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的开展

第一篇：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的开展

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看北京市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开展

张东辉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讲师，100872）

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共58.6万，占全市人口的4.3%（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全市18个区县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城近郊区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并且在一些区县、村镇形成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点。在作为各民族聚居地的国际大都市北京，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不仅仅是单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更是对汉族学生的教育，增强他们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尊重意识，消除各民族间存在的歧视与偏见，使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共同获得跨文化学习和交往的能力。2008年9-10月笔者作为民族教育学者参与了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民委举办的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的评选活动，走访了北京市12个区县的16所中小学，2010年3-4月笔者又参与了北京市新疆内地高中班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总结调研，深入到6所开办新疆班的学校里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的座谈。本文正是基于实地调查和亲身参与的基础上写成的。

民族团结教育是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国家长远稳定为出发点的，符合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与国际的教育发展趋势接轨。北京市的民族团结教育不仅在民族学校里开展，而且在普通非民族学校里进行，这种做法符合“多元文化教育是对所有学生进行的教育”这一理念，也符合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的现状与分布特点。目前北京市的民族团结教育在不同的学校开展得各有特色，各具所长，各学校能够从实际出发，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总体来看，北京市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学校可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民族学校，如地处牛街社区的回民小学、回民中学，地处马甸回族聚居区的海淀区民族小学等，第二类是普通中小学，但是近年来以民族教育为特色，如56中，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第三类是承办新疆、西藏内高班的学校，如北京潞河中学，北京西藏中学等。这三类学校虽然历史传统、办学条件、学生类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每个学校都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坚持以民族教育为办学特色，探索和实践如何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学生服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老师之间的融洽关系，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民族团结的理念深入到每个师生的心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校园文化：在办学条件的硬件设施上，各个学校均能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饮食习惯，回族学生较多的学校多设有清真食堂，或备有清真餐，如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宣武回民小学，回民中学等。潞河中学为了新疆班的学生吃上家乡的囊特意从新疆请来了厨师，北京西藏中学为了每周让藏族学生喝三次酥油茶特意买了一个单缸洗衣机为学生制作酥油茶。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各校均有反映民族团结教育的窗口、走廊、展板等，如西城民族小学虽然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只有11%，但是每个班级都以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命名，并有师生共同设计的反映该少数民族的班徽、班歌等。宣武回民小学制作了一个中国地图，各个省份都插有代表该地区主要少数民族的小人，其教学楼的走廊里贴有师生自己制作的京剧脸谱、陶塑、剪纸等民族工艺作品。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图书馆里有较多的有关民族知识、民族风俗习惯方面的书籍，西藏中学教学楼的建筑风格就是按照藏族的特色建的，并且在学校各种标牌上都写着汉、藏两种语言，让我们大开眼界。

2． 教学活动：各个学校都能在教学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在上课过程中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百花园思想，如我们观察的宣武回民小学的美术课就是让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的美术图形以后，来画中国各少数民族服装上的图案，每个学生都是一个民族的代表。海淀民族小学的音乐课上老师带领3年级的小朋友学唱蒙古风情的《我是草原小牧民》歌曲，并且教小朋友跳蒙古舞、西藏中学的政治课上老师讲授“中华民族精神”时特意与今年的四川汶川地震相结合，提到重灾区羌族藏族自治县北川等地，并强调只有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四川才能渡过难关。而潞河中学的政治课更是通过预科班里的新疆学生表演一个又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品将“宽容”的中华民族精神传递给他们。

3． 课外活动：大多数学校都有围绕少数民族文化，如服饰、舞蹈、音乐、节日和饮食习惯等设计的校本课程。更值得注目的是各学校的民族体育项目开发得非常好，如西城区民族小学的课间活动有蹴球、跳皮筋、抖空竹等多项小组活动，在56中学我们观看了该校的校本课程---融合了蒙族打马扬鞭等动作的课间操，并且观看了一场激烈的珍珠球比赛，海淀民族小学我们观看了一场学生表演的精彩的民族音乐盛会，在回民小学我们有幸观看了全国冠军该校体育老师关老师带领下的学生表演鞠球。北京市中小学里以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开发的民族体育项目不仅对保存和发扬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民族体育也成为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使汉族学生和各少数民族学生亲身参与和体验几千年来在我国繁衍生息的各民族人民中间喜闻乐见的活动。

民族团结教育的反思

一位校长在访谈中讲到：“民族团结教育与学校质量全面提升的关系怎样有机的处理好，我们还存在困惑，有待进一步学习和实践”。这位校长的困惑不是个体或个别学校的困惑，而是民族团结教育在北京市、乃至在中国发展的瓶颈。摆在各中小学面前的问题与挑战是：今后怎么样开展和推进民族团结教育？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的关系？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都融入到国家一体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去又可以保留各个民族不同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在经历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趋同，增强了相互依赖和全球共同体思想。全球化向各个民族传递着这样的信念：本土是落后的，传统的，全球化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部落和社会逐渐从愚昧、野蛮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因而全球化常常是以去本土化为代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教育的开展必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既要使各少数民族的孩子习得主流文化和科学知识，把他们培养成具有现代意识和融入国家一体生活的公民，又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遗产和族群意识。

怎么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美国教育对世界的贡献是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美国教育人类学家葛元德(Carol Grand)对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是这样阐述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基于针对所有人的多样性力量、社会公正以及不同生活选择基础上的人性概念。”英国学者林茨（James Lynch）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有三个主要目标：1。积极地发展文化的多样性；2。维护社会的平等与团结；3。实现社会公正。另外林茨还认为全球多元文化教育应达到以下八个目标：1。处理好人际关系；2。避免人类冲突；3。消除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偏见和歧视；4。解决如何评估人类成功的价值；5。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6。协调人类环境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7。探讨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素质；8。探讨如何发展移民素质。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总目标是使社会差异与社会一体化过程处于平衡和发展之中。美国著名学者班克斯(James Banks)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教育进入学校课程，他提出了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模式：1）贡献模式；2）民族添加模式；3）转换模式；4）社会行动模式。

我国在民族教育领域长期提倡的是多元一体教育，目的是在尊重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促进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进而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其基本思想精髓是“和而不同”。虽然世界各个国家因着民族构成和历史渊源不同，其民族教育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我国学者万明钢、王鉴认为：我国也应该大力倡导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因为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世界民族教育的发展趋势，它有助于解决少数民族的边缘化与社会隔离问题。我国的多元一体教育思想应是国际的多元文化教育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著名民族教育专家哈经雄、滕星认为：多元文化的目的，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文化集团间的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间教育”。这一理念应该成为今后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的指导方向。

北京市的民族教育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的师生在首都北京这个大家庭里的团结共处，但是北京市民族教育工作的一个普遍特点是侧重于外显物，即学校的政策文本、会议材料、课程读本、校园建设等显性方面，而忽略对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性等隐性文化的探讨，这种做法并不能让学生真正对“异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具体体现在:

1.大多数学校淡化本校学生自身的民族属性，而抽象地谈56个民族和谐共处。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学活动中并不重视学生自身是什么民族的，也不结合学生自己的民族背景和文化特征来讨论切身的经历，更多的是一视同仁的教授民族知识。比如回族学生在课堂上被分配学习纳西族的文化，蒙古族的学生被分配学习藏族的文化等等，这种做法虽然表面看起来对各民族学生都平等，但是很难使学生反思自身的文化，从自身的亲身体验中学习和理解和谐共处的真正含义。虽然民族示范校里的学生普遍被认为民族知识丰富，但是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是超越知识性的学习，让学生真正从心里接受和尊重来自“异文化”的人，而学校里的其他民族学生正是他们消除偏见和误解的活生生的例子。因而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应该进行面对面的文化交流，而不是只和书本上的知识交流。

2.大多数学校的民族教育侧重于对少数民族歌舞、服饰、饮食习惯、体育项目等外在生活的了解，忽视对该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区的生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传统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尤其是没能重视不同民族学生家庭背景上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分歧，使得多元文化教育难免流于表面。比如有些来自西藏的学生对于西藏历史的理解与学校历史课本的讲解不一样，类似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

3.缺乏对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培养：民族团结是建立在各民族学生深切认同本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基础上的。但是在笔者走访的这些学校中，只有一所学校的老师提到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她指出：班里的一个朝鲜族学生最开始不能认同自己的民族，以为自己是汉族人，但是由于老师允许并鼓励她学习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她开始认同自己朝鲜族的民族身份，并且主动和爸爸学习朝鲜语，还给班里的学生每个人都起了朝语名字。她的父母为此非常感谢学校的民族教育，因为这样的民族教育使学生在融入北京的主流文化中也能够保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4.缺少对民族语言的关注和双语教学。虽然双语教学是一个广存争议的做法，但是对于内高班的学生（来自新疆、西藏）却非常现实。内高班的学生受其原有教育基础和母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北京上学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关。语言不通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各科知识的学习，也妨碍了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另外，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剥夺了语言权力，文化也就失去了载体。但是北京内高班的学生基本没有或很少有学习民族语言的机会。这虽然会使他们较快地掌握汉语，但是考虑到这些学生将来要回到新疆、西藏民族地区服务自己的家乡建设，丧失民族语言交流的能力将是一大损失。

民族教育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不能片面强调少数民族自我文化的意识，更不能成为阻止他们融入国家主流文化和国际社会的因素。但是民族教育并不是就此失去了活力，而是应该成为针对所有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跨文化交往能力将成为每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新一代人参与社会生活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这也许就可以解决北京市中小学在如何协调民族教育与学校质量全面提升方面的困惑。

作者联系方式：

张东辉，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讲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邮编：100872;Email: donghuiz@ruc.edu.cn;电话：***，010-82502337；研究方向：比较与国际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第二篇：换一种视角看教育

换一种视角看教育

俗话说:“思想有多远，路就能走多远”，观念决定行动。实施新课程，教师的教育理念更新显得非常重要。

一、教育观问题——根雕原理

根雕艺术家去寻找树根之前，不会去构想好根雕形象后，再按图索骥去找相似的树根，而是在找到树根之后，依据树根的形状去雕塑。这说明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教育者应树立人人都能成功的学生观，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优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缺点。

二、主体观问题——过河原理

有一则寓言说：一位教授坐上一条小船过河，在船上教授高谈鸿论，滔滔不绝，教授向船夫提出的问题，船夫要么回答不上来，要么回答得前言不搭后语，教授很生气，说:“你这个船夫素质太差劲，怎么连起码的语法都不通。”船夫听了并不理会。这时，船驶到河中间，风也大了，浪也大了，小船眼看就要翻了。船夫问教授:“你会游泳吗？”教授吓得面如紫色说:“我不会！快救救我！”一个巨浪打来，小船翻了，教授葬身鱼腹。船夫凭着自己游泳的本领游上了河岸。这则寓言以坐船的和撑船的各有各的优势，告诉我们，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智能，教师不能以统一目光看待学生，唯一方法教育学生，唯一标准评价学生，所有学生都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要在微观领域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三、发展观问题——图钉原理

我们把图钉帽比喻为学习基础，图钉尖比喻为学习特长，就可看出，图钉帽和图钉尖是不可分离的，人才也是坚实的素质基础和良好的个性特长的统一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使学生的素质基础和个性特长都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

四、教学观问题——饮茶原理

有这么一位侍从，在他主人比武结束后，先给主人泡了一杯淡淡的凉茶，主人一口把茶喝完了，接着又给主人泡了一杯香香的温茶，主人分两口喝完，最后给主人泡了一杯浓浓的热茶，主人慢悠悠的品味着，对侍从大加赞赏。饮茶是如是，教学活动也就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学生的不同要求，要坚持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结合。

五、动力观问题——蛙跳原理

有两只青蛙掉入深坑，跳不上来，在一片“不要跳了”的呐喊声中，一只青蛙死在坑中，一只青蛙跳出了深坑。原来跳出来的青蛙是聋子，它把“不要跳了”当成“加油”声。这个寓言故事说明，形成引导和激励机制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要建立以鼓励为主的激励机制以增强学生发展优势和提升弱势的信心。

六、师生观问题——钉孔原理

有一个人老犯错误，他问一位长者怎么办？长者告诉他:你犯了一次错误就在树桩上钉上一个钉子，改正一个错误就拔掉一个钉子。他听了很受启发，以后每犯一次错误就在树桩上钉上一个钉子，直到树桩钉得满满的。他看到满满的钉子，觉得实在不能再犯了。下决心改正错误，尔后他每改正一个错误，就在树桩上拔掉一个钉子，最后树桩上一个钉子也没有了，他非常高兴，去向长者表示感谢。长者没有接受他的感谢，要他回去看看树桩上留下了什么。他看了后说，树桩上留满了钉孔。是啊，改正错误容易，而因错误导致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抹平的。在学校中教师和学生应该建立起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终身学习社会，接受学校教育不止是人生的准备阶段，更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师源性”情感伤害。

七、评价观问题——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来到一所普通中学，在一个班里随便地走了一趟，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圈了几个名字，告诉他们的老师说，这几个学生智商很高，很聪明。过了一段时间，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奇迹发生了，那几个被他选出的学生现在真的成为了班上的佼佼者。罗森塔尔教授这时才对他们的老师说，自己对这几个学生一点也不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期望”这一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罗森塔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权威，老师们对他的话都深信不疑，因此对他指出的那几个学生产生了积极的期望，像对

待聪明孩子那样对待他们，而这几个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期望，也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从而提高了自信心，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标准，最终他们真的成为了优秀的学生。

评价是期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罗森塔尔效应告诉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导着教育的方向，必须高度重视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评价方式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必须高度重视评价方式的人性化；要将绩效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统一起来，以通过评价激励进取。

八、过程观问题——木碗原理

“木碗”故事是讲，有一对年青父母，因长辈手发抖常打碎瓷碗，就改用木碗给长辈盛饭，他们的儿子也动手做木碗，问曰:“给你们将来用”。这则故事起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体验是学生发展的重要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体验环境；二是教师的行为是学生行为判断的重要体验依据，俗话说“教师的影子，就是学生的样子，教师的步子，就是学生的路子”，要把师德建设放在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要强调新形势下的身教重于言教。

九、教育价值观问题——分苹果原理

在美国，一位死囚和一位部长都有分苹果的体验。死囚的妈妈，因为死囚谎称要把大苹果让给弟弟而分给他大苹果，所以死囚经常说谎最终成为死囚；部长的妈妈，给几个孩子公平竞争，看谁

铲草坪又大又干净，谁赢了，谁得到大苹果。所以部长一生诚实守信，用优异的绩效博得大众好评，而成为部长。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教育价值的最重要体现，教育应当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要加强德育体系、德育点和德育场的研究，以增强价值观教育的自觉性。

十、方法论问题——穿越玉米地原理

穿越玉米地要比什么呢？第一个要比谁穿越得快；第二个要比在穿越的过程中谁掰的玉米多；第三个是比过程当中，玉米叶子可能会刮伤皮肤，穿越过去看谁身上的伤口少。这就是平常所说的速度、效益和成本的关系问题。成熟的企业都知道速度、效益和成本必须要全面、整体考虑。

速度、效益和成本也是教学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三个要素：速度可看作学习时间；效益可看作学习结果；成本可看作学习体验。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学习时间是前提，学习结果是关键，学习体验是灵魂。教学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提高学习效率，增进学习结果，强化学习的积极体验。

第三篇：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事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就为我们的税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税收管理难题，以“创新”促管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真正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宗旨，是当前基层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

一、税收管理创新的内涵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

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在管理学中,创新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鉴此观点，我们认为，税收管理创新则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税收管理主体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调整和变革的过程。它涵盖税收征管、涉税服务、税务稽查、信息化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时包括税收管理理念创新、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和税收管理手段创新。它应具以下四个构成要素：

（一）税收管理创新目标。税收管理创新的目标与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以解决税收工作难题为起点，以管理创新提升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收执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体目标体现：一是税收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税收执法机制；二是税收征管质量进一步提高，确保“应收尽收”的忠实；三是征纳税成本进一步降低，税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纳税服务进一步优化,纳税人对税收征管的满意度和对税法的遵从度明显提升。五是内部行政管理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和机关效能建设上新台阶。

（二）税收管理创新主体。税收管理创新主体是创新的具体组织者、承担者和实施者，主要包括税务干部与税务机关。税务干部作为创新个体，是创新的具体参与者与直接体验者，主要承担创新的开发、实施、检验、反馈、调整等职责。税务机关作为创新组织，是创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主要发挥创新的发起、计划、评价、激励、推广等作用。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管理创新的顺利开展。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即税收管理，它是创新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以保证税收作用得以发挥的管理活动。具体包括了税源管理、税种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建设、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内部行政管理等活动。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内容。税收管理创新是对税收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等。其中，理念创新是指导，制度创新是保障，手段创新是条件。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制度创新与手段创新必须得到创新理念的引领，才不会走弯路，而理念与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创新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与税收实践的契合，但同时理念与手段的创新必须得到制度创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管理创新的意义

（一）税收管理创新是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确保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压力日益加大。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税收工作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税收征管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内部环境看，税源管理基础依然薄弱，税收执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纳服务内容、手段、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风行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尚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创新体制机制和具体措施办法入手，推进税收管理创新，提高税收管理应对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确保税收中心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税收管理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两年来，我们深刻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实体经济冲击的现实。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层次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价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显现，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认识和启示。在危机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努力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摆在国税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新的形势，只有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先进税收管理经验，以改革的精神探索运用税收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以创新的思路建立“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税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与时俱进。

（三）税收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顺应管理变革与创新的潮流。税收管理创新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和原则，在岗位设置、审批方式、服务理念、行政执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例如，税务行政审批权改革、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是对法治政府在管理创新活动中的运用；同城通办、一窗通办、“免填单”制度、自动排号系统应用、网上办税服务厅等创新活动的实施是服务政府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节能降耗管理，无纸化、信息化等活动则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创新典型；税收管理员网上述职述廉，“两权”监督、一案双查等制度是对建立责任政府理念的回应。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原则

税收管理创新不同于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科学评价和把握税收管理创新，在开展税收管理创新应该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一）突出实践性

创新本身不是目的，它必须来自于实践，也用之于实践。税收管理创新活动的发起、实施及效果评估都必须与各项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解决工作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提升税收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已任。它既是对税收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归纳，也是对实践经验的运用与演绎。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坚决反对创新的“文字化”“绝对化”倾向。切忌“只要新的就是好的”、“做的好不如说的好”的观点，人为割裂管理创新与工作实践的联系；切忌不顾创新对现实条件的适应性和实效性而盲目地追新求异。大量的创新工作异化为概念的炒作，必将导致创新的“形式化”和低效率。

（二）坚持持续性

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推进管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切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把管理创新作为一项长期、持续的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持续创新、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居安思危，居危思进。坚持创新的持续性就必须反对创新的“功利化”和“短期化”。在评价机制的过度激励下，管理创新目标易被扭曲，管理创新很容易带上功利的色彩。为了追求创新短期效果、树立创新典型，忽视创新的长期规划，脱离工作实际，依靠行政权力的强力推动，虽经包装后形象突出,光鲜照人，但却经不起实践与推敲，会很快被废弃，管理创新则变成“劳民伤财”。

（三）倡导主动性

创新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主动的调整。税收管理创新不应成为工作危机下的被迫反应和上级命令下的被动应付，而是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主动地学习、主动地借鉴、主动地创造。创新的主动性包括自发创新与自觉创新。自发创新是税务机关在内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后,主动实施一系列自发性的调整。自觉创新指税务机关根据税收管理的客观要求和规律,有计划地组织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创新的主动性就必须克服追求稳定和规避风险的倾向。作为管理创新主体，税务机关出于降低风险和减少创新成本的考虑，不是积极主动推进管理创新，而往往会选择“搭便车”、“坐、等、看”，使得税收管理创新成为被动应付上级考核的临时性、间断性、次要性的工作任务。

（四）强化规范性

创新不是胡乱作为，而是一种规范化的运作。税收管理创新必须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实施，受一定规范约束，成果也必须以规范性形式固定下来。首先，税收管理创新活动必须以税收管理规范为前提,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税收一般原则和规律的框架之内进行。无论是体制、机制变革，还是制度、手段完善，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必须合理控制创新活动风险；其次，创新活动应形成一套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运行机制，规范创新程序步骤，明确创新主体的权、责、利，确保创新活动的发起、开发、组织、实施、反馈、评价、激励等环节的落实有力、推进有序;最后，创新的成果必须以规范性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性的规定，以巩固创新成果。这样既又有利于成果的推广宣传，又可成为下一次创新的起点。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途径

管理需要创新，创新同样也需要管理。提升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能力，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创新活动的管理。

（一）建立奖偿制度，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

上级认同和支持是税收管理创新的主要合法性来源。管理创新活动在资源分配、人事任免、绩效评价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约于这一认同和支持。因此，必须完善制度建设，增强激励，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首先应建立创新风险控制制度。通过制度的运行，合理控制创新风险，营造一个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免除创新的后顾之忧；其次应建立创新成本补偿（资源分配）制度。目前基层机关的人力、物力与事业发展之间矛盾比较突出，而管理创新需耗费人力与物力。因此，需要对管理创新活动给予适当的补偿；最后应建立创新激励制度。建立客观公正的创新评价体系，让确有成效、具有可持续的税收管理创新经验得到肯定,成为创新奖励的依据。完善创新人才评价、配置和激励机制, 使创新型人才的创新得到鼓励、创新才能得以发挥、创新目的得以实现。

（二）拓展创新视野，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实现税收管理创新持续发展,仅仅依靠税务系统的内部力量是远不够的。税务机关应构建合作开放的税收管理创新模式，扩大创新活动的参与度，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和有效的信息,以提升管理创新能力。具体讲,一是要广泛吸收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创新。通过受理纳税咨询、企业走访等多种途径，充分了解纳税人涉税需求和困难，及时发现我们税收工作存在的不足，使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配合。主动寻求政府其他部门对税收管理创新的支持和建议,特别是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其他政府部门管理创新的好的做法。三是要加强与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通过专家咨询培训、企业服务等形式, 充分利用外部人才和技术,借用社会力量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新技术和新方法。

三）建立学习型组织，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人力支持

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性”行为，税收管理创新需要税务干部拥有丰富税收知识、具有较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提升税务干部创新素质，挖掘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是税收管理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一方面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增强干部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团队学习。注重将学习行为有效地转化为创造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工作,使税务干部对税收管理及可能影响税收管理的任何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及时获知相关知识和信息, 并自觉运用于税收管理及其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管理创新氛围，激发创新工作热情，变创新“独唱”为“合唱”，促进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全面、持续的开展。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税收管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和应用的过程，信息技术已逐渐成为税收管理的重要工具，成为税收管理领域的重要生产力。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既可以作为一种税收征管手段，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也可成为一种纳税服务载体，优化纳税服务水平，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可以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税收管理创新只有依托信息技术自动化、程式化的优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纳税人、征管数据日益增多与税收管理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 进而实现税收管理创新边际效用最大、成本最小化,实现税收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特有的使现有的管理方法和流程朝着更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方向发展的特点，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税收管理服务，另一方面，要以信息技术驱动税收管理创新,引发税收管理变革, 推动建立与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管理理念、方式、组织模式和业务流程。

第四篇：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事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就为我们的税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税收管理难题，以“创新”促管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真正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宗旨，是当前基层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

一、税收管理创新的内涵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在管理学中,创新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鉴此观点，我们认为，税收管理创新则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税收管理主体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调整和变革的过程。它涵盖税收征管、涉税服务、税务稽查、信息化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时包括税收管理理念创新、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和税收管理手段创新。它应具以下四个构成要素：

（一）税收管理创新目标。税收管理创新的目标与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以解决税收工作难题为起点，以管理创新提升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收执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体目标体现：一是税收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税收执法机制；二是税收征管质量进一步提高，确保“应收尽收”的忠实；三是征纳税成本进一步降低，税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纳税服务进一步优化,纳税人对税收征管的满意度和对税法的遵从度明显提升。五是内部行政管理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和机关效能建设上新台阶。

（二）税收管理创新主体。税收管理创新主体是创新的具体组织者、承担者和实施者，主要包括税务干部与税务机关。税务干部作为创新个体，是创新的具体参与者与直接体验者，主要承担创新的开发、实施、检验、反馈、调整等职责。税务机关作为创新组织，是创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主要发挥创新的发起、计划、评价、激励、推广等作用。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管理创新的顺利开展。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即税收管理，它是创新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以保证税收作用得以发挥的管理活动。具体包括了税源管理、税种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建设、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内部行政管理等活动。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内容。税收管理创新是对税收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等。其中，理念创新是指导，制度创新是保障，手段创新是条件。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制度创新与手段创新必须得到创新理念的引领，才不会走弯路，而理念与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创新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与税收实践的契合，但同时理念与手段的创新必须得到制度创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管理创新的意义

（一）税收管理创新是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确保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压力日益加大。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税收工作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税收征管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内部环境看，税源管理基础依然薄弱，税收执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纳服务内容、手段、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风行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尚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创新体制机制和具体措施办法入手，推进税收管理创新，提高税收管理应对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确保税收中心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税收管理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两年来，我们深刻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实体经济冲击的现实。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层次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价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显现，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认识和启示。在危机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努力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摆在国税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新的形势，只有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先进税收管理经验，以改革的精神探索运用税收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以创新的思路建立“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税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与时俱进。

（三）税收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顺应管理变革与创新的潮流。税收管理创新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和原则，在岗位设置、审批方式、服务理念、行政执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例如，税务行政审批权改革、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是对法治政府在管理创新活动中的运用；同城通办、一窗通办、“免填单”制度、自动排号系统应用、网上办税服务厅等创新活动的实施是服务政府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节能降耗管理，无纸化、信息化等活动则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创新典型；税收管理员网上述职述廉，“两权”监督、一案双查等制度是对建立责任政府理念的回应。

第五篇：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国的和平崛起daying

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国的和平崛起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各阶级、民族、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在一定生产方式、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形成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趋向的总和。”[1] “和平崛起”是“特指从1978年底中共11届3中全会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中，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及其他所坚持的发展道路。”[2]

近代国际关系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换，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引发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战。大英帝国的建立和维护依靠其数百年的殖民征战和掠夺，德日的崛起曾引发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被视为高度文明的美国的崛起，同样挥舞着“大棒”，离不开“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交作风，在海外频繁采取政治和军事干涉，更为世人指责。正是依据历史经验，国外一些人士担心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也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甚嚣尘上的客观原因。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和平发展”新理念，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崛起的本质之处，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在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

从政治文化视角来探讨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为这样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或者更深入的层次上来理解把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然而，当今国际语境下某些言论如“中国威胁论”却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判断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深受一国决策者及其国民观念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观念因素中，源于该国该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并以这些价值体系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3]和平崛起这一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我国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反对霸道、实施王道的和平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崇尚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既是传统中国外交思想的深层结构，也是传统中国外交实践行动的指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4]“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传统思想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发展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直接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它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怎样看待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仁、义”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深深影响着中国对自己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在理解国与国关系时更强调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责任，大国保天下，小国保家园，两者相互依存。这是一种将大国利益与小国利益视为一体的天下整体观。譬如，历史上的中国曾处于东亚朝贡体制的中心，一度是万国朝拜的对象。然而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更多地是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大小国家平等的道义原则。对来中国的朝贡者，中国往往回馈以更多的赠礼，从未因其比自己弱小而心生鄙视之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最近它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中国提出了 “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良好的国际反响。“为了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有必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全面、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大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改善与邻国的双边关系，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还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5]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国际语境下提出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文明冲突论》中，讲了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将要到来的摩擦与冲突，甚至有意设计了让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相互发生碰撞的形态，以此作为对西方决策者控制全球文明冲突的主要决策之一。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的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对立和冲突的深层文化根源。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从文化的视角上，对我国外交上倡导的多极化需要详细的阐释，与此相关的我国实行多边外交，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渗透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人倡导的多极化，并不是一味以反对现存秩序为目标，而是要在认清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以渐进的改革。”[6]这在实现中，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诸如“中国威胁论”。如果我们想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倡导多极化，就不应该简单将“多极”解释为一种力量的对峙状态，而应当将它视为“一种崭新的追求，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时代的追求，一种谋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非世界列强之间权力的再分配。”[7]“多极化”战略的提出，体现了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所具备的政治智慧，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前瞻远嘱。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反而会增强世界的和平力量，令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繁荣与稳定。这在我国外交成果中，屡次得到证明，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出台几个对华长期战略，表现出了新崛起的东方巨人的看重„„东盟近些年来一直渴望与中国就南海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甚至协议，因为这个以东南亚中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非常明白，没有中国的人可及参与，任何涉及南海的安全措施和集体协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变革与壮大，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这也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国家书写人类历史、贡献国际发展的基础。

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教授：“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二战之后，多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逐渐变得重要，它不仅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多边会议和议题，也体现在多边性的国际组织之数量的扩展上。”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安全领域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它对于本身所处地区的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有着日趋重要的意义。比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支持美国反导系统的合法化，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事件中，中国运用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各种形式，或中介斡旋，或间接协调，或直接干预，与周边邻国和世界主要大国进行了沟通合作，消除安全隐患及缓和不利形势，增强我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保持谦虚谨慎的外交风格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实施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中，中国的经济外交十分活跃，在亚洲多边合作中表现得抢眼。一方面，中国积极为东亚地区更紧密的区域合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切实步骤，强化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给东亚提供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正是东亚合作近几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近几年的东亚领导人的有关会议上，中国提出了20多项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正是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朝建立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协议加强落实，温家宝总理2003年11月初在中国与东盟峰会上说，中国计划在2005年把中国和东盟的全年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7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就今后三国的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中国实施的“振兴东北”战略为三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的携手，预示着东北亚合作进程即将启动，将对促进该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8]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一种有大国风范的外交表现。在王逸舟先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对大国风范有如下的定义：首先，“有大国风范的外交，并不简单等同于现实里的强权政治。” [9]观之美国的外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单边霸权行为充满了强权政治的气息，受到广泛的批评，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尤为严重。其次，“真正的大国风范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建立在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气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机制、综合而超群的国家实力与外部享有广泛声望等要素之间互动形成的风格。”[10] 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集体对话机制,减免了 31个非洲国家对华债务 105 亿元人民币，展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有责任、有道义的外交风范。[11]对待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譬如中国免除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斯里兰卡全部到期的政府债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出一种大同文化，这种政治文化重视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双赢结局，注意发掘合作的潜力和抑制麻烦的产生，是一种真正求同存异的哲学。

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和平地进行的，或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从政治文化视角分析中，可以发现文化的巨大作用，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系着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所以从政治文化视角上对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1] 詹玲

《构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政治文化》

[2] 郑必坚

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3] 亢升

《政治文化与外交之相关性探析》 [4] 彭春艳

《政治文化差异与中日外交》 [5][8] 源于网上文摘

[6] [7] [9] [10] 王逸舟

《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1] 黄泽全

中非合作论坛 后续行动成果显著

人民日报,2003-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