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Geim先生感人至深的获奖演讲词

第一篇：诺贝尔奖得主Geim先生感人至深的获奖演讲词

诺贝尔奖得主Geim先生感人至深的获奖演讲词（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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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1202 次阅读 2013-8-21 10:25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诺贝尔奖 Geim

星期五晚的实验

磁悬浮的实验是如此的有趣，甚至让人上了瘾。它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尝试那些和我的专业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研究方向有可能会产生非常有趣的结果，即使最初的想法可能是极其简单的。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研究风格。从那以后，我开始做一些不合常规的实验尝试，并且无端地称它们为“星期五晚的实验”。当然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工作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实际上，它需要好几个月的横向思考，毫无明确目的地查阅不相关的文献。最终，你会找到一种感觉——注意是感觉而不是想法——你会感觉到什么问题研究一下可能会很有趣。接着，你开始尝试实验。通常的结果是失败。然后你有可能继续试一试或者放弃。不管怎样，在某个时刻你都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究竟是继续投入精力，还是放弃尝试，开始研究别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你的主要研究活动之余进行的，它们只需要占用你的一点点时间和一点点思考。

从我在Nijmegen工作的时候开始，我就用这种横向思考来设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题了。学生们对于这种研究方式总是感到很兴奋。1999年到Nijmegen来读博士学位的Kostya Novoselov（译者注：Novoselov与Geim分享了2010年诺贝尔奖）参与了很多这样的实验。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正常学习和毕业，这些研究通常耗时不会超过几个月。虽然随着每一次的失败渐成事实，起初的热情都会慢慢消退，但是有一些学生后来告诉我说这些广泛探索的研究经历是他们人生中的无价之宝。

最令人惊奇的是，有的时候失败并未如期而至。壁虎胶带（Gecko tape）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篇文章描述了壁虎超强的攀爬能力背后的原理[12]。其中的物理是很简单的。壁虎的脚趾上覆盖着许多微细的绒毛，每一根绒毛能够和它要攀爬的表面产生微弱的范德瓦尔斯力（10的负九次方牛顿量级），但是亿万根这样的绒毛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从而可以使得壁虎爬上任何物体表面，甚至玻璃的天花板。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种绒毛的尺寸，它们在微米量级，这正是我所研究的介观物理所在的尺度范围。当这个现象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了一年多之后，Segey Dubonos和我设计出了一种能够模拟壁虎脚趾上绒毛的材料。Segey加工出了大概一平方厘米大小的这种材料，它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黏附力[13]。不幸的是，这种人造的材料比不上壁虎的脚趾，经过几次粘贴和分离之后，它的黏附力就完全消失了。但是，这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验证性实验，它启发了其他人在这个领域中的深入研究。我们希望某一天人们能够复制出像壁虎脚趾那样的结构和具有自我清洁功能的胶带。这样这项研究就可以转化成产品了。

Better to be wrong than boring

在我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个我们曾经尝试过的“星期五晚实验”的列表。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共做了2，30个这样的实验，可以想见，大部分的都彻底失败了。但是有三个成功者：磁悬浮，壁虎胶带以及石墨烯。这意味着一个极高的成功率：超过了10%！除此之外，还有几次与成功擦肩而过。比如，我曾读到一篇文章[14]关于FeGeSeAs合金中的巨逆磁效应，这意味着这种材料可能会出现高温超导状态。我找同事Lamarches要了这种样品，Kostya Novesolov 和我用弹道输运霍尔磁测量技术来检验这种巨逆磁效应，但是失败了。即使冷却到1K也没有发现这种巨逆磁效应。这次尝试发生在2003年，远早于后来引发巨大关注的铁基超导体的发现。至今我还在寻思当时我们的样品中是否有很小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超导体，只不过被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次这样的错失良机是我们试图测量单个活体细胞的“心跳”。实验的想法是用二维电子气体的霍尔器件来作为高精度的电压计，用以测量活体细胞中的生物电信号。我们实验的结果是，当细胞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装臵测量不到任何“心跳”，但是当我们用大量酒精导致细胞凋亡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巨大的电压脉冲[15]。现在我明白了当时之所以探测不到活体细胞的心跳是因为我们选错了细胞。我们选的是酵母菌，这是一种比较木纳的细胞。在我们的实验之后过了四年，其他的研究组选用胚胎心脏细胞在石墨烯上取得了成功[16]。

老实说，我并不认为如此高的成功率是因为我特别擅长于的横向思考。更确切地说是，它告诉我们，试探（有的时候甚至是漫无目标的试探）新的研究方向比一般人预期的回报率要高。我们很有可能在某一个已有的矿藏里挖掘得太深了，留下了大量未被探寻过的宝藏就埋藏在浅浅的地表下，只要稍微往旁边一试探我们就会发现它。当一个人有尝试的勇气时，虽然并不是一定总是有所回报，但是至少这是一次探险的经历。

曼彻斯特的生活

到2000年，我的名下有了介观超导和磁悬浮的研究工作以及四篇发表在Nature上的论文，申请正教授的条件成熟了。当我的同事们得知我最终选择了曼彻斯特大学而拒绝了其他一些看起来更加著名的大学时都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招聘委员会的主任Mike Moore知道我的妻子Irina并不仅仅是我的实验助手和Nijmegen的兼职物理教员，他还知道她曾经在Bristol大学的博士后期间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他建议Irina申请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教职。在荷兰的六年里，我从没有奢望过我们夫妻可以在同一个学校都有正式的职位。这就是让我们决定去曼彻斯特大学的原因。我们不仅感激这个可以同时解决我们两人工作问题的机会，而且也为未来的同事对我们的关心而感动。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做出这个决定。

于是，2001年初，在曼彻斯特大学我分到了几间年久失修，装满老仪器的房子，还有10万英镑的启动经费。大学里没有共享的大型实验平台，除了一台氦气液化机。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我继续了在Nijmegen时的工作模式，借助别的合作者，尤其是Seregey Dubonos，的帮助来开展工作。实验室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成形了。半年之内，我拿到了我的第一笔50万英镑的研究经费。我用它买了一些必须的设备。虽然我们一岁的女儿占据了妻子很多时间和精力，她也在几个月后申请到了她的启动经费。我们邀请Kostya Novesolov以Research Fellow的身份加入我们的实验室（同时他还是作为研究生挂靠在Nijmegen，在2004年他从Nijmegen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实验室的研究开始产生成果，这为我们赢得更多的资助，从而导致更多的成果。

到2003年，我们已经发表了几篇优质的论文，包括在Nature，Nature Materials和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同时我们也不断地为实验室增添新的仪器。另外，我们拿到了一个一百四十万英镑的资助（由时任科技部长的David Sainsbury倡导的研究基础设施计划提供），计算机系的Ernie Hill和我建立起了曼彻斯特介观和纳米技术中心。我们并没有用这笔意外之财来建房子，相反，我们利用了计算机系已有的一个250平米的超净间。我们搬走里面一些老旧的仪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最先进的微细加工设备，包括一台新的电子束刻蚀系统。对于这个中心，Ernie和我最感到骄傲的是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中心拥有更为昂贵的仪器，但是我们的中心从2003年起，就持续产出新的器件结构。我们拥有的并不是一匹用来展示的骏马，而是一匹埋头苦干的驮马。

每当我向其他国家的同事描述我的这段经历时，他们都觉得在三年之内，凭借并非天文数字的启动经费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实验室和微细加工中心实在是难以臵信。如果我不是亲历者我也不会相信。一切进展的都非常顺利。大学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我最要感谢的是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非常负责的工作模式。这个资助机构民主而且不排外，你在学术界里的地位以及人脉关系基本上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另外，在同行评议的过程中，也不会要求你的研究项目要有所谓的“前瞻性的想法”和“对社会与经济需求的巨大应用前景”。事实上，这个机构是基于申请者最近一段时间在其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分配经费的。那些工作得勤奋而且有效的研究者一般会获得资助。当然，没有哪一个资金分配体系是完美的。我们总在期望更好的体系。但是，让我改用丘吉尔的一句名言，“除了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别的国家以外，英国的研究资助体系是最糟糕的”。

三朵思想的云

当我们的实验室和纳米中心慢慢成形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来考虑新的“星期五晚实验”。壁虎胶带的成功和那几个关于酵母菌和“准铁基超导体”的失败就是发生在那段时间。一位来自俄罗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我们实验室的常客以及宝贵的合作者，Serge Morozov，把他的前两次访问浪费在了研究“磁化水”的课题上。2002年秋，我迎来了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第一位研究生，姜达。我需要给他设计一个博士课题。显然，在开始的几个月里，他要花时间提高英语，熟悉实验室的环境。对于一个初学者，我给他建议了一个我横向思考的课题，那就是把石墨加工成尽可能薄的薄膜，如果做成了，我答应他我们将测量它的“介观”性质。近来，当我试图回想起当时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时，我记得有三朵非常不成形的“思想的云朵”。

第一朵云是所谓“金属电子学”的概念。如果给金属一个外加电场，金属表面的电子数目会改变，从而可以预见它的表面性质也会改变。这正是现代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作的原理。为什么不用金属代替半导体硅呢？当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我尝试过给金属加电场，用X射线来探测金属表面晶格常数的变化。这个想法是很天真的，因为通过简单的数量级估计我们就能知道这种变化是极其微小的。没有哪一种电介质可以承受高于1V/nm的电场强度，如果换算成电荷密度的话，相当金属表面电荷密度的改变不能超过每平方厘米10的14次方个电子（译者注：我用高斯定理计算了一下，似乎应为每平方厘米10的13次方个电子）。作为比较，一个普通的金属，比如金，在中性状态下每立方厘米包含有~10的23次方个电子。即使对于一个纳米厚的金薄膜，在其上增加或减少每平方厘米10的14次方个电子只能改变其电子密度的1%，从而电导率改变1%（译者注：我检查了一下，似乎应为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更不用说其晶格常数更为微小的变化了。

历史上曾有许多研究人员试图测量这种电场对于金属的作用。最早这个想法要追溯到1902年，在电子刚刚被发现之后，J.J.Thomson（电子发现者，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曾建议Charles Mott（著名理论物理学家Nevill Mott之父，Nevill Mott获得1977年诺贝尔奖）去寻找金属薄膜中的电场效应，但是没有找到[17]。科学文献中最早关于金属中的电场效应的记载出现在1906年[18]。如果不用普通的金属，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电子密度低得多的半金属，比如铋，石墨或者锑（译者注：有趣的是，这三者为逆磁性最强的三种材料，除了超导体以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尝试过探寻铋薄膜中（电子密度为10的18次方每立方厘米）的电场效应，但是只观察到了它随着外加电场非常微弱的电导变化[19，20]。因为对这个研究方向有所了解，加之有生长砷铝化镓异质结的经验，我时不时会思考一下用别的材料来做探寻这种效应，尤其是用超薄的超导体，当它在普通导体/超导体转变零界点时，它的电场效应会被放大[21，22]。在Nijmegen，我还曾一度被分子束外延的方法在砷铝化镓表面生长的铝薄膜点燃热情，但是经过一些数量级的估计之后，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太小，根本不值一试。

在1990年到2000年左右，碳纳米管是另外一朵悬挂在我脑海中的云。那一段时间是碳纳米管的研究最为热门的时候。当时在荷兰，我有机会参加了Cees Dekker和Lee Kouwenhoven的报告，也读过Thomas Ebbesen, Paul McEuen, Sumio Iijima, Pheadn Avouris等人的论文（译者注：此几位皆为碳纳米管方面最为著名的大人物）。他们所展示的那些非常漂亮的研究成果每每都吸引我想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但是当时进入已经太迟了，我想找到别的研究方向，避开那拥挤的碳纳米管研究大军。

第三朵云是我读到一篇Millie Dresselhaus写的关于在石墨的层与层之间插入其他物质的综述性文章[23]。文中清楚地指出，即使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对石墨依然知之甚少，尤其是其电子学性质。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促使我深入地调研了石墨方面的文献。我读到了Pablo Esquinazi和Yakov Kopelevich的文章，他们报导了铁磁性，超导性和金属-绝缘体转变，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老朋友石墨身上，而且是在室温下[24，25]。那些撩人心弦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石墨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这三朵思想的云（或许还有其他我无法回想起来的因素）通过某种莫名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我给姜达的研究课题。我估摸着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做成石墨薄膜，而不是铋薄膜，那么它们有可能展现一些类似于碳纳米管的有趣电子学性质。为什么不在这个方向试探几个月呢？我想。

第二篇：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发布人：山地 发布日期：2010-10-12 15:14:41 阅读次数：378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１０月２日电 由于发现ＲＮＡ（核糖核酸）干扰机制，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梅洛和安德鲁·法尔２日被授予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分享１０００万瑞典克朗（约合１４０万美元）的奖金。

梅洛是在美国家中接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电话的，当时是当地时间４时４０分左右。梅洛对媒体表示他感到“非常惊讶”，“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他说：“我有预感可能得奖，但我才４５岁啊，原本以为１０年或２０年后才会得奖呢。”梅洛说,他的部分奖金将用于慈善事业。

法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说，获奖的感觉真是非常美妙，“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它也许是个梦，或者有人搞错了，但又想这不可能。能获奖真是太棒了！”他说：“我还是以前的我，我的人生追求仍很简单，那就是研究、科学、教学和家庭。我不想有什么改变。”（完）2

新华网华盛顿10月15日电（记者刘洪）15日凌晨接到外界打来的通知或祝贺电话时，3名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反应几乎一致：对获奖先是感到“困惑”，继而则是无比兴奋和“光荣”。

芝加哥大学教授罗杰·迈尔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当被电话通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一开始有点“困惑”，但随后醒悟过来，对能加入到这一获奖名单感到非常“光荣”。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莱昂尼德·赫维奇是一位犹太人，今年已经90岁。他在获奖后表示，从未想过有一天能获此奖，“我总以为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他对外界能够承认他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一些经济学领域最聪明的年轻人也加入进来，这非常棒”。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则表示，当他最初听到赫维奇获奖时，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他认为赫维奇多年来就一直是经济学奖候选对象。而让他随后更加兴奋的是，今年他自己和老朋友赫维奇、迈尔森3人共享了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今年的经济学奖颁发给这3名美国经济学家，主要是表彰他们在创建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以帮助人们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规章安排和表决程序。

对于3人共享的1000万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6．4瑞典克朗）奖金，赫维奇表示还未曾想过怎么处理；马斯金则表示，将把奖金捐献给帮助残疾人的Ｃａｍｐｈｉｌｌ基金会，这也是他和妻子认为“如果买彩票中奖后的做法”。马斯金的儿子是一位残疾人。

自1969年增设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共有61名经济学家获奖，而迈尔森的获奖也使芝加哥大学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增至24名，该大学毫无疑问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赢家。3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日宣布，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获得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当天恰逢71岁生日的埃特尔说，这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2007年10月10日 德国科学家获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新华社发（朱莲谊摄）

2007年10月10日 德国科学家获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新华社发（朱莲谊摄）

埃特尔对媒体描述自己的获奖感觉时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这份生日大礼让埃特尔感到很意外。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是候选人。但物理奖颁给了一名德国人，所以我以为化学奖不会发给我了。”

埃特尔因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此前，他的同胞彼得·格林贝格尔刚刚与一名法国科学家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法国科学家阿尔贝·费尔和德国科学家彼得·格林贝格尔因发现“巨磁电阻”效应共同获得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位科学家在得知获奖后分别对媒体发表了简短的获奖感言。

阿尔贝·费尔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受宠若惊，非常感动，我为能够与彼得·格林贝格尔共享这一奖项而兴奋不已。我们刚刚交谈过。我们总是很好地交换我们的研究结果。”

两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小型大容量硬盘得到广泛应用。费尔说，“能够看到我们的发现所产生的威力实在是太棒了！”

彼得·格林贝格尔在接受瑞典电台采访时说：“有人告诉我，如果有从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那只能是诺贝尔奖（通知）。”他说，“正有一大群人站在我门外”，他打算跟他们“来一杯香槟

记者：你现在感觉怎样？

切哈诺沃：我似乎还无法消化这个来得突然的奖项，好像要被它淹没了一样，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记者：你预料到今年获此殊荣的将是自己吗？

切哈诺沃：不，完全没有。当时我正要出门，是我儿子接的电话。我想，即使自己会获奖的话，也应该是医学或生理学的奖项，完全没料到会是化学奖。

记者：得知自己获奖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切哈诺沃：那种感觉当然是美妙的。诺贝尔奖是全世界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巅峰。我并不否认我为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科学事业感到骄傲。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会给你今后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切哈诺沃：我真诚地希望这件事对我将来的科研毫无影响。我热爱我的实验室、我的学生和我的科学事业。目前我正进行着一项激动人心的研究，还将取得更多的新发现。

记者：你认为你现在的学生中有可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吗？ 切哈诺沃：这个很难预料。我的学生都很优秀。记者：你对有志于科研的青年们有什么建议呢？

切哈诺沃：我不知道人们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学到多少东西。我们的国家(以色列)进行科研的方式与美国乃至现在的欧洲很不一样。以色列频繁地处于政治**中，科研经费极其有限，政府也并不把科研放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因此，在选择课题方面，我们不必去随大流，跟着所有人一起去搞蛋白质合成、DNA或者研究基因组，而是更应该从本质上去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课题。对以色列人来说，不随大流才是取得竞争力的关键。而一旦选定方向后就应该相信自己的选择。

记者：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赫什科：我为我的家庭、我的研究所和我的祖国感到高兴。记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你预料之中的事吗？ 赫什科：不。那天刚好放假，我和4个孙女野餐。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会给你今后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赫什科：我将继续我的实验室工作。但或多或少地总会受一些影响。我将不可避免地接受到更多的邀请。但即便如此，我相信自己仍能做出一些贡献。

记者：20年前当你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它会使你获得诺贝尔奖？ 赫什科：我知道这项工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我从来没有等待荣誉的降临。要知道20年前全世界每年只有10多篇关于蛋白质降解的论文，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四位数。

记者：你对那些有志于摘取诺贝尔奖的青年们有什么建议？

赫什科：应该说是对那些有志做科研的人们，而不是为了摘取诺贝尔奖的人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用独特的新奇的眼光发掘真正重要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该学科当前的热点。然后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第三篇：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

1.下面是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当时他因故未能前去现场领奖。（1969年他被前苏联作协开除，翌年获奖，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这篇演说词很长，但值得看完。2002年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演说词的时候，感觉就像被人用火把点燃了心脏。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

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

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1.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1.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1.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

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1.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

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1.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

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1.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

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

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1.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第四篇：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获奖感言

莱维特：像喝了三倍分量浓咖啡

卡普拉斯为美国哈佛大学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拥有美国和奥地利国籍。他193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53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莱维特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拥有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国籍。他1947年生于南非比勒陀利亚，197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瓦谢勒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大学教授，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国籍。他1940年出生于以色列，1969年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上世纪70年代，瓦谢勒与卡普拉斯在哈佛大学合作，开发出一套结合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的电脑程序。瓦谢勒后来在剑桥大学与莱维特共同开发一套程序，可用于研究酶。

瓦谢勒从美国洛杉矶通过电话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奖的媒体记者发表获奖感言，说半夜得知自己获奖，“感觉极好”，盼望12月到瑞典领奖。

莱维特告诉法新社，接到获奖的电话通知时，他正在睡觉，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随后非常高兴，如同喝了“三倍分量的浓咖啡”。

第五篇：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获奖作品及其获奖理由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获奖作品及其获奖理由

1900年代 1901年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

“他的诗歌作品是高尚的理想主义、完美的艺术的代表，并且罕有地结合了心灵与智慧。”1902年

德国特奥多尔·蒙森

“今世最伟大的纂史巨匠，此点于其不朽巨著《罗马史》中表露无疑。” 1903年

挪威比昂斯滕·比昂松

“他以诗人鲜活的灵感和难得的赤子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丽而又缤纷 ” 1904年

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法国诗人 《金岛》

“他的诗作蕴涵之清新创造性与真正的感召力，它忠实地反映了他民族的质朴精神”

何塞·埃切加赖，西班牙戏剧家、诗人 《伟大的牵线人》

“由于它那独特和原始风格的丰富又杰出，作品恢复了西班牙喜剧的伟大传统 ” 1905年

亨利克·显克微支，波兰小说家 《第三个女人》

“由于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 ”

1906年

乔祖埃·卡尔杜齐，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 《青春诗》

“不仅是由于他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重要是为了颂扬他诗歌杰作中所具有的特色、创作气势，清新的风格和抒情的魅力 “”

1907年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 《老虎！老虎！》

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

1908年

鲁道尔夫·欧肯，德国哲学家 《精神生活漫笔》

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他对思想的贯通能力、他广阔的观察，以及他在无数作品中，辩解并阐释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所流露的热诚与力量

1909年

塞尔玛·拉格洛夫，瑞典作家 《骑鹅旅行记》

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 1910年代

1910年

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塞，德国作家 《特雷庇姑娘》

表扬这位抒情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以及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家，在他漫长而多产的创作生涯中，所达到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之艺术至境

1911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 《花的智慧》

由于他在文学上多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戏剧作品，不但想象丰富，充满诗意的奇想，有时虽以神话的面貌出现，还是处处充满了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奇妙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并且激发了他们的想象 1912年

盖哈特·霍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诗人 《群鼠》

欲以表扬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丰硕、多样的出色成就

1913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诗人、社会活动家 《吉檀枷利—饥饿石头》

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1914年

未颁奖

1915年

罗曼·罗兰，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 《约翰—克利斯朵夫》

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1916年

魏尔纳·海顿斯坦姆，瑞典诗人、小说家 《朝圣年代》

褒奖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地位

1917年

卡尔·耶勒鲁普，丹麦作家 《磨坊血案》

因为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它们蕴含了高超的理想

亨利克·彭托皮丹，丹麦小说家 《天国》

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1918年

未颁奖

1919年

卡尔·施皮特勒，瑞士诗人、小说家 《奥林比亚的春天》

特别推崇他在史诗《奥林帕斯之春》的优异表现 1920年代

1920年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小说家、戏剧家、诗人 《大地硕果—畜牧曲》

为了他划时代的巨著《土地的成长》

1921年

阿纳托尔·法郎士，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苔依丝》

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乃在于他高尚的文体、怜悯的人道同情、迷人的魅力，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

1922年

哈辛特·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作家 《不吉利的姑娘》

由于他以适当方式，延续了戏剧之灿烂传统

1923年

威廉·勃特勒·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 《丽达与天鹅》

由于他那永远充满着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

1924年

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波兰作家 《福地》

我们颁奖给他，是因为他的民族史诗《农夫们》写得很出色

1925年

萧伯纳，爱尔兰戏剧家 《圣女贞德》 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

1926年

格拉齐亚·黛莱达，意大利作家 《邪恶之路》

为了表扬她由理想主义所激发的作品，以浑柔的透彻描绘了她所生长的岛屿上的生活；在洞察人类一般问题上，表现的深度与怜悯

1927年

亨利·柏格森，法国哲学家 《创造进化论》

因为他那丰富的且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技巧

1928年

西格里德·温塞特，挪威作家 《新娘—主人—十字架》

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

1929年

托马斯·曼，德国作家 《魔山》

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日益巩固的经典地位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1930年代

1930年

辛克莱·刘易斯，美国作家 《巴比特》

由于他充沛有力、切身和动人的叙述艺术，和他以机智幽默去开创新风格的才华

1931年

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瑞典诗人 《荒原和爱情》

由于他在诗作的艺术价值上，从没有人怀疑过

1932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有产者》

为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 1933年

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俄国作家 《米佳的爱》

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

1934年

路伊吉·皮兰德娄，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 《寻找自我》

他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

1935年

未颁奖

1936年

尤金·奥尼尔，美国剧作家 《天边外》

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

1937年

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小说家 《蒂伯—家》

由于在他的长篇小说《蒂伯一家》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和真实性。这是对人类生活面貌的基本反映

1938年

赛珍珠（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美国作家 《大地》

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

1939年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芬兰作家 《少女西丽亚》

由于他在描绘两样互相影响的东西——他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表现的深刻了解与细腻艺术 1940年代

1940年

未颁奖

1941年

未颁奖

1942年

未颁奖

1943年

未颁奖

1944年

约翰内斯·威廉·扬森，丹麦小说家、诗人 《漫长的旅行》

由于籍著丰富有力的诗意想象，将胸襟广博的求知心和大胆的、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起来

1945年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诗人 《柔情》

她那由强烈感情孕育而成的抒情诗，已经使得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世界渴求理想的象征

1946年

赫尔曼·黑塞，德国作家 《荒原狼》

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1947年

安德烈·纪德，法国作家、评论家 《田园交响曲》

为了他广泛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

1948年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英美诗人、剧作家、批评家 《四个四重奏》

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

1949年

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 《我弥留之际》

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1950年代

1950年

伯特兰·罗素，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哲学—数学—文学》

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

1951年

帕尔·费比安·拉格奎斯特，瑞典诗人、戏剧家、小说家 《大盗巴拉巴》

由于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

1952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作家 《爱的荒漠》

因为他在他的小说中剖析了人生的戏剧，对心灵的深刻观察和紧凑的艺术 1953年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曾任英国首相

《不需要的战争》

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

1954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美国作家 《老人与海》

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

1955年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作家 《渔家女》

为了他在作品中所流露的生动、史诗般的力量，使冰岛原已十分优秀的叙述文学技巧更加瑰丽多姿

1956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诗人 《悲哀的咏叹调》

由于他的西班牙抒情诗，成了高度精神和纯粹艺术的最佳典范

1957年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 《局外人·鼠疫》

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1958年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俄罗斯诗人、小说家 《日瓦戈医生》

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他都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

1959年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意大利诗人 《水与土》

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1960年代

1960年

圣琼·佩斯，法国诗人 《蓝色恋歌》

由于他高超的飞越与丰盈的想像，表达了一种关于目前这个时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

1961年

伊沃·安德里奇，南斯拉夫小说家 《桥·小姐》

由于他作品中史诗般的力量——他藉著它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并描绘人的命运

1962年

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作家 《人鼠之间》

通过现实主义的、寓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观察

1963年

乔治·塞菲里斯，希腊诗人 《“画眉鸟”号 》

他的卓越的抒情诗作，是对希腊文化的深刻感受的产物

1964年

让·保尔·萨特，法国哲学家、作家 《苍蝇》

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

1965年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苏联作家 《静静的顿河》

由于这位作家在那部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他籍这两者在那部小说里描绘了俄罗斯民族生活之某一历史层面 1966年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作家 《行为之书》

他的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

奈莉·萨克斯，瑞典诗人 《逃亡》

因为她杰出的抒情与戏剧作品，以感人的力量阐述了以色列的命运

1967年

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诗人、小说家 《玉米人》

因为他的作品落实于自己的民族色彩和印第安传统，而显得鲜明生动

1968年

川端康成，日本小说家 《雪国·千羽鹤·古都》

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1969年

塞缪尔·贝克特，法国作家 《等待戈多》

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1970年代

1970年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作家 《癌病房》

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籍著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1971年

巴勃鲁·聂鲁达，智利诗人 《情诗·哀诗·赞诗》

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1972年

亨利希·伯尔，德国作家 《女士及众生相》

为了表扬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1973年

帕特里克·怀特，澳大利亚小说家、剧作家 《风暴眼》

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1974年

埃温特·约翰逊，瑞典作家 《乌洛夫的故事》

以自由为目的，而致力于历史的、现代的广阔观点之叙述艺术

哈里·埃德蒙·马丁逊，瑞典诗人 《露珠里的世界》

他的作品透过一滴露珠反映出整个世界

1975年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意大利诗人 《生活之恶》

由于他杰出的诗歌拥有伟大的艺术性，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诠释了人类的价值

1976年

索尔·贝娄，美国作家 《赫索格》

由于他的作品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敏锐透视

1977年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西班牙诗人 《天堂的影子》

他的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吸取了现在流派的风格，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

1978年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国作家 《魔术师·原野王》

他的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这种既扎根于波兰人的文化传统，又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 1979年

奥德修斯·埃里蒂斯，希腊诗人 《英雄挽歌》

他的诗，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在认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 1980年代

1980年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 《拆散的笔记簿》

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 1981年

埃利亚斯·卡内蒂，英国德语作家《迷茫》

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

1982年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记者、作家 《百年孤独》

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像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

1983年

威廉·戈尔丁，英国作家 《蝇王·金字塔》

1984年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捷克诗人 《紫罗兰》

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多才多艺的渴求解放的形象

1985年

克洛德·西蒙，法国小说家《弗兰德公路·农事诗》

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1986年

沃莱·索因卡，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雄狮与宝石》

他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

1987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苏裔美籍诗人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或是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及浓郁的诗意 1988年

纳吉布·马哈富兹，埃及作家 《街魂》

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

1989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小说家 《为亡灵弹奏》

带有浓郁情感的丰富而精简的描写，对人类弱点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 1990年代

1990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诗人 《太阳石》

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 1991年

内丁·戈迪默，南非作家 《七月的人民》

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

1992年

德里克·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诗人 《西印度群岛》

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是其献身多种文化的结果

1993年

托尼·莫里森，美国作家

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

1994年

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

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1995年

希尼，爱尔兰诗人

由于其作品洋溢着抒情之美,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

1996年

希姆博尔斯卡，波兰诗人

由于其在诗歌艺术中警辟精妙的反讽，挖掘出了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

1997年

达里奥·福，意大利讽刺剧作家

其在鞭笞权威，褒扬被蹂躏者可贵的人格品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与中世纪《弄臣》一书相媲美

1998年

若泽·萨拉马戈，葡萄牙记者、作家

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1999年

君特·格拉斯，德国作家《铁皮鼓哈里》

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

2000年代 2000年

高行健，法籍华人。剧作家、小说家 《灵山》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2001年

维·苏·奈保尔，印度裔英国作家 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2002年

凯尔泰斯·伊姆雷，匈牙利作家

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2003年

库切，南非作家

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2004年

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兼诗人

《Lisas Schatten》、《我们是诱饵，宝贝》（《We Are Decoys, Baby》）、《斑比乐园》（Bambiland）

她用超凡的语言以及在小说中表现出的音乐动感，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事情，她接受瑞典电台访问时表示对于获奖感到意外和荣幸，但她说她的健康情况使她不能亲身前赴斯德哥尔摩领奖；她说：“这次我不能走到群众中间。”她又说她不认为这个奖值得令奥地利引以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