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公民论纲范文

第一篇：生态公民论纲范文

生态公民论纲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1-20 15:59:00 ] 作者：杨通进 编辑：studa0714

摘 要：生态公民理论是20世纪末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态公民理论，继而从生态文明视野的角度阐述了生态公民的四个重要特征：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

关键词：公民身份；生态公民；生态文明；世界主义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

Key words: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起

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和诺曼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话题是社会正义，80年代讨论较多的是社群与社群成员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论的焦点则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国学者斯廷博根也认为，公民、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和问题，如贫困、族群认同、跨国移民、女性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似乎都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视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研究氛围也蔓延到了环境政治、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领域。生态公民问题逐渐成为这些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从生态公民理论角度探讨环境保护问题的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和出版，成为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景观。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发表的“迈向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是较早探讨如何理解生态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该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态公民概念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扩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享有者资格的问题。根据自由主义公民理论的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以及动物。例如，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就认为，动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动物）和人一样，也是生命的主体，是内在价值的拥有者，因而，它们和人一样，也是基本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的拥有者。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未来后代，这是权利扩展运动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但是，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和非人类存在物，超出了正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应用范围，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们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在这方面走多远，这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167

第二种模式是扩展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和资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公民的美德、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忠诚、责任与义务。根据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义的生态公民理论强调扩展责任范围的重要性；它要求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自然的进化。

第三种模式是扩展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身份理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综合，既关注生态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更强调生态公民身份的全球维度。斯廷博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全球生态公民。第一种是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这种生态公民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维度，承认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全球合作与联合国体制对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主张改革现有的国际关系，加强并改善联合国在解决全球事务方面的功能与职能。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就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因而，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具有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第二种类型的生态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说全球改革者关注的是对全球环境的管理与控制，那么，地球公民关注的则是对地球的关怀和关爱。地球公民强调地球作为养育者、作为栖息地、作为生命之根、作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对地球充满感激之情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来，扩展权利主体范围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而扩展责任范围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扩展责任范围的生态公民模式试图在参与的基础上与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是单纯的责任扩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参与为核心的责任观念与强调关怀地球的地球公民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公民理论。[2］173

英国学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与环境》是迄今最为系统地探讨生态公民理论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导论”说明了研究生态公民理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义”，从全球化的非对称性影响出发，分析了“对话型世界主义”和“分配型世界主义”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义的必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种类型”，分析和说明了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后世界主义的公民理论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态公民”，详细阐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义生态公民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章“自由社会的环境可持续性”，探讨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问题。第五章“公民、教育与环境”，从自由主义角度为英国政府把“生态公民教育”纳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程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和说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态公民是后世界主义公民的典范。生态公民理论拥有后世界主义公民理论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强调责任而非权利，而且，这些责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迥然有别。后两者所理解的责任主要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互惠性的责任。其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不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都应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规范，因为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行为（如家庭的消费模式与个人的生活习惯）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则认为，公共的道德规范只适用于公共领域，不适用于私人领域。再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核心构成要素。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只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认为美德对于自由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节制、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等。这些美德与军事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具有明显的阳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领域的美德。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关怀、同情等）既包括公共领域的美德也包括私人领域的美德；这些美德是阴柔性的，与军事活动无关。最后，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则是超越了国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态公民与我们自己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因而生态公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民。作为生态公民，“我们不仅对彼此是陌生的，而且对彼此的生活地点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态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与环境》一书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根据“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来理解生态公民之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内容。生态足印指的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时所消耗的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生态空间既包括我们所消耗的物质产品的数量，也包括需要用来吸收废物的自然空间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平等分配的原则来确定每一个人或共同体可以合法享有的生态空间的总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足够的、与他人同等的生态空间。多布森认为，从全球范围的角度看，生态空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们留下的生态足印也是有差别的，因而，生态公民所负有的生态义务也是有差别的。“只有这样一些人才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生态空间，以致妨碍或损害了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人追求他们的重要目标的能力。”[3］120由于一个人留下的生态足印会影响到其国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来的人们，因而，一个人对其他国家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负有道德义务。多布森指出，生态公民的义务不是对称的。“如果我的生态空间超过了可持续的规模，那么，我的义务就是减少我的生态空间。要求某个在生态空间方面处于赤字状态的人也相应地减少他的生态空间，这是荒谬的。”[9］120-121同样，生态公民的义务也不是无限的。“生态公民之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乃是由于生态空间的不公平分配。一旦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得到校正，生态公民的义务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体地测算和平等地分配每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拥有生态空间的数量，虽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难度，但是生态空间的概念确实为我们确定生态公民的生态义务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科学标准。

二、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公民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的政治结构以普遍人权和全球正义为基础，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满足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取向。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助手。生态文明的有机自然世界观突显作为整体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突现关怀、责任与和谐的价值，倡导理性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

这种全新范式的文明不会自发地出现。它的出现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现代公民就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基础。只有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识中加入生态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技艺）、制度和观念层面系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最终才能由理想变成现实。

作为生态文明的主体，生态公民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国家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拥有公民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了获得某些基本权利的资格。权利不仅为作为个体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间，还为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提供了一道保护性的道德屏障，使得个人能够免于他人或国家的干涉或伤害。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及其合法性基础。由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基本权利的合法拥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被称为普遍人权。人权的范围是逐步扩展的。第一代人权以政治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安全权等；第二代权利以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主体，包括福利权、工作权和教育权等；第三代权利以集体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与环境权等。根据对人权扩展历程的这一理解，环境人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

环境人权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而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的一项新的权利。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首次建议把“人人享有不损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环境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次年，欧洲人权会议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也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加以确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再次确认：“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环境意识在全球范围的普遍觉醒，环境人权已经成为一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共识，并逐渐被落实到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以及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

作为一项全新的权利，环境人权主要由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与程序性的环境人权构成。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主要包含两项合理诉求：一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环境善物（如清洁的空气和饮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等），二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环境恶物（环境污染、环境风险等）的伤害。程序性的环境人权主要由环境知情权（即知晓环境状况的权利）和环境参与权（即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明确认可并积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这些环境人权，是生态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国家要求权利的消极公民，也是主动承担并履行相关义务的积极公民。《人类环境宣言》在肯定人类对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环境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形式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特定义务有三类：一是遵守已经确立的环境法规，二是推动政府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三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从其性质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义务具有非契约性（不基于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对后代的义务不以后代的回报为前提）、差异性（那些对环境损害较大的人负有较多的义务）等特征。

生态公民还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密不可分。单个地看，公民的许多行为（如高消费）既不违法也不会对环境构成伤害。但是，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累积在一起，却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却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公民的消费方式对商家是否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对环境保护来说，公民的消费美德以及私人领域的其他美德（如节俭）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环保措施是有限的，环保法规的制定也比较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动行为，积极参与环保事业。这种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民间环保活动，二是推动政府加快环保立法。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离不开美德的支撑。

在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现代公民不仅需要具备传统公民理论所倡导的守法、宽容、正直、相互尊重、独立、勇敢等“消极美德”，还需具备现代公民理论所倡导的正义感、关怀、同情、团结、忠诚、节俭、自省等“积极美德”。生态公民的这些美德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创建的前提，也是这些制度体系得以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公民如果不能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美德，生态文明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难以长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大都具有全球性质。环境问题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许多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都是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起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与协作，单个国家的环保努力不是劳而无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以全球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全球意识的核心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种强调每一个人的平等价值、突现对每一个人的义务的价值观念。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传统的人类共同体观念，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义理念的不同表现形态。(注： 具体参见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和赫尔德的《世界主义：观念、现实与不足》（赫尔得、麦克格鲁编的《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强调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强调平等地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强调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边界在法律和道德上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战。国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权利和责任的边界。

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基于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只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事实。在确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国家界限并无决定性的道德意义。作为整体的人类才应当是我们认同的首要对象。[4]因此，世界主义强调个人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强调人类成员之间的价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义务、彼此关心和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负有义务的同胞来看待，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责任。

生态公民清醒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维度。他们不再把国家或民族的边界视为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而是在世界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倡导全球民主与全球正义。具有世界主义理念的生态公民不仅关心本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积极地关心和维护其他国家之公民的环境人权，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一方面直接参与各种全球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致力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

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是全球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平衡、不对称的进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给全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尚未得到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将有效地弥补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对跨国公司不关心全球环境的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全球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是引导跨国公司最重要的“选票”。强大的全球环境NGO是推动和引导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义理念之生态公民在全球市场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选择和承诺将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第四，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健全的生态意识是准确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的统一。生态科学知识是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意识的灵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人们才会有足够的道德动力去采取行动，自觉地把生态科学知识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价值观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发动机和牵引器。

整体思维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两个重要特征。整体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依赖单纯的技术路径。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创新，更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相应变革。环境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环境破坏问题，它与贫困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等密不可分。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构成了复杂的“问题群”。对于这些问题群，必须采取综合的治理措施。环境保护所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只有同时调整好这三种关系，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整体主义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复杂的有机联系。人类对生态系统之整体性、变化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时，必须要遵循审慎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要为后代人的选择留下足够的安全空间。

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人类依赖自然提供的空气、水、土壤和各种动植物资源而生存。现代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直接依赖程度，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这一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神奇而美丽的自然还能抚慰人类创伤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对于这样一个养育了人类的自然，现代公民应怀有感激和赞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认可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对自然顶礼膜拜，也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臣民和征服对象，而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与环境人权并不矛盾。人们对之享有权利的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构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态服务”。作为整体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对环境人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保护了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环境人权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总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公民的培养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加以重视。



参考文献：

［1］WILLKYMLICKA,WAYRENORMAN.Return of the citizen: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J］.Ethics, 1994(104):352.

［2］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条件［M］.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3］DOBSON A.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辛格.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M］.应奇,杨立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71-181.

第二篇：生态公民论的论文

摘 要：生态公民理论是20世纪末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态公民理论，继而从生态文明视野的角度阐述了生态公民的四个重要特征：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

关键词：公民身份；生态公民；生态文明；世界主义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ヽ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Key words: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起

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和诺曼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话题是社会正义，80年代讨论较多的是社群与社群成员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论的焦点则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国学者斯廷博根也认为，公民、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和问题，如贫困、族群认同、跨国移民、女性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似乎都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视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研究氛围也蔓延到了环境政治、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领域。生态公民问题逐渐成为这些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从生态公民理论角度探讨环境保护问题的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和出版，成为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景观。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发表的“迈向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是较早探讨如何理解生态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该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态公民概念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扩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享有者资格的问题。根据自由主义公民理论的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以及动物。例如，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就认为，动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动物）和人一样，也是生命的主体，是内在价值的拥有者，因而，它们和人一样，也是基本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的拥有者。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未来后代，这是权利扩展运动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但是，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和非人类存在物，超出了正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应用范围，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们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在这方面走多远，这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167

第二种模式是扩展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和资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公民的美德、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忠诚、责任与义务。根据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义的生态公民理论强调扩展责任范围的重要性；它要求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自然的进化。

第三种模式是扩展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身份理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综合，既关注生态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更强调生态公民身份的全球维度。斯廷博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全球生态公民。第一种是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这种生态公民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维度，承认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全球合作与联合国体制对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主张改革现有的国际关系，加强并改善联合国在解决全球事务方面的功能与职能。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就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因而，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具有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第二种类型的生态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说全球改革者关注的是对全球环境的管理与控制，那么，地球公民关注的则是对地球的关怀和关爱。地球公民强调地球作为养育者、作为栖息地、作为生命之根、作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对地球充满感激之情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来，扩展权利主体范围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而扩展责任范围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扩展责任范围的生态公民模式试图在参与的基础上与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是单纯的责任扩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参与为核心的责任观念与强调关怀地球的地球公民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公民理论。[2］173

英国学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与环境》是迄今最为系统地探讨生态公民理论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导论”说明了研究生态公民理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义”，从全球化的非对称性影响出发，分析了“对话型世界主义”和“分配型世界主义”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义的必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种类型”，分析和说明了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后世界主义的公民理论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态公民”，详细阐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义生态公民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章“自由社会的环境可持续性”，探讨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问题。第五章“公民、教育与环境”，从自由主义角度为英国政府把“生态公民教育”纳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程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和说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态公民是后世界主义公民的典范。生态公民理论拥有后世界主义公民理论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强调责任而非权利，而且，这些责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迥然有别。后两者所理解的责任主要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互惠性的责任。其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不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都应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规范，因为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行为（如家庭的消费模式与个人的生活习惯）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则认为，公共的道德规范只适用于公共领域，不适用于私人领域。再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核心构成要素。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只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认为美德对于自由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节制、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等。这些美德与军事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具有明显的阳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领域的美德。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关怀、同情等）既包括公共领域的美德也包括私人领域的美德；这些美德是阴柔性的，与军事活动无关。最后，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则是超越了国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态公民与我们自己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因而生态公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民。作为生态公民，“我们不仅对彼此是陌生的，而且对彼此的生活地点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态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与环境》一书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根据“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来理解生态公民之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内容。生态足印指的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时所消耗的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生态空间既包括我们所消耗的物质产品的数量，也包括需要用来吸收废物的自然空间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平等分配的原则来确定每一个人或共同体可以合法享有的生态空间的总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足够的、与他人同等的生态空间。多布森认为，从全球范围的角度看，生态空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们留下的生态足印也是有差别的，因而，生态公民所负有的生态义务也是有差别的。“只有这样一些人才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生态空间，以致妨碍或损害了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人追求他们的重要目标的能力。”[3］120由于一个人留下的生态足印会影响到其国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来的人们，因而，一个人对其他国家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负有道德义务。多布森指出，生态公民的义务不是对称的。“如果我的生态空间超过了可持续的规模，那么，我的义务就是减少我的生态空间。要求某个在生态空间方面处于赤字状态的人也相应地减少他的生态空间，这是荒谬的。”[9］120-121同样，生态公民的义务也不是无限的。“生态公民之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乃是由于生态空间的不公平分配。一旦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得到校正，生态公民的义务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体地测算和平等地分配每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拥有生态空间的数量，虽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难度，但是生态空间的概念确实为我们确定生态公民的生态义务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科学┍曜肌＊

二、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公民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的政治结构以普遍人权和全球正义为基础，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满足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取向。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助手。生态文明的有机自然世界观突显作为整体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突现关怀、责任与和谐的价值，倡导理性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

这种全新范式的文明不会自发地出现。它的出现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现代公民就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基础。只有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识中加入生态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技艺）、制度和观念层面系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最终才能由理想变成现实。

作为生态文明的主体，生态公民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国家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拥有公民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了获得某些基本权利的资格。权利不仅为作为个体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间，还为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提供了一道保护性的道德屏障，使得个人能够免于他人或国家的干涉或伤害。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及其合法性基础。由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基本权利的合法拥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被称为普遍人权。人权的范围是逐步扩展的。第一代人权以政治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安全权等；第二代权利以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主体，包括福利权、工作权和教育权等；第三代权利以集体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与环境权等。根据对人权扩展历程的这一理解，环境人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

环境人权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而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的一项新的权利。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首次建议把“人人享有不损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环境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次年，欧洲人权会议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也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加以确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再次确认：“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环境意识在全球范围的普遍觉醒，环境人权已经成为一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共识，并逐渐被落实到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以及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

作为一项全新的权利，环境人权主要由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与程序性的环境人权构成。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主要包含两项合理诉求：一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环境善物（如清洁的空气和饮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等），二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环境恶物（环境污染、环境风险等）的伤害。程序性的环境人权主要由环境知情权（即知晓环境状况的权利）和环境参与权（即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明确认可并积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这些环境人权，是生态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国家要求权利的消极公民，也是主动承担并履行相关义务的积极公民。《人类环境宣言》在肯定人类对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环境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形式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特定义务有三类：一是遵守已经确立的环境法规，二是推动政府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三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从其性质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义务具有非契约性（不基于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对后代的义务不以后代的回报为前提）、差异性（那些对环境损害较大的人负有较多的义务）等特征。

生态公民还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密不可分。单个地看，公民的许多行为（如高消费）既不违法也不会对环境构成伤害。但是，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累积在一起，却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却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公民的消费方式对商家是否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对环境保护来说，公民的消费美德以及私人领域的其他美德（如节俭）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环保措施是有限的，环保法规的制定也比较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动行为，积极参与环保事业。这种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民间环保活动，二是推动政府加快环保立法。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离不开美德的支撑。

在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现代公民不仅需要具备传统公民理论所倡导的守法、宽容、正直、相互尊重、独立、勇敢等“消极美德”，还需具备现代公民理论所倡导的正义感、关怀、同情、团结、忠诚、节俭、自省等“积极美德”。生态公民的这些美德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创建的前提，也是这些制度体系得以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公民如果不能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美德，生态文明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难以长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大都具有全球性质。环境问题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许多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都是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起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与协作，单个国家的环保努力不是劳而无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以全球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全球意识的核心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种强调每一个人的平等价值、突现对每一个人的义务的价值观念。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传统的人类共同体观念，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义理念的不同表现形态。(注： 具体参见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和赫尔德的《世界主义：观念、现实与不足》（赫尔得、麦克格鲁编的《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强调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强调平等地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强调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边界在法律和道德上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战。国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权利和责任的边界。

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基于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只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事实。在确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国家界限并无决定性的道德意义。作为整体的人类才应当是我们认同的首要对象。[4]因此，世界主义强调个人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强调人类成员之间的价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义务、彼此关心和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负有义务的同胞来看待，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责任。

生态公民清醒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维度。他们不再把国家或民族的边界视为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而是在世界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倡导全球民主与全球正义。具有世界主义理念的生态公民不仅关心本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积极地关心和维护其他国家之公民的环境人权，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一方面直接参与各种全球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致力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

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是全球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平衡、不对称的进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给全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尚未得到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将有效地弥补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对跨国公司不关心全球环境的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全球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是引导跨国公司最重要的“选票”。强大的全球环境NGO是推动和引导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义理念之生态公民在全球市场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选择和承诺将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第四，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健全的生态意识是准确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的统一。生态科学知识是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意识的灵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人们才会有足够的道德动力去采取行动，自觉地把生态科学知识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价值观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发动机和牵引器。

整体思维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两个重要特征。整体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依赖单纯的技术路径。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创新，更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相应变革。环境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环境破坏问题，它与贫困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等密不可分。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构成了复杂的“问题群”。对于这些问题群，必须采取综合的治理措施。环境保护所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只有同时调整好这三种关系，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整体主义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复杂的有机联系。人类对生态系统之整体性、变化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时，必须要遵循审慎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要为后代人的选择留下足够的安全空间。

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人类依赖自然提供的空气、水、土壤和各种动植物资源而生存。现代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直接依赖程度，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这一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神奇而美丽的自然还能抚慰人类创伤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对于这样一个养育了人类的自然，现代公民应怀有感激和赞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认可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对自然顶礼膜拜，也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臣民和征服对象，而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与环境人权并不矛盾。人们对之享有权利的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构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态服务”。作为整体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对环境人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保护了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环境人权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总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公民的培养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加以重视。

第三篇：论公民意识

论关于学生的公民意识

应用生物技术1201，黄健，201230420031

5公民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自我意识。具体地说，就是公民对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使自己树立起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对了整个民族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主要讨论学生关于公民意识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培养公民意识。

一． 公民意识的具体内涵

1.主体意识。

即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存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价值、责任和义务, 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等等。

2.权利和义务意识。

公民在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的同时, 还必须相应地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2.民主和平等意识。

公民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关注和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权利。遵循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4.公德意识。

它主要调节公共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关系, 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四篇：心理学论纲

心理学论纲

在古代的印度和中国，各大宗教的思想家通过对经典的微言大义加以诠释和组织建立了一系列体大思精的形上学体系。在近代中国，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因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获得了新生。以唯识学的观念诠释儒家原典《周易》，熊氏成功地将作为东方思想之两大支柱的儒学和佛学结合在一个浑然天成的理论系统之中。概而言之，新唯识论以为

作为本心的纯白之意在沾染感性经验的客尘后即迷以逐物，由此将思绪湍飞的内宇宙混同于森然万象之外宇宙；本心一旦与经验记忆相合即生“辟”与“翕”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势用:辟势表达为发动意识行为的隐微的意向性，翕势则显示为赋予纯白之意以形质的理性阀限；只有即流行而识主宰，于迹象而证真常，方可领略本体寂而能化。静而谲变的复杂面相。冯特以来的现代心理学之主流注重观察者与观察物的分离，而传统的东方心性论只以观察者的主观内省为依归——前者主要研究普通的心理现象，后者则大量涉及特殊的宗教经验。作为东方心性论之大成，新唯识论的整个理论系统象是结合著精神分析学的人格结构学说进行现象学的心理描述——由灵明悟性所体验的本体浑然至善，不同于情欲沸腾之“伊德”，故而可为个人灵魂解脱的依据；而解释意识行为的翕辟成变论又兼摄意向之张与理性之敛，较之纯任辟势的意向性学说更为严谨周密。我将尝试以西方心理学的的形式改造新唯识论，进而以之为核心将这一独特的思想体系扩展至文科的其他分支领域。

在弗罗伊德之前，崇尚理性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倾向将忆想思维的醒位视为自我的本然状态；与之不同，东方人在《易传》和《奥义书》的时代即已意识到醒位只是更为原始的熟眠位在结合经验记忆之后的异变形态。在无梦的熟睡中，“我”回到了闻见未染。思维断灭的原初状态；此时，作为本心的纯白之意因蜕去感性经验的外壳而呈现本来面目，只以无知之知证会无相之相。寂然不动的主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醒觉之后，“我”即依止外在闻见和先前意识以历时顺序熏染而成的经验结构展开思活动--清醒状态下的意动深受经验理性所含藏的翕势之牢笼。思之时犹如心灵之眼的内自我实为感性经验隐含的五识之见分在意识宇宙所投射的幻影--它认同外在的五识身，从而凭藉经验记忆计度分别种种名相及其实指。形象的感性经验属于时空之中的个体生命，而抽象的名言符号则属于包含无数跨越时空之个体的文化生命——在忆想思维的过程中，后者必以前者为依托。“我”所以能在思考时熟练地使用“房屋”这一名言是因为个人的经验记忆含有不计其数的楼房屋舍的具体印象。外在的五识身须以意志克服肉体的惰性才能站立起来，而作为五识见分之幻影的内自我亦须以相同的意志克服精神的惰性才能展开忆想思维。就寝之后，随著支撑五识身之意志的消失，伸张的辟势终于挣脱翕势的约束--当此之际，“我”犹如松弛的弹簧，开始在自动力用的牵引下进入光怪陆离的梦境。意识清醒时，主体每以情节完整的事件为记忆的单元；职此之故，在全整的经验结构解纽的梦幻中，意动的惯性总是自然而然地接著偶尔呈现的念头编织可为“我”接受的故事情节。这是当事人向自己讲述的故事，所以“我”时常作为主人公出现于形形色色的梦中——主角为第一人称的小说似乎源于相同的心理机制。梦境呈现时，辟势极度膨胀，但仍受制于先前的梦幻内容。经验记忆的抽象理路以及与当下意念密切相关的记忆片段。梦中之“我”误以先前的梦幻内容和与之相衔的脱序的记忆片段为全整的经验结构，故而总是执幻为真，将心意识变显得虚无飘渺的境相认作客观实际。一旦苏醒过来，君临全整的经验结构的主体即刻证知梦之为梦。

本心犹如蕴含丰厚的种子，由经验记忆之滋养发育成长，形成因人而异的人格气质。多血质的人翕辟二势均甚强旺——辟势始终居于主导，在与翕势和谐互动的过程持续产生敏锐而灵活的应变心智。胆计质的人则辟势强而翕势弱，意向之张与理性之敛难以协调和合。是故主体时常因外部刺激而失控，爆发短促而激烈的情绪反应。作为心理活动之理性阀限的翕势在外倾性气质中处于被动的客位，而在内倾性气质中则进据能动的主位。黏液质的人翕势强而辟势弱，理性的过度抑制造成保守闭锁的心态。表现为性格内向，对外部刺激反应迟钝。抑郁质的人一如多血质的人翕辟二势均甚强旺——只是翕势居于主导，不断引诱辟势逆向发用。反映在心理活动上则是沉郁而深刻的情绪反应。就个人心智发育而言，幼年时代辟盛于翕:此时，内心浑沛的意蕴使“我”耽于幻想，不务实际；而言谈举止则天真浪漫，无所绳检。理性的抑制力随著经验的累积日益成长，到了成年时代一变而为翕盛于辟:当此之际，“我”遇事每能深思熟，斟酌利害；而言谈举止则老成持重，不逾规矩。幼童所以长于记忆是因为纯白之意黏附感性经验与意识内容的能力较之外敷经验结构之意为强，成人所以长于理解则由于以名言为载体的抽象思维须以经验记忆所含具体印象为依托。形象的“花卉草木”乃个体生命之记忆，而抽象的“花卉

草木”则为文化生命之记忆。芸芸众生皆由语言文字之视听濡染外在的文化意蕴，而唯有人类中的天才方能经深刻的内心体验与文化生命融为一体，进而使之生发全新的意蕴。成人凭其经验理性懂得只有以意志节制童稚的冲动才能获取长远的利益。这追逐个体利益的“理性心态”在有著千百年历史的文化生命看来可能仍然无异童稚的冲动。文化生命先是以内化于心的道德观念

告诫它的成员勿妨群体福祉，如若无效则只能以代表其意志的礼法令加以节制。

我们对翕辟成变的机制已有粗略的认识，若欲深入探究内宇宙的奥秘就唯有具体分析意识层面变化密移的心所或心数。心所依其性质可分为意指对象明确型与意指对象缺如型两类——前者包括妒、谄、讹、乔(做作)、惊、惧、忧、疑、悔、喜、怒、爱、恶等十三数，后者则包括苦、烦、痴、羞、惭、哀、乐、贪、悭、谦、傲、懈怠、精进等十三数。

妒数:认同外在五识身的内自我自觉有与某公争锋的某种资格，而实际表现却不如对方，遂将自伤之感转化为怨憎意指对象的情绪。妒数翕辟二势均甚强旺。

谄数:内自我出于自利的目的思忖应如何讨好意指对象——“谄”指心态而非行为。此数呈现时主体浮上下意识表层的经验结构，是故翕势炽盛，完全牢笼了辟势。

讹数:自我思量应如何掩盖真相或歪曲事实以欺瞒意指对象，从而使自己获得利益。此数翕辟成变的机制略同谄数。

乔数: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将不可告人的动机加以掩饰以缓和内心的紧张与不安--这不可告人的动机多属违背社会公德的利己心思。乔数翕盛于辟一如谄、讹二数。

惊数:与个人经验理性相矛盾的信息突然呈现，使“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震动。此时，翕势的突发性紊乱造成辟势急剧收缩，由此生发短促而强烈的心理反应。

惧数:主体对意指对象危害自身的可能感到紧张。辟势因“我”之不安开始向内收缩，而心理反应的强度较之惊数则有所不及。

优数:主体因自身或与之相关的人事前景难侧而感抑郁不安。此数翕势较盛，压迫辟势向内收缩，而心理反应的强度较之惧数则有所不及。

疑数:“疑”常与“惑”联用，实则含义略有不同——内自我感到记忆中的特定状况或与事实不符为“疑”，而对特定状况是否属实把握不定则为“惑”。此数翕盛于辟，与思量之相相伴而生。

悔数:“我”对以往错误决策造成的后果深以为憾，但愿时光倒流，能有机会重新作出抉择。此数翕辟成变的机制略同忧数。

喜数:主体由意指对象感觉轻松快意为“喜”。当此之际，伴随辟势之伸张，内自我忽然解脱了翕势造成的凝重氛围--因伸张力度不同而又“稍喜”、“大喜”之别。

怒数:主体对意指对象宣泄强烈不满为“怒”。当此之际，辟势借助发作之势突破了理性的抑制阀限--因发作状况不同而有“愠怒”、“狂怒”之别。

爱数:指内自我将依恋之感倾注于特定的意指对象，与喜数之区别在于前者无我而后者有我。此数一旦呈现，主体即可领略辟势和缓伸张带来的难以言传的温暖之意。

恶数:指内自我对意指对象怀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拒斥心理。此数一旦呈现，主体即可领略与辟势收缩相伴生的某种近乎生理反应的不适之感。

苦数:心意未遂引发某种类似味觉之苦的抑郁情绪，其形状平缓而持久。此数之辟势因所愿为翕势否决被迫收敛，使得主体深感不适。

烦数:内自我因难忍记忆中的特定情境而不安于位。此数之翕辟二势相互讦格，由此破坏了各自稳定的性状。

痴数:内自我因精神过于专注而对外界信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数翕势甚盛，而生发者仅为经验结构的某一狭小区域。

羞数:对人际交流有恐慌感，“我”希冀能在闭锁的环境里单人独处。羞数呈现时，辟势在翕势的引诱下向内和缓收缩。

惭数:因良知的谴责而不安于位，“我”直有无地自容之感。羞。惭二数之区别在于前者对人而后者对己。惭数呈现时，辟势在翕势的刺激下逆向伸张。

哀数:念及自身不幸的际遇，内自我不由得兴起强烈的自伤之感。哀数的成因是辟势逆向伸张造成下意识深层的波动。

乐数:瞬间解脱经验理性的束缚，内自我感到了难以言说的精神上的松弛。乐数的成因是翕辟交运的紧张状态由特定的因缘忽然化为乌有。

贪。悭二数:主体对记忆中不属己有的物事执著不舍为“贪”，对为己所有的物事执著不舍则为“悭”。前者之辟势在翕势的引诱下向外伸张，后者之辟势则在翕势的压迫下向内收缩。

谦。傲二数:主体对自己的评估低于实际为“谦”，高于实际则为“傲”。前者之辟势因文化教养之裁抑向内收缩，后者之辟势则由自然本能之激发向外伸张。

懈怠。精进二数:“我”当困乏之际即随松弛的意志进入休眠，而在神旺之时则由凝聚的意志苏醒过来——这一生理特征在清醒状态下表现为一对相反相成的心所。翕势所含惫怠懒散之根性在前数中引诱异化为内在意志的辟势持续松弛，而在后数中则激发其不断增强。

最后探讨的是信仰。认知。艺术创作及审美等人类基本的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通常包括创教者。经典。信众三个有机层次，在经典与信众之间或者尚有作为其媒介的僧。创教者以独特的人格塑造了宗教信仰的原初形态，这意蕴浑沛的精神生命在其肉身羽化后即依托经典长存天壤，成为千千万万信众确立正信的依据。当真诚的信众由经文之指引证会创教者不死的生命时，他们开始因内心的感动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最原始的“我”融入这玄妙莫测的意蕴中，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的满足。在宗教系统中，信众并不总是被动的接收者，有时也作为能动的一方参与信仰的塑造。比如，佛教的观音和天主教的圣母在各自宗教的经典中并不突出，但因信众对于母爱的心理需要而分量陡增，一跃而为地位尊崇的主神。在信仰兴起之际，伸张的辟势煽起人们追求真知的热情——对教义的执著不可避免地导致派别的纷争和新宗的创生；而当信仰衰弱之际，凝敛的翕势则造成求同存异。不求甚解的风气——社会人心因像法的流行变得理智圆滑而无所执著。信仰源于对下意识深层本心的体验，而认知则无法脱离表层的经验结构。认知行为发生时，“我”必专注于特定的经验记忆并以名言的形式对隐含其间的问题加以思索——实质是在下意识的意蕴中寻求与之对应的所以然之理。是故认识的真伪不仅系于记忆所储相关信息的可靠程度，而且还与思维的过程中翕辟二势的强弱密切相关。炽盛的翕势使“我”思周全，由此避免了错误的出现；强旺的辟势则使“我”灵感泉涌，时能开拓全新的思路。就认知方式而言，文理两科即因学术性质的差异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鸿沟。理科的进步端赖实验观测的成果——肉眼可视空间的超越带来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信息，而翕势日新月异的更新则使得辟势不得不被动地随之发用。感性经验永远居于无可争议的裁判地位，“我”之论断未经自然或人为之“客观实际”的检验便不得认以为真。与之不同，文科所研究的是与人之类存在紧密相连的人文现象——唯有当其中的文化意蕴融入本心时，遍计所执之“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若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处理文科问题，则人文精神必然沦为一如自然现象的死物。文科在性相上似乎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而与后者较为邻近。没有什么比艺术创作更适于表现人类的精神自由。当“我”沉浸于创作的迷狂时，辟势挥洒自如地借用经验记忆的素材变现出令记忆感到陌生的美妙意境——并未赋闲的翕势则麻醉了自己清醒的意识，只以恍惚记得的经验印象的条理帮助搭档合理布局。可以说真正的艺术创作总是一方面超越了生活的经验而在另一方面又不违生活的常理。艺术创作乃本心之外在显扬，艺术鉴赏则为本心之内在体验。主体在感知艺术作品的外观时必然驻于下意识表层的经验结构，而当生起美感之际已由它所体现的文化意蕴回到了自己无思无为的内心深处——这一过程发生于刹那之间并且一再重复，使“我”得以不断重温返朴归真的精神快感。“美”作为高尚的精神享受从不拒斥较之低级的感官享受——带来感官愉悦的未必同时带给“我”美感，但带给“我”美感的却往往同时带来感官的愉悦。唯有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灵魂才能与意蕴深厚的艺术作品发生相互之间的精神交流--此即普通所谓审美经验。（好范文整理）

第五篇：人生发展论纲

人生发展论纲

多察 多思 多问 多学 多练

能创想 能实现 能乐享 ；不自欺 不自弃 不迁怒

有大才 会小技

人可以通过把自然世界转化为一个人为世界,从而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得到满足。人的这种创造力量,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人的潜能的发展。

人生发展研究所追求的是:努力使人在一生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健康、和谐、全面地发展,使人生发展达到最优化水平。在哲学层面上的人生发展研究,最为关注的是人生的自我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生发展的现实条件。

一个缺乏生命活力的人,不可能指望他有什么创造,全面发展是多方面的发展,是要使人多才多艺,在热情、性格方面也是巨人。

人生全面发展的内容包括身体与心理发展、情感与道德发展、认知与智力发展。

人生发展的现实条件主要有: 营养、环境与交往,科学、教育与职业,经济、政治与文化。1.营养、环境与交往

人生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吃饭。食物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全面,取食方式由生到熟、由无时无量到定时定量,都体现了人的智慧发展。一个人一生的营养好坏,直接影响其智力和体力的发展,而且与情绪也有关系。多吃鱼虾使人聪明,多吃蔬菜使人长寿,多喝牛奶使人长高,全面补充维生素使人抵抗力增强。好的营养是平衡、全面的营养。食物营养的合理摄取,是人生发展的首要条件。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生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往是劳动生产的需要,也是感情生活的需要,更是能力发展的需要。人的系统是开放的,自我封闭必将自取灭亡。

2.科学、教育与职业

人类创造了科学,科学又促进了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人生的发展程度。

人类文明的延续,要靠教育,“教育是传递人类积累的知识中具有永久不朽价值那部分的过程”。⑨教育在人生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劳动创造了人,职业发展了人。职业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是人生发展的途径。不同的职业对人生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是造成人片面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的能力不够全面,因此现在职业的选择尚不能随心所欲,受到的限制还很多。市场经济有利于职业流动性的增强、职业与人的合理匹配,这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促进人生的发展。

3.经济、政治与文化

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人生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现实基础,它造成了人的新的本质力量、新的需要、新的观念。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人生摆脱了对狭隘的民族、地域的人际关系的依附,使人的社会性、普遍性、自主性进一步提高。

社会政治制度是人们生活的框架和秩序,构成人的现实世界,是导引社会发展的“软件”,是人生发展的平台。我们要消除束缚人生全面发展的制度弊端,发展民主政治,建立一种公平、规范、法治的社会生活秩序。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创造人。人总是处在一定的文化之中,而不同性质的文化对人生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先进的文化能够引导人健康向上,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因此先进文化的传播,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现实条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第85～86 页

情感对于人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激化、动力功能。狄德罗说过:“情感淡泊使人平庸”“ 只有情感,而且只有伟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情感可生发为激情,使主体产生改造客体的欲望和能量。二是认识、预测功能。亚里士多德说过,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它以特殊的情绪形式预见未来。情绪构成主客体分化的必要条件,也构成认识发生最直接的材料。

三是评价、选择功能。情感在评价过程中起着内部监控作用,同时直接控制着主体行为的选择。

四是享用、保健功能。快乐情绪可增强人的自信和能力,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身体健康,享受到做人的乐趣。

五是艺术、审美功能。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审视自己、塑造自己、美化世界,使人的世界艺术化。艺术是交流人的感情的工具,是个体与类的沟通,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人生理想的表述。人的审美情感发展了,使我们这个人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色彩,使生活更富情趣,这就是达到了艺术人生的境地。

审美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并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惯。”[1]他认为通过美的熏陶,可以使青年形成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他们的“性格变成高尚优美”。（柏拉图.理想国[A].文艺对话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4.黑格尔曾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首先,审美能够解放人的本能欲望并使之提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会产生各种欲望、情感和需要,这些欲望、情感和需要受到抑制,得不到满足,会使人感到痛苦和压抑,如果长期郁悒得不到及时的宣泄,还会损害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因此,寻求满足,宣泄痛苦是人作为生物自卫的一种本能。但是这种本能欲望和需要的满足,却是以牺牲心灵的自由为代价,它常常伴随着现世主义和享乐主义,它用基于个体意义的快乐原则取代了具有社会意义的理想原则,它把世界看成一个纯粹的物的世界,人完全成为物的奴隶。而在审美活动中,情欲脱去了粗俗的外衣,超越了现实的利害关系,以审美意向的形式出现,以虚拟的形式打动人的心弦,从而使人的情感摆脱了本能欲望的压抑,得以正当的疏导、宣泄,无害地释放。同时,审美教育可以使人类的情感得到升华。审美活动使人的情感形式从生理的情感转化为审美的情感,使那些小我的、带有生物性的情感提升为渗透着理性和社会性的高尚的情感。

其次,审美能超越利害关系,提升人们的生存境界和人生态度。功利和超越历来是构成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元素,它表现为是以某种物欲尺度为核心、以现实功利生活为目的的生存态度,还是以精神尺度为核心、以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为目的的生存境界的追求。功利生活是一种基于生物需求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它具有不可取消的合理性,功利生活的追求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功利生活的追求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黑格尔所谓的“恶”的历史作用就是这个意思。但功利生活追求的毕竟是一种世俗的幸福,并非人的终极幸福感,更无法使人进入高尚、纯净的精神领域。审美之所以能够提升人们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就在于它使人的活动超越利害关系。康德在“美的分析”中通过对审美判断质和量两方面的考察,提出对美的鉴赏是不以利害关系和不需要凭借概念而普遍使人愉快的判断。这样,他就把超越欲望和理性强制的“自由愉快”当作审美判断与科学和伦理判断的区别。当然,康德并不否认审美判断的“目的性”,但康德强调这种目的性只能从“在那构成我们生存的终极目的、道德使命”中去寻找。[6]席勒也提出审美乃是人对世界的观赏,观赏意味着不带功利目的,无所为而为之的直观对象。在这种审美的观赏中,人不再以功利的态度对待对象,人性不再是片面的、单调的、分裂的人性,人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人的世界。正如王国维所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美可以使人忘记利害,进入高尚、纯洁的精神领域。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提出:“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生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7]蔡元培身体力行,把美育作为现代性人格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美育代宗教,让美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人生境界。（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49-150.[7] 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221.再次,审美活动中的同情和共鸣,能够缓解和消除现代文明中的紧张和冲突,从而改善人的生存状态。随着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愈演愈烈。知识霸权、技术统治不仅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强大压力,而且在种族之间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严重危害到整个人类的普遍生存状态。当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但从审美方面来看,审美活动中的同情和共鸣蕴含着沟通、理解和对话,在消解种族间的紧张和对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审美活动能够突破语言和功利的限制,可以使人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情感的平和使个体意识到人类在情感上的相通,可以消除自我和他人的界限,理解他人的体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审美化、诗化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中,精神的品性得到充分的张扬和升华,生命的价值得到完整的体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借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来表达这种生存境界。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审美的生存。学会了美的活法,进入了美的境界的人,就会超越物利的困扰和人生际遇的羁绊,即使处于困境,也悠然自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犹如老庄哲学所追求的恬淡寡欲,返朴归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才能具备美的心境,美的人格,才能活得洒脱,进而使人发现宇宙人生诸多新鲜有趣的东西而使生命充满活力,使人从“自然的限制”超脱出来而摆脱低级趣味,达到较高的人生境界。

自我决定论

自我决定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Deci Edward L.和Ryan Richard M.等人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具有先天的心理成长和发展的潜能。自我决定就是一种关于经验选择的潜能,是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个体对行动所做出自由的选择。自我决定的潜能可以引导人们

从事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这种对自我决定的追求就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

如果人们感到自己是优秀的、有归属感和自主感,就产生自主性如调节。人们只有处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遵循自己的意愿、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都不受外界束缚的环境时,才能对外在规则进行有效的整合。

一个具有高水平自主定向的人倾向于表现出自我创新、寻求有趣的和有挑战性的活动,勇于承担责任。控制定向是指一个人倾向于受报酬、限期、结构(structures)、自我卷入(ego-involve2ments)和别人指令的控制。一个具有高控制定向的人对报酬或别人的控制易形成依赖性。他们更容易与别人的要求而不是自身的要求取得一致。具有高控制定向的人容易把财富、荣誉和其他一些外界的因素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非个人定向是指一个人相信对满意结果的获得是个人无法控制的，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幸运或运气的产物。他们是漫无目的的，价值观和智慧合在一起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周泓等:斯腾伯格的智慧平衡理论述评

智慧的心理加工基础

就加工的执行次序而言具有循环性和可变性。这些加工是斯腾伯格已讲到过的思维元成分,它们包括: A)认识到存在着的问题;B)定义问题的性质;C)表征关于问题的信息;D)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E)合理分配解决问题的资源;F)监控问题解决;G)评估与问题有关的反馈。

青年发展

新白领的“新”是相对于他们的前辈———姑且称之为传统白领的。改革开放后最早获得高收入的外企雇员，是中国最早的白领阶层，眼下的“传统白领”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他们的延续。当外企雇员以其新鲜和独特的身份拥有清新的工作环境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时，在人们眼中，他们的特征往往外化为：整洁的衣着，自信的笑容，快节奏的步伐以及相伴于他们的身上的信用卡、VIP卡、手机包等等，此外还表现为另外一些消费品：比如价钱不菲的高档时装、时装杂志，手提式电脑、商务通乃至私人轿车之类，这些东西代表了一种高级、时尚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品质。人们关注传统白领的眼光，侧重于表象的物质层次，侧重于中国人最初受西方影响的“西化”的生活方式。

而眼下人们关注新白领的视角则已经逐渐“由外而内”，物质层面的东西淡化，更多朝向他们特立独行的品格和异于往常的价值取向，朝向他们的有些尖锐的行事方式。他们选择职业像结交朋友一样凭个人喜好，并且在心底里为这种独特而自豪，藐视权威和领袖；传统和稳定是可笑的“老土”观念；形式化的东西似乎总与他们作对，他们崇尙自由、快乐、平等，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做事目的直接；追逐时尚，但不照单全收。他们看起来比传统白领更自我，更享乐，更现实。打个比方，传统白领像个衣冠笔挺的绅士，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可能是“高雅”、“高尚”之类的。而新白领则有

点像不羁的艺术青年，气质前卫，挺生动。

新白领所从事的职业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科技含量、较复杂的职业技能、较高的收入等特点。具体来讲，新白领主要集中在以下职业范围；

1知识创新、科学技术业。包括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管理、制度、组织的创新活动等。

2人力资本形成业。包括教育、培训等。

3知识制造、传媒业。包括图书出版、报纸期刊、广告、文学、艺术、曲艺、影视、戏剧、音乐、广播电视、通讯、信息机械、打字机、计算机、现代通讯技术、自动控制系统、信号装置等。

4专业服务、咨询业。包括金融、法律、工程、建筑、物业、医疗保健、会计、审计及档案储存、贸易谈判、专门策划建议等。

5体育、娱乐、旅游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有条件参与体育、娱乐和旅游活动。

由此可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科技、知识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的社会，是一个商品价值创造由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的社会，人才和智力劳动的价值将会凸显，因此，这是一个年轻的时代。在知识呈几何级增长及迅速老化的时代，经验已经不再居功至伟，善于学习与创新，敏于接受新知才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为需要的素质。