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书笔记1

第一篇：《娱乐至死》读书笔记1

敲响大众传媒娱乐化的警钟——《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新闻传播学院播音班

李琪

2009300930007 前言

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预言人们会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会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没有人再去追求真理。

媒介即隐喻

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作者断言：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钟表的例子：

钟表的刻度和计量单位是人们发明的，成为人们理解时间的媒介。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娱乐业时代

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这是不对的)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

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节目《从今以后》的例子：

这是一个看似“不娱乐”的节目，但是若以电视这样的形式表现各位嘉宾的思维是不可能的。为了使节目进行的更顺利，嘉宾们的发言变成了毫无关联和回应的自言自语。

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总统选举的例子：

在当今的所有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是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作一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

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原名：“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政治不像体育，一目了然、公正诚实、超越平凡。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

第二，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

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媒介即隐喻

记得《阴阳师》里有过这样一句话，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咒。这是一个隐喻。自从有了语言，并将语言作用于万事万物，人类感知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自从语言由口头音节变为可供书写的文字，人类的思考方式和思想结构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Believe it or not，我们无法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个世界。这并不是在宣扬什么不可知论，人类的确在一步一步探求、接近，并力求用语言还原着真理，然而，相对于流动着的、无穷无尽的、具象而纷繁的客观真实，语言是苍白的。大千世界，存在着大片无法由语言驾驭的空白。语言太静止、太有限，太抽象，它来不及定义早晨八点的太阳，八点零一分的太阳就已经把它取代了。

这些都是普通语义学家告诉我们的。很难说运用语言和文字为媒介进行思考及对话的人类世界，与真实世界相比谁更精妙和复杂。一方面，人类在建构自己的世界的同时，运用生硬的概念和划分舍弃了太多的现象与意义；另一方面，人类又建构出许多真实世界没有的概念和意义，它们之间用逻辑穿成一张恢恢的大网。

尼尔•波兹曼无疑是睿智的。在他的名著《娱乐至死里》，在开头两章便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这样的道理。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社会诞生不了《论法的精神》，而以铅字为媒介的社会也诞生不了荷马史诗。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波兹曼如是说。与其说我们是生活在客观世界里，还不如说我们是生活在由自身创造的媒介构筑起的强大迷宫里。

那么，以电视为媒介的今天呢？

中国的传播事业正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从前，中国人曾经错过了向全球同步直播的王室婚礼、总统竞选、世界范围的募捐，而今天，我们对于信息的渴望则到了无可附加的程度。如果对哥德堡号的直播是因为这艘船在几百年前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对于埃及金字塔探秘的直播呢？对于泰国国王登基庆典的直播呢？这些大张旗鼓予以直播的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呢？恐怕没有。记得前段时间电视新闻里在报道日本的一起交通事故，播音员煞有介事地说：“有关该起事故的最新消息，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为您追踪报道。”他们的求新求快固然令人盛情难却，可我们实在想不到这则新闻除了做为茶前饭后的谈资还有什么别的用途。这些信息零碎、缺乏背景和铺垫，它们就这样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又以极快的速度被人遗忘。

我想，正是基于这点，波兹曼才会断言，这是一个被电视娱乐化了的世界。

娱乐至死？

“滚石乐队”的卡茨说：“新式新闻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合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如果你不嫌烦琐的话，这就是对于新式新闻的定义。如果中国严肃的政治新闻没有什么代表性，那么就想一想台湾以及美国的总统大选。政治人物出现在娱乐节目里，已不算什么稀罕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一个好东西。它如此成功地把声音和图像结合起来，并将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水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电视的影响力却不仅限于此。为了和电视竞争，报纸和广播出现了新的态势。如果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印刷机统治下的世界里，铅字影响口语，使得集会中的人们倾向于用复杂冗长的书面语言来进行演讲和辩论；那么在这个电视机统治下的世界里，电视要求的口语化反过来影响了书面语。报纸新闻以多图片的搭配，描述性的语言出现，除此之外它还不得不向深度评论方面另辟蹊径。而广播的威力也大大减小了。至于杂志，它更像凝固了的电视，活色生香的图片是大多数都市杂志的卖点，而精彩的画面同样是电视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也许正是电视引导着人们步入一个速食主义的读图时代。

然而，这是电视的特性所决定的。报纸可以深刻、书籍可以深刻、电影也可以深刻，惟独面向最大多数观众的电视无法追求绝对的深刻。快速变换的画面无法让人静下心来思考，就算有人真的会思考，电视也将更倾向照顾那些不会思考或不想思考的多数人。收视率就是万恶之源。暑假里我刚刚写电视解说词的时候，有点找不着北。我写出的东西太书面化，太个人化，太不照顾画面。在之后的实践里，我慢慢改掉了这些习惯，甚至可以说是忍痛割爱。但我接受这样一个逻辑，这就是电视规律。

然而，说这样的东西一定就是娱乐，那我不敢苟同。电视完全有可能在平实的基础上追求适度的深邃，如果满天下的电视节目全是歌舞升平的选秀、明星访问和冒险挑战，那这是社会的不幸，也是电视的不幸。而即便如此，电视并非世界的主宰，受众也并非“魔弹论”所描述的应声倒地的枪靶，波兹曼在这一点上显然高估了电视，而低估了受众的理性。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视了，看电视有瘾，那是在小的时候，在认为娱乐高于一切的年纪。而现在，显然不是了。另外，今天的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电脑和互联网的后来居上，将打破先前的媒介格局。从另一个角度看，波兹曼关于电视的论述对于电脑来说，也具有同样的警示意义。

我仍旧相信，人类有追逐娱乐的天性，而人类也有保持理性的良知。最后，我个人对此书的一点理解和感想简单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吸取书中精华，理解 “娱乐至死”的含义。

电视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当许许多多的严肃话题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并且人们开始习以为常的时候，剩下的就只剩下昏迷的思想、蒙昧的灵魂和追求端咱感官快乐的欲望。最终迈向悲哀的精神死亡。在印刷媒介时代，人们对于信息载体上所呈现文字的认识大多是理性的，思维方式是逻辑性的、意识带有自我主动判断性。而电视时代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将这多年积淀成的“优良传统”瓦解，这种姿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带有极强侵略性的温柔，是 “润物细无声”式的“狂轰滥”。电视对应的是直观感性的认知，这必然减弱一部分人的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能力，很多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动脑子，照单全收。于是在这种放纵下，受众的集体娱乐也就带来了群体的智力沦丧，过度的毫无节制不分场合的“娱乐”也就成了一种腐蚀。

电视媒介对电视内容的影响。电视的这种娱乐性质也给了受众一种不严肃的刻板印象，导致受众根本不相信电视内容的真实性。对于像娱乐片一样，插播音乐的新闻节目，人们观看的同时并不会把新闻内容太放在心上。比如刚刚播放的一则地震新闻，核威胁的新闻，受众还没来得及反映，已经被播音员一句OK,„NOW,引到了另一则可能是哪位公主明星的绯闻上。这好像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电视在评论社会严肃事件的时候显得不那么认真和庄重，削弱权威影响力。另外，近几年很火的通俗化经典，于丹讲论语，易中天品三国，这些虽然都把难读的名著用通俗的语言传授给受众，有利于经典的普及，但这种娱乐化的途径，其实是会削弱经典的力量。第二是辩证的来看待书中的观点。

首先，波兹曼的理论并不是具有完全的普适性。相对于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现在的时代，到底是会“娱乐至死”还是“禁锢至死”？。媒体的种种禁忌、顾虑是一座有影无形的制度大山，时时刻刻——或者说有时候是若隐若现式的压在大众媒体身上。

其次，我认为《娱乐至死》多多少少有些夸大成分。现在仍然有很多媒体人坚守着理智的眼光和冷静的态度。他们懂得思考懂得选择，懂得不能为了博取青睐一味娱乐。中央台早上《朝闻天下》以及午间《新闻三十分》的新闻报道以及评论等都是站在客观立场上以冷静的眼光实现自身的新闻价值，恪守自己的新闻职业原则。

第二篇：《娱乐至死》读书笔记范文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一、提到的相关书籍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奥维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圣经》、卡西尔《人论》、芒福德《技艺与文明》、柏拉图《第七封信》、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与文学》、《以赛亚书》、约翰·史密斯《新英格兰记》、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海湾州圣歌》、《旁观者》、《闲谈者》、斯蒂尔《卫报》、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德莱顿《寓言》、托马斯·潘恩《常识——一个英国人所著》、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经历》、《美国新闻史》、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苛蒂《美国思想的成长》、《麦加菲读本》、沃尔特·司条特《汤姆叔叔的小屋》、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霍夫斯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理智主义》、《第一个开拓者：殖民地美国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伊利亚特》、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哈德孙《美国的宗教》、穆勒《自传和其他作品》、潘恩《理性时代》、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爱德·华兹《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信仰的激情》、《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茨特罗姆《媒体和美国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桑塔格《论摄影》、纽豪《从1839年至今的摄影术的历史》、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图像》、乔·麦克吉尼斯《出卖总统》、埃德温·奥康纳《最后的喝彩》、罗森《广告的慢性自杀效应》、奥维德《爱的艺术》

二、读书笔录

1.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2.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3.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4.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5.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6.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7.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

8.麦克卢汉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9.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10.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1.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12.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13.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14.芒福德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15.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结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查，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

16.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的存在。

17.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18.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的、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

19.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

20.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和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21.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22.激励美国人的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但同时，他们读书绝不是摆摆样子。

23.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而柯勒律治说，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24.电报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

25.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26.当然，玩躲躲猫游戏（一种面孔一隐一现以逗小孩子的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

27.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28.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奇迹；我们不再只把电视机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间里；我们不再怀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丢到了九霄云外。

29.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30.“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31.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32.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隐喻。33.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34.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35.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36.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它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37.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它需要的掌声，而不是反思。

38.人们看得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39.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

40.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击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41.除了娱乐业没有其它行业。42.罗伯特·麦克尼尔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43.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的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44.沃尔特·李普曼在1920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

45.赫胥黎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销往，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

46.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

47.电视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

48.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理，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49.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

50.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里表演疗法的病人。

51.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托马斯·卡莱尔说：“过去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卡莱尔又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52.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53.约翰·杜威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54.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55.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观看电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56.奥威尔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催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做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57.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58.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

59.只有深刻而持久的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60.对于电脑技术的中心命题——我们解决问题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不足——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61.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62.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三、观后感

初次接触《娱乐至死》这本书出于偶然，并非心甘情愿的去读，而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一次讲课的任务。却没想到，对我的影响，如此之深，深到在读过之后的一年中，无数次被提起，无数次运用，无数次被验证。原先只是有个电子版的，却在一年以后，还是忍不住买了这本书，重温了一遍，经典依旧。

波兹曼说：“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也许，我们现在对于压制强迫我们的东西很敏感，一旦接触，我们绝不会被他制服。但是，如果我们是笑弯了腰，笑着倒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像每天上网，就会习惯性的打开QQ，打开空间，看看别人的状态，面对着我们舒适的世界，面对着我们早已习惯的一切，我们是不是已经被不知不觉的软化了？是不是已经被不知不觉的被征服了呢?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我们讨厌被别人指使，被别人压迫，但如果有一个服务员在前面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的伸手“请”你走路，又或者做成温馨的提示牌，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觉得，走不走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把握着主动权，我们为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权力和被人“捧着”的感觉而沾沾自喜，已经走上了别人给我们指引的道路而不自知呢？

娱乐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娱乐当成了一种习惯，除了娱乐之外一无所有，醉生梦死的话，我们是不是该警醒呢？“媒介没有偏向”只是我们主观的愿望而已，任何一个媒体的产生都有它固有的倾向。电视的出现，让我们习惯了一切以娱乐化的形式呈现，没有信息，没有内容，没有思想。也许我们早该注意到，如果我们把不如意事写在记事本上或笔记本上，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如果写在笔记本上的话，我们更有可能将它粘贴在空间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而当我们写在本上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这种冲动。

商业也因电视模式的占领而转变了模式。以前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再也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有多少企业，投资于广告上的资金比投资于产品上的资金多出了不知多少倍，更有甚者为了争一个央视的王牌广告而破产。

我感到有了一点点后怕，电视这样一个媒介已经如此，在《娱乐至死》1985年出版的年代，电脑才刚刚起步，而现在，电脑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可以说是每家每户。对于这样一个“集地球于一村”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轻轻点一下鼠标世界尽在眼里”的生活中，在这样一个别人都在用电脑却只有少数人真正懂电脑的世界里，会不会有人把电脑当权威或者把电脑当纯娱乐而深受其害呢？

有一点我很赞同，认识到问题的存在，那么问题就不会太过危险了。问题是，当我们沉浸于“答案尽在百度之中”满足感时，我们还会费尽脑力去思考么？

第三篇：娱乐至死 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在这个以娱乐为公众文化的时代，阅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显的尤为重要。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走入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这种泛娱乐化、泛商业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十分可怕的。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所描绘出的文化末日景象着实令人震惊。

我们将一切都转化为娱乐，渐渐的，娱乐变成了我们精神文化的一切，娱乐变成了公众文化的代名词。于是所有的知识传导、政治新闻、宗教教育为了让更多人接受，又全都以娱乐的姿态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电视上各种历史戏说剧、文化娱乐评论、名著趣味改编充斥着我们的视野。连那些本应该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也重新套上娱乐的包装噱头推到大家面前。

更为可怕的是，公众对这种方式欣然接受，一片叫好。大家都期望着能在娱乐中得到这种知识信息，企图不用经过大脑思考就能有所精神收获。是电视电脑这种媒介的诞生使得这一切都变的理所当然。殊不知，有很多知识经验是要靠静下心来阅读思考才能得到的。而这靠电视电脑带来的娱乐是无法做到的。一个大妈坐在电视机前边剥毛豆边看易中天讲述三国，她完全把这作为一种娱乐消遣，不会去进一步思考这其中折射出了什么。对于她来说，这些顶多作为她和别人聊天的谈资罢了。

娱乐至死，就是自娱自乐至死。我们不能只是单方面批评电视台做的节目没有营养，千篇一律。是有市场需求才会有这些节目的产生。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即使这个时代泛娱乐化、泛商业化了，精神的主动权依旧在我们自己手上。

娱乐至死，是顺从还是反抗，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第四篇：娱乐至死 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 杂谈

10级高本广电刘惠34号

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如果身边有一本纸质的书籍多好，而不是我所阅读的E-BOOK。因为，我实在不习惯捧着电脑看书，密密麻麻的文字下来，麻木机械的记下来一些，只感觉头晕目眩。于是乎，我一时缅怀起印刷时代那些记在纸上的内容，那个时代的却充满了文化与思想的气息。

作为一本媒体文化批评专著，《娱乐至死》的书名很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这里的“娱乐至死”，不是指娱乐到死的勇敢坚决，也非娱乐着死去的生活态度，而是说娱乐终将导致毁灭。配合这个危言耸听的书名，封面图也很不俗：端坐在一台电视机前面的一家四口，衣裳华美，但无一例外地没有脑袋。没错，这本书靶子对准的就是电视这种媒介，这幅图告诉人们，这是个电视娱乐时代，人们不需要思考，最终也弄丢了脑袋。

通读此书，其文字清晰畅达，娓娓道来。虽然开头很难懂，读着太理论，不过，后半部分还是很易懂的，逻辑性很强。需要很多思考。正如此书第一章里写道的那样：“你读这本书时，首先，你应当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的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是的，这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花精力去阅读。所以，我会愿意花钱买下这本书，从文字形状和作者的思想两方面来细细研读它，而下面仅是我的一些初略的想法。

相信很多媒体人看了这本书，职业自豪感会消减很多，同时警觉和反省顿生，责任感会更强烈。至少我这个学电视新闻出身的人是这样。《娱乐至死》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文化全面流行的美国，时隔20余年，这本书风向依然精准，与当今信息社会依然契合，虽然书本批判的是电视文化，但是书中的揭示和判断，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新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依然经得起推敲。从这个角度看，波兹曼是个不折不扣的预言家。《娱乐至死》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么，波兹曼要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那么，真有预言的那么恐怖吗？下面我来盘点一下当今流行文化中的关键词汇：从知识爆炸到信息恐慌，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从全民选秀到网络恶搞，从过把瘾就死到有快感你就喊，在这些词汇的语境里，思想和思考是不需要的，理性被情绪化，高尚被戏谑化，严肃被无厘头化，深沉被幼稚化，无聊的东西充满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也许说，“娱乐至死”可能危言耸听，但至少是关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警告。

我想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句名诗“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用来描述当下我们所处的这种信息环境恰如其分：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许这些不相干的信息，除了作为谈资，还可以用来填纵横字谜，或者参加《开心辞典》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

如果说，电视“只看重表演，不需要思想”，这个看法的却有些失之绝对，但有几分道理。按照作者的分析，电视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无法也不需要思考，你在电视上思考，观众在这过程中就没有东西可看，而观众一旦思考，就会错过接下来如缕不绝的画面和信息；比起思想性，电视更需要表演艺术和化妆术，电视要的不是证明你内心是否诚恳，而是你在镜头里看起来诚恳，观众说到底不关心你的观点，而是关心你留给大家的印象。

这么一想，我们就不会对今天超级女声、我型我秀这类电视选秀节目的红火和巨大影响力，感到吃惊了。电视选秀，就是纯粹的娱乐，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义。要是有人认为那些票数代表的就是投票人的观点，那才好笑呢，那不是观点，只是情绪，要不选手支持率怎么隔几天就会变动一下？

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必须着重关注下，新闻又是如何被娱乐化的呢?

按照作者观点，电视培养了一种叫做“好„„现在（接下来）”的世界观。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词通常用于切换新闻，提醒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和我们将要看到的东西并无关联。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社会事件，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接下来”，一切就可以从我们脑海中马上消失，我们的注意力被牵引着转向其他的新闻，或者是一系列轻松宜人的广告。所以，电视观众看见的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严肃性的新闻，新闻成了娱乐。

这不是糟糕的，糟糕的是我们习惯了电视这种不连惯性（奇怪的是我们要求书和电影保持口气上的一致和内容上的连贯，却对电视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人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印度洋海啸、伊拉克战争，或者911恐怖事件的新闻之后，说一声“精彩广告后我们再见”而不适应。我们无法想像，这种情况会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产生怎样的危害。他们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会不会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更觉得，所有关

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和广告一样稍纵即逝，不必当回事，不必做出理智的反应。当然到今天，这已不只是电视的问题了，新媒体层出不穷，新闻也在日渐娱乐化。在网络上，准确的文字已经落伍，幼稚和臆语是流行语言；报纸文字总是很短，阅读者大多有这种感觉，超过一千字的新闻，现在基本是看不下去了，照片、图片和图像越来越多；杂志的视觉刺激就更寻常了，很多时候我们挑选一本杂志，只是因为它给了我们美好的视觉享受。

老实说，每当我看到这样一张报纸：排版朴素，几无照片，上面的某些文字却能让人回味再三，不由心生感动，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坚持啊。

波兹曼在书本最后忧虑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面对娱乐对文化的威胁，过于悲观的作者提供不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深刻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怎么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方法在哪里呢？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是通过教育，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学会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并无必要因作者的上述忧虑而如剑芒在背，毕竟书本写作的社会背景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波兹曼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警示性，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娱乐至死》让我们明白，某些信息形式对文化是有杀伤力的，应该警惕和远离这些信息形式；信息自由是把双刃剑，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保持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保持理性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将被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拯救，不是“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而是“amusing ourselves to survive”。

第五篇：最新《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时代：莫让文化成为“庸俗的垃圾”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李欢

开篇想说的。。。

尼尔·波兹曼是在本人所知的所有学术理论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一个，本人几乎是第一次只花很少的时间便看完了一本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术专著。并非是因为著作的字数不多，而是读起来异常轻松。当下许多学术研究专著要么过于晦涩，比比皆是的专业词汇拉远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要么只是某作者为了完成出书任务，将一堆肤浅的资料堆砌了事。波兹曼则不同，《娱乐至死》是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他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他用朴实直白，而又满怀幽默睿智的语言将读者悄然引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人为电视娱乐而疯狂、而沉沦的时代，如此严肃的大众传播话题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思想和心智，阅读的过程如同在听他讲述一个看似有趣的社会文化故事。

总体来说，阅读时是轻松的，但合上书本之后，你便会发觉浅显易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多么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危机，与此同时，一位传播学者对社会变迁敏锐的洞察力和朴实的警世情怀跃然纸上。

在这里，本人并不想为国外的学者歌功颂德，但仅就对传播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出巨大努力的尼尔·波兹曼来说，本人真的很想只代表自己对他的研究和著作致敬。在开始长篇累牍地抒发个人感想之前，有必要对波兹曼的人生作一简单梳理，由此表达本人对这位已经因病逝去的学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敬意。波兹曼出生并一直居住于纽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一直倾心于将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变迁紧密结合起来，最终使得他有一批从社会实践层面出发的研究专著问世，《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的垄断》等就是其中最为闪耀的几部。2003年10月，波兹曼因为严重肺癌离开人世，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对这位在传媒文化界充当着瞭望者角色的研究者和批评

家给予极高的肯定，遗憾的是，对于传播学术研究仍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国来说，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关注。直到其《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的中译本出版，尼尔·波兹曼才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界脍炙人口的姓名。无论如何，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能由《娱乐至死》聆听大师的教诲，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

合上书本，反观中国今天的大众传媒文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波兹曼的剖析和警示依旧发人深省。《娱乐至死》成书于1985年，那是一个电视为王，而电脑还未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美国人沉浸在电视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带给他们的刺激和麻痹之中，社会文化和公众话语的一切几乎都是围绕着娱乐展开的。而如今26年之后，当网络已如当年的电视一样普及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文化却在是否娱乐至死的边缘摇摆不定。今天再重拾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论断，作为中国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其内化为对中国当下传媒现状的警示预言。

开篇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两点；一，波兹曼的著作具有明显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有必要重读和思考；二，对于已进入娱乐化时代的中国大众传媒文化来说，必须在思考《娱乐至死》中赶快警醒，别让我们的主流文化成为娱乐化语境下的“庸俗垃圾”。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甚差的普通学生，本人无法对《娱乐至死》及波兹曼的著作思想有任何统领全篇、高屋建瓴的论述，下面仅就阅读中几处颇有感触的地方联系实际抒发自己的感想。

一、关于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前言中，就别有用心地为读者呈上两则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1984年》中，奥威尔设想在1984年，人们会完全处于集权主义暴政的统治下，“老大哥”无处不在，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担忧恰恰与之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将成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客手中的玩偶，从而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把一切都交给了统治者。

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这使得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随着1984年的到来，美国处处歌舞升平，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波兹曼相信，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事实上，赫胥黎和波兹曼并不是特别担心纷繁冗杂的信息蜂拥而至，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收集渠道和更新速度的改善，势必导致信息的冗余。比起信息数量的变化，他们更担心的是新传播技术垄断下的人类世界将会进入“去思考”的状态。电视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与世界互动的会话方式。变化多端、色彩斑斓的动态画面给予受众以极大的视觉刺激，为了保证刺激的持续性，电视画面必须抛弃如印刷媒体那般的深度思考，只一味地提供娱乐性够强的内容。久而久之，包括宗教、政治、新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渐渐地趋向于娱乐化，电视里的世界重新定义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人们在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过程中，变得“低智商”，波兹曼担心一个“无脑化”的公民时代就此来临。

上述三位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奥威尔的极权主义预言，还是波兹曼和赫胥黎的娱乐至死之忧虑，与作者身处的现实时代有着极其大的联系，其视野难免偏颇。奥威尔所处的时代，人们刚刚走出战争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奥威尔的预言便只注重极权主义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语境被周而复始的娱乐所充斥，而丧失了深层次自我思考和反省的空间和能力，理性的思考逐渐被如孩童般幼稚简单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代替，那么这个民族将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

二、“媒介即讯息”和“媒介即隐喻”

《娱乐至死》一书的结构非常简洁，只有两篇，第一篇《媒介即隐喻》中，波兹曼详细阐释了其关于“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其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

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受到其前辈麦克卢汉的深远影响。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当时的麦克卢汉仍是一名并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但其“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使波兹曼受到了极大的启发。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指出：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回顾媒介的更新换代史，口头传播塑造了《荷马史诗》不可复制的神话，印刷媒介的出现要求人们必须以具象的、严谨而富有逻辑的文字材料来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到了电视机主宰人们生活的时代，持续不断的画面冲击使人们没有时间在接受信息后思考问什么和怎么样等等之类深层次的问题，久而久之，人们变为电视传播内容的被动接受者，甚至奴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电视机制造的“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根据电视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世界和与人交往，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会话内容，如同波兹曼在书中所举关于钟表的实例一般，新媒介对于文化隐蔽但无比强大的暗示力量是多么的恐怖，一旦我们的文化和思维被这种构建在技术垄断上的会话工具所奴役，娱乐至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童年的消逝与互联网时代

提到《娱乐至死》，就不能不谈及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中另外一部与之紧密相关的著作——《童年的消逝》，正是在意识到美国文化定义中的童年在慢慢消逝的重大危机，波兹曼才有了娱乐至死的论断。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使得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

“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他认为：“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但今天的现实再次给波兹曼的期许破了一盆冷水，WEB2.0时代，网络编程只是少数专业工程师的职责，普通网民，包括儿童在内经过十分简单的训练，便可享受网络带来的更具刺激性的娱乐内容。某种程度上，网络的出现将技术垄断时代大众媒介文化的隐喻作用发挥地淋漓精致，这无疑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更严峻的课题。

四、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会娱乐至死么？

极具戏剧意味的是，就在本人阅读《娱乐至死》一书时，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而各卫视每周的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

回顾广电总局不长的禁令史就会发现,几乎每一次禁令都遵循着 “娱乐化—火爆—打压—新的娱乐化”的路径。这种“谁火就灭谁”的监管方式,不仅反映出管理层面上的捉襟见肘,更显示出当下电视传媒的尴尬处境。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民众话语权有了极大的改善，正当我们开始极力讴歌网络化时代的自由性时，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过度娱乐的节目四处横行，大多充满着以三俗面目取悦进而麻痹受众的内容，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都是“个性”的典范。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中国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倒向娱乐至死。

结语

对于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文化管理制度的生硬和娱乐化倾向，必须重申的是，奥威尔和赫胥黎、波兹曼的警示都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当下大众传媒被技术垄断的事实，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在本人看来，人类社会是否最终会“娱乐至死”，仍无法做一定论。但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阅读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如此长久以往，其结果比娱乐至死还要痛苦，因为我们将在原地被历史和时空抛弃。而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避免我们的文化在娱乐化的时代成为“庸俗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