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读书报告 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 蒋萌 1401291215
网络时代的大众话语是死是活?
——从《娱乐至死》的角度分析网络时代大众话语
《娱乐至死》最为重要的价值,在我看来,并不是揭示了电视带给大众话语的巨大变革,因为也有不少同时代的学者持有与尼尔·波兹曼近似的观点。这部经久不衰的著作可以跨越时代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分析媒介和大众话语的犀利视角和方法。《娱乐至死》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人们已经预见到了将来世界会步入一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但如今网络如此迅速而又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大众传媒,可能是尼尔都没有料到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娱乐至死》的角度和方法来分析如今的大众话语。
一、没有最娱乐,只有更娱乐
《娱乐至死》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娱乐”比我们常用的“娱乐”一词更深刻,也更狭义一些。它专指一种大众话语和思维脱离了语境,变得支离破碎、毫无意义,一切都是为了娱乐,一切都表现为娱乐的大众传媒现象。在尼尔看来,这个现象是电视成为垄断性媒介所造成的。三十多年过去了,电视已经被互联网从媒介王者的宝座上赶了下去,眼下的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电视代替了印刷机时,尼尔说,新媒介不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更加重要的是,它会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那么,网络时代的公众话语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有调查证明,公众在观看网络视频时,观看的耐心普遍只能保持45秒,比一则电视新闻或一个电视节目的时间要短得多。但即便是这短短的45秒,观看者能看到有趣的文字、亮丽的画面,听到欢快的音乐——这是多么丰富的信息。然而视频结束之后,观看者又能记得什么,学到什么呢?大部分观众可能在一阵大笑之后就将它抛诸脑后了。网络视频的传播规律完全符合了《娱乐至死》对电视一系列特点的分析:简短,不具备有用的信息,可以割裂开来看,毫无语境和有序性可言。网络视频在这些特点上甚至比电视做得更甚。
而近十年迅速发展的自媒体在语言的零散无序上体现得更加分明,信息带给我们的行动力更差。不论是微信还是微博,都十分简短,微博甚至还有140字的限制,一切都在为语言能够传得更快、更远服务。有网友戏称,自己每天打开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就像是皇帝在阅览全世界各地交上来的奏章,自己可以任性地评论上几句话,颇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然而这样的“指点江山”从尼尔的角度看来都是和我们毫无关联的,英国的凯特王妃生下了一个女儿,米兰的世博会发生了**,中国服役潜艇数量超过了美国„„从这些信息里我们能学到什么吗?我们的评论会让它们产生什么变化吗?
在尼尔看来,电视带来的很多改变都是可怕的,到了“至死”的地步。然而,电视时代30秒的广告由口号、音乐、画面等等组成,网络时代的广告只留下了眨眼即逝的一个小弹窗;电视时代的政客们起码还衣冠楚楚地在脱口秀侃侃而谈,网络时代的政客们不惜变身成为插科打诨的“段子手”;电视时代你可能在一则地震的新闻之后看到一条轻松愉快的广告,在网络时代你甚至在观看一则武装冲突新闻时同时会看到屏幕上欢快地闪过一条条无关痛痒的弹幕评论„„按照尼尔的标准,假如电视时代的大众话语是死亡的状态,那么网络时代的大众话语是否就能称谓“腐烂”状态呢?
二、被征服的昔日王者
就像当初印刷机被电视征服时,广播、报刊乃至一些书籍的内容和传播方式会带上电视的烙印一样,如今电视被网络征服了,这个昔日的王者也不得不屈从于网络的传播思维。如果说电视是用户友好型的媒介,那么网络就是用户至上型的媒介,网络会完全服从于用户的情绪和需求,力求与用户产生共鸣,让用户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服务。由于受到网络的影响,电视的媒介语言也变得更加情绪化和简单粗暴。
情绪化是网络语言十分重要的标志,印刷机时代媒介语言的最主要内容是信息,电视机时代媒介语言的最主要内容是娱乐需求,到了网络时代媒介语言甚至连娱乐的内容都不再需要,一种简单但极具传播力的情绪就可能会让一条毫无内容“假消息”传遍网络。比如现在的网络流行语“duang”,充其量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却只在网络上刚刚流行起来时,就立刻出现在了各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中和字幕里。不使用这种流行语的电视节目似乎就过时了,满足不了观众与时俱进的要求。
电视的媒介语言变得简单粗暴的典型表现就是大量“微信摇一摇”出现在了电视节目中。不管正在播出的电视节目是情侣牵手的浪漫场景,还是悬念揭晓的关键时刻,又或者是亲人相见的温馨片段,只要屏幕一角突兀地跳出了一个二维码,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拿出手机开始了“微信摇一摇”。电视节目被这样简单粗暴的内容截得支离破碎,丢弃了电视节目的连贯性,只是为了追求用户简单粗暴的需求。
不仅仅是电视,未曾登上过媒介王者宝座的广播和久远以前的媒介王者书籍,都不免沾染上了网络时代的特征。现在的广播节目已经开始大段大段地播出网络段子来吸引听众,主持人的口中也满是夸张的、与节目内容没有关联的网络用语。现在的一些书籍按照《娱乐至死》中的标准看来,根本算不上是书籍,其中没有理论,没有知识,没有叙述得当的故事,有的只是各种娱乐元素的堆砌。网络不仅侵蚀了它们的传播内容,甚至正在传播形式上冲击着电视、广播和书籍。所有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和书籍都能被转移上网,都能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便于用户在他们乘地铁、上厕所、睡前的碎片时间里观看。所有的一切都能被网络转化成消遣,网络环境下各种媒介的娱乐化程度比电视时代进一步加深了。
三、是理性复活还是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将电视时代大众话语缺乏理性的原因归结于电视割裂了语境和时间,将这种缺乏理性的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归结于电视垄断了人们的视野。虽然现在互联网在割裂语境和垄断视野这两方面可能做得比电视更加彻底,但我们也能发现,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候,互联网正隐隐约约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印刷机时代的理性。
尼尔认为电视广告其实就是“心理疗法”,不注重产品功能,只在乎消费者需要什么。但在网络时代,产品功能又重新得到了重视,因为几乎一切商品都可以被数据化,数据化就意味着更便于比较。全世界大部分品牌手机的功能配置情况都能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数据,消费者可以在各个网络商城、手机论坛上找到这些数据。有一些手机论坛甚至提供不同手机之间配置的对比表格。十年前某些保健品在电视上反反复复播出它们喊口号般的广告,借此赢得了数量惊人的业绩。但随着网络曝光越来越多保健品的实际成分和功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些保健品的功效。我们或许可以断言,数据成为大众话语的重要内容,这本身就可以作为大众话语理性复活的重要标志。打破垄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网络时代很多新闻的第一手信息都是来源于普通大众,而不是专业的传媒工作者。这是网络时代的新闻区别于之前任何时代的新闻生产形式。存在于世界每一个角落,总会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现场的“新闻生产者”们可以通过社交平台让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信息都暴露在公众面前。不管媒介的拥有者、运营者愿不愿意,这些几乎没有经过修饰的事实信息都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去。但这些信息对大众话语理性复苏的最大贡献却不是因为打破了媒介垄断,而是它们为重建语境提供了可能。
在电视时代,我们看到的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新闻就是我们可以获知的关于这个新闻事件的全部。这些信息零散而缺乏连贯性,我们很可能被镜头欺骗,也可能因为割裂的信息片段获取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信息。我并不是说网络时代的公众就不会被骗或者产生误解,但网络的确为那些勤奋而理性的人提供了充足的渠道,让他们去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娱乐至死》中说,判断某一信息是否自相矛盾的前提是让信息处于同一语境中。网络上各种自媒体、社区里的信息生产者们提供的信息,足以组合出大部分信息完整的时间轴和语境。以今年4月发生的关于点翠工艺的新闻为例,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媒体和以果壳网为代表的科学组织对事件的评述都是较为片面的、零散的,这让同一事件展现出了似乎自相矛盾的信息——当然用《娱乐至死》的方法论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为这两种信息是彼此孤立的,并不处于同一语境中。当我们用网络了解到京剧和点翠工艺的发展史,弄清翠鸟的品种和采集羽毛的情况,收集相关法律规定,再把这些事实和理论有序地组合起来,复原点翠生产全过程的信息,语境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由此得出的事实和观点也就回归了尼尔所推崇的铅字的理性,甚至它比铅字的理性更加全方位、多层次,就像在点翠这件事上,印刷机时代的人又有谁能够同时具备手工艺、京剧艺术、自然科学和法学的专业知识呢?印刷机时代,如何在较短时间内获取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个难题。
综上所述,网络时代的大众话语可以说的“死透了”的,它零散无序、毫无意义。但同时,从这堆死灰当中,又有新的生机在燃起。正如马克思所说,事物发展都是呈螺旋形上升的趋势,或许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了已经死亡的大众话语以理性重生的绝好良机。
第二篇:《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文化变质时代的我们该何去何从
---读《娱乐至死》有感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享誉世界。
其中,《童年的消逝》论述了童年是如何在电子媒介的产生和普及中受到威胁并面临消逝的,《技术垄断》警告世人,美国正进入技术支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正面临失去传统、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而《娱乐至死》与前面二者一脉相承,提出现实社会中(书中主要以美国为例,但是对于中国等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一切公众话语渐以娱乐大众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精神文化。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人类将在无尽的娱乐式信息中逐渐迷失,最终成为像封面上的人一样,大脑空白,娱乐至死。
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中,作者讨论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的观点,并警告世人,真正将成为现实的将是赫胥黎的观点。正像《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样,在新媒体时代,人类的“人性”或将被剥夺殆尽,人类将会接受机械化的安于现状的教育,失去激情、痛苦等感觉,最可怕的是,人类失去了思考的权力,失去了创造力。
随着英国人卢贝特·默多克在传媒界的革命,如今,可以说,“文化娱乐化”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奥威尔预言,“我们憎恨的东西将毁掉我们”,赫胥黎则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像鸦片一样让我们沉迷热爱,最终却会毁掉我们?尼尔在书中暗示,在这个工业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变质的文化或将成为毁灭我们的祸源。所谓文化的变质,指的是以往发人深思的文化精粹逐渐被快餐式、娱乐化的文化所取代。这样的文化不再是引导人们思考创造的源动力,反而成为供人们消遣,满足人们娱乐需求的工具。在文明传播的早期,媒介形式相对简陋单调,信息传播的速度质量严重不足。然而,随着电报、电视等新媒介形式的出现,信息传播的途径迅速多样化,从文字到图片再到实时视频报导,人们在无尽的繁杂的信息洪流中逐渐无法把握自己的初衷,被各种各样无聊的信息洗脑,从而成为技术的狂热拥护者,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以中国为例,在稍早的时候,物质基础极其薄弱,娱乐方式相对匮乏。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依赖于私塾先生的传授。学贯古今的名宿大儒多会聚揽几百甚至上千门徒。有时,为了拜师求教甚至需要长驱几百上千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却一次又一次结出硕果,思想的“百家争鸣”,汉赋元曲,唐诗宋词,都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反观今天,土电话时代早已落幕,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无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截至2006年,全国电视观众总户数已达到3.06亿户,电视观众总人口数达到10.7亿人,全国平均电视机普及率达到85.88%。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网络普及率达到40%,西部地区达到21.5%。不可否认,电子设备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人们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就知晓天下事。但是,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前提下,中国的文化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禁引起有识之士的惊呼。以中国电影市场为例,欧美快餐式大片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这种追求视听刺激,血腥暴力的影片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对于中国本土电影,如徐峥的《泰囧》和冯小刚的《私人定制》都轻松地取得了10亿的票房,但是如《一九四二》等一批严肃沉重的影片却票房惨淡,这种差别不能不引人深思。
概括来说,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现,“传媒暴力”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对我们产生了诸多的不利影响。
一、信息污染。娱乐化的信息极大地冲淡了人们对于严肃客观问题的关注度。
二、认知能力削弱。我们获取了过多信息,却因此丧失了抽象客观思考的能力。
三、道德责任感淡化。在信息化时代,娱乐化信息正使人们丧失流传久远的民族美德。
四、淡化人际关系。足不出户的信息获取固然快捷,却阻碍了人际交流,影响思想的交流。
那么,是什么吸引我们毫无察觉地陷入文化快餐的陷阱呢?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给出了答案“人们对于娱乐有着无尽的欲望”。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提出,人之精神活动,一部分在自己意识状态下进行,即人自己能察觉的情况下,但大部分却在不知不觉中,所谓潜意识中进行。由于人类的本能中有着对娱乐的欲望,所以人类会在不知不觉中规避严肃,趋向娱乐。由于现代社会信息渠道众多,严肃的东西往往和娱乐化的东西混在一起,加之缺少来自思想层次对于人类思想的升华,使得人们很容易在纷乱的信息中迷失自我,最终成为信息的奴隶而非主人。
那么,身处这样一个文化变质,信息暴力的时代,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我想,要做的便是文化的回归。唯有固执的坚守本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才是应对信息暴力,媒介娱乐化的最佳手段。譬如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等等。然而,要想唤醒已经深深陷入娱乐化信息中的人们,所要做的就很多很多。第一是电视内容的肃清,电视依旧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即便现在网络技术已经日臻成熟。对于严肃的问题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方式。试想一下,当新闻节目正在直播航班失事的沉痛消息时,突然插播娱乐大众的广告,将会极大影响新闻的感染力。还有近来甚嚣尘上的“恶搞”与“戏说”风潮,不可否认像《宫锁心玉》、《步步惊心》、《抗日奇侠》等电视剧的确具有其吸引人之初并且思想并无不妥。但是,过多的此类电视剧是否会歪曲人们对于自己国家坎坷曲折历史的认识呢?是否会使人们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从来都是囿于庸俗呢?第二是要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看似容易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不是知识水平的提高就一定伴随着思想水平的提高。中国从一穷二白的东亚病夫一跃成为如今笑傲一方的超级大国用了六十年,但是中国要从如今年文化日渐衰退的境况中走出并成为世界的佼佼者也许需要近百年的努力而且没有捷径。第三,便是限制利用娱乐大众获利的行为。近些年来,“超级女声”、“超级男声”、“中国好声音”等类似节目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数量越来越多,但是质量却越来越差,最后如同“作秀”已经一般无二。亦有一些人大胆爆出大尺度写真或无边绯闻吸引大众的眼球则是直接“作秀”,挑战大众的承受底线。对于这种行为则有必要加以规范。
读过《娱乐至死》,我觉得或许人类有一天真的会因为娱乐导致死亡,不一定是灭亡,而是思想的死亡,创造力的死亡,文化的死亡。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思想的死亡其实就同人类灭亡一样可怕。
参考文献
1.《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 2004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对娱乐至死问题的批判性研究》 刘肖《新闻界》2007年第4期
第三篇:读书报告 《娱乐至死》
北京印刷学院
《娱乐至死》读书报告
我用了一星期的时间读完了《娱乐至死》这本书,起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实在是痛苦万分,但是渐渐地被作者的观点所吸引,有些观点我很赞同比如“图像的【1】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但是,作者的有些观点和例证落后于
现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并受其所在的地域限制,导致尼尔波兹曼的有些观点不免有些片面和狭隘,在后面我会详细表达我的观点。
纵观《娱乐至死》一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要观点“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还有作者对“娱乐业时代”中躲猫猫的世界【】的批判,对“阐释时代”的缅怀,而且,作者也明确承认这一点“我的观点是,【3】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以及作者对于电视这样一种
以娱乐为目的,将政治、宗教等娱乐化的表现形式的媒介被人们接受,无形中改变了人们话语结构的反思,并从认识论的角度解读了媒介等,这些理论和观点我也有同感。
一、意味深长的封面
该书的封面是一家四口悠闲的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节目,然而,这样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却由于四个人没有头脑而让人觉得后背发凉,这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
【4】不再思考。”
由于一开始我阅读的是《童年的消逝》,所以我对封面的理解是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成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电视)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儿童和成人在信息面前已经是平等的,所以,除了儿童与成人形体上的差异,其他方面已经别无二致。然而,我在阅读了《娱乐至死》之后,又有了一番新的体悟,媒体对人们的暗示和引导已经悄无声息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接受的信息经由媒体的处理而具有了媒体本身的特点,因而,我们接受的是媒体想让我们接受的,我们思考的是媒体想让我们思考的,我们只要按照媒体的暗示和要求照做就好,不需要额外的思考和情绪波动,媒体自会让我们享受到刺激的视觉享受,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头脑,就像一个个穿着不同衣服的提线木偶,乖乖的等待指令就好。这不禁让我感到莫名的悲哀,我们已经被媒体和媒体处理过的信息所淹没,看不见自己了„„
二、媒介即隐喻
媒介文化研究
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体——“他们更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
【5】【6】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也就是说媒体在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中,对文化的形成和偏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从电报产生、电报与报纸的合作到电视、电脑的兴起,人们从以文字为主的“阅读时代”向以图片影像为主的“数字时代”转变,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人际交往、学习、办公等模式,媒介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被人所注意,这是现实,让人震惊又无奈,或许,正如作者认为的那样:“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
【7】 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全部内容。”
三、电视——娱乐至死
在谈论电视之前,电报不得不谈,因为事情早在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了本质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信息过剩的岁月,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又由于电报和报纸相结合,报纸就成为一个我们知晓世界的窗口,我们就能知道另一个城镇、另一个国家甚至另一个大陆上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三个特点:
1、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2、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
3、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关联,只是一些零散的、没有任何规律的信息。比如你知道了伊朗进口药受阻危及百万人性命,你也不会去伊朗送药或者救治那些生命垂危的伊朗人民。所以这些所谓的“新闻”,其实你就算你知道了这些对你也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新闻”不过给你提供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论证,电视加剧了这一状况,而后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无疑使这一情况更加变本加厉。如果作者成长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定会被数字电视、PC机、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终端的娱乐性所惊异的,“娱乐业时代”在当下已经成为主流并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
作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对电视新闻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里面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有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体。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了。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8】,而且,书中叙述了作者对新闻的奥义让我既赞同又反对:“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文字已经过时。”【9】
我对新闻中插播音乐的做法就一直都没有异议。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习惯或
者传统,亦或者一种营销手段,比如:品牌效应,就像“新闻联播”开始前播放的音乐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只要听见那熟悉的旋律就知道是“新闻联播”,而不是“北京新闻”或者“新闻晚高峰”,对于中老年人这种感受可能更加深刻,而且,所有新闻在播出之前一定会以新闻稿的形式经过编辑和加工,这样经过处理的新闻是有一定的逻辑和理性的。然而,我又觉得作者的观点不无道理,每一条新闻确实是经过编辑和加工,每一条新闻本身也确实具有逻辑和理性,但是,当这些新闻被整合在一起播出之后,新闻与新闻之间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和理性,也只是按照内容、种类和时间等划分在不同的板块播出而已。所以,尼尔波兹曼才会认为电视新闻由没有逻辑、理性的话语构成。当一个个画面闪过时我们不会思考是必然的,因为大量简短的画面稍纵即逝,我们无法思考其中的道理,我们只能回味那些刺激眼球的画面而不会思考分析。我们不停地获得信息,却不关心信息的质量和用途,仅供娱乐而已。
我们一直理所当然的认为“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情况,然而,具有真实性的新闻并不会有强大的吸引力,有娱乐性的新闻才被大众津津乐道,什么是娱乐性?就是那些灾难、战争、贪污腐败等,即从别人非正常的生活中获取的信息就具有娱乐性。
四、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观点引发了我的共鸣,现在还在写板书的老师已经非常少了,因为多媒体教学的引入使得老师和学生均有所收益:对老师来说:
1、不必再忍受粉笔沫的侵袭,对身体,尤其是呼吸系统起到保护作用;
2、课件可以循环使用,环保又省力。对学生来说:
1、图片、视频、动画等在教学上的应用加大了学习兴趣;
2、学生可以直接拷贝老师的课件和资料,不用再费心做笔记,省力又便捷。然而,我觉得这种“娱乐化”的教学从长远看弊端还是很大的。学习是一种思考,是一种独立、安静的脑力活动,而电视、电脑等网上教学,使得学习变成了一场“视听盛宴”,而深层次的思考却被淹没在新奇有趣的画面里,没有思考的学习是教育的悲哀。
五、中国——禁锢的媒体
我觉得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并不是具有完全的普适性,尤其是对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媒体的娱乐性是受限制的,因为中国的主流媒体大多数是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媒体有种种的禁忌和顾虑,时时刻刻得注意新闻报道时的论调、态度、党性等,就像一座制度大山压在大众媒体身上。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尤其是党的例会或者重大纪念日时,各大主流媒体绝对是满屏的飘红,歌颂党的丰功伟绩,这就是政治权利在媒体上的压制。还有很多新闻,由于考虑到民众的安定团结,很多媒体选择了沉默。在中国,媒体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娱乐,所以,作者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内还不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其次,我认为作者对于电视新闻的批判多少有些夸大成分。现在仍然有很多媒体人坚守着理智的眼光和冷静的态度。他们懂得如何思考懂得如何选择,懂得不能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和偏好而一味娱乐。一些大的传媒品牌和机构就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比如:中央电视台早上《朝闻天下》以及夜间的《新闻联播》的新闻报道以及评论等都是站在客观立场上以冷静的眼光实现自身的新闻价值,恪守自己的新闻职业原则。虽然,有的时候对中央电视台播报新闻时的官腔官调和报喜不报忧的方式有些不满,但是,它所具有的官方背景和国家话语权必须使它从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相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必然,目前还没有办法改变。
以上便是我阅读了《娱乐至死》的一些想法和感受,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更能扩大我们的视野,由于个人的理论水平和阅读量有限,有些观点也只能是点到即止,有的想法还很幼稚,希望老师给予批评和指正。
【1】 《娱乐至死》P89
【2】 《娱乐至死》P6
【3】 《娱乐至死》P27
【4】 《娱乐至死》P138
【5】 《娱乐至死》P11
【6】 《娱乐至死》P10
【7】 《娱乐至死》P15
【8】 《娱乐至死》P89
【9】 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4页
第四篇:《娱乐至死》读书心得-精选
《娱乐至死》读书心得
《娱乐至死》读书心得篇1
《娱乐至死》是我读的尼尔波兹曼的第二部作品,上一部是《童年的消逝》。两部作品都旗帜鲜明地对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做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作者大力宣扬印刷媒介将人类带入理性、文明的时代,而电子媒介尽管在技术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给予人们更多的是享受、娱乐,使人们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几十年过去了,尼尔波兹曼的预言发展如何呢?《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想告诉读者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即毁掉我们的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非奥威尔的预言,即极权压迫。(时间有限,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未读),为此我特地读了下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即另外一种预言。读罢,冒一身冷汗。尽管中国现在民主法治逐渐步入轨道,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再无瓜葛。但是,回头看看历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纳粹时代的德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其吻合的展现了奥威尔笔下的世界;放眼当下世界,刚刚垮台的卡扎菲政权、持续遭受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屡屡挑衅国际法而不知悔改的北朝鲜等均经历过或正在水深火热的极权压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兹曼笔下的美国,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持续享受着相对自由的政治、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福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似乎从奥威尔的笔下一步步走到了波兹曼的笔下,改革开放是转折点,尽管随之而来一些先前没有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但瑕不掩瑜,即问题掩盖不了历史的巨轮向前推进产生的辉煌,最终也不会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娱乐性会把人类从理性的公民变成不再思考的傻瓜,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情商。即使电视如波兹曼所说,“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此种情况下娱乐是仅仅是手段,而手段可以大于内容对观众产生影响力。由此看出,波兹曼是“魔弹论”的忠实信徒和发扬者,他忠实的相信电视以娱乐手段作用于观众的强大力量,并且不限内容,只须有一种娱乐手段就能产生出枪弹射入身体的效果。要达到波兹曼所说的效果,观众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电视成为唯一接触外界事物的媒介;电视说什么就信什么;只看电视而不再进行人际沟通;分不清电视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等。显然,电视环境下长大成人的美国人依然有众多好手考上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而且他们取得的成就丝毫不比前人(即生活在电子媒体出现前的人)差。由此可见,电视没有阻止精英的辉煌。波兹曼号称印刷时代的人多么具有理性的光辉、思辨的能力,但史上种种丧失理性的群体暴力事件均出现在印刷时代或以印刷为主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中国文革等,电视的流行是人们变得不再思索、感情用事,但却再无此类破坏巨大的群体事件。当然这其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印刷和电子的差异导致,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电视也好,报纸也好,均是一种媒介,对人的思想、行为并不起关键的支配作用。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而非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我同意技术存在隐喻,但揭示隐喻的是人,而且人在隐喻起作用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所以,比起尼尔波兹曼,“魔弹论”观点的代表者夸大其词的能力显然略逊一筹。
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而人活着的最终目的也无非就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快乐。同时,人与人之间又是差异化的,即对快乐各有各的定义和理解。政客争权,商人逐利,学者求真,都是对快乐的向往。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他们对于政治常常不抱太大兴趣。波兹曼认为电视将政治娱乐化,一个选民同时又是电视观众的话,恐怕很难做出理性的选择,只能浪费手中的选票,最终丧失政治话语权。按照波兹曼的观点,如果选民不是一个电视观众,而是一个崇尚阅读的人,他必将在选举中做出理性的选择,选出合适的公职人员。我完全同意比起视听元素文字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的观点,但是这一点在政治上不灵。人类历史发展表明,精英统治平民、平民有所制约是目前最为合理、有利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二者角色对调,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和社会动荡。相比较,精英是理智的,平民在这方面较为欠缺,如果平民通过学习开始变得理智,那他会逐渐向精英阶层流动,或者推翻现有的精英阶层,自己掌权。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而广大平民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他们也没有必要具备。因此,波兹曼无需为他们担心,政治是复杂的游戏,平民多是看客,而看客只需带着眼睛和好心情就行。尼尔波兹曼担心的是统治阶级以以娱乐麻痹民众,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比起历史,如今可以娱乐政治是社会开放和民主风气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文明不是一步到位的,循序渐进才有章可循。
在看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不敢苟同的观点,如对麦克卢汉的盲信,电视“信息—行动比”极低,电视取代教室的功能等。有趣的是,对于一些作者引用的观点,我却极为推崇。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中小学教育不用再说,一切为了分数。高校的学生不再苦恼于分数,但毕业时找工作、考研的种种心态和动作极其吻合了西塞罗的说法。约翰杜威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这个观点主要是有感于自己的考研过程和过年回家遇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侄子贪玩、不爱学习。一段时间积极努力的自主学习,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受益终身。如果小孩从小就缺乏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将来恐怕很难在学业上走得更远。在中学时代,所谓“差生”不如“优等生”的地方不在于小学那点皮毛知识,而在于多年来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它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学,有可能是一生。
《娱乐至死》读书心得篇2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18)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娱乐至死》发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传媒对人们的思想、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的影响,表现了西方人文学者对社会一贯的睿智和忧虑,既发人深省,也让人对作者的深切人文关怀肃然起敬;不仅有诸多精当之处,而且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持有的对社会有关发展状况予以批判性审视的自觉性。该书自2018年由章艳翻译出版后,在国内立刻引起热议,并获得2018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该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不读之书。
二
波兹曼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整个社会开始注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的,营运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因此,为获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后,在八十年代终于再次安定了下来。但传统上重视节俭和勤奋、反对纵欲享乐的新教伦理已被倡导感性解放的自由运动冲击得七零八落。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性革命后,人们再也找不到不去享乐的理由。八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三
波兹曼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交往媒介主要经历了三种形式,即从口语到铅字再到电视。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前的口语时代,作为生活经验浓缩的谚语和典故受到人们重视。久经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调节争端的“法庭”判词。而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后,人们更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的权威,而不再是口头语言。口语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赖的对象。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在波兹曼看来是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它使得话语变得更加严肃和理性。
但是,为了吸引观众,电视不得不追求节目的新鲜和刺激。时不
时地以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电视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战争、灾难、事故、政治、科技等无所不包。但这些信息却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它的重要性似乎仅取决于电视播放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时为我们增添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信息根本无须我们“理解”,只要“了解”就够了。我们只是在“看”电视,而不是“读”。用波兹曼的话说,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四
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进发会心的微笑。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恶搞历史、窥视明星。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五
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 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 真是不可原谅。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我们应该探索的是,怎样去利用这些媒介——用另一种方式, 继续我们的生活,拯救我们的文化。
庄子说“至乐无乐”。就连最倡导快乐之上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真正的欢乐在于内心的平和,而并不是感官的满足。不知我们在一次次短暂的、批发式的快感之中,是否离真正的快乐越来越远?成了只会娱乐却不懂快乐的动物?
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该认真思考“娱乐至死”这样一个命题。
《娱乐至死》读书心得篇3
阅读之前,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书,并且彻底颠覆了我对无比强势的电视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作用的认识和看法。从根本上迫使我尽可能地约束自我远离被娱乐主宰的电视媒体,尝试回到书本中,更多地阅读和思考。媒介即信息,十数载以来,都是把电视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都自鸣得意地以为获取信息的过程是一个舒适的寓教于乐的过程,当认识与观念被倾覆,当得知“把无知当知识”的过程维持了数年,改变无疑成为了一个十分艰难并且痛苦的过程。
对于这样一本书,十几年教育积攒起来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完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适当的评价,在这里,只能并且也心甘情愿地用仰望的姿态去阅读和思考它。
当然,一切的收获都只有当我能够适当地表达和阐述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关于电视的单纯娱乐性
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电视观众)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办呢?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关于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关于教育
约翰·杜威:课程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更为重要,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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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娱乐至死》读书心得体会
阅读在社交平台上的毁灭与救赎
240字到底能传递多少信息?或许在半个世纪前,240字只能用来被用来发一条关于日俄准备开战消息的完整快讯。然而现在,240字作为微博,人人等社交平台发布状态的上限数字,其“短小精悍”的特点却激发了人们“写作”的热情,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字的浓缩和精炼技术,让一条条简短有力的状态和微博铺天盖地地占据了我们的阅读领域。不可否认,高效能的发布和分享技术带来了信息传播效能的极大提升,带来了一个“浅阅读”的时代:人们可以花上半个来小时就能掌握到关于世界周遭大事和身边新闻的报道和评论,而不需要费劲的翻阅一页页的报纸或者闷坐着听某些播音员毫无生气的报道。
但是快速的信息传播和巨大信息量的喷涌,给社会交际、信息整合互补带来方便的同时,对个体的阅读体验和思考方式也同样产生着正面的影响吗。早在1931年,阿道斯·赫胥黎就已经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而20世纪八十年代,尼尔·波兹曼在电视娱乐化的大潮下重新提出这一担忧,人类的文化将迈入一个肤浅,无聊的娱乐化时代。而现如今,当阅读成为几秒钟就把琐碎文字吞咽完毕的机械性动作,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赫胥黎和波兹曼的观点——在现代社会社交平台的阅读体验下,阅读再一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的发展,或者更直白来说社交平台的诞生,是继印刷时代、电视时代以来人类关于信息传播的第三次革命性扩张,同样也是文字从印刷时代的辉煌走向式微甚至毁灭的路径。按照波兹曼的说法,电视是泛娱乐化带来的对理性思考的冲击,而我认为,社交平台上信息的无限制快速流通则毁灭了文字本身的意义,文字本身已经从思想的载体渐渐过渡到信息扩散的工具。在这个平台上,留给我们思考、消化的空间和时间已经被大大压缩。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只能被动地来选择微博和人人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跟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变幻多端。换句话说,当某一个社会热点出现的时候,微博人人上全都是关于这个热点的状态和再创造(其实我很有兴趣进一步谈谈社交平台的再创造模式)。这就使我们的阅读受到了极大的局限性,我们总是围绕着一个话题来重复谈论、分享。这其中不需要我们过多分析和思考,只需要不断参与(参与是维持社交平台运转的核心动力)。当一个热点消失以后,我们又会被另外的热点所吸引。并且。社交平台不仅受制与社会热点,也创造着社会热点,很多争议性话题最初阶段都来自一条不经意的微博或状态。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微博人人被信息绑架也是很有可能的,而我们则在无意之中充当了绑架者的帮凶。
在简短的微博和状态中我们受限于简单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框架内,简单的,甚至粗暴的词句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因为必须靠出色的文字处理才能杀出海量状态、微博的重围博取眼球。这就好比富有煽动性的演讲者,必须通过不断地重复以及斩钉截铁的确定性以获得人们的虔诚信仰。当然,这还不是最有“艺术化”的加工方式,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往往是含有隐喻意义的段子或者笑话,因为在这种笑话里人们可以找到彼此互通的所谓“默契感”,而这种默契感是可以切实深化为一种认同和团体,并且还可以展示自己“丰富”的知识内涵。我们厌烦了大段的说辞,转而投靠这些不用费什么脑子就可以理解的段子。而绞尽脑汁编出来的富含隐喻意味的文字刚好贴合这“240字“内的状态,所以它们在社交平台上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了。又回到“文字本身已经从思想的载体渐渐过渡到信息扩散的工具”这句话,我们不能从这些段子里获取到过多的知识,我们只是在传递某种信息,或是宣告一种共同处境,或宣告一种共同认可,或是宣告一种共同焦虑。(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状态中观察出很多的社会普遍心态)最可怕的是这种思维状态一旦被搭载在政治的范畴里,那么将会对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动摇影响。这种动摇并不是指的建设性的动摇,而是一种无目的的宣泄,因为组成这些段子的思维的逻辑是简单粗暴的,更加没有完整的思考链和证据,经不起深层推敲,所以这时候的共同焦虑,着实是变成了共同宣泄的。例如一条状态“老师说过排比句一般到了第三句就开始瞎编了”,然后就有人回复:“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这条状态毫无逻辑可言,可是我们并没有人站出来指出它的错误,或许指出它的无稽之谈却反而是被认为“无聊”“不懂高端黑”,但要知道他的危害性就是愈加激化一种社会不满,这往往是非常可怕的,它无助于政治生态的正常建设。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一书内说过:“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从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民间的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变的更为容易,影响也更大。这一方面可以为民众宣泄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怨恨和愤慨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缺乏理性的牢骚话的传播范围广,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愤慨或恐慌,起到聚众行动的作用,而最终形成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心理群体。”他所表明的担忧在社交平台上变成了极易操作的可能。由脸书推特等网站掀起的中东革命所造成的大混乱或许正是我们不愿预见的结局。
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神回复”、“神最右”,同样是利用了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堆叠,可是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种“神最右”思考缺失后面的种种笑话。例如某一条微博“@果壳科技微博:【科学家里美女多】不过,美貌的男纸更多。图为20岁时的马克思·普朗克”然后附上普朗克的一张年轻帅哥图。当然我们的最右君抓住了这个梗,回复到:“卧槽难怪恩格斯一直给您钱!这一刻我清醒了”于是,指向最右君的箭头又开始铺天盖地起来。可是据了解,普朗克和恩格斯之间真的没有什么过密的联系,而和恩格斯传闻有过密联系的是卡尔马克思,哦,这一刻我也懂了什么。无意识阅读导致的信息丢失是闹这种笑话的表层原因,而深层原因则是时代鼓励满足于新鲜刺激和庸俗娱乐文化造成的。
有人说,在网络上争不出真理,这一点在社交平台上更盛。一条又一条状态之间的相互攻讦,各种不同版本讽刺段子的推陈出新,已经让我们无力思考。前人的论战和我们在《娱乐至死》里看到的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竞选辩论已经成为一个印刷时代的辉煌传说。各种学术争鸣我们也只能在少数圈子里才能找到。当社会已经失去了观战的阅读基础,当我们已经沦陷在一秒钟可以让人发笑的各种段子中,当我们顺手就点下转发的按钮,当我们不再习惯捧着一本书阅读,而经常性地坐在电脑荧屏前刷新着新鲜事发着呆。我们还有什么心情和精神去思考,去辨别,去参与公众事务呢?
社交平台上的阅读往往都是极速而大量的,速度会对我们的阅读习惯产生影响,阅读习惯又和阅读思维相连。过快的,狂热化的阅读只会扭曲人的思维结构。其实阅读是一样幸福但也同样辛苦的事情,它需要严谨的理念来支撑整个行为。我们要和作者一起探讨,一起争论,但这些都是无言的,我们不能在狂热中进行阅读体验。所以在现代社会已经无法离开社交平台的基础上找寻出路,我们只有先抑制这种快节奏的热情,看有无替代方式能减轻无意识阅读对我们的束缚。
关于阅读在社交平台上的救赎,我认为有两种短期的可操作的途径:第一就是打消字数的限制,扩展日志的作用。在暑假我做了一个有关刊载有深度内涵的文章对线下实体纸媒传播效果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令人欣慰的,很多人愿意重新回归纸质媒体为代表的深阅读。那么微博和人人日志对于深度内涵文章的转载既可以起到吸引线下又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可信知识的作用。多转载收藏这些有真材实料的文章,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那种无聊状态的刷屏。其次,我们可以转向分享知识和文化的社区,例如果壳网或者豆瓣网,我并不是给它们打广告,而是觉得这种友邻化的圈子能够让人一定程度上沉下心来交流彼此的观点,同时这种圈子也没有否认社交对于现代人类的贡献作用。我相信社区化的社交平台其生命力肯定是要大于转瞬即逝的信息发布平台的。我们尽可以把微博人人当做一种交流生活和交流观点的工具,而不要把它当做阅读的来源和必不可少的生活养分。虽然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停地刷人人打自己的脸,但是我相信我会学着不依赖它,我会更多地投入到经典著作的怀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