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会计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会计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杨良成
广而言之，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总称。会计人的活动，上升为会计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会计文化有其源远的历史。
一、中国会计的起源
1、关于中国会计的起源，会计史专家郭道扬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中有详细的论述。首先是数字的起源，从结绳记事开始，到伏羲画八卦，数始于一，成于三，再到九九归一,数终于十。然后是会计的起源。“月计岁会”（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会，从字的结构造型看，从走，从合，原意是一起开会，聚合的意思。计，从言，从十。十，一（横），代表东西，1（竖）代表南北。意思是古代的人从十的中心出发进行渔猎活动后，回到中心居住点，用语言来进行交流通报，自己有多少收获。会计合在一起便有了今天的会计的意思。会计的真正出现在周朝，司会就是管理会计的机构。
2、关于大禹、会稽山和会计起源的传说。大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时，万国来朝。当时万国都带来了贡品，肯定要进行计算了，这应该是离不开会计的，而且论功行赏，进行绩效考核，还涉及到了管理会计的内容，至于防风来迟了，被大禹斩杀，可以说是严肃了财经法纪，最后大禹计功而崩。计功二字，计，说明有计算的可能，会计的汇总，听候汇报的审计（古代简称上计）等等，功，说明圆满成功，或是论功行赏，也就是计功二字合而理解。会稽，会计也。从目前已有的史料来看，还没有比这更早能说明中国会计起源的。既然是传说，既然是寻根问祖，既然是坚定中国会计人自己的自信，我认为认大禹为中国会计的始祖，认会稽山为中国会计的发源地，并无不妥。
二、中国会计文化的历史
1、关于中国的会计文化史。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会计文化史。郭道扬先生的《中国会计史稿》，对中国会计的历史，有详细的记载和论述。其中不乏对中国会计文化的介绍与论述。《中国会计史稿》也可以看成是中国会计文化史的专著。
2、中国历史上的会计文化。也就是历史上会计人形成的会计文化，包括他们的言论和著作。这里面有管仲的“财不盖天下，不足以正天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辑而欲经于水险也”，“明法审数”；有范蠡的“财如流水通天下”；也有桑弘羊的盐铁论，量出委入；还有辛弃疾的“朝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黄庭坚的“旧管新收几妆镜，流行坎止一虚舟”以及近现代的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先生为立信会计学校所立的校训：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等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会计文化（如民国四大：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徐永祚的徐永祚会计事务所，奚玉书的公信会计事务所，谢霖的正则会计事务所），只不过我们后来的会计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与归类总结。
三、中国会计文化的现状
（一）、会计文化理论研究
关于会计文化，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和专家开始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著作。
1、劳秦汉所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计文化学概论》。该书从会计文化的认识论、发生论、存在论、结构论、主体论、价值论、比较论、转型论和发展论九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也可以说是会计文化九论。
2、姜韵宜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计文化》。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 会计的起源和会稽山的传说，第二章 重大会计事件和杰出的会计人物，第三章 会计工具和会计方法的演变和未来发展，第四章 各历史时期会计的发展水平与职能，第五章 会计职业的内涵，第六章 会计职业进入与发展，第七章 会计界的品牌——立信会计。
3、张云所著，大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研究》。《中国会计文化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会计文化概述，第三章 中国会计文化发展历史与特征，第四章 会计文化的环境，第五章 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现状、成因与必要性，第六章 中国会计文化的建设。
（二）、会计文化实践活动
1、人文会计的首倡者：张连起。张连起先生致力于会计文化，并将会计文化结合到会计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会计文化方面的著作，如《起而论道》《非常起发》《左数字右人文》《鸣哨笔记》《数豆者说》等等，在书写会计文化、传播会计文化中，扛着一面大旗，引领着会计人向会计文化领域进军。
2、会计语言的创新者：马靖昊。马靖昊先生致力于会计语言的创新，一改会计语言的专业化、学者化、枯燥化和形象化，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会计语言大众化、具体化、趣味化、生动化。其主要著作为《玩的就是会计》系列，并以一系列的微信和微博的方式进行会计文化的传播。
3、内部控制的创新者：乔彦军。乔彦军先生致力于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乔彦军先生研究内部控制，不是就内部控制而内部控制，而是联系影视剧中的案例或古典文学中的案例来论述内部控制。其主要著作为《手把手教你学内控》（也就是《看潜伏，话内控》）和《品红楼，话内控》系列。
4、会计文化的博客大师：许家林。许家林先生为中南财经大学的会计学教授，博导，其一生致力于会计教学和研究，书写了大量关于会计文化的博客。其博客目录为：全部博文(995)；博主会论(46)；传播会计(51)；研究会计(104)； 感悟会计(24)；人文会计(127)； 会计人生(56)； 百味会计(70)；我与会计(46)； 初识会计(50)；会计知识(49)；会计名家(116)；会计名作(21)；会游天下(64)；会闻会评(102)；博文转载(66)。可惜许家林先生已经于2013年故去，实为中国会计界的一大损失，更是中国会计文化的一大损失。
5、会计先贤文化的传播者：陈元芳、罗银胜等。陈元芳先生是会计学教授，在宣传会计文化方面，已出版有《中国会计名家传略》一书。罗银胜著《潘序伦传》、《顾准传》。
6、会计文化的新传播者：袁国辉（指尖上的会计）。袁国辉和马靖昊一样，通过微信和博客，用段子的形式，传播会计文化，适应了当下快餐阅读的需要，传播速度快，阅读者众，影响广。
7、会计家园举办的会计文化节。会计家园举办的会计文化节到2014年已是第七届，仅2014年在全国举办的活动就多达三四百场，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已经成为了会计人的节日。
8、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群。这个由50多位爱好会计文化的人士共同组建的扣扣群，以学习会计文化、研究会计文化、书写会计文化、传播会计文化为已任，努力打造中国会计文化建设高端群，组织过多次会计文化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财政部、会计报、财务与会计杂志、东奥会计在线等举办会计文化征文中均获得了佳绩，有三位成为了会计家园网专家，两位被评为2014年会计榜样之星。
9、中华会计网校和《财会学习》等举办的年度会计榜样之星评选活动。该活动已经举办过多届，通过评选年度会计榜样之星，为会计人树立楷模，宣传会计先进人物，弘扬会计正能量。
10、《中国会计报》的家园版、《财会信报》的家园栏目，中华财会网的《财会家园》《财会史话》栏目，中国会计视野论坛等等，都刊登有会计文化方面的文章，为书写和传播会计文化提供了阵地，凝聚了爱好会计文化的作者和读者。
当然在会计文化的实践方面还有许多优秀的人士和报刊杂志以及网络媒体，如钟文庆的《财务是个真实的谎言》，钟朝宏的《财报这么有趣》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会计文化活动
近年来，国家层面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计文化活动。大的如财政部和三家会计学院、中国财经报、中国会计报等共同举办的2012年中国会计文化建设征文活动，财政部举办的会计精神提炼话活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举办的注册会计师职业精神提炼语活动等等。小的如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和中国会计报举办的会计考试征文活动，东奥会计在线和中国会计报举办的会计继续教育征文活动，财务与会计杂志举办的“讲述感动－－记我身边的会计人”的征文活动。还有各个省市包括地市举办的各种会计文化活动等等。
为了表彰先进，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中华会计网校和《财会学习》等每年举办的中国会计榜样之星评选活动，以及其他如最美会计家庭、最美会计青工等等。
也就是说，从上到下，都已经认识到了会计文化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会计文化，为会计文化营造氛围，推动和促进会计文化的发展。
四、会计文化的未来 会计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目前我国会计文化的研究，缺乏理论性的奠基之作和扛鼎之作。会计文化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目前国内系统研究的人少。这需要有一个高层次的研究团队。
会计文化的发展，要从会计基础人员开始抓起。目前国内的财经院校几乎没有或很少开设会计文化课程。职业类院校或是专门进行会计培训的机构就更少注重会计文化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从基础工作做起。
会计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领军人物的示范带头作用。中国会计界正在举办会计领军人物的培养，也可以尝试招一期会计文化的领军人物，通过他们形成示范带头作用，引领会计文化的发展。
中国会计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东西方会计文化的交融，许家林和唐伟杰在《财会通讯》（2013.3）上发表文章《会计文化理念首倡者：戴维.罗纳德.斯科特》，简要介绍了斯科特的会计文化理念和成果，但目前国内尚无斯科特著作的中译本。
当然还有成立协会，组建团体，举办会计文化活动等事情需要去做。我相信，中国的会计文化，一定会迎来更加光明而灿烂的未来。
（本文以连载的形式，分别发表于2014年发表于会计家园网和中国会计视野论坛。2015年《财会信报》发表。）
第二篇：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
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特别报道〗
作者 航空报国追求第一
２００６新年倾情奉献
【本人郑重申明】雷达技术和装备是国防建设的关键环节；本文有关中国雷达的图片和数据都是官方网站和专业期刊中已公开解密的资料。◇引子
几天前，我写了篇关于我国航空机载雷达的文章，发表后被空军版竹置顶。我感觉因为时间仓促写的不好，雷达型号不全；太多的专业性数据，铁血里面专业雷达工作者毕竟不多。这样的文章也置顶我感觉有些糊弄观众。所以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减少繁琐的理论数据，让广大军迷通过本文对我国雷达技术和装备有一个“感性”上的认识，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军迷朋友有疑问和兴趣，欢迎大家与我联系，我将热忱的尽我所能为大家答疑。◇雷达起源
雷达这个名称是“无线电探测和测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英文的缩写。而雷达的出现，是由于二战期间当时英国和德国交战时，英国急需一种能探测空中金属物体的雷达（技术）能在反空袭战中帮助搜寻德国飞机。二战期间，雷达就已经出现了地对空、空对地(搜索)轰炸、空对空(截击)火控、敌我识别功能的雷达技术。二战以后，雷达发展了单脉冲角度跟踪、脉冲多普勒信号处理、合成孔径和脉冲压缩的高分辨率、结合敌我识别的组合系统、结合计算机的自动火控系统、地形回避和地形跟随、无源或有源的相控阵、频率捷变、多目标探测与跟踪等新的雷达体制。后来随着微电子等各个领域科学进步，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内涵和研究内容都在不断地拓展。目前，雷达的探测手段已经由从前的只有雷达一种探测器发展到了雷达、红外、紫外、激光以及其他光学探测手段融合协作。当代雷达的同时多功能的能力使得战场指挥员在各种不同的搜索/跟踪模式下对目标进行扫描，并对干扰误差进行自动修正，而且大多数的控制功能是在系统内部完成的。自动目标识别则可使武器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AWACS和JSTARS这样的具有战场敌我识别能力的综合雷达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未来战场上的信息指挥中心。◇雷达技术发展过程
早期的雷达天线是固定的、无方向的阵列,只有距离信息。天线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发射射频脉冲,将接收到的回波放大并在CRT上显示(即常称的A 显示),产生一个与目标位置对应的水平线,供雷达操作员识别目标的大致距离。但由于当时所用的射频信号频率较低,为了有效地发射和接收射频信号,雷达系统需要一个很大的天线,这种天线不能迁移或者改变方向,而且只能探测到大目标,且距离信息的精度也很低。
到二战结束时,雷达系统中那些现在熟悉的特征—微波频率、抛物面天线和PPI 显示已建立起来。
在50年代早期模拟的PPI 显示中,一条由电子束绘制的亮轴线由电磁线圈控制绕阴极射线管面旋转,这种电磁线圈类似于CRT 监视器或者电视机中的偏转线圈。
6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维扫描
用一种所谓的扫描转换将每个单元位置从(r ,θ)坐标转换为(x ,y)坐标。标志着现代雷达技术初现雏形。
80年代技术相当成熟的单脉冲雷达（F-18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标志）
80年代后相控阵雷达技术
相控阵理论的研究始于60 年代,而实际应用是在80 年代。并广泛的应用在航空航天、舰艇、卫星等领域。标志着未来雷达的发展方向。
◇当代雷达的主要特点
1.同时多功能；2.传感器融合；3.高灵敏度；4.隐身；5.反隐身；6.雷达ECCM；7.自动目标识别； 8.战场敌我识别；9.高可靠性。◇雷达总体的结构单元及基本组成，以典型直观的航空机载雷达为例
（一）平面阵天线裂缝线源
裂缝线源是平面阵相扫天线的单元，在长达3~4米的波导壁上铣开若干中心间距一致、方向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的等宽裂缝。
（二）蛇形波导
是平面阵天线中的一重要部件，为减少因多个波导法兰连接引起的电磁波传送。位置在雷达天线的背面。状态为真空有利于转送高频信号。
（三）波导转换开关，雷达收发信号的转换机构。位置在波导管与收发单元之间。
（四）发射机（低、高功率），采用行波管作放大器，这是一种高电压、高功率密度的器件。在结构组成上的合理划分对发射机的性能及整体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发射机借鉴以往的经验划分为以下几大部分：钛泵电源；控保电路；调制高压电源；前级放大器；行波管和机箱。
（五）连续波照射器。用于连续照射目标，对己方制导武器控制和发射，引导武器攻击目标。
（六）显示控制单元数字化雷达视频信号要求实时传输,合理地安排数据的流程非常重要。由底层到应用程序,雷达数据主要经过三个数据传输过程。(1)由数据采集卡至设备驱动(2)驱动程序和显示应用模块的数据交互。同时也是雷达信息交换的人机接口。◇中国雷达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修配阶段(1949年～1953年)这一阶段以开创基业和修配美、日旧雷达为主要标志。1949年5月，我军接管了国民党的雷达研究所，标志着我国雷达工业的发展从此揭开了序幕。
（二）以仿制为主的发展阶段(1953年底～60年代初)这一阶段以建立雷达生产基地和仿制苏式雷达产品为主要标志。
（三）以自行设计为主的发展阶段(60年代初期～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自力更生研制雷达、新技术大量采用和科研队伍成长壮大为主要标志。
（四）发展提高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阶段以雷达新技术不断被突破，品种增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标志。◇中国雷达发展史上的两位“奠基”人
（一）毕德显，（１９０８—１９９２）中国最早的无线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批院士。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雷达、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为培养雷达及通信工程技术人才，开创雷达信息论科学研究，发展雷达和通信事业作出了突出的重要贡献。
（二）张直中（１９１７—至今）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雷达技术的主要先驱者；发展我国动目标显示雷达、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相控阵预警雷达等工程的倡导人；发展我国脉冲压缩雷达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微波成像雷达技术等的学术带头人，为发展我国雷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雷达研制生产的几个重要院所
（一）江苏雷华电子技术607研究所，该所是我国最早组建的机载雷达研究所。中国第一台机载雷达的诞生地。
（二）南京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目前是亚洲和中国最大的雷达研制基地。同时该所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力量是我国雷达领域的排头兵。我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雷达都是出至14所。（战斗机雷达）
（三）上海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创建于1957年，是中国航空机载雷达系统的专业研究机构，主要从事航空电子和雷达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运输机雷达）
（四）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是1956年根据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和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等新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电子信息科学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开展微波成像合成孔径雷达（SAR）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单位。现在该所致力于高功率红外气体激光理论和技术的研究，特别是高功率高重复频率脉冲红外气体激光技术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反隐身机雷达技术）。
（五）西安兵器工业集团第207所。是相控阵雷达、战场车载雷达的研制基地。
（六）国防科工委直属第23研究所。（负责研究、跟踪国际尖端雷达技术）
（七）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是我国大型地面雷达研制基地。
第三篇：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姓名:吕文祥
学好：200930455011班级：09自动化
摘要：近几年,我国建筑节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建筑领域,而自在社会各个领域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潮流,这股潮流正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房地产业
现在房地产是全国乃至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业内外特别是学术界的争论。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规模是否过大；第二，冲动是否过快；第三是价格。房地产具有先于国民经济萧条而萧条，后于国民经济复苏而复苏的特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6—7年构成一个经济循环周期。199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进入谷底，这标志着从1993年开始连续7年的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已经完成，从2001年开始，经济运行将进入一个新一轮的稳定增长期。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走势是：“十五”期间GDP的增长率在7．0％～8．1％之间，2010—2020年，GDP增长率将降至5．5％～6．6％。房地产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正相关性。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对房地产业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有利于放大房地产上游的生产要素供给总量，并拉动房地产的终端市场需求。因此，未来几年内，宏观经济发展对房地产具有推动和拉动双重效应。
国家政策对规范房地产市场，调整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平抑市场价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完善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进而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2003和2004年是我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两年，在这两年中房地产开发数量和投资量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商品房售价也连连攀升。为了调解市场需求和价格，两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治理和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运行秩序，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建设部等七部委发出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以及央行两次上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等。国家在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规范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获取开发土地，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调控。
从区域经济来看，房地产业是一个区域差异巨大、级差收益明显的行业。一个区域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状况的制约。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增长是随着投资量的不断增加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发展起来的。这种投资与需求的增长，必然导致对房地产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房地产业的相应发展。
21世纪“绿色、生态、环保、健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子作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有了更多的时代内涵——绿色健康的人居环境成为消费者购房的第一选择，低碳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现在国内房地产开发是以土地为原料、以资金为动力、以时间为坐标、以销售为导向的粗放型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突出表现为技
术含量低、生产过程与经营过程能耗大、追求销售速度和资金周转效率，而不是产品的经营效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带来资源的严重消耗。中国现在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建筑节能减排已列入我国三大重点节能领域之一。房地产业的低碳发展，不仅是国家整体碳排放目标承诺的要求，也是行业实现创新升级、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现在的房子90％左右都是毛坯房，这只是一个半成品，重复的装修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要发展低碳经济，建造低碳住宅，房地产企业需要不断地提高开发水平和质量，在户型规划设计上要做到集约和节约。提高精装修的比例，虽然资金回笼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消费者都是非常有利的。精装修是对低碳的一大贡献，一套精装修的房子会比毛坯房少产生两吨的垃圾，精装修将是未来低碳住宅的发展趋势。新技术、新材料、新软件方面的科技进步，势必对建筑设计及配套设备和部品等行业带来重大影响。提高建筑科技水平，不但可以提高建筑室内的舒适程度、提高人居健康水平，而且可以节约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和降低建筑的全寿命成本费用。同时，提高建筑科技水平可以提高项目在出售或出租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提高企业项目自身的市场形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建筑科技含量势必要提高，真实的技术含量将成为市场真正的需求。科技进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新的市场需求又会反过来促进科技进步。
已经过去的10年,是中国房地产取得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的10年。自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正式确立了房地产的全面市场化方向,计划和分配时代长期积聚的需求得到了极大释放,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步伐的迈进,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房地产规模和建筑面积逐年递增。同时,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当前的房地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包含土地、建筑、交易和金融服务的多链条、多部门的重要产业,同时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属性也已充分的显现和发挥作用。
在过去的10年中,房地产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卓着。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这三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投资和出口构成了中国增长的核心,其中房地产是投资中的重要力量。整个循环的过程是,出口形成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也给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税收收入,政府转而将这些收入转化为政府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对城市化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进而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中,出口、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是三大重要力量。出口增加了政府和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投资,居民收入转化为储蓄和房地产需求,同时房地产又给了政府土地财政,逐步升高的房价剥夺了居民的多数储蓄,让我们这个高储蓄的国家在缺少消费时,同样能够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房地产似乎一直处于稀缺的卖方市场状态,即使保持了年均20%多的增长速度,但仍然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了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增加,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形成对房地产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投资品,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投资和投机需求铺天盖地的进入市场。目前,投资和投机已经过度,推动房价一路非理性快速上涨,严重脱离了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房价泡沫毋庸置疑,近期被福布斯列为全球六大资产泡沫第二位,其中蕴涵的风险不可小觑。
展望10年代,房地产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我国的城市化比率和国外相差甚远,“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远没有实现,房地产仍然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当前问题的重点,是高房价的风险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隐患。首先,高房价带来的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将影响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其次,高房价不利于房地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过高的价格将阻碍正常需求,不利于我国城市化推进;再次,高房价剥夺了居民的收入,不利于启动内需和消费的增长。
第四篇：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发展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过去的发展历程、现今的实际状况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而深刻的认知。文章正是适应这一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互联网调查方式，收集到这方面诸多最新资料，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但较为系统的分析，以期有助于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向多模式、高层次、专业化和现代化等方向顺利发展。
【关 键 词】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教育发展/中国
【 正 文】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经过50-70年代的历史曲折之后，终于在80年代获得恢复和重建。在过去的20年间，它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紧密相关。如今中国又要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行政管理教育也正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要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以弄清其来龙去脉，理清其未来发展的思路。
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了42所普通高等学校（注：具体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苏州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青岛大学、贵州大学、汕头大学、南昌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资料截止时间为2000年5月。）和一些专门行政学院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了有关普通高等学校的大量最新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门的行政学院主要从事的是公务员在职培训教育，而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往往更为规范和系统，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虽然有时会涉及有关行政学院的教育问题，但主要探讨的则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和硕士层级的行政管理教育问题。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自战国时代起就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古训，它强调要肩负国家管理大任需从个性修养开始，并从治理好一个家庭入手。后来（隋唐至清末期间）由于科举考试在中国很是盛行，中国便更重视“治国平天下”（国家管理）方面的教育，甚至各种教育都以此为核心。应当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国家管理教育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皇权服务的，崇尚集权专制、追求特权地位，因而必然与崇尚民主、公正、自由等精神的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相去甚远。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教育基本上是从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黄达强、刘怡昌，1988年，第17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郭济，2000年，第3页）。
建国以后，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然而从1952年院校及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注：60年代个别院校也曾经给予政治学等学科院系以短暂的恢复。如北京大学曾于1960-1963年间，恢复了政治学系，旋即被并入1964年新组建的国际政治系，成为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况概览·历史沿革”，http://。中山大学曾在60年代初在哲学系设政治学专业。参见http://。）。这20多年的空白对我国的行政学及其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直至1979年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年，第180-181页），这些学科包括行政学在内才得以重见天日，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教育从此经历了酝酿、恢复、壮大以及现今的转型等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1982-1985)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行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行政改革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加强对行政学的研究和教育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开始酝酿开展行政管理教育。
酝酿阶段的特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先培训骨干教师，再推广行政学研究和教育。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学讲习班，1983年又在济南举办了政治学和行政学讲座（刘怡昌等，1996年，第3页）。这两次骨干教师的培训对于我国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恢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此，许多高等学校相继开设了行政学方面的专门课程。例如北京大学于1984年就开始向本科生讲授行政管理学课程（鲍静、左然，1996年，第27页）。
其二，以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推动国内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开展。1983年，中国劳动人事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了“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由中国和2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这次会议对我国后来公务员制度和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起到了很大的启蒙影响作用。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原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会议论证了开展行政科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建议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筹建国家行政学院（刘怡昌等人，1996年，第3页）。此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便开始了筹备过程，旨在推动行政学研究和教育交流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于1985年7月得以创刊。这些活动对全国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研究和教育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
2.恢复阶段(1986-1992)
经过几年的准备后，从1986年开始，我国行政学的专业化教育终于得以恢复和重建，其间有两大特点：
其一，主要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的行政学类系所中恢复了本专科层次的行政管理教育，而后逐步兴办了行政学硕士教育。早在1985年，湖北大学就创建了专门的行政管理系，但并未开招本科生。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武汉大学和郑州大学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同年，武汉大学还在已有的政治学硕士点中开招行政管理方向硕士生。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两校的政治学系得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研究所也得以创建。1987年，南京大学开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中山大学恢复行政管理专业的招生。苏州大学则先行建立起行政管理专科专业，并于第2年开始招生。198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得以恢复，并定名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在原来政治学专业的基础上，另开设行政管理专业。中山大学也正式恢复原来的政治学系，并改称“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首次正式开招行政学专业硕士生。同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成立。1990年后，一些学校（如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的政治学系学习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模式，纷纷改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或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这些院系名称的变化本身就表明这一时期行政管理专业得以逐步恢复或重建，并在政治学学科教育中占有二级学科教育的独立地位。
其二，初步建立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体系。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将在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无疑给中国刚刚恢复重建的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1989年政治**的冲击，原定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计划被推迟，从而使得1990-1992年间的行政管理学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是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然而无论如何，经过6年多的发展，到了1992年时，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初成体系。不仅如前所述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三个纵向的教育层次，而且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与各类成人教育（函授、自学考试、夜大、刊授、电大等）共存的行政管理学专业横向教育体系，还有一批专门的地方行政学院得以组建。如广东(1985)、北京（注：北京行政学院最早建于1949年，时称“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86年得以恢复，更名为“北京市行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1993年正式定为现名。）和上海(1986)、河北(1987)、浙江和沈阳(1988)、深圳和吉林(1989)、黑龙江(1990)、安徽和青海(1991)、江苏(1992)等省市先后组建地方行政学院，开展新时期的公务员培训和一些成人类的学历教育（详见鲍静、左然，1996年，第9-25页）。
3.壮大阶段(1993-1999)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都要求中国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重大调整，继续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并尽快建立已被拖延几年的公务员制度。1993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同年8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些都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壮大阶段。
首先，这一时期又有一些学校加入到行政管理教育大潮中来。如1993年的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大学等，1994年的华东理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199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1996-1997的中国对外贸易大学、南昌大学（注：其中仅南昌大学将政治学专业调整为行政管理专业，其他学校直接拥有（见《中国高等教育》1997-5，第50-55页。）等纷纷拥有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办学权。清华大学从1998年起则直接获准兴办行政管理硕士教育。
其次，一批较早开展行政管理教育的学校对本身的行政管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完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对人才培养（如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崭新需要，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渗透和办学资源的共享，也为了提高培养质量，它们大多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工作：(1)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系和专业设置，实行院系合并，组建了不少多学科共存的学院性教育机构（详见后面的分析）。(2)改变了过去仅仅重视培养数量的数量型模式，奉行注重人才质量的质量型教育模式。在80年代末，先期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校往往招生数量较大，本科年招生数量多达60名，加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年招生数量就更为可观。但是由于机构改革，政府人员精简的影响，毕业生难分配，所以这些老学校不得不减少各类行政管理教育的招生数量，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造，以培养高质量的行政管理人才。(3)这些学校还利用已有的优势，纷纷重视高层次的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重视开展硕士及硕士以上层面的各类教育。如武汉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行政学院等在这一时期先后获得硕士学位的授予权。9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率先获得中国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第三，专门的行政学院得以继续壮大。1994年9月21日，经过多年精心筹备的国家行政学院终于正式成立。1993年以后又有一些省、自治区先后成立地方行政学院。同时，一些地市级行政学院也纷纷建立，这就基本形成了我国庞大的公务员培训网络。
4.转型阶段(1999-)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正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全球化经济等新时代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挑战，同时也面临向多学科模式转型和开展MpA（公共管理专业硕士）教育等一系列难得的全新机遇。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开始步入转型和发展的新阶段（详见后面的分析）。为了应付这些挑战，抓住发展良机，有必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专门的考查。
二、现状的调查
对于目前到底有多少家普通高等学校拥有行政管理专业的教育权，我国有关部门缺乏统计数据。我们近期通过网上和其他调查方法所做的不完全调查证实，目前全国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本科以上教育的普通高校至少为40多家。目前，全国已有副省级以上地方行政学院46所（郭济，2000年，第5页）。其中普通高校行政管理教育主体的机构建制、教师状况、学生状况和课程设置状况如下：
1.教学机构的建制
我们所了解到的42所高等院校普遍拥有至少本科层级的行政管理专业办学权。通过网上调查到其中近39家院校在院系建制方面的最新状况。结果显示如下几个特征：
(1)从学校类别来看，综合性大学要多于专门性院校。前者（27所）几乎是后者（15所）的2倍。不过后者能兴办行政管理教育本身，既说明他们正在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
(2)在学校内部，学院数大大多于系所数。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参见表1）。这突出地反映了我国1993年以后院系合并浪潮对行政管理教育的影响很大。在31家学院当中，数量和比例居第一位的为管理类学院（含行政学院）。这虽然说明管理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说，法学或政治学类学院的影响已经很小。实际上我们将政法类和文法类合起来所占的数量和比例与管理类一样大，何况管理类还有至少4家政治学取向很强的学院，因为它们原本就主要靠政治学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文类与文法类加起来的比例竟然高达29%，与政法类旗鼓相当。这说明我们已有一些行政管理教育正在受到人文科学更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院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比例太小，经济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是非常稀缺的。这在后面论及的课程体系分析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此外，由研究所直接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主体也很少。
(3)在系一级的建制上，政治学取向的直接教育主体占居明显的主导地位。如果说从学科众多的学院建制中还不太容易看清我国目前行政管理教育的学科取向的话，通过对独立的系所和学院主要承担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的系级组织的分类分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表2显示，单纯的政治学系（含国际政治系）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如果把政治学色彩浓厚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和单纯的行政学系也加进来，那么其数量就有23家，比例高达54.7%，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两类加起来的数量仅仅11家，占26.2%，其他（含国际文化和人文社科）类的就更少了。
表1 39所高校举办行管教育的院系类别
分类学校(31个,占73.8%)系所(11个,占26.2%)总计
小类 管理类政法类文法类人文类经济类系所
数量138451101
42比例% 41.925.812.916.13.290.99.1100%
备注 经济管理 政法、法学 文法学院 文学院 仅为经济学院
行政管理
注：本表主要根据互联网上各高校行政管理教育院系设置的最新资料统计而成；39所高校不含前述42所高校中的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同时浙江大学有3家办学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有2家办学单位，因而这里的总数仍为42。
表2 39所高校从事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具体主体类型
分类政治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行政学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国际文化 人文社科 总计
数量49106526
42比例%9.521.423.814.311.94.814.3100
包含类型 含国际政治体育管理、公共政策国际关系 社科教育
注：同表1
表3 7所普通高等学校行政管理教育院系目前的师资力量情况（人）
类别专业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博士硕士全职
数量教师教授 副教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兼职 兼职
高校院系教授 之比
北京大学政治学 33111681.8618.21545.51339.4与行政管理系
中国人民大学197878.9210.5315.8
行政管理学系16 1∶0.84
南京大学政治3981866.7923.1与行政管理学系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39149591128.2615.417 1∶0.44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541731.53564.8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50617462244
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 34915 70.61029.41029.48 1∶0.24
注：本表全部根据7所高校网上资料统计而成；表格空白处均为情况不详。
2.教师队伍
据统计，我国从事行政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有1000多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的有近千人，高级职称的人数为200多人（郭济，2000年）。不过，至今仍然没有有关专门从事行政学教育的教师的具体统计分析。我们通过网上调查获得7所院校现从事行政管理教育的教师（注：由于很难搜集有关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资料，所以这里的数据涉及的是这些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系的专业教师，其中自然包括一些并非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数据。）的部分资料（见表3）。表中关于各教学单位职称结构方向的资料较全，而学历结构方面的资料不全，专业背景方面的资料完全没有。各高校教师其他方面的资料更是缺乏。这里我们仅就这些办学单位教师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兼职状况加以分析。
(1)关于职称结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高校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专业教师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同时讲师职称所占的比例大多为50%以下。其中，发展较早的院系的副高职以上教师比例通常超过50%，最高者为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达81.8%。这些院校已经逐渐改变过去流行的正金字塔形结构模式（职称越高，比例越低），而呈现倒金字塔形结构（职称越高，比例越高）；发展较晚的院系副高职以上的比例则一般低于50%。
(2)关于学历结构。我们仅搜集到7所院系中5所院系的资料。5所院系中有1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资料未分博士与硕士，有4所的资料明确显示博士学历状况。这4所院系的博士占专业教师的比例处于15.4-45.5%之间。它说明这些院系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都还不高，都有待大大提高。
(3)关于外聘兼职教师状况。我们得到了其中3所院系的资料。其中从数量上看，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数量最多，达16个。从外聘兼职教师的背景来看，人民大学也很有特色，其中绝大部分为政府官员。其他院系一般以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例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兼职教授达17名，其中全属教学及研究型。
从总体上看，各院系教师在职称结构方面正在趋于合理，但在学历结构方面则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教师结构方面还要打破传统的只有全职教师的模式，走广泛外联的道路，扩大兼职或客座教授的比例。
3.学生状况
关于本科生状况。因为院系建制较为流行，许多院系对于学生状况的网上介绍往往不分专业，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到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数量的最新情况。有幸的是，我们通过中国高校就业网了解到2000年14所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数。今年毕业生数最多的是东北大学（62人），最少的为南开大学（11人），平均每校毕业生数为33人（注：资料源自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xiexiebang.com,2000年4月12日。）。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国家教委（1999年）规定的一般为60人的标准。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近几年行政管理专业不像刚恢复时那样易于招生和分配所致。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知该专业各高校年招生数应该在35名左右（毕业数通常会少于招生数），若以40所院校推算，全国年招生数应该能达到1400名左右，年在校人数应在56OO名左右。至于这些本科生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缺乏统计数据，但据我们的一般了解，他们通常去机关、企业和高校的比例大体各占1/3左右。
表4 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学本科专业主干课程在11所高校的开设情况统计
学科课程开设的 占调查学课程课程相近数
学校数 校的比率(%)一致数
行 行政学原理11100110
行政组织学763.661∶组织与管理
市政学981.890
政 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论436.440
行政案例分析545.550
领导科学654.533∶行政领导学
学 公共政策1110011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1090.946∶人事管理学
行政公文写作1090.991∶秘书学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其应用 654.560
管 政府公共关系学763.607∶公共关系学
理 管理学原理1090.991∶现代管理方法
学 信息管理概论218.220
管理心理学763.643∶组织行为学
政 政治学原理11100110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763.643∶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
治 比较政治制度1090.9100
政府经济学545.550
学 地方政府学436.440
政治学和行政学文献选读 218.220
法 法学导论763.643∶法学基础理论
学 行政法学981.890
社 社会调查与统计654.551∶统计学
会 社会学概论763.661∶政治社会学
学
注：11所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等；资料大多来自于它们的网上资料。
关于硕士生的状况。我们也很难查到现成的统计资料。不过据我们的了解，北大、清华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计划类脱产硕士生年招生量能达到10名左右，其他一些院校一般年招生数为5名左右，平均每所院校年招生量应该为7名左右。目前全国行政学硕士点的数量为21家（参见徐中奇等，2000年）。依此计算，我国行政管理专业计划内硕士生的年招生量估计应在150名左右，年在校生应该在400名左右。若再加上计划外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总数应该大大高于这一数字。
4.课程的设置
关于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首先，因为国家教委有统一的专业规范，所以各高校的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尤其在公共必修课方面更是如此。在专业课程方面，主干课程差距不大，但在非主干课程或选修课程方面差距较大。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曾对能搜集到资料的11所院系开设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25门主干课程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4）。其中有3门（行政学原理、公共政策和政治学原理）开课普及率为100%，有15门普及率为50-91%，6门普及率为50%以下。也就是说有18门课（占24门主干课程的75%）在大多数院系都得以开设。这说明行政管理本科课程设置的共同性确实较大。其次，各高校都没有完全遵循国家规定的主干课程体系，都表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当然，其中也反映出一些高校对一些重要课程的认识有偏颇。比如像政府经济学、行政案例分析、地方政府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文献选读、信息管理概论和国家公务员概论等课程应该说都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课程还会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多数院系对它们的重要性一直认识不足，致使它们在这些院校中的普及率均没有超过50%。再者，一些课程虽然普及率较高，但是实际课程仍然是传统型的，如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普及率虽然达到90.9%，但其中名称完全一致的仅占40%，60%的院系开设的则是传统的人事管理学；政府公共关系的普及率能达到63.6%，但开设的全是笼统的公共关系学。此外，分析还发现课程设置具有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就我国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总体课程体系来看，尽管的确有一些院校力图根据自己的特点走各不相同的取向道路，如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系兴办的历来是行政法取向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但是由于过去行政管理学归属政治学，许多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是从政治学学科中发展而来的，因而大都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政治学类的课程比重过大，经济类、管理类和一些方法性技术类课程都很少。这在我国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24门主干课程（表4）要求上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关于行政管理硕士专业课程体系，全国并没有像本科教育那样的统一规范，各个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状况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总之，我国行政管理本科与硕士课程的设置总体上是以政治学取向为主，其中纯管理类、经济学类、定量分析方法类课程在两个层次上的比例都较低；培养偏重学术性，而对应用性重视不足，其突出的表现是不重视案例教学，不重视实践环节等；很少有学校在课程体系中设置行政伦理方面的内容；硕士课程与本科课程差距不大，等等（另参见王乐夫等人，1998）。
三、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恢复重建10几年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我们更迎来了一个以经济的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同时我们自身正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持续、快速和稳定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的政府管理必须适应新时代特征和任务的需要，向高效、民主和廉洁等方向发展。这自然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既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它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1.严峻的挑战
首先，挑战来自于我们本身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向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的任务都更加艰巨，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效应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各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公共管理职能，来化解社会冲突，保障社会平稳、协调、有序地转型和发展。这一时期，我们还面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民主化、行政程序民主等重大历史课题。完成这些任务，不仅需要我们的公共管理人员掌握和具备更多的现代经济、政治及文化知识与理念，而且需要他们要有更强烈的时代紧迫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否则，他们就根本不能跟上这个世界飞速发展和变化的节拍，也不能适应我们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无疑这就从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上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教育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其次，挑战直接来自新时期中国政府机构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本身。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都明确指出，中国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专业化队伍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工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内涵在认识上的新突破。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既是我国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新的机构建立之后，政府职能是否能真正转变，“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能否真正建立并持久下去的重要组织保证。
第三，这种挑战也来自于新时代经济及社会的一些新特征。具体表现：①信息技术的革命和发展不仅促成了网络经济的出现，还促成了网络政府、电子民主、电子政府等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现。为此，政府管理的方法与程序都要进行巨大的变革。为这种现实需要服务的行政管理教育或公共管理教育都必须迅速转换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创新。否则，我们的行政管理教育就不能培养出迅速适应网络时代政府管理需要的全新公共管理人才来。②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公务员队伍本身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身在政府的公务员本身更应该是知识素养高、各方面素质优良的公共管理者。这决定了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必须主要为公务员队伍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③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对我们的政府公共管理及公共管理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冲击。它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未来的管理中都必须有国际眼光，熟悉国际游戏规则，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要求我们对这方面的公共管理教育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难得的机遇
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原本发展历史就不长的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势必更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但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这些新时代的特征和需要既是对我们传统的行政管理教育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会给它的充分、快速和健康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强大推动力。也就是说，它们无疑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多模式发展。就行政管理教育的模式来看，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诸多划分。在此我们只是主要涉及学科取向模式的问题。如前所述，无论是从过去的学科归属，还是从现有的系所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国现有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其表现是突出的政治学取向性。尽管依托政治学发展行政管理学教育的确有一些优势，而且这种取向模式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但单纯或主要是这种取向将会很成问题。因为行政管理本身是一种必须由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等）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领域，因而行政管理教育应体现出多学科取向以及与它们的复合取向的共存性。就目前来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借国家学科调整的东风，尽快实现行政管理教育的多模式发展。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政治学取向模式外，还应该发展管理学取向模式（罗自刚，1998年）、经济学取向模式，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陈振明，1999年）等等。
此外，在教育模式上，我国还要注意学习国外大学学院型与专门培训机构型、理论知识型与实际应用型、学历型与公职资格型等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经验（薛澜、彭宗超，2000年）。各类教学主体均可以参照他国他校的成功经验并根据自己的优势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②高层次专业化发展。面对上述诸多崭新的挑战，行政管理教育必然要向高层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种高层次专业化除了要重视扩大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教育和博士学位教育外，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注重以在职公共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教育。政府公务员以前的专业背景往往复杂多样，进入公共管理部门后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统合训拣。特别是目前中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但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很难适应上述未来发展的需要。1997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达530.7万人，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为297.9万人，占总数的56.1%，具有大专学历的为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其中大专学历的178.2万人，占总数的33.58%，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硕士学历的仅1.88万人，占总数的 0.35%（季明明，1999年）。为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决定在我国开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业学位的教育。这对于我国公共管理教育无疑又是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
③现代化发展。信息革命所导致的网络社会的出现能给我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行政管理教育中可以更多地采用多媒体、远程教学等现代化手段。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我国体制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程，更能促使传统行政管理学理论范式与方法体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进而带动整个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
面对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实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专业教育有机的结合，必须根据现实及未来需要在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师资的学历水平，优化他们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历史的飞跃。我们相信，只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尤其是我们自身行政管理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面对挑战，把握好机遇，勇于改革和创新，我们就一定能拥有行政管理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刘怡昌、许又惠、徐理明主编。行政科学发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2]郭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及其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00,(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8-184。
[4]鲍静、左然总策划．中国行政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通览[R].北京：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络部，1996。
[5]黄达强、刘怡昌主编．行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1996/1997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置或备案的普通学校本科专业名单[J]，中国高等教育，1997,(5)。
[7]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1999年颁布）[E]，第二章第5条第1款。
[8]徐中奇．为中国行政学长远发展培养复合型行政学硕士[J].中国行政管理，2000,(3)。徐中奇、吴瑞坚．报考行政管理学硕士研究生问答[J].中国行政管理，2000,(6).[9]罗自刚．对行政学学科归属问题的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8,(4)。
[10]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J].政治学研究，1999,(1)。
[11]季明明．国家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一个途径——论我国建设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行政管理，1999,(3)。
[12]王乐夫、郭小聪、马骏．中西方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比较——兼谈中国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突破点[J].中国行政管理，1998,(7)。
[13]各高校的网上资料等。
第五篇：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
以史为鉴，共同发展
——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同为东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谁也无法忽略谁的存在。中日关系又是国际关系中复杂的一环，充满了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无疑给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是中日双方所关心，也为世界各国政要所注目。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国际因素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接触最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巨大，自然也波及东边岛国日本。如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艳羡中国的文明制度一样，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有很大的兴趣，并发挥了日本民族拿来主义的优良传统。据史料记载，在各国学习唐风的热潮中，日本尤为积极。短短几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就有数百人，这些人在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学成回国后，成为了日本政治社会改革的主流人物。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时有互派学者留学生到对方国土上求学传教。著名的鉴真就有六次东渡日本的经历，而在唐帝国朝廷上担任官职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数不少。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是生活习俗都极力模仿隋唐，经过大化改新，日本借助中国的影响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且中国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处于主要地位，是影响国，日本处于附属地位，是被影响国。在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中，和平和共同发展是主线，反映了当时中国包纳百川的大国风度和日本虚心向学的民族传统。这种环境的形成主要是高层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初次接触的稳定过渡期。日本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圈子里的。
进入元明时期，中日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蒙元的两次远征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传统看法。而中国在明朝中后期出兵朝鲜，驱除日寇，以及在日本国内战争中流散的浪人集团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掠夺骚扰，在给中国政治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同时，恶化了中日的外交关系，埋下了今后两国政治经济敌对的种子。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大国外交保守政策，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政治动荡，造成军国主义泛起的必然结果。
在清一代，日本起初对满清政权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上流社会视满清统治者为蛮夷，在清初对台湾政权的支持和对满清政权的敌对可以知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中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交流，由于日本和中国同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双方交往并不频繁。鸦片战争以后，日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举国震惊，从而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而清政府继续顽固不化，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日本在二次改革的过程中主要沿袭了德国的发展道路，以铁血政策为主导，走军国主义强国的模式。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反映了东亚生存空间的争夺，也反映了西方对东方政策的影响。此次战争是中日关系开始恶化的标志，造成了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紧张。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的所谓政治家面对强权主义，不敢反抗，反是服从和退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给日本奴役中国创造了机会，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中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和外界关系的重点，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中国的外交逐渐丧失了主导权，东北事件的爆发，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卢沟桥事变则标志中日关系的彻底恶化。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在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的伟大胜利。中日关系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关系和两国政治方针的影响。日本是岛国，资源缺乏，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要，所以必然会加紧对外扩张，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无疑是日本侵凌的首选。中国当时政治分裂，国内战争频繁，无暇外顾，对日本的行为采取退让的态度，一进一退，最终引发了火药桶。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关系恶化主要在于政治经济的对比悬殊，也是西方国家寻 1
租行为在亚太地区的典型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冻结的状态。这主要是两个阵营的划分的影响和中日民族感情的结果。中国在这一时期，为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先后采取了一边倒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关系。而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在国内热火朝天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中冷却。直到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最终实现了破冰之旅。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走向了战后的新起点。
但中日关系发展至今也充满了不稳定因素。首先，日本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日本在战后走美国路线使其在经济上实现了罕见的大腾飞，而富裕之后的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国策在近期内不会改变亲美传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地位的维持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日本的协助。而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亚太地区的大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其次，中日在经济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能源问题。好不宽张的说，21世纪是能源时代。能源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血液。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有共同的利益交合区，主要反映在海上油田开发的问题上.。春晓油气的开发和归谁所有是中日在东海的一个焦点和争端。日本基于本国资源不足和政治领土上的考虑，对海上资源问题一直很看重，韩日在竹岛上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日本不会轻易在东海能源问题上让步，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使这一区域问题复杂化，随着中国的资本外输和勘探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能源开发和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钓鱼岛事件历历在目，对于领土主权方面和资源能源的冲突演变得越来越激烈。日本这个岛国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背后霸权主义的支撑，（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越来越猖獗。再者，中日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日民族历史观问题。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伤害最大最深，中国在日本侵华期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而日本军国主义试图抹杀历史，否认其历史行为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此举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和不承认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恶劣行为使得中日关系走进了冰河期。
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在新世纪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日关系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共同为亚洲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领土能源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解决中日问题的三大关键。中国和日本的明天既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两国人民的手中，中国和日本应该以史为鉴，共同发展，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符合两国的利益。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上，学界也出现了争论，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2004年4月25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日关系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从学术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 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
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会议的焦点之一。与会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是地处于东北亚的两个大国，地理位置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关系，两国关系发展得如何，不仅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东北亚局势的健康发展。代表们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问题不少，前景不乐观；二是有好有差，即所谓“经热、政冷”；三是不好不坏，属正常关系。有学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期，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到1982年的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为中日关系的友好合作期；从1982年到1992年的天皇访华为摩擦与合作并存的时期；从1992年到今天，为对立与合作时期。1996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开始恶化，中日对抗发展到军事领域。
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认为，中日之间有着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历史，曾有过三次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但也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100多年的不幸历史。中日百年来的恩恩怨怨，怨大于恩。有的学者提出，中日历史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在日本，不在中国。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搁置不了的。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已有结论，现存的问题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中日两国首脑人不能实现互访，关键就在于小泉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有学者对靖国神社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历史做了深刻地分析，认为中国在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也应了解靖国神社的背景，两国都应主动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的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现在中日摩擦不断，而且至少在未来30－50年内不会减少，但在近代100多年以来的历史中，当前的中日关系尚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因而不必过分悲观地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不仅仅是“政冷经热”，在经济“热”中也出现了“官冷民热”的状况。中日两国有实现首脑人互相访问的愿望，却不能实现，令两国国民感到不满。而往来于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商人、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中日政府面对两国的对立与摩擦能够保持一定的理性，但当前中日关系中民间的对立情绪严峻，会议代表们对此表示忧虑。大家普遍认为舆论导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双方的新闻界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在宣传报道上要着眼于发展中日关系大局。经济上，日本官方对华援助大幅度减少，而日本民间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双方贸易额不断上升，2003年已经达到了130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有的学者认为，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东亚区域共同体已不是口号，而已经进入实际探索阶段。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日本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日政治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中日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对中日目前存在的对立与摩擦，要以平常心看待。
二 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会上，学者们对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要将中日关系放到世界总局势和东亚总局势之下来考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共产主义处于低潮，全球化与局域化不断发展。日本逐渐走出战后时期，成为普通国家，中国也在和平崛起。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韩朝共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任务。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日还可以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新的合作。这些是保证中日关系和平发展的稳定因素。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引起了日本的警惕和提防，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这是中日当前矛盾的根源所在。中日两国处于同一大陆板块，在两国实力接近或相当的情况下，发生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政治关系上，也体现于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日在经济领域已不仅是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现已在能源等领域形成了竞争关系。在将来的中日经济关系中，竞争的色彩会更浓。
历史认识问题仍然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日本政治总体趋于保守化。日本政界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老一辈下台，新生代尚未成熟。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否认、歪曲历史真相，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首相小泉将自己的国内政治利益看得高于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不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情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此随彼长。中日两国目前都处于艰难的改革阶段，由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不满情绪，极易转化为排外的民族主义。这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存在着进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复古的民族主义，当前，保守的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地位。但民族主义不同于右翼势力，要区别对待。对日本国民正常的民族爱国心我们要正确理解。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个“钢性约束条件”，即日美同盟关系钢性、文化意识形态钢性及区域利益冲突钢性。所谓“钢性”，是指缺少变化性因素，会向特定方向直线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战后日本的发展战略，始终将日美同盟置于首要位置，日本对华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中美关系则由于人权问题和价值观的差异，中美间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中日、中美、日美这三对关系中的矛盾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而，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发展，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中日两国民族性格差异巨大。中日都是儒学国家，但两者的实质内容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儒学注重“仁”和“孝”，而日本的儒学则注重“忠”。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共识。
三 如何发展中日关系
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与会学者提出了各种见解。有学者认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抓住稳定的大好时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处理中日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有学者主张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观点。该主张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当时在冷战的环境下，中国学者未与采纳。现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主张，有利于支持日本国内的左翼进步势力，有利于放手发展经济，促进中日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并以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样更有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种提法。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离的，当前中日的政治关系，已经影响到了经济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和新干线铺设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但要讲究战略战术，在战略上要坚持原则，战术上可以灵活对待。中日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互妥协，不能一厢情愿。要防止过度的情绪化和焦躁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静观待变。在钓鱼岛问题、台日关系等敏感问题上，要坚持原则立场，抱着“求同存异”，“求同争异”的态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要在舆论上过分吵作，以免中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
还有的学者从构筑国际秩序的理论角度谈了发展中日关系的问题。认为民族主义不能构筑国际秩序，只有国际主义才能构筑永久和平的新国际秩序，只有遵守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真正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也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还以史论今，提出古代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三足鼎立格局的理论。在公元7世纪，中、日、韩三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东北亚格局的历史演变过程，突显了朝鲜半岛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东北亚格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大陆势力与列岛势力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半岛的统一问题。尊重半岛的独立存在，有利于三国的共同发展，否则三国俱损，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历史上日本只要有力量，就会向朝鲜半岛扩张，因而只有在唐朝力量强大，对日具有威慑力之时，三国势力才会平衡、稳定地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朝应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努力构筑东北亚共同体。
有的学者指出，对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相对薄弱的环节文化交流，应予以重视。文化交流、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交往不可忽视，要充分发挥大批旅日华侨在发展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尤其要重视中日青年一代的交流，增进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很有必要，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基础。
对于前一段时间提出的“外交新思维”及“外交革命”，学者们普遍认为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但必须是科学的、符合中日关系实际情况的新思维，否则无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新思维”和“外交革命”在战略上缺乏常识性，属“浅见”，经不起历史与实践的考验，妨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都要双向思维。中国应在中日关系中大事讲原则，小事不纠缠，不上纲上线，不搞对抗。要以“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求同纳异、求同尊异”的态度去对待两国关系。与会代表认为，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作为学者，首先应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学者从事的是学术研究，不易作出政府决策式的结论。坚持国家利益和安全，维护民族尊严，这是作为中国学者的基本立场，违背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必不可取的。中国学界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反思研究过程中的情绪化问题和各种不足，注重实证，用扎扎实实的资料来研究，避免以偏概全，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细致、全面、综合地研究，才有说服力，才能更好地争取日本一般民众和学者的支持与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除上述问题外，代表们还围绕着日本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归还问题、日本的历史教育问题、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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