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反思与启示

第一篇：当前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反思与启示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3次年会

当前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反思与启示

简新华

内容提要：当前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面临挑战，提供了一个反思和发展现有经济学的难得机遇。研究和反思这次危机，可以给我们四大方面的经济学启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困境与扬弃、凯恩斯主义的失误与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否定与回归、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创新。

关键词：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作者：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

2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理论往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演进，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突出问题的时期，经济理论往往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出现经济学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出现了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暴露、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革命风潮兴起的时候，发生了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诞生了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产生了以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危机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试图改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西方国家前所未有的“滞胀并发症”发生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又出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强调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所谓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缺陷充分暴露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兴起改革的浪潮，有的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并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化改革并创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当前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挫折，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面临挑战，提供了一个反思和发展现有经济学的难得机遇。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现在都在分析研究当前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根源何在、应该怎样应对、前景如何、证明了什么经济理论、证伪了什么经济理论等问题，但是争论激烈、分歧严重。

有的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宣告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不得不再次大规模地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也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美国政府提供担保、支持房贷、鼓励住房消费、刺激房地产业发展、实

行错误的国家干预造成的恶果，不仅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物，相反是没有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物，应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只有完全遵循经济自由主义，才能避免和更有效地克服危机，亚当·斯密仍将“笑

①到最后”；还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这正是现在西方国家马克思的《资本论》销量大增的原因；另有人认为，这场危机既不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也不是国家干预主义引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罪魁祸首，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寅吃卯粮”的过度消费模式、银行家的贪婪、掠夺性的投机、金融创新的过度、虚拟经济的膨胀、政府监管的缺失、以美元为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只要克服这些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就能战胜危机，美

②国式资本主义不会寿终正寝；也有人认为，美国政府以巨资救市、以“华尔街

国有化”拯救危机，宣告“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讽刺美国是要像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样，搞“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美国应改名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③；美国和西欧甚至还有人提出“过度储蓄”危机论，认为是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低利率，引起美国借贷消费，造成了这场危机④。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显然，正确地对这次危机进行经济学反思和研究，将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必将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我认为，反思这次危机，可以给我们四大方面的经济学启示。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困境与扬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使西方经济运行的单一市场机制发生变化，渗入了政府集中管理和计划调节的因素，缓解了西方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促进了西方经济战后二十年“黄金时期”的出现，凯恩斯被西方称之为“战后繁荣之父”。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西方国家前所未有的“滞胀并发症”发生，凯恩斯主义失灵，这说明“凯恩斯革命”并没有找到西方经济的最佳运行机制，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又出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强调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所谓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被作为拉美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改革的“样板”。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并没有给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协调稳定的增长和持续的繁荣，明晰的私有化产权、所谓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能够防止大银行、大公司的严重亏损和破产倒闭，相反，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放弃必要的监管是危机发生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美国模式不仅不是十分完美，反而是存在严重缺陷。这次危机使复兴的经济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困境，将失去统治地位，会被扬弃，但不太可能受到完全否定。因为，市场机制毕竟还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充分肯定市场经济的作用有正确的一面，其错误主要在于走向了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万能、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完全反对国家干预。①

②（英）欧鲁克：《亚当·斯密笑到最后》，《经济学消息报》2009年3月13日。（美）沈钧：《美国式资本主义会不会寿终正寝？》，《华盛顿观察》专稿，载《经济学消息报》2009年3月13日。

③ 何洪泽等：《世界质疑美国式资本主义》，《环球时报》2008年10月7日。

④ 陆乐、万艳：《格林斯潘抹黑中国高储蓄率》，《环球时报》2009年3月13日。

不过，也有人提出，“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到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①只有“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完全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能真正战胜这次危机和避免危机再次发生。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的确，美国政府经济干预政策的失误也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为牟取暴利，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把垃圾债券打包成优质证券大量推销，吹起虚拟经济的泡沫；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不顾诚信，闭眼评级，把隐藏巨大风险的90％的次贷和衍生品评为3A——最高级，连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穆迪的高管都羞愧地承认“我们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②难道这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贪婪本性的结果，而是什么凯恩斯主义的产物吗？美国政府和国会、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对上述行为放任不管、听之任之，资本的贪婪得不到有效的限制，结果泛滥成灾；美国公众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靠借债消费，美国能够长期维持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难道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的霸权地位无关，也能说成是国家干预的恶果吗？美国政府提供担保、支持次贷、鼓励住房消费、刺激房地产业发展，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但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根本的原因不就是美国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住房消费的需求，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才采用支持次贷的方式以扩大市场需求的吗！美国劳动者的收入又为什么不足呢？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的产物，还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吗？即使是从国家干预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的错误也不是不该干预，而是不该干预的干预了，该干预的却没有干预，这一点下面还将说明。

经济学研究应该克服自身利益的局限性，力求客观、全面、公正、实事求是，尽量避免偏激、固执、片面、迷信。

二、凯恩斯主义的失误与复兴

自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复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所谓主流经济学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遭否定，失去主导地位，但这次危机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实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用巨额财政资金和货币发行救市、救亏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三大汽车公司等大企业，甚至不惜将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股份国有化。这次危机标志着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失势，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复兴。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只可能求助于凯恩斯主义来摆脱危机的困境③。

完全靠凯恩斯主义能挽救这次危机吗？能否防止以后再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呢？应该说，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可以缓解危机，但不可能完全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且国家干预还必须正确合理才能缓解危机。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复兴之后，西方国家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只是国家干预大大减少了。除了新自由主义、放弃必要的监管之外，错误的国家干预也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直接原因。这不是要不要、该不该实行国家干预的问①

②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17日。黄晓闵等：《世界抨击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1日。

③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也有人主张完全取消国家干预、彻底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让市场自发调节、“无为而治”。我认为，如果照此主张办理，其结果只能是大批破产、大量失业、持续衰退、许多家庭衣食无着、更多人自杀、流浪汉大增、天下大乱！大概没有那个国家、那个政府愿意或者敢于试一试。可能只有信奉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才不害怕这种后果。

题，而是如何进行合理的国家干预的问题。不是不该实行国家干预，而是国家干预的目标、方法有缺陷。是该干预的没有干预，比如对次贷膨胀、衍生品泛滥、金融创新过度等放弃必要的监管，放任贫富两极分化；不该干预的却干预了，比如政府支持建立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信用担保，鼓励次贷，人为扩大房地产需求，刺激房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这次危机再一次证明，市场并非万能，自由放任行不通，凯恩斯主义不可能被“彻底埋葬”，国家干预不可缺少而且必须合理。无论是单靠凯恩斯主义，还是仅靠新自由主义，都不可能非常成功地克服这次危机，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或防止以后再发生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还有可能再发生。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否定与回归

20世纪80年代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缺陷充分暴露，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兴起经济改革的浪潮，特别是90年代，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全盘西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遭受严重挫折，西方有学者欢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中国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先是提出要用凯恩斯的《通论》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又认为应该以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再次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过时，还是科学的经济学，连西方国家的人们都再次拿起马克思的《资本论》，寻求危机的答案。这次危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再次凸显，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被否定到回归的重要标志。

对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存在多种不同的分析和看法，无论是认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政府错误干预的结果，还是把起因归结为长期低储蓄高消费、银行家的贪婪、掠夺性的投机、金融创新的过度、虚拟经济的膨胀、信用评级机构的失信、监管的缺失、美元的霸权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等，都只是浅层次的现象分析，还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本质分析，也没有揭示出这次危机深刻的根源。至于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中国等国家的“过度储蓄”助长超低利率、导致美国过度消费而引起的看法，更是无稽之谈。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长期存在，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怎么能说美国的高消费是中国的高储蓄引起的呢！以至持这一观点的美国前财政部部长鲍尔森本人，也在发表这一言论之后又迅速提出一份特别声明，声称英国《金融时报》误解了他的谈话。①

针对这些看法，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提出，这场危机“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危机的征象”，“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这场危机的根本、深层原因。”②我认为这种观点非常正确，决不是牵强附会，更不是什么教条主义、僵化、保守、迷信。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的剥削和贪婪本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走向消亡的趋势等并没有过时，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且结合新时代、新情况、新特点，才能真正揭示这次危机的深刻根源。

这次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生产过①

②王小林：《保尔森说<金融时报>误解了他的谈话》，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2月5日。吴宣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期。

剩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这次危机的生产过剩出现新特点，不仅是物质生产或实物经济的过剩，而是首先表现为金融产品（服务产品）或虚拟经济的过剩。在当代经济虚拟化、服务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生产过剩已不仅是物质生产、实体经济的过剩，如房地产、汽车的过剩，而且是虚拟经济、服务行业特别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行业的过剩。这次美国的危机，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金融危机、金融产品过剩贬值、金融机构亏损倒闭、虚拟经济泡沫破灭。

资本的剥削和贪婪本质在这次危机中再次充分暴露出来，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及其派生的两个矛盾，即微观生产的组织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在美国拥有巨大生产力的情况下，由于收入的高低悬殊、两极分化、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美国公众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了扩大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采用了次贷的方式，这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的具体体现吗！只不过，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全世界，出现了全球化的新特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或生产的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世界经济的不协调性的矛盾、世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世界人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要求建立世界性的机构组织协调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机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还起不到合理组织协调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作用，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政，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还受到少数个别国家操纵控制，特别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国际金融对美国最为有利，可以大量借债、保持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这正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世界性的生产过剩。

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与其相适应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也充分显现，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被全盘否定，中国则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初步形成了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创立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基石的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模式的优点凸现，更加引起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效。

如前所述，有人认为，美国政府以巨资救市、以“华尔街国有化”拯救危机，宣告“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讽刺美国是要像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样，搞“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美国应改名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这种说法一半是实话，另一半是笑话！的确，这次危机宣告了“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但美国政府采取的救市政策，只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措施，不是要搞什么“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凯恩斯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只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克服危机。当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共性，值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考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还不成熟、不完善，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为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的不足、需要解决的问题、吸收危机发生的经验教训。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危机或剧烈的周期波动的发生，怎样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有购买力需求增加、内需与出口、消费与积累（储蓄）、消费与投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等相互关系，如何真正避免收入高低悬殊、贫富两极分化，怎样促进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形成，如何应对西方国家或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深入探讨，寻找正确有效的对策。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利用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机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精华，总结东西方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科学完整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完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失误到变革、振兴的历史使命。

第二篇：当前经济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比较

当前经济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比较

当人们提到“经济危机”这个词，人们都会想起一幅图片，那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纽约华尔街头排着长龙的失业工人队伍。我们觉得经济危机应该是很剧烈很恐怖的事情，可如今0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却并不突然，它就是一步一步的逼近我们，叩响了经济的大门，美国的次债危机是它的前兆。直至今日，我们对这次危机的讨论仍在继续，这场危机为什么会爆发，究竟会持续多久，它对我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它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危机有什么异同？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谈谈自己对这次危机的看法。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的比较

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经济危机，其中心是美国，是由次贷危机引起来的。因此要理解当前的经济危机，就要说明美国的经济情况。

自上世纪70年代“牙买加体系”确立以来，世界各国货币一直保持与美元松散的联系。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国就利用发钞国的地位，大量发行美元，而世界各国为了得到美元，就不断的在贸易上对美国存在顺差。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美国采用高利率，使各国不断的寻求美元，使美国的外债越来越多。这就像是高息揽储一样，借债发钱，这就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基础。

而这次次债危机，是由于美国房产的泡沫引起的。房地产在炒作中不断升温，许多穷人没有钱买楼，美国银行就放宽货款的条件，又创新出一个金融产品——次级贷款，当经济泡沫没有破灭时，它是发财的一条门路。但泡沫总是有破灭的时候，当房地产价格下跌时，一些人无力还货，银行收不回货款，就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这就是次贷危机。

银行收不回货款就回收房产，进行拍卖，这样更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例如100万元的房子只值10万元，这样银行的资金也发生了危机，这就是危机的第二个阶段。所以一些大的银行也开始倒闭。

美国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只有注资给银行，这就要发行更多的美元，造成美元贬值。美元贬值造成石油、粮食涨价，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就造成世界的经济危机。美元的信誉受创，世界各国就不再相信美元，更进一步抛售美元，动摇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地位。这就会出现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是危机的第三个阶段。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是全球资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技术重新配置下的增长，发达国家因资本流出而滥发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因资本流入生产效率提高，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产能过剩型增长。在全球资本技术流动推动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依赖消费滥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依赖对发达国家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这样长期发展的后果导致全球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调：发达国家过度消费与发展中国家过度投资导致全球稀缺资源紧缺，能源与贵金属资源供给的紧缺导致全球需求旺盛并推动了全球物价上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消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度投资导致全球金融体系信用扩张过度，流动性超级泛滥。全球流动性泛滥为全球金融体系融资金融创新工具提供了广阔平台，金融工具的创新反过来为全球流动性跨域快速流动创造了条件。随着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开放，在不平衡全球贸易结构推动下，全球流动性以合法或非法形式进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造成发展中国家流动性超常泛滥，发展中国家先后陷入了通胀陷阱。在全球流动性超级泛滥的世界经济境况下，资产价格上升助长了全球需求结构变异，投资投机需求主导了市场需求，套利流动性替代消费需求流动性，在套利流动性催动下，资产价格无限推高，同时，超级流动性制造的通胀压力导致消费剩余进行保值投资，全球经济陷入了追求资产价格疯狂飙升的盲目时代。在套利流动性与保值流动性双重推动下，资产价格单边浮升，全球融资体系无限开放，融资体系的盲目乐观，全球流动性陷入了恶性循环，融资扩张——资产增值——融资再扩张-——资产再增值。

当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导致消费剩余进行保值性投资时，消费需求大为削弱。消费需求下降，融资体系信用扩张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借贷信用伴随着消费能力降低而降低。当偿贷能力影响到基本生活消费时，借贷承诺的价值已毫无意义，还贷能力与意愿消失了，普遍信用违约迫使信贷信用紧缩。

在金融体系融资工具与产品不断创新的全球化时代，一切金融创新产品的基础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借贷信用体系。借贷信用体系遭遇破坏，信用紧缩。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缺，金融创新产品的贬值伴随着流动性紧缩同步出现，贬值效应引起市场心理崩溃。

金融创新产品缩水贬值，流动性紧缺直接影响到传统融资产品股票债券贬值缩水。这样，全球金融融资体系就会陷入流动性紧缺的崩溃境地。金融融资体系崩溃，实体经济应声崩溃，生产、供应、消费因流动性缺如而停滞，世界性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我们再来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二三十年代的危机主要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是蒸蒸日上，但是这种生产是不顾需求的盲目生产，生产大大高出了消费。这就早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商店里产品丰富，但是那些都是资本家的和有钱人的。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剥削关系没有的到任何缓和，劳动人民还是贫困如初。工人工资增长跟不上工商业利润，社会购买力下降，消费力减弱。这些无法销售的东西，最后被资本家扔掉或是倒掉，就形成了很荒唐的局面，一面是劳动人民吃不饱肚子，另一面是大量的牛奶等物品被倒掉。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同劳动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因市过度发展与赊购消费发展，这种矛盾在股市的崩溃的推动下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因其影响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破坏性特别大，所以也称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二、危机将持续多久

二十世纪30年代由美国的“黑色星期四”引发的世界行经济危机曾一直持续到中叶，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但持续时间一般较短，而且各地区也往往因社会条件差异而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

当前我们对此次危机的持续时间也在进行预测，但很少看到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详尽的预测，因为市场 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忽略一点点就会使具体的数据失去意义。然而，近来看见网上有关于此次危机持续时间预测的调查问卷，看到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将持续2年以上或更长时间，充分反映了投资者信心不足的状况，我认为，如果措施得当实施有力，市场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后，此次危机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应该会顺利的度过。

三、两次危机影响的比较

（一）范围的广阔性

当前经济危机无疑具有世界性，全球经济一体化把各国家、地区都卷入其中，相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眼下的危机则是世界范围的萧条，波及范围是特别特别广，只不过各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早在9月份就称美陷严重金融危机，将诱发全球动荡。现实的却证明了他这一说法。

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危机加剧、不良抵押贷款剧增，规模惊人的衍生品市场急剧放大了这场格林斯潘

口中“百年一遇”的危机。时至今日，危机还在蔓延。

（二）最终诱发因素的共同性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黑色星期四”为导火索，股市的崩溃最终引发了经济危机的总爆发。消费信贷的过度发展、股市的虚假繁荣、政府监管的松懈以及投资者的“贪婪”等因素是这两次经济危机共同的诱发因素，也许这并非最主要的原因，但它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向世界范围的波及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衍生工具最终酿成大祸。

（三）破坏作用的巨大性

经济危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显而易见，大量工人的失业、工厂的倒闭使各国经济走向萧条。现在的媒体、报纸基本上都有报道各地有多少家工厂倒闭，多少工人失业以及政府如何采取有力措施的，由此可见，经济危机已经并再进一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状况。各国现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救市”，加强国际合作，对此危机的重视程度也能反映它的破坏作用。

四、总结与思考

尽管现美联储主席贝南克近日表示：“30年代大萧条与目前经济危机不具有可比性”，我们仍然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如有些媒体报道华尔街的贪婪无度以及政府对金融创新监管的过度宽松，才是导致这次全球危机的真正原因，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但它却和当年的大萧条似乎是惊人的相似。当然有些因素是全球化的今日才出现的，比如金融工具的创新、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过度投资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能过剩，都对此次危机的产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我认为，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就是信心，国家如果没有拯救危机的信心，只能任凭危机蔓延，而机构和个人如果没有投资信心，任国家怎么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也不会真正起到作用。“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挫折，只要我们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把它控制到一定的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前途总会是光明的。正如格林斯潘在他的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灵活的金融经济体系，我们本来就能接受它的动荡和极端，不过前提是不能有高失业率或经济风暴。当我们进入21世纪，动荡或许是维持世界经济保持高增长性的必要条件。”读读格林斯潘在自传书名中的这段解释，回味深长。

第三篇：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周业安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 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 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 ；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1.特别感谢唐寿宁博士对本文所作的指导和建议；本文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发表，感谢景跃进教授的支持；感谢武京闽主编的审阅和谅解。

2.参见Coas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C.Menard(ed.),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P3.3.[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2-353页。

4.[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8页。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 9。

5.参见科斯（1993）的系列论文。

6.科斯对模型前提条件的看法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方法论观点有根本差别，后者认为前提条件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不过，林毅夫（2001）最近也强调，模型的前提条件不能太过偏离显示，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7.张五常在他的这本博士论文中，通过平均成本向边际成本转换的技术处理，使得科斯的理论得以在台湾农地契约的演化中得到检验。

8.关于可证伪对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参见布劳格（1980）。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 A.and R.Hira, 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9.案例研究近年来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重视，前期成果已经被马斯滕汇编成一本文集，参见马斯滕（Masten，1996）。

10.更详细的分类参见Williamson（2000）和周业安（2001）。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 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11.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也作一些经验实证，但这种实证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实证很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分析则侧重于案例研究，从故事叙述中揭示原理。12.主流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试图得到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另一层就是这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时基本上采用主流的新制度分析方法和思路。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 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 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13.关于布坎南的这些观点的深入讨论参见唐寿宁（1999）的立宪经济学的综述和制度经济学演进的回顾。

14.就是威克塞尔，参见布坎南对自己思想演变的介绍（布坎南等，1999）。15.关于哈耶克的知识论的形成及相关的争论，参见帕普克（2001）。

16.哈耶克实际上说，知识的分散化是建立在知识的个性化基础上的，所以标准化的计划机制无法协调这些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代理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 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知识，只有市场可以做到（Hayek, 1945）。

17.相关论文参见梅纳德（Menard, 2000）编的论文集。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 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18.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各种分支的讨论参见笔者今年的工作论文。19.关于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综述参见笔者过去的几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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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2001，”新制度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第四篇：当前中国与世界经济形势

当前中国与世界经济形势

【摘要】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我们应正确判断和把握经济形势，看到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优势，增强战胜挑战、克服困难的信心，不断提高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现状 影响 政策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全球经济复苏至今已3年，但复苏步伐依然沉重。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动荡时期。近两年，随着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财政状况窘迫。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稳定经济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对当前世界经济现状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预判未来趋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走势和影响是我们分析和解决目前和未来经济问题的前提。只有正确判断和把握经济形势，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水平。

一、中国与世界经济现状

1）世界经济现状

2010年，世界经济在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复苏势头较为强劲。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赤字、债务、产能过剩、通胀、资本流动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进一步分化。

同时，全球流动性泛滥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伴随着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全球股市会出现分化。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显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缺乏信心。同时，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不仅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增加了资产泡沫。

2）中国经济现状

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走向二次低底，经济危机的持续即调节恢复期一般是3-5年，而我们当前正处于危机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是消化库存，平复心态，等待产业升级或变革的时期。而要走出危机最主要的是需要产业变革或升级。当前2012年应该是危机末期，目前从各种经济数据来看国内商品库存依然严重，房地产悬而未跌，外贸出口正在减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等现象。

1、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2012年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2年，我国将发生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由中低收入组进入中高收入组;二是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

2、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看，2008年、2009年发放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集中到期,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应当值得关注。

3、货币金融环境处于较快变化中，2009年开始我们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是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下调，贷款的增长不断加快。

4、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过程中（1）要保证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供给。2）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合理，要和整个稳定增长的目标结合起来。一要保证企业必须的经营资金需要；二要对于合理的买房需求，在信贷政策上加大支持。

二、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因素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将成为一种常态，2013年增速与2012年基本持平或轻幅上扬，但仍然存在着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一，欧洲债务危机仍旧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尽管危机整体上维持在可控水平，但不排除个别重债国债务危机恶化，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政治、社会问题，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经济，并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第二，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释放流动性的规模、速度和波及面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仍旧是制约贸易健康增长的因素之一。全球复苏动力不足，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针对国有企业的所谓“竞争中立框架”的推行，均会催生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大宗商品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国能源产出的增长态势和伊朗核危机的走势是影响全球能源供给的两大基本变量。未来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意味着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需求总体稳定，但其价格波动幅度还取决于流动性的数量和流向。

第五，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前景值得关注。

第六，地区安全危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

(一)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美、欧、日经济减速,可能对我国的外需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慢可能会加大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三)国际市场能源资源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继续走高会加大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四)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继续贬值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中国的经济应对政策

只要外部环境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中国必须增强经济改革的“定力”，牢牢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谋求较长时期的优良环境。针对世界经济走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变化趋势，提高政策主动性、前瞻性和灵活性，制定长短结合的对策：

（一）短期内：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动向，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

二是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监控。

三是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应客观全面评估全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并区别债务类型，建立债务风险防控体系；同时，为地方政府找到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渠道。

四是防范短期金融风险。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需要过虑，但是也需要对部分过度创新的金融产品加强监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二）中长期：继续深入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1.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从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纾困措施看，我们必须找到国内经济的风险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中长期经济发展营造和谐、宽松的环境：一是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应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创新消费金融和科技金融模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创业环境；同时设计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提高就业弹性。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以来，银行信贷、尤其是大银行信贷主要服务大客户，中小银行和其他信贷工具主要服务中小客户。三是加大科技创新。

2.继续扩大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步伐，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无论是环境保护、公共安全还是经济社会稳定，都是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全球齐心协力来维护和治理。应树立积极主动心态，创造更多有利时机制定对中国有利的规则。一方面，通过各种国际场合和对话机制表达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诉求，争取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应广泛团结和联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经济体正确对待宽松货币政策给其他国家造成的负外部影响，并承担起保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共同责任。同时，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在 G20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等多种国际场合提出有效的全球治理规则，争取占领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另一方面，继续强化多边主渠道，同时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一直旗帜鲜明地将多边作为表达诉求的主渠道，推动构建有利于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投资规则、减少跨国投资的政治障碍，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也是对全球负责任。

第五篇：金科世界城质量事故反思

“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市场”

-----关于金科世界城质量事故的反思

2013年6月6日，金科世界城项目3#公配2#变压器配电母线槽在高压通电时，母线槽母排C相与变压器外壳发生拉弧事故。母线槽及变压器外壳出现部分烧糊现象。由于高压柜有完善的保护措施，直接跳闸保护，未造成其他设备损坏。事故发生后，各相关部门紧急召开分析会：事故直接原因是由于变压器外壳现场开孔尺寸位置不合理，母线紧固后出现牵引位置偏移，与原测量位偏差较大，母线槽与顶盖开孔距离过近。安装完毕通电前，现场技术人员责任心不强，未到柜顶检查安全距离，导致通电时，相间对地短路造成拉弧事故。找到事故原因后随即在第二天进行了整改工作，并在6月8日完成了二次通电。在目前经济环境持续低迷，制造型企业生存条件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公司获取的每一笔订单和项目都是很艰难的，本次事故虽未造成较大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在供电系统和用户心目中对华洋电器的产品质量和公司形象上产生造成很坏的影响。任何产品都要经受市场无情的考验。“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市场”，只有用合格的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有可能不断的扩大市场的份额，创造出更好的效益。

企业的市场竞争从本质上讲是企业形象的竞争。而企业形象的竞争，主要是质量形象的竞争。质量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华洋电器二十年来致力于来通过产品质量来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我们引进德国通快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制造的成套设备是重庆市的名牌产品，在用户中树立了良好的产品形象。用户购物，认货不认人，但到了一定程度，用户又注重认人，而这个人就是企业。用户从认货不认人发展到认货先认人，其纽带就是质量。公司注重创名牌，有了名牌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能求得企业的发展壮大。名牌的基础就是过硬的产品质量，就是领先一步的设计理念。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大型项目、高端配电设备领域、在市政重点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赢得用户好评、社会认可，从而为公司在其他市场领域争取了订单、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市场份额。

产品进入市场就面临着竞争，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产品质量是企业的核心，产品质量决定企业是否占据市场的决定要素。要保证产品质量首先要增强全员的质量意识。海尔集团把一批不合格的产品当众全部砸掉，而且由生产这些产品的员工亲自来砸。结果，就是一柄大锤，伴随着那阵阵巨响，真正砸醒了员工的质量意识！一柄大

锤砸出了一个世界名牌。而三鹿奶业缺乏质量意识，一个曾经与蒙牛、伊利并驾齐驱的企业，居然以破产的结局收场，实在令人惋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与舟同样可以用来比喻质量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是舟，质量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海尔与三鹿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提高产品质量不是一个人，一个车间，一个部门的事，而是一项从领导到基层、全员参与综合性的系统工作，它需要全员联合行动，成熟的设计方案是龙头，科学的生产工艺、先进的生产流程和设备，满足设计需求的原材料以及高素质的员工是产品质量的可靠保证。要使企业的产品质量上水平、上档次，就必须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流程不断创新，建立符合企业特点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使生产中的每个环节、每个工序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使产品从立项到合同评审、设计、原料采购、过程控制等多个环节的全过程处于受控状态，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品质才能保证。实现精益生产，实现产品质量零缺陷，坚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不接受不良品”的三不原则，是保证品质“零缺陷”的基础。

品质是制造出来的，高质量的产品是高质量的团队制造出来的，高质量的团队是管理出来的。产品品质主要由工作质量决定，即工作的准确率是产品合格率的保证。员工质量意识强、技术娴熟、认真负责、爱岗敬业、爱厂如家，是制造优质产品的基础。只有高素质的员工，才会将工作视为一种快乐、一种责任，视产品质量为生命、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具有“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整体观念。一个技艺较差、责任心不强、不思进取的员工，可能会因为缺乏责任心而对工作漫不经心，导致产品质量低劣。知识和技能水平是可以充实和提高的，但是，工作不负责任、马马虎虎却是态度问题。这就要求全体员工都要以主人翁的姿态认认真真地对待工作。

我们应该正视此次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以此为教训，在加强质量管理的同时更要加强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提高工作质量、管理水平，要有质量责任意识，执行标准，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控制好每道工序的工作质量。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只有具备了超强的品质意识，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执着追求，才能把华洋电器的产品做好，把华洋电器的产品形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华洋电器这艘巨轮才能在惊涛骇浪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才能走的更远，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