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用“四种形态”开展党纪党规专题教育活动的发言稿

第一篇：关于运用“四种形态”开展党纪党规专题教育活动的发言稿

关于运用“四种形态”开展党纪党规专题教

育活动的发言稿

“四种形态”具体内容是指：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第一种形态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出轨的问题。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能有效解决各级领导班子“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提高班子内部监督的自觉，防止问题发生。党委、纪委经常咬耳朵、扯袖子，甚至大喊一声，把监督提醒做扎实，做细致，能够让一些思想意识上有不良打算的同志及时得到提醒教育，防止党员干部的思想“出轨“。第二种形态发挥轻处分的惩戒功能。一些党员干部的行为虽然触犯了纪律红线，但情节轻微，问题不严重，尚未造成不良影响，这时该处分该处理就绝不能心慈手软。运用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手段，让违纪的同志感受到纪律的惩戒作用，增强对党纪的敬畏感，达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效果，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第三种形态体现对党员干部的最后挽救。让违纪情节严重的干部停职反思、悬崖勒马，防止其贻误终生。第四种形态描绘出监督执纪的“理想型”。

“四种形态”充分体现了组织关心爱护干部的意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一贯方针，“四种形态”的提出，凸显了组织关心爱护党员干部的意愿。仔细分析前三种形态，其实是在给党员干部违法犯罪设置三重“带电的高压线”，只有冲破了这三条高压线，党员干部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可以有效阻断违纪进程，并以常态化严管干部的方式，做到“防患于未然”。全面从严治党绝不仅仅是事后式的重典治腐，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贪污腐败问题的“终端处理”。强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要把监督执纪的关口前移，在惩防并举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用最多的办法、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和挽救，使踏上不归路的党员干部成为极极少数，从而在预防腐败上构建立体防治体系。“四种形态”并非放缓反腐节奏 ,而是对腐败更注重从高压严惩到常态严管，在“不能”和“不想”上多下功夫，将腐败现象的“病根“彻底铲除，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尽快扭转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

我们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依规治党、关口前移，把功夫用在平时，从小事从日常抓起。绳之以矩，正纪律管干部。束之以严，用严督管干部。用之以能，凭实绩用干部。察之以精，按岗位配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遵规守纪尽责，时刻不忘党员身份，严守党纪党规，强化责任担当，以问责推动问题解决，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要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增强宗旨意识。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深化落实、实践运用。

第二篇：运用“四种形态” 推动标本兼治

运用“四种形态” 推动标本兼治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5-10-13 16:02 分享

王岐山同志关于运用好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四种监督执纪形态的重要论述，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我们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理解认识“四种形态”的重要意义，坚决贯彻落实好。

深刻认识“四种形态”的重要意义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与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相统一。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思想的细化延展，既契合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又具有现实操作性，为挺纪在前提供了制度载体和机制保障。实践证明，干部从“好同志”堕落成“阶下囚”，中间有一个逐渐蜕变、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四种形态”就是要管住这个“中间地带”，布下监督执纪的“天罗地网”，在挖掉“烂树”的同时，注意整个“森林”的健康；在瞄准少数“老虎”、“苍蝇”的同时，严格以纪律约束党员干部。通过“四种形态”，让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成为不可触碰的底线。

推动严惩腐败与正本清源相统一。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既不是要减弱惩腐力度，也不是要“抓小放大”，而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高压惩腐不手软，一手抓正本清源不懈怠，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治本之策。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是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也刻画出党员干部接受监督、自警自律的“四道防线”。“四种形态”深化了对违纪违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把握了党员干部从“破纪”到“违法”的演变路径，设立层层防线，把反腐败工作深入到了“破纪”之初。这体现了标本兼治，也体现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延伸和拓展。

推动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相统一。惩前才能毖后，治病方能救人。对犯错误的干部高抬贵手、放过一马，看似爱护，实为纵杀。严管厚爱是最真诚的爱护，动辄则咎是最有效的挽救。“四种形态”科学区分了党员干部违纪犯错的不同情形和程度，既不纵容小节，也不放过大错；既不养痈遗患，也不一棍子打死，是对症下药、治病救人的四剂良方。要通过“四种形态”，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推动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相统一。落实“四种形态”，党委纪委是责任主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立案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在党中央和同级党委、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对违纪违法干部的审查都是经中央和同级党委批准进行的，历来如此。各级党委要切实落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的基本内涵

批评教育意在“勤浇树”，重在形成常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法宝，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党组织、党员个人对党内同志，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缺点错误及时指出、深入剖析，在原则问题上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祸患生于幽微，防范当于未然。当党员干部出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如果有人及时“拉拉袖”、提个醒，就有可能将这些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在问题比较严重时，如果有人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有可能起到猛然警醒、悬崖勒马的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坚持领导带头，创造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和良好的党内环境，形成有利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浓厚氛围。

组织处理意在“正歪树”，重在宽严相济。组织处理是指对一些违反或涉嫌违反纪律的对象，在给予纪律处分的同时，配之以组织措施或单独采取组织措施的一种案件处理手段，其类型主要包括诫勉、调离现工作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使用、劝退除名等。组织处理作为一种与纪律处分优势互补的执纪手段，要做到综合权衡、宽严相济。对有违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可采取组织处理方式；认为仅给予处分还不足以发挥惩戒作用的，可建议对被审查人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对按照规定可给予党纪上严重警告以下处分、具有减轻处分情节的，如认为采取组织处理方式已达到惩戒目的的，可不再给予纪律处分。需要强调的是，组织处理不能替代纪律处分，对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仍须给予相应的处分。

纪律处分意在“治病树”，重在违纪必究。纪律处分是指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对象，按照规定的程序所给予的一种党纪政纪处分。纪律处分必须实行“零容忍”，违纪必究。严明党的纪律，不在于每个违纪分子都重罚，而在于没有漏网，对所有违纪违规行为形成威慑，使人们破除侥幸心理。追究了10%，遗漏了90%，只能让违纪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在执纪策略把握上，要坚持快查快结，缩短审查周期，涉嫌违法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让所有违纪行为都进入纪律审查视野，这是最根本的预防，也是最有力的惩处。

立案审查意在“拔烂树”，重在形成遏制。在监督执纪中，虽然对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极少数，但却是纪律审查中违纪与维纪之间矛盾和斗争表现最尖锐、最激烈的领域。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党要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追究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和决定及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监督执纪要运用好“四种形态”

纪律检查机关是管纪律的，而不是管法律的。纪委的职责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用党章党规党纪去对照党员干部的行为，依纪依规监督执纪问责。当前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挺纪在前、“三转”往下沉，将工作理念和思路从“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对破坏纪律的行为零容忍。纪律审查要冲着纪律去，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违纪行为，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等各个环节，都要以纪律为尺子。监督执纪方式要多元化、经常化，对反映领导干部的一般问题线索，要区分性质类别和轻重缓急，既要对确有的问题运用立案审查、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处置方式，又要善于通过警示谈话、纪律诫勉、函询了解等手段，把踩到纪律底线的党员拉回正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王希鹏）

第三篇：运用“四种形态”,做到“四个突出”

运用“四种形态” 做到“四个突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是在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纪委履职理念的准确阐述。为贯彻落实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要求，指明了执纪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在纪律审查工作中，执纪审理工作“看似尾巴、实则龙头”，在用党章党规党纪这把纪律的尺子衡量违纪行为时，既要不偏不倚，又要不遗不漏，更要突出执纪特色和党内审查特点，充分体现出纪律检查的政治性。对此，各级纪委要自觉运用“四种形态”，从突出执纪要求、执纪特色、执纪效率、执纪效果等四个方面，不断创新完善执纪审理方法，改进监督执纪问责方式，促进纪律审查工作与时俱进。

1.突出执纪要求，拓展执纪审理的视野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抓早抓小的一贯执纪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认真审核把关案件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执纪审理视野，加强对纪律审查过程中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的监督制约，切实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一方面，开展对被审查对象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的倒查，防止初核定位不准。注重加强对个案初核阶段线索核查处置情况的审核力度，并在审理报告中进行说明。对未予核查或调查的重要违纪线索譬如串供堵口、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线索提出进一步查证的建议，引导初核从“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从以往重点初核涉嫌受贿、贪污等经济类违纪违法线索，转到同等重视核查“六大纪律”类问题线索，尤其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另一方面，开展对涉及其他党员干部问题线索核实情况的倒查。对被审查对象交代的涉及其他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包括行贿、送礼金、共同受贿、违规办理相关事项、“一案双查”等问题线索，不能因为涉及党员干部众多或被审查对象查实的问题已足以给予“双开”处分等因素，而对此类关系到当地政治生态的问题置之不理。这不符合“惩是为治”、辩证把握“树木”与“森林”关系的审查导向。

2.突出执纪特色，聚焦执纪审理的重点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前三种都是违纪形态，只有极少数才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形态。这说明当前我们的重点是“盯违纪”、“审违纪”，需要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提升审理违纪问题的能力。为此，各级纪委要转变观念，强化审理的纪律思维，聚焦执纪审理的重点，深入研究探索用党章党规党纪全面衡量党员干部违纪行为。

一方面，“纪在法前”，用纪律的尺子全面衡量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将违反“六大纪律”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审查重点。将“从旧兼从轻”的条例适用原则，具体到执纪审理工作中去，以新条例更严的构成要件来审核认定违纪行为;对于发生在过去的“对抗组织调查”、“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据实述明，彰显纪律要求。对于定性有争议的违纪且涉嫌犯罪问题，在已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事实的基础上，不纠缠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先用更严的纪律尺子来评判，无论司法机关最终是否认定犯罪，以更严的纪律作为尺度标准的评价都是在践行纪在法前要求。

另一方面，“纪法各表”，用纪律的语言立体揭示党员干部的违纪特性。在审理报告的违纪事实部分，将违纪行为按“六大纪律”进行分类和表述、排序，同时严格把纪律问题和涉法问题分开表述，纪律问题在前，直观体现“破法必先破纪”的蜕变轨迹；改变查找违纪行为的思维方式，从违法犯罪行为的各个细节入手，将过程和手段中的违纪违规行为挖掘出来，譬如受贿行为中若存在卖官鬻爵、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的问题，一并描述和揭示该违纪特征；在审理报告的结论部分对违纪人员进行综合评价，用纪律语言为其“画像”，揭示违纪生成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始终传递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审查理念。

3.突出执纪效率，创新涉刑审查的方式

“四种形态”提出后，社会上有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以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党纪要严、国法更要守。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绝不是对反腐败“高压态势”的“放松”和“退缩”等，更不是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各级纪委要辩证、联系和发展地理解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内在关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同时，始终对贪腐问题“零容忍”，以快查快结快移送，提高执纪效率。

一方面，对“严重违纪涉嫌违法”形态的立案审查，在有限时间内，注重充分发挥党内审查优势，充分运用理想信念、政策水平、事实证据等，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感化对方，促使其彻底讲清问题，以达到教育挽救目的。要着重对被审查人的违纪违法特点进行分析，与其职务职权、性格特征、交往范围进行比对，重点描述违纪违法问题的形成过程，以便全面掌握违纪违法问题的生成特点和规律，以此反映纪律审查的整体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另一方面，教育挽救到位、交代问题彻底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查深查透”、取证到位，党内审查把主要违纪问题查清后，将被审查对象涉嫌犯罪问题和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过去在涉刑审查中，往往对涉嫌犯罪问题具体性质以及证据是否收集到位、能否达到司法认定的标准，进行认真审核和反复论证，实际上成了司法程序的“批捕起诉”。现在新《条例》将关于违法涉嫌犯罪的相关内容删除，只作衔接规定，说明党内审查阶段没有必要越俎代庖对违法犯罪问题进行具体性质确认。为此，在涉刑审查报告中严格区分出涉嫌犯罪问题和线索后，只审核是否涉嫌犯罪、达到移送要求即可，“盯违法”并不“定违法”，从而快查快结、快进快出。.突出执纪效果，丰富问责的处理形式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系统全面地对党员干部不同程度违纪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处理原则，对处理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提出了新要求。中央纪委对部分违纪者给予“断崖式”处理后，社会效果好、警示作用大。为此，各级纪委要切实把握宽严相济的处理原则，针对被审查对象的不同违纪性质、违纪情节，区分情形、区别对待，综合采取更妥当的处理形式，努力实现良好的政治、社会和纪律效果。

其一，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党纪处分上释放执纪必严的信号。在案件处理上，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个案情节、体现个案特点，综合考虑违纪金额、违纪性质、违纪责任、违纪时间等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特别是对于不收手、不收敛，继续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从重或加重处理，体现“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处理导向，与正风肃纪要求保持同频共振。

其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适应抓早抓小的问责导向。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求抓细、抓实，突出抓问责，单一的党纪处分已不能适应这一形势需要。为此，在准确适用党纪处分同时，要强化所在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意识，用足用好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调离、降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处理建议权，做到优势互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稳妥处理，适应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问责导向，寻求最佳处理效果。

其三，综合把握处理时机，放大纪律审查效果。在对党员干部的处理上，兼顾及时性和稳妥性。能及时尽快处理的，要及时尽快处理；涉嫌犯罪的，一般在移送司法机关之前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特殊情况下在司法机关提起公诉或一审判决之前进行处理。在作出处理后，第一时间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点名道姓、实名通报，下发违纪党员忏悔材料，不断放大纪律审查效果。

第四篇：如何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如何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9月下旬，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期间着重强调：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四种形态”的新提法，既接续了十八大以来监督执纪“抓早抓小”的方法论，又紧跟正风反腐当前形势，在执纪具体“攻略”上作出战术规划，彰显了高明的政治技艺。如何从思想认识、行动举措上将“四种形态”运用至炉火纯青，为全面从严治党供给核心动力，这将是纪检监察机关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主打方向。

一、“四种形态”显明科学执纪的要义，提升党内治理现代化水平

“四种形态”，其本质是从操作层面织密执纪监督的笼子，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操作手册，主要目的是对破纪与违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综合辩证诊疗。具体而言：第一种形态解决的是党员干部破纪之初的思想意识问题。党内关系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开展，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就能改变庸俗、“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式的党内关系，使党员干部未触线先警醒，把坏思想、坏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使小毛小病在事前就能得到监测并医治，护佑整片“森林”繁茂茁壮。第二种形态最为重要。当一些干部行为已然破纪，尚未铸成大错之时，这时该处分该处理就绝不要手软。如此，一方面能使轻违纪党员干部及时知止收手，切断由“好同志”陡跌至“阶下囚”的通道，起到惩戒警示作用；另一方面，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正表明党委、纪委正积极有效履行“两个责任”，让纪律通电并得到严格执行，没有使之处于“睡美人”状态。严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的“第三形态”，体现了组织对干部的“最后挽救”，用类似“资格刑”的重处罚方式，让违纪情节严重的干部停职反思、悬崖勒马，防止其贻误终生。第四种形态的使用强调是“极极少数”，描绘出监督执纪的“理想型”，如果前三种形态得到最佳落实，那么第四种形态的运用一定是极极少数。

总之，“四种形态”深刻切中了违纪现象的共性规律，从违纪“起意”、违纪行为露头等各个节点，设置稳固的防火墙；同时予以分类诊疗、分层治理，为“纪律治本”构造基础，全面提升了党内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科学化、现代化。

二、“四种形态”侧重惩防一体，凸显“爱护干部”的本意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一贯方针，多年来在管理干部上我们也一直有“严管就是厚爱”的认识，但往往缺乏具体的标准，对“严”没有一套精细化的落实流程，日常化提醒教育监督干部上力度薄弱。“四种形态”的提出，凸显了组织保护干部的“初心本意”。仔细分析前三种形态，其实是在给党员干部违法犯罪设置三重“带电的高压线”，只有冲破了这三道障碍，党员干部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可以有效阻断违纪进程，并以常态化严管干部的方式，做到“防病于未萌、治病于初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全面从严治党绝不仅仅是事后式的重典治腐，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贪污腐败问题的“末端打击”。强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要把监督执纪的关口前移，在惩防并举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用最多的办法、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和挽救，使踏上不归路、最终身陷囹圄的党员干部成为极极少数，从而在预防腐败上构建立体防治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四种形态”真正体现与落实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三、“四种形态”的提出绝不意味着要放缓反腐节奏

有论者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反腐败工作将要“转段”、进入“淡季”，中央要放缓反腐节奏。这些思想认识是极其错误与荒谬的。思想观念如果没有实践实证作为支撑，没有放宽“历史视野”，就是一种“虚假意识”。反腐放缓这种“虚假意识”，一是对我们党反腐败的认识欠缺“历史”纵深，没有看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决心坚定、意志顽强，将其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一以贯之地强调反腐败是输不起的斗争、永远在路上的战斗，重点强调要“不设指标、上不封顶”。最近总书记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再次重申：“我说过，反腐没有休止符。”反腐败不是一场战役、一次运动，它直接关涉党的人心向背，是基于公权私用、人性贪欲这一“生物学”特征所采取的永恒战斗。只要丑陋的腐败存在一天，党就会坚定不移反对一天。二是“四种形态”的提出其实就是要从“治本”层面反腐败。“四种形态”强调执行纪律要更为精细严格，通过层层设卡，让8700万党员筑牢纪律底线意识，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应对腐败更注重从高压严惩到常态严管，在“不能”和“不想”上做足文章，将腐败行为表象和思想根源“一网打尽”，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而助力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帮助我们从“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快步走出。（十堰市张湾区纪委

田富莲

张磊）

第五篇：“四种形态”的理解、运用和总结

“四种形态”的理解、运用和总结

关于“四种形态”如何理解，小编这就告诉您，一起来看看吧!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pincai网。篇一：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具有什么样的含义?是不是提出“四种形态”后，纪委就不怎么查大案了?如何在实践中落实“四种形态”?……11月11日，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反腐三人谈》栏目，和主持人杨禹一起，就如何理解和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行了深入探讨。

理解“四种形态”，要结合历史的回放和思考，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从标本兼治的角度领悟

嘉宾认为，“四种形态”，与深化“三转”、聚焦主业、党纪严于国法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提出的。学习领会“四种形态”，必须坚持学思践悟、融会贯通，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首先，要有历史的回放和思考。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纪律就是我们党的生命，必须始终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

其次，要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深化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顺利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而要真正管全党、治全党，必须把“从严”的要求落在实处。

第三，要从标本兼治的角度进行领悟。破“法”无不是从破“纪”开始，先存在违纪苗头，最后量变引起质变，演变为大肆违法犯罪。“四种形态”，就是通过层层设置防线，一级一级进行阻挡，而且处理措施越来越严厉。

嘉宾表示，提出“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回归党章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回归纪委的本职，回归我们党一贯的基本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菩萨心肠，是“治未病”的战略举措

嘉宾认为，惩处腐败，对腐败干部来讲是一大损失，对我们党来说是更大的损失。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更多时候需要菩萨心肠。“四种形态”更多的就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是“治未病”的战略举措。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经中央纪委审查并报中央批准，因严重违纪并涉嫌违法犯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的中管干部共79人。从审查结果看，他们在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涉嫌犯罪的同时，也普遍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等严重违纪问题。

嘉宾表示，清除病灶难，但更难的是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四种形态”解决的是慎“初”慎“小”问题，是通过促进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使党员干部不会犯小错，即使犯小错也不会向大错发展。“四种形态”的提出，绝不是要在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而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严要求 “四种形态”提出后，社会上有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嘉宾认为，这实际是一种误读。

他们表示，提出“四种形态”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用纪律的尺子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真正做到全方位、全覆盖，使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在其中。绝不是要在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将来只怕成为一些问题官员被轻处理的借口。

嘉宾表示，“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进行划分的，是纪委履职的重要遵循。一般来讲，只要依托前两种形态做好监督执纪工作，所在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就会大大改善，后两种形态所对应的治病树和拔烂树必然会成为少数和极极少数。可谓是环环相扣、科学有效，这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各级纪委要进一步深化“三转”，切实将职能定位转到抓纪律上来，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到最前沿

嘉宾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是一种战略决策和部署，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他们表示，贯彻落实的前提和基础，是各级纪委要进一步深化“三转”，切实将职能定位转到抓纪律上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纪律挺到最前沿，正确运用“四种形态”。

对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工作理念，紧紧扭住纪律不放。其次，要解决责任担当问题。各级纪委必须紧紧跟上中央的要求，坚决维护党章、执行纪律，对违纪行为一定要敢于“亮剑”。同时，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善于开展谈话，善于开展批评教育，善于做思想工作。

至于方法措施，嘉宾表示，就是在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各个环节，都以纪律为尺子进行衡量，推动纪律审查工作按照“四种形态”要求进行转型。

线索处置环节，要对线索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做到全覆盖，优先处置涉及“三类人”的问题线索

嘉宾表示，线索处置是纪律审查的源头和基础，要采取有效方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要紧紧围绕“六大纪律”和“四种形态”，按照动态清理、分类规范、突出重点、处置得当的原则，对线索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做到全覆盖。

其次，要科学处置线索，加强分析研判，优先处置涉及“三类人”的问题线索，紧紧盯住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第三，强化对线索处置的监督，加大对谈话函询的再核查力度，严格审核了结的线索。

纪律审查环节，要守住依“纪”这个定位，围绕“四种形态”开展工作

在纪律审查环节，嘉宾认为，要守住依“纪”这个定位，围绕“四种形态”开展工作。

一是抓住审查重点。将违反“六大纪律”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审查重点，将“三类人”作为主要对象。

二是改变审查方式。正确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确保纪律审查工作对着纪律去，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坚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实现监督执纪问责经常化。

三是提高审查效率。坚持快查快结，防止调查取证工作贪大求全。

四是把握处理方式。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恰当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轻处分、重处分、组织调整等方式处理各类违纪行为。

执纪审理环节，要按照纪在法前的要求，由以往重点审理涉嫌犯罪问题，转变为聚焦审理违纪问题，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违纪行为

在执纪审理环节，嘉宾表示，要改变对被审查人涉嫌犯罪问题的审理投入过多力量，实际上成了司法机关的“预审室”的做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改进审理方式。按照纪在法前的要求，由以往重点审理涉嫌犯罪问题，转变为聚焦审理违纪问题，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违纪行为。要适应以审理违纪案件为主的新形势，探索党纪轻处分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工作机制。

二是改进审理文书。在审理报告等文书中，需要将违纪行为按“六大纪律”进行分类和表述，将违纪问题与涉嫌犯罪问题分开表述。

三是加强案例指导。配合新修订的《准则》《条例》的颁布施行，以案例的形式加强业务指导，重点对违纪行为的证据标准、性质认定、条规适用和纪法衔接等问题进行规范。篇二： “四种形态”针对全体党员而非少数领导干部

【案例】 “小安，你下班不忙的话，跟我在公园转一下，有点事聊一下，好不好?一会儿见……”这通听起来像邀约朋友般的电话，其实是湖北孝感市云梦县纪委副书记徐奇满准备和单位机关干部安某进行谈心提醒。据反映，安某近期要为其子筹办10岁生日宴，邀请了不少同事参加。公园散心时，徐奇满提醒安某，生日宴邀请对象要慎重，谨防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安某及时打消了邀请同事参加生日宴的念头。作为全国14个“谈心提醒教育联系点”之一，去年至今，孝感市纪委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6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谈心提醒，防止苗头变恶果，防止小事铸大错。问卷调查显示，92%的人认为从中受到了警示，并对这样的提醒表示感谢。“四种形态”的提出，重申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纪委监督执纪的对象范围是8700多万全体党员，而非仅仅局限于少数领导干部。任何一名党员只要有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不论是何职务，都应受到纪委监督。

一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纪委过去存在“养案子”的情况，即纪委在接到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后，如问题不太严重，反映的涉案金额数量不大，够不上移交司法机关的，往往会被搁置一边。一些苗头性、萌芽性的问题在第一时间被反映到纪委却无人问津，不仅使纪委的公信力和办事效率受到质疑，也让被举报人有恃无恐，认为被举报也没事，导致其在违纪乃至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失去了被及时挽救的机会。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的案例被一位省纪委领导在处置问题线索谈话时多次提及，对谈话对象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徐国健在任江苏盐城市委书记时，纪委接到他曾收过某县委书记10万元礼金的举报。但当纪委同志找其谈话时，徐却矢口否认。由于举报人推翻口供、证据不足等原因，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几年后，徐国健因受贿640万元落马，再次见到当初找其谈话的纪委同志时，他痛哭流涕，称当初受贿10万元确有其事，如果那时候承认了、悔改了，就当不上这个省委组织部长了，也不可能变本加厉、继续受贿，坠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了反映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大起底，有线索必处置，通过对5种线索处置方式的改革，有些省份已经实现了线索“零暂存”，大量积压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尘封线索得到了及时清理。“有些人以为提出‘四种形态’之后，纪委的工作量变轻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的工作量反而成倍地增加了。”一位纪委同志介绍，过去纪委的工作量主要集中在后三种形态特别是第四种形态，对第一种形态运用得很少;而现在，凡信必办，只要有问题线索都要处置，大量的问题要通过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解决，因此纪委谈话函询的工作量显著上升，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实践“四种形态”是为治病救人而非整人处理人

【案例】

山西某市委常委李丽娟(化名)因被人举报家中存有大量现金、长期在下属单位报销单据、干涉下属单位招投标并获取巨额利益而被省纪委领导线索处置谈话。谈话中，李丽娟如实向组织说清楚了被举报的相关情况，主动向省廉政账户上交了逢年过节收受的礼金，主动在“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作检讨。“2015年，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这组数字源于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这是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创新执纪方式，探索实践“四种形态”的具体工作，同时也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惩处这些党员干部，不是为了惩处而惩处，而是为了治病救人。“惩”是为了“治”，这其实也正是“惩治”一词本身蕴含的深刻内涵。“有关领导曾经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名领导干部落马，起码要影响3个家庭：自己的家庭、自己父母的家庭和自己配偶的家庭。查处一名领导干部，不仅对他的家庭是巨大灾难，对培养其多年的党组织来说也是重大损失。”山西省纪委副书记郝权说，“我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醒广大纪检干部，纪委不是党内公检法，纪委查谁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要问题没有严重到涉嫌违法犯罪的地步，我们在党内都要把调查对象当成党内同志看，要以挽救为主，提醒帮助其及时悔改。” 一名被线索处置谈话的某省厅长先后被该省纪委领导谈话5次才如实交代问题。他告诉记者，第五次谈话时，他突然意识到，组织上已给了他太多的机会，如果不是“治病救人”，纪委领导根本没必要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地和自己谈话到深夜，用一个又一个身边的实例教育、感化自己。最终，他放下了心理包袱，坦承自己曾收受某事业单位礼金的情况，写出了深刻检查并主动退还了礼金，组织上作出了结处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领导干部，在被举报与某女干部存在作风问题、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后，组织多次找其谈话了解情况，他却矢口否认，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最终因严重违纪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理。“中央纪委正是要通过这些典型案例向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释放信号，找你谈话不是要整谁、和谁过不去，而是要将这种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改正了就仍然是好同志，执迷不悟者则必将受到惩处。”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评价。执行“第一种形态”，靠纪委也靠党委

【案例】 2015年9月6日，中央纪委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免除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职务的通报，李庆贵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新乡3名厅级领导干部被省纪委立案查处，李庆贵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到位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据介绍，新乡市委原常委、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市公安局原局长孟钢在干部调整中向其行贿，李庆贵既没当面拒收，也未向组织报告，仍在换届中向上级组织推荐了孟钢，只是随后将钱上交廉政账户。另一次，新乡市政府原副市长崔学勇经他推荐得到重用，他虽掌握对其举报的材料，也在崔学勇辩解中听出矛盾，却并未深究。这些干部先后被查处。

李庆贵被处分后，有人认为其并非本人被查出贪腐情况，因“班子成员生病，班长跟着吃药”而为其“抱屈”。李庆贵成为首名因任期内班子成员连续腐败而被追责并公开通报的市委书记，相比一些大案要案，这次处分仅为党内警告，但威慑一点不比大案小。新乡市委一位常委说：“孟钢的腐败问题，当时已是公开秘密，街谈巷议，人人共知，谁也没给他拉拉袖子，反倒成了一种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在这个位置上，而不承担这个责任，就是失职。”另一位市委常委也表示：“好人未必是好官，不愿得罪人，维护一个，失去一片。对照自身，同样要反省。” 一位纪委干部分析，执行“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形态”，不仅靠纪委也更要靠党委特别是“一把手”发力。以李庆贵为例，如果他发现孟钢、崔学勇的问题时能够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乃至当头棒喝，而非明哲保身，这两名干部也就不可能放任自流、继续堕落。“任何一名腐败分子走向腐败深渊都是有迹可循的，为什么在出现苗头性问题时没人拉一把?干部犯错误，组织有责任。这个主体责任就应该向党委‘一把手’追究，而且不能因为其岗位变动而放松，要一追到底，形成震慑，倒逼党委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位纪委干部说。

人们注意到，在山西，省委从压实主体责任的高度，研究提出了省委书记担当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省委常委带头对分管领域省管干部轻微问题线索进行谈话处置、纪委书记严格落实监督责任并抓好组织协调工作等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一年多来，省委书记王儒林带头谈话，省委领导带头一共谈了147人。

高波指出，“党委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对一个单位或地区的示范带头作用非常明显，只有切实落实主体责任，让‘一把手’能够带头拉下脸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让执行‘第一种形态’在本单位本地区成为常态，并逐渐在整个党内形成惯例，才能使得8700多万党员这整片‘森林’拥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从而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实践“四种形态” 执纪更精准

对纪委来说，“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职责定位更聚焦、更深化，要求将纪律挺在前面，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这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无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实践“四种形态”的现实需求，必将引导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加速向纵深推进。实践“四种形态”有助于提升纪委“精准执纪能力” 【案例】 “3700的时候如果没被拉住，等到37000的时候就晚了。虽然受了处分，但正因为这样，才让我幡然醒悟，没有继续错下去。”一次诫勉谈话后，安徽五河县中医院副院长主动交代收受医药公司现金、购物卡3700元的问题。

去年以来，五河县纪委围绕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要求，打破“重大案、轻小错”的定势思维，坚持把抓住“小问题”作为“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切入点，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今年一季度，五河县给予党政纪轻处分22人，占处理总数的81%。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求，从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判断、提出的工作要求出发，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不断深化对职责定位的认识，聚焦中心任务，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调整内设机构、规范纪委书记分工等，可以说，转职能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15年9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把纪律挺在前面是“三转”的又一次深化。纪委要聚焦聚焦再聚焦，围绕“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对于纪委来说，从“三转”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意味着定位更准确、职责更聚焦、工作标准更清晰。“‘四种形态’内容具体、指向清晰，有利于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识别和处置违纪行为的能力，明辨是非曲直，分清轻重缓急，增加监督执纪方式与违纪违规行为的适配度，提高纪委的‘精准执纪’能力。”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供的2015年纪律检查工作“精准执纪”成绩单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5.4万件(次);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90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2人。“对党员干部而言，‘四种形态’如同打造了‘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将党员干部‘脱管率’降至低限，让误入歧路者迷途知返，让贪腐既遂者悬崖勒马，防止小病养大、大病恶变。”高波表示，纪检机关应抠住党章规定的职责，不断深化职能转变，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转变执纪方式，扩大“谈话函询”范围

【案例】

前不久，有群众反映福建某省直单位领导在2012年8月曾到外省公款旅游问题。尽管线索模糊，省纪委还是对其进行函询提醒。前后三次函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