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演讲 正义与世界

第一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演讲 正义与世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演讲：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 2012-10-28 22:11:52

来源：光明网2012年10月25日

【编者按】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以“Justice and the world”为题做了主题演讲。阿马蒂亚·森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森深切关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马蒂亚森教授的9本著作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引进，包括已出版的《正义的理念》、《身份与暴力》、《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以及即将修订出版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论经济不平等》、《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光明网特将阿马蒂亚·森教授演讲稿中译版刊出，供广大网友参考。

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能以这种令人惊喜的方式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很久以前，我就以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交往而自豪，许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是我在中国的出版方。还要感谢今天活动主办方的热情之举，现在我与这所学府的关系更密切了。我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个我有生以来的新进展而感到高兴、庆幸和自豪，所以我要以表达我对这所著名学府的衷心感谢作为开场白。

我的关于正义的论著的出版

除了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这个令人难忘的场合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最新的论著《正义的理念》的中文版正式发行。我有幸能够再次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中文的形式陈述我的观点，这一次是关于社会公正。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所思所想——这也贯穿了我的一生——受到中国历史以及许多源自中国的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谭利（音），实际上他也是我最早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印度上过学）。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对我的著述感兴趣，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满足，也深受鼓舞。

那么，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这本书试图重新检验和审视数千年来驱动全世界的人前进的那个——或那些——正义的理念。理解正义的要求有许多种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我也尝试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汲取全世界的历史思维，包括印度的和中国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显然我不能在此讨论我在书中分析的所有思想，但是我认为我应该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在正义的理念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世界观相关。

从区域到全球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领袖，在一封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说：“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这封信写于1963年4月，将近五十年前。那个时候，金正在与发生在美国，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美国的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正作斗争。因为他鼓动在自己的国家消除非白种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狱，不久被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刺杀，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对金所倡导的民权运动。在金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都与美国的不公正有关，但是金的哲学关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不公正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金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他认为，任何地方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帮助那些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剥削和歧视的人们。

从某人自己国家内部的地域性不公正过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公正，对充分理解思考正义的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在某个地方进行（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公正要求的基础是普遍的：它们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地方。金为什么拓展伦理思维的原因是理解正义这个概念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我们在自己所在之地所看到的情况，认为其他地方的不公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不能够与不公正作全面的斗争。

民族狭隘性和将注意力只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对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进行思考。这里，我要谈一下对我陈述的正义理念所进行的分析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创造性思考需要事先至少对每个国家的“绝对公正”达成某种一致的见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要说的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对正义理念的基本运用并不是关于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而是关于消除可辨识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是能够解决的。

消除不公正

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旧称是“实践理性”，在这里从命名法的角度理解对实践的强调是有启发性的。它指出这样的观点，即“实践理性”的终极目标必须是指导作出行为和政策选择的理性。相反，实践理性在形式哲学中常常被视为非常理论化的东西。实际上，以“社会契约”推理的传统构建起来的主流的正义理论，有脱离实践理性的实践性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注重相当抽象的对绝对公正的要求的调查，尤其是应该如何辨识“理想中的公正制度”的调查。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正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即所说的“社会契约理论”，而且它们都在寻找理想中的公正制度。

社会契约方法由托马斯·霍布斯创建于17世纪，从18世纪到今天，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对公正的分析。将对“公正制度”的特点描述作为公正理论主要的，也常常是唯一可辨识的任务，这是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看待正义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围绕着一个想象的“社会契约”思想——一个假想的主权国家的人们所支持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契约。

如果具体说明理想中的公正制度被认为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社会契约法实际上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除了在对“理想的安排”的具体说明中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任何安排都可以被视为不公正的例子，从而削弱了在世界范围内对“更多公正”的所有实际寻求的重心：我们不得不寻找绝对的公正（以这种受限的视角），而缺少绝对公正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人满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分析局限于取得绝对公正——而且只是绝对公正，那么有关消除世界上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所有大规模的辩论和诉求似乎都有点不对头。这不仅对实践是个巨大损失，对实践理性的理论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契约方法似乎以绝对的理论取代了实践的理论。结果，社会契约方法就具有一种非常格式化的探究形式，探究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实践推理——不仅在每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可能使我们到最后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对绝对公正的确切要求也许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公正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理性的人中间。

为社会契约方法的传统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霍布斯，还有后来的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以及作出最有决定性贡献的伊曼努尔·康德（尽管康德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径）等人。契约论方法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导力量，而当代哲学是由我们这一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引领的。他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公正的这一特别的社会契约方法。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正义的主要理论不仅源自罗尔斯，也源自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尔金、戴维·高蒂尔等人。尽管他们在诊断社会契约究竟有哪些要求这一点各持异议，但是对确认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这些制度需要实施，就需要主权国家根据各自认定的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些理想的制度。

当然，这意味着不可能达成有关“全球公正”的共识，因为正义这一理念，以社会契约方法来看，完全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还没有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不可能有。因此在社会契约传统方面就不可能有全球公正的理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方法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当罗尔斯谈到国际关系时，他没有提到公正的要求，而是人道主义和文明。与此相类似，我们这一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将寻求全球公正说成是“妄想”，建议全球关系不应该援用正义的理念，而是应该以“最低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确，由于正义的理论是在现今社会契约理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它使许多最实际的正义问题都成为空话。但是当全世界的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公正而激烈争论时，这里我强调的是比较的字眼“更多”，他们并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某种“最低的人道主义”，也没有要求一个涵盖全球的“绝对公正的”社会，而是主张消除世界上某些令人发指的不公正的安排，从而促进全球正义。正是从这一信念——正义是个实践的挑战，甚至可能是全球的挑战——出发，我开始写这本有关正义的书。

中国在寻求全球正义中的角色

想一想正义的理念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有何作用。首先，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改善并提高了在这个曾经非常贫穷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事实上，在我即将完成的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书中，中国有许多突出的经验值得学习。学习这些经验并不等于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是理想中的公正的社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众都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绝对公正的，而且也不认为再也没有什么要获取的了。中国值得骄傲的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但无须否认中国政府和大众可能还想对更进一步的变革进行检验、审视，并将其作为实际政策分析的一部分。同样，要向中国学习，其他国家也无须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实这是一种认可，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的祖国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可，这是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认可，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具有实践意义的非常积极的经验。

在我即将完成的关于印度的与他人的合著（书名暂定为“不确定的光荣：印度及其矛盾”）中，我和让·德雷兹特别讨论了可以从中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管理方面的公共政策中学习的经验。印度可以有选择地学习中国的经验，无须考虑对自身的政治体系或者文化的等级性进行全方位的改变。我们也探讨了一些发生在印度的事情，这些对中国来说也是经验教训。采取比较的方法并无矛盾，尽管基本上它反对社会契约理论，反对该理论只关注绝对公正。

其次，尽管由于消除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比如贫困和妇女过去受限制的生活状况，中国人也许有理由庆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正的思考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本质，而应该考虑到全球公正的要求，以及中国人能够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们消除他们那里的不公正的各种方法。消除其他国家的贫困是中国自身的道德关注和政治关注的一部分，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普遍赞同的。刚好我这次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消除国际贫困的会议。关于这一点，我会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寻求全球公正的一部分。

中国在这方面帮助世界的能力可能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这种帮助是可能的，即使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取得绝对公正。参与就是减少不公正，可以强有力地追求这一目标，而无须对绝对公正的世界，甚至绝对公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看法一致。正义的理念，我在书中所探讨的，是进行对比的活动，并不需要对绝对公正的世界本质事先有一个全面的承诺。

一个与正义相关的分析的例子

现在我来谈谈正义理论中另一个关键思想，和你们分享我在这本关于正义的书中所探讨的一些案例。消除不公正的分析的核心是关于评估构成社会的人类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有限的经济分析常常只侧重于个人的收入（或者经济学家常说的“实际收入”——由物价变动所修正的收入）。由于注重收入分配，这种观点相当于将发展只看成是经济增长。但是正如我在早先的一本名为“经济发展与自由”的书中所论述的，发展更多地是关于人类能够拥有的生活质量，而这不能够仅凭实际收入来判断。实际收入和收入一样重要，是好的生活的决定因素之一。

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通过强调这一事实，即收入仅仅是帮助人们生活得好的唯一一种基本资源，试图拓展经济学家将好的生活视为仅与收入相关的狭隘的讨论范围。他扩大了基本资源的涵盖范围，从只有收入到他称之为“基本品”更广泛的分类，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人的贫困可以被视为他对总的基本品的支配权较低，而并非只是收入。如果人们收入高，但是所在区域没有体面的学校为其子女提供教育，或者没有一家条件不错的医院，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收入高而被认为生活得好。

罗尔斯对人类生活富有程度的观点的修正当然是方向正确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这可能是由于被剥夺了许多资源，而低收入就是唯一的一种。尽管罗尔斯拓展了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的信息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的确，仅从基本品的角度来定义剥夺，实际上遭遇到将贫困仅仅视为收入低所遭遇到的一样的根本困难，我们忽视了那些手段——罗尔斯的基本品——是如何转化（或者提升）我们的目的以及使我们自由地达到我们的目的的。

基本品（包括收入和其他资源）和生活得好的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若干个人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例如，一个患有疾病需要昂贵治疗（比如肾透析）的人可能要比另一个从收入上来说更“穷”，但是没有患这样疾病的人被剥夺的程度要高得多。同样，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有特别的需求，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使生活不那么困难。或者举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虽说怀孕不是残疾——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男人所不具备的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社会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孕妇有与生育行为有关的额外的需求。

个人特点和环境之间的不一致不只是“个案”，正如有些时候人们认为的那样。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这与“个人的”特点的差异相关，比如性别、年龄、是否容易患病，以及“社会”特征，比如流行病的环境以及其他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个人资源如何转化为生活的自由，而不受到任何难以接受的剥夺。

在判断一个人的所有优势的情境下，有一种明显的情况侧重于做一个人有理由重视的事情的能力，比如能够过上不罹患疾病的生活，能够受到体面的教育，能够自由地搬迁，能够参与公众生活，等等。以这种方法，贫困可以被认定为对某些基本能力的剥夺，其重要性几乎人人都知道。

在考虑通过消除全球不公正来提升全球公正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不仅仅提高人们的收入和增加其他基本品（罗尔斯所说的）的供给，而且还要考虑到将这些基本品转化为过上那种我们有理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这表明全球公正的范围必须涵盖这样一些内容，如医疗服务及药品的获取和可负担能力，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流行病学的公共设施的提高，学校设施的使用，我们有理由想得到的个人自由，以及其他影响我们能够过上的生活的更广泛的因素。

结语

我冒昧地选择了几个书中所讨论的有关世界公正的问题，此外书中还讨论了许多其他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体的时代，许多对社会公正的寻求都是在国家的内部进行的，这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变，但是——而且这点与实践直接相关——这不能使我们只在国家的层面上思考公正。在理解公正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马丁·路德·金说得对：“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我荣誉——我极为感动，也非常感激能有这份殊荣。

第二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 演讲

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

2013年7月12日，16岁生日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在联合国大会上，为“马拉拉日”发表演讲。

作者：Malala Yousafzai（马拉拉·尤萨夫扎伊）

他们以为子弹将会让我们沉默，但他们失败了。那一沉默中响起了成千上万的声音。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够改变我的目标，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没任何改变，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惧与无助。坚定、力量与勇气诞生了。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义。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长辈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祝愿你们平安（Assalamu alaikum）。

继一段漫长时日之后，今日我很荣幸能再次发言。能在此与诸位可敬的人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我也很荣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贝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我的演讲。我不知道人们会期望我说些甚么，但首先，感谢真主让我们所有人都平等，也感谢每一位为我祷告冀望我快速康复和新生活的人。我无法相信人们向我展现出如此多的爱。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份问候卡和礼物。感谢所有人。感谢孩子们，他们天真的话语鼓励了我。感谢我的长辈，他们的祈祷让我变得更坚强。我要感谢在巴基斯坦、英国和阿联酋政府的医院里照顾我，帮助我恢复健康和重获力量的护士、医生和职员。

我全面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领导的全球教育优先计划，还有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会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谢他们持续提供的领导能力。他们不断地激励我们作出实践。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请记得一件事：马拉拉日不是属于我的日子。今日是属于曾为自己的权利说话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和每一位女孩。

数以百计的人权活动家和社会工作者不仅为自己的权利发声，同时也努力去实现和平、教育与平等之自我目标。成千上万的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数百万人因此而受伤。我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我站在这里，一个女孩，于人群之间。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那些无法让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说话。那些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人。他们能和平居住的权利。他们能受到尊严对待的权利。他们能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利。他们能接受教育的权利。

亲爱的朋友，在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额开枪。他们也射杀我的朋友。他们以为子弹将会让我们沉默，但他们失败了。那一沉默中响起了成千上万的声音。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够改变我的目标，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没任何改变，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惧与无助。坚定、力量与勇气诞生了。我还是同一个马拉拉。我的理想依旧。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梦想依然不变。亲爱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对任何人。我在这儿演讲也非出于报个人之仇而对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组织。我在这儿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发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儿女都能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杀我的塔利班成员。

即使我手上有支枪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不会射杀他。这是我从穆罕默德先知、耶稣和佛陀身上学得的慈悲。这是我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学得的变革之遗产。

这是我从甘地（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学得的非暴力哲学。这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得的宽恕。这是我的灵魂告诉我的：爱好和平，爱每一个人。

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看到黑暗我们认识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们认识到声音的重要。同样地，当我们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当我们见到枪械时我们认识到笔与书本的重要。“笔比剑锋”这一睿语如是说。确实如此。极端主义者害怕书与笔。他们害怕教育的力量。他们害怕女性。他们害怕女性声音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于奎塔达（Quetta）的侵袭中他们杀害14位无辜学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杀害女教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日炸毁学校，因为他们从过去至今一直都害怕我们能为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平等。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位小男孩，记者问他，“为什么塔利班反对教育？”他指着自己的书本简单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这书里写着甚么。”

他们以为真主是个会把枪指向去上学的人的头部的微小保守者。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为了自身利益滥用伊斯兰教名义。巴基斯坦是个热爱和平民主的国家。普什图人（Pashtuns）要他们的女儿与儿子接受教育。伊斯兰教是个推崇和平、仁善与手足情谊的宗教。让每位孩子上学是它的义务与责任，伊斯兰教是这么说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恐怖主义、战争和冲突阻挠了孩子就学的机会。我们对这些战争感到疲倦不堪。女人与孩子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饱受受折磨。

在印度，无辜与贫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亚许多学校惨遭摧毁。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年轻的女孩必须做家务童工并且在年幼时就被逼迫结婚。贫穷、无知、不公、种族主义和基本权利的剥夺，是男女都得面对的最大问题。

今天，我关注女性权益和女童教育，因为她们承受最多的苦难。曾经，女性活动家要求男性为她们争取权益。但这次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不是在告诉男性不须再为女性权益发声了，我是在关注女性的自主独立和为她们抗争。那么，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现在是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呼吁世界各国领袖改变他们的政策方针以支持和平与繁荣。我们呼吁各国领袖所有协议必须保护女性与儿童的权益。违背妇女权益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确保每一位儿童能接受免费和义务的教育。我们呼吁所有政府对抗恐怖主义与暴力。保护儿童让他们免于暴行与伤害。我们呼吁先进国家支持并扩展女童在发展中国家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呼吁所有社区心怀宽容、拒绝基于种姓、教义、派系、肤色、宗教或议程的偏见，确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让她们茁壮。当我们中的一半人遭到阻碍我们无法彻底取得成功。我们呼吁处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来，去拥抱她们内心的力量，去实现她们的最大潜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来我们要求学校和教育。我们会继续旅程，向和平与教育的目的地前进。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们会为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我们相信发自我们话语的感染力与力量。我们的话语可以改变全世界——因为我们众志成城，为教育事业团结奋斗。如果我们要实现目标，那么让我们利用知识这一武器自我激励，让我们通过团结与友爱自我保护。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不可忘记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贫困、不公与无知中遭受苦难。我们不可忘记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的姐妹兄弟等待着一个璀璨与和平的未来。

那么，让我们开展一场对抗文盲、贫困和恐怖主义的壮丽抗争，让我们捡起我们的课本和笔，它们才是威力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可以改变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教育为先。谢谢大家。（译者：译言zhp9888）

第三篇：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简介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简介

威廉姆森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1932.9.27—)“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

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指出，威廉姆森系统地推广了科斯定理，“科斯的理论如果不好好宣传就被埋没了，是威廉姆森大声疾呼大家来讨论这个理论，并把它系统地体现出来了。”

“新制度经济学”一词，来自于奥利弗·威廉姆森1975年的著作，也被叫做“数理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或“新型制度经济学”，其主要目的在于和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划清界限。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制度，因此成为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科斯荣获1991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道格拉斯·诺思也于1993年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9年10月12日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以表彰他们在经济管理分析方面所作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姆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主要著作

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1964）

《公司控制与企业行为》（1970）

《市场与等级制》（1975）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

《治理机制》（1996）等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第四篇：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获奖作品及其获奖理由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获奖作品及其获奖理由

1900年代 1901年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

“他的诗歌作品是高尚的理想主义、完美的艺术的代表，并且罕有地结合了心灵与智慧。”1902年

德国特奥多尔·蒙森

“今世最伟大的纂史巨匠，此点于其不朽巨著《罗马史》中表露无疑。” 1903年

挪威比昂斯滕·比昂松

“他以诗人鲜活的灵感和难得的赤子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丽而又缤纷 ” 1904年

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法国诗人 《金岛》

“他的诗作蕴涵之清新创造性与真正的感召力，它忠实地反映了他民族的质朴精神”

何塞·埃切加赖，西班牙戏剧家、诗人 《伟大的牵线人》

“由于它那独特和原始风格的丰富又杰出，作品恢复了西班牙喜剧的伟大传统 ” 1905年

亨利克·显克微支，波兰小说家 《第三个女人》

“由于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 ”

1906年

乔祖埃·卡尔杜齐，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 《青春诗》

“不仅是由于他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重要是为了颂扬他诗歌杰作中所具有的特色、创作气势，清新的风格和抒情的魅力 “”

1907年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 《老虎！老虎！》

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

1908年

鲁道尔夫·欧肯，德国哲学家 《精神生活漫笔》

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他对思想的贯通能力、他广阔的观察，以及他在无数作品中，辩解并阐释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所流露的热诚与力量

1909年

塞尔玛·拉格洛夫，瑞典作家 《骑鹅旅行记》

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 1910年代

1910年

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塞，德国作家 《特雷庇姑娘》

表扬这位抒情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以及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家，在他漫长而多产的创作生涯中，所达到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之艺术至境

1911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 《花的智慧》

由于他在文学上多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戏剧作品，不但想象丰富，充满诗意的奇想，有时虽以神话的面貌出现，还是处处充满了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奇妙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并且激发了他们的想象 1912年

盖哈特·霍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诗人 《群鼠》

欲以表扬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丰硕、多样的出色成就

1913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诗人、社会活动家 《吉檀枷利—饥饿石头》

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1914年

未颁奖

1915年

罗曼·罗兰，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 《约翰—克利斯朵夫》

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1916年

魏尔纳·海顿斯坦姆，瑞典诗人、小说家 《朝圣年代》

褒奖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地位

1917年

卡尔·耶勒鲁普，丹麦作家 《磨坊血案》

因为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它们蕴含了高超的理想

亨利克·彭托皮丹，丹麦小说家 《天国》

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1918年

未颁奖

1919年

卡尔·施皮特勒，瑞士诗人、小说家 《奥林比亚的春天》

特别推崇他在史诗《奥林帕斯之春》的优异表现 1920年代

1920年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小说家、戏剧家、诗人 《大地硕果—畜牧曲》

为了他划时代的巨著《土地的成长》

1921年

阿纳托尔·法郎士，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苔依丝》

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乃在于他高尚的文体、怜悯的人道同情、迷人的魅力，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

1922年

哈辛特·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作家 《不吉利的姑娘》

由于他以适当方式，延续了戏剧之灿烂传统

1923年

威廉·勃特勒·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 《丽达与天鹅》

由于他那永远充满着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

1924年

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波兰作家 《福地》

我们颁奖给他，是因为他的民族史诗《农夫们》写得很出色

1925年

萧伯纳，爱尔兰戏剧家 《圣女贞德》 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

1926年

格拉齐亚·黛莱达，意大利作家 《邪恶之路》

为了表扬她由理想主义所激发的作品，以浑柔的透彻描绘了她所生长的岛屿上的生活；在洞察人类一般问题上，表现的深度与怜悯

1927年

亨利·柏格森，法国哲学家 《创造进化论》

因为他那丰富的且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技巧

1928年

西格里德·温塞特，挪威作家 《新娘—主人—十字架》

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

1929年

托马斯·曼，德国作家 《魔山》

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日益巩固的经典地位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1930年代

1930年

辛克莱·刘易斯，美国作家 《巴比特》

由于他充沛有力、切身和动人的叙述艺术，和他以机智幽默去开创新风格的才华

1931年

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瑞典诗人 《荒原和爱情》

由于他在诗作的艺术价值上，从没有人怀疑过

1932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有产者》

为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 1933年

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俄国作家 《米佳的爱》

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

1934年

路伊吉·皮兰德娄，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 《寻找自我》

他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

1935年

未颁奖

1936年

尤金·奥尼尔，美国剧作家 《天边外》

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

1937年

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小说家 《蒂伯—家》

由于在他的长篇小说《蒂伯一家》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和真实性。这是对人类生活面貌的基本反映

1938年

赛珍珠（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美国作家 《大地》

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

1939年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芬兰作家 《少女西丽亚》

由于他在描绘两样互相影响的东西——他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表现的深刻了解与细腻艺术 1940年代

1940年

未颁奖

1941年

未颁奖

1942年

未颁奖

1943年

未颁奖

1944年

约翰内斯·威廉·扬森，丹麦小说家、诗人 《漫长的旅行》

由于籍著丰富有力的诗意想象，将胸襟广博的求知心和大胆的、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起来

1945年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诗人 《柔情》

她那由强烈感情孕育而成的抒情诗，已经使得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世界渴求理想的象征

1946年

赫尔曼·黑塞，德国作家 《荒原狼》

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1947年

安德烈·纪德，法国作家、评论家 《田园交响曲》

为了他广泛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

1948年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英美诗人、剧作家、批评家 《四个四重奏》

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

1949年

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 《我弥留之际》

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1950年代

1950年

伯特兰·罗素，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哲学—数学—文学》

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

1951年

帕尔·费比安·拉格奎斯特，瑞典诗人、戏剧家、小说家 《大盗巴拉巴》

由于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

1952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作家 《爱的荒漠》

因为他在他的小说中剖析了人生的戏剧，对心灵的深刻观察和紧凑的艺术 1953年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曾任英国首相

《不需要的战争》

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

1954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美国作家 《老人与海》

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

1955年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作家 《渔家女》

为了他在作品中所流露的生动、史诗般的力量，使冰岛原已十分优秀的叙述文学技巧更加瑰丽多姿

1956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诗人 《悲哀的咏叹调》

由于他的西班牙抒情诗，成了高度精神和纯粹艺术的最佳典范

1957年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 《局外人·鼠疫》

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1958年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俄罗斯诗人、小说家 《日瓦戈医生》

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他都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

1959年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意大利诗人 《水与土》

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1960年代

1960年

圣琼·佩斯，法国诗人 《蓝色恋歌》

由于他高超的飞越与丰盈的想像，表达了一种关于目前这个时代之富于意象的沉思

1961年

伊沃·安德里奇，南斯拉夫小说家 《桥·小姐》

由于他作品中史诗般的力量——他藉著它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并描绘人的命运

1962年

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作家 《人鼠之间》

通过现实主义的、寓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观察

1963年

乔治·塞菲里斯，希腊诗人 《“画眉鸟”号 》

他的卓越的抒情诗作，是对希腊文化的深刻感受的产物

1964年

让·保尔·萨特，法国哲学家、作家 《苍蝇》

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

1965年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苏联作家 《静静的顿河》

由于这位作家在那部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他籍这两者在那部小说里描绘了俄罗斯民族生活之某一历史层面 1966年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作家 《行为之书》

他的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

奈莉·萨克斯，瑞典诗人 《逃亡》

因为她杰出的抒情与戏剧作品，以感人的力量阐述了以色列的命运

1967年

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诗人、小说家 《玉米人》

因为他的作品落实于自己的民族色彩和印第安传统，而显得鲜明生动

1968年

川端康成，日本小说家 《雪国·千羽鹤·古都》

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1969年

塞缪尔·贝克特，法国作家 《等待戈多》

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1970年代

1970年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作家 《癌病房》

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籍著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1971年

巴勃鲁·聂鲁达，智利诗人 《情诗·哀诗·赞诗》

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1972年

亨利希·伯尔，德国作家 《女士及众生相》

为了表扬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1973年

帕特里克·怀特，澳大利亚小说家、剧作家 《风暴眼》

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1974年

埃温特·约翰逊，瑞典作家 《乌洛夫的故事》

以自由为目的，而致力于历史的、现代的广阔观点之叙述艺术

哈里·埃德蒙·马丁逊，瑞典诗人 《露珠里的世界》

他的作品透过一滴露珠反映出整个世界

1975年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意大利诗人 《生活之恶》

由于他杰出的诗歌拥有伟大的艺术性，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诠释了人类的价值

1976年

索尔·贝娄，美国作家 《赫索格》

由于他的作品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敏锐透视

1977年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西班牙诗人 《天堂的影子》

他的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吸取了现在流派的风格，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

1978年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国作家 《魔术师·原野王》

他的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这种既扎根于波兰人的文化传统，又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 1979年

奥德修斯·埃里蒂斯，希腊诗人 《英雄挽歌》

他的诗，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在认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 1980年代

1980年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 《拆散的笔记簿》

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 1981年

埃利亚斯·卡内蒂，英国德语作家《迷茫》

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

1982年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记者、作家 《百年孤独》

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像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

1983年

威廉·戈尔丁，英国作家 《蝇王·金字塔》

1984年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捷克诗人 《紫罗兰》

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多才多艺的渴求解放的形象

1985年

克洛德·西蒙，法国小说家《弗兰德公路·农事诗》

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1986年

沃莱·索因卡，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雄狮与宝石》

他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

1987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苏裔美籍诗人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或是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及浓郁的诗意 1988年

纳吉布·马哈富兹，埃及作家 《街魂》

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

1989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小说家 《为亡灵弹奏》

带有浓郁情感的丰富而精简的描写，对人类弱点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 1990年代

1990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诗人 《太阳石》

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 1991年

内丁·戈迪默，南非作家 《七月的人民》

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

1992年

德里克·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诗人 《西印度群岛》

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是其献身多种文化的结果

1993年

托尼·莫里森，美国作家

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

1994年

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

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1995年

希尼，爱尔兰诗人

由于其作品洋溢着抒情之美,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

1996年

希姆博尔斯卡，波兰诗人

由于其在诗歌艺术中警辟精妙的反讽，挖掘出了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

1997年

达里奥·福，意大利讽刺剧作家

其在鞭笞权威，褒扬被蹂躏者可贵的人格品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与中世纪《弄臣》一书相媲美

1998年

若泽·萨拉马戈，葡萄牙记者、作家

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1999年

君特·格拉斯，德国作家《铁皮鼓哈里》

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

2000年代 2000年

高行健，法籍华人。剧作家、小说家 《灵山》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2001年

维·苏·奈保尔，印度裔英国作家 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2002年

凯尔泰斯·伊姆雷，匈牙利作家

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2003年

库切，南非作家

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2004年

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兼诗人

《Lisas Schatten》、《我们是诱饵，宝贝》（《We Are Decoys, Baby》）、《斑比乐园》（Bambiland）

她用超凡的语言以及在小说中表现出的音乐动感，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事情，她接受瑞典电台访问时表示对于获奖感到意外和荣幸，但她说她的健康情况使她不能亲身前赴斯德哥尔摩领奖；她说：“这次我不能走到群众中间。”她又说她不认为这个奖值得令奥地利引以为傲

第五篇：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县际竞争与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

摘要：张五常提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激烈的县际竞争促使市场经济价格体制的建立，能有效避免租值消散。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希望可以在“十二五”规划的背景下，探寻西部经济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县际竞争约束竞争合约成渝经济区

中国经济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几乎处于相同的步调，理论引导着改革实践，而实践又不断为理论注入新鲜血液。张五常是为中国改革引入科斯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产权、合约理论与科斯一脉相承，在经济改革的潮流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要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待成渝经济区的问题，必须先从《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相关概念、理论说起。

一、县际竞争与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理位置邻近的县级行政区政府围绕改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非流动经济要素、吸引资本、劳动等可流动经济要素而展开的竞争，培育要素在当地的“根系”，使之扎根当地，其目的是通过吸引资本、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以及争取上级特殊政策以尽可能提高本行政区居 民的福利和人均收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县际竞争双方处于不同承包合约的同一层次，这种合约安排使县际竞争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县级行政区的界限、竞争激烈等

所谓“县际”，也就规定了这种竞争的界限是县级行政区，县际竞争不是简单的区域竞争，原因在于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在农业、工业、房地产等经济层面都是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可以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镇、省而是在县，从土地的使用权对经济的作用来看，县际竞争比一般情况的地区政府竞争更有现实意义。

“竞争”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阿尔钦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每个经济人都在极力使用稀缺资源来满足需要，如果竞争是无序的、混乱的，那么会产生租值消散，消散的租值其实就是实施不完善制度而产生的制度费用。产权界定是保障竞争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从约束竞争的角度来说，产权界定下的权利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一组合约，称为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最激烈。因为县级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大。而且，在同一个省或市政府辖区内，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地域的边界、权力的边界均比较清楚、所拥有的条件也比较清楚），县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绩考核中，排名靠前的县，其主要领导可以进入到高一级政府党政班子的常委）、县财政的松紧、县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招商引资提成、经济发展奖励）等都与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县级政府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的特征。

二、成渝经济区现状分析

2009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编制工作会，会议初步商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将涵盖四川的15个市和重庆的31个区县，总面积是20.61万平方公里，人口9840.7万，GDP总量1.58万亿元。其中重庆除了一小时经济圈的23

个区县外，还有渝东北的万州、梁平、丰都、开县、垫江、忠县、云阳和渝东南的石柱八个被纳入了成渝经济区，整个成渝经济区涉及的重庆幅员面积是1.15万，占37.56%，占重庆人口2380万，占重庆总人口的62.5%。

成渝经济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具有自然条件优势，长江及其支流贯穿整个经济区直接带来交通优势，另外劳动力资源丰富、幅员广阔、西部科学技术中心等优势也让经济区具备了发展成为增长极的可能条件，“十二五”规划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渝经济区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具有领跑者的地位，无论从经济区自身优势条件还是外部经济环境来说，在这样的机遇下，成渝经济区极有可能成为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领力量。

成渝经济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两个经济中心构成的双核经济区，而且成都和重庆在行政单位上来说处于不同地位，重庆直接受制于中央而成都则属于四川省政府的管理范围，正是这些独特又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成都和重庆是相同经济区内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中心，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没有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实际上确实也很少），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恶性竞争是可能存在的，比如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那么如何规范这种竞争？怎样安排制度来约束竞争呢？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以资产界定的权利，也就是私有权，对成都和重庆两个独立个体来说，私有权的界定是清晰的，这种界定以行政界限为基础；第二、以等级界定的权利，虽然二者的行政等级不一样，但是不存在谁附属于谁的问题，所以没有经济单位等级的高低之分；第三、通过法例管制，这类权利结构的主体是中央政府；第四、受风俗或宗教约束，对成都和重庆来说，这类权利结构的比重很小。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作为独立的两个个体来说，成都和重庆拥有各自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私有权，但是作为成渝经济区，二者却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主体，是否需要重新界定产权呢？就目前来看，经济区内要素没有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资本，在政府之间的竞争下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有第三方作为经济区的要素所有者，成都和重庆维持一定的产权也许可以解决要素流动的部分问题，中央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次，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之以非政府组织（NGO）和普通民众。一旦政府转变为竞争的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县际竞争同样如此，因为县级政府的职能从监管经济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此时的外部性问题需要另外的监督者，也就是中央政府，所以在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中会特别强调中央扮演的协调作用，真实目的就是减少负的外部性。

三、基于宁波地区实践的相关建议 宁波经济近几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与县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分不开的。宁波实行市管县体制，下辖6区5县（市）。2007年宁波县域面积、县域人口和县域GDP分别占全市的72.7%、61.3%、56.3%，县域经济在宁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宁波地区也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在县际竞争路径与制度选择的探寻中，提出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职能运行机制；缩小政府规模，强化县乡体制改革，精县、简乡、强村；实施合理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等建议，从而提升制度竞争力。可以看出宁波地区对发展县际竞争，更多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另外弱化县的行政职能加强市场职能，突出区域合作。

成渝经济区的县际竞争要复杂一些，而且较宁波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低一些，然而县际竞争的问题却类似，在参考宁波地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弱化成都和重庆的行政地位。同一个经济区内的县可能属于不同的省份，如果过于强调政府的地位，在政府作为竞争者的寻租过程中，经济发展策略难以统一，经济区内部仍然处于市场分割状态，那么县际竞争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外部效应。

其次，加强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央作为第三方监督者可以有效减少外部性问题，而且川、渝对于中央来说处于相同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中，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区有权威领导，经济区的发展需要政策协调。

最后，通过成都、重庆两极之间地区的县际竞争，加强“轴”的经济地位，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点——轴——区”发展模式。

县际竞争发展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快速发展成渝经济区的浪潮中，县际竞争更能体现作用，不过，推陈出新是必要的，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强调竞争的同时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关职能改进，从而促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

注释：

1、《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张五常，中信出版社，第144

页第二段

参考文献：

《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年10月第1版，中信出版社；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现状及成渝经济区发展远景——基于“十一五”时期区域发展的回顾》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

《成渝经济区地方政府合作探析》余长惠，[A],1674-3652（2010）02-0118-04； 《四川“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十二五”规划座谈会上的发言》林凌，[A], 1006—012X(2010)—06—0005(05)；

《宁波地区县际竞争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范廷国、朱国军，[A]

《关于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思考》何雄浪、杨继瑞，[A]，1671-5365(2010)02-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