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五篇范例]

第一篇：2016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2016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为大家整理傅莹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词《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她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驻大国女大使，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大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尊敬的Mr.SteveEdwards先生，各位同学和老师，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在此致辞。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Wright)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EventuallyIthinkChicagowillbethemostbeautifulgreatcityleftintheworld)。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Wherefuncomestodie.)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Fast&Furious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Thevalueofempathy---theabilitytostandinsomebodyelseshoes;tolookattheworldthroughtheireyes.)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论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并存。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现在连奢侈品市场都很大。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也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经常看到的是在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对最基本的原则前提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联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轻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谢谢大家!

第二篇：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为大家整理傅莹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词《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她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驻大国女大使，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大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尊敬的mr.steve edwards先生，各位同学和老师，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在此致辞。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eventually i think chicago will be themost beautiful great city left in the world)。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fast & furious 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the value of empathy---the ability tostand in somebody else shoes;to look at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论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并存。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现在连奢侈品市场都很大。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也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经常看到的是在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对最基本的原则前提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联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

第三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芝加哥大学演讲全文 中英文对照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芝加哥大学演讲全文 中英文对照

尊敬的Mr.Steve Edwards先生，各位同学和老师，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在此致辞。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论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并存。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土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现在连奢侈品市场都很大。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也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经常看到的是在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对最基本的原则前提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联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轻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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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Growth and the Debates on Order Speechby Fu Ying Chairperson of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Congress, 2015-5-1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ank you, Alan and Mr.Steve Edwards，Members of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Ladies and Gentlemen，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address you today.As the renowned architect Frank(Lloyd)Wright said, “Eventually I think Chicago will be the most beautiful great city left in the world.”

But I wonder if you know that, in China, Chicago is more famous for its University.This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attractive to the parents who want to get their money’s worth, as this is known as a place “where fun has come to die”.A great many musicians, scientists and politicians were nurtured here.And I am sure some of you will one day join them if you so choose.You have my best wishes.I guess, most of the students here were born after 1990.In China, we call people like you“90hou”, meaning the post-90 generation.You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 that is, you are in synchronization with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For my generation, by the time I first heard of an operating system called Windows, Mr.Bill Gates was already the richest man on earth.Now trendy Chinese wait on tenterhooks for every iPhone launch just like here.“Fast & Furious 7” is released in Beijing cinemas at about the same time as in Chicago.I hope I am not too idealistic in thinking that since so much information is shared among you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n’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e more open and more ready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Isn’t it possible to find a new way to build a global order capable of ensuring lasting peace?

When your President Obama spoke here on a father’s day a few years ago, he sai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arents is to pass along the value of empathy---the ability to stand in somebody else’s shoes;to look at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In that regard, the first point of my speech today is about China’s experience with the evolving world order.Dr.Kissinger’s latest book World Order set off lots of discussion in China.It is absorbing to read the 400 years of rise and fall of powers since the Westphalia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wars and conflicts that led to power shifting.However, as the book also pointed out, the Westphalian system was, as not universal, but one of the many systems that coexisted and yet in isolation from each other given the circumstances.Obviously, they didn’t have the internet.While in China, where history had been carrying on for a long time, a different system of governance, values and traditions were nurtured, which have an influence to the present day.So our view of history may have a different base.Let me pick up a few moments of history along the evolution of world order laid down in that book.As you probably remember in your reading that, it was in 1648, Europe finalized the Westphalia Treaty to end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established a modern sense of order among nation states, recognizing their sovereign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internal affairs.Then it spread its colonial power tomany corner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eed itselfand declared independence in 1776.In this period in Asia, the long and generally peaceful relationship had continued.China’s Qing Dynasty was in its prime and the popula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was more tha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put together.But this serenity for almost2,000 years was broken when the European imperialists arrived in the middle of19th century.By the time the Versailles Treaty was signed in 1919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ost part of Asia was colonized and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o had been violated.By then, 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 had abdicated.The attempt by political elites to install a republic and western style parliamentary system had failed once and again in one way or another.The country was descending into chaos and conflicts.The young generation looked in other directions for a solution.It wa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set up in 1921 by a dozen or so young people mostly in their late 20s, not much older than you.(It’s amazing how young people change the world.)

Fast forward to 1941, when Henry Luce of Time Magazine stated the arrival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wo thirds of China’s territory fell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35million people died or wounded in war.China will host a major commemoration September this year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We will remember the heroes, reflect on history and the value of peace.China and the U.S.fought on the same side, and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heroic American pilots who helped China during the war.When peace did come in 1949 and the PRC was founded, the economy was on the brink,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was under 35 years and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as illiterate.In other words, for many year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the two super powers contested for world power, achieving a sort of balance of terror, China’s main concern was its very survival, not least feeding its big population.There were many setbacks along the way in China.I still have a keen memory of the hunger and confusion of my younger days.In the late1970s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turned a new page.The Mainland regained China’s legal seat at the UN.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led by Deng Xiaoping enabled China to reconnect with the world economy.So when the Chinese talk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 are referring to the institutions with the UN at the center, and to which China has committed ever since.Learnt from its painful history, China believes i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mong all sovereign nations and 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as enshrined in the UN Charter.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hen attending the event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reiterate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The reason I took you on this brief journey is to illustrate that when discussing world order, we should be mindful of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history and their impact on our perspectives.And we may not have the same feeling for certain things.Here comes my second point.How to look at China today? Now China has very much grown.But, I have to say,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n the outside world, especially in Western countries, hasn’t quite kept up.A friend of mine, European journalist and a keen observer of China, summed up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n China into three categories.China is either

Incredibly big –biggest population, biggest cities, even big demand for luxury goods.or China is so bad – doing all the wrong things and not fitting into the norms.and China is so weird – eating weird stuff and having weird ways of doing things.I receive many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often making their first visits to China.What strikes them the most is their encounters with ordinary Chinese, such as the migrant workers they bump into while visiting the Palace Museum, or young makers whose ambition is to be the next Jack Ma of Alibaba.The ordinary people represent the true face of China and they are the real driving force for China to grow strong and successful.So my third point is, what kind of future world order does China want to be part of? Is the future destined to be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or world power as some suggest?

I often read memoirs by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I am always fascinated about how the US is deeply and effectively involved in the world affairs.Not only so, it’s equally enthusiastic about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One cannot help but wonder: is the prevalent understanding of world order amongst Americans a world dominated by US rules and power? Is it only centered on American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supported by US alliances? Does that mean that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rising powers only have two choices: to submit or to challenge?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in this(our)situation?

China is one such rising power.It has grown largely by marrying its natural advantages to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globalization rather than “flag before trade”.Capital, markets, resources and talents that had accumul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industrialization, now have spread outward due to globalization.Riding on this tide, China has made continued policy reforms and achieved 9% of growth for 30 years, allowing great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nd growing into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economy.It is now the first trading partner to130 countries.It is even predicted that, China’s economy will be the world’s biggest by 2020.And yet, international academics found, to their disbelieve that, most Chinese are disinterested in the debate about a new shifting of world power or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For us in China, we see inconsistencies at play.For example, if someone or some groups kill innocent peopl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y are terrorists.Yet if the same thing happens in China, it’s often viewed as ethnic or political issues by foreign observers.When China’s neighbors act provocatively on territorial issues, the US turns its head away.Yet when China defends its interests, it is described as either assertive or a bully.If we cannot even agree on the most basic premises, how can we have a meaningful debate on the evolution of world order? In Guangdong, when people are talking past each other, they are described as having a “dialogue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China’s focus remains the many domestic challeng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ighting corruption, countering the economic slow-down,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On the question of what future world order should look like, the discussions in China are more pragmatic.Though views still differ, one thing people all agree on is that the world has changed.Many old concepts have lost relevance.First, in today’s world,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have different world orders coexist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and addressing separate issues, like in the earlier centuries.The orders of today need to open up and make adjustments to adapt to the new realities and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Secondly, it’s no longer viable to try to achieve the transfer of power and find a new equilibrium through means of war among major powers because of the interconnected nature of today’s world.Thirdly, what we are facing are the new kinds of global issues, which do not respect traditional order or sovereign borders.Look at Ebola.Look at ISIS.Look at the boat people trying to cross from Africa to Europe.Therefore, there need to be new thinking to build a new global framework or，we may use the term global order，to cope with new type of challenges.The good news is that, as we enter the 21st century, mankind is already experimenting in an innovative and collaborative manner to tackle the challenges, such as G20, and the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For its part, China has initiated 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programs to strengthen Asian and Eurasian connectivity, and is setting up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o support them.All these practices are complementary 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will help with its gradual evolution into a fairer and more inclusive structure.Dr.Kissinger tellingly ended his book with a question mark: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Obviously, history has come to a turning point.The question is in which direction it will turn.This question is also for China and the US.Do we have the resolve and wisdom to avoid the old loop and can we buil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and global order through cooperation instead of confrontation?

That is wh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o President Obama to build what he called China-US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Actually, in spit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stereo types, China and the US, have already made close partnership in many fields.We are even called reluctant twins.And the trust level is impressive too.Otherwise how can we give each other 10-yearvisas? So what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inheriting in our relationship has more positive elements than negativity.To build anew model of relationship is an unprecedented endeavor for the two countries.We both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managing differences and creating a stabl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Asia and even the world.This is the direction for our relations and is also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ies.So to end my speech, I want to say that evolving a global order for the 21st century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and the answer takes time.The world will count on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I am sure you will come up with good answers.Thank you.（

第四篇：傅莹公开讲话选

傅莹公开讲话选

傅莹公开讲话选

——世界如何认识日益国际化的中国

01 别担心中国

——傅莹对话德国《明镜》周刊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2011年8月17日在京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明镜：傅莹女士，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让西方如此着迷，同时又令西方如此警觉。你们现在第一艘航母都已经出海了。中国为什么需要把自己武装到如此地步？

傅莹：中国第一艘“航母”海试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这是中国人民的夙愿，是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自然结果。虽然所谓的“航母”不过是买来的舰体，经过我们的整修，主要用于科研和训练用途，还远远不是一艘完全意义上的航母。中国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明镜：中国难道没有比增加军费预算更重要的花钱的地方吗？

傅莹：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给许多事情让过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仍然是中国的头等要务。我女儿这代人是没有经历过饥饿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你们对中国军力的担心在我看来，是受到陈旧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思维的影响。你们对美国、法国等盟友拥有航母就感到放心，而中国拥有一艘航母你们就感到担心了。

明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会走多远？例如在涉及南海主权的争议中，有的时候调门相当高。

傅莹：我们与有关声索国一直进行着对话，2002年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何现在又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呢？这让我们也感到困惑。当然，这只是口头上的争论，重要的是南海航道依然和平畅通，并没有发生战争冲突。

明镜：美国人显然对中国的意图有疑虑。据说巴基斯坦允许中国接近美军在行动中坠毁的高科技直升机残骸。你能确认这是否属实吗？

傅莹：中巴两国都已对这个传言予以否认。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中美两国是不是敌人？我们要走向战争吗？我们在准备要和对方开战吗？中方肯定没有这种想法。美国坚持对华武器禁运是很不友好的姿态，中方没有威胁美国的意图，但是西方总是在冷战的框架下看中国，这常常令中方难以理解。

明镜：很多德国人虽然对中国的发展感到钦佩，但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对此你们能够理解吗？

傅莹：很高兴你提到这个问题，我对此也一直在思考。如果你们承认中国取得发展，承认在中国有很多百姓脱离贫困，那你们就必须承认中国所做的肯定是正确的，也必须承认存在着不同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狭隘地认为只有自己的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也许在你们自己的国家的确如此，不过正如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所显示的，西方体制也会出现问题。

明镜：即便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也无法了解中国是怎样决策的。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决策和意图心存疑虑，感到不够透明，这让你感觉意外吗？

傅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于它的历史经历，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并正在经历持续不断的改革，加强民主决策机制就是改革的内容之一。要确保决策正确，就必须倾听民众的呼声，听取他们的批评。任何政府一旦脱离与群众的联系都难以为继。我们是能够用带有批评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

目前倒是西方国家政府遇到了问题。我们正密切关注发生在西方的事情，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政府犯错误？为什么政党会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为什么政府会寅吃卯粮？是否你们自冷战结束后开始停滞？变得骄傲自满了？

明镜：复杂的民主制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处于劣势。你们是否会有一种优越感？

傅莹：中国人通常很谦虚，不常用“优越感”这个词。我们尊重你们取得的成就，并向你们学习。你们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你们遇到的问题有一天也许会在中国出现，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看能否从中学习。

明镜：最近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捕在德国被视为挑衅行为。他在柏林人脉很广，而且他被捕就发生在德国外长韦斯特维勒访华并在北京出席德国启蒙艺术展之后不久，这是否是有意而为？

傅莹：所以我说你们很自负嘛，你们确实太看重自己了。中国为什么要将自己在一个内部事务上的处理与某位欧洲国家外长访华联系在一起呢？我看不到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你所提及的这个案子是一起进入司法调查的案件。我对此不感兴趣。

但我想问的是，你们德国人知道多少中国艺术家、作家、歌星、影星？你们对中国的看法太过狭隘和负面，这也是我们不喜欢和你们讨论人权问题的原因。我们对人权的理解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保障人的政治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等。但对你们来说，人权似乎只与一些试图颠覆国家和违反法律的个人有关。从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谈人权问题，很多议题经过讨论，得到解决，但是你们不断提出新的议题，直至今日，“人权”已经变成了批评中国的工具，不管中国有多大进步，不管我们为此做了多少努力。

明镜：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会因为阿拉伯国家一些政权被推翻而害怕几个激进人士？

傅莹：当前的西亚北非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也在试图理解引发这些革命的根源。但我并不认为这与中国有什么直接关联，是一些西方分析人士习惯性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同中国联系起来。如果你觉得你们的社会足够强大，阿拉伯国家革命不会波及到你们，那你又凭什么认为中国的社会脆弱到会受到影响呢？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87%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国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在西方国家的民调似乎却不是这样的结果。

明镜：中国一直对西方政要会见**喇嘛反应强烈。中国建议其他国家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为什么中国自己还不能与他达成一致呢？

傅莹：我们和**喇嘛的分歧在于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你如果看看他的具体主张就能了解，他最终追求的是西藏独立。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很高兴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西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那里人们生活改善的状况。

明镜：遗憾的是，记者进西藏采访仍然受到限制。

傅莹：可能对西方记者的采访意图和动机还存在一些不信任的问题。有些记者对西藏乃至对中国所作的报道，就好像一个人去参加婚礼，不去关心喜庆的场面，只关注角落里的东西并加以详尽报道。尽管他们的有些报道也许是事实，但却是选择性的事实。

明镜：**已正式宣布政治退休。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来寻求解决方案吗？

傅莹：这恰恰说明，他一直把自己当作西藏政教合一的主宰。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西藏正在不断发展和改善。现在要看**能否真正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

明镜：不仅西藏快速发展, 当西方深陷债务泥潭之际，中国却取得了梦境般的增长，共产主义制度是否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制度？

傅莹：中国不是前苏联。在冷战时期，西方和前苏联都想消灭对方，争得你死我活，那是你们的战略矛盾。中国很早就开始支持两德统一。

明镜：到六月底，中国持有1.16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7000亿美元的欧元债务。现在中国经济上已是一个超级大国，这对未来的政治力量格局意味着什么？

傅莹：许多人声称当今世界的权力正从西方移向东方，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权力在扩散。现存的国际体系是在二战后建立的，所适应的是发达国家的大约10亿人口，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了。中国只是新兴国家之一，巴西在增长，印度在增长，部分非洲国家也在增长。将来会有30至40亿人口参与更加广泛的工业化进程，需要通过改革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当然，这种改革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是通过战争，不是通过冲突，而是通过对话来实现。

明镜：西方会不会沦为失败的一方？

傅莹：西方目前虽处于困境，但欧美也曾战胜过许多严重的困难。西方经济能否实现反弹，与中国休戚相关。我们彼此依存度非常高，西方的损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收益，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确对西方的经济困局感到担忧，因此默克尔总理和萨科齐总统联合表态应对这一问题是本周的好消息。最近我还与同事们讨论欧盟的未来，大家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欧洲国家携手解决问题，欧盟将继续前行，更加一体化，否则欧元区就有可能垮掉。

明镜：如果西方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傅莹：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明镜：如果经济危机影响扩散到中国，中国是否担心政权稳定？

傅莹：当西方政府遇到经济危机时，你们会担心自己的政治制度吗？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担心呢？当然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中，我们将继续前进。

明镜：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曾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所有参与者有利。但目前即使在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印象是，中国要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长期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例子之一。

傅莹：中国无意统治世界。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垄断了一切真理、一切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那当你们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价值观和文化的多样性时就会感到不舒服。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那冷战已经过去了，结束了，终结了。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要再居高临下，也不要试图包办代替，请与我们平等对话，学习去尊重其他人，而不是以冷战方式去臆造一个新对手，让我们一起合作。

明镜：中国的很多事情对于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说难以理解，其中包括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做法，例如中国同朝鲜和北苏丹的领导人有交往。中国这么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傅莹：中国自身的艰难历史教育我们，不要强加于人，也不要支持别人这样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我们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有数百名维和人员。如果不喜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就直接插手其内部事务，只会导致混乱。想想你们自己并不总是成功的干涉经历吧……

明镜：你指的是在阿富汗军事行动？

傅莹：你们可以反思一下。

明镜：存在上述分歧的情况下，未来的大国将如何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傅莹：我们必须拆除不信任的高墙。否则，遇事总是以自己的感受或价值观划线，只会带来麻烦。中国始终是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无论是派遣维和部队、在索马里海域护航，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你都会发现这一点。

明镜：被看作新兴经济超级大国的感觉如何？

傅莹：你过奖了。

明镜：这是否也让你们感到压力？

傅莹：谈不上。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你在中国身上不会看到美国，也不会看到前苏联。你会看到一个人口众多、有文化底蕴的大国，一个更满足、更幸福，有自己的目标和对世界友好的国家。别担心中国，没有必要。

明镜：傅莹女士，谢谢你接受采访。

02 请CNN记者多看网上大家关心的问题

上午11点，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新任大会发言人傅莹就人大会议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当发布会接近尾声时，傅莹将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给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

傅莹：举手的人很多，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问，因为我们好久没见了，希望你的问题客气一点。

CNN：我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在过去30年中，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似乎有一些滞后，中国的民众和领导层似乎都认为中国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我想问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全国人大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在使一些透明、问责等做法制度化方面，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迅速变化的国家？

傅莹：谢谢。这也是最近议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吉米你一定注意到在中国上上下下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对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有着广泛的共识，有这样一个政治共识。我走过很多国家，也比较注意观察其他国家的情况，像中国这样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推进改革，确实是很少见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法宝，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成绩。

你肯定还记得刚来中国的时候，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短缺经济，还用粮票，吃饭曾经困扰了我们这个国家多少代人。但是现在我们超越了这个层面。这次召开大会，你可以看一下网上大家关心的问题，代表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面的追求、需求。比如希望有更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希望老人、病人有更好的照顾，希望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希望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另外很重要的是希望政府更加高效、更加廉洁。

从这样一个社会聚焦点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个改革是全面的，是系统性的，你很难区分哪一项改革一定是哪一种性质。实践证明，我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我们的路是走得对的，是有成就的，但是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面临的困难也是非常严峻的。大家谈起这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担当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一点相信我们是有数的。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改革、靠开放。刚刚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且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革的思路。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简单介绍一下。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当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论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你关心的问责方面的重点。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就不再细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谈一下关于国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一直是保持关注度的，也经常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与国外的朋友有很多探讨和讨论，我的感觉，至少在部分人心里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尽管冷战结束已经这么久了，多多少少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一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别人的模式，否则中国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说法不公平也不准确。

我与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面对这样的问题，马上就有这样的训导，说你们应该用别人的模式。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也是为什么相当长时间，外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看不透、看不懂，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误区。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仅供你参考。

总的来讲，我想说的是，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谢谢！

03 答日媒：面对挑衅中国人希望更强硬

[日本共同社记者] 谢谢主持人、发言人。我想问一下有关海洋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描绘建设海洋强国的蓝图，怎样缓和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摩擦，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谢谢！

[傅莹] 谢谢！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已经有了明确的阐述。中国首先是一个陆地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所以，中国要进一步地对外开放、进一步地融入世界，加强海洋建设是必须的。但是中国的海洋建设要走的路径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尤其是要注重与周边国家海上的合作。在这方面，我过去也曾经参与过相关的工作，比如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合作就有不少进展。

你提到中国的对外姿态是不是会更加咄咄逼人？关于这个说法，最近一段时间也听到不少，我有一些来自美国、欧洲的朋友，来了之后都会与我探讨这个问题，说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你们那样做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有点表现得咄咄逼人呢？这可能不光是日本方面的看法，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关切，媒体这样的报道也是有的。

像中国这样一个过去积贫积弱的国家，现在发展强大起来了，慢慢地在国际事务当中，实际上中国可以说是进入世界的中心舞台了，我们已经走到世界比较居中的位置了。当然世界中心舞台上可能过去传统的大国很多，但是中国是一个新来者，肯定会引起关注，大家肯定要评头论足，肯定会关心你的一言一行，想要了解你，想知道中国来了以后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做什么？会不会来了以后与大家都不好相处，还是能够融入地区和世界。

而中国有很多与以往传统大国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人口多，发展速度快，而且还在进一步地继续快速发展。所以别人不一定完全理解和了解我们，而且可能会有一些人，会从过去500年国强必霸的国际关系传统出发，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来预判我们的未来，也会去寻找一些现象来印证自己的预判，这样的现象是有的。我觉得会有这种情况，不以为怪。

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其实你在中国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差距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实际情况，我们要看到这个情况的存在。

首先从政策上来讲，我前面也提到了，中国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维护地区的和平、世界的和平，这个基本的原则立场三十年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领土争议问题上面对一些困难的情况下，有的国家采取挑衅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果断地应对、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向这个地区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要维护地区和平，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秩序。亚太地区要在世界上维护和平，国与国之间要有信誉，要信守彼此之间的承诺，要信守达成的共识，否则就乱了。

你刚刚提到如何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的分歧原因比较清楚，讲得比较多了，我就不再重复了，中国希望通过对话、磋商，通过商谈去解决分歧和矛盾的。中国人经常讲“一个巴掌拍不响”，要双方都有这样的意愿，如果对方选择的是强硬的举措，选择的是背弃共识的做法，那么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我希望人大代表之间谈这个问题时，希望共同社的记者可以带给日本政治层面的人，带给日本的有识之士。我们想知道日本的人民、日本的领导人，了解不了解中国人民的想法，了解不了解钓鱼岛的历史事实，他们能不能客观地面对？

实际上钓鱼岛的基本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一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从当时中国的清政府手中窃取了钓鱼岛，这个历史事实是清楚的，日本政府的文件、档案和日本学者的书里，对这个都有记载。我真的希望能够把这些情况如实地让日本的人民听到。

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都要归还中国，这个历史事实也是清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钓鱼岛的时候，总要讲要尊重“二战”之后的胜利成果。

三是，去年日本政府采取购岛行为，它违背了两国建交时达成的共识，因为这个共识不存在了，中国的克制也没有基础了，所以中国的海监船到钓鱼岛海域巡航是必然的。

我希望今天通过你的报道能够如实地向日本社会传递这个信息。从人大代表的角度，我们非常希望日本社会和方方面面能够倾听中国人民的声音，能够客观地看待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这样两国就能够找到对话的基础。谢谢。

04 中国国防弱就和平了吗？

——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反问美国记者

2014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大会发言人傅莹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军费不断地增长，这看起来并不是十分的和平，而且中国的邻国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海和东海等区域的军事存在不断地扩大，感到十分地担心。您认为，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是否有理由为中国军费的不断增长而感到担忧？中国的军费增长是否是为了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大会发言人傅莹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图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提问。

傅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这些年被证明是成功的，也是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你说到中国的军费和国防力量增长了，那么中国就是不和平了。这样的声音确实在国际上听到过这样的疑问，但是中国人可能要问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我们就是不和平发展了？那么如果我们国家发展强大，我们繁荣昌盛，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弱的国防力量，我们就和平了？我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看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是看它的政策方向。中国宪法对我们的国防力量有明确的界定，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生产，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国防力量是防御性的。

傅莹：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在政策上，从来不会拿一个邻国或者是拿一个国家当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上认为，我们认为和平是需要实力来维持和维护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防力量的保卫，我们的人民是难以安居乐业的，所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国防力量也会逐渐地实现现代化，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在中国国防力量现代化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的。

05 中国愿维护亚洲和平安宁

——2014年6月3日香格里拉对话后接受《联合早报》书面专访

问：您在会前的一场电视辩论会上，主张亚洲国家间增进互信，消除信任赤字，能否对此提一些建议？

答：亚洲是充满活力、快速发展的地区，冷战后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这里也是多样性突出、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地区。我们只有保持沟通，不断增信释疑，才能维护好安全环境，延续合作和增长的势头。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来到新加坡参加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希望传递中国信息，多听取各方观点。

中国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在亚信峰会上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为落实这一理念，应继续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应加强大国良性互动，抛弃冷战思维，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和关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21世纪的安全必须是共同的，照顾到和包容各方安全关切，不可能只考虑少数国家安全需求，只关心盟友之间的绝对安全，搞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而无视甚至损害地区国家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信任基础，影响地区稳定。应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地区安全合作包容性的架构，发挥好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作用，以“东盟方式”，也就是努力寻求共识的方式，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机制提升加强能力建设，在增进互信、促进安全合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问：外界有批评称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中国似乎成了本地区安全的问题。请问中国如何看待这一批评？

答：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中国一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或挑衅，主张并始终致力于同有关国家通过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议。但近年中国面临一些国家单方面挑衅在先，有的国家不仅制造新的事端，而且采用有可能危及安全的危险举动。面对挑衅，中方必须有效和有力回应，以保护自身利益，同时也要采取措施防止局势失控，维护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维护地区稳定与秩序。

中方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沟通，如何更好和更及时地让外界了解中国的思想和观点。在香格里拉会议上最常听到的观点就是：“中国如此强大，将如何改变地区和世界？”显然中国在外界眼中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大国，外界会更加关注和挑剔，尤其考虑到对中国国情的缺乏了解和冷战思维的存在，误解和误读往往遮蔽了真相。中国可能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传递中国的声音，缩小形象被人塑造的空间。

问：中国支持按国际法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吗？

答：南海问题的核心是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争议和海洋权益主张重叠问题。中方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基础上，通过直接谈判和友好协商来加以解决。这是中国的基本立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第一个非大国主导的，由160多个国家参与，经过10年艰苦和耐心谈判达成的重要国际法律文书，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公约的谈判和制订，并于1996年由全国人大批准。虽然这个法并不完美，很多条款也失之笼统，但其贯穿始终的和平利用海洋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当然，《公约》不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其序言部分就开宗明义讲清楚了，更不可能单方面划定专属经济区，然后以此为依据声索海域中的岛屿。

《公约》不是国际法的全部。《联合国宪章》、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习惯法等都是国际法的重要构成，地区国家达成的包括《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内的双多边协议和共识，也是本地区海上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不溯及既往、禁止反言、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等国际法重要原则以及谈判协商处理争议的政治共识应予遵守。

中方将继续努力与相关国家保持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开展海上合作，为解决争议、管控分歧营造良好氛围，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在《宣言》框架下商谈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的稳定与安宁。

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并表示要在区域安全方面扮演更加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角色，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经过包装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重点不是和平而是积极，是要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日本近代对亚洲邻国的巨大伤害，而且战后日本没有真诚悔罪，现日本领导人更是竭力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他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并要求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难免使人们对其动机、目的和结果产生很大的疑问。日本领导人是否会像近代日本那样，以各种借口把日本再次带向一条错误的道路？

亚洲需要的是和平与安宁，是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不赞成渲染和扩大分歧、制造对立，不应该让亚洲再度陷入争斗甚至割裂。我们必须高度警觉，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06 中国与1914

——外国人不懂中国学者为何总充满悲情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岁月里，中国充满动荡和变革。被迫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累计赔款大约1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多年的财政支出，濒临破产。大清王朝的僵化和腐败使之病入膏肓，风雨飘摇。

中国社会充满愤懑，也满怀渴望，对于中国，正像对于欧洲，后来发生的事件将塑造一个新的现代。许多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奔走于国内国外，寻找救国的思想。反对腐朽王朝的口诛笔伐和武力讨伐也已风起云涌。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把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然而，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甚至无法解决政府最基本的财政需求。而西方列强在中国只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不关心中国的福祉，对革命党人的成败毫无兴趣。孙中山就职不到一个半月，就不得不把总统之位让给了有枪、有钱又得到列强支持的袁世凯，由他完成迫使末代皇帝溥仪彻底退位的使命。

100年前的8月，当一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时，中国正陷于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走向共和的痛苦转型之际。拿到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真正想要的是自己登基做皇帝，但他的称帝之举因遭到举国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时代潮流已不可逆转。

而此刻欧洲战事正酣，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面临日本反对的压力，当局在国内外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摇摆，直到1917年才放弃中立，前后派出14万多中国劳工奔赴英法，许多人未能生还。但他们的付出得到的关注甚少并且很快被遗忘，直到百年后的今年在英国才终于被重新评价，有人在积极推动在伦敦为他们竖立纪念碑。

1918年底盟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民众对被德国占为殖民地的沿海省份山东——也即是孔子故乡的回归充满期待，山东和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1919年初中国派出五位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据理陈情，然而列强却充耳不闻，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在甲午战争之后割占了中国的台湾省，钓鱼岛也是当时被窃走。

记得今年5月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一位美国的军事高官问我，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是那么充满悲情？显然许多美国人读不懂中国，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对中国被殖民和被压迫的痛苦经历缺乏认识。

巴黎传来的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被压抑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9年5月4日，始于北京大学等十多所学校的示威游行席卷成为全国性的罢学、罢工、罢市浪潮。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的革命开启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爱国运动，也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彻底破灭。志士仁人开始重新思考，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们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植根于中国、植根于人民。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发行，它最初关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许多中国的优秀青年一样，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帮助被压迫者为主旨的理论——的先行者，他们代表着已经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的诉求，作为新兴革命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1921年7月，来自全国的12名代表聚集在上海，后来转到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共产党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历了各种磨难和曲折，但她始终沿着既定道路不断发展壮大。她的成功在于始终立足于中国，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在之后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寇之残暴、国民政府之软弱让更多的中国人觉醒，更多的青年人投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数量和力量在领导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历程中与日俱增。

201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八千多万党员，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中国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了，但是有一点始终不变，就是一个政党的立身之本在于有效履职，领导人民实现他们的追求和愿望。2014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3亿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正是国家和人民前

第五篇：3.4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 傅莹答记者问

2014年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 傅莹答记者问

傅 莹 反 问 美 国 记 者：中 国 国 防 弱 就 和平了 吗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军费不断地增长，这看起来并不是十分的和平，而且中国的邻国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海和东海等区域的军事存在不断地扩大，感到十分地担心。您认为，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是否有理由为中国军费的不断增长而感到担忧？中国的军费增长是否是为了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

傅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这些年被证明是成功的，也是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你说到中国的军费和国防力量增长了，那么中国就是不和平了。这样的声音确实在国际上听到过这样的疑问，但是中国人可能要问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我们就是不和平发展了？那么如果我们国家发展强大，我们繁荣昌盛，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弱的国防力量，我们就和平了？我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看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是看它的政策方向。中国宪法对我们的国防力量有明确的界定，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生产，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国防力量是防御性的。

傅莹：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在政策上，从来不会拿一个邻国或者是拿一个国家当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上认为，我们认为和平是需要实力来维持和维护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防力量的保卫，我们的人民是难以安居乐业的，所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国防力量也会逐渐地实现现代化，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在中国国防力量现代化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