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第一篇：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摘要：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宪政理论依据入手，简要介绍宪政的含义、构成要素、特点及建设宪政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本文接下来分析宪政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具体阐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我国宪政建设对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宪政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纯粹的舶来品，但现今经过四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惠及全人类的文明遗产。经过对几百年的政治文明发展的研究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宪政制度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政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重要成果，是一种政治文明的普适性制度。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研究它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宪政建设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能对我国的宪政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改革的今天，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宪政的基本理论

宪政，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宪政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其他政治制度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迄今为止的最高产物

3.民主

宪政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宪政史对于人们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没有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就没有事实上的宪法，宪政就更无从谈起。民主政治要求主权在民，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法要受到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制约，这与宪政的核心理念即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是相通的，但不能简单的把宪政理解为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就实现了宪政，宪政除了民主政治之外，还需要法治的支撑。

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简介

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具体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城乡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表现为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十四大、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基层民主的阐述，“基层”的范围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三个领域。十七大报告又将民间社会组织加入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范围。因此，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就应是村委会、居委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因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设刚刚起步，而宪法明确规定的主要的形式是居委会和村委会，因此本文着重研究的也是这两种组织形式。

三、宪政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

（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宪政精神的集中体现

1.宪政的民主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民主政治是构成宪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民主与人权是宪政秩序产生的驱动力，是宪政秩序的根本所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英国、法国、美国或苏联，都是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实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虽然宪政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政治，毛泽东的说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说明了民主政治对于宪政建设的重要性。

民主的实现形式包括两种：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根据以往西方国家的宪政建设经验来看，似乎间接民主的民主代议制与宪政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多数的宪政国家都选择的民主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

我国应实行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种建设已经比较完备，但对于基层民主的关注远远不足，造成一些地方的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不能真切的跟受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2.宪政的限制政府权力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宪政产生的本意就是防止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反过来侵犯公民的权利，而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简言之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宪政主义限制政府的权力的具体做法是：权力制衡以及违宪审查等，而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就是权力社会化。权力制衡是通过国家内部各个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达到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一家独大。而权力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它是对于我国国家权力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而且对政府权力进行了制约，它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行使以上的功能。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来自于选举它的基层群众，它负责的对象也是基层群众，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只能进行支持，帮助或指导，而不能干涉其内部工作的进行，这就在法律上防止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因此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了宪政的限权精神。

3.宪政的自由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东西，是人类对自己的终极向往，但它又是极度脆弱的，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过度的自由更是会造成混乱，反而无法实现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政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保护权利和自由。宪政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提倡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个人自主决定个人是否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并认为个人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

自由主义理论是社会自治理论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原则，包括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这些理论也是我们建设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不能一概而不加分辨的用于指导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防止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影响。

四、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完善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现状中的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实行下去的地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我国的宪政建设，从建设市民社会入手，从宏观的角度在制度上和具体实施问题上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用宪政的自由民主限权精神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一）、对于居民委员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的建设要好于农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于1990年，还要早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更加简陋只有短短的23条，大都是总括性的规定，但个地方人大大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同时各个地方的居委会也创造出了不少的实施方法，总体的实施情况不错。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与农村相同的问题，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同样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同意规定居委会的地位于职责，居委会产生的具体方式方法，明确其独立性，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转变政府职能

要改变当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现状，光有制度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顺畅运行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逐渐理顺个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政府转变其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入手，需要政府改变那种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看做自己的下属机关的观念，要从思想上承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合法的自治地位，改变自己以前那种搞搞在上的态度明确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式知道与协助的关系而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再把不属于基层群众行自治组织之策的工作强行分派给它们去做，不高不实际的检查评选。要想改变政府机关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要在建设宪政的过程中，对广大干部职工多加宣传教育，使他们尽快转变思想观念，理顺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利与之策，以配合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实施。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理当理论界讨论的比较热烈的问题，本文的意图是应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放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考虑，利用宪政的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权利精神去指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宪政建设途径应是从基层入手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因此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就成为我国实现宪政的突破点，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我国的宪政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先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上午印书馆，1980.[4]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北京：三联书店，1996.[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16卷.[6]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7]王叔文.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马作武.清末法制变革思潮[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9]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制之路的灵魂[J].法学评论，1995,6.[10]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力[M].伤害，三联书店

第二篇：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事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就为我们的税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税收管理难题，以“创新”促管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真正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宗旨，是当前基层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

一、税收管理创新的内涵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

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在管理学中,创新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鉴此观点，我们认为，税收管理创新则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税收管理主体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调整和变革的过程。它涵盖税收征管、涉税服务、税务稽查、信息化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时包括税收管理理念创新、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和税收管理手段创新。它应具以下四个构成要素：

（一）税收管理创新目标。税收管理创新的目标与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以解决税收工作难题为起点，以管理创新提升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收执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体目标体现：一是税收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税收执法机制；二是税收征管质量进一步提高，确保“应收尽收”的忠实；三是征纳税成本进一步降低，税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纳税服务进一步优化,纳税人对税收征管的满意度和对税法的遵从度明显提升。五是内部行政管理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和机关效能建设上新台阶。

（二）税收管理创新主体。税收管理创新主体是创新的具体组织者、承担者和实施者，主要包括税务干部与税务机关。税务干部作为创新个体，是创新的具体参与者与直接体验者，主要承担创新的开发、实施、检验、反馈、调整等职责。税务机关作为创新组织，是创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主要发挥创新的发起、计划、评价、激励、推广等作用。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管理创新的顺利开展。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即税收管理，它是创新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以保证税收作用得以发挥的管理活动。具体包括了税源管理、税种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建设、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内部行政管理等活动。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内容。税收管理创新是对税收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等。其中，理念创新是指导，制度创新是保障，手段创新是条件。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制度创新与手段创新必须得到创新理念的引领，才不会走弯路，而理念与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创新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与税收实践的契合，但同时理念与手段的创新必须得到制度创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管理创新的意义

（一）税收管理创新是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确保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压力日益加大。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税收工作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税收征管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内部环境看，税源管理基础依然薄弱，税收执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纳服务内容、手段、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风行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尚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创新体制机制和具体措施办法入手，推进税收管理创新，提高税收管理应对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确保税收中心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税收管理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两年来，我们深刻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实体经济冲击的现实。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层次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价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显现，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认识和启示。在危机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努力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摆在国税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新的形势，只有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先进税收管理经验，以改革的精神探索运用税收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以创新的思路建立“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税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与时俱进。

（三）税收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顺应管理变革与创新的潮流。税收管理创新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和原则，在岗位设置、审批方式、服务理念、行政执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例如，税务行政审批权改革、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是对法治政府在管理创新活动中的运用；同城通办、一窗通办、“免填单”制度、自动排号系统应用、网上办税服务厅等创新活动的实施是服务政府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节能降耗管理，无纸化、信息化等活动则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创新典型；税收管理员网上述职述廉，“两权”监督、一案双查等制度是对建立责任政府理念的回应。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原则

税收管理创新不同于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科学评价和把握税收管理创新，在开展税收管理创新应该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一）突出实践性

创新本身不是目的，它必须来自于实践，也用之于实践。税收管理创新活动的发起、实施及效果评估都必须与各项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解决工作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提升税收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已任。它既是对税收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归纳，也是对实践经验的运用与演绎。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坚决反对创新的“文字化”“绝对化”倾向。切忌“只要新的就是好的”、“做的好不如说的好”的观点，人为割裂管理创新与工作实践的联系；切忌不顾创新对现实条件的适应性和实效性而盲目地追新求异。大量的创新工作异化为概念的炒作，必将导致创新的“形式化”和低效率。

（二）坚持持续性

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推进管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切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把管理创新作为一项长期、持续的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持续创新、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居安思危，居危思进。坚持创新的持续性就必须反对创新的“功利化”和“短期化”。在评价机制的过度激励下，管理创新目标易被扭曲，管理创新很容易带上功利的色彩。为了追求创新短期效果、树立创新典型，忽视创新的长期规划，脱离工作实际，依靠行政权力的强力推动，虽经包装后形象突出,光鲜照人，但却经不起实践与推敲，会很快被废弃，管理创新则变成“劳民伤财”。

（三）倡导主动性

创新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主动的调整。税收管理创新不应成为工作危机下的被迫反应和上级命令下的被动应付，而是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主动地学习、主动地借鉴、主动地创造。创新的主动性包括自发创新与自觉创新。自发创新是税务机关在内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后,主动实施一系列自发性的调整。自觉创新指税务机关根据税收管理的客观要求和规律,有计划地组织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创新的主动性就必须克服追求稳定和规避风险的倾向。作为管理创新主体，税务机关出于降低风险和减少创新成本的考虑，不是积极主动推进管理创新，而往往会选择“搭便车”、“坐、等、看”，使得税收管理创新成为被动应付上级考核的临时性、间断性、次要性的工作任务。

（四）强化规范性

创新不是胡乱作为，而是一种规范化的运作。税收管理创新必须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实施，受一定规范约束，成果也必须以规范性形式固定下来。首先，税收管理创新活动必须以税收管理规范为前提,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税收一般原则和规律的框架之内进行。无论是体制、机制变革，还是制度、手段完善，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必须合理控制创新活动风险；其次，创新活动应形成一套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运行机制，规范创新程序步骤，明确创新主体的权、责、利，确保创新活动的发起、开发、组织、实施、反馈、评价、激励等环节的落实有力、推进有序;最后，创新的成果必须以规范性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性的规定，以巩固创新成果。这样既又有利于成果的推广宣传，又可成为下一次创新的起点。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途径

管理需要创新，创新同样也需要管理。提升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能力，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创新活动的管理。

（一）建立奖偿制度，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

上级认同和支持是税收管理创新的主要合法性来源。管理创新活动在资源分配、人事任免、绩效评价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约于这一认同和支持。因此，必须完善制度建设，增强激励，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首先应建立创新风险控制制度。通过制度的运行，合理控制创新风险，营造一个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免除创新的后顾之忧；其次应建立创新成本补偿（资源分配）制度。目前基层机关的人力、物力与事业发展之间矛盾比较突出，而管理创新需耗费人力与物力。因此，需要对管理创新活动给予适当的补偿；最后应建立创新激励制度。建立客观公正的创新评价体系，让确有成效、具有可持续的税收管理创新经验得到肯定,成为创新奖励的依据。完善创新人才评价、配置和激励机制, 使创新型人才的创新得到鼓励、创新才能得以发挥、创新目的得以实现。

（二）拓展创新视野，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实现税收管理创新持续发展,仅仅依靠税务系统的内部力量是远不够的。税务机关应构建合作开放的税收管理创新模式，扩大创新活动的参与度，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和有效的信息,以提升管理创新能力。具体讲,一是要广泛吸收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创新。通过受理纳税咨询、企业走访等多种途径，充分了解纳税人涉税需求和困难，及时发现我们税收工作存在的不足，使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配合。主动寻求政府其他部门对税收管理创新的支持和建议,特别是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其他政府部门管理创新的好的做法。三是要加强与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通过专家咨询培训、企业服务等形式, 充分利用外部人才和技术,借用社会力量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新技术和新方法。

三）建立学习型组织，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人力支持

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性”行为，税收管理创新需要税务干部拥有丰富税收知识、具有较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提升税务干部创新素质，挖掘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是税收管理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一方面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增强干部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团队学习。注重将学习行为有效地转化为创造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工作,使税务干部对税收管理及可能影响税收管理的任何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及时获知相关知识和信息, 并自觉运用于税收管理及其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管理创新氛围，激发创新工作热情，变创新“独唱”为“合唱”，促进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全面、持续的开展。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税收管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和应用的过程，信息技术已逐渐成为税收管理的重要工具，成为税收管理领域的重要生产力。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既可以作为一种税收征管手段，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也可成为一种纳税服务载体，优化纳税服务水平，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可以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税收管理创新只有依托信息技术自动化、程式化的优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纳税人、征管数据日益增多与税收管理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 进而实现税收管理创新边际效用最大、成本最小化,实现税收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特有的使现有的管理方法和流程朝着更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方向发展的特点，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税收管理服务，另一方面，要以信息技术驱动税收管理创新,引发税收管理变革, 推动建立与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管理理念、方式、组织模式和业务流程。

第三篇：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事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就为我们的税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税收管理难题，以“创新”促管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真正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宗旨，是当前基层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

一、税收管理创新的内涵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在管理学中,创新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鉴此观点，我们认为，税收管理创新则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税收管理主体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调整和变革的过程。它涵盖税收征管、涉税服务、税务稽查、信息化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时包括税收管理理念创新、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和税收管理手段创新。它应具以下四个构成要素：

（一）税收管理创新目标。税收管理创新的目标与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以解决税收工作难题为起点，以管理创新提升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收执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体目标体现：一是税收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税收执法机制；二是税收征管质量进一步提高，确保“应收尽收”的忠实；三是征纳税成本进一步降低，税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纳税服务进一步优化,纳税人对税收征管的满意度和对税法的遵从度明显提升。五是内部行政管理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和机关效能建设上新台阶。

（二）税收管理创新主体。税收管理创新主体是创新的具体组织者、承担者和实施者，主要包括税务干部与税务机关。税务干部作为创新个体，是创新的具体参与者与直接体验者，主要承担创新的开发、实施、检验、反馈、调整等职责。税务机关作为创新组织，是创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主要发挥创新的发起、计划、评价、激励、推广等作用。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管理创新的顺利开展。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即税收管理，它是创新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以保证税收作用得以发挥的管理活动。具体包括了税源管理、税种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建设、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内部行政管理等活动。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内容。税收管理创新是对税收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等。其中，理念创新是指导，制度创新是保障，手段创新是条件。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制度创新与手段创新必须得到创新理念的引领，才不会走弯路，而理念与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创新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与税收实践的契合，但同时理念与手段的创新必须得到制度创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管理创新的意义

（一）税收管理创新是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确保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压力日益加大。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税收工作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税收征管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内部环境看，税源管理基础依然薄弱，税收执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纳服务内容、手段、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风行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尚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创新体制机制和具体措施办法入手，推进税收管理创新，提高税收管理应对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确保税收中心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税收管理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两年来，我们深刻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实体经济冲击的现实。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层次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价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显现，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认识和启示。在危机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努力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摆在国税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新的形势，只有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先进税收管理经验，以改革的精神探索运用税收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以创新的思路建立“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税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与时俱进。

（三）税收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顺应管理变革与创新的潮流。税收管理创新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和原则，在岗位设置、审批方式、服务理念、行政执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例如，税务行政审批权改革、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是对法治政府在管理创新活动中的运用；同城通办、一窗通办、“免填单”制度、自动排号系统应用、网上办税服务厅等创新活动的实施是服务政府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节能降耗管理，无纸化、信息化等活动则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创新典型；税收管理员网上述职述廉，“两权”监督、一案双查等制度是对建立责任政府理念的回应。

第四篇：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2013年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

暨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届年会征文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崔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大国的领导党，政治协商更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对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

虽然中西方都有协商民主理论，但中国现实政治中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内源性。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当时还不具备进行全民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各方达成共识，由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担创建新中国的使命。协商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获得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这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缔造政治合法性。经过60多年发展，政治协商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发挥着协调政治关系、优化决策方案、扩大政治参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功能。

政治协商的主体包括中共、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对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来说，政治协商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而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协商是将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贯穿于执政过程的一种形式，对于实现民主执政具有积极意义。

一、政治协商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共一直将民主贯穿在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中，强调 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① 政治协商是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强调：“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② 凡是重大议案提出，事先都经过各方协商、讨论是新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顺利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们的政府“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③ 当时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协商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社会的横向结构为基础，政治协商制度以广泛的界别代表为特征，使新中国的政权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

今天，中共“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④ 作为一个超大社会、超大国家的执政党，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其执政能力的考验。只有在执政过程中切实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执政党才会获得广泛支持和拥护。因此，执政党应更多地创造和搭建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充分了解各个政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社会整合。政治协商契合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内涵之一。

目前，我国政治协商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就国家大政方针、国家事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协各种会议、专题调研报告、政协委员提案等，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政治协商首先在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对话机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党际关系模式，为一党执政注入了民主元素。此外，通过政治协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展开充分讨论，出谋献策，既适度满足了发扬民主、扩大参与的需要，也有助于减少社会分化、增进社会共识，使党的方针政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可见，政治协商是执政党发扬民主、有效整合社会政治资源的良好平台。自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台《政治协商规程》，推动了政治协商的落实和程序化。十八大召开前夕，广州市对试行3年的《政治协商规程》作了修订，细化了两种政治协商的程序，尤其是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的程序，并在民主党派的建议下增设“重大事项决策

协商信息公开制度”、“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目标就是推动政治协商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机制。

在实践中，每逢重大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出台前，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协商座谈已成为常态。每年年初召开的“两会”，更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广大民众寄予厚望的民主盛会。会议期间代表委员们反映社情民意，广泛讨论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各级领导听政于民，问计于民，集中体现了我国两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托“两会”形成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现出执政党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通过法定程序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执政方式。

二、政治协商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

一般来说，执政党组织政府后，其主要活动就是提出政策主张，以实现党的基本目标。执政党的决策不同于一般政党的决策，它必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均衡地体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愿望和要求。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只有在政治体系吸纳较多的输入资源（参与、支持、认同等）之后，输出的政治产品（政策）才具有较广泛的整合性。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和决策优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当中，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核心，“由于党处在国家权力系统的最高层级，这种最高的决策权、领导权、指挥权、否决权的运用，必然形成对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的支配。”⑤ 因此，它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我国政府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中起着主导作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制定出具有综合指导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掌握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外形势呈现多变性特点，经济社会生活呈现多元性特点，利益关系呈现多样性特点，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党把决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上，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推进决策的民主化，要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上取得新的进展，民主参与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早在1986年党和政府就明确地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并提出了两条措施：一是建立包括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的较完善的决策支持体系；另一条就是加强以政协为中心的民主协商制度。近年一些地方领导提出要把政协建设成为改革创新的智库，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代表性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以及协商议事的民主氛围，为执政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咨询和参谋作用。

中共中央在2005、2006年先后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就能避免协商活动成为先有意向，后通过协商这一形式赋予其民意基础的形式主义的参与方式，使政治协商更有成效。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政治协商是中共实行科学决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共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政策输入模式。政策始于问题，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筛选问题，谁参与筛选问题，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我国政策系统主要属于内部输入模式，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系统外部的社会利益群体输入到系统中去，而是主要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认证和利益综合的输入，政策问题的确认和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政策问题构建环节上公众议程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治协商平台，善于认识问题，适时提出问题，对突破传统政策输入模式，推动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有重要价值。

其次，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决策方案。政治协商的各种制度安排使民主党派成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策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高了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各民主党派都十分重视发挥集体智慧，对协商议题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力求在协商中提出能代表党派声音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意见。，从近年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情况看，各民主党派更注重以专业性研究成果支撑参政议政，使政策建议成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因此，政治协商对于优化决策方案，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政治协商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一个政党成为了执政党，就意味着掌握了公共权力。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二是政党运用公共权力的能力；三是公共权力对执政党的腐蚀和影响。这三方面都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尺度。⑥ 虽然民主被普遍理解为“人民的统治”，现代社会民主发展亦重视扩大参与，在现实政治中，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是多数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而是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受到社会监督，不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因腐败现象泛滥而招致人亡政息。尽管从客观上看，一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很大程度上要靠执政党自身，但建立起来自社会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约束机制依然十分必要，民主执政一方面是扩大参与，另一方面就是制约权力。

“中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源于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对政治协商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对民主监督的内在要求。”⑦ 在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是合作共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实行的互相监督，由于中共是长期执政的大党，是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党，因此更加强调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这种监督是属于从权利出发、以批评、建议方式进行的监督。同时又是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政府系统为活动平台的有组织的体制内活动，影响力自然不能等同于其他社会监督，是在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在参政的独特空间内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的高层次的政治监督。

人们通常认为权力制约应该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权力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目前中共拥有8200多万党员，8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近90万成员，其政治地位、组织规模以及拥有的资源都不对称，监督和制约自然无从谈起。但我们看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民主监督作为非对称性权力制衡，对执政党的权力运作仍具有监督和制约功能，具体表现在：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途径，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情况、各级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情况进行反馈，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提供信息，推动问题的解决；对公共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对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行为，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引起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并予以解决。政治协商所蕴含的民主监督是否有效力，关键在于监督的机制和程序是否健全和完善，监督的主体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中共从成为执政党开始，就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只有置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它的运行才能保持应有的公正性。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我国目前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大的权力监督、中共的党内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司法检察机构的法律监督、审计和统计部门的专业监督、媒体网络的舆论监督、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等构成的监督体系，目的就是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民主监督作为政党间的一种政治监督，虽然不具有质询、罢免、弹劾等刚性约束，但它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为致力于共同目标和事业而展开的党际互动行为，它所拥有的高层次的政治话

语权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

2013年6月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 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第7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第223-22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第5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⑦ 林尚立、肖存良.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90.

第五篇：从基层看管理

从基层看管理

管理是指在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运用一定职能和手段来协调他人的劳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高效率地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管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管理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学习，也无时无刻都在运用。只是管理的运用需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运用的时机，运用的行业或地点和运用的人群。就管理而言，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那不如逆向思维，从被管理者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基层看管理，了解真正的“民意”，以求达到我们的管理目的。

以我之见，从基层看管理，不需要繁琐的管理程序，也不需要高端的管理技能，只是需要六子箴言即“沟通、鼓励、公平”。

沟通是为了一个设定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并且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不管是同事关系，还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沟通是最好的关系桥梁。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沟通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唯一标准。

同事之间有了矛盾，大家需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谈事件的起因、经过，并且共同商讨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结果。这就是沟通，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还有就是上下级之间的附属关系，当上级也就是管理者对下级也就是被管理者做出工作吩咐时，需要考虑被管理者的各类因素，因此需要同被管理者沟通协调工作，以求到达理想的管理效果。与此同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应经常沟通，一来是随时可以了解自己团队的动态变化，二来是随时可以了解工作、生产的状况。

鼓励即激发和勉励，也指振奋精神，正所谓鼓励使人进步，打击使人落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把由衷的夸奖和鼓励做为心灵的甘泉。

记得微软公司的一名高层管理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公司的员工，工作热情积极度很高，不仅仅是我们为他们提供舒适安逸的工作条件，也不是丰厚的福利和待遇，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常鼓励和夸奖我们的员工”。每个人都有虚荣心，当自己得到了同事或者领导的肯定、夸奖和鼓励时，人的神经会自动产生荷尔蒙，使人心情愉悦，做什么工作都得心应手。所以适当的鼓励将会使管理和生产更上新的台阶。

公平是指公正、不偏不倚，一般是指所有的参与者（团体或者个人）的各项属性（人事、财力和物力）得到平均、合理、广泛的状态。公平一般是在理想的状态下实现的，但是正真意义上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即使如此，我们广大的员工还是希望能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所以这是我们管理者必需重视的。

管理者在处理问题时应做到合情合理，不能偏袒某一方或是某一个人，让他们承受应有的责任或享受应有的权利。所谓“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何启）。既是这个道理了。

管理的法则无穷无尽，关键是在于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我相信“沟通、鼓励、公平”这三把利剑将是管理者必需具备的能力，同时也是被管理者的夙愿。当他们三者被融为一体，正真用到工作上的时候，那么一个崭新的团队、一个崭新的企业将以它独特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