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文革新运动

第一篇：宋代诗文革新运动

第四节：宋初的复古思潮

•宋初复古思潮产生的背景：

宋初的文人多由五代十国入宋，他们的诗文多承晚唐五代的余绪，诗风、文风均华艳、卑弱。柳开、田锡、穆修等人遂于此时开始新倡导文学复古思潮，坚持古文的写作，拉开了宋代诗文革新的序幕。

宋初，第一个在理论上提出复古主张的是柳开。

一、柳开的文学主张：

（一）主张：

1、他标举文统和道统，主张文道合一，自觉地回复韩、柳古文的传统为己任。其《应责》：“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这种文道合一的主张，对后来的欧阳修影响很大。

2、强调明道政用，强调文章的社会功利价值。因此提倡质朴的文风，而及对文体的华艳；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而反对艰涩的文章。

（1）《上王学士第三书》：“代言文章者，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刻削伤于外，声律薄于德。无朴无德，于仁义礼知信也何？”

（2）《上王学士第三书》：“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枉作平？筌之不良，获斯失矣。文恶容之厚于德，不容德之厚于容也。问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

（3）《应责》：“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者，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礼，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二）柳开的贡献：

其贡献在于一反文坛不良的时尚风气，首先倡导古文复兴，提出了理论主张，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河东集提要》：“宋朝变偶丽为古文，实自开始。惟体近艰涩，是其所短耳。“

（三）柳开理论及文学实践的缺陷：

1、理论缺陷：

（1）过于强调文章中道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文章的形式美。以这样的理论指导写作，文章容易过于枯瘠，缺乏文采。

（2）他所说的道，仅仅限于“圣贤之道”不包括社会现实，更不包括作家的自我主体情感。这容易使文章成为道统的附庸，削弱乃至失却文学自身的特性。

2、文学实践上的缺陷：

开一生为官，受朝廷派遣，转徙各州，忙于政务，无暇于诗歌的创作，更不善写诗，故集中仅存三首。

开性情粗豪放诞，文章写得艰涩难读（“体近艰涩”）。开说：“老夫能知而不能为之，能为之而不能好之”，故虽大声疾呼，而应者寥寥，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王禹偁的理论贡献

继开之后提倡古文写作的是王禹偁，其文学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

1、他提出了“传道明心”的文学主张。要求文章既要传道，又要明心。即在传道之文中可以表达作家的政治见解，可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做到述事言理与主观抒情的结合。在“传道”的同时提出“明心”，在“有言”之外提出“有文”，实际上是主张文道合一。

2、他推崇韩愈的古文，但他主张去其奇险，而取其平易，有意继承和发扬“文从字顺”的传统，强调古文的“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比柳开更加强调文风的平易。这种主张对有宋一代平易文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穆修与石介的古文理论：

（一）穆修（979—1032），郑州（山东东平）人。

修提古文不遗余力，他论文尊崇儒道，提倡韩、柳古文。他家境贫困，曾向亲友募集资金，鸠工刻即其家藏文韩、柳集数百部，亲至汴京相国寺设肆出售，以广流传，他还培养并传授学问于弟子尹洙（师鲁）、尹渐兄弟，还有苏舜钦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古文运动的中坚。

修的古文重说理，文学性差。存时五十余首稍好于古文。

（二）石介（1005—1045）。兖州人。

石介推广韩、柳古文，倡导文风改革虽没有穆修时间早，但他推尊韩愈，抨击昆体的态度较修激烈的多。

石介“作《怪说》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说明石介在文风改革中起到了制造舆论的作用。

石介论文强调文章的社会功利作用。《上赵先生书》文，“必笨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由此坚决反对“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的含义。

石介的理论对矫正、荡涤浮艳之风，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石介的古文理论也有问题：他把文章看做宣扬儒教的工具，当做政治的附庸，实际上就导致了取消作品文学性的极端功利主义。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诗人及诗作（上）

第一节：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

一、诗文革新运动兴起的原因：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持续，它是适应当时政治革新需要而兴起的。

宋建国后半个多实际，到仁宗至哲宗年间（1023—1100），已进入它的中叶。这时在表面承平的背后，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政治危机日益严重；辽和西夏不断入侵扩张，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政治、经济、军事弊端严重。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变革更新势在必行。于是先后发生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和以王安石为首的“熙宁变法”的政治革新运动。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家、文学家认识到当时流行的昆体诗风和晦涩险怪的文风，无补于政治，为了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遂大力提倡诗文革新。

二、诗文革新的主要内容：

诗文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绮靡的昆体诗风和艰涩险怪的文风，提倡反映现实生活，平易畅达的新的文学风尚，以使文学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为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服务。

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大致过程

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宋代文学的一个繁荣阶段。在这80年当中，散文方面出现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诗歌领域出现了北宋的四大诗人：欧、王、苏、黄（或曰王、苏、黄、陈）；词坛上则出现了别开生面的豪放词。其运动本身的发展，则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或曰三个阶段：

1、复古思潮萌生，舆论性准备阶段：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

2、倡导革新，型范初具阶段：欧、梅、苏；

3、大家辈出，发扬光大阶段：王、三苏、黄、陈、张柯山、晁补之等）：

第一阶段：倡导开拓、型范初具的阶段，大致以1023年（仁宗初年）到1063（仁宗后期），这是运动的前半期。这一时期，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欧、梅、苏。欧对运动作了多方面贡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重要的是，他用可以与唐代韩、柳鼎足而三的优秀散文，开创了宋代散文的新面貌。梅、苏不同风格的优秀诗作（梅总体风格是平淡古朴，苏总体风格是豪放雄健）也使昆体相形见拙。欧、梅、苏关注社会，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和艺术上借鉴前人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对运动中的后起者都有很大的示范和启迪作用。

第二阶段：是大家辈出，发扬光大的阶段，大致从1063—1100年（即仁宗后期历英宗、神宗，到哲宗后期）。这一时期，受欧奖掖的影响的大家辈出。他们发扬广大了欧、梅的创作实绩，在诗文领域创造了更多优异的成就。苏轼更把革新扩展到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派，他是这一时期，也是有宋一代成就最杰出的作家。而运动从苏轼这一高峰过去后。又发生了分流的趋向，处于苏门的黄、陈、秦、张、晁，在诗或词的创作上走着与苏不同的道路，他们跨入了北宋后期，在当时和后代文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黄、秦。

四、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的成果：

虽然两次政治上的革新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文学上的革新却在范、欧、王、苏等人的坚持努力下终于取得胜利。宋代的诗、词、文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出现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对后代发生了广泛而深邃的影响。（唐代的古文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晚唐五代走了回头路；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之后的散文，基本就沿着它铺就的道路往下发展，再也没有发生变化了。诗文革新运动以后，宋代的诗也形成了能与唐诗抗衡的宋调；宋代以后的诗要么宗唐，要么宗宋，再也没有更大的发展了。宋代的词，经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成就了一代文学，对明、清，特别是对清代词，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以陈维松为代表的阳羡派多是苏、辛特别是辛弃疾的面目。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作词多效法南宋姜白石和张炎，字句工丽，韵律和谐。纳兰性德词既学晏殊的清丽婉约，又学稼轩的慷慨宏阔，当然他学南唐二主的哀感顽艳，凄恻动人。清中期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作词学习周美成和辛稼轩的重比兴寄托，学习辛词的离骚旨趣。）

五、欧阳修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贡献

欧是北宋中叶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坛领袖。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但荡涤了宋初以来至西昆派的浮艳文风，而且确立了北宋诗文的基本面貌，对整个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邃的影响。具体讲，其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与政治革新相联系，积极倡导了诗风文风的改革。欧自幼好韩文，1030年中举后，便一反习俗，与尹洙、梅圣俞等相师友，共同提倡研习古文，唱和诗歌的革新运动。到了十一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已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和文坛领袖，联合梅、苏诸人，对昆体影响起了涤荡廓清的作用。1057年，再知贡举，通过科举考试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排斥继昆体而起的“险涩之文”。改变了科场习俗，大范围地促进了文风的改变。继此之后，名家辈出，浮艳、粗鄙、奥涩的前期不良文风无力复振，欧具有涤荡开创之功。

（二）理论的倡导和作品的示范

1、理论的倡导。欧继承并发展了韩的文学主张。他主张文以明道，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但更重视文学的特点。把道的内容具体化为“事实”和“百事”，即周围的社会现实，而不像柳开那样，认为古今之道完全一样。他不像石介那样认为为了道可以牺牲文。他不像柳、石那样硬从孔子到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合一起来而拘泥不化。

2、欧的诗文内容充实，感情充沛，既密切关系时事又用来言志抒情。发扬韩文平易的一面，其文平易流畅，委曲婉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面目；他用李白、韩愈的雄豪劲健的“气格”，来排斥当时诗风的软、媚。欧的诗文成就使他成为一代宗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三）扶植、奖掖后进人才。

欧利用自己的识见、声望和地位，团结、奖诱、扶植、培养了同事和稍后的一大批有才能和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与他同时梅、苏、石曼卿等人，都是由于他的推荐和称誉而见重与世的；王、曾、三苏之所以名重一时，也与欧的称扬提拔分不开。这些人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力量，用他们的创作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第二篇：第一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新)

第一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本章知识重点：宋初诗歌三体；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的诗文；梅尧臣和苏舜钦的诗歌；王安石的诗文。

第一节 宋初诗文

一、宋初诗坛

北宋初期的诗歌创作基本上还承绪中、晚唐诗风，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创作流派，一般称为“宋初三体”。最初兴起的是推重白居易的白体，以王禹偁为代表。稍后兴起的是模仿贾岛、姚合的晚唐体，创作刻意求工，内容多抒写幽远枯寂的隐逸生活，代表诗人有林逋、九僧等。接着又出现了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雍容典雅，形式华美，多粉饰太平之作，使当时的诗风为之一变，代表作家是杨亿、钱惟演、刘筠。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诗坛除王禹偁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突破之外，总体成就并不甚高。

（一）白体诗人与王禹偁

1、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人。他们改革晚唐五代诗弊，倡导白居易平易流畅的诗风。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显然，这种诗风仅仅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白居易讽谕现实的精神，“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2、王禹偁

（1）生平及著作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钜野）人，家世务农，父亲以磨制面粉为生。艰苦贫寒的农村生活，砥砺了他的志向，为他后来认识社会，理解生活，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他自幼奋发求学，五岁能诗，九岁能文。相传济州从事毕士安有一次在筵席上出了一句诗：“鹦鹉能言难似凤”，座客皆不能对。碰巧王禹偁替他父亲给公府送面，来到阶下，竟不假思索地对了一句：“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听后大为赞赏，连声夸他是“经纶之才”，爱重地呼为“小友”（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唐李泌幼时聪敏，宰相张九龄颇加爱重，称为小友，见《新唐书·李泌传》。毕士安在这里是以王禹偁比李泌）。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三十岁时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左司谏、知制诰。这是他仕途上最得意的时期。然而他没有利用谏官的职位阿谀奉承，以求自己青云直上，而是以国事为重，对朝纲弊端不遗余力地抨击批评，因此得罪了皇帝，触怒了权贵，以致“八年三黜”。在咸平元年（998）遭到第三次罢黜，出知黄州，故后世称他为王黄州。虽连遭罢黜而不改初衷，曾作《三黜赋》，表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虽百谪而何亏！”。他卒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仅四十八岁，一生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甚多，可惜大部分已散佚，现存《小畜集》三十卷，共存诗五百多首，文二百余篇。（2）诗歌创作

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白体诗人，但事实上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人却同中有异。王禹偁自幼喜爱白诗，早年写过许多闲适的唱和诗，然而他学习白诗并未囿于闲适诗，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尤其是在谪居商州时期，他相当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

在他的诗作中，既有《感流亡》、《对雪》等讽谕现实、朴素流畅的反映时政、民瘼的古调长篇，也有《村行》、《杏花》等清新明净、饶有风韵的写景抒情 的近体小诗，内容较为丰富深刻。王禹偁的诗风平易雅淡，浅切明畅，已初步表现出对平淡美的追求；他的古体长篇多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于此也初见端倪。他首开有宋一代诗歌的新风气，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的先驱者。

王禹偁不仅由以诗为应酬手段进而效法白居易的讽谕诗，而且更由白体进而向杜甫集中寻求诗歌艺术的新境界，他在《送丁渭序》中说：“诗效杜子美”，他有诗句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一句是学习白居易的总结，后一句则是学杜的自勉。这表明了他对杜甫的尊敬，及向其学习的决心。王禹偁学杜注意从造语入手，又重视意境的创新，如他的绝句《杏花》之一，律诗《村行》等，无论在风格的沉郁方面，抑或字句的锤炼方面，都不是那些应酬唱和之作所可比拟的了，而其中充溢着的对国事民生念念不忘的真情实感，更是得杜诗之精髓。

［作品讲读］（p2）《村行》 思想内容：此诗是作者贬谪商州时所作，通过描绘村行所见的乡野深秋景色，表现了诗人以山水田园自娱的达观情怀，也流露出淡淡的厌倦宦游、惆怅怀归的情思。起始两句紧扣诗题，突出“行”字；中间四句具体写景，显现出原野之美；最后两句抒情，点明思乡的主题。

此诗的艺术特点：

a.全诗前六句描绘出明丽而秀美的景物，情调也怡然自得，结尾却由他乡的村桥原树与家乡景色的相似，陡起思乡之愁，可以看出诗人是运用了以乐景写愁情的反衬手法。诗中不念京师而念家园，暗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与失望，用笔极为含蓄。

b.这首诗写景手法独特，意象新鲜。颔联注重写听觉，状声，描写的是大景、远景；颈联注重写视觉，绘色，描写的是小景、近景，构思细密，布置得宜。颔联写山壑本无声，风过则闻之，这是真；山峰本不能语，却以“无语”称之，仿佛原先有语，能语，欲语，而此刻忽然不语，这是幻。可谓真幻交织，动静相应。

c.全诗语言浅近，层次清晰，叙述从容连贯，修辞精巧自然，色彩鲜明而不浓腻，对仗工稳而不雕琢，风格中正平淡却又淡中有味，深得白居易诗的旨趣。

（二）晚唐体诗人林逋

1.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效法贾岛、姚合诗风的诗人，由于宋人常把二人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称为“晚唐体”。此派诗人喜作五律，崇尚白描，少用典故，好以自然意象入诗，并以此抒发清苦幽僻的情怀，境界偏于纤小、狭窄，缺乏深刻的现实性。

晚唐体诗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学贾、姚苦吟一路的九僧，喜好锤炼字句，大多以精炼的五律写幽情僻景，无论题材、风格皆狭小细碎；一类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诗人，在苦吟中加入了闲吟，潘诗清丽孤峭，魏诗清淡野逸，都有独到之处。

2.林逋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杭州市）人。《宋史·隐逸传》说他“性恬淡好古，不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尝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卒谥和靖先生。有《林和靖先生诗集》传世。他终身不娶不仕，以梅、鹤作伴，称为梅妻鹤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林逋是晚唐体的代表作家，也是宋代隐逸诗人中名声最大的一位。他擅长 用细碎小巧的笔法来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生涯，其诗的主要内容是歌咏西湖美景，尤其善于咏梅。诗风清淡，意趣高远，往往透出一股高洁超逸之气，如其为人。林逋代表作品是《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p5)其中“疏影”、“暗香”一联，抓住了梅花疏淡幽香的特征，又注入了诗人的美感意识，写得很入神，历来是传诵的名句。后来南宋词人姜夔创自度曲咏梅，即以[暗香]、[疏影]命名。

3、九僧：宋初的九位僧人，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他也是一个画家，苏轼曾经为他的画《春江晚景》题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九僧做诗，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九僧诗的内容单调贫乏，相传进士许洞会九僧赋诗，“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欧阳修《六一诗话》）

（三）西昆体

1.西昆体：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以杨亿编辑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作家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当时杨、刘、钱等人同在秘阁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秘阁是皇家藏书之府，《山海经》、《穆天子传》记载西北昆仑山有玉山册府为古帝王藏书之府，《西昆酬唱集》因此得名。此书收入17位作家的250首诗歌。）此派诗作的内容大多是馆阁生涯的吟咏，以咏物、咏史、怀古为主要题材，是当时盛世雍容堂皇气象的点缀，虽也有托古讽今之作，但多数作品贫弱苍白，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在艺术上，此派诗人师承李商隐，却缺乏李诗的深思挚情，追求用典精巧，属对精工，词采藻丽，音节谐婉。西昆体以华丽典雅的文风取代了白体、晚唐体的冲淡瘦硬，使宋初以来的诗风发生了显著变化而风靡一时，（“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同时它的轻内容、重形式的不良文风，也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抨击。

总评宋初诗坛：西昆体虽然盛极一时，但它和白体、晚唐体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从白体、晚唐体道西昆体，宋代诗人先后在唐代诗歌中选择白居易、贾岛和李商隐作为学习的典范。由于宋初诗人在艺术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还没有树立创建一代诗风与唐诗争雄的信心，所以他们未能取法乎上（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以李白、杜甫为典范，而只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学习对象。但是这种摸索过程事实上为后来的诗文革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所以宋初诗歌仍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二、宋初文坛

宋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的，其中李昉、陶谷原是后周的词臣，徐铉等原是南唐的词臣。他们入宋后的散文仍多为骈体，风格浮艳，与五代时如出一辙。稍后虽有柳开、穆修等人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未能取得相应的创作实绩。宋初在散文创作上成就较高的作家是王禹偁。

1、柳开（947~1000）生于五代的后晋末年。自十七岁起他就把韩愈的文章作为最高的典范，“日夜不离于手”。他以韩柳为宗师，以恢复其文其道为己任。柳开把道统和文统合为一谈，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柳开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而反对文体华艳。可是他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指“圣贤之道”，即传统儒家学说中的尧舜禹、孔子的道，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启发人心，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再加上他的古文成就不高，故其复古倡议影响并不大。

2、王禹偁的复古主张和散文创作

王禹偁针对入宋之始，文坛上沿袭晚唐五代旧习的“妖艳”、“靡漫”文风，表示了强烈不满，主张“复古”，维护“斯文”。主张“传道明心”，是王禹偁基本的文学观。其所谓“心”、“道”，与传统文论中“情”、“理”之义相近，是对文学作品须具有丰实内容的要求，与韩愈、柳宗元文道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其实质体现了言志、缘情两大诗学思想体系的共存。对于如何实现“传道明心”，他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即认为文章应做到文辞明白晓畅，平实易懂，这是他取韩愈平易文风而非奇险文风的结果。在追求平易自然的文风方面，他的古文有开创之功，使中唐韩、柳切近现实的平易古文在宋初重现，成为欧阳修改革文风的先声。

王禹偁在散文创作上成就也较高。他的《待漏院记》借题发挥，生动的刻画了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表象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对国事的关切。《唐河店妪传》，借一个老年妇女机智勇敢的推敌坠井的故事，说明边疆人民保卫乡土，不畏强敌的精神，并指出统治者把边疆的兵力调到内地以自卫的失策。他的古文，不仅多有现实政治内容和鲜明的思想倾向，而且一般语言平易近人，继承了韩愈古文“文从字顺”、以表达恰当、易道易晓为贵的基本作风。

他的写景散文清丽疏朗，例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骈散结合，既有古文的疏朗流畅，也不废骈体文字对称、音调铿锵的优点。

3、穆修

一生潦倒，推行韩柳古文不遗余力。据说他为了刻印韩柳文集，曾求助于亲友，印成后，又亲自在京都的相国寺兜售。和柳开相同，他的反对骈文也由于势单力薄，限于孤立的地位。

第二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是继承和发展唐代古文运动的一次诗歌与散文的改革运动，这次运动以柳开、王禹偁等为先导，欧阳修为领袖，苏、梅为辅佐，王安石、三苏、曾巩为中坚力量，革新对象是宋初风靡一时的西昆体和时文（华丽空洞的骈文），提倡的是反映现实、自然质朴的诗风和内容充实的韩、柳的散文。这是为适应北宋中叶政治改革而兴起的一次文学改革运动。

下面我们看看这次革新运动中的领袖欧阳修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二、欧阳修

1、生平：（1007年-----1072年)，字永叔，自称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他在自己写的《六一居士传》中，这么解释“六一”的由来，他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老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四岁丧父，家境清寒的欧阳修，是在母亲郑氏的教养下，读书识字。因为贫穷，买不起纸笔，欧阳修从小就以荻杆画地学书。十岁那年，欧阳修在偶然的机会中，得到唐代大文豪韩愈文集的残卷，越读越崇拜，便立下志愿，要和他并驾齐驱。因此，废寝忘食，苦心学习，终于成为宋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被尊为一代儒宗。欧阳修在二十四岁那年，以第一名高中进士。从此在地方和中央做官。早年他的政治思想趋于先进，在当 时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他是坚决站在进步方面，他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名作，尖锐的驳斥了保守派的诽谤和诬蔑，表现出一定的战斗性。但是这次改良运动不久就失败了。欧阳修受到政敌的排挤和打击，屡被罢官免职，这使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因素。到了晚年，他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显要职位。社会地位的提高更使他渐渐趋向保守。最后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成了反对新法的守旧人物。六十六岁，病逝家中，谥号文忠。作品有《欧阳 文忠公全集》以及《六一词话》等流传于世。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家。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北宋中叶文坛的领袖。他又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在散文、诗词、史传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宋祁合撰《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在文学批评史上，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新的体裁，对后世的诗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简便灵活的形式。

2、散文方面的贡献：（1）古文理论：

A.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强调文章的内容（道）重于形式（文），也即“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但他同时又注意到文的独立性，认为有充分道德修养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文章，道和文联系紧密但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B．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风，反对“弃百事而不关心”的“溺于文”的态度。这就使文章和近在眼前的“事实”、“百事”及当代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统观念的束缚。提醒人们在写文章时注意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务高言”的夸夸其谈，一是脱离实际，为文而文的“溺于文”。

C．反对险怪奇涩，力倡平易流畅的文章风格。这显然是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传统的同时，又极力纠正了自韩愈后期和韩门弟子以来愈演愈烈的尚奇、尚涩之弊。为了推行这种平易的文风，他不惜在主持考试时，冒着众多举子起哄闹事的风险选拔人才，提携了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人。（2）散文创作

欧阳修的散文有政论、史论、杂记、题跋、游记、赋等多种样式，但大致可以分为议论、记叙大类。其总体风格是平易自然而婉转多姿。

欧阳修的议论文指陈时弊，论述政见，均能切中要害，而析理详赡，笔锋又带感情。他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了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词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庆历年间所写的《朋党论》针对当时朝中出现的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的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战斗性，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五代伶官传序》是一篇出色的史论，借后唐庄宗李存勖因用伶人而导致身死国灭的历史教训，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进而得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道理。文章以抒情的笔调进行记叙议论，有一种抑扬顿挫、唱叹自如的节奏感。

欧阳修的记叙文包括记人、叙事、写景诸方面。其记人叙事多以书信、序跋、墓志铭等方式为之，内容多关乎人生穷达、盛衰变幻、生死离合，均能在简 而有法、纡徐有致的叙述中寄寓感慨，有浓厚的身世之感。如《梅圣俞诗集序》 为友人梅尧臣的才华出众而一生失志鸣不平。文中有称扬，有义愤，有无奈，有爱惜之情。总之感情充沛，行文曲折有致。

欧阳修的写景文往往借景抒情，纡徐委婉，摇曳多姿。《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秋声赋》等都是这类文章的代表。《醉翁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片篇，文章写滁州的优美景色和人情风物，展现出一幅官民同乐的图景，并表现出自己身处逆境而能泰然处之的达观胸怀。其写景生动自然，语言骈散相间，又多用语气词，有一唱三叹之韵味。他的《秋声赋》采用对话方式，讲究排比、铺张，描摹了秋声秋色，抒发了人世多忧的低沉情绪。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创造了清新活泼的文赋，这也是欧阳修对赋体文学的一大贡献。

（3）艺术成就： 欧阳修“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吴充《欧阳公行状》），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欧文的总特色是既平易自然，又委婉曲折。平易自然主要指语言不浮华，不滞涩，简洁晓畅，圆融轻快，这是艺术上炉火纯青后所达到的极高境界；委婉曲折主要指文章的经营组织上有层次，有波澜，文气纡徐舒缓，章法跌宕变化，这是欧文的独特风貌。

［作品讲读］

（一）、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1.此文是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伶官传》的序文，也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通过概述后唐庄宗李存勖一生成败的史实，论证了国家盛衰主要取决于人事的进步历史观，阐明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道理，这对当时耽于享乐、社会危机却非常严重的统治者来说，是有着强烈的警戒意义的。

2.此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论点，为一篇之纲。第二段紧承上文，写庄宗不负父命，励精图治。第三段写庄宗由盛而衰的得失成败之迹。第四段就事推演，得出结论，发人深思。

3.此文的艺术特点：

（1）此文观点明确，论述精警，但作者在表达上却不是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而是从容不迫，纡徐有致，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和缓商讨的语气，予人启迪，风神独妙。

（2）此文以盛衰二字作线，步步发出感慨，对比鲜明，抑扬有致。全文主要是在盛衰对比中写庄宗一生的得失，先极写他成功时意气之“盛”，再转写他失败时形势之“衰”。一盛一衰，一兴一亡，一正一反，一扬一抑，相互映衬，跌宕多姿，既使中心论点明确，又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3）此文虽是史论，却充满了浓重的抒情气氛。无论是叙述史实，还是评论得失，作者始终贯注着充沛的感情，其情感随行文流动，时而高昂，时而低沉，一唱三叹，情韵无穷。为了加强文章的抒情性，作者还多用感叹句、反问句和节奏急促的短句、意义相反的警句，使得全文抑扬顿挫、气势淋漓，有很大感染力。

（二）、《醉翁亭记》

1.此文是欧阳修贬谪滁州时所作，也是他山水游记的名篇。此文描写了优美的景物和官民的游乐，表现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旷达心态和与民同乐的社会理想，也含蓄地传达出作者以自得其乐来排遣抑郁情怀的不平之情。

2.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醉翁亭的位置和命名的由来。第二段紧承上文“山水之乐”写山间朝暮变化与四时美景。第三段写滁州百姓的游玩之乐和宾客的宴饮之乐。第四段写太守的醉归之乐，并点出作记之人。

3.此文的艺术特点：（1）结构严谨，层次井然。作者以一个“乐”字做为感情线索，贯穿于全篇，构思独具匠心。篇首先点出“山水之乐”，紧接着即写山间景色；然后由景转写人，写游人之乐和宴饮之乐；最后归结到太守的“乐其乐”，可谓环环相扣，层层相连，严密完整，同时又有条不紊，层次分明，使“乐”的意义逐步深化。

（2）借景抒情，融情入景。全文既是从头到尾写景，也是从头到尾抒情。他笔下的景色，是在自己独特感受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的选择和提炼创造出来的，带有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达到了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和谐，造成一种景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浑成境界。

（3）语言精炼形象，句式骈散相间。此文大量运用骈偶句，并夹有散句，抑扬相间，错落有致，颇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语言凝炼精粹，言简意丰，浓淡相济，条达疏畅，颇具图画美。全文以二十一个“也”字与二十四个“而”字等虚词穿插呼应，毫无繁复之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种回环往复、舒缓深长的音乐美。吴楚材称此文是“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古文观止》）。

3、欧阳修的诗歌

（1）诗歌理论：

a．重视诗歌的美刺劝戒作用，反对无病呻吟。他赞美《诗经》的精神说：“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诗本义·本末论》）他认为，学习《诗经》，主要在于“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如果舍此而他求，那就是“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同上）。他在这里，说明了诗歌的产生，必由于触事感物而发，要具有美善刺恶的内容，从而表达出作者揄扬怨愤、哀乐喜怒的感情。

b.主张诗歌语言平易充实，反对怪诞奇涩。例如杜默是石介的学生，作诗狂怪奇涩，多有“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等粗豪怪诞语，后世东坡讥之曰“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五引苏东坡语）。欧阳修在《赠杜默》诗中对他进行委婉劝勉。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也做到了平易畅达，为情造文。c．“诗穷而后工”说。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而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穷而后工”说盖源出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说。唐杜甫《天末怀李白》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叹，白居易《序洛诗》也有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龙命薄”之语。韩愈也曾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集序》）。欧阳修则在这里进一步接触到作家的生活遭遇对其创作成就的重要作用。古代社会的进步文人，往往在政治上受到压抑，遭遇种种困境，抱负和理想不能实现，但这却使他们有机会深入观察事物，接触下层人民的生活。由于触事感物，忧思悲愤，进而兴于怨刺，用诗歌来批判现实，发泄不平，唱出穷苦者的心声，写出光辉的作品。诗人的境遇愈是穷困，触事感物的面就愈广阔，生活体验和现实感受就愈深刻，在创作上就能够“写人情之难言”，因而愈穷则愈工。他所说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正是古代许多优秀作家在创作上获得成就所走过的痛苦道路。屈原的长期放逐，杜甫的穷饿流离，都是具体的例证。但是，欧阳修在文章中，一方面赞美梅圣俞的诗“穷而后工”，同情他的遭遇；同时又为他惋惜，说他如果得幸用于朝廷，作雅颂之篇，歌颂大宋之功德，“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这又反映出作者思想中的矛盾。

（2）诗歌内容：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虽不及散文，但在廓清西昆不良诗风的影响与奠定宋调的基本风格特征等方面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欧诗的内容相当丰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如《食糟民》、《边户》等，此类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反映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在传统题材中翻出新意。

一类是对日常家居生活琐细物象的描绘。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一方面反映了大量的社会事件和明确的政治主张这类重大主题，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日常生活中幽细琐碎的具体事物的敏感细致的观察和表现兴趣。例如在他晚年的诗歌作品中，有关个人的交际往来，家居的日常感受，以及对茶酒饮食、古玩器物的描述和鉴赏等，即占绝大多数。如《初食车螯》“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尝新茶》“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远从天涯。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菱溪大石》“新霜夜落秋水浅，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蚀禽鸟啄，出没溪水秋复春。”等等，皆为极平常之事或极具体之物，作者对此尽情刻画，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表现，正体现了他从多方面开拓诗的题材和表现范围的创作倾向，而且，他对具体事物的描摹，也绝不仅仅是局限于细事琐物本身，而往往通过物象到意象的升华，形成广阔的思维涵盖面，从中发现阔大的襟怀、宏肆的议论。这种有意识的由细而巨、以小孕大的创作倾向，自然使得诗歌的抒情性愈趋淡化，而导致诗歌的哲理性不断强化，实可为“宋人诗主理”（杨慎《升庵全集》卷七十“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的滥觞。

（3）欧阳修的诗歌开创了北宋诗风，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转益多师，既学李白的畅达却少其豪放之气，也学韩愈的峭健又无其艰涩之态。他的主要风格是平易晓畅、真率自然，其诗作多自出胸臆，记事、抒情都平平着笔，毫无雕琢怪涩之弊，清新活泼，但气格风骨自蕴其中。在表现手法上，他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传统，以古文的气势、叙事手法和大量的散文章法、句法来丰富诗歌的表现手段，使诗歌具有散文般流动的气韵与品格；他还喜好说理议论，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咏史言情，触处即生议论，其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富于意趣情韵。这些特点都显露出宋诗的创作个性和时代特征。代表作品有《戏答元珍》、《边户》、《再和明妃曲》、《画眉鸟》。

作品分析：

（一）《戏答元珍》

1.此诗是作者被贬谪为夷陵（宜昌县）县令时，写给朋友丁宝臣（字元珍）的一首酬答诗。尽管题目冠以“戏”字，全诗抒写的其实是作者由早春物候而感发的特定境遇下的深切感慨：既有谪居山乡的抑郁、寂寞，又有排遣内心苦闷的自我宽慰，更有身处逆境而不甘消沉的乐观、豁达。此诗的首联写山城早春的荒寒与冷落，颔联写冬去春来之际大自然的盎然生机，颈联抒发身在山城的孤寂和乡思，尾联是诗人自作宽解。

2.此诗的艺术特点：

（1）在写景抒情中蕴涵着更深一层的象征和寓意，是此诗的显著特色。首联明写春风不至，实际暗寓皇恩不到，透露出诗人的忧郁之情；颔联中的黄橘与笋芽不惧雪压、雷鸣的顽强精神，象征着诗人在逆境中的操守与气节，也暗示出正义的力量不但无法被摧垮，而且必将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尾联也含蓄地传达出诗人对前途充满了乐观的信念。全诗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2）情感跌宕起落，章法谨严有序,是此诗的另一特点。首联在写景中流露出失落之意，情绪低沉；颔联的盎然生机则使人振奋，转生欢愉之情；颈联抒写乡思，情绪又陡然下落；收尾则包含宽慰、自信等情怀，感情又由低回走向高昂。这样使诗情抑扬交错，充分显现出诗人的复杂情绪。此诗的章法也相当严谨，一三联和二四联错落相接、交互呼应，使全诗显得开阖动荡，沉著顿挫，精妙之极。

（3）工于发端。首联一问一答，起得自然超妙。初看首句，似乎太过突兀，令人莫明其妙，及读下句，方觉问得有理，实在该问。因而欧阳修自己对此联也颇为自负。同时此联既破“早春”之题，点出地点、时令和料峭春寒气象，又为后面写景抒怀留出充分的余地，实为独具匠心之笔。

（二）《画眉鸟》

即使是短小的绝句诗，欧阳修诗也极多地显现出浓郁的理性色彩，如《画眉鸟》诗：“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诗人面对“山花红紫”之中画眉鸟的“自在啼”，并未多做欣赏和描述，而是突然联想到“锁向金笼”中的画眉鸟，在对两种处境的比较中，以“不及”显示出诗人自身鲜明的主观意向，蕴含了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评判。

三、范仲淹

范仲淹曾积极参与“庆历新政”，也是诗文革新运动的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站在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主张文章的内容要切于实际，要有利于政教风化；感情激昂真切，语言明白晓畅。其政论文指陈时弊、力主革新，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较有深度；其记叙、抒情文，或言情体物，或夹叙夹议，皆清新峻拔，自成高格。有《范文正公文集》行世。代表作品有《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作品讲读］

范仲淹《岳阳楼记》

1.此文是范仲淹政治革新失败、贬谪邓州时，应友人滕子京之请而作。作者在本篇即景抒情，借记为论，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宽广豁达的胸襟。

2.全文可分五段。第一段交代本文写作的缘由；第二段写在岳阳楼上所见的壮观景象；第三段和第四段分别具体描写迁客骚人登楼所览的不同自然景色和 不同心情，其中第三段主要是通过洞庭湖阴雨连绵之景来写悲凉的情绪，第四段主要是通过洞庭湖春和景明之境来写喜悦的心情；第五段从与上面“悲”、“喜”之情相反的“古仁人之心”写起并引发议论，从而揭示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心思想，这也是全文的重点和高潮。

3.此文的艺术特点：

（1）全文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变化莫测而又生动自然。作者随物赋形，循意引申，由楼写景，由景生情，由情化理，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并采取顺连、旁连、反连等手法，使全文一气贯通；此文叙事扼要，写景形象，抒情生动，议论简明，不仅缘物书情，而且寓情于景；不仅情中潜理，而且理中蕴情，情、景、理达到了高度融合。

（2）中心突出，层次清晰。作者为了在最突出的位置写出全文的中心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铺垫和映衬。第二段写岳阳楼之大观，惜墨如金，是在气象、境界上为这两句话作准备；

三、四段写景抒情，泼墨如注，实用贬抑之笔来反衬下文仁人志士的忧和乐，是欲抑而故扬、抑此而扬彼；第五段则以一个“异”字领起，由反入正，翻进一层，得以有理有据地展开正论，最终将文章主旨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来，给人以力透纸背之感。

（3）句式骈散相间。此文以散体叙事议论，以骈体写景抒情，亦骈亦散，整饬中富于变化，既音调和谐，节奏明快，又表现出委婉含蓄、耐人寻味的韵致。尤其是写景的两段文字，采用骈文句法，排比工整，辞采富丽，形象鲜明，境界阔大，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四、曾巩

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和积极追随者，文风也与欧阳修最为接近，二人并称欧曾。他以儒学为本，讲求经世务实，著文多关民生社稷，并有较为浓重的道学气。他的文章以杂记、书序的成就为最高，以说理、叙事而见长。其文纡徐委备，简古质朴，严正雅重，不求文采，论证委曲周详，叙事条理分明，布局完整谨严，语言简练精密，节奏舒缓平和。代表作品有《墨池记》、《战国策目录序》。著有《元丰类稿》。

第三节 梅尧臣和苏舜钦

在矫正西昆体诗风之弊与开辟宋诗独特境界方面，梅尧臣和苏舜钦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被并称为“苏梅”。“苏梅”之称最早见于欧阳修

一、梅尧臣

1、生平：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梅宛陵。梅尧臣出身农家，靠做官的叔父的提携，得以进入仕途，仕宦偃蹇，任河南主簿等小官，因顿于州县之间十余年。后因其诗名，大臣进谏宜在馆阁，仁宗召诚，赐进士出身；官至都官员外郎，故又称梅都官。有《宛陵先生集》。

2、诗歌主张：

针对西昆体浮靡诗风，梅尧臣提出自己的一套诗歌理论：一是强调《诗经》、《离骚》的优良传统，认为诗歌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主张诗歌要有 美刺和兴寄。二是注重诗歌的形象化和意境的含蓄性，三是提倡诗歌的“平淡”风格，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3、内容：梅尧臣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

（1）他写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篇，如《田家语》与其姊妹篇《汝坟贫女》等，其间充满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直斥，就关注民生而言，梅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欧阳修。再如《陶者》用对比手法揭露人间社会的不公平，颇有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气概。（讲解《汝坟贫女》、《陶者》见课本p29）。

（2）写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值得注意的是，梅尧臣又把日常生活中琐屑不雅的情事和奇幻丑怪的事物现象引入诗歌领域，显示出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走向，如打喷嚏、虱子、蛆等，其中虽有近于庸俗的失败之作，但也有饶有兴味的成功开拓，他常以哲理性的人生思考贯穿在其中，加深了诗歌的内涵，使之有理趣。诗歌题材在其笔下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这对宋诗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3）除此之外，他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写景抒情之作，颇具特色。如《鲁山山行》(见课本p29)描写晚秋山景，萧瑟幽静，细致入微，特别是结尾两句，以声传神，意境深远，饶有风味。

4.诗歌的风格： 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深远闲淡，“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就概括了他自己以平淡为旨归的创作追求。其平淡并不是出于自然，而是从千锤百炼中来，带有一种沉著之气和隽永之美。同时他在诗歌创作中也追求“意新语工”，即意境的深警新奇与语言的古硬怪巧，已经开创宋诗以新颖工巧取胜的途径，对江西诗派也有一定影响。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在梅诗中业已初露端倪。由于他的创作对宋诗的发展起着开辟道路的作用，因此被称为宋朝诗坛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代表作品有《田家语》、《汝坟贫女》、《鲁山山行》。

二、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南）人，后徙家开封。景祐中进士，累迁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因事被除名，隐居苏州，筑沧浪亭以自适。后为湖州长史而终。死后四年，欧阳修集其诗文编为《苏子美文集》

1.苏舜钦与梅尧臣一同革新诗风、开创宋调，时称“苏梅”，二人虽诗名相当，但诗作的艺术风格却截然不同。苏舜钦的诗歌创作可以遭诬削职的“进奏院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诗作多以社会政治为题材，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政论性，如《庆州败》（课本p 31）、《城南感怀呈永叔》，或写将帅怯懦无能、丧师辱国，或写饿殍遍野的惨状、痛斥空谈误国的达官权贵，都饱含热情，痛快淋漓，在指责时弊、批评朝政上，他比梅尧臣更为大胆直露。在《吾闻》等诗篇里，他还抒发了杀敌报国、效命疆场的壮志，如此表现爱国情怀的宋代诗人，苏舜钦是第一位。

后期诗作主要是描写闲居生活和寄情山水的作品，从中也流露出作者壮志未酬的愤懑，情调沉郁悲壮，有些近体诗则趋于平淡静谧。代表作《淮中晚泊犊头》见作品选p142.2.苏舜钦诗歌的主体风格是雄奇奔放、超迈横绝。写景境界阔大，气象峥嵘；抒情激昂慷慨，不加阻遏；议论言词激切，锋芒毕露，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梅诗大异其趣。其诗想象奇特，笔力豪隽，力图在立意与语言上求新求变。其长篇古体诗多铺叙，少曲折，议论化、散文化倾向较梅诗突出。有些作品在艺 术上较为粗糙，不够含蓄、精炼。苏舜钦“挽杨（亿）刘（筠）之颓波，导欧（阳修）苏（轼）之前驱”（宋荦《苏子美文集序》），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第四节 王安石

一、王安石（1021-1086）

1、生平：字介甫，晚号半山。曾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故又称王文公，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在仁宗、英宗两朝，他在许多地方担任过地方官，也曾在中央部门任职，对于民间情况、政治的弊病和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有相当的了解，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主张，并曾在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提出变法的建议。神宗即位后，面对外族压迫、国力虚弱、财用匮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急欲找到出路，遂于熙宁二年（1069）起用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的一套激烈变革的政策措施，既触犯了士大夫集团以及富商豪绅的利益，又与封建官僚制度不相适应，造成很多流弊，招致强有力的反对，几起几落。后期退居江宁。在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后不久，忧愤而卒。有《临川集》。

2、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

王安石青年时代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许，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多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比之为李白、韩愈这样的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对文学的看法，也是特别强调其实用功能：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

这种观点同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潮相一致。不过，王安石说的“适用”，偏重在具体实际的社会作用方面，而不像道学家偏重在道德说教，这是政治家的本色。

3、王安石的散文：

由于这种“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的支配和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王安石的诗文都与社会、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贴得很紧。散文尤其突出。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名文，本是与变法有关的政论而非文学作品，且不像欧阳修同类文章那样讲究文采，暂且不论，即使像《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都包涵有很实际的用意，而不是为了表现人生情趣、文学才思。

如《读孟尝君传》谈的是怎样才算真正“得士”的问题，《伤仲永》谈的是天赋不可依恃，学习尤其重要。甚至像《游褒禅山记》这种历来重视辞采和情趣的游记类散文，也用了近半的篇幅，引伸讨论一个哲理性的问题：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达到超乎庸常的境界，都需要具有非凡的意志、付出超常的努力。

4、王安石的诗歌：（1）内容：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退居江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把诗歌作为议事议政的工具，多注重反映社会现实的政治诗，如《河北民》、《兼并》等，都表现了作者关切时政民瘼、主张改革弊政的进步理想，这类诗从内容上说，其实是作者政治活动和政治理念的延伸与补充，是借文学形式表达的政治见解。其咏史诗尤见特色，以勇于翻案、见解新颖而著称于世，如《明妃曲二首》、《商鞅》、《贾生》等，这类诗往往是借咏史以抒怀，表现诗人特立独行的人格和超越流俗的胆见，有的诗篇还借古喻今，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当再次罢相归隐江宁后，王安石的后期创作也随着人生的转折而发生了巨变。其文学观念由重教化转为重审美，此时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品减少而观照自然山水的诗增多，古体诗减少而近体诗增多，前期所具有的思辨色彩和议论化特点相对减弱，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新颖别致，雅丽精工，呈现出向唐诗回归的趋势。

（2）诗歌风格： 在宋诗主导风格的发展成熟过程中，王安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安石前期的诗作“以意气自许”，诗风峭刻简劲而又壮丽超逸，以议论为主，又喜好在散文化的古体长诗中运用典故，直露爽快，尖锐泼辣，却缺乏意境与情韵，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宋调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后期的诗作以写景抒情的近体诗为主，这些诗巧于构图，善用色彩，体物细腻，兴象玲珑，同时又重视技巧、法度，讲究才学、用典，注意造语用字，这些诗作往往是通过人工的巧妙安排而达到唐诗天然浑成之境界的，因而一方面深得唐人风味，一方面又带有宋人习气，其审美价值取向影响了后来的江西诗派。人们通常把这些精工巧丽，圆融华妙的小诗称为“王荆公体”（因他曾被封荆国公），亦称“半山体”（因他自号半山）。代表作品有《明妃曲》、《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

［作品讲读］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选第一首）

1.此诗是王安石咏史诗的代表作，它一反历代诗人写王昭君眷恋君恩的主题和缠绵哀怨的风格，于传统见解中翻出新意：正是由于专制帝王对嫔妃并无真情实意，才导致了王昭君的含恨离汉，从而讥讽了汉元帝的昏庸、寡情，同时借王昭君去国怀乡的失意凄苦，流露出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此诗在当时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向，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刘敞等都竞相和作，传诵一时。

2.全诗十六句，每四句是一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明妃赴匈奴和亲离开汉宫的情景，第二部分写汉元帝问罪画师并引发作者的议论，第三部分记述了远嫁塞外的明妃的孤寂和对故国的思念，第四部分以家人劝慰明妃的口吻点出全篇的主旨。

3.此诗的艺术特点：

（1）此诗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刻划出王昭君这一绝代佳人形象。这首诗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既有刻意渲染，也有侧面烘托，还有细节描写，使昭君的形象楚楚动人、形神兼备，同时也委婉曲折地传达出主人公的内心情感。

（2）此诗善于翻新出奇，善于议论。这首诗共有两处议论，一是“意态”两句，意在翻案，一扫前人对画工的指责，突出了君王的昏愦，并遗貌取神地勾 画出昭君的美貌；一是结尾，说明了失意的普遍性，也概括出封建士子坎壈失志之悲剧命运的广泛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此等文字皆在古人未到处立论，道人所未道，议论精警，见解独到，充分体现了诗人卓越的翻案胆识，也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色。

（3）此诗选材独特，构思新颖，章法疏密相间，伸缩自如，诗中的四个部分写出了四个时空转换的画面或情事，诗意转折多、跳跃大，使诗歌的表现力大大增强。

思考题：

1、何为“宋初三体”？

2、王禹偁对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3、试论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4、如何理解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5、“苏梅”的诗歌风格有何区别？

6、王安石的诗文有什么特点？ 7、赏析并背诵：王禹偁《村行》、林逋《山园小梅》，欧阳修《戏答元珍》、《画眉鸟》、王安石《明妃曲》之

一、《泊船瓜洲》。

8、阅读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谏司书》、《朋党论》、《醉翁亭记》；范仲淹《岳阳楼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

第三篇：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第四篇：宋代书院

南宋书院文化

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最想去哪，前段时间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咱们穿越吧，让我了解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书院。现在咱们学校寝室管理实行“书院制”，我想，这一制度大概就是来自南宋的书院吧。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尤其以宋理宗期间最多，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书院。

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具体说来，南宋书院教育特色主要有四点，即将道与德融为一体；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一，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二，南宋书院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

三，书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四，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书院与传统官学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

宋代书院教学管理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相当于我们的书院主任，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以金陵的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斋舍六堂各设堂长一员，分司其职。穿越节目中还普及到，管理学生日常学习和内务的为斋长，相当于书院主席。

综概全文，南宋书院融中国古代教育之精华，以人为本，以培养救世济民之才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特色。这些教育特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故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希望现在学校实行的书院制能学习南宋书院的精髓，结合现在的教育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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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丽

第五篇：宋代散文

第四章

宋代散文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了宋代散文的新局面，涌现了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传统，进一步摆脱了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并抵制晚唐五代出现的内容空洞、风格敷衍、语言艰涩的风气，在散文创作上更加注重现实内容和社会意义，在文风上提倡质朴自然、平易畅达、形成了宋文的独特风格。

第一节

北宋散文

北宋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唐代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至北宋诗文革新才取得最后胜利。后代散文家所借鉴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北宋就有六大家。他们的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表现技巧空前成熟，有大批优秀作品流传后世。北宋散文的发展可分为初、中、后三期。初期主要作家有柳开、穆修、王禹称、范仲淹等。他们都是散文革新家，或从理论上，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宋初不重视思想内容、偏重浮词丽藻的文风进行了斗争。柳开强调文章应密切联系时政，但他的作品未脱艰涩之病，影响不大。王禹城提出“传道而明心”的口号，并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奥文风。他的《待漏院记》，“用规于执政者”，告诫宰相必须勤政，反映了作者要求改革的政治愿望，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黄冈竹楼记》把简陋的竹楼诗意化，表现谪居的乐趣，寓意深远。语言浅近清新，质朴流畅。其成就远在柳开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对洞庭湖景色的生动描写和对牵客骚人两种不同“览物之情”的否定，抒发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文章写景宏阔，议论精辟，行文简而有法，音韵和谐，历来脍炙人口，是诗文革新的最初战绩。

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活跃在文坛上的有著名的散文家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苏洵长于议论，他的《六国论》最见风格。文章借古讽今，层层剖析，宏论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曾巩散文以说理精密、语言简洁著称。他的《墨池记》解释理论，文章题小议宏，笔调婉转有致，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苏辙的散文，议、记、书、传各体兼备，一策论最佳。他的议论文笔力雄健，说理清晰；记叙文文笔灵活，波澜起伏。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对于散文创作提出了杨启智说，强调阅历和修养对写好文章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司马迁“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使得至于他“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他这种主张把读书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学习写作也有启发意义。此外周敦颐、司马光也有名篇传世。周敦颐的《爱莲说》通过对莲花的赞美，歌颂洁身自好的君子品格，体物言志，寄托深远，语言隽秀，意味深长，深为世人喜爱。

北宋后期的散文，著名作家有苏轼门下的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他们虽不专长散文，但他们文章都有法度、有文采。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沿着诗文革新的道路发展的。

第二节

欧阳修散文

欧阳修诗开一代文风的宗师，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以文道并重、事信言文的理论和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实践，抵制浮靡文风，并在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从字顺”文风的基础上，树立了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的文章风格。他的散文无论议论抒情、状物斜井、记事怀人，都能写得明白晓畅，曲折有致，成为宋文新风格的典范。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十分丰富，今存《欧阳文忠公集》，共收各体散文五百余篇。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是政论、墓志铭、序跋与杂记。

一、欧阳修散文思想内容 他的议论文都能“切于事实”，敢于面对现实，揭露时弊，提出改革主张，甚或与政敌直接展开论辩，体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与坚定的政治态度。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表现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如他的《与高司谏书》，言辞斥责谏官高如讷为取悦权贵而诋毁范仲淹的可耻行径，直接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显露出战斗锋芒。《朋党论》更是欧阳修论说文的名篇。庆历三年，改革派中坚分子杜衍、范仲淹同时执政，一些革新人物入朝，于是保守派便供给范仲淹引用“朋党”，仁宗也下诏书“戒百官朋党”。欧阳修乃作《朋党论》以复。这是篇驳论文章，但作者不作解释性的答辩，而是居高临下，以立为破。一开头便点名人主必须分辨“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接着论述“小人之朋”，“惟君子则有之”的道理，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然后，以充分的历史事实做反论证，得出用“小人之朋”则亡，用“君子之朋”则兴的结论。文章不直接指出吕夷简等小人之朋，也不直接称道范、杜等人的“君子之朋”，不拘泥于具体的争论，但用意明确，是非分明，含蓄而又明朗。文章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政论。

欧阳修的墓志与祭文，占其全部散文的一半以上，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为友人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作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为仕途坎坷、赍志以终的奇人善士立撰，同情他们的遭遇，谴责当路权贵，宣传儒家的仁义大节，是欧阳修散文积极干预现实的体现。《石曼卿墓表》描写了一个“状貌未然，喜酒自豪”、落落可奇、知政知兵的奇士形象。《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其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记其父为官清廉，治狱谨慎；母则治家俭约，安于贫穷。不虚美，不雕饰，如道家常，娓娓动人，体现了欧文平易自然的风格。

欧阳修的杂记三十余篇，或记亭堂，或记园林，或记浮屠，或记花木、取材广，题旨宽，时期文学散文的主要部分。这些文章的主要特点是情景交融，极富诗意。著名的《醉翁亭记》描写啷邪山朝暮、四时的景色变化及作家与宾客的宴游之乐。

欧要修奉诏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又自传《新五代史》七十四卷，用以为防止五代的混乱局面重新出现提供借鉴，有“善善恶恶之志”。这两部书，以春秋笔法，通过褒贬善恶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新五代史》中不少人物传记的“序”与“传论”，都近于史评，甚至可以看作是针对北宋现实而发的政论，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与爱憎感情。这些文章记叙生动，是很好的记传体散文。其中《五代史伶官传序》最为有名。《五代史伶官传序》以史为鉴，申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论述精辟，含意深永，有很强的说服力。

欧阳修的赠序和为友人诗文集所作的序文，大多称扬其学识德行，叹惋其不为世用，哀怨感人，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关注现实的思想。如《苏轼文集序》。

欧阳修的散文赋也有很高的艺术性，《秋声赋》是极为传诵的名篇。它是由骈赋、律赋发展为文赋的成功之作。

二、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构思上喜用对比衬托的方法，谋篇工巧。

（二）语言上平易畅达，富于变化，偶用骈句，善用虚词。

（三）表现手法上，则能容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与一炉，有低徊感叹、委婉曲折的深情。

（四）风格上，委婉曲折，摇曳多姿。

欧文极大地荡除了宋初浮华骈俪的文风，有纠正了古文家中的艰涩弊病，是“天下翕然而师尊之”，推动了宋代散文的发展，其影响直至明清的宋濂、归有光、方苞、姚鼐等古文大家。

第三节

王安石散文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素怀矫世变俗之志，慰问力求“有补于世”。他的作品以见识高远，议论精辟，逻辑严密，笔力雄健著称。

他写了大量的奏议、书信、杂论。奏议类文章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和鲜明的现实意义。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他在仁宗嘉佑三年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

他的书信类以论文，著名的如《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政敌司马光的一封信，直接为政治改革服务，是其驳难文章的代表作。

王安石还写了不少杂记、游记。最为人称道的是写于舒州的《游褒禅山记》。杂记散文如《伤仲永》，也给人以深刻启示。

此外，王安石还有一些碑志类文章是很好的人物传记。如《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的政论文章，语言简洁，议论透辟，气势凌厉，与欧阳修议论文纡徐从容的特点不同，颇能表现其改革家“矫世变俗之志”。他的杂记、游记类散文则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也和欧、苏的叙事与抒情交融、重文章情韵的风格不同。

赏析《游褒禅山记》

第四节

南宋散文

南宋散文无论内容或体式，都是对北宋散文的继承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南宋前期，作家和爱国志士面临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激发了民族感情，他们用诗文来抒写他们对于民族危亡的满腔悲愤，和面对强敌而誓死不屈的浩然正气。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突出主题。李清照、李纲、宗泽、岳飞、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灯，都写下了壮烈的爱国篇章。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强烈反对高宗屈敌，谓秦桧可斩，呼声震动朝野，表达了当时正直之士的爱国心声。辛弃疾也是一位散文高手，他的《九议》、《美芹十论》，更具体地剖析了敌我形式，提出克敌复国良策，言辞恳切，议论卓越，充满爱国激情。陈亮是南宋有名的政论文作家。他的《中兴五论》最为有名，针对当时的宋金形势，提出一系列革新图强兴复国家的策略。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通过与赵明成生死离别与苦难遭遇的细腻描述，反映了由于南宋朝廷的屈辱投降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文章蕴藉深沉，字里行间表现出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和对金兵侵略的无比愤恨。这些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的作家，发挥了文学的战斗作用，表现出宋代散文重实用、能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特点。

南宋后期，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闻天祥、邓牧、谢翱等人的爱国篇章给南宋文坛增添了光彩。闻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记叙他出使被扣和脱险后九死一生的遭遇，显示出他在民族斗争中的忠肝义胆和浩然正气，文章情辟悲愤，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力量。

笔记小品文在南宋蔚为大观。这种随笔集序的短小问题，源于汉代，至唐渐多，到南宋笔记勃兴，斗艳争奇。依其内容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以记叙朝政得失与士大夫言行为主，如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等。第二类偏重于世文评论，如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第三类偏重于考辨，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等。第四类偏重记人情风物，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