常美妙，“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它也许是个梦，或者有人搞错了，但又想这不可能。能获奖真是太棒了！”他说：“我还是以前的我，我的人生追求仍很简单，那就是研究、科学、教学和家庭。我不想有什么改变。”（完）2

新华网华盛顿10月15日电（记者刘洪）15日凌晨接到外界打来的通知或祝贺电话时，3名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反应几乎一致：对获奖先是感到“困惑”，继而则是无比兴奋和“光荣”。

芝加哥大学教授罗杰·迈尔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当被电话通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一开始有点“困惑”，但随后醒悟过来，对能加入到这一获奖名单感到非常“光荣”。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莱昂尼德·赫维奇是一位犹太人，今年已经90岁。他在获奖后表示，从未想过有一天能获此奖，“我总以为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他对外界能够承认他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一些经济学领域最聪明的年轻人也加入进来，这非常棒”。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则表示，当他最初听到赫维奇获奖时，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他认为赫维奇多年来就一直是经济学奖候选对象。而让他随后更加兴奋的是，今年他自己和老朋友赫维奇、迈尔森3人共享了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今年的经济学奖颁发给这3名美国经济学家，主要是表彰他们在创建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以帮助人们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规章安排和表决程序。

对于3人共享的1000万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6．4瑞典克朗）奖金，赫维奇表示还未曾想过怎么处理；马斯金则表示，将把奖金捐献给帮助残疾人的Ｃａｍｐｈｉｌｌ基金会，这也是他和妻子认为“如果买彩票中奖后的做法”。马斯金的儿子是一位残疾人。

自1969年增设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共有61名经济学家获奖，而迈尔森的获奖也使芝加哥大学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增至24名，该大学毫无疑问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赢家。3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日宣布，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获得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当天恰逢71岁生日的埃特尔说，这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2007年10月10日 德国科学家获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新华社发（朱莲谊摄）

2007年10月10日 德国科学家获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新华社发（朱莲谊摄）

埃特尔对媒体描述自己的获奖感觉时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这份生日大礼让埃特尔感到很意外。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是候选人。但物理奖颁给了一名德国人，所以我以为化学奖不会发给我了。”

埃特尔因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此前，他的同胞彼得·格林贝格尔刚刚与一名法国科学家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法国科学家阿尔贝·费尔和德国科学家彼得·格林贝格尔因发现“巨磁电阻”效应共同获得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位科学家在得知获奖后分别对媒体发表了简短的获奖感言。

阿尔贝·费尔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受宠若惊，非常感动，我为能够与彼得·格林贝格尔共享这一奖项而兴奋不已。我们刚刚交谈过。我们总是很好地交换我们的研究结果。”

两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小型大容量硬盘得到广泛应用。费尔说，“能够看到我们的发现所产生的威力实在是太棒了！”

彼得·格林贝格尔在接受瑞典电台采访时说：“有人告诉我，如果有从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那只能是诺贝尔奖（通知）。”他说，“正有一大群人站在我门外”，他打算跟他们“来一杯香槟

记者：你现在感觉怎样？

切哈诺沃：我似乎还无法消化这个来得突然的奖项，好像要被它淹没了一样，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记者：你预料到今年获此殊荣的将是自己吗？

切哈诺沃：不，完全没有。当时我正要出门，是我儿子接的电话。我想，即使自己会获奖的话，也应该是医学或生理学的奖项，完全没料到会是化学奖。

记者：得知自己获奖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切哈诺沃：那种感觉当然是美妙的。诺贝尔奖是全世界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巅峰。我并不否认我为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科学事业感到骄傲。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会给你今后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切哈诺沃：我真诚地希望这件事对我将来的科研毫无影响。我热爱我的实验室、我的学生和我的科学事业。目前我正进行着一项激动人心的研究，还将取得更多的新发现。

记者：你认为你现在的学生中有可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吗？ 切哈诺沃：这个很难预料。我的学生都很优秀。记者：你对有志于科研的青年们有什么建议呢？

切哈诺沃：我不知道人们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学到多少东西。我们的国家(以色列)进行科研的方式与美国乃至现在的欧洲很不一样。以色列频繁地处于政治**中，科研经费极其有限，政府也并不把科研放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因此，在选择课题方面，我们不必去随大流，跟着所有人一起去搞蛋白质合成、DNA或者研究基因组，而是更应该从本质上去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课题。对以色列人来说，不随大流才是取得竞争力的关键。而一旦选定方向后就应该相信自己的选择。

记者：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赫什科：我为我的家庭、我的研究所和我的祖国感到高兴。记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你预料之中的事吗？ 赫什科：不。那天刚好放假，我和4个孙女野餐。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会给你今后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赫什科：我将继续我的实验室工作。但或多或少地总会受一些影响。我将不可避免地接受到更多的邀请。但即便如此，我相信自己仍能做出一些贡献。

记者：20年前当你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它会使你获得诺贝尔奖？ 赫什科：我知道这项工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我从来没有等待荣誉的降临。要知道20年前全世界每年只有10多篇关于蛋白质降解的论文，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四位数。

记者：你对那些有志于摘取诺贝尔奖的青年们有什么建议？

赫什科：应该说是对那些有志做科研的人们，而不是为了摘取诺贝尔奖的人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用独特的新奇的眼光发掘真正重要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该学科当前的热点。然后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第四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演讲 正义与世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演讲：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 2012-10-28 22:11:52

来源：光明网2012年10月25日

【编者按】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以“Justice and the world”为题做了主题演讲。阿马蒂亚·森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森深切关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马蒂亚森教授的9本著作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引进，包括已出版的《正义的理念》、《身份与暴力》、《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以及即将修订出版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论经济不平等》、《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光明网特将阿马蒂亚·森教授演讲稿中译版刊出，供广大网友参考。

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能以这种令人惊喜的方式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很久以前，我就以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交往而自豪，许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是我在中国的出版方。还要感谢今天活动主办方的热情之举，现在我与这所学府的关系更密切了。我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个我有生以来的新进展而感到高兴、庆幸和自豪，所以我要以表达我对这所著名学府的衷心感谢作为开场白。

我的关于正义的论著的出版

除了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这个令人难忘的场合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最新的论著《正义的理念》的中文版正式发行。我有幸能够再次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中文的形式陈述我的观点，这一次是关于社会公正。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所思所想——这也贯穿了我的一生——受到中国历史以及许多源自中国的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谭利（音），实际上他也是我最早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印度上过学）。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对我的著述感兴趣，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满足，也深受鼓舞。

那么，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这本书试图重新检验和审视数千年来驱动全世界的人前进的那个——或那些——正义的理念。理解正义的要求有许多种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我也尝试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汲取全世界的历史思维，包括印度的和中国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显然我不能在此讨论我在书中分析的所有思想，但是我认为我应该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在正义的理念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世界观相关。

从区域到全球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领袖，在一封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说：“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这封信写于1963年4月，将近五十年前。那个时候，金正在与发生在美国，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美国的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正作斗争。因为他鼓动在自己的国家消除非白种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狱，不久被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刺杀，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对金所倡导的民权运动。在金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都与美国的不公正有关，但是金的哲学关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不公正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金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他认为，任何地方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帮助那些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剥削和歧视的人们。

从某人自己国家内部的地域性不公正过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公正，对充分理解思考正义的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在某个地方进行（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公正要求的基础是普遍的：它们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地方。金为什么拓展伦理思维的原因是理解正义这个概念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我们在自己所在之地所看到的情况，认为其他地方的不公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不能够与不公正作全面的斗争。

民族狭隘性和将注意力只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对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进行思考。这里，我要谈一下对我陈述的正义理念所进行的分析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创造性思考需要事先至少对每个国家的“绝对公正”达成某种一致的见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要说的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对正义理念的基本运用并不是关于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而是关于消除可辨识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是能够解决的。

消除不公正

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旧称是“实践理性”，在这里从命名法的角度理解对实践的强调是有启发性的。它指出这样的观点，即“实践理性”的终极目标必须是指导作出行为和政策选择的理性。相反，实践理性在形式哲学中常常被视为非常理论化的东西。实际上，以“社会契约”推理的传统构建起来的主流的正义理论，有脱离实践理性的实践性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注重相当抽象的对绝对公正的要求的调查，尤其是应该如何辨识“理想中的公正制度”的调查。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正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即所说的“社会契约理论”，而且它们都在寻找理想中的公正制度。

社会契约方法由托马斯·霍布斯创建于17世纪，从18世纪到今天，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对公正的分析。将对“公正制度”的特点描述作为公正理论主要的，也常常是唯一可辨识的任务，这是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看待正义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围绕着一个想象的“社会契约”思想——一个假想的主权国家的人们所支持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契约。

如果具体说明理想中的公正制度被认为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社会契约法实际上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除了在对“理想的安排”的具体说明中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任何安排都可以被视为不公正的例子，从而削弱了在世界范围内对“更多公正”的所有实际寻求的重心：我们不得不寻找绝对的公正（以这种受限的视角），而缺少绝对公正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人满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分析局限于取得绝对公正——而且只是绝对公正，那么有关消除世界上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所有大规模的辩论和诉求似乎都有点不对头。这不仅对实践是个巨大损失，对实践理性的理论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契约方法似乎以绝对的理论取代了实践的理论。结果，社会契约方法就具有一种非常格式化的探究形式，探究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实践推理——不仅在每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可能使我们到最后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对绝对公正的确切要求也许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公正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理性的人中间。

为社会契约方法的传统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霍布斯，还有后来的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以及作出最有决定性贡献的伊曼努尔·康德（尽管康德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径）等人。契约论方法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导力量，而当代哲学是由我们这一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引领的。他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公正的这一特别的社会契约方法。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正义的主要理论不仅源自罗尔斯，也源自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尔金、戴维·高蒂尔等人。尽管他们在诊断社会契约究竟有哪些要求这一点各持异议，但是对确认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这些制度需要实施，就需要主权国家根据各自认定的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些理想的制度。

当然，这意味着不可能达成有关“全球公正”的共识，因为正义这一理念，以社会契约方法来看，完全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还没有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不可能有。因此在社会契约传统方面就不可能有全球公正的理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方法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当罗尔斯谈到国际关系时，他没有提到公正的要求，而是人道主义和文明。与此相类似，我们这一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将寻求全球公正说成是“妄想”，建议全球关系不应该援用正义的理念，而是应该以“最低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确，由于正义的理论是在现今社会契约理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它使许多最实际的正义问题都成为空话。但是当全世界的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公正而激烈争论时，这里我强调的是比较的字眼“更多”，他们并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某种“最低的人道主义”，也没有要求一个涵盖全球的“绝对公正的”社会，而是主张消除世界上某些令人发指的不公正的安排，从而促进全球正义。正是从这一信念——正义是个实践的挑战，甚至可能是全球的挑战——出发，我开始写这本有关正义的书。

中国在寻求全球正义中的角色

想一想正义的理念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有何作用。首先，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改善并提高了在这个曾经非常贫穷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事实上，在我即将完成的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书中，中国有许多突出的经验值得学习。学习这些经验并不等于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是理想中的公正的社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众都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绝对公正的，而且也不认为再也没有什么要获取的了。中国值得骄傲的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但无须否认中国政府和大众可能还想对更进一步的变革进行检验、审视，并将其作为实际政策分析的一部分。同样，要向中国学习，其他国家也无须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实这是一种认可，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的祖国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可，这是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认可，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具有实践意义的非常积极的经验。

在我即将完成的关于印度的与他人的合著（书名暂定为“不确定的光荣：印度及其矛盾”）中，我和让·德雷兹特别讨论了可以从中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管理方面的公共政策中学习的经验。印度可以有选择地学习中国的经验，无须考虑对自身的政治体系或者文化的等级性进行全方位的改变。我们也探讨了一些发生在印度的事情，这些对中国来说也是经验教训。采取比较的方法并无矛盾，尽管基本上它反对社会契约理论，反对该理论只关注绝对公正。

其次，尽管由于消除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比如贫困和妇女过去受限制的生活状况，中国人也许有理由庆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正的思考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本质，而应该考虑到全球公正的要求，以及中国人能够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们消除他们那里的不公正的各种方法。消除其他国家的贫困是中国自身的道德关注和政治关注的一部分，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普遍赞同的。刚好我这次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消除国际贫困的会议。关于这一点，我会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寻求全球公正的一部分。

中国在这方面帮助世界的能力可能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这种帮助是可能的，即使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取得绝对公正。参与就是减少不公正，可以强有力地追求这一目标，而无须对绝对公正的世界，甚至绝对公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看法一致。正义的理念，我在书中所探讨的，是进行对比的活动，并不需要对绝对公正的世界本质事先有一个全面的承诺。

一个与正义相关的分析的例子

现在我来谈谈正义理论中另一个关键思想，和你们分享我在这本关于正义的书中所探讨的一些案例。消除不公正的分析的核心是关于评估构成社会的人类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有限的经济分析常常只侧重于个人的收入（或者经济学家常说的“实际收入”——由物价变动所修正的收入）。由于注重收入分配，这种观点相当于将发展只看成是经济增长。但是正如我在早先的一本名为“经济发展与自由”的书中所论述的，发展更多地是关于人类能够拥有的生活质量，而这不能够仅凭实际收入来判断。实际收入和收入一样重要，是好的生活的决定因素之一。

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通过强调这一事实，即收入仅仅是帮助人们生活得好的唯一一种基本资源，试图拓展经济学家将好的生活视为仅与收入相关的狭隘的讨论范围。他扩大了基本资源的涵盖范围，从只有收入到他称之为“基本品”更广泛的分类，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人的贫困可以被视为他对总的基本品的支配权较低，而并非只是收入。如果人们收入高，但是所在区域没有体面的学校为其子女提供教育，或者没有一家条件不错的医院，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收入高而被认为生活得好。

罗尔斯对人类生活富有程度的观点的修正当然是方向正确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这可能是由于被剥夺了许多资源，而低收入就是唯一的一种。尽管罗尔斯拓展了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的信息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的确，仅从基本品的角度来定义剥夺，实际上遭遇到将贫困仅仅视为收入低所遭遇到的一样的根本困难，我们忽视了那些手段——罗尔斯的基本品——是如何转化（或者提升）我们的目的以及使我们自由地达到我们的目的的。

基本品（包括收入和其他资源）和生活得好的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若干个人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例如，一个患有疾病需要昂贵治疗（比如肾透析）的人可能要比另一个从收入上来说更“穷”，但是没有患这样疾病的人被剥夺的程度要高得多。同样，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有特别的需求，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使生活不那么困难。或者举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虽说怀孕不是残疾——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男人所不具备的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社会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孕妇有与生育行为有关的额外的需求。

个人特点和环境之间的不一致不只是“个案”，正如有些时候人们认为的那样。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这与“个人的”特点的差异相关，比如性别、年龄、是否容易患病，以及“社会”特征，比如流行病的环境以及其他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个人资源如何转化为生活的自由，而不受到任何难以接受的剥夺。

在判断一个人的所有优势的情境下，有一种明显的情况侧重于做一个人有理由重视的事情的能力，比如能够过上不罹患疾病的生活，能够受到体面的教育，能够自由地搬迁，能够参与公众生活，等等。以这种方法，贫困可以被认定为对某些基本能力的剥夺，其重要性几乎人人都知道。

在考虑通过消除全球不公正来提升全球公正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不仅仅提高人们的收入和增加其他基本品（罗尔斯所说的）的供给，而且还要考虑到将这些基本品转化为过上那种我们有理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这表明全球公正的范围必须涵盖这样一些内容，如医疗服务及药品的获取和可负担能力，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流行病学的公共设施的提高，学校设施的使用，我们有理由想得到的个人自由，以及其他影响我们能够过上的生活的更广泛的因素。

结语

我冒昧地选择了几个书中所讨论的有关世界公正的问题，此外书中还讨论了许多其他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体的时代，许多对社会公正的寻求都是在国家的内部进行的，这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变，但是——而且这点与实践直接相关——这不能使我们只在国家的层面上思考公正。在理解公正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马丁·路德·金说得对：“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我荣誉——我极为感动，也非常感激能有这份殊荣。

第五篇：2018年曼彻斯特大学诺贝尔奖得主

www.xiexiebang.com

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始建于1824年，是位于英国第二繁华城市曼彻斯特的一所世界三十强顶尖名校，英国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一，英国“常春藤联盟”罗素大学集团创始成员之一，也是英国最大的单一校址大学。

作为全球顶尖的科研与教学机构之一，曼彻斯特大学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在国际社会享有极高声誉。立思辰留学360介绍，曼彻斯特大学现任及过往教职员和学生中共有25位诺贝尔奖得主；现任全职教职员中有3位诺贝尔奖得主，位列全英之冠。

诺贝尔奖得主

物理

约瑟夫·汤姆孙（Joseph John Thomson），1897年约瑟夫·汤姆孙发现电子也是亚原子粒子而为人所知，并在科学圈内引起了轰动，并最终于 1906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威廉·劳伦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因为发现了关于X射线衍射的布拉格定律，1915年与其父威廉·亨利·布拉格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由于“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射出的辐射的研究”，荣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Thomson Rees Wilson），因发明云室而与康普顿同获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www.xiexiebang.com

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因发现中子而获得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由于改进威尔逊云室方法及在核物理和宇宙线领域的发现，获得194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约翰·考克饶夫（John Douglas Cockcroft），因利用人工加速的亚原子粒子进行原子核嬗变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195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汉斯·贝特（Hans Bethe），因在1938年解释了为什么恒星能够在长时间里向外释放如此之多的能量而获得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内维尔·莫特（Nevill Francis Mott），因为对磁性和无序体系电子结构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与菲利普·安德森、约翰·凡扶累克共同荣获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因为“在二维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实验”而与其学生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一同获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Konstantin Novoselov），因为“在二维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实验”而与其教师安德烈·海姆一同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化学

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原子核物理之父，因为“对元素蜕变以及放射化学的研究”而获得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

阿瑟·哈登（Arthur Harden），1929年与汉斯·冯·奥伊勒-切尔平因对糖类的发酵以及发酵酶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沃尔特·霍沃思（Walter Norman Haworth），因在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上的研究，获1937年诺贝尔化学奖。

乔治·德海韦西（George Charles de Hevesy），因 “在化学过程研究中使用同位素作为示踪物”，获1943年诺贝尔化学奖。

罗伯特·鲁宾逊（Robert Robinson），因对植物生物碱的研究，获得1947年诺贝尔化学奖。

亚历山大·罗伯图斯·托德（Alexander Robertus Todd），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被称为近代核酸化学的前驱，主要成就是对核甙、核甙酸的研究，弄清了核甙酸的结构和组成，首先合成了人体内几种重要核甙酸单体，也为核酸的“双股螺旋体”结构的胡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而荣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

梅尔文·卡尔文（Melvin Calvin），因与安德鲁·本森和詹姆士·巴沙姆发现卡尔文循环（或称卡尔文本森循环）而声名显著，196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www.xiexiebang.com 奖。

约翰·查尔斯·波拉尼（John Charles Polanyi），因对化学动力学的研究，获得1986年诺贝尔化学

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1993年因开发了对DNA特定位置进行定点诱变法而获诺贝尔化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

阿奇博尔德·希尔（Archibald Vivian Hill），因其在肌肉发热方面的研究，与德国科学家迈耶霍夫一起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约翰·E·苏尔斯顿（John E.Sulston），因发现器官发育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遗传调控机理，与悉尼·布伦纳、H·罗伯特·霍维茨一起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经济学

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因其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而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一起获得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因为其于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而闻名，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是第一位拿到非和平奖的诺贝尔奖的黑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和迈克尔·斯宾塞、乔治·阿克尔洛夫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