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词史

第一篇：宋代诗词史

宋代诗词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

姓名：李敏杰

班级：072101

学号：20101003605 课程名称：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指导老师：王永

一、宋诗

宋诗是紧承唐诗而来的，开国之初60余年的诗歌几乎是中晚唐诗回响，前后接踵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诗人，分别师法中晚唐的白居易、李商隐、贾岛和姚合。白体诗人模仿白居易的唱酬诗，多以浅易圆熟的语言唱酬消遣。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只猎得李商隐的皮毛，以辞采的浮艳繁复相高。晚唐体诗人林逋、魏野等人的诗歌语言虽归于素淡，但格局又失之细碎小巧。这时的诗歌一味步趋前贤而失去了自家体段，宋初诗歌还没有显露自己的时代特征。

待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登上诗坛进行诗体革新，清除以雕琢饾饤相恶的恶流，宋诗才呈现出不同于唐诗的独特风貌。欧阳修提倡用诗为时代传真留影，用诗“美善刺恶”和宣叙人情；梅尧臣指责宋初诗歌“有作皆空言”，崇尚平淡朴素的艺术境界。欧阳修等人在学习韩愈古文的同时，诗歌创作也受到韩诗的影响，常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在创作上“开宋诗一代之面目”。

宋诗称盛是在北宋中后期，这时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名家争雄于诗坛，“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王安石早年诗歌以意气的傲兀、议论的犀利、语言的瘦劲称于一时，晚期诗风转为含蓄、深婉、精工。苏轼是宋诗中杰出的大家，他在各种诗体中都能自如地挥洒奇情壮采，笔势奔放驰聚，想象丰富奇特，比喻更是妙语连珠，诗在他手中“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赵翼《瓯北诗话》）。黄庭坚写诗力避平庸滑熟，在句法音律和谋篇布局上求新出奇，语言老辣苍劲，诗风峭折生新。这3位诗人的政治态度不同，艺术个性各异，但都喜欢在诗中搬弄典故卖弄学问，在诗中以散文化的语言畅发议论，还常常押险韵、用拗句、造硬语。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代表了也左右了一代诗风。苏轼和黄庭坚对后来的影响尤大，元祐后的诗人率不出苏、黄二家。黄庭坚的诗法和诗风极宋诗之变态，他对后来宋诗的影响之大更是无人能及，北宋末和南宋都在他的笼罩之下,生前已有一大批追随者，死后学其诗者更众，并很快形成阵容浩大的“江西诗派”，甚至像陆游这样的大诗人早年也是黄诗的模仿者，所有宋人承认他“为本朝诗家之祖”。与黄庭坚同出苏门的陈师道，诗学黄庭坚而最后又与黄齐名，其诗运思巉刻，笔力简劲，对南宋诗人也有较大的影响。

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诗人几乎全属于江西诗派：陈与义在宋末被奉为该派的三宗之一，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吕本中和曾几都都以江西诗派的传人自命。不过，他们继承了该派的某些“家法”，也改造了该派的某些弊端。吕本中提出“活法”以反对死守涪翁成法，陈与义也认识到写诗“慎不可有意于用事”。他们都是宋代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直接影响到稍后的中兴诗人。

陆游与苏轼在南北宋诗坛上的双峰并峙，他又与同时的尤袤、范成大、杨万里并称“中兴四大诗人”。在南宋前期的抗金斗争中，中兴诗人的诗歌反映了民族的痛苦、愤怒与期盼，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坚强不屈的灵魂。他们既关注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也陶醉于山水清音与田园风俗。中兴诗人都是从江西诗派入手的，但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又都逐渐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由枯坐书斋转而面向广阔的社会，有迷信“无一字无处来”转而彻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由死守成法转而重视诗兴，最后也就是由江西诗派入而不由江西诗派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创造了宋诗的又一度繁荣。陆游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南宋的爱国主义精神，其诗情豪宕感激，而诗语又清空一气，“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严谨”。范成大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其诗一洗江西诗派的艰涩之态，轻巧自然，明净流美。杨万里以自然风趣的山水诗见称于世，诗风更是轻松活泼，幽默机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诚斋体”。

南宋末年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作为江西诗派的反拨。他们不约而同地使诗歌回到晚唐，以贾岛、姚合为师，企图以晚唐诗的灵动来救江西诗派的生硬，但他们这时已才气枯竭，加之大部分诗人缩进了自我的小天地，因而诗情既贫薄，诗境也狭小，难免“破碎尖酸”之讥。南宋灭亡前后，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志士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他们合唱的既是激动人心的民族“正气歌”，也是为南宋王朝灭亡哀婉的送终曲。

宋诗虽然不如唐诗那样光芒四射，但也没有为唐诗的光芒所掩；它虽然借鉴了唐诗许多成功的艺术经验，但又摆脱了唐诗已成的套路和故辙；它的整体成就虽然没有超越唐诗，但能在唐诗之外另辟新境。就内容而言，宋诗对生活的反映和唐诗同样深广，从军国大事到琐碎闲情都可入脉，甚至某些唐人认为不能或不宜入诗的对象却成了宋诗常用的题材，如品茗尝果、鉴赏古玩、摩挲笔砚、朋友谐谑、知音清谈等等都是宋人的诗料。宋诗既深刻地表现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生动地表现了各个诗人的气质个性。就艺术成就而论，唐诗和宋诗各有千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盛”（钱钟书《谈艺录》）。因唐诗之长在“风声情韵”，所以易蕴藉空灵，宋诗之胜在“筋骨思理”，所以贵深折透辟。唐诗因情景交融而令人一唱三叹，宋诗则以其深曲瘦劲而让人回味无穷。宋诗在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流派林立，诗体繁多，仅作家个人风格就有“东坡体”、“山谷体”、“王荆公体”、“陈简斋体”、“杨成斋体”等（严羽《沧浪诗话》）。

但是，宋诗既然“以筋骨思理见胜”，它就容易在诗中大发议论。严羽早在《沧浪诗话》中就指出宋代诗人好“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宋诗之失往往在于直露、寡味和枯槁；宋人要在唐诗之外求新求生求奇，精于运思而严于洗剥，追求诗境诗句诗韵的奇崛苍劲，结果因其太尖新太瘦削而失去了唐诗那种浑厚的气象、那份自然的神韵。

二、宋词

唐诗对于宋人来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唐五代词留给宋人的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宋代词人大可在其中开疆扩境逞才献技，因此宋词比宋诗在艺术上更富于独创性，以致人们常把它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而与唐诗相提并论。

词兴起于唐代无疑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和燕乐的发达有关。现已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最早产生于7世纪中叶，除极少数诗客的作品外，其中大部分可能是来自民间的歌唱，词风一般都朴质明快，体式有小令、中调和慢词，内容较后来的《花间集》也要广泛的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中唐诗人如戴叔伦、张志和、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采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时，体式一色都止于小令，风格还带有民歌的活泼清新。晚唐创作的文人越来越多，他们运用这种体裁的技巧也更熟练，可惜随着词中辞藻越来愈华丽香艳，它所反映的生活却越来愈狭窄贫乏，词逐渐成了公子佳人和权贵显要们歌台舞榭的消闲品。在仕途上潦倒失意的温庭筠喜“逐管弦之音为恻隐之词”，他是晚唐填词最多的作家，现存的70多首词内容“类不出乎绮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丽密香软，稍后的花间词派尊他为鼻祖。与温齐名的韦庄所写的题材也不外乎男女艳情，只是词风上变温词的浓艳为疏淡。战乱频繁的五代，只有西蜀和南唐免遭兵火之灾，宜于簸弄风月的小令便率先在这两个小朝廷繁荣起来。《花间集》中的词人除温、韦外多为蜀人。南唐最著名的词人是李煜，他的早期词风情旖旎，妩媚明丽，晚期词以白描的手法抒亡国的深哀，对于词的题材和境界是一大突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深邃，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冯延巳也是南唐的一位重要词人，其词洗温庭筠的严妆为淡妆。

宋初词基本也是花间词的延续：体式仍然以小令为主，题材不出于男欢女爱，词境只限于闺阁园亭，词风因而也婉约细腻。这时最可称述的词人是二晏和欧阳修。晏殊、欧阳修都受惠于冯延巳词，前者得冯词之俊，后者得冯词之深；前者词风温润秀雅，后者词风婉约沉着。晏几道的一生前荣后枯，常以哀丝豪竹抒其微痛纤悲，别具低徊蕴藉的艺术效果，其清词俊语更是独步一时。

小令在晚唐五代和宋初是一枝独秀。到北宋中叶，城市的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日益丰富，浓缩含蓄的小令已不适于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铺叙展衍的慢词因而逐渐发展成熟。张先以小令笔法创作了20多首慢词，明显带有由小令向慢词过渡的痕迹。词发展到柳永才气局一新，他的艳情词尽管时涉低俗，但热情地歌颂了下层人民真挚的爱情，特别是唱出了娼楼妓女的心愿与辛酸；羁旅词抒发了词人对功名的厌倦和鄙弃，此外，他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多彩多姿的都市风情画。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柳词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值得称道，他探索了慢词的铺叙和勾勒手法，使词在章法结构上“细密而妥溜”，又自度了许多新曲，并且大胆地采用口语俗语入词，使词的语言“明白而家常”。不过，柳词大部分仍是为应歌而作，主要为勾栏瓦舍的歌妓立言，词还远没有摆脱“体卑”的地位，他只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并没有使词与诗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一重要变革要等到苏轼来完成。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词》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他开拓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豪放词，也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并动摇了词对音乐的依赖关系，使人们发现了曲子词的内在潜力。从此词人乐意用它来抒情言志写景状物，词成了一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新型诗体，“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他通过自己的创作给人“指出向上一路”。但时人并不全按他指的路数填词，仍或遵循“花间”老路，或暗中去效仿柳永，连他的门人和友人秦观、贺铸的词风也仍以婉约为主，苏轼还戏谑地把秦观与柳永并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周邦彦是北宋后期的词坛大家，“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也难出其范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人甚至把他誉为“词中老杜”。他在柳永的基础上发展了慢词的铺叙技巧，常常打乱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变柳词的直笔为曲笔，深化了词在抒情叙事上的表现力；他使词的语言更加典雅浑成，词的音调更加优美和谐，因此成为“格律诗派”的开创者。李清照为两宋之际最杰出的女词人，她将“寻常语度入音律”。将口语俗语和书面语陶冶得清新自然，明白如话，创造了后来词人广泛效仿的“易安体”。

南宋前期，爱国主义成为词中最震撼人心的主题，辛弃疾就是爱国词人的代表。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抗金复国，正是在这一点上辛词凝聚着全民族的意志。他从苏轼的“以诗为词”进而“以文为词”，以其纵横驰骋的才情和雄肆畅达的笔调，在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词的疆域，使其题材更为广阔丰富，意境更为雄豪恢张，想象更为奇幻突兀，手法更为灵活多样。就其词风的某些相近而言虽“苏、辛并称”，但整体成就上“辛实胜苏”（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清人周济认为辛弃疾“其才情富，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当时和后来在思想情感和词的风格上受他影响者不少，并形成了辛派词人。其中与辛同时的有韩元吉、陈亮、刘过等，宋末有刘克庄、戴复古、文天祥、刘辰翁等，他们都喜欢选用长调来抒写磊落悲壮之情，来创造雄奇阔大之境，只是有时失之直露叫嚣。

南宋后期维持了几十年相对平静的局面，格律派词人远绍清真而近崇白石，前期词人那种慷慨悲愤的激情逐渐冷却，词中的情感和语言都归于“醇雅”，律吕字声进一步严格规范。姜夔一反婉约派的柔媚软滑，笔致清空峭拔。吴文英与姜并肩而词风与姜相反：姜词清空疏宕，吴词质实丽密。史达祖、王沂孙多以赋物寓兴亡之感，周密、张炎有时直抒家国之哀，情调一色的凄凉悲切，语言无不精致典雅。

宋代词人有的严于诗、词之别，恪守词“别是一家”，强调歌词与曲调要宫商相协；有的则借鉴邻近文体的表现方法，甚至“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填词时并不“醉心于音律”。这种对词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各自词风的差异，前者词风多婉约，后者词风多豪放。《诗馀图谱》中指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把词人都归类于两大派虽然不十分恰当，但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两派的分流始于柳永、苏轼登上词坛以后，苏轼之前并没有豪放与婉约之分。划分豪放与婉约的关键是曲调和词风，十七八岁的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其情调风格自不同于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显然一偏于柔婉一偏于豪放。当然，这仅是从其大略而言，至于每一个词人，婉约而偶涉粗犷者有之，豪放者常近婉约更为多见。

词的发展经唐五代至北宋而南宋，词体的兴盛也由小令到中调而至慢词，它终于从小溪曲涧汇成了泱漭巨流，从诗的旁支别流进而与诗并驾齐驱。

参考文献

[1]王永.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件.武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2 [2]马承五.戴建业.唐宋诗词史.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3]马承五.唐宋名家诗词笺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 [6]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王兆鹏.宋词鉴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注：部分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第二篇：十佳宋代诗词作家

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玉成与逆境的苏轼

他是豪壮挽弓射天狼的壮士；他是思考人生如梦、圆缺离合的哲学家；他是钟情山雨潇潇、岷峨雪浪的旅行家。

他思想通达、学识渊博、和蔼幽默，以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佛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

他以兼收并蓄的审美观念来拥抱千变万化的世界，把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自然肆意以及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相互渗透调节运用自如，各种文体都能信手拈来。

爱国爱民、诗振萎靡的正能量诗人陆游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他杀敌复国的英雄气概；誓捐一死报天子，兜鍪如箕铠如水，是他忠君爱国的不渝情怀；齐民困衣食，如疲马思秣，是他对剥削压迫的尖锐揭露；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他对闲适生活的深永咀嚼。

能将老当益壮无人理解的悲愤心情和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情交融，能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物我相忘的闲适之情贯通，激昂感慨者，辛弃疾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朱敦儒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几道之上。

人如其诗、外柔内刚的先进女词人李清照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婉而不媚的她对分居两地的丈夫的深深钟情；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眉腮，已觉春心动。是清而不俗的她对大自然和谐美丽的喜爱；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入怀。是她对自主爱情的自由的追求。

她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别是一家”的词论，全面的展示了女性的情怀，创造出了清丽自然的语言和又没淡雅的意境，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大胆追求开放爱情的先进女性。

笑看风云心灵捕手的辛弃疾

少年，他是沙场点兵的将帅，气势豪迈，虎啸风生，执戈橫槊的豪杰，；中年，他是在落日楼头，摩挲抚剑，面对友人，幽愤泪空垂的失路英雄；暮年，他是被迫退隐，手不离杯，抱瓮灌园，筋力衰退，懒上楼的衰翁。

这位傲然独立的风云人物不仅能边头斩将赢得生前身后名，有着英雄的才情将略，智谋超群，积极进取，在战场上博取功名，也能亲切关注乡村的父老儿童，可见其平等博大的胸怀和多元的艺术视野。

坦荡光明、爱人以德，能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见之于文的欧阳修：

他是文坛领军人物，士风的转变，古文的复兴，都在他的手中开展；他矫正西昆体和太学体的狂怪艰涩、迂阔诡激；他开创易知易明的文本体裁、自然流畅的文章风格。

他身在污浊政场却能坚守内心，为官刚正宽厚、谦虚谨慎，积极改革宋代的兵骄吏冗；体恤百姓，主张惠民政策；不避危难，热诚进贤；道义为本的思想促进了良知与责任的自觉、事功的祈向，保证了济世泽物的社会功能的实施，忠实谋国，使士大夫的人生追求不失道德之正，同时又能显得左右逢源、进退阔绰。

不齿于缙绅阶级“多游狭邪”的举子柳永

能接近民众写“俗”，于三教九流最杂乱的娼寮歌苑之中，采取市井流衍的格调，创造“旖旎近情”、“铺陈展演”的新曲，大写女子体态、姿色、男女离别的相思、艳遇之间的尽情欢愉，超越嫖娼的性质，达到情与爱的统一。

他身为男子身却能作闺音，在羁旅行役时，自写离别相思之情是他真情实感的外泄，更赋予词生命力而筋摇骨转，尽体空灵，曲折摇宕件，与人起伏变化的情感相应。他用低沉凄切的调子，唱出了被表面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掩盖的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而这正是这一社会阶级矛盾的曲折的反应。

耿介清高的江湖雅士姜夔

他的词风能婉约，含意丰富，将人生失意和国事感慨寄托在若有若无、若即若离之间，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他的词风能清空，古雅峭拔、深远飘逸，以一种忧郁凄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色调阴暗的意象构成了幽韵冷香的境界；他的词风能骚雅，以冷色调处理炽热的柔情，将柔情雅化，赋予风流柔情、山林野趣以高雅的情趣和超凡脱俗的韵味。

他力求醇雅，词作配上精心结撰的小序，不仅起交代创作缘由的辅助作用，其自身也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孤傲的“花间”艺术家晏几道

他看破红尘浊世的恶俗、倾压、愁苦，却又是至情至理的性情中人，他的词虽曾沉湎歌酒风月，混迹绮罗胭脂，但他并不是真正醉心妓情女色的浪子，这凄凉悲楚之音，是个人不幸生活的悲叹，也是即将发生崩解的时代悲歌。

他的词秀丽而绵密，情绪伤感而怀思，风格典雅而清丽，对爱情有着生死不渝的追求，开拓了一个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飘渺幽微的梦的境界，重温往日爱情的甜蜜，创造了一种深挚的阴柔之美。

融汇百家的失意才子周邦彦

低沉感伤是他的格调，漂零不偶是他的主题，不仅是他漂泊的孤独疲倦和憔悴失意，更是多少北宋亡国前夕士大夫悲观失望的心理写照。

他融化前人诗句入词的语言技巧出神入化，浑然天成，如从己出，更在立意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他擅长拗句，在拗怒中追求音律的和谐统一，这字声的综错使用不仅更恰当地表达了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更加强了声情顿挫的美感，适合歌唱者的自然声腔和乐曲旋律的需要，是他的词的独创。

宋代文化修养最高的理学家朱熹

朱熹的诗雅正明洁，深得魏晋人醇美的韵味以及北宋人疏荡的笔法，多有形象思维，清爽透彻，灵气充溢，亲切进人，诗歌语言洁净简丽，自然平易，句法巧妙纯熟，一气贯注，能将意性情理与客观景物完美融洽到一起，流溢出意趣、情趣、理趣，可见他冲淡超远的心态、真率温和的性情。

文源于道，道是根本，文与道的合一就是美善的结合和展开式的“文道”观、突破以“美刺”言《诗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超过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思想从文学角度看《诗经》的破立，都对后世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第三篇：《蟹缘》——宋代诗词赏析

蟹 缘

陆荻

儿时流连斜日落，如今独赏新月泊。月满缘续蟹与卿，空樽温酒湖仙阁。

释义：

小时候一起玩耍，经常到日落才回家，现在却分别两地，只能独自一个人赏月喝酒。到满月（这里指中秋节）的时候希望能将缘分延续，你也应该收到了寄过去的大闸蟹，到时候我会去湖仙阁，温一杯酒，怀念当初的情谊。

作者：

陆荻（1052年-？），字文刚，北宋诗人，与著名文学家张耒是至交好友，张耒多篇诗作中提及陆荻。{点击了解详情}

故事背景：

北宋时期，作者与著名文学家张耒是从小到的的至交好友，长大之后各奔前程分开，张耒在洛阳任官时，给陆荻写了一封信求家乡的大闸蟹，陆荻收到之后留下这首诗。

两人关于蟹还有一段故事：当初张耒离乡入仕前，陆荻梦见一位从湖里面走出来的神仙，说是吃了大闸蟹可以让仕途顺利，陆荻在张耒出发前捉了大闸蟹送给张耒送行，张耒果然成功当上官。

后来，人们便以大闸蟹作为礼物，既表达两人之间的友情身后，又能表达对对方事业的祝愿。

第四篇：毛泽东诗词贺新郎读史

毛泽东诗词贺新郎读史

这首词上阕起笔就是“人猿相揖别”，说出人类刚诞生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但表面写来却是那么轻松，好像只是人与猿作了一个揖就从此分道扬镳了一般。这个“揖别”用得极为形象，而富有谐趣，富有十分厚重的历史感。接着是漫长的人类之“蒙昧时代”，几百万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人类发展最早的阶段——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在诗人眼中不过是磨过的几个石头，仿佛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时代。一个“磨”字让人顿生漫长而遥远之感，而“小儿时节”让人感到诗人对人类的把握是那么大气又那么亲切，这一句有居高临下之气势，更有对往事如烟之浩叹。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是全词中最经典之语，指的是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人民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战火不歇，流血遍野。一下子抓住了阶级历史是由血写成之本质，看得人触目惊心，感慨万千。

把这首词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与猿拱手作别进化到了原始社会的人类犹如呱呱坠地，再经过磨石为工具的石器时代人类进入了少儿时期。炉中火焰翻滚，那是青铜时代，也不过就是经过了几千个春夏秋冬。纵观历史，也如人这一生多忧愁而少开怀。放眼历史，尽是征战杀伐刀箭疆场。这大好河山，哪一处没有战争没有流血。一部历史读罢，我已满头白发，我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暮年。回顾起来不过是那些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什么王侯将相功名利禄，有多少人为其白首执迷。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难道是真风流？我看不尽然。盗跖、庄蹻、陈胜、吴广这些敢于揭竿而起挑战统治者的权威的人，那才是真豪杰。词未写完，天已破晓。天亮了，人民翻身了。

毛泽东的这首《贺新郎·读史》写于1964年春，是其一生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历史书的艺术性的总结，充满诗情画意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这首诗从人类诞生一直写到现在，纵贯几百万年的悠久历史，而着墨仅仅115个字，如大写意的国画，用笔不多，却挥洒自如，意境、情趣、神韵具备，把读者带进了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与之共悲欢。这是一首以政治家的气魄、诗人的才华、史学家的渊博、理论家的思辩发出的吟唱，大气磅礴，吞吐烟云，雄盖古今，为中外文坛有史以来所罕见之大手笔。

第五篇：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