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风风俗

第一篇：宋代民风风俗

宋代民风风俗

宋太祖建国时就确立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宋代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极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 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与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后周时，周世宗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周世宗的政策。宋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宋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然而整体来说，宋朝宗教以道教较为兴盛，北宋许多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都信道教，政府支持提倡，使北宋道教大盛，南宋较衰，但余风仍在民间。佛教在后周周世宗时，曾受打击，宋初渐复，但宋徽宗崇道抑佛，又略受打击，南渡后又复，在佛学研究上比之唐代要黯然消沉。此外，民间尚有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代非常重视考生质素，教育事业也得到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大名、应天、镇江、平江、江陵、广州、成都、福州、潭州、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

民间有在五月端午或七夕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如《燕京岁时记》：『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

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即牵牛也)织女。』唐诗人祖咏《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穿针乞巧者，或穿七孔针，或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为巧。《醉翁谈录》：『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 《东京梦华录》载：『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木渎袁家所制益精。』宋代苏州虎丘有玩具市场，被称为『虎丘耍货』，包括泥娃娃、泥美人，彩画鲜妍，制作精良。杭州西湖玩具，被称为『湖上土仪』，有泥孩儿、莺歌、花湖船等。《梦粱录》载：『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叫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双罩红纱厨，娇立花瓶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

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约新谷登场的八月，是为秋社。陆游有《秋社》诗云：『雨余残日照庭槐，社鼓咚咚赛庙回。又见神盘分肉至，不堪沙雁带寒来。书固忌作闲终日，酒为治聋醉一杯。记取镜湖无限景，苹花零落蓼花开。』

《梦粱录》：『观潮，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有《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飐飐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可见市民对弄潮儿像接待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南宋杨万里有《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诗，当时上坟已由祭扫变为带食盒酒具到郊外踏青的活动；而路旁许多卖粉捏孩儿、象生果子等物的小贩用赌博形式吸引买主，这种赌博称为『关扑』。

宋代衣服以丝织、麻织、毛织品为主。宋代只有海南有木棉布——吉贝布，苏东坡有诗“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中原无棉织品，当时的所谓“布”，是指麻、葛等制品。东坡有诗谓：“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其“葛”就是一种布。

宫廷、贵族、官员都以穿锦品、丝绸为主。史载宋时养蚕业很发达，织锦的技术也相当高超，缝制、织染、绣花技艺也已很高。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市井服装习俗：“其卖药、卖卦、皆具 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之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宋代对士、农、工、商的服饰，限制极为严格。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当铺)掌事，即着皂(黑)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可见，在宋代，除从服饰上可以看出等级差别外，还可以看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北宋的东京，已传入南方的烹饪技术，改变了以前北方人粗放的饮食习惯。在那里，北馔、南食、川饭等几种菜系互相竞争，使饮食业变得更加丰富。宋室南渡后，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东京的饮食业也进入临安，使南北的饮食再次得到交流，形成“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吴自牧《梦粱录》卷16)的局面。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的记载来看，两宋的烹饪技术已经相当高超，有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酒、冻、、签、腌、托、兜等几十种，每一种都可以做出二十多个品种，可谓丰富多彩。

宋代的农历除夕夜，据《梦粱录》的记载，人们要“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门神和钉桃符，主要是为了驱邪避灾，祈求新年好运。门神原先用的是古代传说中能打鬼驱邪的钟馗，北宋末年则以唐代名将秦琼、尉迟敬德代之。人们还贴年画，以增添喜庆气氛。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当时出现了木版年画，便于人们购买张贴。宋人还有除夕夜守岁的习俗。《东京梦华录》载：“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袁文的《瓮闲评》评论说：“守岁之事，虽近儿戏，然而父子团圆把酒，笑歌相与，竟夕不眠，正人家所乐为也。”

宋代农历正月初一，三更过后、五更来临之时，爆竹便响彻天空。不仅宫中爆竹山响，要举行隆重的元日朝贺礼。寻常百姓也竞相燃放爆竹，开始了拜天地、祭祖先、互相拜年的活动。同僚亲朋之间拜年时，要赠送名刺(即名片)。如果自己不能亲往朋友家拜年，要派人骑马到每一位朋友家，连呼数声，留下一张名刺，表示已前来拜年。节日里还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如北宋东京，元旦放假三天，“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袜、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入晚“贵家妇女，纵赏关睹，入场观看，入市店饮食，惯习成风，不相笑讶”(《东京梦华录》卷6)。南宋的临安，元旦入夜，还有放烟火、赏灯等许多娱乐活动。

宋代的足球相当普及。宋人著有《蹴鞠图谱》等专论踢球的著作。踢球者组织的足球团体有“圆社”“齐云社”等。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踢法，一种是设球门，比赛进球的多少，另一种是比赛踢球的花样。花样脚法有几百种之多，除用脚外，还可用头、肩、臀、胸、腹、膝等部位处理球。在瓦子勾栏里踢球，就是比赛踢球的花样。宋代足球高手辈出。苏轼的书童高俅，后来服侍一位大臣，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宫中向端王(后来的宋徽宗)显露了球技。端王非常欣赏，将他留下，时常陪练足球。端王即帝位后，高俅也官运亨通，职至宰相，并任朝廷最高武官达二十年。还有一位道士球艺极高，能“使鞠(球)绕身，终日不堕”。

1951年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镇一号宋墓前室西壁壁画“宴饮图”。画高约九十厘米，宽约一百三十五厘米。画面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方法，男女坐像、桌椅、卷帘等凸出壁画5～10厘米。在卷帘、悬幔之下，居中摆着一方桌，桌上放着酒壶、酒杯。桌两侧的靠背椅上，坐着一对中年男女。男子居右，头戴蓝帽，身穿圆领长袍；女子居左，头梳高髻，上穿绛红袄，下穿白裙，二人袖手对坐。人物身后绘有水波纹屏风，屏风前站立三位女侍和一位男童，他们手捧唾壶、盒子、果盘，侍候主人。这幅壁画对面，还有一幅女伎乐图，画面上共有11人，中间一人女扮男装，扬臂起舞，其他人手持各种乐器，分左右而立，为舞者伴奏。两幅画联系起来看，对坐的这对男女应是该墓主人。他们神情肃穆，欣赏着对面的女伎乐。这是宋墓壁画中比较流行的题材，墓中结构复杂的砖雕梁架斗拱，加上墓主人饮酒品茶的日常生活，使幽暗的墓室转化为一个充满温情的家庭。此画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服饰和家具的特点，也表现了当时富裕阶层人们生活享乐的情景。

《宋代庖厨》图反映了当时食品加工的场面，出自1958年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的画像砖。图左为温酒厨娘，头戴高冠，身穿小袖对襟、旋袄，站在方型火炉旁，火炉上有一酒壶，厨娘正在拨火温酒。中间一人为烹饪厨娘，她上穿交领窄袖袄，下穿长裙，裙外还系有围腰，双手腕上戴钏镯，她一边挽袖一边正准备收拾桌上的鱼。方桌旁还有洗鱼的盆和煮鱼的炉火、锅等。图右几位妇女正在忙着倒水、做菜。整个画面，反映了宋代的烹饪技艺和饮食习俗。

宋代狮子舞非常盛行，尤其是儿童们跳起狮子舞都兴高采烈。这一时期的狮子舞，注重武艺，表演常与打斗相结合。狮子有时还口吐烟火，以增强神威武勇的气氛。这幅以儿童生活为主的风俗画反映了宋代民间舞蹈的盛行。

宋代人有赏花的习俗，每当春暖花开时节，城里的男男女女就“争先出城探春”，结伴赏花。《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当时园圃之多和花开之盛。

宋人在典礼、宴庆、佳节、出游时有簪花的习俗。簪花又称插花、戴花，本是重阳登高习俗，“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写的是苏轼在杭州赏花插花的情景，发出了春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感慨。黄庭坚的词中也有“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的句子。

宋人相亲，定亲，主要是男方家人到女方家去，如果相中女方，则“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如果不如意，则“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

宋人延续唐朝风俗，喜欢坐凳、椅子和绣蹲，同时伴有茶几、衣架、梳妆台、太师椅和画屏。坐姿的标准是双腿垂下，而不是跪坐。原来，古人皆习惯于席地而坐，汉代才开始坐于床。起初，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姿势，“凡坐必屈脚”，南朝末期才逐渐有“跛床垂脚”，也就是垂脚坐于床沿上的坐势。当时，尊贵者独坐一床，宾客臣属连床而坐。坐床习俗由西域胡人传入，胡床在魏晋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到了宋朝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还要由侍从扛着胡床跟随左右，以备临时休息之用。这种胡床已具备了凳子的形状和功能，但因那时没有“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宋以后，凳子的使用逐渐增多，凳子的名称也被广泛使用，并从床的品类中分离出来，独立成凳。另外，宋朝男性坐在凳椅上已司空见惯，但是妇女若坐在凳椅上，则是惊人之举。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上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宋时的凳子形式多样，主要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几种。宋朝时期，下级见上级或卑着见尊者，都以跪拜或叉手为礼。而妇女则不行跪拜礼。男子行“肃拜”礼时，双膝跪地，两手放低。“拜手”即跪地后两手至地，这是较重之礼仪。丧夫者则头垂至地，此时首饰要全部卸掉。朱熹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曾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

宋朝男子有簪花习俗。男子簪花古来有之，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有“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重阳节要插戴茱萸花从两汉至唐代已经有过流行。虽然汉唐已有男子戴花现象，但不是很普遍，也只有在重阳节这一天佩戴。明清时期，偶有为之。惟有两宋男人戴花蔚然成风，最为兴盛。宋朝男子不仅头插鲜花，还有将巾帛彩剪成茱萸、菊花来佩带。受到妇女头上簪花的影响，皇帝大臣也头上簪花。

汉族服装受契丹族服饰影响较大，汉族女子流行穿一种叫“褙子”的服装。这种来源于辽契丹服的褙子穿在身上的效果与唐朝时小衣大裙造型截然不同，而是表现出了衣长而露短裙廓形，女子穿上褙子会显得端庄、稳重、典雅。宋朝时女子普遍流行穿褙子，并普遍以缠足为风尚。

由于晚唐五代时期门阀士族已经没落，科举考试制度到宋代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使大量过去贫寒的读书人一跃成为士大夫阶级，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级在宋朝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也拥有许多特权，因而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两宋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因此，总体而言，到了宋朝，经济上除了一些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外，社会已无明显的阶级之分。

第二篇：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第三篇：宋代书院

南宋书院文化

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最想去哪，前段时间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咱们穿越吧，让我了解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书院。现在咱们学校寝室管理实行“书院制”，我想，这一制度大概就是来自南宋的书院吧。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尤其以宋理宗期间最多，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书院。

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具体说来，南宋书院教育特色主要有四点，即将道与德融为一体；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一，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二，南宋书院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

三，书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四，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书院与传统官学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

宋代书院教学管理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相当于我们的书院主任，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以金陵的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斋舍六堂各设堂长一员，分司其职。穿越节目中还普及到，管理学生日常学习和内务的为斋长，相当于书院主席。

综概全文，南宋书院融中国古代教育之精华，以人为本，以培养救世济民之才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特色。这些教育特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故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希望现在学校实行的书院制能学习南宋书院的精髓，结合现在的教育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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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丽

第四篇：宋代散文

第四章

宋代散文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了宋代散文的新局面，涌现了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传统，进一步摆脱了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并抵制晚唐五代出现的内容空洞、风格敷衍、语言艰涩的风气，在散文创作上更加注重现实内容和社会意义，在文风上提倡质朴自然、平易畅达、形成了宋文的独特风格。

第一节

北宋散文

北宋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唐代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至北宋诗文革新才取得最后胜利。后代散文家所借鉴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北宋就有六大家。他们的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表现技巧空前成熟，有大批优秀作品流传后世。北宋散文的发展可分为初、中、后三期。初期主要作家有柳开、穆修、王禹称、范仲淹等。他们都是散文革新家，或从理论上，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宋初不重视思想内容、偏重浮词丽藻的文风进行了斗争。柳开强调文章应密切联系时政，但他的作品未脱艰涩之病，影响不大。王禹城提出“传道而明心”的口号，并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奥文风。他的《待漏院记》，“用规于执政者”，告诫宰相必须勤政，反映了作者要求改革的政治愿望，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黄冈竹楼记》把简陋的竹楼诗意化，表现谪居的乐趣，寓意深远。语言浅近清新，质朴流畅。其成就远在柳开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对洞庭湖景色的生动描写和对牵客骚人两种不同“览物之情”的否定，抒发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文章写景宏阔，议论精辟，行文简而有法，音韵和谐，历来脍炙人口，是诗文革新的最初战绩。

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活跃在文坛上的有著名的散文家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苏洵长于议论，他的《六国论》最见风格。文章借古讽今，层层剖析，宏论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曾巩散文以说理精密、语言简洁著称。他的《墨池记》解释理论，文章题小议宏，笔调婉转有致，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苏辙的散文，议、记、书、传各体兼备，一策论最佳。他的议论文笔力雄健，说理清晰；记叙文文笔灵活，波澜起伏。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对于散文创作提出了杨启智说，强调阅历和修养对写好文章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司马迁“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使得至于他“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他这种主张把读书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学习写作也有启发意义。此外周敦颐、司马光也有名篇传世。周敦颐的《爱莲说》通过对莲花的赞美，歌颂洁身自好的君子品格，体物言志，寄托深远，语言隽秀，意味深长，深为世人喜爱。

北宋后期的散文，著名作家有苏轼门下的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他们虽不专长散文，但他们文章都有法度、有文采。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沿着诗文革新的道路发展的。

第二节

欧阳修散文

欧阳修诗开一代文风的宗师，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以文道并重、事信言文的理论和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实践，抵制浮靡文风，并在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从字顺”文风的基础上，树立了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的文章风格。他的散文无论议论抒情、状物斜井、记事怀人，都能写得明白晓畅，曲折有致，成为宋文新风格的典范。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十分丰富，今存《欧阳文忠公集》，共收各体散文五百余篇。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是政论、墓志铭、序跋与杂记。

一、欧阳修散文思想内容 他的议论文都能“切于事实”，敢于面对现实，揭露时弊，提出改革主张，甚或与政敌直接展开论辩，体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与坚定的政治态度。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表现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如他的《与高司谏书》，言辞斥责谏官高如讷为取悦权贵而诋毁范仲淹的可耻行径，直接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显露出战斗锋芒。《朋党论》更是欧阳修论说文的名篇。庆历三年，改革派中坚分子杜衍、范仲淹同时执政，一些革新人物入朝，于是保守派便供给范仲淹引用“朋党”，仁宗也下诏书“戒百官朋党”。欧阳修乃作《朋党论》以复。这是篇驳论文章，但作者不作解释性的答辩，而是居高临下，以立为破。一开头便点名人主必须分辨“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接着论述“小人之朋”，“惟君子则有之”的道理，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然后，以充分的历史事实做反论证，得出用“小人之朋”则亡，用“君子之朋”则兴的结论。文章不直接指出吕夷简等小人之朋，也不直接称道范、杜等人的“君子之朋”，不拘泥于具体的争论，但用意明确，是非分明，含蓄而又明朗。文章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政论。

欧阳修的墓志与祭文，占其全部散文的一半以上，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为友人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作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为仕途坎坷、赍志以终的奇人善士立撰，同情他们的遭遇，谴责当路权贵，宣传儒家的仁义大节，是欧阳修散文积极干预现实的体现。《石曼卿墓表》描写了一个“状貌未然，喜酒自豪”、落落可奇、知政知兵的奇士形象。《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其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记其父为官清廉，治狱谨慎；母则治家俭约，安于贫穷。不虚美，不雕饰，如道家常，娓娓动人，体现了欧文平易自然的风格。

欧阳修的杂记三十余篇，或记亭堂，或记园林，或记浮屠，或记花木、取材广，题旨宽，时期文学散文的主要部分。这些文章的主要特点是情景交融，极富诗意。著名的《醉翁亭记》描写啷邪山朝暮、四时的景色变化及作家与宾客的宴游之乐。

欧要修奉诏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又自传《新五代史》七十四卷，用以为防止五代的混乱局面重新出现提供借鉴，有“善善恶恶之志”。这两部书，以春秋笔法，通过褒贬善恶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新五代史》中不少人物传记的“序”与“传论”，都近于史评，甚至可以看作是针对北宋现实而发的政论，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与爱憎感情。这些文章记叙生动，是很好的记传体散文。其中《五代史伶官传序》最为有名。《五代史伶官传序》以史为鉴，申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论述精辟，含意深永，有很强的说服力。

欧阳修的赠序和为友人诗文集所作的序文，大多称扬其学识德行，叹惋其不为世用，哀怨感人，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关注现实的思想。如《苏轼文集序》。

欧阳修的散文赋也有很高的艺术性，《秋声赋》是极为传诵的名篇。它是由骈赋、律赋发展为文赋的成功之作。

二、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构思上喜用对比衬托的方法，谋篇工巧。

（二）语言上平易畅达，富于变化，偶用骈句，善用虚词。

（三）表现手法上，则能容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与一炉，有低徊感叹、委婉曲折的深情。

（四）风格上，委婉曲折，摇曳多姿。

欧文极大地荡除了宋初浮华骈俪的文风，有纠正了古文家中的艰涩弊病，是“天下翕然而师尊之”，推动了宋代散文的发展，其影响直至明清的宋濂、归有光、方苞、姚鼐等古文大家。

第三节

王安石散文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素怀矫世变俗之志，慰问力求“有补于世”。他的作品以见识高远，议论精辟，逻辑严密，笔力雄健著称。

他写了大量的奏议、书信、杂论。奏议类文章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和鲜明的现实意义。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他在仁宗嘉佑三年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

他的书信类以论文，著名的如《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政敌司马光的一封信，直接为政治改革服务，是其驳难文章的代表作。

王安石还写了不少杂记、游记。最为人称道的是写于舒州的《游褒禅山记》。杂记散文如《伤仲永》，也给人以深刻启示。

此外，王安石还有一些碑志类文章是很好的人物传记。如《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的政论文章，语言简洁，议论透辟，气势凌厉，与欧阳修议论文纡徐从容的特点不同，颇能表现其改革家“矫世变俗之志”。他的杂记、游记类散文则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也和欧、苏的叙事与抒情交融、重文章情韵的风格不同。

赏析《游褒禅山记》

第四节

南宋散文

南宋散文无论内容或体式，都是对北宋散文的继承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南宋前期，作家和爱国志士面临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激发了民族感情，他们用诗文来抒写他们对于民族危亡的满腔悲愤，和面对强敌而誓死不屈的浩然正气。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突出主题。李清照、李纲、宗泽、岳飞、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灯，都写下了壮烈的爱国篇章。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强烈反对高宗屈敌，谓秦桧可斩，呼声震动朝野，表达了当时正直之士的爱国心声。辛弃疾也是一位散文高手，他的《九议》、《美芹十论》，更具体地剖析了敌我形式，提出克敌复国良策，言辞恳切，议论卓越，充满爱国激情。陈亮是南宋有名的政论文作家。他的《中兴五论》最为有名，针对当时的宋金形势，提出一系列革新图强兴复国家的策略。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通过与赵明成生死离别与苦难遭遇的细腻描述，反映了由于南宋朝廷的屈辱投降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文章蕴藉深沉，字里行间表现出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和对金兵侵略的无比愤恨。这些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的作家，发挥了文学的战斗作用，表现出宋代散文重实用、能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特点。

南宋后期，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闻天祥、邓牧、谢翱等人的爱国篇章给南宋文坛增添了光彩。闻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记叙他出使被扣和脱险后九死一生的遭遇，显示出他在民族斗争中的忠肝义胆和浩然正气，文章情辟悲愤，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力量。

笔记小品文在南宋蔚为大观。这种随笔集序的短小问题，源于汉代，至唐渐多，到南宋笔记勃兴，斗艳争奇。依其内容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以记叙朝政得失与士大夫言行为主，如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等。第二类偏重于世文评论，如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第三类偏重于考辨，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等。第四类偏重记人情风物，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学价值。

第五篇：中国古代文学(宋代)

中国古代文学（宋代）

绪论

一、宋代文学的社会背景：中央集权加强，经济繁荣，军事及外交较弱。

二、宋代文学的文化环境：封建文化的高涨,崇文抑武的国策,书院及科考制度、城市繁荣与游乐风习。

三、宋代作家的群体风尚：士人主体意识与使命感的增强，三教合一的思潮，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心态内敛。

四、宋代文学的文学形态：文学各体皆有继承创新，诗、词、文、小说及其他。

第一章 宋初文学

文：宋初的散文和复古思潮

诗：北宋初期诗坛之三种诗风：白体、昆体和晚唐体。

1.1宋初的散文和复古思潮

一、宋初复古思潮。

二、对散文创作的影响。

1.2宋初白体诗人和王禹偁

“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诗风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这种诗风仅仅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白体诗人中，王禹偁成就最高。其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

1.3宋初的晚唐体诗人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姚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其中林逋最为有名。这一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内容也稍为充实一些。

1.4西昆体的盛衰

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到真宗朝而臻于极盛，到了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将包括他在内的17位馆阁文士平日相互唱和的诗作编成一集，题作《西昆酬唱集》，收录了247首诗。《西昆酬唱集》行世后，西昆体风行一时，时人竞相仿效，成为当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

西昆体诗人的作品，主要有三类题材：一是怀古咏史，二是咏物，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在艺术方面推崇并效仿李商隐。

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一.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二.开拓词境的尝试

三.柳永词的新变

2.1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五代词柔软婉丽的词风，但他们在继承中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晏殊的《珠玉词》，主要抒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但已过滤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佻艳冶的杂质，而显得纯净雅致。

欧阳修对词作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2.2开拓词境的尝试

如果说晏殊、欧阳修主要是着眼于词艺的提高与深化，那么，范仲淹、张先等人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 1

词境的开拓。范仲淹词即景抒怀，表现了开阔而深沉的意境。《渔家傲》实是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张先词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二是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

王安石词已脱离了晚唐五代以来柔情软调的固定轨道，而主要是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并进一步由表现个体人生的感受开始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

2.3柳永词的新变

一、柳永的一个贡献，就是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二、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风格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大量使用俚语，口语。

三、柳永词还多方面开拓词的题材，主要表现在：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风情，描写市井女性的生活，刻画羁旅行役的感受。

第三章 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3.1欧阳修的散文

诗文理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是和韩愈一脉相承的。在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同时又能克服“时文”和韩柳散文的一些缺点。

散文创作：欧阳修的散文，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欧阳修的散文虽以学习韩愈相标榜，但风格实不相同。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著痛快，欧文委婉含蓄。

3.2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

欧阳修诗也是学习韩愈的，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诗歌的语言自然流畅，风格清新而不流于柔靡。对扫除西昆派的浮艳诗风，有其作用。

梅诗善写日常生活琐事，为宋诗开辟了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题材走向。与题材内容趋于平凡化相应的是，梅诗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平淡”，苏舜钦以诗和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诗风粗犷豪迈

3.3王安石等人的散文

王安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风格简洁峻切，代表作《答司马谏议书》

曾巩与王安石同时，他是欧阳修的学生，作文遵循欧阳修的指点。曾文议论委曲周详，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风格平稳古雅。代表作《墨池记》。

3.4王安石的诗歌

王安石的诗也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鲜明，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河北民》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明妃曲二首》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往年诗中所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大为减退，心情渐趋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平淡。如一些山水小诗。

第四章 苏轼

4.1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苏轼平生宦海沉浮，曾受到数次严重的政治迫害，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融为一炉，在他世界观中各个思想侧面往往既矛盾又统一 苏轼性格的两极：执著与洒脱

4.2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又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

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4.3苏轼的诗

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曾使北宋许多诗人的作品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到苏轼手里才以他丰富的生活内容、清新畅达的语言和深厚的文艺修养，基本上纠正了这种流弊。

苏轼的诗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富含哲理

修辞手法与典故的运用自如。

4.4苏轼的词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以诗为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4.5苏轼的意义与影响

一、苏轼的人格魅力（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二、文学上的影响

第五章 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

5.1黄庭坚的诗歌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在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

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波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

5.2陈师道的诗歌

陈师道一生清贫自守，以苦吟著名，他作诗的方式是“闭门觅句”式的苦吟，所以他写诗并不学苏，而以同样重视推敲锻炼的黄庭坚为师。

陈师道不像苏轼那样才气过人，也没有黄庭坚那样精深的学力，但他在诗歌艺术上颇有自成一家的气概，有自己的风格追求,即“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5.3江西诗派的形成黄庭坚及其诗作在当时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受到了众多诗人的拥戴追随，于是，一个以黄、陈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就逐渐形成。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陈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１１人是江西人。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吕本中借用这个名词来称呼诗派。

到了宋末的方回,因为江西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他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5.4江西诗派的演变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吕本中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他早年作诗，专以黄庭坚为典范，生新刻峭，旨趣幽深。进入南宋以后，吕本中在理论上提出了“活法”之说

5.5陈与义和曾几的诗歌

在南宋初年，诗坛上转移风气的人物是吕本中，但创作成就更高的诗人则是陈与义和曾几。陈、曾二人都写了一些较成功的表现爱国主题的诗歌。

陈与义早年学黄,南渡后转而努力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他对艺术的借鉴也转以学习其沉郁、壮阔的风格为主，从而创造了雄浑深沉的诗风。

吕本中和曾几都是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南宋的其他诗人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大多是以他们二人为中介的。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北宋中后期词坛有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乐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大晟词人群。

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苏轼和周邦彦。他们各自开辟出不同的创作方向：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

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6.1黄庭坚和晁补之

黄庭坚词雅俗并存与兼学苏柳 :黄庭坚主要沿着苏轼柳永开创的道路前进，一是抒情的自我化，二是题材的日常化。晁补之的词论及其吟咏情性的隐逸主题：晁补之一生如苏轼一样宦海沉浮，词有多写人生的不平与和失意的苦闷，词风亦有豪健的一面。

6.2晏几道

晏几道的词里，常常有着确指的思恋对象，情感也非常真挚。小山恋情词的结构，始终是建立在对过去的温馨回忆和现在的苦闷相思这两重今昔不同的情感世界之间。

语淡情深，则是小山词的风格特色。他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常见的景物，表现不同寻常的深情。

6.3秦观

秦观词的内容并没有脱别恨离愁的藩篱，其妙处在于情韵兼胜，即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

秦观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词卓然一家，和婉醇正，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就婉约词的发展而言，秦观对另外两位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周邦彦和李清照都有直接影响。秦词语言清丽淡雅。周邦彦得其丽，而发展为精雕细琢的典雅富丽；李清照则得其清，而朝更加本色自然的方向发展。

6.4贺铸

贺铸作词，像苏轼一样，也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张耒《东山词序》），抒发自我的人格精神。而贺铸作为一生不得志的豪侠，他的词具有独特的情感内涵：在宋代词史上他第一次表现出英雄豪侠的精神个性和悲壮情怀；这类词作的情感形态不同于秦观等词人感伤性的柔情软调，而是激情的爆发，怒火的燃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崇高感。

6.5周邦彦

羁旅行役之感也成为他词作的重要主题，飘泊的孤独疲倦和憔悴失意，是周邦彦词的情感基调。咏物也是周词的重要题材。

周词的章法结构，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柳词善铺叙，但多是平铺直叙，一般为时空序列性结构，即按情事发生、发展的时空顺序来组织词的结构，明白晓畅，但失于平板单一而少变化。周词也长于铺叙，但他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

第七章、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南渡前后，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和叶梦得、李纲陈与义等人登上词坛。靖康之难的时代悲剧，使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7.1李清照

李清照在理论上确立了词体的独特地位，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词论》）。

李清照的词作，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词作，写少女和少妇的生活及其情趣。后期的词作，饱和血泪，写国破、夫死、家亡的深痛。

李清照词善于选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李清照词的语言也独具特色。

7.2朱敦儒

朱敦儒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抒情自我化的词风，具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

朱词的风格也随着他人生历程的变化而变化。早年以婉丽明快为主；中年以悲壮慷慨为特色；晚年以清疏晓畅见长，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7.3张元干等词人

南渡后词风的转变，以张元干最为典型。其词风也自觉转向东坡一路，而变得慷慨悲凉。题材取向上则直面山河残破的惨痛现实。

代表作两首《贺新郎》（梦绕神州路）、《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

7.4李纲、岳飞等词人南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空前激烈的民族斗争，而朝廷内部的主要矛盾则是主战与主和派的政治斗争。李纲、岳飞等名臣与爱国将领，以词作来表现他们的斗争精神，为抗金救国而呼号，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岳飞的《满江红》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作。

第八章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8.1陆游的创作道路和诗歌渊源

陆游平生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４５岁以前，他任镇江通判等职，后因赞助张浚北伐而罢职家居；

二、自４６岁入蜀从军至６５岁被劾罢官；

三、６６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２０年。陆游的诗歌创作过程也可分成与之相应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是陆诗臻于成熟的关键时期。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正由于这个原因，陆游把自己的诗集题作《剑南诗稿》。

8.2陆游诗歌的特点与成就

陆游流传至今的诗有九千多首。诗歌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以及日常生活的吟咏。

陆游爱国诗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那种“铁马横戈”“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陆游爱国诗篇的另一特点，就是对投降派的坚决斗争和尖锐讽刺、揭露

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还写了大量的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

陆游性格豪放，胸怀壮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

8.3陆游的影响

南宋后期的诗坛，可以说是在陆游的笼罩下发展的，与他同时而稍后的江湖派，就有不少人受到陆游很深的濡染。南宋后期另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刘克庄，虽未能亲从陆游学诗，但也深受陆游的影响。

8.4杨万里和范成大

一、杨万里

杨万里的诗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理趣，他早年学诗是从江西诗派入手，后来改学王安石和晚唐诗人的绝句，最后终于领悟到应该摆脱前人的藩篱而自成一家，并形成了独具面目的诚斋体。

“诚斋体”的特点之一，是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也寓感愤和讽刺于诙谐嘲笑之中；第二，是丰富新颖的想象。他善于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变化的形态，并用拟人的手法加以突出，使之生动而饶有风趣。比如他用“一峰忽被云偷去”来写流云，用“拜杀芦花未肯休”来写狂风；第三，是自然活泼的语言。他作诗，语言力求平易浅近，并大量汲取俚语谣谚入诗。

二、范成大

范成大年轻时便写了一些揭露残酷剥削、同情农民疾苦的诗。范成大诗中价值最高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

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多是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怀，除了少数陶诗以外，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诗歌的主人公也已由隐士转变为农人。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

第九章 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9.1辛弃疾的创作道路

辛弃疾出生于北方，起义南归。既有词人气质，又有豪侠之情，他的人生理想本来是做统兵将领，在战场上博取功名，但由于历史的错位，使他英雄失路，转而在词坛上开疆拓土，成为两宋词史上作品数量最多，成就、地位也最高的词人。

9.2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

一、多方面地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二、他的词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唐五代以来，词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类型的抒情主人公，即唐五代时的红粉佳人、北宋时的失意文士和南渡初年的苦闷志士。辛弃疾横刀跃马登上词坛，又拓展出一类虎啸风生、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

三、辛弃疾对词的心灵世界也有深广的拓展。南渡词人的情感世界已由个体的人生苦闷延伸向民族社会的忧患，辛弃疾继承并弘扬了这一创作精神，表现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和个体人生的苦闷。

9.3辛词的艺术成就

一、辛词创造了一种雄奇阔大的意境。比之苏轼，辛词是更生动，更突兀，有时笔酣墨饱，气势飞舞，那是苏词里所没有的意境。

二、出色地运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

三、全新的意象： 相对而言，唐五代词的意象主要来源于闺房绣户和青楼酒馆，至柳永、张先、王安石、苏轼而一变，他们开始创造出与文士日常生活、官场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自然山水意象。至南渡词又一变，此时词中开始出现与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意象。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

四、以文为词：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辛词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

五、多样化的风格

9.4辛派词人

辛派词人是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的桥梁则是张孝祥。

陆游是辛派的中坚人物。陈亮是位豪侠奇士，词风也辛相似。其词多表现抗战复仇、救国安民的思想怀抱

刘过则是有意识地效法稼轩，他既有侠客的豪纵，又有游士的清狂。其词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自傲自负又自卑自弃、狂放不羁又落魄寒酸的江湖狂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