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察制度改革特点

第一篇：宋代监察制度改革特点

浅析宋朝监察制度

李晓东

[摘要]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相对完善，并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监察网络，其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对现在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研究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内容，分析其建立的原因并提炼出其对当今的借鉴之处 [关键字] 宋朝 行政监察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封建朝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繁荣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标志，由于宋朝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此，改革政治，强化政权，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反映在行政监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中央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代的监察机关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在官职设置上，御史大夫由于官高因此并不实授，通常只作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绩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掌判台政。

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丰改制前例兼知杂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辅佐御史中丞处理台务。元丰改制始命侍御史不兼知杂事的职务，但是仍然保留其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专门掌贰台政。殿中侍御史领导殿院，“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监察御史则统率察院，“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奏劾，小事则举正”，监察御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负责对吏、户、刑、兵、礼、工的监察。监察御史的任职在唐代由宰相任命或者荐举，但到宋朝，改为由皇帝亲自任命。这显然是皇帝为了加强对百官的监察，以进一步巩固皇权 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的规定，可以佐证这一点。

此外御史台内还设有主簿和检法各一人，主簿的工作主要是受理公务，启封文书，监督失责，审核簿书等事宜；检法则负责检核法律条款，有时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理 两者皆是御史台的主要属吏，照例通常都是由御史台长贰辟举，仅哲宗时一度变更旧法而到了崇宁初年又恢复原制 南宋时仍然沿用不改，只是偶尔会出现御史台正副长官皆空缺，而改由殿中侍御史奏辟的特殊变通情形。主簿和检法虽然在行政编制上只是属吏的身份，但是由于其“往往是正任台官的直接候补者”，因此，也颇为时人所重视的，很多的士大夫都把这两个职务当成是日后升迁的基石

为了确保御史具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更好地行使监察权，宋朝规定，只有担任过两任县令者，才有资格担任御史。这在宋以前的历朝法律中是没有的宋初，御史可以在没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奏弹百官，奏弹失实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明确规定御史必须每两个月向皇帝奏事一次，谓之“风闻弹人”。至宋仁宗时设例限制风闻弹人，且奏弹失实的，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宋初还在唐朝谏官的基础上，于门下省设立谏院，但其主要职掌不是规谏君主，而是举发臣下的

不法行为和对政府各部门的措施提出“谏正”。谏院和御史台并称“台谏”随着御史职权的加强，也兼负起规谏之责，逐渐产生了台谏合一的趋势。2.地方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朝对地方官的监察也是相当重视的。为防止地方势力扩大，重生藩镇之祸，宋朝多次削减地方权力如减少地方财政权，收回地

方司法权，集中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最后形成了地方的一切权力均由皇帝统管，地方官员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局面。为了牵制州郡行政长官，宋另设“通判”一职通判系州监察官，专门从事监察地方官员及其所属的部吏。

宋朝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则采取监司出巡，按察州县的制度。北宋时，取法巡院之意，置诸路转运使，致使地方行政区划发生监察大区路向行政大区的过渡北宋诸路转运使的职掌。设置与理事特点与唐代巡院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因其职在 问民疾苦，察吏臧否，故称监司。宋代监司并不像唐朝那样是单一的体制，而是多元监察体制，各路四司互不统属，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职能上各有偏重，但都有监察职能，互相牵制，互相监察。一些设在边镇要塞之处的路则设经略使或安抚使，乃为军事区，均高居于州县之上

监司的职能广泛，但以刺举为主。刺举的对象包括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其职能主要包括刺举贪赃枉法者，察举不尽职不尽责者，察举昏庸无能、年老病弱和怠惰政务者，举劾税收中的违法行为，按劾残害百姓者，负责部内官员的考课，荐举官员，参预并监督地方刑狱案件的审理，参预管理和监督地方财政，向朝，参预地方防灾 救灾和兴修水利等民政管理事务，督促外州县官劝农民及时耕种，还要负责镇压本路的农民起义等 各监司机关两年内要巡察所辖地方一遍，后改为一年一巡，遇到灾荒还要不时奉诏出巡 监司出巡还订立了种种约法，以免与州县官勾结或利用出巡之机向百姓肆意勒索。3.行政监察立法及行政监察思想

宋朝的行政监督立法因随巩固皇权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庆元条法事类》和《宋大诏令集》，同时还有以地方为重点的监察立法，包括《宋刑统御史台仪制》、《监司互察法》。它集中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和被监察者违反处置办法，也对监察官行使监察权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反映出了其行政监察的主要思想。其一是“振举纲纪，纠弹奸邪”，表现在宋朝的监察范围大而广，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在全国铺织了上下纵横严密的监察网，对违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其二是“制衡相权，防范臣下结党”，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对地方官员的严厉监察不难看出这一点；其三是“重视纳谏，以广圣聪”，宋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示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为谏诤君主者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言事之臣或得责，大不过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

二、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建立的原因分析 1.宋朝监察制度的建立历史背景原因

在宋代之前，门阀贵族是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权和门阀贵族势力的夹缝间艰难生存，难有作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之中，军阀之间的混战虽然从根本上摧毁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但是在纷扰的乱世间，武力决定一切，于是武夫们纷纷拥兵自重，跨州带郡，窥视神器。而文士们往往成为武夫的附庸，处境颇为尴尬。公元960年宋朝兴起之后，宋王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武人怀有很深的警惕之心，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加

以防范，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来，最坏的文臣不过只是贪赃枉法，弄权营私而已，可是最坏的武臣却可能会夺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国时的经历，让君主们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为中心的监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谏言环境。2.强化专制皇权的内在需求

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了让他们为君主服务，为天下苍生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员在口口声声报答君恩，不负苍生的宣誓下，却显然更愿意相互服务，虽然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权力上的斗争和牵扯，但是倘若一旦整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这种侵犯来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官僚集团这种自成派系的倾向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官僚集团中恰恰又出现了足以左右舆论，深孚人望的强势者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权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续长久地从事“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

3.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儒家思想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他的依赖程度也愈大。为了统合帝国，维系王朝的需要，历代君主无不尊崇儒学，以儒学治天下。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忠”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强调，但是即使是“忠”这一概念也决非意味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而言，“忠”不是一种“仅强加于他们自己的片面义务”。事实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尽忠之时，也负有分清忠臣和奸臣的义务，即所谓“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同时，儒学通过将忠这一概念的道德化，将谏诤直言等行为定义为“忠”，君主对这一概念必须接受，承认做出如此行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从皇帝到官僚都谙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给与不同层级人都可以“尽忠”，即皇帝可以广纳谏，臣民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三、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对现在的借鉴意义

第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性。

宋朝皇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得建设，懂得以权力制约权力之道 行政监察制度的运作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衡。以监察权制衡相权，以相权制约监察权，两者之间的权力最终在皇权手中得到平衡，这样皇权专制得以延续，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得社会形势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为此，首先是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第二，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确保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

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是宋代御史在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维护皇权，限制官权，防止大臣们犯上作乱、贪赃枉法。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皇帝亲自控制所有监察活动这样为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避免了行政系统对监察系统的控制，从而使行政监察活动免受行政官员的干涉，有利于行政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

第三，形成严密的监察机构体系要全面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必须建立起严

密的监察体系。

借鉴宋朝历史经验，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参考文献] [1]章剑生著:《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2]王宏彬著《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篇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十个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十个基本特点

修晓波

2007年03月09日

[摘 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十个基本特点。

[关键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监察； 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监察机构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监察官统称御史，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东汉光武帝把御史的官署从皇宫里搬出来，并入兰台（收藏和管理宫中典籍的机构），御史的长官叫御史中丞，他办公的地方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或兰台。东汉御史台名义上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掌管宫中服务性事务的部门）。三国时曹魏的御史台脱离了少府，这是体制上的重大改革。从此御史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地位显要了。唐模仿隋在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同时在御史台下设三院，即台院（御史台本部，处理台内日常事务）、殿院（在宫廷举行重大仪式时纠察礼仪）和察院（主管弹劾百官），监察机构进一步完善。到了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突出了唐代察院的职能，说明御史工作的重点更加明确。同时设置六科（有点像今天监察部的派驻机构），对中央主要部门实施对口监察。六科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机构又得到加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特点是不断削弱相权、不断加强皇权，监察机构正是适应了这一趋势而不断地被强化。

（二）监察官是皇帝的御用工具

清初编纂的《钦定台规》明确说，监察机构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监察官是皇权的耳目工具，他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维护皇权。三国时的曹操为了树立权威，特设了校事一职，执行监察和军事执法官的任务。校事的职位很低，但权力很大，完全秉从曹操的旨意行事，是典型的鹰犬与爪牙。宋代不仅中央御史台直属皇帝，地方的监司和通判也直隶皇帝。明代的都察院和六科都归皇帝直接领导。清代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监察官的考选、差遣、内升以及外转都由皇帝说了算。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监察官御用的性质，这种御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监察官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履行职责。

（三）一般监察官秩低权重，以小监大

古代统治者对监察官职级的配置十分微妙，高级监察官的职级有增高的趋势，而作为工作骨干的中下级监察官的职级一直不高，但却可以监督、弹劾高级干部，即所谓以小监大。高级监察官指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前者隋代为从三品、宋代从二品，到元代为从一品；后者隋代为从五品、宋代从三品，到元代为正二品。明代的左、右都御史均为正二品。做具体工作的监察官的职级却不高。汉武帝派出的刺史，论职级只有六百石（当时没有品），只相当于一个中下等县令的级别，却能监察职级二千石的郡国守相，权力很重。隋代的监察官为从七品，宋代为从七品，元代为正七品，明代的十三道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而他们弹劾的对象却是从一般官吏到宰相。这种设计可谓用心良苦。清人赵翼的一句话道破了其中的奥秘，他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职位低的人顾忌少，可以大胆工作，同时也听话，便于管理。从当年的实践看，还是行之有效的。

（四）对地方官的监察割裂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

这种做法始于汉武帝，他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在自己的监察区内进行巡察。巡察时“乘传（公家驿站马车）周流”，年底回京汇报。唐代在地方划分十道（监察区），由中央派出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监察区内巡视。明代在地方设十三道（按省划分），配置十三道监察御史，再从他们中间选派巡按御史出巡地方。中国古代对地方的监察，以这种巡视方式实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它的成功之处，就是用流动的方式把监察官与行政官的利害关系割裂开来，保证监察官能够较好地履行职责。这个理论的创始者是战国时的商鞅，他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虽然官员人数很多，但他们担任同一类的职务，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让他们彼此监督是不可能的，他们利害关系一致，容易互相包庇，就好比让马夫监督马夫，行不通。假如马儿能够说话，就可以监督马夫，因为马儿与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按照他的观点，只有确立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使监督真正发挥作用。概括成一个公式，就是“流动的方式——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马儿说话”。这里马儿说话是关键。让马儿开口，机制就是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而割断这一层关系的途径是采用流动的方式。汉、唐、明统治者践行了商鞅的监察理论，并且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发展。

（五）在府县一级不设监察机构

元代以前地方没有固定的监察机构。到了元代，先后在行省这一级设立了几个行御史台，行台之下有诸道肃政廉访司，共有二十二道，是地方正式的监察机构。元代地方行省之下的行政机构依次为路、府、州、县，道是在中央的中书省、地方行省和路府之间设置的监察区划。也就是说，在州县（大致和今天的县相当）一级是不设监察机构的。明代地方行政机构是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之下是府、县两级政权。明朝初年，朱元璋只在行省一级设立了提刑按察司，主管监察工作。到清代，地方上有省、道、府、县四级。省一级保留了明代的按察司，道（包括守道和巡道）这一级是个创新，有点像现代行政区划中的地区行署，因与监察有关，勉强可以算作监察机构。但道以下的府县没设监察机构。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图辽阔的大一统国家。由于疆域广袤，在地方上设置固定、专门的监察机构成为必然之举，但问题是地方监察机构设在哪一级更为合适？在省一级设立监察机构的必要性无需赘言，省以下或者确切地说在府、县一级呢？朱元璋曾一度设置监察机构，但不久就罢除了。朱元璋为什么撤回了府、县的试佥事？因为他们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府、县设立监察机构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按照商鞅的理论，有效监察的前提是割断监察者与被监察者的利害关系。相对来说，中央的监察官与省一级行政官员的利害相异，中央监察官在省里是超脱的，易于行使监察权；省一级监察官与同级行政官员虽然藕丝难断，对下一级的行政官吏却也是超脱些，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但作为地方行政建制最低一级府、县的监察官来说，他们没有超脱的余地。中国古代监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如果一个监察官无法摆脱与其监察对象的利害关系，就不能指望他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六）监察工作为封建政治服务

古代监察官的基本职责是查办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工作，如荐举人才，言事谏诤，参与司法审判，监督财政、宫廷礼仪、学术、军队，维持治安，赈济灾荒等。看起来很杂乱，但都是围绕一个大局，即为封建政治服务。这个政治就是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秩序。当然，在不同时期工作的重点是不同的。比如汉武帝给十三部刺史规定的六条任务中，除第一条监督豪强大族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守的。因为当时经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击，诸侯国的势力大为削弱，已不能构成对中央的威胁，而郡的官员（西汉初在地方实行郡和国并行的双轨制）不执行中央政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加强对郡守的监督就成了监察工作的重点。古代重视宫廷礼仪，所谓“礼仪征伐自天子出”，是王权的象征。在唐代，御史台下面有一个专门负责维护宫廷礼仪的殿院。统治者通过这些做法严格规范封建等级制度，进而达到维护皇权威严、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古代监察官与司法的关系密切。唐以前，监察官可监督案件（相当于今天法院审理的案件）的审理，纠正冤案错案。到了唐代，监察官可以直接参与审案工作了。明代都御史可以参加大要案的审理，当时大的案件由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三家共同会审。清代也是如此。从监督的角度讲，唐代以前，监察官是事后监督（纠错只能在事后），唐以及明清变成事中监督了。当然，监察官参与审案不符合今天司法工作独立的要求，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应该不受其他部门和个人的干预。

但是古代社会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社会，而且司法腐败（即贪赃枉法）相当普遍。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只能用人治的方法去监督制约，在当时的体制下，恐怕只能如此。这是服务于封建政治的需要，结果是监察官的权力向其他领域延伸了。

（七）监察工作交叉，监督者也被他人监督 古代统治者用监察官监督行政官吏的同时，又对监督者施以监督，同时让监察官之间彼此监督和制约，所以在制度的设计上有意识地进行职权交叉。西汉中央的监察系统中，司隶校尉监督京城百官，包括丞相司直（由丞相直接领导的监察官），还可以监督地方七个郡（三辅、三河和弘农郡）的官吏，但他又受御史中丞的监督。谏官的本职工作是言事谏诤，到了宋代，御史可以谏言，谏官可以弹劾，两者的职责混淆了。宋代地方上的监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和漕司）都负有监察的职能，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监督转运使的走马承受之间的工作，有许多是扯在一起的。明代中央的督察院监督百官，六科监督中央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的官员，两者监察的对象有重合的部分。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理论上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官员。但是弊端也显而易见，就是机构重叠、臃肿，钦差大臣满天飞，各方推诿扯皮，监察工作效率低下。

（八）谏官组织基本上是摆设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除了监察官系列外，还有一个谏官系列。谏官的职责最初是言谏，后来又加上了封驳。言谏是提意见，封驳分封和驳两个方面。封是对上的，指对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指示认为不当，可以送还；驳是对下的，指对臣下的奏章认为不妥，可以退回。《旧唐书》总结归纳了谏官工作的几种方法，总的精神是表述意见时要尽量婉转，而且要看皇上的脸色行事。所谓言谏，多数时候是摆样子的，像李世民那样善于纳谏和魏徵那样敢提意见的君臣，毕竟凤毛麟角。宋代有了专门的谏官机构，同时谏官和监察官的职责开始混淆。元代废除了谏官机构。到明代，六科给事中兼有监察官和谏官的责任。但在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明代，给事中的封驳权实际上只有“驳”下而不能“封”上。不能“封”，谏官也就不成其为谏官了。清朝雍正皇帝继位后，觉得连摆设的必要都没有了，索性把六科并入都察院。虽说有监察官和谏官两个系统，但谏官的作用根本无法与监察官相提并论。

（九）监察官选任的标准很高，日常的管理很严

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对监察官的选拔和任用，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特点越加明显。总括选拔监察官的标准，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在人品上要求刚直不阿和公正廉明；二是注重文化素质；三是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四是实行回避法。由于严把入口关和管理关，在多数时候保证了监察官队伍的总体素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十）监察制度的作用是弹性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有制度但不一定按制度办事，制度有时也不管用。监察制度的作用，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因时而异。在新王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励精图治，政治比较清明，在这种客观环境下，监察制度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在王朝末世或遭逢政治黑暗时，监察制度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制衡调节作用，有时甚至形同虚设。明代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日益激烈，监察官也参与其中。他们非但不能击浊，反而以身事

逆，助长了官场上的坏风气。二是因人而异。由于监察制度是为加强皇权设计的，这个制度的作用往往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历史上一些有所作为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代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在位时，都懂得利用监察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在许多时候能够支持监察工作，因而他们在位时涌现了一些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监察官。但如果皇帝昏庸，监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些秉公执法的监察官还会受到迫害。据《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记载，清代受到处分的监察官达300多人，他们中多数人是在工作中因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受到打击报复，或者因皇帝听信谗言受黜的。三是因事而异。查小不查大，即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元代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说，监察官员的工作，就是“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在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是一种具有双重职能的特殊制度。首先它是皇帝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其次又是地主阶级内部维护封建特权、协调利益关系的制衡器。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个整体，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又有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地方，监察制度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意志以及他们之间利益调整的情况。

（作者：中纪委信访室副主任）篇三：【2014安庆市二模】安徽省安庆市2014届高三高考模拟考试(二)历史试题 word版含答案 2014年安庆市二模历史试题 12.雍正八年因西北用兵，特设军机处，经制规 划，多为其（张廷玉）手定??军机处地处隆 宗门内，严禁外人进入，且机构简单，有官无吏，办公场所只有几间值班用 的平房。此设置 ①强化了君主专制 ②提高了行政效率

清军机处内景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

③减少了行政运行成本 ④保障了决策机密性

a．①②③ b．②③④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13．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

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他们改变原有的轻商观念，涉足商业谋利，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材料中 “角色” 的定位最准确的是 a．既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者又是阻碍者 b．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c．明代中后期的早期资本家 d．“离经叛道”的进步思想家 14．《尚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下观念与之相去甚远的是 a.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b.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c.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d.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15．2014年2月2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将9月3号和12月13号分别确定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举措与右图 丰子恺的漫画所表达的共同主题是 a.烽火已熄，万世太平b.国家之殇，永世不忘 c.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d.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16．“20世纪初，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家庭制度在中国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一个将家

庭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基础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从传统之茧中蝶化，对家庭制度进行批判是必然的。”（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对

卅

四年九月二日作子恺）

为：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炮弹作花瓶》（图中的文字

家庭制度批判的必然性在于

①公民道德的沦丧②经济结构的变动③西方思想的传播④民主政治的影响 a．①②③ b．②③④

17．图示为现代中国民主

政治建设的知识网络。与之相关的表述正确的是

a．中共与民主党派联合执政 b．边彊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c．基层民主实行间接选举 d．民主与法制渐趋完善 18．“hold住”“神马都是浮云”“土豪”等网络热词作为一种醒目的文化存在，普遍流行于

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这表明 a．网络已主导了大众文化消费 c．大众传媒的商业性影响越来越大

b．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文化 d．大众文化的日益庸俗化

19．战胜高卢人后，恺撒（前102年—前44年,罗马统治者）在盛大的凯旋仪式里牵着高卢

人走，把他们牵进了元老院；高卢人脱下了长裤子，却穿上了??阔边长袍。对上述材料的正确理解是

a．为罗马法的起源提供详实的史料支撑 b．此时罗马帝国境内自由民内部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不复存在 c．恺撒牵着高卢人走进元老院时，其阶级属性发生了本质变化 d．“脱下了长裤子，却穿上了??阔边长袍”主要指其被赋予了罗马公民权

20．读下列1875-1913年日本煤矿开采量和1872-1914年日本铁路铺设示意图。结合所学的

知识，对其解读正确的是 a．“殖产兴业”政策推动了煤矿开采和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 b．煤矿和铁路等企业被无偿地转让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 c．图示时期的日本近代企业大部分被政府控制 d．图示时期的日本走的是英国工业革命之路 21．1961年9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说：“当我们走上独立的道路而不同两个对立阵营的国

家集团结盟的时候，当我们反对分裂世界的政策和拒绝这个政策所带来的一切时，我们选择了一条艰苦的道路。”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不结盟运动一开始就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首要任务 b．不结盟运动动摇了美苏两极格局 c．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体现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 d．独立而艰苦的道路是指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22．陈独秀曾说：“人权为法国大革命之赐，自《人权宣言》刊布以后，欧洲人心如梦觉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君主，废贵族，各国宪章赖以成立。”下列内容可以作为其论据的是 a．《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 b．英国《权利法案》 c．北美《独立宣言》 d．《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6.权力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直在拷问着人类的政

治智慧，也与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30分）

材料一

唐宋时期的中央监察制度由御史、谏官、封驳官三大体系组成。唐朝前期，御史掌“纠绳不法”，监察百官；谏官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规谏皇帝；门下省掌审议、驳奏，监督决策，正如唐太宗所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

宋初曾仿唐设谏官，如谏议大夫、司谏、正言。那时谏官多出外任职，用以消弭藩镇。至真宗天禧元年(1017)时，设专门机构置谏官六员，并规定三年内不得差出，并使之有专言事的责任。谏官的职务得以确定，使谏院初具规模，仁宗明道元年将门下省的旧址改建成谏院，谏院开始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宋王朝分散监察权，在中央和地方上设各级监察机构，实行层层监督。

——摘编自贾玉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材料二

美国的行政监督系统，包括议会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监察系统，行政监察的任务被分散在各个部门分别执行，美国对行政效能的监察，虽然没有专门机构负责，但是在实践中却称得上是“多管齐下”，政府绩效法案制度、行政公开制度、预算监督制度、道德规范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行政效能监察制度体系。

——摘编自《西方行政监察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三

关于监察制，抑或纠察制，孙中山认为，虽然欧美各国的议会对政府都有监督和弹劾的权限，但是这种权力总不独立，不仅因国家不同有强弱之分，而且还因此生出无数弊病，如议院专制、总统无权等。鉴于此，他主张监察机关独立。他认为，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有“御史台主持风宪”，历史上的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因此，为了更好的监督政府，他主张以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为参照，实行监察权独立，指出：“如我中国，本历史习惯弹劾鼎立为五权之监察院，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制度可为世界进化之先觉。”

——摘编自张卫波《孙中山的五权宪法》（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相比宋代的监察制度出现了哪些变化，并

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8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美国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与唐宋监察制度相比，美国近代的监

察制度有什么进步之处？（10分）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主张监察权独立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怎样才能做到监察“独立”而又不“独裁”？（12分）37.“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历史上很多的探路者，在开路的同时也在开

创历史。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6分）

情境一 高原马帮——幽幽古茶道

材料一

茶马古道上的茶马司遗址茶马古道局部路线图 材料二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明史〃食货〃茶法》

材料三

抗日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来往于云南丽江、西藏、印度等地的马帮约有25000驮之多，沿途大小商号多达1200余家，大多数人家都投身于古道运输或从事与茶马古道相关的产业。贸易物资增加了从印度转运来的英国和美国的香烟、卡其布、毛呢、手表、煤油，以及各种日用百货，由拉萨到印度则出口大量羊毛。云南丽江、四川康定和西藏昌都这样一些城镇也纷纷在茶马古道上兴起了。

——摘编自cctv《茶马古道》纪录片解说词 情境二 远洋帆影——浩浩新航路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经由地理大发现而引发的国家竞争，拉开了不同的文明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同时也相互对抗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摘编自《大国崛起》纪录片解说词（1）依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朝茶马古道贸易的特征。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

析抗日战争期间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12分）

（2）“有路必有福，有路必有胜”，依托情境一、二，以两条路的共同之处为切

入点，请你以“ 之路”为题，论述商路开辟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求观点明确，论从史出，逻辑严密。（14分）

安庆二模历史参考答案

12d．13a．14c．15c．16b．17d．18b．19d．20a．21c．22a．

36.（1）变化：宋朝的监察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地方的监察力度进一步加强；对监察官的要

求日益严格，监察官员日趋专业化；监察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监察制度日益完善。（4分，任答两点即可）

原因：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4分）

（2）特点：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监督系统；没有专职的监察机构；监督网络健全，工作效率高；（4分，任答两点即可）

进步之处：中国唐宋监察体制以强化皇权为出发点，不能体现民意，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美国监察机构的监察权来自法律，以法律而非君主的意志来规范监察过程和结果，较充分地体现了民意，是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相对高效的监察体制。（6分）

（3）原因：反思美国近代监督制度的弊端；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经验；针对北洋军阀政府专制的现实（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6分）

措施：建立独立而健全的监察体制；重视立法和依法监察；完善监督运行机制；拓宽行政监督渠道，如加强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6分，答到三点或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37.（1）特征：交易的产品以土特产为主，贸易双方具有互补性；边境贸易、对内贸易共同

发展；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加以管理（6分）

作用：保障物资供给，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加强汉藏等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6分，答出三点即可）

（2）示例1 经济交流之路：茶马古道和新航路都促进了经济交流。

茶马古道促进了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交流，形成了持久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在国内贸易和边境贸易发展的同时，边境城镇也随之兴起，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发展；互市也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加强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联系，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引起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示例2 文明融合之路：茶马古道和新航路都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茶马古道的兴盛，促进了中原汉族和边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交流，成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系的纽带。在长期的交往中，藏文化、汉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多元文化格局。新航路开辟结束了世界各地相对孤立的状态，东西方的文明开始汇合交融，加速了人类从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进程。

示例3 开拓创新之路：茶马古道和新航路的开辟都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开拓创新的精神。茶马古道上的商旅不畏艰险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高原国际商道，体现出了超越自我的人文精神。开辟新航路的航海家们勇于探险，用无畏的精神证实了地圆学说，冲击了神学世界观，彰显了人的伟大力量，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和人们的思想解放。

第二篇：宋代瓷器鉴定特点

宋朝官窑瓷器鉴定方法

宋代官窑瓷器，“官窑” 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由官府直接营建。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瓷器虽然在宋代瓷器中只占极少数，但是由于其所处地位和具备的优越条件，使它在当时烧造了一批宫庭所需的高档瓷器，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工具/原料

 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宋叶《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宛，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古所珍。后效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文表明,南宋初营建的“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亦称“内窑”，明高濂《遵生八笺》说，修内司官窑的地点在杭州凤凰山下，但确切的窑址尚未发现；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1930年发现窑址，1956、1985年冬至1986年春先后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出龙窑与作坊遗迹，并获得大量标本。

在中国陶瓷史中，“官窑”和“官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官窑产品专供宫廷。以宫廷生活用瓷与陈设瓷为主。流传至今的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以瓶为例，有弦纹瓶、直颈瓶、瓜棱瓶、贯耳瓶、胆式瓶、八方瓶、盘口瓶等，造型各有特点。官窑传世品今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少数的精美作品，已于早年流失国外。

方法/步骤

1.11、器型和概貌：宋代造型。大多用来祭祀或陈设，也有部分日用品。一般概括为厚胎厚釉、厚胎薄釉、薄胎薄釉、薄胎厚釉以及胎不太厚（3.5毫米左右）釉也不太厚(0.8毫米左右)适中型等。釉色纷繁。釉质莹润如

玉。釉面开片，大片纹者多。里外披釉并有纹。类似哥窑瓷容易混肴，但仔细看能辨清。在烧制方法上为垫烧（使用匣钵装烧，底部有垫圈）或裹足（釉将底足全部包住不露胎）支钉烧。支钉烧制底部留有支钉痕，支钉数为三、五、七个或更多不等。

1.2、胎色和胎骨：宋官窑瓷胎色从传世和窑址出土两种情况看，为黑、黑紫、灰黑、香灰、浅赭、灰（含深灰）、灰白（有的趋白）、土黄（含褐黄红）。黑胎数量有限，而相当一部分为香灰、灰、灰白等色。

制成的宋官窑瓷胎骨有厚薄两种，厚者5毫米左右，薄者3毫米左右。宋官窑瓷胎土细腻温润，特别是一些精品由黑或紫黑土烧成胎后其质如同古代笔砚（端砚石类），有笔砚胎之说。如用砂纸打磨可感十分细腻滑润，绝不含砂，玉质感直追或类似古笔砚的效果。这一点，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的书中对宋官窑瓷所用胎土已经说得很明白：“澄泥为范，极其精致”，就是指宋官窑瓷胎是用澄泥所做，特别细腻精致。而澄泥，特别是古澄泥这种极细之物是专门用来制作澄泥砚的，其弥足珍贵至今已无法找到。所以要仿出细腻如笔砚效果的宋官窑瓷胎对于现代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1.3、釉层和釉质：釉层有厚薄两种，薄者小于1毫米，厚者大于1毫米，但都比哥窑瓷和汝窑瓷厚。釉质分三类。第一类为失透润泽型。即釉层透明已很弱或消失，釉呈玉质态似凝脂或堆腊，有一层较明显的酥油光闪烁或呈腊光，显得十分温润玉泽。第二类为失透晶莹型，是指在第一类基础上一些器物在失透的釉层外含一层极薄莹亮的釉水，在玉态的外表上，有如酥光浸润，呈现出玻质般的晶莹华贵感，或用行话说，就是釉好。第三类为莹润型。这类釉层清明玉润，有光泽感，略显些微透明，釉层薄厚均有。在第一、二类失透润泽型或晶莹型中，釉层趋厚者多，也有趋薄的；有的光泽稍多一些，有的光泽稍弱一些。特别是部分真品器物釉表面还带有类似芝麻花弥漫形态的点点发白或带黄闪蓝的土沁花斑点，擦不掉，这是由于釉中含有玛瑙缘故，在汝瓷中也有此现象。以上凡釉层厚者，均是经多次施釉烧制而成，其难度极大，因烧制中厚釉屯留很困难而易流散，今天我们所见的一些精品其釉厚如凝脂般光润，特别是其呈现出的如玉似腊的酥光宝晕效果，是后世仿品无法做到的。

4、釉色：因两宋窑口多而不同，颜色纷繁复杂，粉青、虾青、米黄、蜜腊黄、翠绿、月白等色居多，其中以粉青、米黄、蜜腊黄、翠绿等色最为引人。以上各色中，都有或深或浅的颜色品种。另还有其它多种颜色。

5、开片：分大开片、小开片，有大器小片者为贵，小器大片者为奇之说。具体分三种，第一种为开大小片，即藏家所说的文武片，即在同一器物釉表开大小两种纹片，大片很大且稀疏，小片很小而集中。开片的角边为三角、四角、五角、六角或三边、四边、五边、六边，形成没有规则的不等形。开片的边弯曲回旋多变化，开片的角或钝或尖形状各异。第二种为全大片、全中片或全小片，开片大小相差不太大，开片角边情况同第一种（此第二种开片情况可以布满器物全身或大部）。第三种为开冰裂片（类似冰或云母层层开裂）、百圾碎片，属于纹片较小面积差不多琐碎且光泽感强的一类（从近年出土遗存和传世品看，其中有一些较特殊的明显带有汝窑性质和宋官窑特征的冰裂纹、百圾碎纹器物，被藏界借称做汝官窑瓷。官窑中的汝官瓷同大众熟称的汝窑中的汝官瓷或官汝瓷不同，这种叫法不一定合适）。这类器物釉层比通常汝瓷稍厚一点，带有一定光泽和略微透明度，胎色为香灰，烧制方法也是支钉或垫烧，裹足或露足.6、纹路：开片裂纹不断延长弯曲或回旋形成的纹线。最有代表性的为蟹爪纹，即纹路从一点向多方幅射延伸弯曲支展的形态。被人称做“九曲十八弯”。有的器物常有一条纹从底部曲折延伸到顶部不断，或中途又折返回来到底部，也有称这种纹为牛毛纹的（除颜色如下一条所述的牛毛色外，更强调的是其形态多变化）。但大多为普通的开片纹，有称其为龟背纹，依据开片大小走势形成，或其包围面积大小差不多，或差异较大。但总体上说，纹路状态比较活泛。

7、纹色：鳝血、鱼籽黄、血黑、黑、金丝铁线、白裂等颜色。最著名为鳝血色或牛毛色，即色如鳝鱼之污血或牛毛色，是千百年来于裂纹中自己从内部逐渐生成的，是自然变化的结果，即胎内老色长久渗出所为，在放大镜下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就像深夹于缝隙间的褐色的已凝结的老锈（褐色偏红或偏黄有深浅，属于牛毛纹的其色有的线段深、有的线段浅、有的线段变白，如同牛毛的自然态），其间或伴有新生成的白裂纹，再过几百年也会逐渐生成鳝血的颜色（如一些器物鳝血纹并未全布满或连续生成，其中不少白裂纹正处在延续生成变化中）。鳝血色这种老锈感对鉴定

非常有效，往往对一件真品的属性起到极关键的作用。此外，白裂纹器物也不少，其纹色属白或无色态。

8、汽泡：以失透润泽型为例。其特点如古人形容该类宋官窑瓷汽泡时所说的“聚沫攒珠”形态，放大镜下可见如吹出的液体沫般一个泡紧挨一个泡，如下面三种：

1）细密形。汽泡极细小密集。30倍放大镜下仿佛密集细小针尖紧挤在一块儿。80倍放大镜下，如煮米粥，汽泡分多层，上层汽泡仿佛从被煮烂雾化的米粒肚子中钻出，而下层有更小汽泡浸在模糊雾状背景之中。

（2）雾态形(难见汽泡型)。30倍放大镜下平润模糊如雾态。能见一些极小汽泡浮出表面或难看到汽泡。80倍放大镜下可见深处球形白色雾团中埋藏有数量不多大小不同、深浅层次不同的汽泡。比正常的“聚沫攒珠”汽泡量少得多，也有专把这类在30倍放大镜下看不到多少汽泡的定为无汽泡型。

（3）密集形。30倍放大镜下可见汽泡密集紧挨如阵，泡比第一种略大些，个别偶尔可见一两个大汽泡在某一区域，可称为“寥若晨星”。80倍放大镜下可见多层泡，大泡于上，中小泡于下，泡外均为雾态充斥粘连。需要提示的是，宋官窑瓷汽泡的“聚沫攒珠”态，在80倍放大镜下可见深浅大小层次，而在30倍放大镜下则显平齐、紧密，这种两重性特点或称做有“立体感”，是现代仿所达不到的。

还有一些属于黑胎器物中的露紫黑或灰褐色足脚的器物，因年代久远其足脚底常含有一种褐黄色土沁（一种洇在胎骨中的带褐黄色的土锈，含氧化铁所致）由里向外渗透出，擦不掉，可在底足见渗印到表面的土沁呈黄红色或褐黄色。

靠近足脚的胎釉结合处往往屯积厚釉，有两种情况：（1）结合处釉层边缘一圈修整得大体上看去较齐整，但仔细看仍有或上下或左右或薄厚或多少的偏差之处，给人的感觉是既认真，又随意，有点信手拈来的意思。这一种情况和清代不同，清代仿品胎釉结合处修得过于认真刻板齐整，其一圈看下来平直如一条线。再就是这种情况的宋官窑瓷胎釉结合处以下露出的足墙宽度有的器物为1至2毫米左右，有的为2至3毫米左右，最宽的北宋器物有达5至6毫米左右不等。

（2）结合处釉层边缘齐整型。这一种往往由于施釉过足墙直达足脚底边，釉屯至足脚边缘一圈嘎然而止，似乎把足墙一圈齐齐埋住，细看却还留有一线尚存，即所留足墙宽度最多不过1毫米左右。此种情况的结合处一圈很齐整，所屯之釉厚而不淌，其工艺相当高超，和清代的刮釉修整是两回事，可说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一点在和清代器物的比较时一定要认真看。

9、口部特征：宋官窑瓷口部大多呈上扬状态，口部边沿比较尖薄，有刮手或挡手感，釉汁下淌微露胎色或胎体。黑胎器物则呈现一圈微黑或紫黑色，被称做“紫口”。有一些器物由于历史阶段造型工艺不同或口沿较平润不能使釉汁下淌则没有明显紫口。灰胎器物也没有紫口。“紫口”一般只在黑胎器物上得以表现。有的口部釉下淌较多在口部以下还形成一圈很明显的屯釉现象。极个别器物还在口部的芒口部位如同定窑那样略施酱色护胎釉进行装饰。注意事项

 市场上有一些带“官”字款的瓷器明显是赝品。宋代官窑瓷器没有“官”字款，原因是宋代官窑瓷器都是单色釉，另外,官窑瓷器只供皇家使用，所以没有“官”款是一般规律。五大窑中定窑有“官”字款，因为它是民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是应该有个标志的。钧瓷多为花盆宋徽宗喜欢养花，建了一个大花园，花盆多用钧窑。钧窑瓷器的特点是釉厚，形成了特有的纹路，叫做“蚯蚓纹”。这种纹路，后仿的瓷器很难做到。钧窑瓷器上面的编号，从1到10号，1号最大，10号最小。而后仿的“钧瓷”，其编号正与之相反。

新的瓷器，表面上都有一层很亮的光，行话叫做“贼光”。.现在最通常使用的去光方法，先用氢氟酸泡半个小时，然后用高锰酸钾和泥包起来闷一个小时。用这种方法处理的瓷器有一种“旧”的感觉。鉴别方法:摸，有拉手的感觉;闻,有酸的味道。

如有宋代瓷器需要鉴定出手的可联系田老师***

第三篇：我国商事制度改革6大特点

我国商事制度改革6大特点

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准入门槛、精简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上下功夫，还权于企业和市场，不断降低投资创业的制度性成本，成为“放管服”改革中的一大亮点。张茅在其主旨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了这项改革中鲜明的6大特点。

一是从试点探索拓展到整体推进。

二是从微观改革拓展到宏观制度建设。商事制度改革，切入点是微观，是针对百姓投资创业面临的突出问题，着眼点是宏观，通过改革着力推动体制机制的完善。

三是从单一部门改革拓展到多部门的综合性改革。改革最初是工商注册制度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主要是工商系统自身的改革。随着“三证合一”“五证合一”“多证合一”改革任务的展开，商事制度就从工商自身的改革，拓展为部门之间的联动改革，成为影响长远、影响全局的综合性改革。

四是从激发市场活力拓展到规范市场秩序。我们坚持宽进与严管相结合，在推动营商自由的同时，着力保障交易安全，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把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着力点，积极探索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企业信用监管机制和“双随机、一公开”等新型监管模式逐步形成。

五是从便捷准入拓展到便捷退出。我们在提高市场准入便捷程度的同时，简化市场主体注销程序，加大对僵尸企业清理力度，破解创业者“退出难”的问题，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

六是把法制保障贯穿到改革的全过程。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落实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商事制度改革在法治下破题、在法治下完善。

第四篇：宋代书院

南宋书院文化

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最想去哪，前段时间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咱们穿越吧，让我了解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书院。现在咱们学校寝室管理实行“书院制”，我想，这一制度大概就是来自南宋的书院吧。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尤其以宋理宗期间最多，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书院。

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具体说来，南宋书院教育特色主要有四点，即将道与德融为一体；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一，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二，南宋书院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

三，书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四，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书院与传统官学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

宋代书院教学管理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相当于我们的书院主任，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以金陵的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斋舍六堂各设堂长一员，分司其职。穿越节目中还普及到，管理学生日常学习和内务的为斋长，相当于书院主席。

综概全文，南宋书院融中国古代教育之精华，以人为本，以培养救世济民之才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特色。这些教育特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故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希望现在学校实行的书院制能学习南宋书院的精髓，结合现在的教育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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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丽

第五篇：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